北京之旅作文（推荐13篇）
风儿轻轻的吹，湖面轻轻的荡，我和爸爸妈妈坐在小船里，荡漾在在什刹海那幽静的水面上……――题记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的什刹海。这里风景秀丽，游人如织。大家有的在水面碧波泛舟，有的站在桥上欣赏美景，还有的坐在湖边下棋垂钓……
在我的提议下，我们一家人也坐在小船上静静地欣赏什刹海的美景。低头看那碧绿碧绿的湖面，波光粼粼，透过清彻的湖水，可以看到湖底的水草。放眼望远处，湖的四周座落着大大小小的中式建筑，长堤上竖起一个个大太阳伞，有不少人在那里休闲小憩。湖面上那成群的野鸭，有的在梳理羽毛，有的在捕食，时不时的扎个猛子;湖里有人在游泳，蛙泳、蝶泳、自由泳……看得我眼花缭乱。湖中央有个小岛，被荷花荷叶围绕着，岛上有许多垂柳，垂柳下面有一座小屋，是雕栏玉砌的古代建筑，红绿相衬，分外漂亮。啊，什刹海，多么和谐的景象呀!不知不觉中，下起了绵绵的细雨，更为美丽的什刹海增添了一份不一样的色彩。
社会学科的研究通常带有强烈的社会目的,以发现问题 (或假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三部曲。为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研究过程中,社会科学的工作者常常必须跨界,用到其他学科的工具或理论。如果研究者以跨学科的方式去看待问题,容易将自己限制在两门或几门相关的学科视阈内,无法展开大开大合的研究局面,难以兼容并包,也难以对问题有比较全面的理解和分析。而如果我们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问题本身,以分析、解决问题为惟一目的,此时就会模糊学科的界限,思维就会进入到“超学科”的状态。
“超学科研究”(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这个概念曾由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2005:53)提出,他认为超学科能使不同学科或研究框架之间的对话“有效吸收对方的学术逻辑”,因而成为自身革新与发展的资源。如果跨学科还存在学科界限,那么超学科则摈弃了学科界限,甚至没有了学科意识,紧紧围绕现实问题而展开研究。这样的视野无疑更具有高屋建瓴的意义,使得研究者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全知全觉的“上帝”,在现有的知识体系内兼容并包,去分析、解决社会科学中的问题。
本研究试图以“超学科”为主题,汲取话语分析、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尝试分析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发现中国:美食之旅(北京篇)》。以英国广播公司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拍摄了大量的中国题材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是西方受众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之一,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关注不多,本文将目光投注到西方国家的纪录片,关注“他者”视野中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剖析“他者”的话语策略和“他者”眼中的中国,探索对于中国对外传播策略的启示作用。
一、《发现中国:美食之旅(北京篇)》介绍
《发现中国:美食之旅》(Exploring China:A Culinary Adve nture)是专题系列纪录片,由爱玛·皮切(Em m a Pe ach)导演、“中国菜教父”华裔名厨谭荣辉与华裔主持黄瀞亿联合打造的美食纪录片,片子以美食为主线,也谈及中国的风土人情和现代风貌,试图通过美食探寻中国最深处的灵魂。这一系列纪录片一共四集,分别为北京篇、成都篇、云南篇、广东台湾篇。
《北京篇》为中国美食之旅的起点,两位海外华裔名厨探访北京的各类大小餐馆、寻常人家,学习并切磋厨艺,品尝各自做出来的美味佳肴。以地点的转换为线索,纪录片大致可分为八个部分:1.在平民饭店厨房做炸酱面;2.在最为著名的商业街王府井品尝南北小吃;3. 探访坐落于老胡同的一家在自家屋舍里开的餐馆,学做正宗北京烤鸭;4.早起去一家平民餐馆早餐———包子和肠粉;5. 到南锣鼓巷拜会华人美食作家刘金铃和做菜高手王董事长一起做饺子;6. 去北京郊区的韩氏夫妇开的农家乐品尝并学习农家菜肴;7. 和朋友一起到朝阳公园附近的菜市场挑选食材,到朋友居所做菜;8.到大厨大东师傅开的高档餐馆切磋厨艺。
两位华裔美食家 在英国名气都 很大。谭荣辉(Ken Hom),祖籍广东,父辈移民美国,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从小在美国长大。2009年6月,曾因为对饮食艺术的贡献(尤其是促进正宗中国菜在英国的流传)获得了英国女王颁授的大英帝国荣誉勋位(OBE)。黄瀞亿(Ching- He Huang),来自台湾,小时候随父母移居英国,在母亲教导下学会做中国菜,英国《泰晤士报》曾大幅刊登她的多道食谱,在英国几家电视台主持专栏美食节目,被英国人视为“民间中华美食大使”。就这两位大厨的名气和专业水准而言,英国广播公司所选取的这两位顶级人物足以吸引西方受众的眼球。
二、理论依据与待研究的问题
用批评话语方法来研究纪录片,似乎是跨界,但是事实上,纪录片本身就包含了社会批评的因素。纪录片(docum e ntary) 这一类型乃英国纪录片大师约翰·格里尔逊所命名,他创立的“画面加解说”模式至今仍是纪录片的主要表现形式。他认为纪录片有三大功能性的要素:教育大众、关注现实、表达诗意。虽然格里尔逊重视纪录片的美学价值,但他更为强调的是纪录片的社会责任,他认为“隐藏在纪录电影运动后面的基本动力是社会学的而不是美学的”(转引自福西斯·哈迪,2001:36),因此,在他的眼中,纪录片甚至担任了社会评论的教化功能。也就是说,纪录片潜在的这种社会功能决定了在拍摄制作过程中某种程度的主题先行和观点预设, 这就为批评话语的研究提供了挖掘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可能。
制作者对于图像的选择并非毫无来由。制作者既然要传播意义,向受众传递某些信息,就要使大部分资讯服从于这个主题和意义,必须由带有“特定含义的造型元素”构成画面 (周勇,2014:27)。表现在这部以中国美食为主题的纪录片中,油光黑亮的、正在翻炒的锅和红彤彤的炉火是标志性的图像;此外,在西方受众眼里,谭荣辉和黄瀞亿这两位华裔美食大师的东方血统也是标志,他们的“东方脸”代表了东方和东方的美食。
从客观地反映世界这一点初衷来看,纪录片和新闻话语有着本质上的相似性。艾特曼(Entman,1993b)在他提出的框架理论中曾明确阐述,记者或新闻机构常会有意识选择事件的某些方面,使被选择部分在文本中突显,达到他们想要的传播效果;富勒(Fowler,1991)认为符号的意义与利益、价值观与行为有关;费尔克劳夫(Fairclough,1992)认为话语不只是社会过程和结构的反映,话语还建构了社会过程和结构;梵·迪克(van Dijk,1988)进一步说明了新闻话语的本质, 尽管新闻话语理论上不具有直接意义的说服性,但是客观上确实存在间接意义的劝说意味。退一步说,即便新闻话语不以维护某种立场和观点为目的,但是记者和新闻机构有其本身的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的背景,这些背景无可避免地或隐或显地映射在新闻话语之中。
