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反腐败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反腐败问题研究（精选9篇）

当前我国反腐败问题研究 篇1

腐败问题是目前全球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社会污染和重大政治挑战。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正确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科学判断、全面把握反腐倡廉工作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制定一系列正确的反腐败斗争的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领导反腐败工作不断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于对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判断，全面把握并适时提出每个阶段反腐倡廉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工作目标，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在当前新的时代环境和时代背景下，总结和概述当前反腐败工作的总体形势，分析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对更好的开展当前的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当前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群体化、高管化、巨额化、期权化、潜规则化、国际化和新型化。反腐败必须扩大党内民主和发展人民民主，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加强选人用人制度建设，建立初始提名权制度、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考任分离制度等；强化反腐倡廉教育，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坚定不移地推进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完善干部考核与监督制度等。

一、当前反腐败工作总体形势 当前反腐败的形势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其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腐败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反腐败制度建设得到不断加强和完善，探索出了一个比较有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即建立健全了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践发展已经证明这些制度体系总体上是积极有效的；二是反腐败工作的力度在不断加强，反腐败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氛围日益良好，反腐败工作的阻力越来越小，反腐倡廉工作正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开展。三是反腐败的第三方监督作用日益加大，第三方监督（媒体、群众等）的环境日益改善，特别是媒体监督作用越来越彰显，群众监督意识不断加强，监督的体制、机制和相关平台得到了不断完善。四是党员干部的反腐败意识大为加强，责任意识提高，同时官员腐败的侥幸逃脱的心理正在退化，不敢腐败，腐败即被抓的心理在不断加强，有效的彰显了近年来预防腐败工作的成效。五是党内民主得到加强，党员干部的群众意识，责任意识得到提高，腐败的土壤在减少。这一方面是党的建设自身环境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体现。

我们在看到反腐成绩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从总体上来说，当前腐败还处在高发期，还处在易发、多发、高发的态势上。2008 年，国家检查机关对贪污腐败的立案件数为 1.7 万件，2010 年为 2.7 万件。当前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存在的问题依然比较多。，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第一，腐败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近年来，国家相关检查机关查处的贪污贿赂人数呈现上升趋势，从十三大以来的贪污腐败人数来看，其呈现两个特征，一是腐败人数长期处于高位，不论是哪个时期，二是 2008 年以来腐败人数呈现上升趋势。第二，腐败犯罪的职务越来越高。腐败的职务越来越高。十三大以来因腐败被查处的县处级干部、厅局级干部、省部级干部人数越来越多，县处级干部和厅局级干部因腐败获罪的人数呈现“规律性”增长、省部级高官因腐败获罪则呈现“此起彼伏”的交替上升趋势。第三，从犯罪的涉案金额上来说，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巨贪”不断呈现。动辄几千万，过亿的“层出不穷”，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第四，年轻贪官越来越多。以前呈现的“59 岁现象”，现在呈现比较多的还有“45 岁现象”，35 岁现象”等，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呈现年轻化发展。第五，集体腐败，触目惊心。随着近年来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一些串案、窝案，团体案件被挖出，往往是一人贪污，就能牵出一串人。第六，卖官鬻爵，明目张胆。近年来反腐败过程中发现，部分地方的领导干部简直成了“官帽批发商”，近几年来中国接连爆出多起“卖官书记”案，例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安徽省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湖南省株洲县委书记龙国华、安徽省阜阳市卖官窝案等等，这些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利用手中权力，将‘乌纱帽’当成了换取金钱的商品，大肆敛财均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之巨。如湖南省株洲县委书记龙国华在离任前突击提拔了 100多名干部，被当地百姓封为‘卖官书记’”。第七，贪官外逃，防不胜防。2010 年 1 月 8 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通气会上透露，近三十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 4 000 人，携走资金约 500 多亿美元，算起来平均约 1 亿元人民币。第八，腐败遍地开花，各领域层出不穷。以前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高校、医院等领域的腐败不断呈现。第九，各种“软腐败”横行，诸如党员干部超标住房，公款吃喝、旅游、占用公物等等。一是三公问题（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二是政府浪费现象严重，重复建设问题。三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各种不作为、乱作为现象滋养腐败。四是乱占、乱用、超标、超规格住房等。第十，基层腐败：腐败从高层逐渐转移到基层，其中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镇一级成为腐败的高发区域。

二、探寻腐败产生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近现代有腐败，古代也有腐败，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腐败亦随之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腐败一直根植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各个阶段，而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也会有腐败存在，这是历史的必然。

（二）政治原因

1.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体水平不高，由于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民主与法制基础比较薄弱，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体水平不高。突出表现在选举制度的不完善上，干部的任免、升降决定权不在选民而在上面，因此导致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的诸多腐败现象。

2.政务公开和权力运行透明度不够。推进阳光政务，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手段。由于传统观念和认为因素的影响，以前我国的政府信息一直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而一些政府官员就是利用其掌握信息资源的权力进行暗香操作，滥用职权，为个人和某些小团体谋取私利，从而滋生腐败。而今有些地方或单位的政务的瞒天过海的“半公开”、遮遮掩掩的“假公开”，甚至是千遮百藏的“不公开”，乃至被群众讽之为云遮雾罩的“政雾”。

