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解机制（精选7篇）
关于建立社会矛盾“大调解”工作机制的通知
各村党支部、村委会、乡直各单位：
为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平安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营造出更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我乡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经乡党委研究，决定建立社会矛盾“大调解”工作机制，即从乡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为龙头，整合各类调解资源，充分发挥各级调解力量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发现、控制、化解和处置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在全乡范围内形成以乡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所、派出所组织协调，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的“大调解”格局，妥善化解“法院管不着，村 1
居管不了、乡镇管不好、治安处罚根治不了”的社会矛盾纠纷，努力防止因民间纠纷激化引发刑事治安案件和群体性上访事件，全力营造一个全乡上下心齐气顺、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确保社会稳定和治安。现将该工作机制确定如下：
一、组织体系
矛盾纠纷大调解，由乡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组织协调，依托司法所、派出所、信访科、村、部门、厂企等成立联动的全体组织体系。
二、保障措施
一是人员保障到位，常驻中心人员必须遵守中心各项规章制度，严格履行工作职责，确保在岗在位；村、厂企以及联动部门服从乡调处中心的指令，及时派员参加调解工作。二是经费保障到位，乡调处中心办公经费由乡财政解决。
三、调处方式
一是直接调处和指派调处相结合。二是归口调处与联动调处相结合。三是属地调处与联动调处相结合。
四、职权保证
1案件指派权。乡调处中心将受理的社会矛盾纠纷案件指派给由村、部门调处，相关村部门必须接受；
2、调处调度权。对于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相关村、部门必须服从乡调处中心的调度，及时派员参加协调处理；
3、调处督查权。对于乡调处中心分流指派的案件，有关村、部门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调结，并书面报告处理结果，对于全乡有影响的矛盾纠纷，乡调处中心派人参加办理。
4、“一票否决”建议权。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不力，造成矛盾激化和重大社会影响的单位和个人，由乡调处中心提出建议，经综治、组织、监察等部门调查核实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一票否决。
五、网络覆盖
乡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乡直各单位、各部门建立调解站，村及150人以上企业、医院、学校建立调解委员会；村民小组及150人以下企业建立民调小组。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依托基层、多方参与”的大调解格局，将人民调解工作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相结合，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相结合，与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相结合，全
面筑牢维护全乡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六、服务配套
一与法律工作者参与配套；二与法律援助配套；三与法制教育配套。
特此通知。
“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益的形式越来越多,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因利益而产生的新的纠纷不断出现,人们不得不创设一些新的纠纷解决方式。”[9]
苏力认为:“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相互沟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妥协和合作将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并且必然是一种渐进式的制度创新。”[10]大调解就是一种制度创新。
一、大调解的运作实践
为了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我国各省市纷纷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2003 年4 月,江苏省南通市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结合重建调解网络,率先在全国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大调解机制,其他地方如山东陵县、浙江诸暨、上海浦东等也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调解机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11]再如山东“陵县经验”、浙江“枫桥经验”、福建“厦门模式”,四川“广安模式”、四川“北川模式”、“内蒙古模式”[12~15]等。
(一)彝族地区大调解的实践
1.三大调解的基本情况
如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调解方面:融合资源、完善网络、健全机制,其基础作用有效发挥。全县有调解委员会162 个,有调解员649 名。积极探索专门领域调解组织建设,在交警队、卫生局建立了交通事故、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在调解网络上,积极探索建立县、乡、村、组四级调处网络,目前在26个村设立了矛盾纠纷和解室,在96 个村民小组成立矛盾纠纷调解小组。近年来,县司法行政部门结合民族地区矛盾纠纷的特点和现状,积极探索民间纠纷调解的新途径,在全县开展聘任民间调解员工作,目前有42 名民间“德古”被聘担任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与此同时,县政府出台了《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调解工作考核实施办法》(峨边府发[2008]4 号),在全市率先推行“以奖代补”工作,调委会、调解员工作积极性、责任心得到了有力加强。同时加强司法行政机关与审判机关沟通协调,成立指导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工作联系、报告、委托调解、推荐人民调解员担任人民陪审员等七项制度,人民调解工作长效机制基本形成,人民调解工作初显成效,其经验做法被省司法厅、市委、市政府进行推广学习,2007 年以来,全县市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 901 件,有效防止群体性、突发性事件120 余件,充分发挥了人民调解在预防、化解和处置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优势必作用。
行政调解方面:立足行政职能,积极化解行业纠纷。各行政职能部门主要靠主动受理和按受信访分流案件的形式开展行政调解,在行政调解中,充分发挥律师、法律顾问作用,结合本部门职能权限,加强调解工作,促进了调解、提高了质量。近年来,该县行政调解案件较多的行政机关主要公安、人事劳动、卫生等部门,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司法调解方面:立足司法职能,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司法调解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工作方针,充分发挥了司法调解在“三大调解”中的主导地位与权威作用。2009 年来,县交警大队建立“交通事故巡回法庭”,与县司法行政机关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建立诉前调解与人民调解对接机制的若干规定》,基本上实现了交通事故协调处理与人民调解的有机衔接,但与行政调解还未形成有效的衔接机制。
2.采取的对策、措施