尽管格里尔逊认为,“取自原始状态的素材和故事比表演出来的东西更优美,在哲学意义上也更真实”(转引自福西斯·哈迪,2001:501),但是和新闻话语一样,任何素材的拍摄和剪辑都是选择的结果。一部好的纪录片,拍摄者、制作者对于拍摄内容的选择通常不仅为了描述主题的表面价值,而是为了更为有力地纪录主题的真实;纪录片对于细节的选择也并非仅仅为了展现自然的生活,而且要通过细节的并置创造性地阐释生活。但是,不管如何,这种所谓的记录主题的真实也好,这种创造性的阐释也好,都无可避免地烙印下制作方的主观态度和意识形态。
图像绝非如表象所呈现的如此直观,如此“不言而喻”, 在建构与解构的过程中,所指与能指的联结都必须经过意识形态的暗箱。这个纪录片的片头展现的就是这两位华裔美食大师类似于来到故土寻根的故事架构,这两张东方面孔走在北京的大街和胡同,尤其是黄瀞亿说着比较标准的“国语”和当地的北京民众交流十分通畅,在熙攘的人群之中丝毫不显突兀,他们在王府井品尝各种小吃,兴奋不已,黄瀞亿十分雀跃地边吃边解说,一双美目闪闪放光……这些视觉话语向受众呈现的是自然和融合,中国人走在中国的地方似乎是天生的和注定的,如同作为英国人走在伦敦的街头,美国人走在华盛顿或纽约的街头。
这种同理性营造出了一种“请君入瓮”的效果,很容易把潜藏在话语中的文化假设给忽略掉。事实上,文化倾向于表现主导者的利益;事实上,也只有拥有话语权的个体、机构和群体才有能力来进行媒介声音的传播和图像的发布;事实上, 话语权的拥有者会“善加”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来再现他们理解中的所谓客观现实,表达他们自己的愿望和诉求,维护他们的利益。
当前的世界,东西方国家之间仍然存在不少歧见和矛盾,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将对方互视为“他者”。形象背后隐藏的是认同感,相同的肤色、毛发、眼镜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意味着相同的文化和价值观。英国广播公司请谭荣辉和黄瀞亿做节目,谭荣辉和黄瀞亿在国外美食界的成功经历都暗含了这种由于形象而带来的认同感。伯克和莱辛曾将形象分为种族他者、社会他者和性别他者,他们认为,在人类的潜意识里,他者和我者的关系充满矛盾,他者即让我者恐惧,又受到我者的蔑视(转引自米歇尔,2012:152)。
而本研究的分析对象是文化意味非常浓烈的美食类纪录片。按常理论,食物本身不包含有任何倾向性,似乎和价值观之类的形而上的东西不存在交集。但是,既然说任何话语都隐含了态度,甚至意识形态,那么,接下来的两个问题是:1. 在这样一部以东方美食文化为主导的纪录片里,是否存在着偏见或歧视?2.如果存在偏见或歧视,制作方是如何呈现的?
此外,由于食物在文化中具有十分强烈的象征意义。对于人类的胃而言,食物不仅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而是我们的习惯,包含了民族的文化和根。这部美食纪录片的两位主角是离开中国故土的“离散人士”,对于他们而言,中国食物的象征性意义在哪里?这是本研究的第三个问题。
三、分析与讨论
英国文化理论家和社会学家斯图亚特·霍尔(Hall,1973) 曾提出了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他认为,受众对于文本的解读策略通常有三种:主导性(dominant)、协商性(negotiate d)、对抗性(oppos itional)。对于这类文化类的美食节目, 受众一般不会产生抵触心理,会接受其所传达的信息内容。基于这种主导阅读模式,一些受众可能对某些内容会有所保留而采用协商性解读模式。享用世界各地的美食符合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中国地大物博,菜系众多,口味、烹饪方法各有千秋,英国广播公司以这种喜闻乐见的题材来切入中国文化,实乃讨巧之举。在色香味俱全的画面间隙中,即使出现某些让受众不大同意或者难以接受的话语,对抗性模式恐怕难以启动,而更有可能的是,由于西方受众对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来自于媒体,反而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它所传达的信息。
在分析过程中,本研究观察到,此部纪录片以纪实为名, 还是透过美食,通过影像与声音的融合,传递了西方世界的倾向性态度和意识形态。本研究主要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吸收了语类的概念、语用学的礼貌理论、社会语言学的语言与身份建构的理论等,从下面四方面挖掘这部纪录片如何实现社会功能:1. 通过在叙述中混合广告语类和评论实现其广而告之的功能和植入其隐含的态度;2. 中国食物的象征意义表现在两位华裔美食家对于他们中国血统的身份认同上; 3.片中人物通过语码转换来表达负面的评价态度,表现出一种他们对于文化他者的排斥态度;4. 本部纪录片隐含的对于中国社会的批判体现了西方话语霸权。
(一)语类的混合:话语功能与话语意图
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社会环境充满竞争,现实中的话语日益复杂,呈现动态和多样化,理想化的单一语类很少存在, 话语的社会功能也不再是单一的(庞继贤,程乐,2012:256)。语类之间会有“侵植”(colonizing)现象,语篇内部因此会存在“混合”(mixing)、“内嵌”(embedding)、“移植”(appropriation)等语言现象(Bhatir,2004)。这种现象的存在是由于话语意图所导致的,话语生产者常常利用、操纵被社团广为认可的、约定俗成的语类和语类资源“悄悄”实现自己的意图。
在当前“娱乐至死”的社会,纪录片也渐渐从教育功能转向休闲与娱乐功能,成了一种文化商品,按照市场规律运作, 作为一个必须盈利的机构,英国广播公司也不例外。在纪录片将近尾声的时候嵌入了一个广告话语,打出了一条字幕: “Selected recipes at www.bbc.co.uk/food”(更多精选菜谱见www.bbc.co.uk/food),希望感兴趣的受众访问他们的网站,分享食谱。这种嵌入式的语类与混合式有着本质区别,混合式一般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类比较均衡地分布在一个语篇中,如社论式广告片(advertorial)和信息娱乐片(infotainm e nt),嵌入式是将分量比较小的某种语类“放置”在主体语类中,话语的主要目的由主体语类传达。但是,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开始包含商业广告的功能,我们是否可以大胆预测,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文化类的纪录片会不会慢慢趋向商业片,开始植入其他的商业产品广告?
