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世界的杂文随笔（推荐9篇）
四年前我说我想去看医生看咨询师，我妈说你有什麽病看什麽咨询师，你要学会自己调节。
四年后我妈说你去看咨询师看医生吧，我说不要我不想去。
人为什麽总是这样？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从不出现，在你决心学会习惯独自沉沦苦海时又跳出来刷存在感一厢情愿要救你起死回生。
这个学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裡我都会在半夜无缘无故开始哭。甚至白天有时候也会突然开始哭起来。
我不知道这是好的徵兆还是事情恶化的表现。
没有什麽能让我高兴起来。曾经喜欢的东西于我而言都再没有意义。很无聊，很无聊，不管做什麽都很无聊。
空虚，痛苦，漠然，恐惧，不安，憎恨。这些东西是我生活的全部。
我不需要别人来救我。我不想看咨询师也不想看心理医生。没有用的。
不管做什麽都没有用的。
不想再吊著半条命浑浑噩噩的活著。
我想儘快找到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太慢了。
我能察觉到我在无意识的慢性自杀。不规律的生活，不愿意主动寻求专业帮助，得过且过的混日子。我的确在逼死自己。
我真的努力过。
我真的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挽留自己。可是没有用的。我不想再挣扎了。
对不起我真的不想这样。
我真的尽力了。
我尽力了。
对不起。
我无能为力。
没有用的。就这样吧。不要再有人接近，不要再来试图帮助我。我不想再尝试了。没有人可以救得了我。
哭没有用。哭完后依然是无尽的痛苦。
说话也没有用，我又该和他人说什麽呢，又有谁会听我说呢。
应该有五年了。初中略显苗头，高一真正能清晰体会到这种极度痛苦的感觉。抑鬱症如影随形，它缠绕著我，无处不在。
时间没有杀死这条黑狗，时间让它变得越来越强大。
五年，事情越变越糟糕。一切都失控，朝著我无法逆转的方向偏离。
“梦想在什么地方，总是那么令人向往，我不顾一切走在路上，就是为了来到你的身旁。”
如果以“我的梦想”为开头造句，相信会有不少人写“我的梦想，就是背起背包在全世界流浪”。但是，这终究只是笔头上写一写，脑中想一想罢了。真正能背起背包的人，也真正放下了一些东西。
谷岳就是那样的一个人，他放下一些东西，背起了背包，在无尽的旅程中，去收获他的梦想。
上瘾的旅行
2011年7月9日，谷岳发了一条微博，说赞助已经找好，8月初就准备出发。
之后，他又发了一张去赞助商店内试装的照片，照片中的人肤色黝黑，戴着眼镜，梳着马尾，一看，就是一派“行者”的劲头。试装期间附近有人认出他：这不就是那个搭车去柏林的小伙子吗？
事实上，谷岳已经不再是“小伙子”了，今年，谷岳已经32岁，他和同样30多岁的刘畅，马上开始准备他们的下一次旅程，一路向南——完成从阿拉斯加到阿根廷的后半段行走。
当被问到选择这条线路的理由，谷岳说，没什么理由，他告诉《小康》记者，他只是想体会那种感觉，从北美最北端到南美最南端，行走于世界边缘的感觉。
很多时候，谷岳需要的，只是那种感觉。
“就跟毒药似的。”谷岳这样形容旅行，而他，则有点上瘾了。
1979年出生于北京的谷岳，在10岁时随母亲来到美国生活，在高中毕业一次去墨西哥的机会里，他爱上了旅游。之后，大学期间每个假期他都会满世界跑。而他甚至为此辞了之后的工作。
漫無目的的旅行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旅游卫视看到他写给户外杂志的文章，还有他在自己制作的网站上挂出的一些片子，找上他，希望合作一个节目。
《搭车去柏林》就是这样出来的。从2005年开始，谷岳就一直希望尝试由北京到柏林这条路线，并发誓在五年内一定要开始行动。
更何况，那次他还有另一个浪漫的诠释——去柏林，见他的德国女友伊卡。
如果坐飞机，谷岳只需要十几个小时就能到达柏林，如果搭车呢？
谷岳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要跨越13个国家，行进16000多公里。
2009年6月8日，谷岳和他的搭档、纪录片导演刘畅以只依靠陌生人帮助，用招手搭车的方式，从北京出发，开始了他们的旅程。
可是，真到把想象付诸行动的时候，还是免不了遭遇现实中的重重困难。出发那天，谷岳甚至发现自己的背包重到背不下楼梯。
等到他终于适应那个重量的时候，他发现北京开始下起了雨，而且越来越大，后来，他们在一个关口停下，准备开始他们的第一次搭车，但，几个小时内，无数辆车从他们身边经过，却没有一辆肯为在一旁举着牌子招手的谷岳停下。
“这就像一个社会实验。”谷岳形容搭车的感觉，“现在很多人都是看你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才帮你。”谷岳说，他知道好人依旧有很多，但是他们都不敢帮忙，他们首先会质疑“举牌人”是不是个好人。
雨中的苦等没有结果，等到天快黑了，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出面：“你们要不回去，要不换个地方。”谷岳实在没办法，打了电话，向朋友求救。朋友把他们带到更容易搭车的关口。在那里，终于有人愿意搭他们一程，去太原。
3个半月，88次搭车
这并不是一个顺利的开始，但是，万事开头难，谷岳相信，只要开了头，接下来就好办了。
山西、陕西、甘肃、新疆……17天出了国境，进入吉尔吉斯斯坦。谷岳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俄语卡片，上面写着4句话：“我们俩要从中国搭车一路到德国/如果方便的话你能带我们一路吗/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没有钱给你，但是有香烟和微笑/非常感谢。”谷岳微笑着露出闪亮白牙，旁边是手里握着一包烟的刘畅。
除了微笑，谷岳还有其他“法宝”拉拢当地居民，比如，有时他会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台巴掌大的蓝牙打印机，给当地人拍下照片，现场打印出来。本来客气虚笑着的当地人接过照片，端详自己的全家福，仰头大笑，谷岳也跟着他们一起笑。
刘畅的香烟和打火机也总能派上用场，有一次，它们还帮这位纪录片导演找到了最打动他的故事。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穆伊纳克渔港，他们遇到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守卫，一开始这位名叫德鲁克的老水手并不让他们在此扎营，但当刘畅把他从中国带来有毛主席浮雕的打火机送给他时，他高兴得不得了，并同意了两个陌生小伙子的扎营。
后来，这位大爷开始跟他们讲述自己年轻时当水手的故事，那时候，他在咸海岸边游泳，还曾出海捕鱼。他指了指一旁沙漠里铁皮斑驳的船，他曾为它骄傲。而如今，他只能看着那些废船，从它们身上去寻求曾经的美好回忆。
一路行走，让谷岳刘畅感动的故事还有很多。在土耳其，他们受到了出乎想象的热情接待。“路上就是土耳其司机最善良了，他们看到别的车抛锚了，都会停下来帮你。”谷岳说道。