（三）经济原因

首先由于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比较多，特别是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样就使政府成了各种利益集团竞相“寻租”的猎物。其次，政企关系未理顺，政府依然牢牢掌握着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人事任免权，为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双方的腐败提供了机会。再次，产权体制改革的滞后使国有资产成了“唐僧肉”，在一些不法分子的偷猎下大量流失。有专家估算，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量约在500亿元，到了90年代，每年的直接流失达到了800亿元至1000亿元，如果加上土地设备闲置、坏账、偷税和漏税，以及决策失误等造成的国有资产浪费和流失，这个数字则更加庞大。最后，分配不公使社会收入差距拉大，也刺激了一些公职人员不择手段攫取金钱的欲望。国家公职人员也因为所处的部门和职位不同，手中握有的权力资源不一样，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主要是掌握权力资源的部门和公职人员除了正常收入外，还有大量“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

（四）制度原因

1.法律制度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经济飞跃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在“文革”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已从法制时代向法治时代跨越发展。但无法否认的是，在反腐败与廉政法制建设上，还有诸多的问题，虽然《公务员法》、《刑法》等基本法和一些党内制度中有关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国家基本法。再者，从这些年被惩治的贪腐官员看，贪腐的数额动辄数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且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但被判处死刑的贪腐官员并不多，很多是被判处“死缓”，似乎死缓成了贪腐官员的“免死牌”。而被判处死缓的贪腐官员，经过“死缓改无期，无期改有期，有期又减刑，甚至保外就医”等一系列程序，最终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年的牢狱生活而重获自由。低廉的腐败成本，一些腐败分子不惧怕刑罚而敢于挑战刑法去实施腐败勾当。2.权力配置体系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是宪法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权，但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权没有真正到位。虽然每年的各级人大会议上，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向同级人大工作报告，接受同级人大监督，但在闭会期间，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缺乏有效的日常监督。其他监督机关要么因受同级党组织或政府的领导而使监督大打折扣，要么因监督是系统内的而无法对最需要监督的人是想监督，要么因监督机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威不同、工作程序不一而出现处理意见不协调、扯皮、错位等现象。

3.分配制度。现在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成为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社会分配不公指的是目前存在的对社会的付出和得到的回报严重不成正比的现象。前不久，各大门户网站都在报道一则消息：“中国行业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我国改革开放的初衷是“允许一部人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设想无疑是美好的，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但是，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具体执行上的错误，法律调整的失职，这一号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孕育了贪腐的温床，被一部分人作为巧取豪夺的保护伞。

三、加强和改进当前反腐败工作的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反腐败问题研究 篇2

1 腐败的界定

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同时期不同人士对腐败的界定都不一样, 参考了古今中外对腐败的界定再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 笔者认为, 腐败是指公共权力行使者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2 法制的内涵

“法制”———我国古已有之。然而, 直到现代, 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还是各有不同。其一, 广义的法制, 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 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其二, 狭义的法制, 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 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其三, 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 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 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和过程。

3 新时期反腐败给我们的挑战

一般来说社会转型时期, 往往是腐败现象产生和泛滥比较严重的时期。有资本主义国家学者认为, 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状况发生剧变的阶段, 也是腐败最严重的阶段。[2]腐败发展的迅猛势头给我们党防治腐败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能否彻底消除腐败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

3.1 腐败渗透的领域越来越广

目前腐败现象不仅在经济管理领域中大量产生, 而且在银行信贷、证券期货、商业保险、出版发行、体育、电信、电力、质检、环保等部门中也不断出现。2006年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已立案侦查的有金融、教育、医疗、电力、土地、交通等行业和领域涉嫌犯罪人员7805人;立案侦查私分、侵吞、挪用国有资产的国企人员9117人;立案侦查贪污挪用公共财产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1931人。[3]腐败向农牧区基层蔓延, 出现了一些村官贪污、挪用公款的现象。

3.2 腐败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

腐败者的腐败动机已从挥霍享受型向资本积累型转变, 胃口越来越大, 贪污受贿金额动辄上百万、上千万。违法数额越大, 国家和集体的损失越严重。

4 腐败的危害

腐败就好像人身体内的毒瘤, 任毒瘤扩散, 生命就难以维持。从实际效应来看, 腐败既破坏国家机关的行政效能, 又损害国家机关的权威与合法性基础, 从而导致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 并可能造成全面的“社会无序”和“国家疲软”。如果不对当前的腐败现象进行有效的控制, 甚至可能酿成大的祸害, 可能使改革和发展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具体说来, 腐败会葬送党, 葬送人民政权, 葬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经济搞不上去要垮台, 腐败问题不解决也要垮台。邓小平告诫全党“要整好我们的党, 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不惩治腐败, 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 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江泽民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 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他反复强调, 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严重的政治斗争,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警钟长鸣。

5 法制建设对反腐的重要意义

依法治理腐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4]为了堵塞不法之徒可以利用的法律漏洞, 杜绝权力进入市场, 避免形成权钱交易得以滋生的条件, 防止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端与市场经济的消极面相结合而成为一种落后的经济形态的可能性出现, 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地发展,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更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所以说市场经济的法制化过程, 应当与治理腐败的法制化过程同步, 我国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决定了治理腐败必须依靠法制。只有民主和法制的健全, 才有国家权力和公共事务的公开和透明。一切权力的运作在法制的框架下进行, 使得领导者个人的任性得到约束, 也使腐败行为丧失“暗箱操作”的土壤和条件。因此, 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充分依靠法制, 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

6 防治腐败的法制建议

法律作为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中的制度设计中居于重要地位。据统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通过有关惩治腐败方面的法律、决议、决定200余种。国务院也制定了30多件行政法规, 除此之外, 党内还制定了各种专门的党内条例规定。[5]但是, 毋庸置疑, 我们在反腐败方面的法制化程度还很低, 依然存在上述反腐思想防范机制乏力, 法制建设滞后, 民主政治各项制度建设滞后, 查处惩治机制软弱, 法律法规缺乏应有的权威等不足。因此笔者就为反腐败这项伟大的工程提供法律层面上的建议。