近些年,随着影视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主流价值的娱乐化倾向,纪录片也开始朝向轻松、甚至戏谑的方向前行,但是不管其模式和形式如何变化,纪录片的最根本意义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和记录。约翰·格里尔逊认为,“纪录电影的根本观念就是表现处在剧烈变化时期的世界,因为这种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转引自福西斯·哈迪,2001:501) 这部纪录片秉承了这种最初的理念(至少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认知中),在片头的全景式的介绍中,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人员乘坐的采访车经过标志性的天安门广场,谭荣辉的声音响起,旁白说,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使得发展中的中国成为一个矛盾的国家。这句话成为整部片子的基调。
也因此,按理应该展现美食、反映客体对象的原生状态的纪录片不仅再现了中国人如何选用食材、理解食物、制作食物,还穿插了一系列的权威式旁白,直接对受众陈述对中国当代政治(包括文化大革命、公社大食堂等)的看法,表达对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的观点。这种明确的价值判断在二战以后的西方纪录片中已经完全衰退,之所以能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中存在,或者有两种解释:1.这种看法是西方主流社会(至少是英国主流社会)的主流看法,所以制作者并不害怕受众不买账,而是预测到受众会更愿意在中国的现实场景中接受、强化这种刻板印象;2.制作者非常巧妙地、甚至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般地将类似于社论类的话语融入纪录片中(这种有机的融入也就是“移植”),它所使用的话语策略多种多样,包括画面的补充、音乐的渲染,以及旁白和受访主体的声音。
(二)食物的象征意义:身份认同
语言与图像都具有象征意义,象征包含了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作用。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中,某些符号对于全体的人类或者某族群或社会团体来说代表着心理作用的“图腾”。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胃即是我们的文化,也就是说,食物意味着认同感。
纪录片里的两位参与者都有中国血统。谭荣辉在美国的唐人街长大,他生长的社区与中国文化保持了比较紧密的关系,虽然他还记得当时在美国被忽视甚至被无视的痛苦,但他以自己是一位中国人而荣;而黄瀞亿则不同,她小小年纪随父母从台湾定居英国,因为“与众不同”而对于自己的华裔血统产生了极大的排斥,有一段时间,她讨厌自己的“中国脸”,深受折磨。黄瀞亿在片中动情地回忆了那一段经历,她坦陈,当初,是她的母亲逼迫她在英国的家里学做中国菜,而这段“痛苦”的经历却使她最终认同了自己是个中国人的身份,也成就了她“美食大师”的荣誉。
在纪录片伊始的旁白里,用到了一个十分有象征意义的隐喻,把食物喻为“heart and soul”(心脏和灵魂)。纪录片名为“Exploring China:A Culinary Adventure”,他们没有用“travel”、“voyage”等单纯表示“旅行”的意思,而选用“adve nture”(冒险),暗示了这场寻找心脏和灵魂的旅程充满了无法预知的前景。在纪录片中,谭荣辉和黄瀞亿两位亲临各类当地餐馆,深入普通家庭的当地菜场,品尝各种美食(包括在王府井吃到的蝎子),也接触到各种类型的中国人(包括让黄瀞亿十分“忌惮“和“害怕”的韩大嫂),这趟类似于寻根的“灵魂”之旅虽谈不上如何惊心动魄,但足够多姿多彩。
此外,谭荣辉和黄瀞亿示范烹饪的是结合了西方元素的中式改良菜肴。在片中,黄瀞亿做了一个北京最为常见的炸酱面,但与传统的有些不同。黄瀞亿所做的炸酱面请见下面的截图:
中国传统的炸酱是将肉丁及葱姜等放在油里炒,再加入黄豆制作的黄酱或甜面酱炸炒,做成炸酱,再拌以煮熟的面条,加上切好或煮好的黄瓜、豆芽等。一般来说,炸酱为主要调味品。从黄瀞亿制作的炸酱面来看,炸酱似乎少了酱汁的感觉,不似传统意义上的粘稠;从菜品的摆放来看,更多了一份观赏的价值,色彩丰富,造型美好,像一件艺术品。而且,炸酱从传统的主要菜品变成了菜品的三分之一。这种中西合璧式的美食,它们的象征性意义在于这些菜肴代表了中西方饮食文化的沟通和交融,就好像韩荣辉和黄瀞亿的外籍华人身份。他们两位还拜访了几位曾长期居留过西方国家的中国朋友和大厨,交流厨艺和中西合璧的美食体验。可以说,中国饮食文化烙印给予他们的财富,不只是世俗意义上的职业和金钱,还有心理意义上的归属和荣耀。通过西化的中国美食和中国美食的西化,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三)负面评价态度的语码转换:文化他者
评价可以分为正面、负面和中性。如果交际双方只会说他们共同的一种语言,不论哪种评价,他们也就只能用这种语言(或者使用其他方式,如身体语言、图画)来表达,但是这部纪录片涉及了两种语言的使用,以英语为主,间杂汉语。谭荣辉、黄瀞亿两位英文流利,黄瀞亿普通话不错,谭荣辉则不讲普通话。被采访者,有的英语流利,有的能说几句,有的则一无所知。
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交际双方在一般情况下会采取求同的礼貌策略(Brown & Levinson,1978)。这部纪录片的“求同”策略主要表现在对于食物的赞美,往往同时采用语言与非语言(身体语言)的交流方式,一边大声称赞,一边满脸微笑、点头、咂嘴、竖大拇指等,同时还展现出美食的具体画面,各种模态之间互相加强,使得美味的意义传达更加集中。但是,现实中的人际交际并不总是如此顺畅,交际双方难免会有不同意见,使用单一语言的交际者自然只有一种语言的选择,对于能够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交际者来说,选用哪种语言表达与对方的不一致想法,则涉及到更多社会因素的考量。
纪录片中就有这样的例子,黄瀞亿自如地切换语码,表达各种评价意义。当时,黄瀞亿和摄制组一起去北京郊外两小时车程的爨底下村去拜访韩氏夫妇(已经定居了13代)在自家四合院开的农家旅馆。一路上非常荒凉,黄瀞亿笑着将路旁几乎无人的村庄比喻为“ghost village”(鬼村)。汽车开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终于见到了韩氏夫妇,一番简单的寒暄之后,黄瀞亿提出想去厨房给打算做晚饭的韩大嫂打下手, 韩大嫂勉强同意了。黄瀞亿问韩大嫂要做什么菜,韩大嫂显然不习惯别人进入她的“领地”,回答得比较勉强,当黄瀞亿说后她还准备自己也露一手,韩大嫂更是一副非常不情愿的样子。下文是她们要商量做什么的一段对话:
韩:粥,做点粥,它不就是软吗?(说话声音比较大,拿出了碎玉米粒)
黄:你说是粥?
