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

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共8篇）

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 篇1

1、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 “一带一路”是一个宏伟的战略构想，它的建设过程不仅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涉及众多产业和巨量的要素调动，这其间产生的各种机遇不可估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产业创新带来的机遇。产业创新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等带来的红利。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的一些优质过剩产业将会转移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此外，由于产业转移引致的产业转型升级更是机遇无限，比如技术改造、研发投入、品牌树造等都会给投资者带来无限机遇。

第二，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流，巨量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

第三，区域创新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性区域经济的范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将引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创新，这包括区域发展模式、区域产业战略选择、区域经济的技术路径、区域间的合作方式等，这其间的每个创新都蕴涵着无限的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有机遇也充满了挑战，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并未雨绸缪。

首先，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最初的投资大多集中于一些全球贫穷国家的资源开采项目上。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了外资流入，对外投资也被引导到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的更为引人注目的项目上。五六年前，中国“走出去”模式基本上围绕着大宗商品，现在开始在一些实行竞标机制的国家承建基础设施项目。我们知道沿“带”沿“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投资，但由于其中一些国家政局并不是十分稳定，不同党派之间的理念差别很大，一旦一个党派下台，就会改变过去的对外政策，这必将给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带来巨大风险。因此，我们在具体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必须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法律环境等进行仔细研究，在投资之前做好风险应对的预案，将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任何创新其实都会有潜在的风险，尤其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创新蕴含的乘数式风险，需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

最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得与国内经济状况相适应。我们要看到，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大有可为。如果我们不顾及国内的这些实际需求而一味向国外投资和转移产业，有可能会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产业的“空洞化”。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

2、兰州如何抓住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

在2014年年底以前，中央已经形成了完整、系统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及规划。作为丝绸之路的黄金段，这个规划对甘肃省也做了具体的战略定位。”在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专访时，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连辑表示。

“规划中既包括甘肃一些节点城市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包括发挥甘肃的比较优势，如对西亚、中亚、南亚形成战略通道的地位和作用；在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作用和地位；业已形成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基地；还包括制造业、新能源产业、现代农业等等；此外，甘肃作为国家的、民族的文化宝库发挥的作用，以及甘肃的生态功能。”连辑表示，目前甘肃省已经根据国家的战略安排了本省的具体战略任务，201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已经制定下发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建设总体方案》，其中提出了着力构建兰州新区、敦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和“中国丝绸之路博览会”三大战略平台，并重点推进道路互联互通、经贸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合作、经济新增长极、人文交流合作、战略平台建设等六大工程。

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全国人大代表，酒泉钢铁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冯杰告诉记者，“一带一路”对于像酒钢这样的资源加工型企业来讲是“非常好的利好消息”。

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 篇2

1“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带贸易合作的发展现状

1.1 我国出口总额在不断上升

在“一带一路”建设初期,我国主要以东南亚、西亚、中东等国家为主,从21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上述地区各国的贸易总额在不断增多,由原来的不足1000亿美元逐渐超过了7000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与上述区域国家间的合作愈加密切,贸易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和深入。到2015年为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度已经超过了2400亿美金,是全国总出口额度的26%;此外,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的出口总额也在不断的增长,增长了去年的10%,占总出口额度的28%,远远高于全国总体出口额度的增长速度。进口额度也随之增多,约占全国进口总额度的24%。

1.2 经济带周边各国与我国的合作项目不断增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多数国家具备健全的基础设施,不论是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还是能源、信息等其他项目的建设都在不断地加速,区域范围内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都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机会,目前我国与沿线诸多国家开展建设项目,预计启动的重点建设项目已经多达900多个。

1.3 我国不断加大对经济带周边国家的投资

到2015年11月为止,我国已经对“一带一路”沿线近50个国家进行了企业投资和规划,投资金额已经多达140.1亿美金。与此同时,我国诸多企业还与沿线国家签订了对外承包的工程项目,其合同金额已经超过700亿美金,约占同期合同的一半左右。

1.4 我国获得了愈来愈多的投资机遇

“一带一路”开展以来,我国获得了更多投资建设的机会“。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多存在基础设施缺乏的问题,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在这一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健全完善的产业链,不论是公路建设,还是隧道、桥梁,我国都具备相应的技术和完善的措施。因此,在投资建设方面,我国获得了更多的机遇。

2“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带贸易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国内产能过剩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万亿美金,过剩情况较为严重,从而出现国民财富流失、储备资产风险增大等问题。产能和外汇资产过剩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逐步加大,进而导致外汇风险也随之增大,使国际收支失衡,影响企业发展。

2.2 我国在油气、矿产等方面对国外过度依存

近年来,我国各个制造业的能源消耗量在不断提升,而我国油气等资源的存储量并不丰富,并且匮乏程度在不断的加深“。一带一路”沿线存在诸多矿产资源大国,我国的工业发展离不开各项资源的消耗,从而导致我国对外国资源的依存度不断提升。

2.3 获得的经济效益不理想

由于受援助国家的经济能力较差,产业结构悬殊,贸易种类过于单调,导致市场狭小,影响了“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没有为我国带来理想的经济效益。

3 面对“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带贸易合作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措施

3.1 政府政策支持

首先,政府应该扶持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的发展和建设带动产能过剩的企业,从而实现企业之间的产能转移,带动跨国企业整体的发展,从根本上增强我国市场竞争能力。为龙头企业提供相应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使其能够起到相应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其次,将过剩的产能进行转移。通过政府政策的帮助和扶持实现企业间的产能转移,也可以通过贸易外交,将过剩的产能转移给沿线周边有需求的国家,实现产能的互补。这种方式不仅能够促进当地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还能提升当地的就业率,为我国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再次,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增强产品的附加值。在这一方面,政府应该投入大量资金,提供相应的信息、科技等方面的支持。例如,中央政府为香港提供了一个综合服务的平台,在企业管理和研发方面提供政府的支持和资金的投入,鼓励企业的技术和制度创新能力,为沿线国家提供法律、设计等内容的服务,启动尼泊尔和柬埔寨的援助项目。此外,出口企业还可以根据自身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创新发展战略,提升产品生产和加工的技术含量,使产品获取更高的附加值,促进产品的销售。最后,要与国际贸易紧密相连,合理应对贸易壁垒。政府需要对国际贸易机制和贸易规则有充分的了解,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教训,合理利用相关的国际贸易机制和贸易原则。例如,国民待遇原则、谈判机制等,通过这些机制和原则为我国企业争取更多的进出口利益。

3.2 跨国公司和出口企业积极应对

首先,要提升产品的质量,加强新产品的开发和研制。转变原有的生产方式,以提升产品的质量为核心基础,不断创新生产技术,使我国出口产品能够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如泰安五岳专汽公司,其紧抓“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将产品出口到东南亚、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包括军用、民用、集装箱散货等多种样式,依靠海外销售网络,大量出口公司产品。该公司利用了半年时间完成了产品的自主生产装配和研发设计,提升了产品的质量,使其能够与国际市场接轨,具有更高的性价比,获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和需求。此外,出口企业还要根据产业化、规模化等方面的要求,合理规划产品的生产布局,进一步改善工业园区,在保障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实现低能高产的生产模式,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增强我国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其次,以跨国企业为首,打造优秀的出口产品。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跨国企业是一个重要的合作桥梁,将其作为出口的中心,实行品牌战略,进一步增强品牌优势,提升品牌内涵,从而占据更大的国际市场。此外,出口企业还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追寻更适合自身发展的品牌经营策略,加大媒体广告等方面的投入,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如泰安五岳专汽公司十分注重企业文化的建立,利用企业文化进行企业的管理,在企业文化的框架下,凝练五岳企业的特色,其中包括“用户至上、合作双赢”“、有所为有所不为、贴近市场贴近用户”等。其注重“节能”“环保”等品牌形象的树立,对国际市场的需求进行全方面的考虑,将“中国制造”与“节能环保”进行有机结合,突出我国文化内涵和品牌特色。

再次,要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避免市场的集中。在我国,大部分出口产品都是初级产品,出口的主要国家位于非洲、中东等地区,出口市场相对集中,这就会为企业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企业要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市场需求和消费方式,开发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不仅有助于已有市场的地位巩固,还有助于避免市场集中所带来的风险。以确保产品质量为基础要求,加强对外宣传力度,提升产品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

