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释规则研究（共8篇）
【内容提要】新合同法就格式条款、缔约过失责任、债权人的代位权及无权处分等民事制度作了规定，应采用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民法解释方法来把握各项规则，以准确地适用法律。
一、新合同法第40条后段的解释与适用
新合同法第40条后段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对此如何解释与适用，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就其文义观察，该规定虽然在说负责条款采取格式条款的形式时无效。[1](P7)如此解释，给保险、银行等行业带来极大的麻烦，因为保险单等均采取格式条款形式，借款合同也大多采用格式条款的形式;其中都载有免责条款，而这些免责条款是合理的风险分配的固定化，是值得肯定的。但当孤立地适用新合同法第40条后段的规定时，这些免责条款却统统地归于无效了。
反对者则认为，上述观点存在着诸多不妥：首先，从立法目的看，立法者并无使免责的格式条款一律无效之意，凡是合理分配风险的免责条款，一直得到立法的承认;其次，从体系解释着眼，新合同法第39条第1款后段规定，免责的格式条款若被认为已经订入合同中并且有效，必须经由提供免责的格式条款的一方以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在对方有说明免责的格式条款的要求时，提供条款的一方负有说明义务。如果按第一种观点理解第40条后段的规定，就使第39条第1段后段的规定成为赘文。因为反正是无效，还提请注意干什么?还有什么说明的必要?!合理的解释应是把它与同条前段连在一起加以解释，即当免责的格式条款具有新合同法第52条、第53条规定的无效原因时，无效。
二、新合同法第41条和第125条规定的解释与适用
其一，新合同法第125条规定的合同解释规则，如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依交易习惯解释和依诚实信用原则解释等，对格式条款的解释有适用余地，在第41条的规定未涵盖的领域，即适用第125条的规定。之所以首先适用第41条的规定，是因为它是特就格式条款所作的特别规定;之所以在该条款涵盖的领域亦适用第125条的规定，是因为后者是关于合同条款解释的一般性规定。
其二，第41条后段关于“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过于宽泛，未排除非格式条款不利于消费者的情形，存在着法律漏洞，应通过目的性限缩的方式加以补充。即在格式条款经过有关部门、组织、团体审查，删除了其中的不公正内容的背景下，格式条款的利用者却凭借其优势地位或者利用消费者的不了解情况等，将不公平的内容以非格式条款的形式订入合同。于此场合，仍机械地适用第41条后段的规定，确认非格式条款有效，这显然违背立法目的。可取的观点是，在个案处理中，法官应采取目的性限缩的方法，为第41条后段设定但书，确认非格式条款明显不利于消费者并与格式条款不一致时，认定格式条款有效，而非格式条款无效。[2](P340)
三、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解释与适用
(一)新合同法的哪些条文属于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一种观点认为，第42条和第43条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此外别无条文。[3](P128-137)反对说则主张，第58条亦是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我赞成第二种观点。因为第58条不仅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的部分类型，而且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的方式及与有过失问题，显然属于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范畴。[2](P97)更有甚者，有人认为第150条和第148条关于瑕疵担保的规定包含了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注：日本学者丹谷峻持此说。)。
(二)新合同法第42条、第52条第1项和第54条第2款的规定如何区分适用?许多人存在疑问。第42条共规定了三种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其一是恶意缔约，例证之一是，一电脑工程师根本无意将其专利技术转让给A公司，却煞有介事地与该公司洽商技术转让合同，并讨论合同条款的草拟细节，致使该公司失去了受让适当技术的良机，遭受损失。于此场合，该公司有权基于第42条第1项的规定向该电脑工程师主张损害赔偿。其二是第42条第2项规定的欺诈缔约，例证之一是，甲故意以自己所有的名义出卖乙的电视机给丙，但后被丙识别，双方未签订合同。于此场合，丙有权依据第42条第2项的规定，请求甲负责赔偿其损失。其三是第42条第3项规定的“口袋条款”，即除上述二种类型以外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合同未成立的缔约行为。其背景案例是，顾客甲入某一商店，该商店明示指称顾客偷窃了该商店的商品，该顾客明确否认，但遭该商店的强行搜身。该顾客基于哪一规定向该商店主张损害赔偿?在案发及诉讼当时无具体规定，新合同法草拟时虑及于此，便设该条项规定。
上述第一种类型和第二种类型的共同之处在于，欺诈人均具有故意，不同之点则是前者场合恶意人根本无缔约目的，后者场合欺诈人有缔约目的，只是在合同要素及其他项目上予以欺骗。
这两种类型与第52条第1项和第54条第2款规定的欺诈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存在欺诈因素，不同之点更明显：前两种类型产生了合同未成立，后两条项规定的是合同已经成立，只是欠缺生效要件的情形。
第52条第1项规定的欺诈与第54条第2款规定的欺诈相区别在于，后果上前者场合，合同损害了国家利益;后者场合，合同未损害国家利益，仅是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利益分配丧失公平。
兹举例示明上述差异：甲故意以自己所有的名义出卖乙的电视机给丙，但后被丙识破，双方未成立。于此场合，丙只能基于第42条第2项的规定，向甲主张损害赔偿。甲故意出卖走私的成品油给乙，并荒称该油系大庆油田所产，乙不知情且成交。于此场合。只能适用第52条第1项的规定，而不得适用第54条第2款的规定，亦不得适用第42条第2项的规定。甲故意以自己的名义出卖乙的电视机给丙，丙不知情且成交。于此场合，丙向甲请求损害赔偿只能基于第54条第2款的规定，不适用第52条第1项的规定。
(三)第43条规定的缔约过失责任类型也是基于实务中重现率较高的案件设置的，例证之一是，某一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到某电脑公司求职，该公司从其呈递的材料和求职会面中发现，该生显然在计算机技术方面出类拔萃，在确知该生诚意签约的情况下，为增强吸引力，该公司将其正在研制的软件某些技术秘密告知了他。后因该生将此技术秘密泄露给另一电脑公司，致使前一电脑公司遭受较大损失。于此场合，受损害的电脑公司有权依据第43条的规定，向该生请求损害赔偿。
第43条与第42条第1项规定的两种类型，区别何在?第一，第42条第1项规定的类型中，欺诈人欠缺缔约目的，而第43条规定的类型则时常具有缔约目的;第二，第42条第1项规定的类型，其构成须有欺诈人的故意，仅有过失不构成此种类型;而第43条规定的类型，其构成允许当事人仅有过失，不强调非有故意不可;第三，第42条第1项规定的类型不限于泄露或不正当使用商业秘密，而第43条规定的`类型仅限于此;第四，第42条第1项规定的类型限于合同未成立，而第43条规定的类型既可能产生于合同未成立场合，也可能产生于合同成立的情况下。