韩(提高了嗓门,开始装锅加水搅拌):就是玉米粥。
黄 (对着镜头微笑解释):Because my Chinese is not so great,she tends to raise her voice. She’s a real character. I’m quite scared to cook in her kitchen.(中文为笔者所译:因为我中文不是很好,她提高了嗓门。她真的是个人物。)
接着,镜头里没有了韩大嫂,就只有黄瀞亿的脸。黄瀞亿继续用英文解释她接下来要做什么,没说几句,就被韩大嫂给打断了:
韩:你做菜。这个,这个……(黄瀞亿一边还在继续用英语在说话,一边在把锅盖打开)
韩(急促而响亮):别揭!别揭!
这个戏剧性的小冲突既让黄瀞亿感到下不了台,又为韩大嫂的“率真”感到好笑,她对着镜头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也留下了尴尬的笑容。
可以说,这些画面的保留遵循了纪录片大师格里尔逊的原则:在平常的生活中发现戏剧,而不是像眼下流行的电影那样从非同寻常的生活中编造戏剧。对于受众而言,在相对比较平铺直叙的纪录片中,由于冲突情节而形成的小高潮, 有瞪大了眼睛观看的必要性。
此外,镜头中的韩大嫂扁平脸蛋,皮肤暗黑,从中国人的审美标准来看,是一位姿色中下的女子。她直爽朴实,不善于表达感情,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见到镜头多少有些紧张,这是比较典型的北方农村妇女的形象,这样的劳动妇女在中国非常普遍。但由于黄瀞亿从小生长在西方,她显然适应不了韩大嫂的大嗓门和如此直接的态度,感觉受到了轻视和冒犯。
在韩氏夫妇家的旅馆大炕上住了一晚,黄瀞亿和韩大嫂一起做早餐,两个原本生分的人开始有点熟悉,韩大嫂也不像前一天傍晚初次见面时那么紧张,也不再排斥黄瀞亿用她的厨房。早餐过程中,韩大嫂主动和黄瀞亿聊天,还问她是否觉得她身板很好,黄瀞亿先是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韩大嫂会有这样的态度转变,她含糊地附和了一下,就开始笑,扭过头来对着镜头说了一句“She’s a tough woman”(她是个强硬的女人)。
应该说,黄瀞亿先是遵循了表示礼貌的一般原则,并没有直接冒犯韩大嫂,而是改用英语,表达了她的真实想法。从黄瀞亿的语码转换可以看出,她是将韩大嫂作为“文化他者”来看的。这也表现出,不管是黄瀞亿,还是英国广播公司,他们看重的只是韩大嫂烹饪美食的技艺,丢予韩大嫂本人的却是一种不以为意的态度。韩大嫂表现出来的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粗鄙”行为反而成为他们的另一种题材。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如在利群饭店,当他们看到大厨张立群对着鸭屁股往里面吹气的时候,谭荣辉和黄瀞亿都愣了一下,黄瀞亿还用英语笑着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自己都用打气筒,并强调了“I’ve ne ve r done that”(我从来不这么做)的事实。这些都是高人一等的态度表现,自以为自己的文明程度高于“他者”。
在这一部分,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交际过程中的语码转换。说话人在表达负面评价的时候,选择受话人听不懂的另一种语言,看似是礼貌策略在起作用,实际上隐含了话语霸权。如果说黄瀞亿解释韩大嫂为何提高嗓门的行为还可以说是对受众的一个说明,那么,她在早餐时对韩大嫂的“定义”则是她基于西方价值观之上的判断。因此,虽然黄瀞亿通过美食认同了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但是她在本质上已经是西方的“产物”了。
(四)话语的权力:美食以外的社会批判
这样的纪录片对于西方的受众来说多少有文化猎奇的味道。中国的美食美则美矣,但是主要以锅为工具的烹饪方式是西方人难以学习和掌握的,更何况爆、炒、煎等高难度的烹饪方式。中餐馆在国外的低价位、环境不佳也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伦敦唐人街的中餐馆除了口味上和国内的略有差别之外,其私人作坊似的经营方式和并不上乘的就餐环境与国内的街边小菜馆和里弄饭店并无二致。所以,此部纪录片的主要目的绝不是为了号召西方受众在家实践中国大餐。
国内的美食节目(如“舌尖上的中国”)一般极少涉及政治,但是这部60分钟不到的美食片却提到了文化大革命、农村公社和饥荒时期。比较突出的至少有4次,分别为:1.谭荣辉到景山公园看到一群大爷大妈在舞剑锻炼之后,说起他曾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非常震惊地发现中国当时的状况。他说,共产主义模式的公社大食堂使得中国倒退了50年,大量厨师离开,大量饭店关门,传统饮食几乎消失 ; 2.探访坐落于老胡同的利群饭店时,黄瀞亿的旁白说道,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饭店老板兼大厨张利群还是保持了他对烹饪的激情,并带领邻居一起抗争政府的拆迁规划,保住了他们的胡同和饭店;3. 谭荣辉拜访住在朝阳公园附近公寓的朋友红英,红英提及出生于四川的她到了12岁才吃到鸡肉。她还描绘了当时的惨状:农业革命失败,四川有七分之一的人因饥饿而死亡,能吃上大白菜已经很不错。4.谭荣辉、黄瀞亿和曾在国外待过很长时间的大东厨师在席间交谈,大东厨师说,30年前能吃饱就不错了,现在则能品尝到各种味道了。
一般说来,当前纪录片的潮流是旁白(或称之为画外音) 的功能集中于对画面信息的整合,如交代相关的背景、衔接画面的转换等(冷冶夫,2004),但是这部纪录片里的旁白却直接表达了理念认识和主观情感。除了旁白,它还借用了被采访对象的“声音”表达负面的情感和认识,增加了真实感和客观性。虽然纪录片并没有展现任何相关的影像资料进行更为直接地批判,但上述四个声音的植入足以使得基本依赖媒体来获取中国信息的受众产生负面认知。这样的知识碎片造成受众的理解分岔、理解谬误。这部美食纪录片在加深西方受众对中国美食的理解和认识的同时,也让西方受众认识到中国社会现状的落后和中国特定历史时期政治决策的某些荒谬之处,形成了另一层隔膜。
这种文化武断态度还表现在纪录片所选择的影像上。理查德·豪厄尔斯(2014:109)认为,文本制作者会寻找合适的形式来承载实现存在的观念,也就是说,摄影者很可能会寻找机会而拍摄下能够传达事先已经形成的印象的图片,而把其他的一些镜头过滤掉。在这部纪录片的叙事框架中,谭荣辉和黄瀞亿他们没有去北京有名的百年老字号“全聚德”和“东来顺”等去品尝烤鸭和其他地道的北京菜,而是到了差点遭拆迁的胡同饭店,他们也没有去好山好水好风光的公司经营的大型农家乐,而是去了偏远之地的夫妻店。于是,破败的弄堂、杂乱的厨师宿舍、繁华但并不整洁的菜市场、毫无现代化气息的厨房、秩序感缺乏的都市、荒凉的村庄等,都“理所当然”地进了镜头。中国作为“他者”无疑被刻意矮化了,由此而形成的中国“知识”,进一步规训了西方受众的头脑。
我们以其中的一个细节为例。谭荣辉、黄瀞亿拜访胡同里的利群饭店时,老板兼大厨张立群将鸭子放进了老式的烤炉,此时,黄瀞亿想要上卫生间。镜头扑到了屋外的胡同,房屋低矮,设施简陋。此时传来黄瀞亿的旁白,接下来是谭和黄的一段对话,如下(中文为笔者所译):
O nly a third of Beijing’s Hutong still exist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here can be very primitive. (Huang enters into the toilet and goes out after a while)(北京只有三分之一的胡同保留了下来,这里的生活条件非常原始。)(黄从卫生间出来)
Tan (谭):How is your loo experience?(你的厕所体验如何?)