(1)统一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形成“大调解”长效机制。调解具有方便快捷、消除对抗、经济实效等优势,是解决社会矛盾、化解民间纠纷,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大调解”工作应是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政法、综治负总责,法院、公安、司法行政、信访、人事劳动等部门具体实施,乡镇、村、组联动,全民参与的工作体系。县“大调解”协调中心要统筹全县日常工作,分流、调处全县性的重大复杂疑难矛盾案件。在宏观上,整合各综治部门职能,制定部门之间共同目标和任务,形成调处合力,弥补立法滞后和缺陷,打破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的现状,消除部门之间推诿、对抗;微观上,做好对矛盾纠纷案件的分流、组合相关部门调处,指导和均衡部门职能,平衡、分割当事人利益格局达到息纠止纷的目的,逐步形成长效机制,并使之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2)健全组织网络,搭建工作平台,有序推进“大调解”工作。逐步建立健全纵向覆盖县、乡(镇)、村、组四级,横向覆盖各领域、各行业及社会管理各方面的调解组织网络,建立一支以党政主导、扎根基层、服务群从,由专职调解员、聘任调解员、特邀调解员、调解志愿者组成的调解队伍,实现哪里有纠纷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就有调解员,为“大调解”工作的有序推进搭建工作平台。
(3)落实工作经费,严格考核问责,全面保障“大调解”工作的推进。特别是要保障到位,重点提高调解员报酬待遇。县委、县政府要加强对“大调解”工作的考核,将此项工作纳入县委、县政府目标考核,作为干部晋升、领导政绩考核的依据,并严格考核,奖惩到位,为“大调解”工作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4)强化基础,夯实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司法行政部门要利用好资源,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前沿作用。在当前调解人员基础数庞大、培训经费紧张的条件下,积极探索“专职调解员与兼职调解员、调解志愿者相结合”的调解队伍,推行首席调解员制度和选聘专职工作者从事调解工作机制,同时进一步壮大村专兼调解员,积极发展志愿调解员队伍。依托“人民调解指导中心”,建立覆盖全面,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调争网络,健全调解员的培训和激励机制。通过定期岗位培训、庭审观摩等形式,提高他们政策、法律法规知识水平和调解技能;推行动态管理、资格认定、持证上岗、推荐担任人民陪审员等制度,激活调解员队伍的活力;完善绩效管理和考评奖励制度,调动调解员的主动积极性。
(5)发挥职能,全面推行政调解工作。实现行政调解由信访部门牵头,法制部门协助,行政执法部门配合的调解体系。各行片执法部门要充分运用调解的办法,解决行政纠纷和行政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对不愿进行调解或不服调解协议的,要合理引导通过行政复议、诉讼程序解决,杜绝群访、越级上访事件的发生。
(6)大力保障,充分发挥司法调解的主导作用。司法调解特定的法律效力,将调解触角延伸到基层,大力开展巡回法庭调解;在调解程序覆盖到诉前、诉中,把案件处理过程延伸到立案、执行、信访等环节;在调解范围上,从处理民事案件延伸到行政案件、处诉案件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对民事诉讼案件,在立案前委托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先行调解,大力支持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工作,强化对人调解和行政调解的指导,对依法有效地调解协议书从法律上予以确定(彝族地区大调解的实践资料由魏晓欣、吴菊花、唐淮等人,于2011年7 月在峨边彝族自治县收集,在此感谢该县司法局局长尼苏叶布)。
如凉山彝族地区,“公安机关负责刑事、治安案件,法院主要处理婚姻纠纷和刑事纠纷。有些重大纠纷,几个部门也会联和处理纠纷。如我们在纠纷部分所提到的因采笋子而引起的纠纷,县民委、县司法局、乡政府要组织人员上山维护秩序,调解一些轻微的民事案件;重大的刑事案件则由公安局立案后处理。”(此事实由龚晓、魏晓欣、肖勇、苏祥、李刚,于2008 年8 月峨边彝族自治县调研时所收集)
(二)藏族地区大调解的实践
2009 年7 月底至8 月中旬,课题组到西藏、青海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此次调研的问题涉及到多个部门、多种问题和多种阶层。比如部门涉及到公、检、法、司和民委、宗教办等,问题从纠纷的产生、存在到解决的方式方法等。调研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走访、座谈、问卷抽查、个别交谈的方式了解少数民族纠纷产生的原因、解决的途径,以及解决的具体方法。通过调研,我们获得了一些关于西部少数民族纠纷解决的第一手材料,为课题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在某某市的司法局,我们同某某局长和某某局长进行了座谈。我们了解到,某某市的主体少数民族是蒙古族和藏族,回族属于流入的少数民族,有好几万人,部分人连户籍都没有解决,形成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某某市有254 个调解组织,246 名人民调解员;从下到上分三级调解网,共78 个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的达标率为30%。2008 年以来,大型的调解有19 次;总共有1 920 件矛盾进行了调节,1 830 件调解成功,而且没有发生“民转刑”的案件。在某某的金峰路办事处,曾经成功地调解了一起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司法局在解决纠纷方面的工作特点体现为:抓组织网络,明确工作;筛选调解员和信息员;严格办理,规范流程;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相结合;抓责任落实,抓第一道防线;月排查上报,实现报案调处和责任追究制度。总的来说,某某市的纠纷主要体现为:(1)土地纠纷。唐古拉山与西藏交界处,主要通过政府解决。(2)城市拆迁纠纷。2008 年的时候拆迁矛盾最为突出,因为当时城市建设步伐加快。(3)水资源纠纷。表现为某某工业用水与农业用水之间的矛盾。某某水资源相对匮乏,资源的分配是焦点。(4)物业纠纷。这是民间新凸显出了的矛盾,主要通过司法、调解途径解决。这些纠纷主要是由涉及到的相关职能部门处理解决。
最后,课题组到了某某市公安局。我们同公安局局长进行了座谈。某某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并不存在民族冲突问题。在新疆发生7·5 事件后,某某市立即做出反应,设卡堵截,防止闹事者流窜。公安局这边主要是负责治安、维稳工作。全局有315 民在职民警,其中少数民族民警有20 多位。公安局在全市有43 个警务室,总共有40 多名协警员。为了防止一些纠纷、矛盾的发生,公安局对警务的要求是“白天见警察,晚上见警灯”。由于公安局职责的特殊性,所以他们一般很少直接参与民间纠纷的调节(以上事实由欧舸、唐淮、苏祥等人,于2009 年7 月在西藏、青海调研时所收集)。
二、宗教权威与大调解机制的互动实践
(一)藏族宗教权威与大调解机制的互动
根据课题组在藏区的调研,藏区发生重大血案、命案后,当地就会启动“大调解”机制,几十人组成工作组赶往事发地点,而当地的群众几百人,特别是受害人家族团团围住工作组,要求先赔付血价、命价,否则就不让抓走犯罪嫌疑人。面对这种阵势,工作组只好就地搭帐篷,邀请当地部落头人,宗教人士耐心、细致地先就血价、命价部分来回调解,最后再解决刑事部分的问题。
妥善处理杀人案件、伤害案件中的赔“命价”问题。“在依法处理命案的同时,由法院或政府部门牵头,会同统战人士、宗教上层人士、当地基层干部,共同组成调解小组,予以调处。对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失,以当地中等生活水平户的一半财产的价值为最高限额,采取相似于赔‘命价’的形式进行赔偿,许多群众认为这种做法较妥。”[16]
“任何时代的法律,只要运作,其实际内容就几乎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当时人们理解的便利;但其形式和布局,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所欲求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其传统。”[17]
(二)回族宗教权威与大调解机制的互动
孙晔在其博士论文《回族民商事习惯法研究》中提出,近些年来宗教权威也积极地参与到司法调解中来。并且通过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辖县(区)人民法庭审结案件及其他情况统计表,分析了2005 年、2006 年、2007 年人民法庭数均是11;审判员均是21 名;涉及少数民族案件数分别是585 件、641件、749 件;巡回审理案件数分别是140 件、215 件、325 件;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调解纠纷案件数分别是153 件、201 件、208 件;宗教人士参与调解民间纠纷案件数分别是35 件、48件、55 件。可见,与巡回审理案件数、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调解纠纷案件数相比,宗教人士参与调解民间纠纷案件数还是比较少的,说明并不是任何纠纷都要邀请宗教权威参加。另一方面,也表明宗教权威在纠纷解决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而且当基层自治组织在纠纷调解的过程中能够将宗教权威邀请参加的话,纠纷解决的效果往往比单纯由基层组织出面解决要好得多[18]。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写宗教权威参与大调解。也许有人立刻就会反驳这是宗教干预司法。笔者就如何协调宗教权威与司法的问题请教藏区的一位政法委书记,他说:“在纠纷解决中,政府一定要起主导作用。”另外,课题组到某某市的宗教事务局进行访谈。与我们座谈的是宗教事务局的某某局长。他本人就是藏族。据某某局长介绍,某某市有27 万人口,穆斯林有4 万人,藏族有8 000 人左右,蒙古族有3 000人左右。主体少数民族是藏族和蒙古族。中央把民族宗教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某某处于通往新疆、西藏的交通要道,所以某某市的民族宗教问题更是相当重要。某某局长从事民族宗教事务已有六年的时间,在职期间某某市没有发生任何宗教事件。地方政府非常重视民族宗教问题,开放了两处藏传宗教寺院,6 处清真寺。藏族和穆斯林全民信教,都是正常的宗教活动,无迷信色彩。自从《宗教寺院管理规定》颁布以后,某某市就严格按照管理办法执行。某某市在对待宗教问题方面,采取了合理的政策,所以到现在基本上未发生大的纠纷和矛盾。其政策主要表现为:“平安寺院建设活动”“打击取缔违法、支持保护合法宗教”“尊重民族宗教习惯”“民族宗教综合用房”等等(以上事实由欧舸、唐淮、苏祥等人,于2009年7 月在西藏、青海调研时所收集)。由于某某市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城市,所以多少都会因为一些不同民族之间的信仰差异而导致一些纠纷。