6.1 健全法制是消除腐败现象的制度保证

6.1.1 完善立法程序, 提高立法技术水平

针对目前立法前瞻性不够、系统性不强、部门利益倾向严重等问题, 加强立法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分析研究, 坚持开门立法、民主立法和专家立法, 改革法律法规的起草审议制度。

6.1.2 制定修改防治腐败的专门法律

抓紧制定《反腐败法》、《举报法》、《反洗钱法》等防治腐败的专门法律, 修改完善刑法对腐败犯罪的不合理规定。比如, 刑法规定, 行为人犯贪污罪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由于该条的“情节特别严重的”自由裁量度大, 结果使得该法条的适用性极差, 应有的威慑力大大下降, 也给一些拘私枉法的领导干部提供条件。

6.1.3 制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法规

制定完善反腐败的专门法律可以有效查处腐败行为, 制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法规可以有效预防腐败行为发生。要进一步加大对金融证券、海关、国有企业、医药、司法、工商、税务、建筑、土地、交通、政府采购等行业和部门的立法力度, 要以《行政许可法》和《国家公务员》的颁布和施行为契机, 抓紧制定和颁布配套实行细则, 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 为群众参与监督创造条件。

6.2 培育全社会反腐败的法律意识和观念

首先要着力培养和树立全社会的守法观念。尤其要加强党性修养, 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其次, 要在反腐败斗争中强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确保法律在反腐败斗争中的权威作用。再次, 要在反腐败斗争中增强部门依法履行职责的意识, 使之能够正确行使法定职权, 始终贯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基本原则, 运用法律武器同腐败行为做斗争。最后, 切实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制教育, 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保证。

6.3 构筑和完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

我们反对腐败的法律体系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二个方面:

第一, 加强反腐败预防法规的制定和完善, 注重事前积极预防和树立清正廉洁的政风方面的立法。

第二, 制定和完善反腐败的惩戒性法律法规。惩治腐败关键在于建立一种严密而有效的权力的监督机制, 用法律来保障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一是要制定举报法。二是制定新闻监督法。三是制定和健全廉政法律监督机制。

6.4 利用各种法律手段对腐败进行综合治理。

6.4.1 教育手段

作好法制宣传, 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意识, 依法办事, 而不能以权代法, 以权压法, 甚至是领导者以言代法。要通过主观世界的改造, 消除权力者主观腐败动机, 矫正“不满足”、“攀比”、“侥幸”三个心理倾向, 使权力主体对腐败行为“不愿为”。使每个干部、每个党员、每个群众以及相关的舆论监督单位都了解廉政法律, 做到法制普及, 这样才能形成一种遵法守法、全民动员的环境, 不给腐败现象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则腐败现象就会渐趋减少。从而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

6.4.2 惩治手段

当前, 腐败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强, 自由裁量权过大, 致使打击腐败的威慑力不够, 达不到有效制止腐败的目的。为此, 要坚决依法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特别是对大案要案的查办力度, 重点是查处发生在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违法案件;严肃查处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进行违法的案件;严肃查处失职、渎职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

6.4.3 监督手段

首先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体制, 将现行体制由原来归同级党委一元化领导改为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这有利于增强纪律检查机关的相对独立性, 强化纪委的监督职能。其次, 加大各级人大监督力度。应制定一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法》, 明确监督的性质、原则、对象、内容、组织机构、监督职责和工作规程, 使监督工作具体化、制度化, 以改变某些地方人大不敢监督和不愿监督的被动局面。再次, 支持和保证政协的民主监督。充分发挥政协民主监督作用, 有利于听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意见, 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有利于防治和消除腐败现象。最后, 要加强和改革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制。

将反腐倡廉纳入社会主义法制轨道, 健全法制建设, 才能形成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 从根本上铲除腐败行为生存的空间和土壤, 清除腐败现象, 最终取得反腐倡廉工作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1]王菊芳.法制建设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 14 (2) :16-16.

[2]李琼.新时期腐败问题产生根源及防治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 2007.

[3]张立群.加强反腐倡廉的法制建设[J].攀登, 2008, 27 (1) :125-126.

[4]陈有莉, 邓增学.从法制层面预防和遏制腐败[J].攀登, 2007, 26 (5) :146-147.

当前我国反腐败问题研究 篇3

摘 要 腐败现象如今是各个国家和政府十分头疼的“顽固之疾”，同样反腐倡廉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巩固与否，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与否。本文先阐述了反腐倡廉的重要性，然后结合当前实际分析了我国腐败问题存在的特点，最后对其提出几点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反腐 监督 机制

一、在我国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意义

根据2011年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要把反腐倡廉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将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巩固。由此看来，反腐倡廉的建设以被日益重视起来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加强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

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温家宝总理近日就指出：“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 中国共产党赖以执政的基础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腐败现象是同党的建设总目标和“三个代表”的思想完全对立的。腐败只能破坏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干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损害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只有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才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才能有力地保证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明，所以反腐倡廉的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强力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生产率上，更体现在政治的廉洁和精神的文明上。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它要求各项事业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如果我们在抓紧发展经济的同时，忽视社会风气的净化，在发展物质文明的时候，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那么腐败现象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腐蚀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如此，即使富裕了也是少部分人的富裕，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将永无实现之日。因此，反腐倡廉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保证，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重要保证。