Huang (黄):It’s communal. God,there was no privacy.(这真是公共的。上帝啊!没有隐私。)
Tan(谭):R eally?(真的吗?)
Huang (黄):N o. N o segregation. O h,my God! At all! (giggled)Everyone was equal here.(真的。没有隔离。上帝啊!一点也没。[笑]每个人在这儿都是平等的。)
英国广播公司特意将这一段话剪辑播出,用意非常明显,为了再现所谓的北京市井生活,但是这里的胡同形象和北京形象宣传片、北京旅游所倡导的“胡同一日游”完全相悖,整一个“低矮锉”与“高大上”的差别。还有什么比眼见为实、亲身体验的落后更为真实?在西方受众眼里,谭荣辉和黄瀞亿是东方人,更是中国人,尽管他们英语流利,已完全在西方立稳脚跟。
这部纪录片的被采访者都是中国人,其他所有声音(包括旁白)都出自谭荣辉和黄瀞亿之口,也就是说,所有的“声音”都出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英国广播公司非常巧妙地将社会批判融入到“自我”的叙述之中,这使得批判本身更为可信。
四、结语
通过分析这部纪录片,我们发现:1.纪录片里存在语类混合现象,植入了广告话语和评论性话语,因而增加了广而告之和社会批评的功能;2. 即使在这样一部以介绍美食文化为主的纪录片里,西方的“他者”目光里依然流露出足够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英国广播公司甚至借助于两位华裔美食大师的身份,强化西方受众对于中国的负面刻板印象;3.任何话语(包括图像)的意义建构与解构都必须置于特定的情境之中,华裔美食家黄瀞亿热爱中国美食,以此为事业,并通过中国美食认同了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但是从她与韩大嫂对话中的语码转换和她对韩大嫂的负面评价中可以看出,认同不等于融合,中国一些地区依然不发达的现状和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依然是阻碍中国雄起于世界舞台、造成中西方沟通不畅的重要因素。
虽然面向的受众不同,但是《发现中国:美食之旅》这部纪录片和中国国内的《舌尖上的中国》有些异曲同工的地方, 两者都以食物为焦点,都试图表现中国当代民间的生活状态。当然,两者亦有许多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1.前者是以一种俯视的态度来看中国食物,虽然似乎也充满了热爱,但是这种爱带着迁就的成分;而后者是非常接地气的平民视角, 是发自内心的爱和尊重。2.前者会选择有一定意识形态倾向性的采访对象,借以表现中国某方面“落后”的社会现实;而后者则完全聚焦草根人物和土地的忠实守望者,是一首对劳动者的颂歌。可惜的是,这种将多种框架和宏大命题融汇于日常生活的审美情趣之中的纪录片在对外传播之中却并不多见。从这两部中外成功的纪录片中,也许我们可以汲取更多的经验,思考如何善用具有跨文化背景的人士来讲述古老的和现代的东方故事,化解西方人的某些误解和扭曲的刻板印象。
摘要：本文提出社会科学研究应走向以问题为导向、模糊学科界限的“超学科”研究,以学界较少关注的西方媒体拍摄的中国题材纪录片——《发现中国:美食之旅(北京篇)》(英国广播公司)为例,通过批评分析找出西方纪录片的某些话语规律和其隐藏的态度,并指出这种将多种框架和宏大命题融汇于日常生活的审美情趣之中的纪录片在对外传播之中却并不多见,我们应思考如何善用具有跨文化背景的人士来讲述古老的和现代的东方故事,化解西方人的某些误解和扭曲的刻板印象。
在北京旅游的五天里，我们来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天安门广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游览了北京的南锣鼓巷和北京胡同，参观了圆明园遗址，漫步在了北大、清华的校园里，还登上了雄伟的八达岭长城，参观了有趣的自然博物馆……在这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雄伟壮观的八达岭长城和丰富多彩的自然博物馆。
行程的第三天，我们一早就来到了八达岭长城。举目远眺，就看到绵延的长城蜿蜒在山上。妈妈说，长城就像一条盘旋的龙，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辛勤和聪明智慧的象征。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地向上爬。我和爸爸妈妈一鼓作气登上了第二个烽火台。回头向后看，我心想，古人可真是厉害，没有现代化的工具，他们是怎么把这些巨大的石块一块块搬运上来，建成这雄伟的长城的呢？真是不得不让人佩服。
在行程的第四天，我们来到了自然博物馆。这里有我最喜欢的恐龙化石展览。在这里，我不但观赏到了许多种类的恐龙化石标本，还学习了很多自然进化知识，了解了很多恐龙生存时代的故事。其中有一块图板上的话让我震撼：“如果把地球的历史比作一天的话，凌晨0点地球形成，现在是24点，那么恐龙出现在22点48分，在23点40分灭亡。它们在地球上生活了52分钟，而我们人类即使从周口店北京猿人算起也只有9.4秒。”这段话也告诫我们应该珍爱环境，珍爱生命。
除了恐龙馆，我们还沿着生命进化的过程参观了无脊椎动物馆、水生动物馆、爬行动物馆、哺乳动物馆以及植物馆，整个参观过程让我学到了好多知识，感到既兴奋又充实。
总之，在北京旅游的五天里，我感到非常开心，真有点恋恋不舍，我想以后我一定还要来北京，再来参观我们伟大的祖国首都。
【教师评点】
文章开门见山，直入主题，将北京评价为“神奇而神秘的地方”，不禁让人对这里有一种向往之情。接下来，作者重点描写了“八达岭长城”和“自然博物馆”两处景点，其他地方一笔带过，文章剪裁合理，详略得当。 尹馨苑
我们来到台州火车站，通过安检来到候车大厅等待，好不容易才把火车盼到了站，我飞快地跳上火车找到位置坐好，一颗激动的心好像已经飞到了北京。
下了火车，我们来到了杭州萧山机场，机场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到处都是等待飞机的人。我也迫不及待想上飞机了，办理好登机手续，我第一次走进了飞机。机舱里座位真多，我跟着妈妈找到自己的座位，系好安全带做好了起飞前的准备。飞机起飞了，先是慢慢地在跑道上滑行，接着越来越快，前舱已经飞了起来，后舱也飞了起来，我是又激动又害怕，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妈妈耐心地给我解释。乘务员阿姨又漂亮又温柔，她们热情地服务让我感动很亲切。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飞机降落在了北京首都机场。飞机场真大呀，停着好多大大小小的飞机。走出机场一看下起了小雨，看来小雨也来欢迎我的到来。
我拿着手里的飞机票，一脸茫然地看着四周，却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座位，无奈之下，我只好向空姐求助，当空姐指向我的位置时，这才如释重负：“唉，终于找到位置了。”我倚在窗边，心里盼望着飞机赶紧起飞。妈妈握着我的手，温馨提醒：“飞机呆会儿就要飞上天了，那感觉和过山车一样，你可要做好心里准备呀!”我不禁想起上次坐过山车的惨遇，想打退堂鼓：“妈妈，我不想去北京了，那次遭遇我可是记忆犹新啊!”妈妈不置可否。