而谷岳他们真切感受到土耳其人的热情与实在，是在一天晚上，他们碰到一个当地小伙子，专门把他们送到目的地，还带他们参观古城，并为他们付了一个四星级宾馆的住宿费用。在酒店的房间里，谷岳和刘畅面面相觑，都以为自己在做梦，方才还准备在野地扎营的他们，这一刻已经住到了四星级的宾馆。
旅行中的一切似乎都进行得美好和充满意义。
唯一比较惊险的，是有一次他们在格鲁吉亚搭上了一位发酒疯的司机的车，在曲折的山路上把时速开到100多公里，并且看到前面有车就要超过去。“每次我都闭上眼准备撞车。”谷岳说道，而当他们叫嚷着要停下下车的时候，司机反而更为兴奋，开得更快。“后来，好不容易他才把车停下了，我和刘畅赶紧把我们的东西扔出车并逃了出来。”
2009年9月17日，德国和捷克交界处，谷岳和刘畅准备搭最后一辆车直达柏林。正准备拍纪念照时，一辆车已经停下，谷岳随便上前一问，车主竟然爽快答应搭他们去柏林。
那一刻，谷岳有些懵。耗时三个半月的搭车生活，马上就要到尽头。
“这种在路上奔波的生活突然就结束了，还挺不习惯的。”谷岳自嘲道，在柏林见到女友伊卡的那一刻，谷岳竭力忍住流泪的冲动，他紧紧抱着心爱的女友，脑中闪过这三个半月中的每一个镜头，88次搭车中的每一次感动。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现在生活环境中很多已经看不到的东西，旅行让你重新看见，重新认识了。”谷岳感慨道。现在回想起来，他依旧觉得迈出第一步，是最困难的。
“等到以后身上的东西越来越多，就更难放下了。”谷岳的话让人想起《搭车去柏林》片头的那行字：“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有什么能让你停下行走的步伐？”“红绿灯。”——在微博的一次访谈上，在被网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时，谷岳的幽默回答也说明了他确实是个真正的行者，没什么能让他停下来。
2010年9月，完成“搭车去柏林”的谷岳休整后再次出发，在阿拉斯加与刘畅会合，开始了他们的美洲穿越计划，3万3千多公里，用各种方法，从阿拉斯加到阿根廷，进行世界上最长的陆地穿越。并以这段行程为旅游卫视《行者》栏目拍摄影片《一路向南》。
2010年9月7日，谷岳从中国宁波出发，搭一艘集装箱船横穿太平洋到美国的塔科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从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梦想有一天能坐船环游世界，跨越那些大洋到世界的另一边。上船前一晚，谷岳特意去趟超市，买了两瓶小二、花生米，和一些零食准备跟船上的水手们愉快地度过这11天。
之后在阿拉斯加的菲尔班克斯，谷岳跟刘畅会合，并打算从那里搭车800公里去北美大陆有路的最北端戴德霍斯开始他们的阿拉斯加到阿根廷旅程。
在那里，搭上的第二辆车，车主是个多次坐牢的“前黑帮”，他来到阿拉斯加也是为了“转正”，但三年前因为一些误会，又被判刑8个月。“他性格非常开朗也爱开玩笑。他说在加州时他曾经干过许多坏事，也有一些兄弟已经不在人世了。”后来，他告诉谷岳和刘畅，阿拉斯加的监狱是全美国最舒适的，他被判的三个月前每周还有自助餐和螃蟹。
这次搭车的经历让谷岳认识到，在这个社会，不能轻易评价别人。“他的背景虽然很复杂，但他的心还是好的，还是喜欢帮助别人的。”
由北向南的穿越
跟这位“前黑帮”走了100多公里后，谷岳他们来到一个孤零零的小镇，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小镇是没人住的，它曾经是个淘金的地方，也是临时建起来的，早就没人了。那时，那里已经是早冬了，要知道，在冬天那里的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50摄氏度。
离下一个住宿地还有130公里。
几个小时内路过他们身旁的车，都由于不顺路而婉拒了他们。“晚上特别冷，周围是荒野，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被赞助的帐篷之前都卡在海关那里，而他们也不可能在随处都会有野兽出现的冰寒路边睡下。好在，后来一位途径的司机告诉他们，旁边有座金矿，于是他们就去那里的宿舍，打地铺蹭了一个晚上。
后来，谷岳和刘畅搭车到了北美有路的最北端，在北冰洋里游了次泳。之后一路向南，穿越了加拿大的洛基山脉。在波特兰时，他们用1200美元买了一辆1991年的沃尔沃，用一个月自驾穿越美国西部和墨西哥，共12500公里。
除了搭车之外，一路上，谷岳他们感受了更多生活和职业的体验：比如渔夫、消防员、牛仔、淘二手车、考驾照……
当被记者问到在这么多年的旅程中，是否曾动过放弃的念头时，谷岳坚定地回答道：“从没有过。”他笑称或许自己这个人天生比较“拧”，尽管他时常会感到焦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搭上车，不知道明天能到哪儿，不知道今晚能睡哪儿，但是，放弃这个单词，不曾在他脑中出现过。
那么，或许有人会情不自禁地想知道，他放弃工作，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费了那么大力气进行着艰难的旅程，他所得到的又是什么？
谷岳自己也思索过这个问题，他说不出一个太具体太明确的答案。他只记得，自己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教授在文学课里整整一年都在讨论，试图从古希腊到现今的文学作品里得出，什么是good life，如何去追求good life。
“不是从旅行中得到什么，而是這个旅行，给了你什么。”谷岳着重强调两者间的主动与被动关系。那些旅途生活中所面临的不可预知的事情，不管是好与坏，都让谷岳感觉到自己在活着。就如他一直所说的那样，旅行不仅让我了解这个世界，更让我了解自己。
现在，谷岳在北京每天骑车到居住地附近的公园，找个咖啡馆，专注写他关于“行在路上”的书。写完书后，拉到赞助的他很快就又要出发了。把从阿拉斯加到阿根廷的后半段旅程，从墨西哥延续下去。
太吵了，是吵的。到处是发声体，昂扬的道理、诉求和暴力，就如同情人节这一天满街将突然出现的卖花人，横在你面前，举着玫瑰冲向你，这是一年里玫瑰最多的时刻，多得像红衫军，所向披靡。知识也来得太快，我就快看不懂好友转发的微博，我自惭形秽，我恍惚失语，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直不懂装懂眼看着就要露出马脚，我等待着事情败露的那刻，在烂菜叶袭来之际抱着破衣烂衫去山石牧草粗线羊毛之地，失意忘言然后风化坐忘，最后归骨昆仑之西。
可我还是这样浑浑噩噩走着，有很多人想拉我去他们的那条路，我不知道他们是何目的，他们说着坦诚的话，用了坦诚的眼神看着我。
我半信半疑，思考着还是走自己的路，容我想想，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想去哪里。
我开始摇晃…地走着，却依然不敢乱动，不敢踏出现在走着的路半步。我在想？我在想吧？
很多时候也不容我想，现在我的时间不只是我自己的时间，我的时间三分之一的部分要兑换成金钱，廉价的兑换成金钱。三分之一更另个自己去另个世界。另外三分之一大多被琐碎繁杂的事占据。我在想，有时在“金钱”里想，有时在“另个世界”里想，有时穿插在“琐碎繁杂”里。