二、当前腐败问题的特点

（一）社会覆盖面更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赶超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我国干部队伍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中纪委的最新消息显示，2010年，我国纪检监察部门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804人。与2009年相比，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同比增长三成。腐败犯罪的上升趋势，特别是大案要案剧增，大要案合一的情况具有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多重危害性，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其危害烈度甚至远远大于简单的经济犯罪。

（二）深入社会程度更深

随着我国大量经济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执法部门越来越多地介入经济生活，对于经济活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这就使越来越多的贿赂犯罪分子将目标转向他们，不仅是为直接获取金钱和其它眼前利益，而且要谋取“靠山”，形成“势力”和“保护伞”。腐败份子绝大部分都是党政官员，其手中的权力是被动“转让”还是主动“寻租”，都是和其它经济犯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伴随着巨大经济利益的侵蚀，许多官员就不能坚持清正廉明的作风，贪污受贿，将人民赋予的权力用在为自己牟取私利上，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三、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主要建议

（一）构筑反腐思想防线

要弘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的踏实为民的民本意识，继承我党的公正、廉洁、自律等观念，树立和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意识，从而达到淡化权欲，诚心为民，廉洁公正，克己奉公，开拓创新，善于进取的道德优良的干部队伍中的好风气。加强政治道德建设，主要是要树立以“腐败可耻”的坚定的道德标杆，来塑造全社会良好的廉洁风气，进而成为推动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的强大动力。

（二）加强防腐机制建设

为了确保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稳步推进，我们必须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以监督来保证廉政制度的确立，从而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塑造一个勤政、廉洁、高效 的人民政府形象。把政风文明建设当作首要任务来抓，而且要抓紧抓好。当前，我们要完善监督机制，尤其是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权威性的监督机构。

（三）加速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要保持“动态性”，主动认识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探知社会发展相关要素的變化，对一些现行的过时或行将过时的制度政策进行清理和创新，使反腐倡廉制度始终保持适应社会发展的动态性。要预留“延展性”，通过科学合理的弹性安排实现制度的阶段发展和逐步完善，在一些特定规则的内容和程序上留有余地。要强化“支撑性”，坚持在既定主体的基础上改革反腐倡廉的权力架构，发展完善党内权力监督制衡机制，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保障。

参考文献：

[1]温家宝.201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1.

[2]刘安华.加强制度建设 遏制权力腐败.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08).

当前我国反腐败问题研究 篇4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当前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群体化、高管化、巨额化、期权化、潜规则化、国际化和新型化。反腐败必须扩大党内民主和发展人民民主，加强选人用人制度建设，强化反腐倡廉教育，推进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完善干部考核与监督制度等。

一、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

其一，群体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

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

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使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其六，国际化。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裸体官员”问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即任职期间有意将妻儿送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而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

其七，新型化。在新兴领域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与异性直接相关的腐败现象不可轻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

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对策

(一)扩大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反腐败的深入

1.在全国县市逐步实行以下制度：(1)党代会年会制。县市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讨论和决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县委委员的工作进行评议。(2)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由过去的间接选举改为竞争性直选。(3)党代表常任制。(4)评议制。在党代会年会上，党代表要对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进行评议。

2.制定完善的、科学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制度，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必须尽快制定标准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相关制度。规则包括：界定常委会需要讨论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与确切内容;书记与副书记、常委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讨论权的保证制度;常委会议事的具体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败。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推进反腐败工作。

(二)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

1.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要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科学合理地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实现“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

2.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逐步实行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

3.实施“考任分离”制度“。考任分离”制度就是将干部的任用从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来。考察时不任用，任用时不需要再考察。留出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的时间。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挂职锻炼等多种方法对拟用人选进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4.推广离岗考察制度。所谓离岗考察制度，就是指主要领导干部获得提拔需要离岗时，在公示提拔信息以后，适度延长公示时间，令其脱离原工作岗位，暂不进行新的任命或暂不就任新职，而是安排其到党校进行为期至少三个月的培训。在此期间可以排除干扰，使“一把手”得到最充分的监督。这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完善选拔任用决策机制，防止考察失真“、带病提拔”等问题。有一些干部“带病”的问题会在离岗考察期间显露出来。

(三)进一步强化反腐倡廉教育

1.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密切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因势利导，大力弘扬以腐败为耻、以廉洁为荣的先进价值观念。

2.善于从大贪案件中总结出小蠹演化为大贪的内在规律性，不断进行倡廉教育。大贪往往是从小蠹演化而来的，没有天生的大贪。从近几年查处的一些案件看，腐败分子一般都是从贪小开始的，得手后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从小到大，从隐蔽到公开，直至无法自拔。

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大力弘扬巴黎公社原则所体现的奉献精神。

(四)坚定不移地推进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等制度建设

1.逐步完成领导干部从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向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过渡。

2.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制度。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近年查办的不少腐败官员都将子女送到国外深造。他们一边把女儿送出国留学，一边大肆受贿，终于落入法网。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并在全国推广领导干部亲属子女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

(五)完善干部监督制度

1.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该制度规定领导干部在任期届中、届末和晋升、调任、转任、退休、辞职时要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结果应作为领导干部选拔、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归入个人档案;被审计者如存在经济责任问题，应及时查处。

2.建立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即问责制。

3.建立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该制度要建立推荐、考察、任用责任制，明确推荐、考察、任用等关键环节的责任主体、责任要求、违规行为和责任后果。

4.建立和健全谈心谈话制度。该制度要求落实任前廉政谈话，上级党组织对新上任的领导干部要进行廉政谈话，要求其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既要干净干事，又要主动抓好管辖范围内的廉政建设。