最后,企业还可以转移目标市场,将产品出口到更多的国家,实现多元化的出口。根据企业的自身条件进行跨国并购,实现企业的跨国经营,从而可以在当地生产在当地销售。例如,扬州中行紧抓机遇,其与市发改委签订了海外发债合作协议,展开了多家企业的海外并购和融资。其在海外建立的机构已经覆盖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营性分支机构有600多家,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进步。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避免市场集中所带来的各类风险。最后,增强企业之间的合作,整合资源优势,进一步推动产业化的整体进程。例如,技术、资金、劳动力等资源方面的整合,进行横向重组,增强企业的基础实力,形成规模效应,扩大工业园区的生产面积,实现产品的标准化生产。

3.3 进出口协会全力支持

首先,要增强对外宣传,合理利用新媒体等宣传方式和手段,增强我国企业的知名度,使国际市场更进一步了解我国企业产品和产品价值,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品牌文化。鼓励企业参加更多影响力较强的国际展销会、博览会等,寻找信誉优良的经销商,合理利用企业资源进行营销,有必要时还可以鼓励和引导国内企业在国外建立相应的销售机构,促进产品的进一步发展。其次,建立出口预警机制,有效规避国际贸易过程中存在的各项风险。进出口协会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建立合理有效的预警机制,避免同类产品面对相同的风险,及时了解国际市场的信息,搜集国内外相关动态,并且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和反馈,根据相关信息为企业提供恰当的指导,协助企业有效规避风险。

4 结语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帮助,促进了我国各项进出口贸易,为我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机遇。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仍旧存在很多问题和挑战。对此,我国各个企业应该紧抓机遇,积极有效地面对挑战。

参考文献

[1]刘卫东.“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J].地理科学进展,2015(05).

[2]刘慧,叶尔肯·吾扎提,王成龙.“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影响[J].地理科学进展,2015(05).

[3]申现杰,肖金成.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战略[J].宏观经济研究,2014(11).

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 篇3

关键词：“一带一路”；实施机制；对外直接投资

一、“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新空间

古时丝绸之路的开创，探索出来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便利通道，并且促进了亚洲和欧洲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合作和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我国与APEC、与东盟的“10+1”等多边合作机制不断增加，我国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增加。

（一） “一带一路”对加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意义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背景下，区域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交流不断增强，国家之间的合作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发展形势。我国有许多个紧邻国家，陆海相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邻居关系，我国目前经济出现产能过剩，外汇储备过剩，能源不足，我国未来发展最有利和最直接的新空间就是我们周边的“邻居”。

1.国际战略意义

我国对外关系的重点以及外交的第一选择都是以睦邻友好关系为原则，“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超越自贸区和多边贸易体制，目的是促进区域之间合作机制的构建，强调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建设和发展。“一带一路”沿途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落后是其发展的瓶颈，所以，“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互联互通网络建设要发展基础设施网络，消除阻碍交流的制度，建立统一的承认的新规则。在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下“一带一路”战略才能推动，使经济圈联系更加紧密。

2.国内战略意义

从2010年，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平稳，人均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我国出现的产能过剩和外汇储备过剩问题，使得如何进行产能的战略转移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此外，我国还存在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一带一路”可以促进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缩短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状态。我国对国外的油气资源和矿产资源依赖度比较高。推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方便我们就近获取稀缺资源，保证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新空间

“一带一路”战略将是世界最具发展潜力和跨度最长的经济长廊。“一带一路”战略构建实现了基础设施、资金、贸易和政策等多方位的互联互通，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将会促进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投资空间。

1.良好的政治环境能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一带一路”战略是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实施的，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同”的区域合作思想广泛与周边国家开展贸易，积极参与中亚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等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更好的政治环境，使我国经济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更高的阶段。

2.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企业抓住发达国家资本贬值，流动性差的时机，大规模的进行资产重置，促进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金融危机虽然使得国际市场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国际资本市场重整，但是却为我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使得国际能源市场发生了变化，我国与中亚等地区的合作可以获得重要资源和能源市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我国能源进口提供了新的方向，同时也开启我国与中东陆上油气合作的大门。

3.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区位选择，投资区位决定了投资环境的不同， “一带一路”战略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南、中、北三大经济轴线以及辐射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共同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区位优势。我国与中亚不仅地缘相近，而且有许多风俗习惯一致，在国家实施 “一带一路”战略后，我国企业的投资机会增加，投资的空间也得到了扩展。

二、“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挑战

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增长，提高了我国对沿线国家的影响力和经济联系，便于我国与沿线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来化解美国的压力。但是，我国若是未来想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依然面临着许多挑战。

（一）“一带一路”沿线周边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差异以及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回应不一致，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俄罗斯、蒙古、巴基斯坦、以及中亚各国的支持，但也有一些国家社会认知的偏见和大国之间战略博弈的影响，使得其对此战略持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而且还对中国在沿线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赋予负面的军事和政治色彩，战略互信不足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

（二）我国积极发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肯定会卷入美国、俄罗斯等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引起他们的注意和戒备。美国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在构建一个包含TPP和TTIP在内的以美国为主的全球战略安全体系，从而遏制我国的海上崛起。干扰我国南海争端使其更复杂化，对我国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增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困难和障碍。

（三）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主要是紧邻我国的周边地区和国家，距离我国偏远的南亚和中东欧国家的投资显然不足，这不利于我国直接拓展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并且我国企业对中亚地区的投资迅速增长，导致我国对外投资的企业过度竞争，从而降低了投资的效率和效益，提高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防止我国盲目的投资，鼓励和促进我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的政局不稳定，执政党频繁更替和政局动荡会破坏招商引资的连续性，对在建项目和拟建项目及国外投资者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一带一路”沿线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和宗教活动猖獗，并且，恐怖势力在沿线地区已经形成弧形分布的恐怖主义地带，这将对我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有严重的安全威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营环境和法律制度不安全，国内投资环境不稳定，不利于我国的对外投资。

参考文献：

[1]马岩.“一带一路”国家主要特点及发展前景展望，2015.

[2]周芳银.周边环境走向与中国的周边战略选择，2014.

[3]吴崇伯.融入国家“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优势与对策论析，2014.

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 篇4

近日，中国电线电缆行业会议期间，由复旦大学的张晖明教授作了《“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与线缆产业行业发展机遇与风险》的主题报告。这个报告对正好处于CPR新规EN50575标准强制执行后，线缆行业所处的动荡时期，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对线缆行业今后的发展与即将面临的问题起到相关作用。

作为中国首倡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而作为线缆行业的一份子，嘉兴海棠电子也深刻明白这其中寓含的深意。“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契合线路上国家的共同利益，为沿线国家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打开了国际合作的新的一页，这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在大会上的演讲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于线缆行业的发展来说，机会在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建设、产业合作等方面。作为电力工业的重要支撑行业，电线电缆占整个电力工业市场收益的四分之一。除了电力工业，电线电缆产品还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汽车、造船、数据通讯以及其他工业领域。2004—2010年，中国电线电缆产业快速增长，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8.7%。但是自从2011年以来，受原材料价格下跌、下游市场发展变缓及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增速极速下降。那么线缆产品应该如何根据市场应用特点，来抓取“一带一路”的战略机会呢？

嘉兴海棠电子专家就张晖明教授得主题报告作了以下几点总结： 1.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间的互联通信，畅享信息之路。

2.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包括：沿线国家公路、铁路、水路及港口、输油管道、桥梁、输电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

3.产业合作

除了可以参与到一些已经明确的交通对接工程项目和产业合作项目中去，线缆行业还应对“一带一路”中的金融合作、国际贸易等予以关注。

4.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政治、法律、市场与经营等风险 现在的线缆行业存在产业集中度低、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那么线缆行业自身经营素质势必有待提高。线缆行业存在科研投入不足，高素质人才匮乏，技术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等一系列问题。在产品结构方面，漆包线、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所占比例有所下降，而对应的电力电缆、通信电缆（网线）比例有所上升。发生这一变化的本质，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力及通信事业迅速发展，促使电力电缆、架空线及通信电缆大量需求有关，预计今后这种趋势仍将继续加大。电缆行业前10大企业的总产能仅占全国不超过20%。电缆行业90%以上的产能集中在低端产品上，平均投入研发经费不足销售额的1%，航空航天等高端产品国内难以支撑、满足，主要依赖进口。同时，具有较高附加值的特种电缆产品比例也将不断增加。

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 篇5

第一套

一、单选题

1第一条亚欧大陆桥的起点——终点是：C.海参巍——鹿特丹

2郑和下西洋时，长时间的海上航行，他们补充维生素的来源是：C.茶叶 3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是： C.美国