但他们又不一样。詹姆斯混混度日，对一切事物都没有孩子的好奇心，世界对他来说是用来探知死亡的，他慢悠悠的表演活着。他是真正无情的那个人，对自己狠心，对别人同样冷漠。他可以把自己的手放进热油了，也可以用一把刀杀死许多的小动物。艾丽莎本性单纯善良，她的恶毒和冷漠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产生的。这样的两个人，站在一起都是灰色的，艾丽莎想要一个人陪伴，詹姆斯想杀一个人，所以他们在一起了。
离家出走也是突然的事情，詹姆斯开着父亲的车，就这样和艾丽莎上路了，离开了艾丽莎口中操蛋的小镇。
大人的世界才是真正的恶毒，那是他们无法想象的险恶。愿意让他们搭顺风车的大叔，其实是个想猥琐詹姆斯的变态，偷偷潜入的别墅，主人是个表面正经的教授，家里却有虐待女学生的录像和照片。他突然回家，看到了闯入的艾丽莎，想要强暴她，詹姆斯情急之下杀了这个男人。
那是詹姆斯第一次杀人，和艾丽莎在一起后，他想过很多次如何杀了艾丽莎，可是当男人的血流了满地的时候，詹姆斯却害怕了。他忽然意识到，他不再是一个无情的人了，因为艾丽莎的出现，因为她的活力，她的暴躁，她的人情味。艾丽莎是鲜活的坚韧的，即使父亲很小就离开她，继父性骚扰，言语侮辱，母亲为了自己的幸福不敢反抗继父，她的世界那么糟糕，还是顽强的抵抗着，一往无前的活着。表面上，詹姆斯和艾丽莎都是厌世的，但詹姆斯是真正的没有欲望，艾丽莎却是有幻想和希望的。艾丽莎一心想找到很酷的父亲，她那么勇敢，让对世界了无牵挂的詹姆斯也有了一点好奇心，去了解艾丽莎和她的世界。
杀了人之后，这两个少年一路逃亡，找到了艾丽莎的父亲。这位父亲表面上确实让艾丽莎满意，他还是像从前一样酷，可是现实再一次打击了他们。这个男人是个毒贩子，没有责任心，不肯为和女友生下的孩子付一点生活费，为了逃避女友的责问，丢下艾丽莎和詹姆斯开车走了，还撞伤了一只小狗。看到电视上通缉艾丽莎和詹姆斯的新闻，为了悬赏金，将两人困在家里，报了警。艾丽莎仍存着一丝希望，至少父亲记得每年给她寄生日贺卡。可是最后，生日贺卡是母亲寄的，她或许希望给艾丽莎一点小小的快乐。
而詹姆斯的父亲，在詹姆斯失踪以后将一家人的照片放进了钱包了，他说詹姆斯是个怪孩子，但是他并不坏。
真是糟糕的世界啊。詹姆斯和艾丽莎以为那个小镇，就是一切的罪恶了，可是外面的世界光怪陆离，她们显得越发的渺小和孩子气。比继父和母亲更自私恶毒的人很多，原来善意也真实存在。那个看着詹姆斯的照片痛哭的父亲，那个想要帮助他们的女警察，还有很多很多。。
那只被撞伤的小狗，躺在地上呜咽，它的脖子断了，但还没有死。艾丽莎想解除它的痛苦，可是拿着石头的詹姆斯却下不去手。后来，他们埋葬了那只狗，连同艾丽莎最珍惜的父亲的夹克。艾丽莎是詹姆斯的一束光，她让他感受到了存在的意义，再灰暗的生活，也需要爱呀。
——朱迪丝·莎兰斯基《岛屿书》
《岛屿书》是手绘地图和幻想文字的美妙结合，德国女作家朱迪丝·莎兰斯基在书中介绍了50座遥远岛屿。她认为这些岛屿“你难以拜访，也永不能游历。没有人能去这些岛屿，但又有谁不想去呢？”《岛屿书》的封面是纯粹的蓝，代表海洋。空空荡荡的蓝色中有4个不规则小色块。当我仔细辨认时，发现这几个小色块就是我曾经去过的圣基尔达群岛（St. Kilda，位于苏格兰外赫布里底群岛最西岸，距北尤伊斯特岛（North Uist）西北64公里，大西洋北部群岛）。
“爸爸去哪？”
2013年5月，我的邮箱里收到了新华社摄影部国际组 “关注文化遗产系列公益报道策划方案”。策划中提到的英国文化遗产就是圣基尔达群岛—英国唯一一个文化、自然双重遗产。作为新华社驻伦敦的摄影记者，我本着“守土有责”的原则，趴在办公室墙上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地图”上找了半天，这个小岛也无迹可寻。谷歌搜索一下才发现，它位于外赫布里底群岛（Outer Hebrides）中最遥远的一个点。网上也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圣基尔达群岛由4座岛屿—赫塔岛、邓岛、索厄岛、博雷岛组成，面积约8.53平方公里，距离苏格兰大概200公里。圣基尔达群岛曾经是英国最偏远的居住地。18世纪，岛上人口曾近200人；1983年，因传染病肆虐和生存环境恶劣，所有岛民集体搬往它处。现在，这座岛上没有常驻人员，只在夏季，苏格兰国家信托基金会（The National Trust for Scotland）组织1至3名看守及科研人员上岛—这简直是一个荒岛！
至今还记得，小学一年级时我得到了一本《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不太厚的小人书，却打开了孩子们的荒岛历险之梦。那时表弟经常来家里，和我同住一屋。有天晚上他问我睡不着怎么办，我说想点有意思的就睡着了；他有点困惑，“我不知道想什么？”我帮他开动脑筋，“就想我们像鲁滨逊那样在一个荒岛上，想尽办法活了下来”。这样的胡思乱想是我们当年入睡的最佳佐料。不知现在已经在军队当上团长的表弟还记不记得童年的睡前故事。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同样有荒岛幻想情节的人。曾偶然读到美国水手乔治·休·班宁（George Hugh Banning）的书，发现他也对人迹罕至的地方充满向往之情。这位特别的水手，内心一直热切地盼望着自己的船能在什么地方走失。到底在什么地方失事，他倒是无所谓，“只要是一块上帝遗弃且四面环水的地方就可以了。”可是他很不走运，他抵达的所有岛屿，口香糖包装纸和美国口音都随处可见可闻。
他如此，我亦然。曾经16年军旅生活，我经历过多次野外生存的险情，也曾与一群战友被关在一个小岛上集训。无论坐轮船、上军舰、乘缉私艇、登冲锋舟，所到的每一个中国偏远岛屿，即使没有岛民，也能看到边防解放军，算不上荒岛。因此，那本黑白小人书里的鲁滨逊和“星期五”的故事一直是无法替代的童年梦想。
得知要去圣基尔达群岛—这座英国去最偏远荒凉的小岛—拍摄时，我兴奋地把羽绒睡袋和从北京带来的军用压缩干粮、能量棒、军用水壶、风镜、手套、指北针、净水片和防蚊虫剂都塞进背囊。
好多没开封的装备都派上了用场。我6岁的儿子殷小雨坐在旁边看我打包，不解地问：“爸爸去哪儿？”
“一个荒岛。”我答。
“岛上有狮子吗？”“没有。”
“有老虎吗？”“没有。”
“有蛇吗？”“也没有。”
儿子兴致索然地走开了。
“出埃及记”
七月的一天，我从伦敦出发前往圣基尔达群岛。路途要花费2天，先在苏格兰高地因弗内斯（Inverness）转机后抵达外赫布里底群岛的斯托诺韦（Stomoway），再坐长途车一路向西到利弗堡（Leverburgh），然后等着转船去圣基尔达群岛。然而，当地突变的恶劣天气给我泼了冷水。船运公司告之，因风高浪急几天之内都不保证有船前往群岛。
我滞留在码头旁边一家青年旅社狭窄的6人间里，白天四处闲逛后在自助厨房里用黄油做了西红柿炒鸡蛋，香味引来了一群老外驴友流着口水围观。晚上，一个来自伦敦的小伙子在门口凛冽的海风中抽着我的红塔山（英国立法不允许室内吸烟），他吐着烟圈叹息：“啊！这是世界的边缘啊！”（外赫布里底群岛维京语名字意为“世界的边缘”）我问：“那圣基尔达是什么？”他答：“那是世界的尽头啊！”