故笔者想说的是,基于社会转型时期,大众的宗教信仰状况,只要在纠纷解决中,政府起主导作用,一般是不会影响司法与社会的。
三、大调解的特殊价值
(一)国家法与民间法沟通的桥梁
苏力认为:“在当代中国,就国家法和民间法而言这种阻隔更可能是文化的,因此冲破基本是以西方法为模式的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的文化阻隔,逐步形成一种有利于沟通、理解的‘公共知识’,进而寻求妥协和合作,是完全可能的。”[10]
大调解是国家法与民间法沟通的一种途径,如下面的案例。2010 年12 月,藏区某某县某某乡某某村发生9 人共同盗窃一案,有3 人被判处监外执行,有5 人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5 人的家庭都十分困难,他们都是家中经济来源的主要力量,全村上百人到乡政府为他们求请,若达不到村民请求的目的,村民将进行百人上访。村民的请求在法律上是不能实现的,为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县司法局局长带领局相关股室人员和法院、检察院的同志深入到某某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此案例由龚晓、魏晓欣、苏祥、蒋政、冉勇、郭金福等人,于2011 年7 月在四川甘孜州所收集)。
2011 年4 月,在庭审前县司法局局长带领相关股室主动深入到某某乡及库区将县局编写的涉及盗窃罪、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买强卖等易发性违法犯罪行为学法用法7起1 000 余份进行发放宣传。庭审后县司法局局长带领局相关股室人员和法院、检察院的同志再次深入到某某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首先,某某局长就盗窃案的法律规定进行全面系统的讲解;其次,检察官、法官针对本案的司法过程进行详细的解答;最后,发放宣传资料。村民对法官的判决不存异议,就请求减轻对5 人的刑罚处罚,若达不到他们的请求,将进行聚集上访。司法行政人员反反复复进行法制宣讲,检察官、法官反反复复进行司法解答,村民从思想上认识到了法律的严肃性。村民对5 人在法律减轻处罚上被有力驳回后,又从经济上提出三点请求:一是对5 人判处的罚金进行减免;二是对5 人的家庭困难给予适当照顾;三是对1 人因购车向银行贷款的利息政府给予帮助。法官当场对他们提出减免罚金的问题给予了答复,乡党委政府对他们提出家庭困难表示将尽最大努力联合相关部门解决5 个家庭在生活、医疗方面的实际困难,对1 人因购车向银行贷款的利息政府给予帮助做出反对意见并说明了理由。经过长达12 个小时的疏导工作,村民终于理解法和情不是一回事,但是执行法律的工作人员在办案中无不体现情。村民的思想工作做通了,一起群体性上访事件在基层便处理妥当。
本案例中涉及人员众多,不常见,是村民心善,方法不当发生的。我们已经过5 个五年普法,群众的法律意识有所提高,然而民间法在他们心中仍有一定作用。各种复杂的矛盾纠纷只要一方面依国家法处理;另外,在处理前后大力进行以案说法等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让老百姓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不同,让他们由衷地接受才能够将矛盾纠纷进行有效化解。
(二)及时化解非政治性群体纠纷
并不是所有纠纷都是政治性纠纷,课题组在宁夏回族某县调研时,当地的群众讲了一件差点儿被定性为政治性群体纠纷的事情。当地政府准备把县城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群众不答应,因为政府搬迁后,当地的经济肯定会受影响。于是,很多人找政府反映问题,政府没有同意。群众到政府门前抗议,政府请示上面,上面派人增援。最后,经过工作组调查发现此纠纷并不是政治性纠纷。笔者谈此事例的目的是想说,并非任何群体纠纷都是政治性的,政府各部门一定要及时与群众沟通,防止矛盾激化。
(三)及时化解跨界纠纷
根据课题组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调研,对于跨界纠纷,各地都采取了共同治理的措施。如彝族地区四县一区的联调协作协议书(此协议书由龚晓、魏晓欣等人,于2009 年7月在彝族地区收集)。
为有效化解边院地区彝族民间纠纷,增进边际地区民族团结,提高联防联调能力,促进区域间和社会和谐稳定,维护行政边界地区基层社会稳定。经甲、乙、丙、丁、戊五县(区)司法局协定,就彝族民间纠纷联防联调达成以下协议:
1.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联席会,回顾工作、交流经验、分析形势、通报情况,研究彝族民间矛盾纠纷发生的规律及特点,共同探讨化解彝族民间纠纷的新途径,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2.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建立健全联防联调和定期通报相关信息互通平台。
3.建立联合协作调解制度。协作各方面积极配合支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以发生地为主,相关地配合,共同疏导,共同调解,公正调处。
4.建立分析研判制度。协作各方定期对重大或典型案件进行商讨,研究纠纷发生规律、分析成因、探讨方法、总结经验,制定防止跨区域“民转刑”或“群体性”事件的应急措施。
5.建立专项档案管理制度。对于边界地区发生的矛盾纠纷,在调解处理结束后,及时进行归纳整理,建立边界地区矛盾纠纷专项档案,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以备查阅。
6.建立学习交流制度。协作各方选派人员相互学习借鉴彝族民间纠纷调解的经验和做法,提高调解技能和水平。
如下面的一起跨界纠纷:2011 年9 月18 日,某甲县某某乡解放村村民水洛某某在乙县境内遭遇车祸当场死亡。肇事车辆系一辆三无摩托车,肇事者身受重伤住院,经乙县交警大队鉴定,肇事者承担全部责任。在事故发生后,死者家属召集100 余名亲属,前往乙县并向肇事者家属提出60 万元的巨额赔偿,否则欲将死者老母亲、三个未成年子女送到肇事者家中抚养。但肇事者家庭十分困难,根本无赔偿能力。经乙县政府相关部门的多次协调未果,死者家属情绪激动,聚众在政府内喝酒喧闹,现场气氛十分紧张。
由于对彝族民俗习惯的不了解,语言不通,缺少有效的沟通平台,为有效平息事态,化解纠纷,乙县县委、县政府在做好稳控工作的同时,于19 日下午向甲县县委、县政府发出派人协助调处的请求。甲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指定由县司法局牵头,县民委、某某乡党委配合前往乙县协助调解。县司法局在接到指令后,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和“德古”调解员赶赴乙县开展调处工作。到达现场后,调解人员及时同乙县司法局取得联系,并会同相关部门迅速开展调处工作。在了解事故发生真实情况和死者家属的诉求后,制定了调处方案,并分组开展调处工作。首先是控制事态,稳定死者家属情绪。调解人员对死者家属进行耐心细致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鉴于肇事者家庭的实际困难,告知了诉讼风险,引导死者家属要依法合理地主张权利。其次是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及死者家庭实际情况,计算出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赡养抚养人生活费等赔偿数额。最后在确定赔偿数额范围内开展调处工作。
经过两地调解人员一整夜的多次反复的协调,9 月20 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肇事者家属同意一次性向死者家属赔偿15 万元。签订了调解协议书,死者家属也出具了承诺书。随后,死者家属将尸体运往某地火化,100 余名亲属撤离乙县返回甲县,一起群体性事件得到了成功化解(该案例由魏晓欣、吴菊花、唐淮,于2011 年7 月,带领少数民族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在峨边彝族自治县收集,感谢乐山市司法局的帮助)。
上海市宝山区司法局局长周有根的文卷柜里放着两摞一尺多高的卷宗,每本卷宗都被牛皮纸包裹,上面印有“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字样。
2010年9月6日,周有根从卷柜里捧出一摞卷宗,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你可以随机抽几本卷宗,抽到哪里就去哪里采访。”