(四)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尚应包括第52条和第54条规定
的情形。
四、无权处分及其法律后果
新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时，合同自始有效。行为人未取得处分权，权利人又不追认的，合同无效。但该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而，在第三人为善意时，构成善意取得，照样取得处分物的所有权。于此场合，若采纳构成善意取得时无权处分财产的合同有效的学说，由善意取得人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无权处分人向权利人返还不当得利，甚至再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解决方法相对简单。若对第51条采取反面推论的解释，会出现一方面构成善意取得，另一方面合同因权利人不予追认而归于无效，解决利益分配的方案便复杂化。[2](P93)
(一)无权处分，权利人拒绝追认，在处分物尚未交付，买受人未支付价款场合，买卖或赠与合同等无效，在买受人或受赠人等善意的情况下，由无权处分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无权处分，权利人拒绝追认，在处分物已经交付时，赠与合同无效，在我国法未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的框架下，处分物的所有权又复归权利人;但买卖合同场合，买受人未支付价款且为善意时，处分物并不复归权利人，而是归买受人所有。权利人因此所受损失只能通过以下途径得到弥补：处分人向买受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因按第51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无效，故不能请求买受人支付价款;权利人再向处分人请求返还不当得利，也有人认为权利人可直接向买受人主张不当得利的返还。不当得利返还仍未消除权利人的损失时，权利人有权基于侵权行为法向处分人主张损害赔偿。应指出，这里的侵权行为是一般侵权行为，权利人的举证责任重。
(三)无权处分，权利人拒绝追认，在处分物已经交付，买受人已支付价款时，买受人因其善意而取得处分物的所有权，权利人只能向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如此他仍有损失时，再基于侵权行为法向处分人主张损害赔偿。此处之侵权行为同样为一般侵权行为，权利人的举证责任重。
五、债权人的代位权制度的解释与适用
新合同法第73条关于债权人的代位权的规定，过于概括，引起了人们理解的差异和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兹就若干问题说明如下：
(一)关于“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这一代位权的行使要件，学说上有主张借鉴日本民法学说，区分金钱债权和特定债权而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即无资力说和特定债权说。[4](P202)[2](P12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以下简称法释[1999]19号)注意到了这一学说，予以了肯定。
(二)关于诉讼当事人的确定，学说上争论较大，法释[1999]19号有针对性地加以明确。在原告方面，其第16条第2款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同一债务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学说认为，部分债权人依法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法院判决对未成为原告的债权人发生法律拘束力，这些债权人不得就同一债权人再向该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但其债权未获得满足时，这些债务人可向其他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只要原债务未消失。
在被告方面，学说有将债务人和次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的一派，但未被法释[1999]19号所接受。“债权人以次债务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第16条第1款)，其根据是代位权诉讼和普通诉讼是基于两个实体法律关系，这两个实体法律关系无合并审理的理由。如此，代位权诉讼中，被告只能是次债务人，不会是债务人;债务人只能充任普通诉讼的被告。
(三)在代位权诉讼和普通诉讼的关系上，分两个层面观察。其一，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债务人以后，又向同一人民法院对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符合法释[1999]19号第13条规定的条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受理;不符合法释[1999]19号第13条规定的，告知债权人向次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另行起诉(第15条第1款)。为了确知债权人的债权未获满足的真实数额，法释[1999]19号贯彻了普通诉讼优先进行的原则：受理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在债权人起诉债务人的诉讼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以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5项的规定中止代位权诉讼(第15条第2款)。其二，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对超过债权人代位请求数额的债权部分起诉次债务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其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理债务人起诉的人民法院在代位权诉讼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以前，应当依法中止(第22条)。
(四)关于债权人对次债务人的清偿有无优先受偿权，学说分歧颇大。主张有优先受偿权者，主要基于鼓励债权人行使债权人的代位权，以达该制度的立法目的。[5](P75)。否定论者则以债权平等原则和对共同债权人一视同仁为理由，反对债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4](P203-204)[2](P129-130)。法释[1999]19号第20条的规定似乎是采纳了肯定说。但按注释法学的观点衡量，这并不妥当。
收稿日期：2001-02-09
【参考文献】
[1]谢怀@①，等.合同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张祥俊.合同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
[4]张广兴.债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5]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第二庭，知识产权庭.梁慧星教授谈合同法[Z].