5.建立和完善考核制度。该制度要求每年结合班子考察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对领导干部落实情况进行一次考核。

6.建立和健全廉政监督员制度。各单位要聘请廉政监督员，对廉政监督员的建议和意见，要认真办理，及时向本人反馈。

7.建立和完善班子成员相互监督制度。班子成员对其他成员违纪违法情况故意隐瞒、不汇报的，一把手明知班子成员有违纪违法情况而不提醒、不批评、不汇报的，要追究其责任。

当前我国反腐败问题研究 篇5

学 院 外国语学院

专 业 姓 名 学 号 总评成绩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年 月 日

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

自十八大以来，我国掀起了一阵反腐之风，许多的大老虎应声倒下，许多高官的落马的事实证实了十八大报告对反腐败态度鲜明，虽然现阶段反腐斗争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面对当前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许多官员对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看法，对党的建设非常不利。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正确分析、认识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对于我们统一思想、坚定信心、鼓舞斗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党的责任，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反腐，中央在行动。

1、保持反腐高压，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

面对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中共十八大后，以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坚持反腐的高压态势，采取“苍蝇老虎一起打”的不姑息政策，只要党员干部发生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我们党绝不姑息。高官不断从军队、地方、中央部门、国有企业中落马，覆盖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系统，彰显了党中央的反腐决心。

2、简政放权反腐倡廉的釜底抽薪之策

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把腐败看作是来自外界的诱惑、腐蚀。权力是否会腐败，主要要看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只要对干部加强思想教育，增强党性修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腐败是可以遏制的。政府的集权化、过度行政化是多年来腐败多发、易发的症结所在。权力是把双刃剑，用的好可以为民办事，用不好会误民误事，甚至滋生腐败。中央简政放权的背后是减少了腐败发生的土壤，从根本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发生。

3、反腐教育，警钟长铃

腐败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不姓“社”也不姓“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腐败是完全“免疫”的，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是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西方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他们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对我党领导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蓄意诋毁，造谣惑众。其目的就是企图动摇干部群众对我们党的信心，动摇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按照他们的主张去反腐败，反掉的那只能是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这点需要得到注意。

4、中共坚决“打虎”赢得党心民心，反腐败凝聚正能量

毫无疑问，“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败，特点是鲜明的，成果是显著的，人民是高兴的，腐败分子是害怕的。这一点得到了人们群众的高度认可。

当老百姓看到之前根本不用自己掏钱买月饼的官员也来商场选购“亲民月饼”的时候，当老百姓走进之前只对达官贵人开放、如今已变身为百姓茶楼的前高档会所的时候，当他们的孩子升学、参军不用再花几万块去“打点”的时候，他们就已真正感受到了反腐败所带来的公平正义，感受到依法治国正在成为现实，感受到越来越强劲的清廉之风。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甚至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持续严峻。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持反腐倡廉,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之一。反腐倡廉建设是我们党在当前形势下,必须始终抓好的头等大事、头等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必须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全党同志特别是党员干部，一定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共青团员作为党员的预备兵,应做合格公民,力所能及的配合党和国家的政策。当代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高素质人才,正确认识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正确分析、认识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对于我们统一思想、坚定信心、鼓舞斗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政策，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要求，认真做到以人民群众为本，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各级机关加强合作，有序参与。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必须了解当前形势，认真履行当前义务，做国家的主人，直接或间接配合国家工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虽然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一些领域的腐败问题还相当突出，但面对新形势，党中央的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决的。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把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遏制住，把腐败问题减少到最低限度，实现党风政风和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从而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当前我国反腐机制的几点不足 篇6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与挑战。党的十七大提出着力加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标志着我国反腐倡廉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在目前，反腐倡廉工作还存在着一些漏洞，使得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且越来越让人触目惊心。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据相关权威部门统计，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在金融、建筑、海关、人事、司法等领域方面共立案861917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而随机抽取2007年纪委部门的统计，腐败现象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1月，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涉嫌滥用职权案被立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凯被中纪委开除党籍；原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被免职；原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犯罪被判刑；伊利股份5名高管人员被捕。

2月，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9月，原江苏国信董事长王益民被判无期徒刑；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因严重违纪，涉嫌犯罪，被撤消政协第九届安徽省委员会委员资格，免去副主席职务；原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被判处死刑；原河南省人大副主任王有杰被中央纪委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原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风云卫星气象科技总公司技术开发二部副经理刘付臣被判无期徒刑；农业部财务司原司长孙鹤龄被开除党籍处分；原科龙电器董事长、格林柯尔系核心人物顾雏军被捕。

10月，原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荆福生被中纪委“双规”；山西省原副书记候伍杰被立案审查；原安徽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维席因失职被免职。

11月，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新疆自治区原副主席阿曼哈吉涉嫌腐败一案。

12月，国土资源部原部长、黑龙江省原省长田凤山被判无期徒刑；原河南交通厅厅长石发亮受审。

„„

长期以来，尽管我国政府对腐败现象一直都持坚决打击态度，不断加大反腐、治腐的力度，但是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从最近公布的数字来看，查处的腐败案件基本上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一方面显

一、官员作风和用人制度的缺失

“贪官易做、清官难当”。一些心术不正、善于投机钻营之辈，往往仕途平坦、步步高升、春风得意。那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敢于向不正之风开炮挑战之人，则常常受到冷落、孤立、排斥与打击。如安徽省利辛县县委书记夏一松因拒收50多万元礼金，狠批狠刹买官卖官等歪风邪风，触动了一批县、乡干部的痛处，半年内就收到恐吓信、侮辱信数十封，最后也落得个明升暗降；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干部制度中还缺少一套对清廉正直干部的激励保护机制。激励保护机制的缺失，一方面使那些清廉正直的干部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与风险，打击了他们廉洁从政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其他干部产生了一定的恐惧心理，致使一些人因害怕遭受孤立或打击报复而不敢坚持原则，从而抑制了他们走向清官之路的愿望与要求。