4“一带一路”的风险不包括： D.技术风险

5第二条亚欧大陆桥的起点——终点是：(A)A.连云港——鹿特丹B.海参巍——鹿特丹C.深圳——鹿特丹D.大连——鹿特丹

6“一带一路”我们该如何应对风险？ C.两容；两分；一抓

7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最多的国家是(B)A.英国B.中国C.美国D.日本

8以下不是“一带一路”建设思想的是：(B)A.中国要提升在世界贸易和谈判中的地位B.促进中国对外交流C.对接世界上已有的路线管道，将其系统化、规模化D.欧亚经济发展带的形成，贸易、商品、人员、货币的自由流通

9下列不是“一带一路”政治风险中的是：C.以色列的反对 10在海上，美国对我国有（）条岛链的包围：A.三

二、多选题

1135年改革开放累积的财富使我们有能力发展“一带一路”的建设，以下哪些是这35 年积累的财富：（ABCD）A.数量优势B.投资优势C.人才优势D.技术优势

12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资金从哪里来？(ABC)A.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B.丝路基金，首批400亿美元

C.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其他开发机构贷款D.增加税收

13以下是35年改革开放积累的问题的是：(BC)A.外交问题B.消耗太多资源，劳动力C.发展模式不可持续D.教育问题

14“一带一路”历史的三大超越是：A.时间超越B.空间超越C.态势超越

15“一带一路”的政治风险包括：(AC)A.地缘政治B.国外政治C.外交风险D.国内政治 16“一带一路”建设的世界意义是：（ABCD）交通网络、经济走廊、欧亚大市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

17“一带一路”中国的优势有：（ABC）A.大陆（亚洲）复兴优势：互联互通B.文明古国优势：丝路精神C.改革开放优势：中国模式之工业园区、产业园区、经济走廊

18为什么要建设“一带一路”C.解决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D.解决五千年来中华文明瓶颈问题

19以下是“一带一路”建设思想的是：(ABD)A.中国要提升在世界贸易和谈判中的地位B.欧亚经济发展带的形成，贸易、商品、人员、货币的自由流通C.促进中国对外交流D.对接世界上已有的路线管道，将其系统化、规模化

20五千年来中华文明遇到的瓶颈问题包括：(BCD)A.重农轻商B.农耕文明走向工业、信息文明C.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D.内陆文明走向海洋

三、判断题

21“一带一路”不仅关系现在的改革开放，还关系未来几十年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正确 22“一带一路”的内涵，改革开放的内涵是“走出去”转向“引进来”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进改革。错误 23“一带一路”超越历史的九大丝绸之路。正确 24“一带一路”与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并不契合。错误 25“一带一路”中国的优势有文明古国优势：丝路精神；大陆（亚洲）复兴优势：互联互通；改革开放优势：中国模式之工业园区、产业园区、经济走廊。正确

26两条“丝绸之路”立足国内的全面开放战略，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正确 27“一带一路”不是中国奉献的国际合作倡议与公共产品。错误

28“一带一路”充分将中国机遇变成世界机遇，将世界机遇变成中国机遇，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正确

2935年改革开放积累的问题要求我们通过“一带一路”的发展得到解决。正确

30“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原来意义上依赖于海洋单一参与全球化的局面。正确

第二套2016年新疆继续教育题库“一带一路”的机遇与风险 1.对于如何应对一带一路的建设风险，下列措施中错误的是（A）。

A.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无偿贷款B.分好工、分好责C.包容境外力量，不排除俄美欧日等国家D.兼容当地已有合作架构 2.泛亚铁路的修建是在（A）。

A.中南半岛B.辽东半岛C.山东半岛D.阿拉伯半岛 3.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最多的国家是（B）。A.英国B.中国C.美国D.日本

4.俄罗斯提出跨欧亚发展带，下列国家或地区中，不属于跨欧亚发展带的有（A）。A.朝鲜半岛B.蒙古C.韩国D.美国

5.第二条亚欧大陆桥的起点——终点是（A）。

A.连云港——鹿特丹B.海参巍——鹿特丹C.深圳——鹿特丹D.大连——鹿特丹 6.关于一带一路，下列说法错误的是（B）。

A.一带一路覆盖44亿人口B.一带一路囊括了全球99%的远洋航线C.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26个D.一带一路地区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左右 7.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是（C）A.欧盟B.日本C.美国D.中国

8.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的项目有很多，但不包括（D）。

A.中巴经济走廊B.中蒙俄经济走廊C.孟中印缅经济走廊D.中朝经济走廊 9.一带一路推动了传统文明的转型，对这种转型理解错误的是（B）。

A.内陆文明向海洋文明转变B.儒家文明向基督教文明转变C.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转变D.农耕文明向工业、信息文明转变

10.一带一路给开放的内涵带来的变化是（A）。A.“引进来”转向“走出去”，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B.改革开放要全面摒弃传统的发展模式C.沿海部分先富起来的省份要对口支援西部省份D.改革开放要面向未来 11.现代丝绸之路对古代丝绸之路实现了哪些方面的超越？（BCD）A.国家地位的超越B.空间上的超越C.时间上的超越D.态势上的超越

12.“一带一路”建设的世界意义是（ABCD）。

A.交通线路将会逐渐形成为这些网络服务的和相关的产业集群,由此通过产业集聚和辐射效 应形成建筑业、冶金、能源、金融、通讯、物流、旅游等综合发展的经济走廊B.两条丝绸之 路首先是一个欧亚地区交通网络,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 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C.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最终形成欧亚大市场D.促进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对当前世界经济版图产生重要影响 13.历史上曾经有多条“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贸易有（ABCD）。A.香料贸易B.丝绸贸易C.茶叶贸易D.瓷器贸易

14.欧亚经济发展带的形成，可以促进（ABCD）的自由流通。A.货币B.商品C.人员D.贸易

15.目前，亚太地区存在的贸易和投资规则有（ABC）。

A.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B.DR-CAFTA（中美洲自由协定）C.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16.两条丝绸之路首先是一个欧亚地区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这个网络包含有（ABCD）。

A.航空、航海B.油气管道C.铁路、公路D.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 17.“一带一路”中国的优势有（ABD）。

A.大陆（亚洲）复兴优势：互联互通B.文明古国优势：丝路精神C.中国拥有世界最多人口D.改革开放优势：中国模式之工业园区、产业园区、经济走廊

18.一带一路战略在开放的深度方面的内涵是（ACD）。A.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B.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C.顺应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D.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19.为使中国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其措施有（ACD）。A.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B.持续提高军费支出，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军事保证C.深化经济技术合作D.建立自由贸易区，最终形成欧亚大市场

20.一带一路面临的政治风险有（ABCD）。

A.印度的战略不合作B.美国的战略围堵C.日本的战略搅局D.俄罗斯的战略猜忌 21.周边是我们发展繁荣之基，安身立命之所。正确

22.一带一路建设可以让内陆国家、地区也得到发展。正确

23.“一带一路”不仅关系现在的改革开放，还关系未来几十年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正确

24.在海上，美国对我国有三条岛链的包围。正确

25.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切断丝绸之路后，欧洲才开始通过海洋走向世界。正确 26.35年改革开放积累的问题要求我们通过“一带一路”的发展得到解决。正确 27.亚投行尽管是一个金融机构，但它有很多业务和一带一路是重叠的。错误 28.“一带一路”与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并不契合。错误

29.欧洲所讲的“四大流通”是指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的流通。正确 30.“一带一路”历史的三大超越是：理念超越、空间超越和时间超越。错误

13.下列国家中，在一带一路范围内的有（ABCD）。（多选题）A.印度B.土耳其C.伊朗D.斯里兰卡

14.当代的丝绸之路已经超越了古代的丝绸之路，这是因为（）。（多选题4分）标记

A.当代的丝绸之路包含了莫斯科B.当代的丝绸之路到了鹿特丹、德国，而古代丝绸之路只到威尼斯C.当代丝绸之路继续向南延伸到了南太地区D.当代的丝绸之路对接了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

16.建设一带一路的资金来源有（ABCD）。（多选题4分）标记 A.世界银行B.亚投行C.丝路基金D.亚洲开发银行 20.陆上丝绸之路上的经济带有（AB）。（多选题4分）标记 A.中国—中亚—西亚—波斯湾B.中国—中亚—俄罗斯—波罗的海C.中国—东南亚—印度洋D.中国—俄罗斯—北冰洋

21.中国建设一带一路要与俄罗斯进行合作，因为中亚国家大多与俄罗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判断题3分）标记正确

22.我国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推动传统文明的转型、推动近代人类文明的创新、推动中国梦的实现。（判断题3分）标记正确

24.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相比，是一个狭隘的计划.（判断题3分）标记正确错误

25.两条丝绸之路是一个欧亚地区交通网络。（判断题3分）标记 正确 27.建设一带一路与国内的经济区域规划没有任何关系。（判断题3分）标记 28.欧洲所讲的“四大流通”是指商品、劳动力、人员、资本的流通。（判断题3分）标记正确