字库未存字注释：
关键词：恶意诉讼,规制,民事诉讼
一、恶意诉讼规则的形成
王利明教授认为, 恶意诉讼 (malicious action) , 是指故意以他人受到损害为目的, 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而提起民事诉讼。由于当前社会环境对诚信缺乏重视, 同时因为我国的司法制度存在漏洞, 产生了恶意诉讼这一现象。立法机关也意识到恶意诉讼这一不法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冲击, 在今年2月的民诉法司法解释中对该行为进行规制。
二、民事诉讼的目的与恶意诉讼的关系
民事诉讼最主要的目的是维护私权利。当事人对诉权的行使以及国家对审判权的设置都统一于同一目的, 那就是保护私权利。并且, 民诉目的与诉权紧密相连。法律的历史进化论以反对法律的理性建构为基础, 该派学者认为法律有其不可分割的历史, 从历史来看, 任何一种诉权学说, 都是基于对民诉目的的特定认识。具体诉权说就是从保护私权这一目的为理论起始, 认为诉权就是请求法院作出有利判决的权利。诉权是当事人可以寻求权利救济的基本权利, 而恶意诉讼发生在当事人对其诉权运用的过程中, 因此对民事恶意诉讼的规制需要在正当诉权的保护与非正当诉权行使的禁止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三、有关恶意诉讼的争议
(一) 恶意诉讼难以认定, 缺少判断标准
首先, 由于恶意诉讼隐匿于正当诉权的合理使用中, 有着正当行使权利的外衣, 想要完成对恶意诉讼的有效规制, 必须建立规范的认定标准。一般而言, 我国法庭在适用虚假诉讼规则时, 有着谨慎认定的要求, 而现有法律规定没有对恶意诉讼清晰界定, 只能依据法庭所掌握的证据以及法官自由心证的考量, 不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其次, 现有法律规定不仅仅是认定条件的不足, 对恶意诉讼的审查认定程序亦不明晰, 审查认定程序由谁主持, 如何展开这些程序性事项也没有明确规定。
(二) 对恶意诉讼的认定存在主观性
诉权本身是公民救济自身权利而享有的基础权利, 规制恶意诉讼这一做法已经碰触到当事人的基本诉权, 而该民事主体所提起之诉一旦被认定为恶意诉讼, 等同于将其诉权一并否定。恶意诉讼的认定涉及当事人诉权保障问题, 因此如何针对恶意诉讼构建起一个科学合理的事实查明机制成为该规则适用的首要问题, 恶意诉讼规则存在的不足, 需要通过各种渠道予以弥补。
四、其他国家关于“恶意诉讼”立法比较
(一) 美国法
美国法中该行为被称为滥用法律诉讼, 《美国侵权法重述》将滥用法律诉讼规定为侵权行为, 通过庭前证据开示认定恶意诉讼, 恶意诉讼人最终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受损方可以向恶意诉讼人提起侵权之诉, 要求其予以补偿。
(二) 法国法
债务人进行恶意诉讼的, 这时债务人的一般债权人的利益未被充分代理, 因此, 受损方可以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第582条至第592条关于第三人撤销诉讼的规定, 提起第三人撤销诉讼获得救济。当然, 法国通说认为提起该诉要求受损方非因为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未能参加前诉。我国民诉法采取了第三人撤销之诉。
五、对恶意诉讼规则的完善
通过与国外法律制度对照比较, 可以反映出本国诉讼法的长处与缺陷, 更能够深入反思现有法律制度的不足, 得出更优的制度方案。
(一) 完善程序法与实体法
1. 细化规制范围与认定程序
今年最高院最新发布的民诉法司法解释, 规定在二审、再审程序中, 原审原告申请撤回起诉, 经其他当事人同意, 不得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没有对规则范围和程序进行细化, 所以如今需要明确的规则, 为司法实践提供正确的指引。
2. 强化处罚力度, 增加恶意诉讼成本
我国民诉法规定, 对案件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以及对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供虚假证据等方式侵害另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法院要积极审查, 一旦查明系恶意诉讼, 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并视情节轻重对恶意诉讼人实行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明确, 可以进行设置、细化, 并强化处罚力度, 增加恶意诉讼成本。
(二) 加强法院、检察院监督
1. 增添立案审查机制。参照《美国侵权法重述》的庭前证据开示程序, 我国法院可以在立案阶段, 从立案上进行合理审查, 在诉讼源头控制恶意诉讼。
2. 检察院可以审查生效裁判, 对恶意诉讼案件依法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根据恶意诉讼构成, 审查当事人主观是否具有恶意, 客观有无恶意串通行为、有无滥用诉权。
某种意义上说, 法律的历史实质上程序法的历史, 法律的进化往往体现在程序法的进步。通过对“恶意诉讼”规则的完善, 能够更好的发挥该规则的作用, 惩罚违法行为的同时, 解决现实的执行问题, 更好的发挥司法活动的能动性。可以看到, 法律的信仰从看得见的诉讼程序中起始。
参考文献
[1]牛玉兵.民事恶意诉讼的司法规制以我国新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考察[J].法学杂志, 2015 (2) .
[2]宋朝武.新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恶意诉讼规制[J].现代法学, 2014, 11, 36卷 (6) .
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得贸易得到飞速发展，贸易规模成几何级数地扩大，使得商人与客户之间的通过传统的订立双方合意的契约来进行交易的方式越来越不效率。要让交易方式很好的适应贸易规模的发展势头，就必须对传统的交易合同方式进行一定的改良。因此，通过实践，那些经常经营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商人开始采用已制定好的条款同相对方进行交易，以简化交易程序、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交易的速度——格式条款则应运而生。格式条款在不同国家、地区的立法例和判例学说中规定不同，也存在不同的名称。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19条第（2）款规定：“标准条款是指一方为通常和重复使用的目的而预先准备的条款，并在实际使用时未与对方谈判。”