乘客们有的捧着手机痴痴地看着屏幕，有的寻找柜子，想把自己的行李塞进去，有的交头接耳开心聊着……
我百般无聊地看着窗外，嘟着小嘴：“飞机，你晚点飞上天吧，求求你了。”可飞机不配合，掉了个头，开始慢慢行驶。我紧张地贴着椅子，手紧紧抓着扶手，闭上眼睛，屏住呼吸，犹如一座雕像。慢慢的，飞机开始加快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我的耳边轰轰直响，好像千万只蜜蜂在耳边，突然，飞机离开了地面，倾斜地冲上天空，我的双腿仿佛悬在空中，脱离了座椅的怀抱，慢慢地，飞机恢复了“正常”。
我睁开双眼，望向窗外，不禁被外面的景色吸引住了。只见蔚蓝的天空与白云融为一体，中间还夹杂着一些浅蓝，白云轻轻地漂浮，嬉戏着……渐渐变成了一条白线，犹如千万匹白色战马齐头并进，淡淡的阳光洒在云朵上，为这毫无杂色的天空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过了一会儿，天空又是另一番景象，只见白云像朵朵大棉花，浮在空中，蓝天已被白云所覆盖，我们也被白云包围着。
下了飞机后，我们来到了地铁站，妈妈告诉我：“地铁是在地底下的，需要很多年才能造成，所以中国很少城市有地铁。”我刚踏入门，地铁里很亮堂，刚开始我还以为我一进地铁就会被黑暗所笼罩，地铁慢慢地加速，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不一会儿，我们到了预定的公寓，我不禁感叹道：“有了地铁，生活真方便。”
到了公寓，我向窗外望去，北京冬天的树和我们泉州的树完全不一样，成片的树像一片灰树林。树叶早已落光，只留下一个个秃枝，小鸟们在树杈上筑巢，一眼望去，鸟巢非常多，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这么多的鸟巢……
当我第一眼看到高铁南京南站的时候，我就对此次的北京之旅又多了一份期待。站在北落客平台上向正对着的景观大道玉兰路看去，淡蓝色的路面清爽整洁，多枝乌桕、紫薇、白玉兰等数十种花卉、树木巧妙植栽，车辆来去自由。在爸爸的催促声中我们一行进入大厅……4个小时后，我就来的了让我魂牵梦绕的首都北京。
经过一夜的休整，第二天凌晨4点我就和爸爸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当护卫队从天安门城楼中走出来的时候，喧闹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了，护卫队踏着整齐的步伐，走过金水桥、长安街，护送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台前，那些叔叔又黑又瘦，身姿挺拔，步伐一致，动作整齐，一定与平时的刻苦训练有着莫大的关系。想到我平日站没站像、坐没坐样，不禁脸微微一红。国旗在国歌奏响的第一个音符的同时从撑旗手的手中被展开抛出，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广场静得仿佛都没有了呼吸声，每个人都腰杆笔直眼中只有那一抹鲜红。
作为一名边疆地区的学生,我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充满了喜悦,感谢刘志军爷爷和铁道部领导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在8月2日北京南站举行的2010新疆和田“和谐之旅”北京夏令营开营仪式上,来自和田县第一中学的14岁女孩迪里塞尔·艾克白尔这样激动地说。
从1994年开始,铁道部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进行定点扶贫。此后的16年间,铁道部有针对性地实行“造血式、开发式、滚动式”帮扶,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目前,铁道部累计投入扶贫资金上亿元,受益人口达5万余人,和田县特困人口大幅减少,“整村推进”脱贫步伐明显加快。
在提供物资援助,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铁道部不断创新扶贫工作理念,于2008年7月启动了“和谐之旅”北京夏令营活动,让和田师生乘火车来到首都北京,亲身感受伟大祖国的巨大变化和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收到了很好的扶智提素辐射效应。
今年是铁道部第二次组织“和谐之旅”北京夏令营活动。与2008年相比,本次活动不仅人员数量有所增加,而且覆盖面也从和田县扩展至和田地区六县一市。
铁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志国出席了此此次开营仪式,向参加此次夏令营的近300名和田师生授营旗并发表讲话。
开营仪式结束后,全体营员登乘国产时速350公里“和谐号”动车组列车参观体验了京津城际铁路,拉开了本次“和谐之旅”活动的序幕。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这么漂亮的火车站,环境好、服务好,感觉什么都好!”,来自和田县第二小学的维吾尔族女教师阿衣古力·阿布都艾尼激动地说;坐在风驰电掣般穿行的动车上,15岁的维吾尔族学生图尔荪·买提尼亚孜把脸贴在玻璃窗上说:“来北京时坐的火车很快,今天坐的火车更快,像飞一样。”
整个活动期间,在组织和田师生参加坐动车、登长城、看升旗等丰富多彩活动的同时,铁道部接待人员还在住宿、饮食等方面努力为营员营造家的气氛。“我来北京已经4天了,每天都参加丰富多彩的夏令营活动,心里非常高兴,住的地方环境很好,饭菜也非常合口⋯⋯”8月4日晚,来自和田县第一小学的五年级学生乃扎尔江·乃比江在日记里写道。“看到清真标志,我们感觉很亲切,也非常感动。铁路工作人员为我们考虑得太细致、太周到了!”来自和田县色格孜库勒乡中学的女教师图孙尼沙·沙塔尔感激地说。
8月6日,参加2010“和谐之旅”北京夏令营的和田师生满载收获和情谊,在北京西站乘坐“和谐之旅”列车踏上返乡之旅。
我们首先来到故宫第一门——端门。导游说清朝的时候文武大臣们上朝觐见皇帝前要在端门把官服整理端正，然后才能觐见皇帝。听到这个解释，我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和帽子。“进端门时，摸一摸大红门上的门钉就可以把福带回家”。导游边走边解释当我来到大红门看到门钉，就去摸了摸，然后笑嘻嘻地朝前走去。
不久我们便穿过午门来到故宫三大殿的第一殿：太和殿，这里是当时皇帝上朝的地方。
接着就来到第二殿：保和殿，这里是皇帝亲自监考的考场谁中了“状元”就能从这里出发骑马挂花去游现在的长安大街。
最后一个大殿是：中和殿，是原来皇帝休息的地方，我还看见一张金床美丽极了。“你们知道整个皇宫有多少间房子吗？”导游问，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着，后来我知道整个皇宫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还有一个传说。就这样我们兴趣高昂的沿着故宫中轴线游览，等走出故宫北门已是下午，故宫真大啊！