29.一带一路仅是当代改革开放的一项政策，与下一代人无关。（判断题3分）标记错误 30.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通”指的是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判断题3分）标记 正确

4.“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一语中，中国是指（B）。（单选题3分）标记

A.长江流域B.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 C.湖南、湖北、江西等中部地区D.山东半岛 5.2011美国曾提出过新丝绸之路计划，其主要目的是（B）。（单选题3分）标记

A.构建中亚自由贸易区B.维护美军撤出阿富汗以后的稳定C.构建世界经济新格局D.协助中国打击东突恐怖活动

6.一带一路是（C）的统称。（单选题3分）标记

A.沿海经济带和丝绸之路B.海上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C.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D.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

7.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有三个岛链的包围，下列国家或地区中属于第二岛链的是（B）。（单选题3分）标记

A.好望角B.日本C.南非D.夏威夷

8.下列省份中，不在一带一路战略范围内的是（B）。（单选题3分）标记 A.新疆B.北京C.广西D.西藏

9.两条丝绸之路是通过（C）连接在一起的。（单选题3分）标记 A.京九铁路B.黄金水道C.亚欧大陆桥D.台湾海峡 12.下列国家或地区中，属于第一岛链的有（ABD）。（多选题4分）标记 A.菲律宾B.阿留申群岛C.英国D.台湾

13.根据新华版的一带一路地图，海上丝绸之路的线路有（C）。

A.中国南海到南太平洋地区B.中国南海到阿拉斯加C.中国南海沿郑和下西洋的线路到印度洋地区D.中国南海到白令海峡

14.中国支持俄罗斯进行远东大开发战略，其意义有（ACD）。

A.实现东北的振兴B.打击美国在欧洲的势力扩张C.维护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D.消除俄罗斯国内的“中国威胁论”

19.通过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形成的经济走廊，涉及的行业有（）。A.能源和冶金行业B.金融行业、通讯行业C.建筑业D.物流业、旅游业 25.中国要想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得到俄罗斯的支持，应支持其远东大开发战略。（判断题3分）标记正确错误

27.中国在海外建设一带一路，必须要清楚当地的法律及文化。（判断题3分）标记正确错误 30.建设一带一路，中国应推翻旧有的交通、能源走廊，进行全面的重新建设。（判断题3分）标记正确

2.中国应顺应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以（）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单选题3分）标记A.周边B.沿海C.西部D.京津冀 8.首先概括出“丝绸之路”概念的是（）。（单选题3分）标记A.德国人里奇霍芬B.英国人富善C.意大利人马可波罗D.意大利人利玛窦

9.关于一带一路建设，总书记提出了“五通”，“五通”中不包含的是（）。（单选题3分）标记A.军

10.中国要积极参与世界经济规则的制订，其意义是（）。（单选题3分）标记D.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

16.改革开放为一带一路建设积累的财富有（）。（多选题4分）标记A.技术优势B.人才优势D.数量优势

23.开发北冰洋航线，既可以作为一个运输通道，还可以开发很多海底资源。（判断题3分）标记正确错误

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 篇6

鼎实导读纵观世界历史，每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努力实现崛起。但不是每一个大国都能顺利走上全球的巅峰，成功者如英美、失败者如德日，如今世界再次遇到百年之变，中国正努力向上，大国崛起的成败规律非常值得我们分析和总结的！

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ID：cdrf_news），特此感谢！大国崛起失败的因素分析

一、崛起失败的经济因素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总是与其经济实力成正比。近代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的大国（英国、美国）在经济规模和生产力水平方面均达到世界领先。德国、日本、苏联等挑战霸权失败的国家，经济规模和生产力水平都和霸权国有较大差距。历史上，大国崛起失败直接的经济原因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1、没有与时俱进地塑造经济核心竞争力，难以再长期可持续地提升生产力。

一些曾经领先的传统海洋大国在经济上被赶超甚至被边缘化。在大航海时代，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是开拓新的殖民地和市场、海上的航线。但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商业模式创新成为新的核心竞争力。英国抓住了这一先机，取代了传统葡、西、荷三个传统海洋大国的地位。

2、未能充分解放和动员能够适应新时代生产方式的人力资源。一战前的德国和俄罗斯、二战前的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保守落后阶层实际上起了主导作用，使得技术和生产方式变革的收益更多地为保守落后阶层所获取，新兴的资产阶级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外，广大农民或农奴则依旧被束缚在土地上并受到严重的盘剥。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计划和指令配置资源的方式，尽管在一些领域和特定时段显示出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率，但是在更广泛层面上抑制了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性和创新。

3、资源的错配和经济结构的扭曲。

一个国家如果未能处理好资源在财富创造与扩军备战之间的平衡，很容易招致衰落和失败的命运。历史上的荷兰、法国、德国、日本以及苏联都曾在军备扩张中投入太多资源，挤占了创造财富的经济资源。

此外，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也导致经济失去可持续性，使得经济中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短缺并存，削弱了国家长期竞争的基础。苏联经济就是突出的例子。

4、后发国家的追随惯性。相对于英法等老牌强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苏联等国家都属于后发和赶超国家。这些国家在低起点的基础上，通过技术上低风险的模仿往往可以获得超常的增长。

长期的追随惯性使得后发国家忽略了技术积累和创新，无法适应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的身份转换，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创新风险。

5、没有充分利用好自身的规模和速度优势。从历史上看，国家冲突最容易发生在霸权国和挑战国实力相近的时候。后发大国在成长初期，往往能够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

此时，后发国家如果不能利用人口和资源的规模优势实现对既有霸权国的经济总量的快速超越和摆脱，反而因为国内的乐观自大情绪而膨胀，就容易被霸权国的挑衅所牵引而背离发展的主线。两次大战前的德国是典型的例子。在直接的经济原因背后，制度原因更加关键，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尤其值得重视：

第一，缺乏鼓励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制度。英国能够抓住工业革命的先机并非偶然，这与其在产权、专利、贸易以及司法等方面的基础性市场制度有密切关系。相反，一些传统海洋大国的衰落以及一些新兴大国缺乏相关的基础性制度，因而不能激励资源向具有更高生产率的部门配置。第二，对国家主导体制的依赖。

后发国家由于初始条件不利，在发展初期通常需要过度依赖行政主导发展经济，这是必要且必然的选择。

这样一种国家主导的体制一旦形成惯性，就容易挤出社会和市场的发展空间，难以建立起能激励普遍、持久的创新的机制，也不能形成合理的创新成本分担机制。加上大众动员机制，决策失败的风险与后果被加倍放大。

二、崛起失败的社会因素

一个社会群体的结构、行为及互动关系会对一个国家经济、政治乃至外交、军事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从社会角度看大国崛起失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值得引起重视： 首先，落后的阶级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力量，抑制了新兴阶级和阶层的崛起。

一战前的德国、俄罗斯，以及大革命前的法国，地主阶级和权贵阶层在社会中扮演了主导力量，他们或是拒斥建立统一的市场和工业化，或是在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利用特权过度地攫取利益和压榨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劳工，因而抑制了新兴阶级的崛起、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的民主化。其次，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中产阶级疲弱，催生极端势力。一战后，德国战败，在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下，协约国向德国无度索取战败赔偿，导致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使得中产阶级普遍破产，为纳粹的社会动员准备了党员骨干。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军队成为社会中相对民主、高效和更注重业绩考核的部门，由于经济结构的畸形导致城市和工业部门就业吸纳能力有限，大量农村的无地青年加入军队谋求凭战功改变命运，构成日本军队屡屡“下克上”的社会原因，助燃了军国主义。第三，没有处理好多民族社会的国家认同问题。一战战败后的奥匈帝国和冷战失败后的苏联都走向了解体，其共同的问题在于没能有效解决国内民族的国家认同。这两个国家中都有独立、稳定且规模（力量）较大的民族聚居区，不同民族之间语言互不相同，文化上也缺乏互动交融。此外，因为地理区位造成的发展差距很容易在形式上表现为“民族分层”，构建国家认同就更加困难。一旦维系各民族统一的纽带被削弱，国家就很容易走向解体。第四，国家权力过分膨胀，过多地入侵社会领域甚至消除了与社会的界限，反过来损害了国家的自主性。

一旦国家权力无限扩大，导致国家与社会二合为一，国家就难言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国家政治也会因此受到宗教因素（如哈布斯堡王朝）、特定种族（纳粹德国）、特定党派和意识形态（如苏联）的捆绑，背离了国家意志与利益。社会过于弱小还有一重副作用，即在强势国家的背景下，社会容易被动地动员，因而无法对国家的错误行为进行纠正，从而使错误决策的后果被放大，造成巨大的政治代价。