我国《合同法》第39条第2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二、格式条款解释的必要性
格式条款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便利交易，使交易迅捷。但是格式条款的拟定主要是由经营者单方面进行的，实际上格式条款的出现和合法化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合同向对方的契约自由为代价的。按照传统的合同法理论，一个合法有效的合同必须要有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要件，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贸易规模空前激增，对交易效率的要求仿佛已经荣升到了第一位需要，在这种需要的催生下诞生的格式条款的确为适应迅捷的交易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同时对合同向对方的合同自由也作了较大的限制。拟定格式条款的合同方往往是由这强大的经济实力的经营者，作为合同向对方的当事人往往只有全盘接受或者放弃的选择，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而，从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原理，我们可以得出：这些拟定格式合同的经营者必然会千方百计地通过拟定格式条款来免除自己的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剥夺对方的权利即以其他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对方的情形。相比之下，对方当事人则可能出于一种被动与不公平的地位。从这层意义上来讲，格式条款的负面效应也必须要得到法律的规制才能充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格式条款之解释规则
1.合同解释的一般规则
①文义解释，是指通过对合同所使用的文字词句的含义的解释，以探求合同所表达的当事人真实意思。
②体系解释，是指把全部合同条款和构成部分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各个合同条款及构成部分的相互关联以及所处的地位等总体联系上阐明当事人有争议的合同用语的含义。
③目的解释，是指合同所使用的文字或某个条款可能作两种理解时，应采取最适合于合同目的的解释。
④习惯解释，是指在合同文字或条款的含义发生歧义时，按照习惯或惯例的含义予以明确；在合同存在漏洞，致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明确时，参照习惯或惯例加以补充。
2.格式条款解释之特殊要求
格式条款在性质上属于合同而非法律，因此要采纳一般合同解释所应遵循的原则：如解释合同应考虑合同的目的；应按照合同的全部条款解释而不能仅拘泥于个别文字等。但是基于其本身特点，对其解释也有特殊要求。格式合同的存在，使得广大的不特定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合同的相对人，而这些相对人却不能将个人的意思体现于格式合同中，因而对于格式合同的解释如果遵循探究当事人内心意思表示的要求，就显得毫无意义。
3.格式條款解释具体规则
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格式条款解释的学说主要有如下几种：
①客观解释原则：定型化契约条款系适用于多数契约，为维持其合理化的功能，应采客观解释，个案的特殊情况原则上不予考虑，而以通常一般人的了解可能性为其解释标准；②限制解释原则：定型化契约条款旨在排除任意规定，尤其是免责条款，应作限制解释，以维护相对人的利益；③ 不明确条款解释原则：定型化契约条款有多种解释可能性存在时，应适用较有利于相对人的解释，由使用人承担条款不明确的危险性；④统一解释原则：定型化契约条款既用于多数契约，遍及各地，有解释统一性的需要，避免各地对同一条款解释不同。
4.格式条款解释的应然规则
第一，按照通常理解方式解释。
它是合同解释客观性原则的体现，类似于上述台湾学者所提出的“客观解释原则”，即“当条款内容无法确定时，解释不应当以拟定合同当事人之间个别的意思为解释标准，即超越合同当事人订约时的特别环境及特殊意思表示，以该条款所预定适用之对象平均、合理的理解可能性为标准”。格式条款最终主要体现的还是拟定方当事人的意思。同时，格式条款拟定人较之于格式条款相对方通常具有经济上、技术上的优势。他们可以凭借优势地位在拟定条款时赋予某些词语、语句特殊含义，对于向对方来说，往往很难单个地充分理解某些格式条款的涵义，以致出于不对等地位。
第二，按照对提供格式条款方不利的方式去解释。
德国《一般契约条款法》第8条规定：“一般契约条款之内容有疑义时，条款利用者承受不利益。”《法国民法典》第1162条规定：“契约有疑义时，应作不利于债权人而有利于债务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41条：“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等国内外很多国家立法都规定了这个解释规则。该解释规则实际上是源于罗马法中“有疑义就为表意者不利之解释”。格式条款提供方要么是具有优势地位的垄断行业，要么是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合同双方的地位和实力严重不对等，格式条款制定人在制定格式条款时总是力图最大限度追求自身利益为目的，所以各项条款可能是制定人基于自己的意志所作的有利于自己的条款，尤其是条款制定人可能会故意使用或插入意义不明确的文字、不合理条款、作合同上负担或危险的不合理分配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或者从维持甚至强化其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出发，将不合理的解释强加于消费者。因此，在解释格式条款时，应对格式条款的提供者作不利的解释，这样才可能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使得契约自由能够得到保障。
第三，非格式条款优先适用的解释规则。