此前的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人民调解”这一旧事物以“强悍”的姿态重回公众视野。
但上海在2006年,其辖下宝山区司法局就把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进行对接,先后与法院、检察院、公安、信访、房地、劳动保障等职能部门联合出台委托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并在法院、信访、交警支队、劳动仲裁等部门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提供调解服务。
“这就是所谓的‘大调解,指的是由党政主导,政法委牵头,各部门参与以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充分发挥作用,互相衔接配合的一种工作体系。”9月13日,中央综治办协调室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
随着近些年来社会矛盾的增多,基于维稳需要,中央政法委鼓励各地探索解决矛盾的治理模式。作为沿海发达城市的上海,比较早地开始了“大调解”的实验。
“2009年,全市基层法院有1/3的案件没有进入诉讼程序,而是通过调解途径解决掉了。”9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维稳需要
2004年前后,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关键的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刑事案件高发期,敌对斗争的复杂期”。
“我们党的内部文件从来都不会把人民内部矛盾列在头条的。”当时的吴志明明显感觉中央政策有大的调整,“中央提出‘三个期,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评估,‘人民内部矛盾的凸显对于政法机关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
面对“三个期”的凸显,如何缓解社会矛盾成为各地政法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
吴志明突然想起上海原有的10万调解员,有了一个新的思路,“这些人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可在街道社区设立调解室做社会工作,并且做的层次各有侧重。”
上海市政法委随后研究制定策略,最终推出“大调解”体系,希望借此应对高发的“三期”。
自2003年以来,上海市推进民事纠纷、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工作,促进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推进治安案件、信访事项委托人民调解工作,促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衔接配合。
上海特色的“大调解”工作模式,使大量矛盾纠纷在进入司法渠道之前得以化解。据统计,2009年上海市人民调解组织共化解16万件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97%以上。
在接受采访时,上海市政法委研究室主任徐秉治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了“成功”的奥秘所在:调解是双方都自愿的,不存在强迫问题。而法律是刚性的,判决也是刚性的,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最后导致“判后不服”现象层出不穷。相反,经由人民调解完后,很少发现当事双方再有“翻烧饼”(反悔)的。
徐秉治举例说,两个人有经济纠纷,法院判决后,按理说败诉方应该执行法院判决,但是有的败诉方就怀疑法官有问题,开始不断上访,从基层到市里、省里甚至告到中央。
“‘胜败即服是一种理想模式,现实中很难做到。司法途径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渠道。”徐秉治颇有些感慨。
做大“解压阀”
2006年宝山区司法局开始推行人民调解与诉讼制度对接时,法院是有抵触情绪的,甚至个别领导说法院办公地方很紧张,让调解工作室到法院外面去租办公室。
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认为,法院之所以有抵触情绪,是因为长期受‘当判则判的思想影响比较深重。
“不久,上级政法委规定,法院委托人民调解的办案率要达到15%,达不到考核标准就不合格。法院为了评先进必然要转变思路,给人民调解让道。”上述知情人表示。
周有根则认为,是面临越来越大的审判压力促使法院最终愿意和司法局合作,“法院搞民事审判大概有四五十人,每年要审理8000～10000案件,压力可想而知。”
去年,上海市宝山区法院受理一起骨灰盒纠纷案件:在宝山区某镇,由于弟弟没有告知哥哥父亲去世的消息,哥哥遂将弟弟告上法院。法官很踌躇,一是履行标的很难确认;另外,如果强行判决,将会导致一系列矛盾后果发生。法院人民调解室接过这个案件后,经过细致的说服,最终使哥哥撤诉,化解了一起家庭内部矛盾。
周有根据此认为,以人民调解柔性的力量来弥补它刚性的不足,这既是继承传统也是新形势下的创新,这个“解压阀”仍需做大。
做大“解压阀”的想法,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过度强化调解功能,司法权威是否会受到挑战。更有专家担忧,人民调解的权力化倾向进一步强化,可能不利于法治。
苏州大学教授周永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调解组织的正规化、权力对人民调解过程的介入和对调解协议效力的维护,使原本自治性质的人民调解具有了强烈的权力色彩。
宝山区司法局挂职副局长、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光贤则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担忧,或者说是司法正统主义的表现,认为但凡纠纷,必须由法院来判处。“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调解根据自愿原则进行,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法院起诉,所以说调解是选择性而非替代性的”。
我们始终贯彻自愿这个前提,没有强制,何来权力被强化呢?”周有根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在委托制的基础上,是政府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所以绝不是强制”。
王光贤举例分析说,自愿原则下的调解是不会损害司法权威的,比如某些类型的相邻关系,双方的让步是为了以后换取更好的和睦发展空间,“难道非得黑白分明的司法判决才对当事人公平,才真正解决了纠纷?”
2009年7月10日,家住在上海市宝山区宝钢三村的曹红娟带着5岁的孙子高斯民去外面玩时,被另一个孩子徐文斌撞到,导致脸部左眼下方1厘米处撕裂性创伤。
在与徐文斌的父母沟通无果后,2009年9月初,曹红娟一纸诉状将徐的父母告上宝山区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宝山区法院委托宝山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联调委”)进行调解。
调解员杨秀芬开始在和曹红娟接触时,曹红娟的情绪一度十分激动,话未出口泪先流,表示不愿意调解,希望法院能够尽快判决。
杨秀芬开导曹红娟,“如果法院硬性判决的话,赔偿费用也不一定比调解数额高,同时法院判决要以司法鉴定意见书为准,如果能降低赔偿要求,与被告达成协议,可以省下一笔鉴定费。”
杨秀芬接着指出厉害关系,“法院如果判了,你们就结成冤家,在一个小区住,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还是和解的好”。
这番话也正是曹红娟所担心的。经过几番来回调解,终于使原被告双方在人民调解室达成协议,被告一次性给付原告5000元人民币,并由宝山区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
2010年9月8日,高斯民的爷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法院调解完不久,被告就把赔偿金给付了,并且两家关系也没有闹僵。
刚从法院退休不久的法官、宝山区法院调解工作室王姓调解员据此说,有的当事人实际上是碍于面子才去法院起诉的,调解在某种程度上照顾到了双方面子,使矛盾不至于继续恶化。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确立“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后,在学术界曾一度引发争论。有学者发表文章称“调解将弱化法治”,甚至更有学者批评说“调解优先,公平退后”。
对纠纷解决机制颇有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福华表示,如果法院处理纠纷过多使用“调解”方式,那么法院“判决”这种司法公共产品就会减少,从而导致法官审判经验减少,甚至会出现一些法官为了规避问题,就会牺牲公平正义。
在采访中,一些法院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最高法院的工作原则由原来的“当调则调、当判则判”转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可以理解为是对“唯法治论”的纠偏,大调解是化解法治后遗症的。
权宜之计?