回头眺望故我情不自禁地说道：“雄伟壮观的故宫，等我能到北京来上大学，再来看你。”
按照计划，我们决定明天一早去看升国旗，我兴奋得一个晚上没睡着，半夜一点就拉着妈妈要去看升国旗，但是妈妈还是让我熬了很长时间，等到天快亮了，我们就出发了，天安门广场已经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我正想找一个最佳位置看升国旗，武警叔叔却让我们到警戒线以外，这时我才知道在开安门前要遵守纪律、维持秩序。只听一声口号，只见国旗护卫队护卫着国旗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里走出，一步步向天安门对面的国旗杆走去，一会儿，国歌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我的心里也默默唱着国歌，心想：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保卫祖国。
接着，我们又去了中国科技馆，在那里，我看到了很多高科技的发明和创造，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造纸术，我还亲自体验了一回，我终于知道造一张纸是多么不容易，我们真不能浪费资源，要节约用纸。
然后，我们又游览了世界公园，看支了世界各国的着名景点，在这里真是一日游世界
北京国税是由国家税务总局垂直管理，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实施国家税收征收管理的行政管理机关。除了各类国家税务总局统一推行部署的应用系统外，北京国税还承担着较为繁重的总局各新应用系统的试点任务。这些新应用系统只有在北京国税顺利通过测试，才能在全国其他省级国税系统进行推广。
北京国税信息中心主任戴辉表示：“鉴于以上原因，北京国税的服务器数量持续增长，净增长速度达到了每两个星期一台。但是服务器利用率普遍不高，仅为10%。同时，各类试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需要在一周甚至两天内准备好试点项目的运行环境。北京国税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高效灵活的IT系统，以便快速部署服务器，及时上线新应用。”
早在2009年，北京国税就开始与VMware合作，大规模部署虚拟化平台，同时用于内外网业务系统，成功迁移了包括内网网站、Notes邮件系统、设备管理系统、出口退税审核系统、出口退税公文系统等各类应用系统。2012年在前期虚拟化平台建设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虚拟化系统的使用范围。目前在内外网环境共部署3套虚拟化服务器集群，在总计500多台服务器中，虚拟化服务器比例超过75%。
同时，为了避免虚拟机蔓延，北京国税还采用了VMware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r虚拟化集中管理平台，自动对所有虚拟服务器的关键指标进行记录监控与实时分析，从而提供针对系统问题的提前预警。
VMware大中华区总裁宋家瑜表示：“VMware一直致力于为本土客户提供最先进的虚拟化和云计算技术，支持他们在IT和业务两方面提升效率、敏捷性和控制力。我们很高兴能与北京国税合作，帮助他们实现从传统IT架构到更为灵活高效的虚拟化和云计算架构的演变。”
首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城墙是什么呢?——没错!那就是我国的万里长城，既然它叫长城，那么它到底有多长呢?它有超过两万公里长，如果一个人在长城上走一个来回，最少要六天，而且会累得都动不了。
长城高大坚固，是用巨大的条石和城砖筑成的。每隔10米就设有一个射击口，看到这儿我想：古代就设有这么庞大的防御设施了吗?古代的劳动人民可真是太有智慧了!
看完了长城，我再带大家看一看故宫。故宫是明、清两朝皇帝的皇宫。故宫的房间一共有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因为皇帝都信神，皇上觉得“十万”这个词太扎眼，会被神仙发现。而且太上老君的家一共有十万间房，皇上不敢冒犯神仙，所以就建了一个半间的。故宫分为三个大殿，分别为：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为什么三大殿都要有一个“和”字呢?因为皇上希望自己的朝廷和和睦睦。
可为什么故宫里没有一草一木呢?首先因为皇上怕死，担心树上藏有刺客;再就是故宫是一个长方形，长方形中加一个木，就是“困”，皇上可不想被困在宫中。
大家看，这个地方你们一道不陌生吧!没错，这里就是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北京天安门。
这里人山人海，可想而知，这里是多么的宽阔，据导游介绍，天安门广场是我国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此时广场上足足有20xx多名游客呢!广场内停着大大小小的警车，他们正紧张地执行着任务保卫着我们的祖国。其中，天安门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地方，城楼的正中央是毛主席的头像，两侧各有一行醒目的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城楼的正前方，插着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天安门城楼上一共有九面五星红旗，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明明只有一面大的，怎么又多出了8面呢?告诉你们吧，它们分别矗立在城楼的两侧，像是依偎着母亲的孩子。
啊，多么雄伟的天安门呀!它是我永远向往的地方!
然而，北京有一位名叫简宁的女孩，仅用不到3000元人民币，就完成了为时两个月的环球旅行，而且每到一处，都会有当地居民热情招待。
写字楼里的“格子间工蚁”
2005年10月，老家在河北邢台市的简宁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凭借流利的英语，她应聘到一家世界级公司北京办事处任客服专员。
由于工作非常努力，仅3年时间她就升为区域主管，年薪10万元。
2008年初，她在昌平区按揭了一套48平方米的公寓，又贷款买了一辆轿车，可她却体会不到预想中的快乐……
2009年初，总部要求中国区全年销售额比去年提高20％，这意味着国内9家专卖店月销售额要达到2.7亿元。
在巨大的压力下，市场部的美女们个个拼命工作，办公室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让简宁透不过气。她悲哀地想：所谓白领，不过是格子间里可怜的工蚁，最终不是倒在格子间里，便是倒在去格子间的路上……
大学时的简宁最大的心愿是环游世界，去感受异国的风土人情，可高昂的旅费让她望而却步。一天，香港一“驴友”上传了她澳洲之旅的精美照片，而更让简宁吃惊的是，“驴友”2个月的旅行只花了300澳币，折合人民币不到2000元!