格式条款是一方当事人为了与不特定多数人订约而预先拟定的合同条款，非格式条款不是一方当事人预先拟定而是合同当事人之间特别商定的条款，如果双方当事人就他们之间的个别合同经协商后，对合同内容的全部或一部分达成了约定，而且该约定与当事人一方使用的格式条款相抵触，则因为个别约定更能反映当事人在具体交易中的真实意图，所以应当首先尊重当事人的特别意思，优先适用个别约定的非格式条款，应视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承认非格式条款的效力。《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次）》也规定：“单独磋商或加注之条款优先于标准化条款或其他非单独磋商之条款”《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章第2条也规定：“若标准条款与非标准条款发生冲突，非标准条款优先适用。”我国《合同法》第41条中也规定：“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但是在使用非格式条款优先解释规则的时候应该具有明显的目的倾向性。换句话说就是在格式条款规定的内容不利于相对人利益的情形下，方才有必要突出非格式条款的优先性。如果格式条款较之非格式条款的适用对于合同相对人更加有利，但是作为相对人来说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并不能及时知晓，那么在这个时候仍应该适用格式条款，从而体现出对弱势的合同相对人进行最大限度保护的立法旨趣。
（作者单位：广东省船舶检验局深圳分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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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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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泽鉴.债法原理[M]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6}苏号朋.合同的订立与效力[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1.一级编号：根据合同的类型不同，一级编号由二个大写字母表示，两个大写字母是合同类型前两个汉字拼音的第一个声母。补充协议前加两个合同类型前两个汉字拼音的第一个声母。
例如：借款合同为jk，担保合同为tb，抵押合同为dy，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为jkbc，担保合同补充协议为tbbc, 抵押合同补充协议为dybc。
2.二级编号：二级编号为当天的年月日。
例如：3月1日出的合同，二级编号为：0301。
3.三级编号：三级编号为当天出合同的份数，从01到99。 例如：一天当中出的第一份合同：01;当天出的第二份合同：02
4.编号之间用“-”连接。
例如：203月2日出的第二份借款合同，它的编号：jk-20120302-02
5.同一起借贷关系中的各类型合同要在二级编号和三编号上保持一致。
例如：2012年3月4日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它是当天第5份合同，它的相关合同编号如下：借款合同：jk-20120304-05
借款合同补充协议:jkbc-20120304-05 担保合同：tb-20120304-05
(二)合同标的具有完整性和实用性，相关技术内容应构成一项产品、工艺、材料、品种及其改进的技术方案;
(三)当事人对合同标的有明确的知识产权权属约定。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就植物新品种权转让和实施许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转让与许可订立的合同，按技术转让合同认定登记。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就技术进出口项目订立的合同，可参照技术转让合同予以认定登记。
第二十九条 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其标的涉及专利申请权、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的，当事人应当提交相应的知识产权权利证书复印件。无相应证书复印件或者在有关知识产权终止、被宣告无效后申请认定登记的，不予登记。
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其标的涉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可以提示当事人提供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明的复印件。
第三十条 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其标的为技术秘密的，该项技术秘密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不为公众所知悉;
(二)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
(三)具有实用性;
(四)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
前款技术秘密可以含有公知技术成分或者部分公知技术的组合。但其全部或者实质性部分已经公开，即可以直接从公共信息渠道中直接得到的，不应认定为技术转让合同。
第三十一条 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其合同标的为进入公有领域的知识、技术、经验和信息等(如专利权或有关知识产权已经终止的技术成果)，或者技术秘密转让未约定使用权、转让权归属的，不应认定为技术转让合同。
前款合同标的符合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条件的，可由当事人补正后，按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重新申请认定登记。
第三十二条 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其合同标的仅为高新技术产品交易，不包含技术转让成分的，不应认定为技术转让合同。
随高新技术产品提供用户的有关产品性能和使用方法等商业性说明材料，也不属于技术成果文件。
第四章 技术咨询合同
一、编码规则及适用范围