3天后的清晨，我终于接到可以出海的电话。这是一艘能坐12个人的小艇，与我同行的还有9名旅客，因圣基尔达群岛没有住宿，游人只能在岛上游荡4个小时后随船返回。小艇在风浪未平的北大西洋上颠簸，每个人都痛苦不已，大多数人抱着船上专用的呕吐杯苦苦煎熬。3小时过去了，我终于也坚持不住，伸手向船长申请呕吐杯时，他却大喊：“看！圣基尔达！”
越来越近，一座光秃秃没有一棵树的小岛，显现在眼前（这是圣基尔群岛的主岛赫塔岛，只有此岛曾有人居住）。它周围的几个岛礁和岩柱，则完全为灰白色。近了，才发现那不是岩石的本色，而是厚厚的鸟粪覆盖了它们。因为马达声的惊扰，突然间，数万只塘鹅（学名鹈鹕）、管鼻藿（一种与鸥类相似的鸟类）和角嘴海雀从我们船边的岛礁和岩柱起飞，布满了我头顶的整片天空。我扔掉呕吐杯冲到甲板上，一边努力稳住自己在摇摆的船头不落水，一边开始不停地用广角镜头拍摄鸟群，用长焦镜头拍摄绝壁上的鸟巢。船长介绍，由于天气恶劣不适合种庄稼，当年岛上居民以捕猎海鸟为生，同时饲养少量山羊。他们在夏天猎鸟，然后把它们拔毛晒干后储存起来，在严酷的冬天食用。他们用鸟毛和提炼的油与外界换取生活必需品，把骨头做成日常用具，鸟皮做成鞋子。
至今在这些嶙峋的峭壁和海礁上栖息着数十万只各类海鸟。船长手指一个刚刚经过的高耸海礁告诉大家，这是圣基尔达群岛的博雷岛，自古无人居住，世界上最大的塘鹅群—约6万对塘鹅在这片海礁及周围的石柱上繁衍生息。据说当年十多个赫塔岛民划着小船来到这里攀爬峭壁，徒手猎鸟时惊动了鸟群，受到攻击。十多个人都没能再回到他们生活的赫塔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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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风浪后，我们终于在赫塔岛靠岸了。看守员沙曼在岸边迎接上岛的几位游客。沙曼警告每个人，要注意岛上延绵的悬崖，大雾、劲风和鸟的袭击都会让悬崖边的人危险倍增。感谢新华社伦敦分社的同事白旭一直帮我联系，我才能够在岛上找到地方过夜。在其他人羡慕的目光中，我把背囊放进了看守员的小石屋。小屋就在离海5米的地方，因为地势略高，我不用担心涨潮时海水会冲进睡袋。看守员沙曼告诉我，在几百米外有他们从山顶引来的山泉水，可以直接饮用。
赫塔岛上散落着十余座已经荒芜破败的石舍和几百个储物石室（英文名为cleitean或cleit），这些残存的遗迹早已成为野羊与海鸟的巢穴，人类反而成为外来的访客。人类文明的消失为一些稀有的物种和濒临灭绝的鸟类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在起伏的山坡上，仍然存留着石头垒砌的围墙，以及圈起的一块块耕土。当年在岛上定居的人们曾用这些石圈防止他们种植的少量燕麦、大麦等作物遭受北大西洋终年劲吹的风暴。在观察了一下地形后，我背上装备及器材前往海岛的最高点—海拔376米的Conachair崖。这座山崖不算高却很陡，布满碎石和杂草，难寻人迹小径。我手脚并用地攀爬了40分钟，接近半山腰时突然听到脑后传来“咔咔”的声响，连忙俯身；一只大贼鸥擦着我的帽沿掠过后在空中转身，再次笔直向我俯冲过来。我愤怒地举起三脚架准备迎战袭击者，忽然听到附近一堆乱石中幼鸟的惊恐叫声。顿时，身为人父的我对这只勇敢的大鸟多了几分欣赏和理解，只是在这乱石密布的陡峭山坡上，想快步离开是不可能的。只好一边躲避着大贼鸥一次又一次的袭击，一边狼狈地夺路而逃。
就在即将爬上高崖时，突然浓雾从身后赶过了我的步伐，几分钟之内四周便混沌不清。愕然间，经验告诉自己，此时在不明地形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动，索性躺下休息。一个多小时后，浓雾被海风吹散，像拉开了帷幕，整座海岛由南至北一点点显现在我的眼前。爬上数步之遥的Conachair崖发现，山从另一端骤然落下，白色的海鸟在几百米的悬崖下盘旋，让人眩晕。整个岛除了一处几百米的海岸线，其它与海连接之处皆是悬崖，终年时起时伏的雾气是登岛者最可怕的敌人。
这时，一缕阳光从云层中钻出来，照射在山前那片被遗弃的村庄上，前景是4个用来保护耕地的石圈。我在离悬崖几米远的地方支好三脚架，开始用70～200毫米的镜头拍摄。半小时后，太阳开始西沉，我顿感头脸奇痒难忍，才发现头顶上盘旋着数百只针尖大小的飞虫形成如天使般的圆环。十多年前，我曾在一座海岛被小虫叮咬了近百个大包，痛痒至周身发烧，苦不堪言。之后，我对特别细小的吸血动物有了心理障碍。此时，一定是我早晨喷过的防蚊虫药物已经失效，让这些喝腻了野羊血的蚊虫们闻到人味后兴奋不已。舍不得黄昏的光线，我只好且战且拍，挥舞双手在虫群稍退时扑上去拍2张，然后马上在脸、脖子上疯狂拍打这些为了换口味不惜生死的小东西，恨恨地想：它们一定是第一次吃中餐。
晚上，一边搔痒一边回看拍摄的照片，村落中央巨大的圆形石圈引起了我的注意。问过看守员沙曼才知道，那是岛民的墓地。而那一个挨一个，且没有墓碑的小土丘是新生儿的坟墓。这个岛最终被认定不适合人类居住，新生儿的高死亡率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数据显示，从1830年到1891年间，160个新生儿中92个出生仅数周就去世了。最糟糕的记录是1866到1870年之间，出生的14个孩子全部死去了。《岛屿书》中写道：“圣基尔达墓地里，岛屿的未来在沉睡：所有婴儿出生时都很健康，而到了第4、第5或者第6天的晚上，他们便停止了吮奶；第7天，婴儿开始上腭痉挛，喉咙紧闭，呼吸、进食困难，肌肉抽搐，下颌紧张，目光亢奋，呵欠连连，张开的双唇之间露出苦笑的表情；第7天和第9天之间，三分之二的新生婴儿都会死去……有人说，这与当地的饮食结构有关，鸟肉油脂太多，并且鸟蛋气味很像麝香，会让母乳变苦；有人说是血液的关系，近亲结婚导致新生儿血液虚弱；还有人说新生儿是因房间里烧的泥炭所散发出的烟炱窒息而死的……更多当地人私下里谈论，婴儿的神秘死亡是全能者的预言。”
第二天清晨，我走近那个石圈，脚步很轻，不想惊醒那些沉睡的幼小灵魂。然而，那群在墓地旁吃草的野羊，看到拿着相机的我，突然惊恐奔跑起来，留下一片尘埃喧嚣。
1930年，在圣基尔达群岛上与严酷的自然苦苦抗争，挣扎着延存下来的36名村民，终于认识到这是一个看不到未来的海岛，集体向英国政府申请将村落迁往苏格兰主岛。当年8月29日，全体居民把《圣经》翻开到《出埃及记》，在桌上放了些谷物，便永久地离开了他们的家园，一种存在千年的生活方式随之消逝。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圣基尔达岛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试爱之石”
我所住的小石屋的窗户，面朝大海和圣基尔达群岛中的邓岛。每天清晨，我都在海水的冲刷声中睁开眼睛，躺在床上，看着远方的大海发一会呆才会起身。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海子的诗句背靠人类文明，言语中透出向自然索取的轻松。他定难体味当冬季的风暴从数千公里的开阔海面上无遮无挡地席卷而来，异常凶猛地蹂躏着小岛上的“海景房”时，那些依靠储存的鸟肉勉强度冬，看着婴儿在自己怀中停止呼吸却孤立无助的圣基尔达群岛岛民，想要逃离荒岛，冲出樊篱的渴望。