三、崛起失败的政治因素

对大国崛起失败的政治因素的考察侧重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的运用，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训： 第一，脆弱的顶层权力结构。

德国、日本选择以战争手段挑战世界秩序，与其国内脆弱的政治结构，特别是脆弱的顶层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德意志帝国有皇帝、帝国宰相、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这四大权力支柱，但实际上是皇帝与宰相的双头体制。

俾斯麦本人的政治才能，加上德皇威廉一世的支持，双头体制能够成功运行。但是威廉二世继位后，由于皇帝和宰相的冲突，这一制度失效，皇帝的个人野心膨胀使德国在一战中葬送崛起成果。

日本的宪政架构缺陷更明显。明治维新的实质推动者是带有军事封建集团性质的藩士，这就使得政治架构中军部拥有超然的地位。没有军部的首肯政府无法组阁，中央政府也一直无法清除藩士力量极端思想的影响，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几乎无可避免。

第二，政权依靠落后力量。在普鲁士统一德国后，代表落后农业资本主义的容克贵族地主控制了议会的主要议席，操控德国的经济与外交政策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例如农产品保护政策，导致新兴的工业发展困难。

俄国沙皇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也是大地主和军事贵族，导致其资本主义带有高度落后、保守的封建特征。第三，政治架构缺乏包容性，精英吸纳机制狭隘，利益表达与协商机制缺失，从而损害了国家的能力和活力。

政治体系吸纳精英的渠道越狭隘，政权依靠力量就越趋于保守，新兴阶级的精英就更加难于进入体制，形成恶性循环。这使得国家对新兴阶级、利益集团以及民众诉求的协调能力、政治整合能力越弱。国家无法有效代表各阶层的利益，一旦遭遇重大危机，被排斥在体制外的新兴精英阶层和下层民众的不满会迅速爆发，威胁国家的稳定。第四，民族政策失效失败，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分割分裂，埋下国家解体的祸患。奥匈帝国就曾以政治和制度固化了民族之间的隔阂，造成国家权力实质上的分割化。奥匈帝国境内民族数量繁多，一直用旧式宫廷政治中的赎买方式来替代平等的民族政策，严重影响了政府与军队权威的贯彻执行。

四、大国崛起失败的外交因素

大国崛起是一种国际体系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通过外交妥善处理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大国崛起失败在外交方面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前瞻性的国际体系构想，价值观表述缺乏合法性基础。

历史上，成功崛起的大国都把握甚至引领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建立了与自身实力相符、且能够得到较广泛支持的规则体系和价值观。

荷兰开启了新的更加开放和广泛的全球联系；英国推动了现代宪政制度、国家财政制度、自由贸易体系等的创建；美国拓展了自由贸易体系，提出了以人类自由为主体的价值观阐述。

相反，德国和日本对国际体系的构想更多地关注了当时国际丛林的黑暗一面，将正在走下坡路的殖民主义和领土扩张作为仍将长期持续的世界潮流，进而错误地发动战争以追求“阳光下的地带”/“生存空间”、和“大东亚共荣”。德、日这些国际体系构想和价值诉求，不论在价值观上还是实际利益上，都无法得到广泛的认同，因而从根本上缺乏合法性基础。第二，外交战略上缺乏耐心与定力，急于挑战既有霸权，陷入战略上的冒进与冒险。

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并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在错误的国际体系性质认定和价值观下，这种实力的迅猛增长成为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助燃剂。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种的激昂情绪，产生对自身的过高定位以及对自身影响力的过高预期，急于在改变世界格局上有所作为。

外交战略耐心缺失的表现，一是在外交战略上抛弃了能够为本国实力巩固赢取时间的均势策略，表现得更富有侵略性，忽视了国际形象的塑造，导致了外交孤立；

二是面对既有霸权国的诱导性挑衅缺乏警惕和审慎。一旦战争爆发，对本国与对手的实力对比缺乏系统的评估和理性认识，军事和外交战略制定过于理想化，从而不可避免地招致失败。第三，结盟上的战略性失误，轻率地弃置已积累的外交资源，使国家过早地陷入战争风险并屡屡受盟友的拖累。在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在向英国伸出橄榄枝的同时，又毫无节制地推行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标的世界政策，最终导致英德关系的破裂。不仅如此，德国没有意识到与奥匈帝国的结盟延长了其风险链条和战争的易感性，最终被动地卷入战争并以战败告终。

在二战中，德国重蹈覆辙，在与英国的战争未结束的情况下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开战，再次陷入东西两线同时开展的局面。还因为与意大利的结盟被拖入北非战线，影响了其在欧洲的战局。

五、崛起失败的军事因素

军事实力的增长及其有效运用是大国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军事因素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作用，需要辩证看待： 一方面，国防力量的提升和军事手段的运用对国家统一、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拓展、民族意识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对军事手段的迷信和滥用，使其凌驾于国家经济、政治正常的发展之上，则往往是导致大国崛起失败的重要原因。从日本、德国、苏联等国的崛起失败案例来看，军事方面有几个教训值得注意: 第一，落后和错误的安全观往往是导致崛起大国军备扩张、引发冲突的重要诱因。

德国和日本国土狭小缺乏纵深和资源，俄罗斯（前苏联）缺少不冻港，这些地缘政治的突出短板导致这些国家长期缺乏安全感，诱发这些国家加强军备，甚至以攻为守争取主动，带来一系列连锁的反应乃至军事冲突，反而失去了和平发展的良机。但实际上，“国家安全”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因素平衡的结果，而不单一取决于军事。第二，片面追求军事胜利并被短暂胜利所带来的利益所诱惑，偏离国家长期的战略目标和根本利益。

军事斗争是维护国家现实利益的手段之一，军事上的胜利是“手段”而非目的，其功能和实际作用有限。

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以及二战之初的德国，都从军事上的冒险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尽管当时国内一些人士反对进一步扩大战争，守住既得利益，然而初期军事冒险所带来的利益如此巨大，使得政界军界主流的贪欲不断被刺激扩大，超出资源支撑能力，最终走向彻底的失败。第三，片面追求军事效益，造成外交和道义上的消极后果。

无所顾忌地滥用军事手段，付出外交和道义方面的代价，常常使军事胜利变得得不偿失。德国作为一次大战的发动者和“侵略者”，被置于国际法与道义的审判席。后来又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将美国推入对立阵营，最终陷入被动和孤立。第四，过于突出军事斗争要求，使国家的发展道路偏离了正常轨道，扭曲了经济结构。

当后发国家试图以超水平军备与先发国家对抗，就需要把国民收入较大比例投入军备生产，忽视甚至压抑民用部门发展。及至战时，经济结构正常的国家以民用部门作为税收来源，刺激军事工业发展；经济结构扭曲的国家将军事储备消耗殆尽，不断压榨农业和一般工业部门，使得经济枯竭。二战至最后阶段，德国为了军事支出不断压榨一般经济部门，以致引起反战情绪和经济溃败。

冷战时期苏联将过多资源分配于军备竞赛。国民收入的15%以上用于军事消耗，致使国民经济失去持久增长基础。第五，强化了专制集权，扭曲了政治制度。

当国家在其政治生活中赋予军事因素以过大权重时，军事上的集权要求就可能反作用于政治体制，促使政治体制走向专制，甚至使军事凌驾于政治之上。

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都施行了形式上的普选制和代议制。然而，由于军事因素在帝国前期崛起过程中的突出作用，军队地位被过度抬高，形成了军队与政府平行的运行机制。

中央政府和议会对军队约束力的缺失，使国家难以对国防建设、社会动员以及运用军事手段等重大政治问题实施有效把控，成为政体上的重大漏洞，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也因此无法实现协调同步。第六，纵容军国主义，扭曲了意识形态。由于崛起中的社会对实现国家富强的急功近利心态，历史遗留的屈辱感，以及既有霸权主导下的不公正国际环境对民众心理的刺激等因素，社会情绪极易走向偏执。

军国主义主张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军事化，并将侵略扩张作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迎合了这种偏执的社会情绪。

当大国处于社会变革尚未完成，社会分配、公民权益和政治民主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历史阶段，统治集团往往对军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持纵容和利用态度，并倾向于将外部斗争和对外扩张作为转嫁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但民众（也包括社会精英）情绪一旦被军国主义点燃，就很可能朝着超出理性控制的方向发展，构成国家战略决策偏差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