规则一：部门代码-合同类别-年月-序号; 规则二：部门代码-年月-序号; 规则三：XM-项目名称缩写-年月-序号。
适用范围：各生产车间等单位，因合同种类相对较多合同编码执行规定一(其具体编码规则在企业管理处备案);其它合同业务单位，按规定二进行合同编码;公司在集团立项审批的项目执行规定三。
二、编码要求
1、部门代码：部门代码与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中的代码保持一致;
2、年月：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具体到月份，年月之间无分隔符(例：1301代表1月)。
3、序号：以阿拉伯数字为准，本月第一份合同的序号接续上月最后一份合同序号，不能重新开始计算，序号设定为三位数。
4、合同类型：合同类型以单位在企业管理处备案的分类为准。
合同编码备案表
部门名称： 填报日期：
一、我国一般反避税规则概述
(一)我国一般反避税规则体系
我国反避税体系由特殊反避税规则和一般反避税规则共同组成,而“合理商业目的”是我国一般反避税规则中的重要概念,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首次提出“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说法,同时施行的企税法《实施条例》第120条对此进行了解释,又在后续发布的2号文、 698号文、7号公告等多个文件中进一步说明。
从效力等级上看,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属于法律,是一般反避税规则法律效力最高的法律文件;由国务院通过的《实施条例》次之,其性质属于行政法规;而其他由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2号文、698号文、7号公告等文件的法律效力则更低。但无论是由国务院还是由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文件,其性质均属于由行政机关对税法所做出的行政解释。
(二)我国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税法解释
税法解释是指对部分税法条文做出进一步解释、阐述和分析,对于税法的具体适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广义上的税法解释是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在内的税法解释的统称,而狭义的税法解释仅指行政机关做出的税收解释。在各国税法实践中,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都占有一席之地,故本文认为采广义上的理解更为合理。
在法律解释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所作的立法解释的效力最高,但目前我国税法领域并不存在立法解释。全国人大赋予了司法机关司法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可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但由于纳税前置和复议前置制度的存在,我国纳税争议案件数量有限,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没有、实际上也很难针对如此有限的纳税争议案件做出司法解释。
此外,由于纳税争议案件的性质是行政诉讼,从行政法的角度上看,司法机关仅能就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而对法律解释等抽象行政行为无法审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法“实质法治”目标的实现。因此,虽然税务机关反避税工作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对“合理商业目的”的认定, 但纳税人实质上只能就其税务行政征收行为提起诉讼,而这种诉讼是不能对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税法行政解释本身起到改善、发展作用的。
在此背景下,我国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税法解释主要存在于行政机关所做出的税法行政解释之中。原本应由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共同组成,立法解释效力最高的税法解释格局没有形成,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长期缺位以及行政解释的缺乏合理限制使得我国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税法解释乃至整个税法解释的结构都有待完善。
二、一般反避税规则税法解释的国际实践
(一)英国
作为典型的判例法国家,英国的一般反避税规则在判例中发展,并深受司法解释的影响。虽然早在1982年上议院判决的W.T Ramsay ltd v. IRC一案中,英国就提出拉姆齐原则(Ramsay Principle),即法院在适用税法时使用目的解释方法,将“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作为国家的反避税措施之一。 但直至2013年,英国才在其财政法案(UK Finance Act 2013) 中引进一般反避税规则。
英国对于是否应当采用一般反避税规则的讨论,首先是针对其必要性而展开的。有学者认为,“理想”世界中,税收立法不存在任何模糊和争议空间,一般反避税规则的存在并无必要。因此,法院对成文法所作的司法解释也是不必要的。 然而,在税法适用的过程中,由于对立法目的的强调,税法解释与文义解释势必发生不同程度的偏离,此时,法院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将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当一般反避税规则缺位时,法院可能试图扩张其税法解释权;反之,如果存在一般反避税规则作为指导,法院做出的税法解释则将受到限制。因此,对于大多数允许法院进行目的解释的国家来说,一般反避税规则的引入对于降低税法解释的不确定性而言有一定积极作用,英国也不例外。
英国最初是通过法院在案件中解释税法来发展其反避税规则的,但事实上英国上议院仅仅将拉姆齐原则的确立视为是司法职权范围内的一种法律解释,而并非是一种反避税规则。后来,司法实践中纳税人滥用拉姆齐原则为其交易安排进行辩解的情况频繁发生,法院又通过在其他案件的判决来防范拉姆齐原则适用扩大化的倾向。可见,英国通过引入一般反避税规则来指导、规范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并与司法解释共同作用实现反避税目的,是很有必要的。