8月28日《人民调解法》通过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副主任扈纪华对“大调解”也进行了定义:是指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它们都是通过第三方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通过疏导、说理来解决纠纷,达成协议,矛盾得到解决的一个方式。
扈纪华表示,在有些地方,“大调解”已经开始摸索、试行、实践。在一个时期的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再考虑相关的立法问题。
9月6日,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司长王珏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按照中央的要求,大调解是中央政法委布置的一项党的工作,是为了维护稳定的需要。
“多元化的诉求,需要多元化的解决方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心主任范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调解”要改变的是过去在社会治理方面过分依赖“法律至上”,希望当事人自身参与,采用灵活的方式,改变法律的僵化。
“现在的制度特点就是各自为政,比如司法部门、行政部门、民间解决纠纷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在一定时候是有竞争的,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去争夺,配合不够。”范愉认为,“大调解”使各部门形成合力,比如由政法委牵头,使相对独立的系统得以整合。它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不是单纯地把纠纷放到法院去,靠司法解决问题。
有些人担心,过多强化调解是否会导致法院社会化的倾向。王福华介绍说,这种担心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以法治著称的美国为例,近几年90%以上的民事案件没有进入庭审程序,而是通过诉外和解和诉内调解处理,美国学者对审判衰弱化也表示很担心。
“现在有些地方推行的‘大调解模式值得商榷。”王福华进一步说,“这种模式不值得推崇的地方在于它沿袭了全能体制国家的传统,被国家权力牢牢控制,用尽所有的物质、经济、组织的资源。”
王福华通过翻译有关全球纠纷解决机制的国外法学著作发现,国外更加注重强调调解组织的非营利性、中立性和自主性。
因此他认为,调解可作为转型时期的权宜之计加以利用。“西方发育相对成熟的市民社会,市民调解和社会化调解是市场运作、引入社会力量加以调节,非营利部门参与。而我们国家距离市民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吴志明颇不认可“权宜之计”的说法,“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大调解体系。”
1、在组织体系上。存在上下分割、断头断腿现象。譬如区和街设立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但在基层没有生根；街道和村居分别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但在区级没有指导组织。而且上下级调解组织之间没有隶属、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上下没有合力。
2、在工作机制上。调解组织之间、涉案单位之间处理矛盾纠纷，存在条条分割、块块分割、条块分割的格局，各个调解组织都是单兵作战、各自为战，左右形不成合力。
3、在职能配置上。过去调解组织存在有职无权现象，没有按责权利相一致的原则配置职能权限，要发挥大作用有大作为较难。
4、在机构设置上。用庭式调解方式代替人民调解方式不合适，体现不了人民调解的基本特点，体现不了政府就是服务的理念。三是对近年来我区调处重大矛盾纠纷成功案例进行专题调研。近年来我区对重大社会矛盾纠纷，由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亲自组织协调，以涉案责任单位为主体，涉案部门包括政法部门共同参与，提高了对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能力和成功率，为建立大调解工作机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做法。根据新时期矛盾纠纷的特点，解决传统调解模式的弊端，结合解决矛盾纠纷各部门的职能分工，我区总结近年来调处矛盾纠纷的实践经验，创造性提出大调解模式，基本构架是以信访局的矛盾纠纷接访，综治办、司法局的矛盾纠纷排查，司法局的矛盾纠纷调处三大职能为基础，实行政法部门包括综治办、信访局联合办公受理调处矛盾纠纷，区委区政府主要部门包括区政府派出机构、涉案单位共同参与联动，形成联合联动办公、联合联动办事、联合联动接访、联合联动调处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服务模式。做到有案必受、有受必理、有理必果、有果必公，全面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接访、大排查、大调解工作格局。通过建立大调解服务体系，实现三个转变。由小调解向大调解的转变，真正实现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各方参与调解的新格局；由单一调解向综合调解转变，逐步形成民事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协调发展的大调解机制；由随意调解向规范调解转变，从接待、咨询、受理到调处问题，规范化、制度化运作。最终达到四大工作目标，即调解资源大整合大集中、调解体系大健全大完善、调解机制大联动大运作、调解职能大提升大发展，以大调解保障大稳定，以大稳定促进大发展。具体讲有四个创新：
一、组织体系创新领导层面：成立XX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协调全区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区政府分管区长任第一副组长，区综治办主任、司法局局长、信访局局长任副组长，成员包括法院、检察院等19个部门和单位。具体工作由综治委牵头。机构设置：成立区街两级中心。区中心由司法局局长任主任，信访局、综治办、公安分局、司法局各派一名区管副职任中心副主任。综治办、公安分局各派1名干部，司法局派2名干部，信访局派3名干部常驻中心开展工作。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同时为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成员单位，其他部门、单位配合开展相关工作。具体工作由司法局牵头，政法部门联合办公，其他部门联动办公。街道原则上在原有重大疑难纠纷调处中心基础上，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中心设在司法所，由综治主任兼任中心主任，司法所所长兼任中心副主任，负责日常调处工作。网络覆盖：一是社区居委会（行政村）及100人以上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委员会，并设调解窗口和首席调解员。二是居民小区楼幢、村民小组及100人以下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民调小组。三是区管系统和行业协会建立健全调解办公室。四是区其他部门、直属单位建立健全民调信息员。新型组织体系打破了过去调解组织上下分割的格局，以区中心为龙头，不断向下延伸，上下结合，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具有指导职能，从而形成了二级中心、三级组织、四级网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依托基层、多方参与的大调解组织体系，为建立大调解联动机制提供组织保证。
黄联学
人民调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在矛盾纠纷化解中以其自愿协商性、程序简易性、成本低廉性、时空灵活性，发挥着独特的功效。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传统的人民调解也显示出资源利用率低、手段关联度小、社会配合性弱等现实问题，急需在司法行政系统内部和外部加强力量整合，从而拉长维稳链条，扩展维稳堤基，提高维稳效能。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大调解体系，为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但也带来了新机遇。为此，去年以来，巴中市司法行政系统探索和实践了“四三制”人民调解新机制。笔者认为，这是抓住构建“大调解”体系机遇，融入“大调解”工作格局，实现人民调解新突破的有效路径。
一、人民调解“四三制”的主要内容