六、崛起失败的文化因素文化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共享的价值、观念、知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文化作为一种隐性制度，既塑造着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面貌，又深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从文化角度看大国崛起失败，有几个方面的教训值得注意： 第一，落后的文化禁锢了经济发展的空间。

封建文化强化了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和秩序，使得经济缺乏包容性，无法吸收和容纳创新，导致国家失去发展活力。此外，意识形态对抗使得国家偏离正常轨道，导致国家陷入旷日之久的战争和对抗中，挤占了发展的资源，损害了经济可持续性的基础。第二，从政治层面看，落后的文化也使政治体系失去了包容性和自我完善能力。

在纳粹德国和日本，仍保留着浓厚封建传统和等级观念，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内化为社会的价值观。在重大军事外交决策中，尤其依赖于领袖的才能以及运用理智折樽冲俎。对于领袖所犯的错误，即使被意识到也少有人能够指出并且予以纠正。

尚武的文化传统演变为军国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相结合，成为驱动德国和日本走上对外军事扩张的重要因素。第三，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缺乏长期、系统的战略，文化现代化动员不充分，阻碍了社会的现代化。

德意志第二帝国、沙皇俄罗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都有在最高层自上而下推动的文化“西化”（现代化）过程。但是这些依赖少数领袖开明意识推动的西化，在内容上是选择性和功利性的，而且在方法上也急于求成，缺乏长期性和系统性。

因此，在这些国家均没有妥善处理好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的有机融合问题。主张文化开放的势力与主张本土优越论的势力的对抗，导致现代意识在许多核心的领域难以注入，留下了激进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潮的温床。

此外，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缺失，也导致了社会迫害，损害了国家的形象和政权的合法性，加剧了国家的人才外流。竞争对手国家则采取了相对包容性的文化政策，延揽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本国的发展。大国崛起失败对中国的启示 大国崛起的支撑要素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这些要素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并非同一，在不同时期应有所侧重。面对复杂的内外条件，我国要成功实现崛起，需要在战略上建立一个清晰、合理的框架。

首先，我国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经济性崛起放置首要和基础性地位；

其次，在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空间的基础上，完善政治（治理体系）和社会建设，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实现制度性崛起；

第三，在内部硬实力充实提升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国际秩序的调整，加快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实现道德性崛起； 最后，加强军事建设，为自身发展和新国际格局提供保障，实现军事性崛起。

一、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和主导力量的双转换

外延型增长方式和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两个突出特征。

外延型的增长方式以资源要素投入扩张为动力，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面临突出的瓶颈，必须要转向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动力的内涵型增长。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我国与世界前沿国家差距巨大，具有后发优势，通过由国家主导资源在优先领域的配置以及追随模仿，以较小成本实现较快的发展。

随着与世界前沿国家差距的缩小，我国的后发优势渐消，需要更多地承担创新的风险和成本，国家主导分配资源的局限性将日益显现，需要由市场主导资源配置。

因此，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和主导力量的双转换，是我国经济崛起的必由之路。

要实现这一目标，在经济上需要多方面的举措：

第一，完善有利于创新经济的制度基础设施，建立创新激励和成本分担体系。

随着我国从追随者向领先者身份的转变，迫切需要将加强产权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提上政策日程。

此外，还需要建立普惠式（而非特惠式）创新支持政策，完善商业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探索新型的政府与社会在创新领域的合作模式，建立合理的创新成本分担体系。除了少数事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领域外，大幅度放松对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管制，降低创新的成本，减少对创新方向和方法的行政性干预。

第二，将科技、人才、制造业作为经济竞争力的三个基本支柱。

在科技领域，不断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立由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技术创新支撑服务体系构成的完整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人才方面，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快发展以人力资本开发为中心的发展型福利体系。

在制造业方面，一方面要结合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予以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需要盘活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产生的冗余资产。第三，有序但坚定不移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我国有双重的重要性：

在经济上，这是我国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充分高效配置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必由之路；

在外交和政治上，这也是我国进一步巩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纽带，构建利益共同体，拓展外交空间的根本性举措。第四，充分利用中国的空间、人口和市场规模实现对主要大国的力量超越和摆脱。

尽管我国在较短时期内还难以在人均水平上实现对主要发达国家的超越，但可以在较短时期内依靠规模优势完成总量上的超越和摆脱，避免形成较长期的力量僵持。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购买力的提升，应借助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实现特定行业的赶超，逐步掌握标准制定权以及定价权。第五，进一步理顺国家与市场关系。全面落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决议，在法治的基础上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形成两者良性协作格局，兼顾效率与公平。

在当前，特别需要抑制分利集团对改革成果的掠夺，提高经济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二、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 虚实结合，构建中国崛起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实的方面，建立在治理的绩效和过程的正确上；虚的方面，建立在话语体系的构建上，提高合法性叙事的能力和水平。结合历史上大国崛起失败的教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建立全面的治理绩效评估体系，识别和补足绩效短板。从发展结果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上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也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可持续性以及决策机制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上留有短板。建立全面的治理绩效评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识别这些短板并在政策上予以回应和补足。第二，从现代治理体系的核心要求出发来构建程序正当性。

现代治理体系要求具有民主、参与性（包容性）、透明性、回应性、可问责性和高效的特征。

在参与性（包容性）方面，重点完善人大和政协制度、人才选拔制度、选举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将更广泛的社会精英吸纳到执政党、政府、立法机构以及政协中来，使各阶层的利益关切得以表达，提高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使权力的运用有合理的规范和制约。

在透明性方面，加快推进政务公开，建立政府与社会的战略沟通机制，使政府行为更加规范和可预期，也有助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理解与监督，形成有益的约束。

在回应性方面，要密切关注社会的核心与合理的期待，同时避免被民粹情绪所左右。

在可问责性和效率方面，结合前述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形成基于科学合理绩效的问责制度，促进政府进一步提高效率，改进效能。第三，重构合法性的话语表述体系，提高叙事能力与水平。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治理绩效成就非凡，但是这些往往没有能够在现代语境下被良好表述。

因此，当前亟需重构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话语表述体系，尽可能在国内、国际能够被充分理解和容易接受的概念框架下重新阐述中国体制，讲好中国故事。第四，厘清国家（政府）与社会的边界。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高发。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环境下，国家成为无所不管的家长，表面上是政府对社会有了更多的控制和主导权，实际上则使许多社会问题都成为了政治问题，使执政党合法性的风险链条被无限延长，最终侵害执政合法性。

政府需要在法治的前提下与社会划清界限，并与社会相互赋权，形成良性互动与协作。

三、建设包容团结的社会

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和组织的身份日趋多样化，利益和价值观念也趋于多样化与复杂化，这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资源。我国当前较为迫切的社会问题，主要还是社会阶层的固化和冲突，以及一些边疆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

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社会融合团结问题，容易因为内部经济危机的冲击或外部势力的干预，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并导致政治上的危机。

因此，建设包容团结的社会是当务之急。第一，以普惠性和统一的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为抓手，缩小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促进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加强公民的国家认同。

我国当前的福利与公共服务安排之间存在因为城乡、地区之间的分割，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制度化地扩大了阶层与人群的发展差距，这是造成社会与政府、不同群体之间紧张和对立的一个源头。

国家需要在基本的福利和公共服务安排上做到公平、普惠和可持续，才能让公民更真切地感受到自身福祉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推动国家认同。

通过国家制度的托底，也可以帮助中下阶层应对各种危机的冲击，避免他们被极端思潮所裹挟，走向暴力化。第二，完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构建各民族对国家的集体认同。

坚持“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弱化民族身份差别，避免身份认知的单一化，促进身份认知的多元化和利益关联的多样化，构建民族之间的价值和利益共同体。

警惕和重点防范出现民族阶层化，避免民族身份与地域、宗教、经济社会地位的耦合。

改革民族优待政策，避免出现汉族公民和“少数民族”公民之间的系统性制度化区隔，突出以个人为单位的“事实上的平等”。

积极推动民族融合，包括族际通婚的血缘融合、经济一体的利益融合、语言文化的双向学习。注重在法律以及司法上，不搞民族和宗教特殊化。把握世界民族议题的变化，防范国际干预。第三，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巩固基层社会结构。要避免社会问题政治化，必须允许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治，自我协调利益分歧和消解矛盾，从而将政府解放出来。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主体和平台，因此应加快推进有关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制度的改革，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和监管。

此外，应积极探索政府-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的新型合作机制，搭建多样化的三方沟通平台，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鼓励公益性社会组织以及社会企业的发展，积极制定相关的规范和标准以推动社会影响力投资。