然而，对于终于决心离岛的人们来讲，之后的生活并不容易。他们没有什么特殊技能，也很难融入岛外的世界。在经过了抵达外界的新鲜感后，他们又陷入了如孤岛般的无奈与无助。圣基尔达群岛的荒芜，不再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却一直存在于他们内心深处。2010年是最后一批居民离岛80周年，看守员沙曼见到了100多位圣基尔达后人“还乡团”，听他们说起了很多长辈离岛后的艰辛故事。
这些后人在岛上探访找寻祖辈的“试爱石”，那是从悬崖伸向海中的一块狭长岩石，高悬在几百米的空中。当年，岛上所有年轻的男子必须单脚站在上面向爱人求婚，以证明自己的勇气和真心。看守员沙曼61岁了，他也曾小心爬上过“试爱石”眺望远处。在大学读完文化地理学专业后，沙曼成为了圣基尔达群岛的看守员。4年看守员的工作带给了他满足感，也让他有时感到孤单。他说自己曾经有一个女朋友，但她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小岛，最终因为两人聚少离多，相隔太远而分手。沙曼始终没有机会在已经荒芜的“试爱石”上向她求婚。现在，虽然岛上难见人迹，沙曼还是喜欢拿一本书，躺在岛上最偏僻的角落阅读。他说在岛上生活平静且时间充足，所以准备写一本书，是关于未来人们在圣基尔达群岛生活的幻想小说。
“在一个日趋机械化、城市化的世界里，大自然成了一处避难所，一处具有改变人类情绪和思想的伟大力量的，适于深思、寻求灵感的地方。”作家林恩·沃伦（Lynne Warren）在《世界的边缘》（Edge of the World）一文中写道。
圣基尔达群岛就是这样的避世之所，然而，没有人能在这里真正留下来，严酷的自然条件击退了一拨又一拨离群索居者。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人们把这里看作大英帝国最偏远的地方，称之为“世界的尽头”。这不是地理的距离，是心理的遥远。
沙曼告诉我，现在岛上设施维护的经费来自国家拨款和非政府组织“圣基尔达俱乐部”的捐款，每年提供1.2万至5万英镑资金作为维护开销。
第3天的午后，我乘小艇离开，沙曼独自一人在岸边向我挥手告别，突然他向我大喊：“请告诉你的孩子，岛上没有老虎，我很抱歉！”
那些经过人工采摘的棉花，会被打成捆绑扎在拖拉机上，捆绳在蒙布上一道道勒出田字格的模样；而那些机器采摘的，则会被直接卷成圆筒，被短暂遗落在大地上，像空旷大地上的麦垛一样宁静，是大地无声的语言、农民劳作的语言，明明白白，冷冷清清。
有很多棉农是临时被雇佣到这里采摘棉花的，他们吃在棉田住在棉田，更劳作在棉田，集中高强度劳作一段时间，将果实收割，将拥挤的大地腾空，让新一轮作物播种和生长，然后收拾行李，奔赴不知哪出的下一个地方，继续劳作。他们不知疲倦，脚步不停，大地也生生不息。
今天的采访地是三公司的两口井，第一个被逮住的采访对象是项目技术主管阿卫，研究生学历，四四方方的脸，戴着方框眼镜，红工衣领口里，衬衫领硬挺，说话的尾音里带着的质朴的土味，十分的明显而动听。
阿卫最早在三公司的后勤辅助部门工作，造抽油机，造钻机。后来，受油田改革发展的形势影响，钻采设备厂的工作量日渐萎缩，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痛下决心，读研，转行钻井。
打井、上课、打井、上课……两三年的无比漫长的模式切换，两三年的无比煎熬的知识储备的全然换血与更新，两三年的千里万里的长途奔袭，他硬生生把自己从前的身份和特长全部撇去，掩入泥土，把钻井生产知识从浅显学到系统，硬生生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们聊得很愉快、很通畅、很投机，我可以十分自如地用一些比较书面化的词语，他也完全懂我的意思，甚至原封不动地重复我的话，表示赞同，并接续重复的话语往下叙说。谈话每推进一点，我就愈发强烈地感受到，你所走过的每一段路，都不是全然无用的，它一定会在你人生往后某段不可预知的路途上浮现出来，那些在岁月里积累起的见识和经验会浮现出来，成为你的强大的助益。现下的一切都有用，故此，定要珍惜。
聊着聊着，男同志们都离开了，值班室里剩我一人。我匆忙结束了谈话，和阿卫一道走出井场。
又是未曾料想到的，庄在井场大门口等我。“把安全帽还给他们。”看我还戴着安全帽，他说。
我赶忙摘下帽子，摘下的瞬间意识到，他是来接我一起回营房的。
路旁，芦苇荡层层叠叠，随风摇曳，日光白花花的，灼热，明亮，天很蓝，云很白，微风无声地吹拂，四下十分安静，我不敢和他就这么静默地并肩而行。
于是，我和阿卫聊了很多，故意一直说话。好在，这段回营房的路，不算太长。到达时，我瞥向庄，他额前斜斜的一片刘海被汗水打湿成了弯曲而黑亮的一绺一绺，头顶和后脑勺的短发发间满是汗水，在正午的骄阳下闪着晶莹的光。我不知道他上午去干了什么，为何会流这么多汗。
抵达下午的另一支井队时，我的工作兴致已十分低了，和平台经理聊了一一些带队伍的经验，就停止了一天的采访。
可是，当我在井场站着，当这位面相看上去粗野鲁莽的黝黑的经理向我走来，像哄小孩一样笑着说，像呈现给我一个准备了很久的惊喜一样地说：“葡萄我洗了三遍。”时，我还是感到了深深的愧疚。
我看见他站在猫道旁边，指挥着钻头盒被钻台上的工人用大绳拉上跑道后，又马不停蹄登上钻台，消失在视线里。我看见钻台之下，将数十根钻杆围起来的，是一套套可伸缩的菱形围栏，那围栏太新了，泛着沉静的金属色光泽，包裹着鲜红的条带，不染纤尘，在尘土飞扬、油污厚重的井场上，显得那么隆重，那么异样，那么脆弱到不忍触碰，那么非同寻常。塔里木之前的采访，就在这些浮光掠影的印象里，草草画上句点。
返回轮台县时，我们再度取道塔雅公路，路两边的植被特别茂密，最近的是芦苇、红柳，远的是骆驼刺，层层叠叠，不知终点。我们再度经过了西北油田发现井、处理厂新疆项目直入云霄的放空火炬与熊熊火焰、凝析油外输的中间站、标注着“采油一厂、采油二厂”的蓝底白字的路标牌、金胡杨计转站，仿佛时间倒流，心中十分忧伤。
下午六点二十分左右，车经过三角地，经过转入商铺林立的那条路之前的伫立有一座拙劣的欧式风格的酒店的入口，经过“三角地”名字的发源的一块用蓝色高速公路围栏围起的三角形大片空地，经过在荒原上显得格外奢华而打眼的谐和购物中心。
然后，这一切就被落在了身后。或许，这一面，就是永别，下一次看见，不知会是今生的何时了。
在戈壁上长途奔袭，“方便”成了最棘手的难题，尤其是置身一堆男同志之中。路旁不像内地，总能找到加油站、小饭店、服务区等现成的“方便”之地，便只能借助路边高高的红柳堆，或是沙丘作为掩体，上“天然厕所”。
朝向沙丘或是红柳堆走过时，一步步踩在戈壁表面厚厚的沙土上，沙土松软，不吃劲，每一步都微微陷下去。那沙丘上布满了一脉脉的波纹，水波的款款的模样，那么明显，宁静，优美，让人不忍破坏它精妙的纹路。波纹被自然之力塑造得微微高一些，背阳面是铁青色的，向阳面则是沙子的本色。这是风的形状，雨的形状，这是岁月的形状。
吃晚饭的地方仍在庄选的那家紧邻都护府宾馆的湘菜馆，湘菜普遍较辣，我照例吃不惯。
庄坐在与我一人之隔的地方，照旧在“战斗”之前大口大口地埋头猛吃，策略和战术十分熟稔、清晰。他照旧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烟，点烟的姿势照旧很帅。他照旧得体地笑着，张扬，事故，又永远带着挥之不去的青涩与内敛，笑着的侧脸有了岁月的褶子，却那么好看。
这，便是我们的新团长了。
我的身体成为了一根鸿毛。它轻轻地，随风飘扬，最后来到了地球的外部。地球如同一个晶莹的水球，海蓝色闪着光芒。我看见一丝丝气雾纠缠在一起，如同藤条一样，然后它们高速地离开，围绕着地球转动，大量的星尘夹杂在每丝淡白的气雾中，如同流星一般。