而这在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我国在用人制度问题上存在的缺失，长期以来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用人制度上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干部对选人用人失察失误基本上不追究。中共中央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明确指出：“对选人用人失察失误的，要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追究。”但是，从改革开放至今倒下去的腐败官员已近似一个“天文数字”了，然而官员因“选人用人失察失误”而受到“追究”的却是凤毛麟角。在当今，

可救药。

尤其是新时期下呈现出来的腐败新手段——期权腐败。腐败分子运用职权给他人办事，他人给予腐败分子金钱或其他好处的回报不是在行为的发生期，而是约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候。显然，腐败分子之所以选择期权这种形式进行腐败活动，主要是为了规避风险。因为期权腐败的最大特点是行为隐蔽，交易时间长，发现查处难。这种权力的“期权化”现象，实质上反映出了监督主体对干部在职时的监督出了问题，对官员手中权力的长期监督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使得腐败分子有空可钻，有机可乘，且腐败手段越来越“高明”。

三、司法量刑门槛过高

论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制度反腐 篇7

一、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

腐败在哲学上引申为事物的异化, 而人们最经常引用的腐败定义大致从“以权力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等三个角度来定义腐败。简单来说, 腐败是一种由公职人员趋利的理性行为所导致的权力蜕变、资源滥用、制度化逃避现象, 从而引发消极的外部效益。中国目前的反腐败斗争开始了“刮骨疗毒”, 从公认的腐败高发区如垄断行业、权力机关以及金融证券、建筑、工商、税务等经济管理、资源分配部门, 到食品药品安全部门等民生领域的关注, 重拳出击, 全面开花, 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 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数据统计, 在2003—2008年的六年间, 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13 242件250 666人。其中, 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6 616人 (包括厅局级1 111人、省部级39人) [1]。但这些数据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的腐败现象依然处于高发、易发、多发态势, 从近几年反腐案件的研究来看, 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腐败主体的级别向基层渗透, 高官腐败数见不鲜。在“权力趋于腐败”的铁律中, 一方面许多腐败现象的主体可能仅仅是科级干部或普通人员, 他们试图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假借上级的影响力来谋取私利;另一方面“一把手”腐败并不少见, 而且多腐败窝案、串案, 贪官金额不断升级。如位列2006年十大反腐典型案件榜首的上海社保基金大案涉及款项达32亿人民币, 涉及包括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祝均一在内的大小官员等逾百人, 涉及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夫人 (或情妇) 外交、“资本运作”等各种形式的腐败内容。

2.腐败形式层出不穷。传统的腐败形式包括贪污、行贿、受贿、索贿、徇私舞弊、侵占国家资产、挪用公款、玩忽职守、敲诈勒索、“卖官鬻爵”、严重失职、渎职等等。而在新形势下, 在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中出现了新的腐败形式包括权力期权化腐败、不良债权贪污、用职务之便以低价托买或高价托卖、干股获利、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买税”、通过政企联谊的“中奖”等方式行腐败之实等, 如2006年全国首例金融不良债权处置过程中的特大贪污案———吉宜军、陈力案;2007年全国首例“特定关系人”受贿案———赵詹奇案;湖南干股受贿第一案———高力初、罗腊梅夫妇“干股”受贿案等。

3.腐败行为多元化、复合化。腐败从单一型向复合型发展, 腐败活动并不纯粹受拜金主义或物质主义的驱使, 而是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道德堕落于一体。权钱、权色、权权交易相互交织, 跑官、卖官、买官和骗官现象滋长。典型如湖北天门市“五毒书记”张二江、福建周宁县“三光书记”林龙飞、新中国最大卖官案的主角马德、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 以及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等。目前的“腐败先锋们”基本上都无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制约, “拔出萝卜带出泥”, 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4.“裸官”、“逃官”现象突出。“裸官”就是以各种名义把家人送出国, 自己在国内做“光杆司令”、“裸体做官”、能腐败多少就腐败多少, 随时做“野鸽”逃离的“潇洒派”蛀虫官员。近年来, 裸官已成黑数, 被掳走的钱财更是不计其数, 如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福建省原工商局局长周金伙、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等都是“裸官”中的佼佼者。根据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 过去十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 携带出逃款项达6 500亿元人民币以上。这些裸官、逃官的泛滥加剧了反腐治理的成效。

二、制度反腐: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

(一) 制度反腐的发展状况

近几年, 中国为改变滋生腐败的宏观制度环境和结构, 进一步加强了“国法”和“党纪”两个方面的制度体系建设。 (1) 在反腐的法律建设方面, 2004年施行的《行政许可法》、2005年施行的《信访条例》、2006年施行的《公务员法》、2007年施行的《反洗钱法》、《物权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2008年施行的《反垄断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为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的刑法系统在2000年通过了《引渡法》, 在刑事法律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刑法》中依照罪刑法定原则, 除了明确规定贪污罪、受贿罪、渎职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罪名外, 在2009年又确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新罪名。 (2) 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制度反腐体系———“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4年中央先后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2007年颁布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 2009年中央又连续审议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试行)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2]。为堵塞贪官外逃之路, 通过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2006年《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200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的相关规定, 进一步完善了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 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 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 (境) 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二) 制度反腐任重而道远