四、推动构建公正包容的国际新秩序在国际秩序构建上，需要坚持“量力而行，有所作为”的方针。在自身已经具备相当力量的情况下，想要置身事外不作为，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带来沉重的后果。如美国在一战结束后拒绝参加国联，最终将自身卷入二战，付出惨重代价。

但是，要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上有所作为，还需要在战略上作出审慎的安排。第一，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中美关系是我国建立新国际秩序的题眼。

在核武器时代，“恐怖平衡”使大国爆发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几乎可以排除，这为中美提供了和平的前提。

中美之间合作的利益大于对抗，但引发双方对抗深层次因素仍然存在，双方在局部的冲突仍有可能爆发。

从中美双边看，需要相互申明各自的核心利益关切（红线和底线），有效识别和评估合作的利益，建立更加密切的多渠道的沟通机制，建立常态化分歧和危机管控机制。从中国单边看，不贸然挑战构成美国霸权两个关键要件（军事和美元），但可以稳步而有节制地充实军力和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在一些美国亟需支持的事务上，如反恐、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经济增长等，有条件地进行战略捆绑。第二，妥善处理好台湾问题以及与周边国家关系。处理好中美关系，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就解决了一半，但仍存在若干风险点，主要是台湾问题、与日本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以及与印度的边界问题。台湾问题是底线，岛内岛外利益相关方改变现状的概率较低，但是在岛内社会矛盾突出和民粹思潮下，不排除有被引爆的可能，需要在社会领域和政治上有更富建设性和进取性的安排。

在历史遗留问题处理上，需要有历史理性，重点是把握好现实利益格局，态度明确，行为克制。在海上争议岛屿的处理上，要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框架下获取尽可能大的实利。

第三，构建面向未来的新一代国际关系价值观体系，为新国际秩序的构建提供合法性。在未来数十年里，“可持续”、“多极化”、“多样化”、“公平发展”将成为国内和国际发展的共同诉求，并且有别于过去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追求霸权、依靠经济和武力搞价值观输出的做法，也符合我国当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诉求。

我国关于树立“正确义利观”、以及“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等表述正赢得越来越广泛的道德认同，具备了成为下一代国际关系核心价值观的潜力。

在此基础上，未来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关于价值观的表述，形成思想和理论体系，这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新的价值观体系不应摒弃上一代价值观中已经得到广泛国际认同的概念，而是要加入中国的视角和表述。新表述的提出，需要充分考虑国际社会的常识和可理解性、可接受性。第四，中国当前应在现有国际秩序的框架中延续发展，以“增量改革”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国。得益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国成功拓展了国际市场中的份额，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抛弃现有秩序体系另起炉灶并不符合中国发展利益，中国也还缺乏必要的能力。对于目前国际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中国应当积极寻求内部改革，推动建立向全世界开放的新型组织和协定，完善国际法规和制度。

此外，在内部改革求之不得时，有节制地建立对现有秩序具有补充性和建设性的平台和机制，也有助于赢得国际支持，减少与霸权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潜在冲突。

五、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大国崛起需要系统的文化准备，才能同时赢得国内和国际的认同，并为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以及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夯实基础，消除大国崛起路途上的各种陷阱和隐患。第一，文化准备的核心是提出具有普适性和前瞻性、能反映中国身份和视角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目前我国已经在核心价值观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但要走的路还很长。

价值观只有简洁易懂、深入人心才有生命力，反映当前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迫切需求，才能产生内部凝聚力，形成对外吸引力。第二，在文化发展上，需要有定力、自信和耐心，将“开放”作为促进文化繁荣和保持活力的第一原则。在坚守价值底线的前提下，允许不同的观念、方法和文化形式充分传播、竞争，没有开放性就没有包容性，也就谈不上真正的百花齐放。

文化的僵化和退化源于封闭自守，没有开放，就难以吸收真正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价值资源，只有打破包裹价值观的话语外壳，才能实现国内与国外、历史与当下、以及国内不同族群之间不同文化的有机融合和更新。

需要注意的是，面对价值观念的竞争，要注重话语体系的对接。在共同的概念平台上正面对垒，避免将公认的价值观念和规范贴上“西方”或“敌对”的标签，导致误解和错判。第三，在文化传播和推广的过程中，国家需要有所节制。需要借助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塑造本国文化形象，传播核心的价值理念。国家/政府的身份太强化，目的和指向太直接，反而容易因为官僚化的运作导致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国家的角色是在法治的前提下，捍卫人类价值底线，通过良好的治理为文化的繁荣提供制度基础设施。第四，明确不同领域文化建设的重点。

在经济领域，需要倡导“诚信”、“敬业”的商业伦理和“创新”的价值取向，同时坚持儒家文化圈内的优秀商业文化。在社会领域，文化工作的重点是增进族群之间的理解和社会团结。在政治文化上，应继续将反封建作为重要任务，发掘和吸收传统和外来政治文化中的优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六、加强国防建设，为国家大战略保驾护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要的大局判断是“大规模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新时期尽管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但是此大局判断仍然没有逆转。

在此前提下，应以自身长期稳定繁荣为发展大局，以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国家战略保驾护航。第一，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

“安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且由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因素决定。近现代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安全，更多存在于共同利益和平衡格局中。在军事建设中，应避免单纯从军事角度追求“绝对安全”。第二，新时期中国军事建设应秉持正确义利观，以保障和平发展和世界正义作为目标。

在和平崛起的发展框架下，中国军事建设的主要目标不应是寻求军事霸权，而应当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公民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与自由为目标，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应明确军事手段不是解决经济困难的恰当办法。中国以自身道义行动打消“中国威胁论”，将对崛起之路构成防护。中国的国防军队建设，可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重要支撑，从而有助于中国成为新时期领导型大国。第三，把握有限的军事战略目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中国的国防实力、国防建设资源仍然有限，在目前发展阶段，仍需要循序渐进、注重基础。军事投入不应超出经济健康发展适度的范围，应着力避免卷入与霸权国家及周边大国的大规模军备竞赛。第四，处理好军队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确保政令和军令统一。

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 篇7

首先对照战略格局,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概括为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上的一次亚太再平衡、再全球化的过程, 在东西方重新布局这样一种互动的基本关系的背景下, 由中国主导的一次顶层设计。从中国内部来说, 是把国内过剩的产能输出去, 然后把国内需要的能源、材料等跟相关的国家进行战略互换, 这么一种内在经济上的需求,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非常重要, 也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从战略格局来说, “六大思路”:地面思路、海上思路、空中思路、能源思路、电力思路、信息思路。从线路的角度来说, 2015年3月,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 对各个地区的功能进行分布和定位安排。

从区位来说, 重庆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既不靠西北的新疆, 往中央一带走, 又不像云南、广西, 更靠近中南半岛, 也不像福建直接靠海, 但恰恰是承东启西、接南连北, 正反两方面的因素都可以做一个研判。因此, 在《愿景》中, 给重庆的定位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就是打造西部重要的开发开放支撑。

“一带一路”与重庆是一个包含的关系, 在“一带一路”的安排中有很大一部分, 可能是基础设施的建设, 是材料等等方面的安排, 但更重要的还是文化沟通交流, 在正式的文件里也有很多具体的描述。包括很多地区的功能定位, 包括新疆甘肃宁夏等等, 实际这种相对比较重要的区域, 都有关于文化方面具体的描述。

在《愿景》中, 还提到一些具体的项目安排, 如文化教育方面开展合作办学, 还包括一些培训业的开展。同时, 国家每年要给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沿线国家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图书展等节庆会展活动, 各个国家相继举办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节庆会展, 包括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装作及翻译, 创作影视剧, 影视产业, 这也是一种文化创意产业的机会。

其次, 沿线国家加强旅游合作, 特别是文化旅游合作, 可以说这是“一带一路”中间的重大产业集合, 实际到现在我国跟其他很多国家在文化产业经济效益合作方面比较明显的领域就是文化领域。

“一带一路”要热起来, 要让各国去接受, 主要就靠文化的力量, 用传播的力量去消除各个地区的文化鸿沟, 让大家达到心灵的交通、理念的认同。而文化的交流在当代不可能简单的是事业型政府包办就行了, 更多是带有产业型的文化交流形态, 在当代文化交流最直接、最彻底、最广泛的方式还是文化消费、文化贸易、文化创意产业, 我们通俗地来说就是一种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文化交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还得靠文化来带路, 文化来搭台, 过去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这样一个大理念在文化发展中也有其积极的意义。所以文化带路、文化搭台、文化搭车, 这是“一带一路”中要考虑的重要思路。