我问身边人，我们是否处于地表和大气层之间？她摇了摇头。“也许吧。”她回答道“不过我认为我们已经身处外太空。”我笑着问她，那为何我们还能呼吸？她也笑了。“这只不过是你的梦境。”
我们开始絮絮叨叨地讲起一些往事。天南海北地随意瞎扯。她与我讲起了她的爷爷，抱以遗憾离世，留下了一份不知什么语言的.歌谱。
一份闪烁着些许光芒的纸张飘进了我的怀里。她惊讶地与我说，这就是她爷爷留下的歌谱。只不过这份上有着翻译。
“80岁以前害怕家中出事”
“90岁之前担心何时死亡”
“但直到面临这些事”
“才知并不值得忧伤”
“只是人生中的一道道沟壑”
“我们生来便是快乐的”
“只不过磨难使我们失去这能力”
我们慢慢读着谱子与上面的不知名语言，高声吟唱时，星尘聚拢在身边，聚成一个环，高速旋转着。空灵的女高音飘忽不定。儿时的涂鸦浮现在纸上，缤纷的色彩使人移不开眼。
关键词：十月革命；社会主义；边缘国家；现代化；世界体系
中图分类号：Ｄ1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11－0011－03
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曾经说过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惟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任何超越它的企图，不是重复马克思主义早已说过的东西，就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陈旧观点上去。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没被超越，是因为它所反映的历史时期还没有被超越。苏东剧变并没有终结也没有改变历史，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仍然是一个由资本扩张主导的，全人类利益被迫服从于资本意志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没有超越马克思的研究范式，而且可以说自从马克思理论产生以来，当今世界是最符合马克思的理论描述和理论预期的世界。如果说马克思当年论证的如全球化、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金融资本取得相对于产业资本的主导地位等只是他由资本积累本性推断出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那么这一趋势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这一现实使我们生存的世界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当今世界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在一个最接近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却被宣布过时；在一个最需要也最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时代，我们却面临着一场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在这场悲剧里，十月革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决定着人类世界的未来。
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十月革命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尝试，无论我们对十月革命的发生时机，十月革命所缔造的国家苏联持何种态度，只要我们还没有被犬儒主义的风气所侵蚀，只要我们还没有丧失改造世界的信念和勇气，我们就无法也不该告别十月革命及其带给我们的一切。无论我们的研究关注的是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十月革命都必须作为一个重大课题进入我们的视野。不了解十月革命和它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此时此刻我们生存的世界，我们就会盲目地跟从资本的意志，从而在历史终结论的叫嚣中迷失我们的方向。
苏东剧变后，我们已经听惯了来自各方面的对十月革命的指责之声：十月革命是通向奴役之路，十月革命造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十月革命所代表的人为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实践已经以它的失败为人类的历史画上了句点，不是人类要选择资本主义，而是人类除了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别无选择”，这一看似为资本主义胜利欢呼的词语，实际上掩盖了资产阶级对替代资本主义的恐惧，掩盖了人们对资本统治世界的不满，掩盖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专制。它不是告诉人们资本主义有多么美好，而是告诉人们要对不公平的现状保持无可奈何的忍耐；它不是赋予人们自由选择生存方式的权利，而是要人们放弃选择，放弃对创造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它与资本主义刚诞生时那种踌躇满志要开创未来的自信已经相去甚远，它表现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惶恐不安。
如果我们能察觉到资本世界的不安，我们就不应该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我们应该通过研究十月革命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去发现它前所未有的进步价值，去发现人类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趋势。