所谓人民调解“四三制”，简而言之，就是围绕矛盾纠纷化解，广泛开展“三说”，扎实进行“三调”，认真落实“三导”，切实实行“三助”，并使之规范化、系统化和一体化。具体而言：
广泛开展“三说”：就是整合司法行政系统内部资源，把人民调解和法制宣传结合起来，从预防矛盾纠纷产生的视角出发，有针对性的“说法律”（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1-
重点是坚持不懈地向群众宣传常涉的法律法规）；“说政策”（重点是宣传各项惠民政策、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说“道德”（重点是宣传尊老爱幼、见义勇为、和睦诚信等基本道德规范）。巴中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以“法律六进”活动为载体，拓展法制宣传内容，收到了较好效果。通过“三说”，有效预防了一些矛盾纠纷的发生，全市矛盾纠纷较去年同期减少了5.4%。
扎实进行“三调”：就是建立健全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充分发挥村（社区）、乡镇（街道）和县（区）三级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逐级提高人民调解工作实效。凡是没有经过下一级调解组织调解的矛盾纠纷不得交由上一级调解组织调解，必须由上一级调解组织调解的，也由同级调解组织负责人陪同到上一级调解组织，确保矛盾纠纷的解决有序进行，切实做到一般矛盾纠纷不出村（社区），复杂矛盾纠纷不出乡镇（街道），疑难矛盾纠纷不出县（区）。去年以来至今年5月，巴中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纠纷38302件，调解成功率比上年同期上升了1.1个百分点；梳理“积案、老案、难案”703件、成功化解569件；防止民转刑74件，制止群体性械斗50件，防止群体性上访75起。
认真落实“三导”：在市、县（区）司法局分别设立人民调解指导中心，在市、县（区）、乡（镇）司法行政机关分别设立专（兼）职维稳工作联络员，对通过三级调解组织调解仍然不能解决的矛盾纠纷，由维稳工作联络员进行及时引导，该行政调解的，引导和帮联到行政调解组织进行解决；该司法调解的，引导和帮联到司法调解组织进行解决；该通
过信访渠道等其它组织解决的，引导和帮联到其它组织进行解决。同时，司法行政系统的维稳工作联络员还实行双向引导，把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信访工作中可以进行人民调解的矛盾纠纷，及时引向人民调解，促进了“三大调解”的有效对接。去年来至今年5月，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维稳工作联络员共有序引导了2653件矛盾纠纷，均得到了及时有效处理。
切实实行“三助”：把人民调解工作和关注民生工作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巴中这样的“老、边、山、穷”地方，不少矛盾纠纷都与弱势群体的现实经济状况相关。为此，我们在人民调解工作中，注重充分利用社会解困资源，对矛盾纠纷的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的，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对符合司法救助的，帮助申请司法救助；对可以给予政府扶助的，建议政府给以低保、扶贫、民政救济等方面的政府性扶助。今年来，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对1056个当事人进行了法律援助，帮助325个当事人申请了司法救助，对428个当事人帮助落实了低保、扶贫、民政救济等方面的政府性扶助。市司法局还专门制发了关于法律援助向人民调解等领域延伸的操作性文件。
二、人民调解“四三制”的现实功用
探索和实践人民调解“四三制”，我们认为是解决新时期矛盾纠纷复杂化的现实需要，是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实现矛盾纠纷有效化解的客观要求，是把握维护社会稳定主动权的有效选择，也是拓展司法行政工作，彰显司法行政效能的重要举措。具体而言，其主要功效有：
（一）具有资源上的整合性。人民调解“四三制”真正体现了“以矛盾纠纷化解为主线，整合司法行政资源”这个新理念。从内部资源上讲，整合了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和人民调解资源；从外部资源讲，不仅整合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资源，而且整合了司法行政资源与司法救助、政府扶助、社会帮助等政府性、社会性资源，从而使矛盾纠纷化解有了更为丰富的资源支持。
（二）具有系统上的粘连性。从系统理论的角度而言，母系统的功效总是大于子系统功效之和。人民调解“四三制”，实际上就是以矛盾纠纷化解为主线，以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功能为节点，把可以整合的资源有效地粘连起来，实现系统的总体功效。尤其是在市、县（区）、乡（镇）司法行政机关分别设立专（兼）职维稳工作联络员，使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实现“无缝”对接有了具体的粘连途径。
（三）具有防线上的加固性。人民调解“四三制”，拉长了人民调解这个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首先，广泛开展“三说”，实际上是将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向前延伸，使人民调解有了前置性的法律、政策和道德基础；其次，认真落实“三导”和切实实行“三助”，实际上是将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向后延伸，始终掌握矛盾纠纷化解的主动权和有序性，并使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向更深层次推进，进一步得以巩固。
（四）具有人本上的亲和性。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社会管理的柔性化方式日显重要。“三说”、“三调”、“三导”和“三助”的系统化、一体化，实际是以柔性化的手段对矛
盾纠纷的化解过程进行刚性化的控制，但这种控制体现出来的是人性化的思想政治工作、尊重群众自愿和解的权利、引导当事人通过正常路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和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具体困难的人文关怀社会管理模式。从而使社会矛盾在这种人文关怀下得到预防、缓冲和化解。
三、人民调解“四三制”的实践体会
实行人民调解“四三制”，涉及司法行政系统思想观念的转变、工作方式的更新、人力物力的调整和绩效评价的对接等诸多方面。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特别重要的是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必须切实提高认识。在探索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要有效实现人民调解“四三制”功效，首先必须切实提高思想认识。一是要克服“管得宽”思想。有人认为“三说”中只是“说法律”是我们的职责，“说政策”和“说道德”是“种了别人的田”，是“管得宽”、“找事做”。有人认为“三导”和“三助”中除开法律援助，其他工作是“自找麻烦”。我们认为，这实际是对新时期司法行政工作“渗透性”的认识不足。
（二）必须大力夯实基础。实行人民调解“四三制”，必须以加强司法行政系统的基础建设为前提。近年来，我们以“两所一庭”建设为契机，大力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以扎实开展“三大主题活动”为契机，大力加强班子队伍建设；以主动融入“大调解”工作体系为契机，大力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这都为实行人民调解“四三制”机制创造了条件。
（三）必须有效进行协调。实行人民调解“四三制”是一项系统工程，而有效发挥系统功效的关键是实现系统的协调运行。可以说，资源整合的过程，实际就是资源协调的过程。因此，实行人民调解“四三制”机制，对司法行政队伍的协调能力是一种考验。就系统内而言，如何把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和人民调解资源有效地协调利用起来，实现内系统的一体化决策部署，是一种考验；就系统外而言，如何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和法院、扶贫、民政、社会保障、信访等部门的积极配合，更是一种考验。
——文山市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经验材料