1. 建立和完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防腐反贪制度。1994年官员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项目, 但因技术原因而作罢。1995年《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 (试行) 》等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指导性的铺陈。近年来, 舆论对官员财产公开化的立法呼声日益高涨, 更将其称为反腐败的“阳光法案”。一些地方也在试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比如2008年新疆阿尔勒地区率先在当地廉政网上公开官员财产和2009年浙江慈溪市的“廉情公示”[3]。如果能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入法, 就可以扩大官员财产申报的对象和范围, 充分发挥人大和舆论的监督作用, 通过审核、公示、质询、追究、信用记录等环节, 有效阻断官员不明财产的无限膨胀, 使灰色收入在阳光下现形, 真正做到防微杜渐,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2. 建立和完善金融实名制。

实行金融实名制,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是新时期反腐倡廉的有力武器。中国从2000年4月开始实行公民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 但这离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实名制”还很遥远。金融实名制是对个人金融资产的出入进行监控, 要求每个公民在任何一家金融机构开设账户和进行金融交易时, 都必须使用实名, 并留存包括身份证件、职业、居住地址、通信地址、纳税信息、账单周期等在内的个人信息及相关金融交易信息记录[4}。中国也可借鉴韩国实施金融实名制的经验, 如规定金融资产在限期内进行实名确认、凡未进行实名确认的任何金融资产不得提取等, 清查匿名存款, 打击各种形式的洗钱活动。金融实名制的建设离不开一定的技术支持, 需要所有的金融机构联网操作, 防止非法资金隐性藏匿或外逃。此外, 还要增强国家的金融监管力度, 健全金融结构的责任制度等, 让腐败行为难逃法网。

3. 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

网络反腐打破了传统的反腐格局, 拓展了公众实现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的渠道。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 之后中央纪委监察部和18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也相继开通了举报网站。截至2009年6月, 26个省 (区、市) 、100多个地级市、200多个县建立举报网站[5]。除了官方的网络举报, 还有诸如博客、论坛等网络载体成为民间网络反腐的首选阵地。2008年8月13日湖南省株洲市出台的《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是国内首个纪委网络反腐办法, 成为中国网络反腐迈向制度化建设的一个里程碑。网络反腐的制度化出口关键在于三点:一是网络举报制度的建设, 如建立和完善保护举报人制度、举报信息保密制度、举报奖励及补偿制度、网络举报信息受理、处理、时效制度和信息反馈制度等。二是建立网络反腐信息监控与报告制度。中国近3亿的网民力量显示的是最廉价的监督, 可能是合理的怀疑、证据充分的“有罪推定”, 也可能是民主的非理性抑或网络暴力, 这就需要认真组织收集和监控这些网络信息, 引导网民理性监督, 如杭州市纪委监察局推出专人监控“反腐贴”, 另外, 还可对网络反腐舆情监控实行每日报告制度等。三是建设和完善政府网上电子监察系统。如苏州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探索出了惩防体系建设的新路, 先后开发、运行了行政审批网上监察系统、工程建设网上监察系统、政府采购网上监察系统、行政权力电子综合监察系统等, 实现监察工作从事后监察向全程监察的转变, 大大提高了行政效能和防腐反腐力度。

摘要：新时期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渐入“深水区”, 鲜明地树起了“依法治国、制度反腐”的大旗, 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 逐步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现有的反腐败法律制度仍然存有很多制度空隙, 亟待完善, 如建立和完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金融实名制、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等。

关键词：制度反腐,金融实名制度,网络反腐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检察院历年工作报告[EB/OL].http://www.spp.gov.cn/site2006/region/00018.html.

[2]郭晓果.中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现状和缺陷[J].经济研究导刊, 2008, (9) .

[3]郭中军.官员财产公开的破冰之旅[EB/OL].东方网, 2009-03-27.

[4]王明高.三大制度破解“外逃魔咒”[J].人民论坛, 2009 (, 7) .

当前我国反腐败问题研究 篇8

关键词：人学；个体；范式；转换

一、关于人学的定义

但丁（Dante Alighiefi，1265—1321）在《神曲·地狱篇》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人”的概念，使人们开始对身边的变化进行思考，个人的意识逐步增强，为人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一般认为人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的存在、人性和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生的价值、目的、道路等基本原则的学问。”从哲学层面来说它是对人的生存本质和发展规律进行认识和思考的学问。就研究内容来说，它研究的对象是独立个体的人；就形式来说，它被称为“学问”，就意味着它有诸多范畴、原理等理论形式的构成基础。所以，我们研究的人学，既与“人”紧密相连，又需要逻辑通道来形成和展开。

二、近代我国人学的研究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人学在初始阶段就有一个先天悖论——其研究对象“人”是通过自我现实的感性活动来实现自我的“感性”存在，它的理论形式的完型建构却需要通过逻辑制造实现人的“理性”转型。

近年来很多学者认为人学研究需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西方人道主义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作为理论原则。但两者的理论基础是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从我国的指导思想来看，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指出了探求人的本质的正确途径，人学研究在它之下才能顺利开展；二是人学研究关乎当代中国，必须利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来理解、诠释、运用科学发展观。近几年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类”概念、人的本质命题为依据，指出马克思坚持的是人本主义人学观。但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人学观是有特殊历史条件的，这种理论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