自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诞生以来，人类社会就一直面临着两大主要矛盾：第一，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第二，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与落后的边缘国家的矛盾。前者是资本主义在每一个国家内部制造的阶级分化，后者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的结构性地区分化。对于前者，资产阶级理论家一直回避不提，对于后者资产阶级理论家却用现代化理论对其进行了误导性分析。现代化理论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作为自身理论延伸的基石，在它看来，落后国家的欠发达状态不过是现代化起飞之前的传统状态，是落后国家的与世隔绝和闭关保守造成了其欠发达的局面，只要落后国家能够向西方开放，接纳西方的现代经济政治制度，就可以逐步从后起到腾飞，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然而，现代化理论不过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掩盖其对落后国家的剥削而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事实上，落后国家的欠发展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产物，资本扩张在其所到之处同时表现为中心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边缘地区的经济欠发展的辩证过程。欠发展不是一种原始的传统状态，也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个历史阶段，目前发达国家经历过未发展状态，但决没有经历过欠发展状态。未发展，展示的是世界史产生之前各个国家经历过的原始传统状态，而欠发展，则是资本主义塑造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产物。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中心国家的发展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主性发展，而边缘地区的发展则是一种中心国家强加的，以中心地区的需求和利益为转移的依附性发展。
长期以来，边缘国家为了摆脱中心国家的剥削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然而，在十月革命以前，边缘国家的反抗斗争只是造反而不是真正的革命运动，因为这些民族解放运动并没有寻求重新改组阶级关系或力图破坏现存的世界结构，不构成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革命性挑战。十月革命改变了边缘国家的反抗方式，在此之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无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其他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都提出了反抗现存世界体制的问题。
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还是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生存发展之争，十月革命都凸显了其独一无二的价值。十月革命不是由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强加给俄国的，而是资本主义两大主要矛盾的产物。由于战争激化了俄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主要矛盾在俄国当时显得异常的尖锐，因而，俄国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也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十月革命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且是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摆脱自身依附地位，改变束缚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结构的一种反抗方式。正因为如此，判断它的成败不完全取决于其是否建立了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取决于它是否对束缚边缘国家发展的世界经济结构造成了冲击，它是否帮助边缘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工业，是否对中心国家的资本强势实现了遏制。
我们可以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之前或建构过程中，落后国家可以借助国家力量，通过贸易保护和产业革命赶上先进国家，从而使自己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抓住机遇后来居上的国家；然而在现代世界体系完全确立之后，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居上的例子（除了冷战时期，美国为对付苏联和中国而努力扶持的样板台湾和南韩），一百年前的世界强国是美、英、法、德、日，现在的世界强国还是美、英、法、德、日；相反，在这一百年里却崛起了两个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和中国。我们不能因为苏联解体就忘记其从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千疮百孔的落后国家，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一个可以与美国抗衡的世界超级大国，我们更不应忘记，其由于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就从一个超级大国沦为一个靠卖资源、吃老本为生的三流国家，正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尤里·波利雅科夫所言：“苏联的解体对俄罗斯不是局部的、暂时的、一时的危机，而是深刻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危机。它中断了几个世纪来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命脉和潜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看不到国家恢复的前景”①。