近年来，文山市紧紧围绕创建“平安文山”目标，按照“以大队伍抓稳定、以大防控保平安、以大调解促发展”的工作思路，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把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作为维护稳定的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作为 “为民办实事”基础工程，积极创新举措，精心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格局，调解组织逐步健全，调解员队伍建设不断加强，调解工作领域不断拓展，工作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探索建立了符合市情、具有特色、富有成效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形成了条块结合、点面结合、互动联调的大调解工作体系，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调处更有群众性、专业性、联动性、针对性、实效性，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积极贡献，切实筑牢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一、以科学发展为指导，搭建“大调解”工作架构 建立完善大调解机制、维护社会稳定，重在资源整合，贵在部门联动。文山市按照“党政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为主导、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要求，成立了文山市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分管联系领导任副组长，市属各单位主要领导为领导小组成员。各乡镇（街道）及相关单位也应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专门组建文山市社会矛 1 盾调处中心，高配中心规格，明确中心职责，主要负责协调专业调解委员会及调解室与中心的衔接配合，负责协调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之间的衔接配合和跨地区、跨行业以及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纠纷的联调联处。同时全市制定出台了《文山市构建大调解工作机制建设实施意见》、《文山市建立健全机关企事业单位调解组织实施方案》等，为“大调解”工作体系的高效运转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和政策指引。
二、以纠纷清零为目标，织密“大调解”工作网络 文山市因地处边疆民族杂居地区，社会矛盾纠纷多样性、复杂性、敏感性、难调处等特点较为突出。为切实提高矛盾纠纷调处率和成功率，文山市从建立健全大调解组织体系入手，着力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解调与社会调解相结合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全力打造“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一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全市按照“强基层、抓规范、保稳定、促发展”的工作目标和“六有六落实六统一”的建设标准，在全市各行政企事业单位、乡（镇）、村（社区）、自然村组建了1582个人民调解组织，在村（社区）设立了专职人民调解员；二是积极发展区域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全市组建了医疗、建筑、食品、保险等行业性、专业性的调解组织共50余个，将其全部规范到大调解工作平台上来，充分发挥了社会组织参与调解的作用和优势；三是建立行政调解工作平台。坚持“当调则调、调裁结合、解决问题”的原则，2 强化行政调解工作，并将其纳入大调解工作平台。各行政部门均确定了3-5人组成行政调解机构。各行政部门认真落实行政主管责任，充分运用调解的办法处理了大量行政纠纷和与行政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四是稳步推进司法调解工作。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强了诉讼调解工作，积极推行重调息讼制度，构建了多元化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把调解贯穿于民商事审判的全过程，探索实行庭前调解和诉讼内委托调解的方法，有效提高了调解结案率。
三、以健全机制为基础，破解“大调解”合力瓶颈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大调解工作机制，统一工作标准、规范工作程序，明确工作要求、健全工作制度，切实加强对大调解组织的效能管理，文山市坚持从工作机制规范化入手，采取领导带动、思想发动、上下联动、措施调动等方法，探索建立了科学的绩效考核管理机制、赏罚分明的激励机制，促进了大调解组织的规范运行，高效运转。一是完善矛盾纠纷受理和调处机制。对发生的矛盾纠纷，由市矛盾调处中心负责组织调解或者指定相关调解工作平台负责组织调解。属于职能部门受理范围的，实行首长负责制，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进行调解；对涉及多个部门的矛盾纠纷，由市矛盾调处中心确定的部门牵头调解。二是完善矛盾纠纷大调解衔接机制。按照调解优先的原则，积极引导当事人首先采取人民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用人民调解方式不能解决的矛盾纠纷，由市矛盾调处中心协调有关部门开展专业调解，专业调解组织仍未能解决的矛盾纠纷，引导依法通过诉讼、3 行政复议等渠道解决；对于进入诉讼程序的矛盾纠纷，按照“调判结合、调解优先”的原则，做好司法调解工作。三是完善调解协议的效力确认机制。经人民调解组织、行政调解组织或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积极引导双方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按照司法确认程序，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进行确认。调解组织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当事人履行约定义务。四是完善大调解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在市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设置“调解人才储备库”，吸纳法官、律师和行政机关熟悉法律、善于做调解工作的公务员为大调解工作指导员，参与各级调解组织的调解工作。加强矛盾纠纷大调解信息化建设，通过建立信息资料库、加强信息综合、通报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动态掌握矛盾纠纷的总体状况和个案进展情况，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横向、纵向信息共享，形成上下贯通、工作互动、资源共享的工作格局。
四、以提质强管为抓手，提升“大调解”工作质效 文山市5392名基层调解员除411名为半工半农（村委会干部）外，其余4981名均为热心调解事业的农民群众，呈现文化素质偏低、综合业务能力参差不齐等特点，如何将这只队伍管理好、建设好、作用发挥好成为重要课题。为切实将这支队伍管好、带好、用好，发挥其最大社会功用，文山市以建设“管得住、听指挥、能干事、负责任”的“十二字”调解队伍为目标，制定了《文山市人民调解工作管理制度》，由市司法局具体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量化考核，并将 4 考核结果在全市调解队伍中进行公示，促使全市调解员形成“赶、帮、超”的良好局面。成立了调解工作督导小组，全面加强对调解队伍和调解工作的指导和督察。采取适时到乡（镇）了解和向群众发放问卷调查的方式，全面掌握调解员工作情况和群众评价，对评价好的给予适当奖励，对评价较差的及时给以批评教育，对乱作为和群众评价恶劣的坚决清除人民调解队伍。此外，还采取不定时、暗访等方式，深入乡（镇）、村（社区）按照上报调解卷宗30%的比例进行抽查，对于虚假或不合格卷宗，严格按照《文山市村级人民调解组织补助及人民调解员补贴办法（试行）》给予处罚或扣减相关补助补贴。通过科学的管理，实现了全市调解队伍形象和案件质量“双提升”。2011年来，各级调解组织共上交人民调解案件卷宗878件，合格870件，合格率达99%，比上年同期提升5%，全市无人民调解员违规办案和被投诉等不良情况发生。