从事实上来看, “一带一路”的文创基础已经打下了, 之前有一些文创企业已经做出了探索。例如, 深圳华强集团大型的主题公园输出, 走的是“中国迪斯尼”的概念, 这一项目已经在伊朗等一带一路国家落地了。还有云南所做的《吴哥的微笑》大型实景演出, 也取得了成功。

不仅是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国门, 同样的也有“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到中国进行文创投资的案例。例如, 一位埃及人和中国联合, 成立了宁夏智慧传媒公司, 他们把伊斯兰文化进行了图书翻译, 目前已经获得了中阿互译市场的70%份额。还有, 今年“美丽中国丝绸之路旅游年”在国家旅游局的举办下, 也吸引了大量的泰国旅游业的投资进入到中国。所以未来“一带一路”不断的热络, 市场会逐渐打开。

二、“一带一路”之下, 文创的机遇与挑战

那么面向未来, 我们还有更多的机遇, 一方面宏观上说, “一带一路”整个政治安排、战略安排相关的合作框架、协议等, 都为“一带一路”的文创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机遇, 特别是文化部和很多国家都签订了文化合作计划、合作协议, 这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同时也为国外的文创机构进入中国提供了一些路径, 特别是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5年做了修订以后, 外商在中国投资教育培训业有更多的市场空间, 包括文化、体育类的经营和中介服务允许外资投资, 物联网技术、工业设计、建筑设计、服装设计等创意产业;另一方面, 政策扩宽了我们的空间, 但具体实施还是基于市场本身的机遇。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 中国的快速发展, 就本身而言就是一个国际的文创大市场、消费市场。那么很多“一带一路”上的国家都可以把中国视为机会。现在“一带一路”上的国家也加快了相关投资产业的通道, 这也是一个态势。所以中国的市场给“一带一路”其他国家提供了机遇。

此外, 现在“一带一路”上的国家面临着大的经济形势——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也成为中国文创进入其他国家非常重要的机会。包括像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 因为国际能源和原材价格的下滑, 所以他们也要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哈萨克斯坦宣布光明大道的新经济计划, 明确提出文化领域的优先发展方向, 推动本国文化产品服务市场的发展。这些机会机遇都是可以抓住, 利用的。

在交通方面, 通过物流人流的提升, 把文化市场进一步做大。对于像重庆、成都等城市, 看起来很尴尬, 既不靠西北、又不靠西南。所以怎么样扬长避短:没有区位优势, 但未必没有交通优势, 空港建设、国际航线, 在这些措施之下, 时间得以成本大大节约。

除了机遇, 文创也面临着许多挑战。第一, 全球经济持续下行带来部分文化消费市场萎缩, 包括“一带一路”上的国家, 这个大的市场面临挑战。第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经济不发达, 社会不确定因素较多, 也会影响文创的实践。第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保护, 严重影响文创项目的收益。另外“一带一路”文创人才的缺乏也是棘手的一件事。从国内来说, 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熟悉市场的人非常少, 过去我们都忽略了这些国家, 都倾向研究欧美, 反而对“一带一路”很多弱势国家没有怎么去研究, 缺少积累。

三、“一带一路”与重庆的发展

第一, 发挥政治地位高的优势, 有效整合西部文创资源。重庆是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 政治地位高, 能够发挥出经济势能的作用。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 发挥重庆的优势, 打造重庆文创的升级版、国际版、2.0版本, 甚至4.0版本的重庆文创, 这可以作为我们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总体的思考方向。除此之外, 重庆作为二战名城, 国际知名度比较高, 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都是有历史的基础。

第二, 发挥重庆城市文化消费力强的优势, 积极打造“一带一路”文创国际大市场。有市场就有机会, 精心营造“一带一路”的大市场, 这是重庆比其他很多城市都有优势的。

第三, 抓住制造业发达的优势, 实施重庆文创融合发展走出去的战略。重庆笔记本电脑数占全球产量的1/3, 汽车产量去年跃居全国第一, 有很多制造业的优势。国家支持文创和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搭车发展。

第四, 加大与文创优势城市合作力度, 共同开创文创新空间。重庆有很多优势, 但也有很多不足, 包括城市文化氛围不够、文化地位不高。

第五, 积极争取国家有关“一带一路”的资金, 以重大特色项目带动特色文创。重庆很多优势文化产业, 包括文化信息传输、文化创意设计、文化休闲娱乐、新闻出版、广播影视, 当代艺术等, 这些都是重庆在全国可圈可点的优势产业, 能不能率先去推广, 进一步结合“一带一路”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继续作大创意制造业, 打造全球一流的创意农业、美丽乡村, 因为重庆本身来说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农村和大城市交融的格局, 利用重庆自身的乡村资源, 来精心策划, 纳入到国家体系, 建设世界一流的创意农村、美丽乡村。

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 篇8

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对商业银行的机遇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层次和水平不断提升，人民币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这对银行服务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服务需求，也为银行经营发展带来更多的客户群体、更大的市场空间和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来的商业机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领域。各商业银行基于自身与大型基建企业的业务合作关系和自身在基建服务方面的经验、资金及产品优势，不同程度的介入基建金融服务领域，通过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获得新的发展机会，而且可以提高在当地市场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

能源资源合作带来的商业机遇。能源资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商业银行一向重视与能源企业的合作，拓展业务合作领域。“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合作，更多能源企业“走出去”为商业银行带来更多合作发展机会，包括解决跨境合作项目的资金需求，提供企业所需的高端个性化金融服务等。

农业开发合作带来的商业机遇。我国可耕地有限，长期粮食安全存在隐忧。从“一带一路”沿线看，很多国家农业资源丰富，是全球重要粮食产区和食品来源地。“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将有利于我国与沿线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农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流通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也为商业银行深耕沿边地区“三农”金融服务、提升农业国际化金融服务能力提供了广阔空间。

国内富余产能转移带来的商业机遇。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强互补性。“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有利于推动我国优势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富余产能转出去、技术标准带出去，促进现代加工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对商业银行而言，国内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导致银行经营困难，不良率上升。过剩产能对外转移，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不仅有助于改善企业和银行的经营状况，而且增添了新的发展机会，拓展了发展空间。

经贸合作水平提升带来的商业机遇。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内容。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经贸合作将由点及线、由线到面，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增长极，为商业银行带来广阔的业务发展空间。

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对商业银行的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市场、文化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综合实力仍然有限，战略实施缺乏有力的基础和保障，经贸合作面临较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商业银行服务“一带一路”战略，面临较高的国家风险、客户风险、项目风险和市场风险，自身也存在国际化发展滞后、综合经营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

沿线国家投资和经营风险较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居多，存在政局和社会多动荡、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市场机制不完善、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国家国别风险较高，汇率风险较大，而银行贷款风险缓释手段缺乏，贷款收益较低，甚至可能不能覆盖风险。

国家金融政策支持不足。一是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外汇资金不足。主要表现在人民银行“走出去”专项资金有限，外汇管理局委托贷款成本和要求较高，不能满足企业中长期资金需求。商业银行以人民币为主营货币，外汇资金缺乏，市场融资成本较高，与收益不匹配，也难以与政策性银行竞争。二是境外贷款监管政策有待明确，可操作性较差。如境内银行向境外发放本外币贷款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指导意见》和《外汇管理条例》等规定为此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持，但缺乏对此类跨境融资业务的具体指导意见和监管规定。如并购贷款业务，根据银监会规定，除了并购贷款，银行贷款不得用于股权投资，并购贷款又要求企业海外收购必须控股，且融资比例不超过并购价款的60%，许多“走出去”项目尤其是资源类项目很难满足这一要求。还有外管局对企业提供外汇担保额度、银行短期外债指标控制严格，既限制了银行业务发展，又导致“走出去”企业向银行融资困难。三是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作用有待加强。目前中信保公司在银行为“走出去”企业境外投资建厂、对外承包工程等新建项目提供的境外项目融资业务中，商业风险的承保赔付比例较低，银行承担的境外风险较大，银行办理走出去业务较为谨慎。

银行金融经营和服务能力有限。一是国际化水平较低。机构上，目前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部分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较少，主要分布于东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在独联体和中东欧国家几乎空白。业务上，多数银行国际业务集中在涉外保函等传统业务领域，多币种清算平台和交易渠道需要进一步搭建和完善。二是综合化经营能力不足。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以传统银行业务为主，没有建立跨机构、本外币、境内外一体化联合营销及服务机制，或者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实现协同效应，导致服务能力不足。三是有关制度办法不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制度等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项目主体多、金额大、周期长、回报低，银行服务“一带一路”战略面临高风险（包括国别风险、客户风险、市场风险、合规风险）、低收益、资产低流动性等特点，需要制定并实行特殊的信贷制度、管理办法、操作规程等。

三、商业银行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