对于边缘国家而言，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灌输的现代化理念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它们把边缘国家的不发展归结为其处于现代化前的蒙昧状态，需要靠输入西方的现代性及资本主义理念去完成其现代化过程，而事实上，边缘国家本身即是西方现代化在边缘国家的反应，中心国家的发达与边缘国家的不发达是整个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一个硬币的两面，边缘国家的发展不可能通过现代性的现代化而只能通过反现代性的现代化得以实现。自1500年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成长便依赖于对边缘国家的控制和掠夺，时至今日，西方仍以其金融、科技和军事优势维持着不平等的国际贸易秩序和生产结构，从边缘国家源源不断地汲取超额利润。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边缘国家而言是无法复制的，边缘国家发展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矛盾无法向外转移，只能在本国内部消化和解决，这决定了边缘国家的发展路径一定而且必须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在现有的世界体系范围内，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边缘国家摆脱中心国家控制，实现自身独立发展最为有效的方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评价斯大林时讲过这样一句名言：斯大林接手的俄国是一个手扶木犁的国家，在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是卫星上天的强国了。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两个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奠定了完整的工业化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工业和国防建设的巨大成就更是息息相关的。
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一个追求进步和光明的时代，它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远远高于其对苏联自身的影响。尽管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并不尽如人意，但仍然作为一种威慑和替代资本主义的力量遏制住了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对工人采取妥协的劳资互利方针，正是十月革命维护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也为社会民主党创造了执政的条件。资本的本性是进行无限度的积累，增加工人的福利是其被迫做出的妥协，资产阶级从来就把福利国家作为一个包袱，一旦时机成熟，是不会放弃向工人反攻的机会的。没有什么能比丘吉尔1949年在一次讲话中发的牢骚更能证明十月革命的价值：“未能扼杀布尔什维主义于摇篮中，未能用某种方式把俄国引向并且使其屈服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失败使我们今日背上了沉重的包袱”②。苏东剧变后，在告别革命的叫嚣声中，资产阶级终于得以甩掉这一包袱，在全世界开始了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十月革命缔造的苏联的灭亡，不仅没有帮助人类实现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反而使劫贫济富的放任资本主义卷土重来，人类再次陷入到资本规范的强制统治之中。忘却十月意味着告别革命，告别革命其实也就告别了改良。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反攻还是美帝国主义的复兴，都没有向我们展现出改良主义的正面成果，在告别革命后，至今还没有发生过一次有利于劳工阶层的改良，改良已成为资产阶级向劳工阶级福利进攻的工具。一方面宣布告别革命，一方面制造革命形势；一方面宣布历史终结，一方面复兴帝国主义，人类历史在经过资本和劳动近一个世纪的斗争妥协之后竟然又回到了起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卢森堡、希法亭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当时的世界有一个共同的描述：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金融资本战胜实体资本获得了统治地位。今天，我们的世界与20世纪初是多么的相似，实体经济停滞，国际金融投机成为中心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收益的绝对途径，发展中国家的财富通过金融市场的票据交易无声息地转移到发达国家手中。马克思早就说过，金融资本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金融资本的泛滥使我们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自从人类历史在资本扩张的动力下发展为世界史以来，人类社会就一直面临着两大主要矛盾：第一，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第二，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与落后的边缘国家的矛盾。至今，这两个矛盾不但没有因为苏东剧变而得到解决，反而因为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力量的衰落而得到激化。只要这两个矛盾依然存在，十月革命就不会被历史否定和遗忘。社会主义在经历过苏东剧变的低潮后之所以还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由资本主义造成的两大基本社会矛盾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可以预言，只要人类世界还存在着剥削和压迫，还存在着资本与劳工、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分化和对立，社会主义就永远不会过时，十月革命就永远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正义的光芒。
注释：
① 吴恩远：《还历史公正——俄罗斯对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反思》，《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8期。
②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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