五、以落实待遇为保障，增强“大调解”工作动力 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作为基层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其扎根群众、贴近群众的优势和作用任何单位或社会群体都无法比拟和代替。长期以来，由于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经费和人民调解员补贴得不到有效解决，调解工作被动开展较为突出，严重制约职能作用的发挥。为切实将广大人民调解员工作主动性、积极性调动起来，文山市制定实施了《人民调解案件以奖代补工作制度》，打破了人民调解员几十年来的“零报酬”工作模式，促进了基层人民调工作的 5 快速发展。近两年以来，全市共对4175件成功调解的矛盾纠纷实施了以奖代补，补贴金额达17.082万元。2011年，文山市又制定实施了《文山市村级人民调解组织补助及人民调解员补贴办法（试行）》，从市级财力安排上保障人民调解经费，补助补贴标准为：每年每个村（社区）人民调委会补助调解工作经费1000元；人民调解员调解成功1件口头纠纷补贴50元；调解成功1件普通民间纠纷补贴150元；调解成功1件疑难复杂纠纷补贴300元至500元，该补贴办法实施以来，全市广大村级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调解率和成果率均得到全面提高。同时规范了其他调解组织的工作经费和调解补助，为全市大调解工作长足发展提供了保障。
认知语法的著名学者Langacker (1987, 1991) 在其认知语法框架的著作中提到, 识解机制是“人们对于相同的场景, 可以采取多样的方法来进行理解的能力”。识解机制这一重要的机制可以细分为五个方面:详略度 (specificity) 、辖域 (scope) 、背景 (background) 、视角 (perspective) 、突显 (salience) 。通过对识解机制的研究, 语言学者们能够对人们在相同的场景下产生不同的言语表达方式进行有效的分析。笔者认为, 识解机制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仅能够帮助人类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其更为重要的功能表现为, 它可以用于分析和研究人类言语的主观性以及对翻译中译者的认知过程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
(一) 详略度
“详”, 是指译者对译文做更为详细的处理, 这里包括添加词语和各类注释;“略”, 指对较为复杂的原文做简化处理, 包括省略部分词语。
(二) 辖域和背景
辖域, 是指人们对于一些需要灵活使用的概念进行有效地整合及配置。辖域由如下的两个部分所构成:基体和侧面。基体 (base) 是指人们表述的概念中所参照的辖域基础;侧面 (profile) 是指在人们的言语中所需要突显的部分。由此我们发现, 辖域的概念与认知域 (cognitive domain) 大致相当, 因此, 可引用认知域中的相关内容来概括辖域的管辖范围。因此, 基本辖域包括:三维空间、时间、嗅觉、颜色、触觉、感情等。辖域是由直接辖域和最大辖域这两部分构成的。直接辖域 (immediate scope) 是指人类言语中拥有相似意义的概念, 而最大辖域 (maximum scope) 则占据了整个语言所涵盖的视野, 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些需要被灵活使用的表达式中的最大内容。在语言的词汇层面及语句层面, 我们可以使用辖域的分析方法对其进行研究。
(三) 视角
当人们想要对事物进行描述时, 往往涉及到描述着与被描述物体之间的相对关系, 这个就是视角。描述时视角的选择往往与前文中突显及背景息息相关。而透过语言的视角, 人们能够解释词类划分、基本句型、言语事件以及所有格、隐喻、主语-宾语、主题-述题、前指、时态等现象。
(四) 突显
突显原则分为两类:第一是侧面和基体;第二是射体和界标。作为研究分析词类和句法的重要依据, 突显为语法构造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在认知语言学中, 语法构造被定义为说话者对周围环境进行概念化过程的反应。
大约早在公元前520年左右, 孔子就已创儒家美学, 提出“尽善尽美”论, “文质统一论”。周烈王四年, 孟子提出“仁义为美”, 创立了以“仁学”为纲的儒学美学主张。后来, 荀子提出了“文质兼顾”, “美善相乐”论, 发扬了儒家的美学思想。在西方, 译论之芽首先依附在哲学, 美学之树上, 持续达1800年之久, 可以说从西塞罗到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和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 以词章美学论翻译, 一脉相承。一般认为, 西方译论始于公元前古罗马的知名哲学家, 政治家和修辞大师马库斯西塞罗和随后的古罗马抒情诗人和讽刺大师昆塔斯霍拉斯。
(一) 审美客体和译者审美活动
翻译的审美客体包括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形式系统主要指审美符号集, 包括语音, 文字, 词语层等审美信息。非形式系统主要指审美模糊集, 是指审美客体中非物质的, 非自然感性的, 无法凭直观就能推断的非外向成分。非形式系统的审美构成包括“情”与“志”“意”与“象”。
语音层审美信息主要体现在诗歌翻译中。首先是音律和节奏。由于汉英文字语言系统迥异, 要在译诗中保留原诗 (SL) 的音部节奏是不可能的, 译者力求做到的是显现译诗 (TL) 的节奏。英译汉时诗行尾韵的对应是可能的, 如果韵式不能对应, 也至少可以做到押韵, 力求保留原诗的韵美。文字层面的审美信息通常是语言艺术家利用文字手段与音韵手段的巧妙结合构成的修辞格, 但这种借助于语音来充实或映衬“形”的修辞立意往往是无法转换的。突出的例子是双关语。语言中的词语是言语篇章中最常见的物态材料, 一篇优秀的文章中的用词是原作者精心挑选的, 显然, 这些符合准、美、精等审美标准的词语是译者对原文进行审美的依据。
(二) 审美再现
在文学翻译实践中, 认知语言学中的象似性理论可以帮助译者提高译文的审美效果,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象似原则。王寅 (1999a, 1999b) 在对语言象似性分类的研究中, 将语言学的句法象似性分为顺序象似性, 距离象似性, 数量象似性, 标记象似性。而在文学翻译实践中, 我们则可以在此基础上, 将当中的象似性增加空间象似性以及意象象似性。这样, 用译文中的美来模仿原文的美。符合美学中艺术模仿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认知语言学中象似性理论的灵活运用, 有利于对原作形式审美效果的再现。第二, 创作原则。许钧教授 (2003) 提出, “一篇好的文学翻译不是原作的翻版, 而是原作的再生。它赋予原作以新的面貌, 新的活力, 新的生命, 使其以新的形式与姿态, 面对新的文化与读者” (许钧2003) 。这一对翻译的新的注解, 能减少译者对原文信息审美过程中发生的损耗。第三, 优化原则。许渊冲 (2006) 认为, 文学翻译中的优化原则划分为语言优化和语序优化。语言优化是指“发挥译文的语言优势, 选用最合适的译语表达方式”。而语序优化是指译者在不改变原文内容的前提下, 采取熟悉的言语表达习惯, 依据正确的认知, 对译文的句序进行优化重组。
(一) 识解机制对审美活动的理论指导价值
译者对于诗歌翻译的审美, 能够让认知语言中的识解机制对于翻译美学中审美活动的理论指导价值最大化地体现。译者既需要阅读原文, 同时还要创作译文, 因此, 在翻译中扮演着双重角色。首先, 译者需要认真研读原文, 将自己的所有情感放入原作。接着, 译者需要充分将自己的情感投入到原文, 试图理解原文作者的感受, 这样才能最终创作出优美的译文。此外, 根据不同的读者的理解及接受能力, 译者应当对译文做出适当的调整。因此, 识解机制中的背景理论中的语境, 即为译者移情入原作, 对原作的语言理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考信息。识解机制中的视角的选择能有效解决诗歌翻译中由于历史背景的久远, 造成读者对古诗中主语宾语及时态等内容理解的偏差, 从而影响读者的正确理解的问题。
(二) 识解机制对审美再现的理论指导价值
在言语的表达中, 人类为了正确地表述出自己的想法, 满足在不同的背景条件下得到恰当理解的要求, 往往通过对相同场景中不同对象进行突显的方法, 最终获取多样的语言形式以及表达的方法。这与翻译美学中的象似原则不谋而合, 且有着理论指导意义。在翻译中, 利用突显来划分词类, 分析句法, 结合相似原则, 用更符合读者理解方式和文化背景的译文, 对原文进行艺术模仿, 更有利于对原作的审美效果的再现。
识解机制作为认知语言学中的一种关键认知方式, 能够解释若干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语言现象。将识解机制有效地引入到翻译美学的理论研究中, 从一个崭新的视角, 有效地拓展了翻译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 对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摘要：作为认知语言学中的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 识解机制能有效地解释许多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语言现象。本文将识解机制引入到翻译美学的理论研究中, 从一个崭新的视角, 有效地拓展了翻译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
关键词：识解机制,审美客体,审美活动,翻译美学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