人学研究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研究什么的问题，二是如何研究的问题。前者是哲学对象的问题，后者是哲学范式的问题。一般的研究通常倾向对哲学史的探讨和哲学问题的思考，偏重于哲学对象问题。实际上哲学范式比哲学对象更重要。以前的中国对哲学研究主要是对象或问题域，对于哲学范式研究有所忽略。如今，一系列新兴的哲学研究中普遍实现了哲学理论向生活世界的渗透，即从外在的物质、客观规律性、超验的实体转向主体的人、实践和社会文化。但在哲学范式上有所滞后，哲学范式的转变没有跟上，依然习惯用传统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来研究新问题。从哲学范式上来说，我国人学研究停留在传统理论哲学的范围。从某种角度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方面属于真正意义的实践哲学，但他个人排斥思辨哲学体系，在研究人的实践时习惯性地采取立足于揭示具体历条件下的活动机制，揭示实践活动的自由本质和具体的社会制约条件，不把实践和历史本身提升为外在于历史的普遍逻辑和必然性。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把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科学化，使得马克思关于人和实践的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变成了抽象的普遍的原理。在这种哲学范式的支配下，我们关于人的研究还停留在宏大而一般的理论描述层面。如果人学研究不实现哲学范式的转变，按照这种哲学范式来解决问题，我们就不用再探求新理论。这对哲学研究者来说，就是脱离了历史和具体。

三、人学研究相关问题的思考

国内的人学研究者沿着马克思所开启的这一宏观视角，建构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学研究的深入，我国人学研究问题渐渐展露。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个性的内涵多从个人与社会关系上来探讨，视个性为社会性在人身上的特殊表现；二是在关注个体的历史发展时，侧重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人的能动性实践虽然也是强调的重要方面，但未将其落实到具体中去，人学研究需要把社会历史视角和个体发展的微观视角相结合，进行人的社会历史性追问和生命的发展的完善。中国当代人学研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时，还应借鉴和吸收中西文化资源的合理内容，实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的交融。

人学研究一直存在严重的偏颇，有些学者注重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文化的民族性，片面的强调“应注意同西方进行对话”，“把西方哲学的思想成果及其得失作为资源，融入当代中国哲学的具体建构中来”，对中国传统人学思想却并不重视；偶尔提及也只是站在文化的时代性立场上提出要用批判性的思维来进行反思和时代转换。对我国的人学研究来说，强调同西方人学的对话是十分必要的，西方发达国家成功实现了社会大改革，其人学研究对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类生存状态和未来模式有及时反思和预测，对我国当代的人学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当代中国的人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它既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又要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哲学理论资源是我国几千年文化的沉淀，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我们特殊历史时期的理论大旗，在革命胜利和发展的新时期，人学研究应该做到的就是对中、西、马的切实探讨和融合。

四、结语

文章的内容远不是人学研究的全部领域，但可以看出哲学范式转换对于人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能够改变从给定的原理和概念出发去进行逻辑推演和思辨争论的研究方式，从上述关于人的存在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现状出发，具体分析历史演进和社会运行机制，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理论收获，而人学研究也将有全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意]阿里格利·但丁：《神曲·地獄篇》[M].田德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刘建军：《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人学观与但丁创作》[J].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版第3期，第156—60页.

[3]陈志尚：《人学原理》[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4]黄楠森：《人学原理》[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何中华：《人的历史发展的双重审视》[J].烟台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版第4期.

[6]陶德麟：《人学研究应当坚持的两个原则》[J].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版第1期.

[7]赵敦华：《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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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艳涛：《 1978年以来中国人学研究：反思与前瞻》[J].深圳大学学报，2009年版，第4期.

当前中国腐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篇9

1．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权力的腐败者正是利用体制缝隙和漏洞，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和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不完善。没有一部统一的《反腐败法》，对腐败行为的界定不清晰，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高。此外，一些人们看到一些人非常腐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开始起而效尤，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扭曲，从而开始滑向腐败的深渊，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因“低风险、高收益”变得非常活跃和猖獗 3．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其他各种不良风气有了滋生的土壤，并开始侵蚀部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有时候，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甚至反受他人攻击；而见风使舵、拉帮结派、弄虚作假、鼠窃狗盗之徒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反被提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可能发生扭曲，廉洁自律意识就可能丧失。

二、当前中国腐败问题造成的主要危害

首先，腐败损害经济发展，不少研究成果表明，腐败从多方面会损害经济发展，腐败水平提高会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大大降低。保罗·莫罗的回归分析显示出，腐败指数（从1到10）每低2.4，人均收入增长率就高4个百分点。其次，腐败危害社会秩序。另外，腐败危及政治稳定改革开放开始后，利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时机，一些领导干部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大肆谋取不义之财，从而一夜暴富。非法致富，权钱交易，腐败泛滥，腐败危及政治稳定、损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并使人们对政府的决策制定和执行以及其他政府行为失去信任，严重的还会引发社会**和政府倒台。

三、当前腐败现象的对策分析

1.紧抓道德建设

在加强政治理论建设时,我们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我们必须有的放矢，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党风党性教育，勤政廉政教育，从而淡化权欲,诚心为民。2.引导舆论宣传 遏制腐败.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大力宣传我们党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宣传扬善抑恶、以正压邪，反腐倡廉、以正胜邪;同时宣传从严惩处贪官污吏，消除领导干部腐败的案例。通过宣传一方面使反腐倡廉的思想占领导干部的思想阵地，造成一种学有目标，做有要求，赶有方向，比有标准的工作氛围，形成一种掌权为公，用权为民，艰苦创业，乐于奉献的时代风尚。3.营造法律环境

惩治腐败,建设廉政,是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多种手段,才能取得成效。

要严格执法。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和发展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4.建立健全机制 遏制腐败制度建设是关键。5.提倡民主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