综上,英国的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税法解释以法院做出的司法解释为主,法院判决对一般反避税规则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另外,英国的一般反避税规则官方指导(The official UK GAAR guidance)又作为税法解释与应用的辅助, 对司法解释做出必要限制。
(二)荷兰
与我国类似,荷兰的一般反避税规则也是在法律规定未能涵盖且其他特别反避税规则无力调整的情形下方可适用的兜底条款。早在1925年,荷兰便开始了一般反避税的立法。 《荷兰一般税法》(Netherlands General Tax Act)第三十一条规定了不把法律行为视为税收目的的两种情形:一是该法律行为不旨在导致真实情形的实际变动;二是在其他事实或环境下,可假定这些法律行为将不会进行,除非将来使部分或全部税收不被征用的效果。第三十二条则规定了税务机关仅得在财政部批准之后方可适用一般反避税条款。自1984年之后,这种批准开始具有规律性,而一般反避税条款也得以频繁适用。1984年荷兰最高法院规定了荷兰一般反避税立法的适用要求以及法律滥用原则。由于较之反避税立法而言,该原则的应用更为简便且适用范围更广,财政部决定自1987年开始不再批准一般反避税条款的适用,至此,尽管一般反避税条款仍存在于《荷兰一般税法》中,但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是故,荷兰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税法解释主要是法院做出的司法解释,且这种司法解释已将一般反避税规则架空。
(三)爱尔兰
爱尔兰的税法解释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法院所作司法解释的影响,但较之英国法院,爱尔兰法院总体而言更倾向于对税法进行较为保守的解释。在Mc Grath v. Mc Dermott一案中,爱尔兰法院将自己的角色严格限定于解释税法的范围内,而对立法目的的揣测一般是不被允许的。因此,虽然同为司法解释,爱尔兰法院对一般反避税规则的司法解释就被限定在一个相对较为狭窄的范围内。
综上,普通法系各国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税法解释均以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所作的司法解释为主,但各国司法解释的效力以及范围却各有不同。
三、一般反避税规则税法解释的国际借鉴
通过比较和分析,上述普通法系国家在其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税法解释上较之我国有以下三方面的优势。
(一)种类构成丰富
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几乎从未在税法领域进行过任何立法解释,司法机关也尚未对税法作出过任何司法解释, 我国真正发挥作用的税法解释几乎由国税总局等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解释所垄断,在一般反避税领域更是如此。而在英国与荷兰等判例法国家,在一般反避税规则的适用深受司法解释影响的同时,司法解释又受到一般反避税规则的必要限制,两者相互补益,共同发展。
(二)解释主体多元
我国立法机关在具体的税法规则制定上影响甚微,司法机关也缺乏处理税务争议的经验,税务机关享有从认定“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启动一般反避税调查到调整交易安排的决定权、执行权以及一般反避税规则的解释权。相反,纳税人仅能以“履行义务”的形式提供其交易安排“具有合理商业目的” 的证明,且这种证明仅仅存在于事实方面,几乎不涉及对一般反避税规则的解释。即便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所作“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认定有不同理解,也只能在纳税前置和复议前置的前提下,以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司法救济。英国与荷兰则恰恰相反,在立法机关推进一般反避税规则立法的同时,司法机关在实践中通过判例的形式不断深化和发展一般反避税规则。具体的税收争议案件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自援引对其有利的成文法法条或判例法(一般而言税务机关更倾向于援引成文法法条,而纳税人则倾向于援引对其有利的司法判例),而司法机关根据双方提供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居中裁判,裁判结果既有可能支持税务机关,也有可能支持纳税人, 这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纳税争议的公平、有效解决。
(三)其他因素影响
我国税法领域司法判决数量有限,司法判决对我国一般反避税规则的影响微乎其微,司法判决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就更加微不足道。而在英国与荷兰,纳税人可援引诸如立法历史、议会讨论、官方出版物或学术刊物等因素来解释税法。在确保判决结果的公正性的同时,也使一般反避税规则得以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
诚如萨维尼所言:“解释法律系法律学之开端,并为其基础,系一项科学性工作,但又为一种艺术。”应当承认的是,由于税务案件普遍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国家税务总局等行政机关作出税收行政解释是税法的适用所不可避免的, 也是较为快捷高效的一种途径。即便如此,税收行政解释也应当在规范的体系中加以适用,并应当对其进行合理、必要的限制。
通过对英国、荷兰等判例法国家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税法解释的研究与借鉴,我国可以在完善现有税法行政解释的基础上,将一部分行政解释以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或者立法解释,同时司法解释在税收领域的影响力,使法院能够针对“合理商业目的”等因素的认定做出独立的判断。此外,在交易安排“合理商业目的”认定环节和纳税争议行政诉讼环节中应给予纳税人对一般反避税规则进行解释的空间。最终,推动我国一般反避税规则发展与税收解释制度共同进步与完善。