简宁询问她是如何做到的，对方说自己参加了
个国际志愿者组织，这个组织致力于向全世界倡导并推广有机生活方式，串联了全球六十多个国家的有机农场主人与旅人。志愿者只需每天给农场提供4-6个小时无薪酬劳动，便可得到免费食宿。农场提供住处，食物也根据主人的习惯而定。志愿者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般大于农场提供的食宿，因此多余部分便由农场主以会费方式缴纳到该组织，为其他志愿者提供机票。该组织成立以来，全球已有超谭十万名志愿者通过这种用方式完成了“有机旅游”。
去世界游走，体验异国生活，费用几乎全免免费，这是多么巨大的诱惑啊!简宁不禁蠢蠢欲动。
没钱也能环游世界
简宁迫不及待地登陆了该组织的官方网站，按要求办好了简单手续，有机旅行的第一站她选择了西班牙，因为办理从中国到西班牙的打工度假签证最快。在成百上千的农场里，她选中了位于东北部名为加利亚的牧场和橡树河畔的费尔南葡萄庄园。3天后，她就收到了一张由北京飞往马德里的单程机票。
简宁向公司请了年假，2009年6月18目，她乘飞机来到了马德里，然后换乘火车。刚下火车，她就被热情的牧场主夫妇亚瑟和萨曼接到家中——他们家还有来自日本的渡边君和韩国女孩李真爱。
西班牙三面环海，4月就已进入夏季。每天清晨5点，简宁和其他两位志愿者先把牛粪清理干净，然后挤牛奶、喂牛，还要照顾刚出生的牛宝宝。多年的写字间工作，让简宁一会儿便腰酸背痛，但远离“硝烟弥漫”的职场，她却觉得满身轻松。
亚瑟家的生活非常注重“有机”，所有食物不放糖，少用盐，而且每位“家庭成员”要轮流做晚饭。第一天，萨曼精心准备了加斯巴丘凉汤和西班牙最著名的连蹄带骨的生火腿；第二天，渡边为大家做了寿司，第三天是真爱的紫菜包饭。轮到简宁她却傻了眼她一日三餐均是快餐，从来没做过饭。萨曼便教简宁烤面包和焖火鸡。她温柔的语调和稔熟的手法，让简宁想起了远在中国的母亲……
两周很快过去了，尽管简宁十分留恋亚瑟的家，但葡萄收获季节已到，费尔南葡萄庄园正等着她呢。该庄园由70岁的伏加尔爷爷经营，其子女都生活在大都市，缺少人手的伏加尔爷爷非常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帮他酿出香甜的美酒。大家每天8点钟起床，去山谷采摘最新鲜的葡萄，然后站成一排，用双脚把精挑细选的葡萄捣烂在酒槽中。这是让葡萄汁和葡萄皮进行充分接触的最有效方式，这样酿出的酒口味才最地道。简宁看着紫色晶亮的葡萄原汁从采集口流出，不禁陶醉在收获的喜悦中。
一天，伏加尔爷爷把简宁带到了潘普洛纳城，当天是西班牙的奔牛节。6头蛮牛冲出牛圈，突然，一个小伙子被蛮牛冲倒，可肩部受伤的他竟然还微笑着举起“胜利”的手势。伏加尔爷爷对惊魂未定的简宁说：“每年的奔牛节都有人死伤，但这个节日始终没被取缔，因为人们需要一种极端的方式释放平日的压力。”简宁顿悟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人跟自己一样承受着压力呀。
有机旅游妙不可言
即将离开费尔南庄园前，简宁再次以会员身份申请去法国。因为西班牙和法国是申根国家，可以多次签证，所以简宁很快办妥了相关手续，并联系了法国南部比利牛斯的马延牧场。
马延牧场主要养殖绵羊，场主叫里昂，是位英俊而沉郁的青年男子。简宁初到牧场并未发现什么异常。然而，第三天晚上，她正睡得迷迷糊糊时，突然感觉有人拉扯自己的衣服，睁眼一看竟是里昂，吓得她蹦了起来!见此，里昂不自然地解释说，有头母羊要临产，让她去帮忙。但直觉告诉简宁，里昂在说谎。
第二天，她偷偷跑到镇上一打听，才知道里昂不仅有暴力倾向，还曾因强奸罪被判3年监禁。他妻子已与他离婚并带孩子远走他乡……简宁听得头皮一阵发麻，趁里昂去给小羊羔打预防针，她迅速收拾东西逃离了牧场。
这时简宁才知道，她参加的这个组织虽有事后互评体系，但事先不会对农庄进行调查。所以要事先向组织内会员询问雇主的口碑，或到达后向当地警方查询对方有无不良记录，否则不仅会破坏旅行的心情，连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
有了前车之鉴，简宁谨慎了许多。7月14日她来到卢德小镇，准备去单身妈妈阿佳妮的农场。因为与她约定的时间未到，简宁便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下。
第三天，简宁来到了阿佳妮的农场。农场以饲养山羊及出售副产品为主，每天早7点，简宁先用奶瓶喂小羊，接着打扫鸡会、喂食鸡群和兔子，然后和阿佳妮共进早餐新鲜覆盆子做的可丽饼、单纯的土司配上自制的各式果酱，再搭配一杯刚挤出的羊奶或柳橙汁，美妙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阿佳妮卖羊奶的方式很特别，她把瓶装羊奶放在屋外的冰箱里，购买者自取，然后将钱投入冰箱旁的玻璃罐中。简宁觉得不可思议万一有人不给钱，或者钱被偷走怎么办7阿佳妮微笑着说“亲爱的，在卢德只需要善良和宽恕。”
20天过去了，简宁要离开农场了。临别前，阿佳妮特意为简宁举办了一个小型Party，并邀请了邻居们和几个中国留学生。她还织了一条纯羊毛围巾，作为分别礼物送给简宁。那天，简宁过得十分快乐。
带着遥远国度的祝福简宁回到了北京。夜深人静时，简宁盘点自己近两个月在旅途中的花费，合人民币竟然不到3000元。如此低廉的旅费让同事们大为惊讶，马上有好几位“工蚁”悄悄商量，找机会也“有机”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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