摘要：自新企税法首次提出“合理商业目的”以来,我国一般反避税规则体系逐步形成。但相关法律规定过于抽象,在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加之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税法解释制度至今仍不规范,立法解释、司法解释长期缺位以及行政解释的强势使得对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税法解释未发挥其应有效果,也使得纳税人在纳税争议行政诉讼中较为被动,不利于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对此,荷、英等普通法系国家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税法解释制度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一般反避税规则,税法解释,行政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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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解释的原因
各方当事人均会对合同条款有各自的理解和认识，对那些内容文意明确，表述清楚的合同条款，在理解上不生歧义，则不会产生任何分歧；但对那些表述不甚清楚，文意不太明确的合同条款，而在以不同解释即会对双方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条款，各方当事人则可能产生纠纷，这时就需要有权机关进行权威的解释，以减少和解决纠纷。因此，合同解释不但是对合同条款含义的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更是调处纠纷，衡平各方当事人利益的重要手段。合同是人类通过语言文字把内心意思对外表达一致的结果，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人类自己和语言文字，合同产生分歧不一致显在或直观的根源也在于这两个基本的构成要素——人和语言。因此，需要合同解释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客观方面的原因——语言的因素，这是引发合同争议的重要原因。现代语言学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产物，其含义是由社会生活所赋予的，赋予某一词语涵义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共识逐渐形成的过程，但社会共识也是相对而言的，不可能出现统一不变的涵义，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某一词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涵义。语言作为“世界的图像”、“词与物一一指称”的观点已经被突破，语言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模糊性、多义性和歧义性。在合同中，尤其是在格式合同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在普通社会生活中少见的专业化的术语，这些专业术语的含义经常与社会生活中的通常意义有所不同。同时，各方当事人又有着不同的理解角度，对同一词语、同一条款的理解，可能会出现差异甚至理解相反。第二，主观原因——合同当事人自身语言能力的不足和合同当事人的故意模糊行为。一方面，在表达具体事项时，人类可能会出现语言资源不足甚至匮乏的情况，在很多情况下，当事人会感到难以精确地表达心中之意。在合同之中也可能出现这些情况，尤其是专业性较强、比较复杂的合同比如专利合同、技术合同等。即使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都认真对待，努力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由于语言本身的特性和受语言能力的限制，对合同中所使用的同一词语也可能会发生理解认识上的差异，难免产生歧义。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有意要欺骗隐瞒对方或希望把合同搞得模糊一些，也可能在合同中用一些有分歧的词句，故意对合同条款理解产生争议。
合同解释是衡平当事人之间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合同是当事人通过协商对未来生活的安排和谋划，当合同不严密甚或出现词句含混时，将直接影响当事人对未来的预期利益，会产生纠纷。当产生纠纷需要解决时，需要通过合理解释争议条款，才能揭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才能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才能够衡平当事人的利益，因此合同解释是人们利益衡平的重要工具。
二、合同解释的意义
合同解释是很必要且很有实际意义的。概括而言，通过合同解释可以达到如下目的：第一，明确合同的内容，使合同内容具体明确。例如当事人在确定数量条款时，计量单位应该确定，如果使用“一堆”、“一排”、“一团”等字眼时，由于用语不准确，导致合同的内容不明确，从而影响合同的理解和执行。第二，使内容不完整的合同得到补充。从理论上说，司法实践中对合同内容的完整性要求是有层次性的，它们可大体概括为符合法律的要求、避免争议的要求和交易安全的要求。但在实践中，当事人往往只片面考虑法律对合同内容的基本要求，而忽略了合同内容的详尽完备往往还受到习惯和环境的影响这一事实，从而导致合同内容的不完整，尤其是可能会造成某些事项约定上的疏漏，因此，当合同内容所表示之行为、事项有不完整的地方时，就需要由合同解释的方法予以补充说明，这将是十分必要旳。第三，使内容不统一或互相矛盾的合同内容得以统一。在合同实践中，当合同内容众多时，可能会出现内容前后不统一甚至矛盾的情形，这时更需要通过合同解释来统一合同。合同解释不仅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司法实践的需要。
三、合同解释的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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