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律法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律法规（通用8篇）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律法规 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性质认定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3月14日施行，2011年修正）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自2014年3月25日起实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为解决近年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遇到的问题,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犯罪,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现就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行政认定的问题

行政部门对于非法集资的性质认定,不是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必经程序。行政部门未对非法集资作出性质认定的,不影响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案件事实的性质,对于案情复杂、性质认定疑难的案件,可参考有关部门的认定意见,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性质认定。

二、关于“向社会公开宣传”的认定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中的“向社会公开宣传”,包括以各种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

三、关于“社会公众”的认定问题

下列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一)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

(二)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

四、关于共同犯罪的处理问题

为他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提供帮助,从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构成非法集资共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能够及时退缴上述费用的,可依法从轻处罚;其中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五、关于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问题

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

将非法吸收的资金及其转换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一)他人明知是上述资金及财物而收取的;(二)他人无偿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的;

(三)他人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的;

(四)他人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五)其他依法应当追缴的情形。查封、扣押、冻结的易贬值及保管、养护成本较高的涉案财物,可以在诉讼终结前依照有关规定变卖、拍卖。所得价款由查封、扣押、冻结机关予以保管,待诉讼终结后一并处置。

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一般应在诉讼终结后,返还集资参与人。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

六、关于证据的收集问题

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集资参与人的言词证据的,可结合已收集的集资参与人的言词证据和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书面合同、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会计凭证及会计账簿、资金收付凭证、审计报告、互联网电子数据等证据,综合认定非法集资对象人数和吸收资金数额等犯罪事实。

七、关于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

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八、关于跨区域案件的处理问题

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在查清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可以由不同地区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分别处理。对于分别处理的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应当按照统一制定的方案处置涉案财物,构成渎职等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处置涉案财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号（2010）18号]（自2011年1月4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审理此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

（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第二条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一）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二）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三）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四）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五）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六）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七）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八）以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九）以委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一）其他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

第三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

（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

（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0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人以上的；

（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性质认定问题的通知[法（2011）262号 ]（自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８日施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依法、准确、及时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现就非法集资性质认定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行政部门对于非法集资的性质认定，不是非法集资案件进入刑事程序的必经程序。行政部门未对非法集资作出性质认定的，不影响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审判。

二、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认定案件事实的性质，并认定相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三、对于案情复杂、性质认定疑难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在有关部门关于是否符合行业技术标准的行政认定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性质认定。

四、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涉及领域广、专业性强，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当中要注意加强与有关行政主（监）管部门以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配合。审判工作中遇到重大问题难以解决的，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自2010年5月7日施行）

第二十八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三十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百五十户以上的；

(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扰乱金融秩序情节严重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自2008年1月２日施行）

二、明确法律政策界限，依法打击非法证券活动

（二）关于擅自发行证券的责任追究。未经依法核准，擅自发行证券，涉嫌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以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追究刑事责任。未经依法核准，以发行证券为幌子，实施非法证券活动，涉嫌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等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追究刑事责任。未构成犯罪的，依照《证券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1995年5月10日施行，2003年12月27日修正）

第七十九条第一款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法（2001）8号]（自2001年1月21日起施行）

为正确执行刑法，在其他有关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对假币犯罪以外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数额和情节，可参照以下标准掌握：

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要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范围以及结存款人造成的损失等方面来判定扰乱金融秩序造成危害的程度。根据司法实践，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00万元以上的

（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0 户以上的；（2）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户以上的；

（3）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损失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损失5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00万元以上，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500 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数额巨大”。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参照上述数额标准或幅度，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确定在本地区掌握的具体标准。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自1999年2月22日施行）

第二条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二）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前款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律法规 篇2

一、“非法性”争议与认定

“非法性”特征,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直接以吸收存款的方式来吸收资金。但在现实生活中,民间借贷非常普遍,不仅有公民之间相互借贷,也有企业间资金拆借。从形式上看,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之间存在交叉之处,都是一种还本付息的融资模式,即便是部分民间借贷中当事人之间约定了过高的利息,但也只是超出规定部分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这样合法的借贷行为到底应以向多少公民借贷作为合法范围,在什么条件下又属于非法集资并构成犯罪,条件模糊。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合理认定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之间的界限,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难题。理论界对于两者之间的区分有如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区分两者应当从吸收资金的对象以及是否具有扰乱金融秩序的后果来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借贷范围具有不特定的公众性并扰乱金融秩序,具有民间借贷不会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二是认为,应当从借款目的或用途区分,如借款主要用于生产经营的,为合法借贷融资行为。如借款用于货币经营或金融信贷业务的,才是法律所禁止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三是认为,应当借鉴英国的做法,将长期或多次以非固定期限的还本付息方式的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偶然发生的借贷行为应当视为合法的民间借贷。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有合理性也有片面性,应当进一步甄别细化。总体来看,应当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不仅要考虑资金来源,即出借人与具体人数及与借款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吸收资金的方式,是否高息揽储;不仅要考虑借款目的和用途,即是否主要用于生产经营,还要考虑借款的次数、用途、持续时间、社会影响与客观后果。只有在全面分析与考量的基础上,才能对两者进行区分,进而做出客观公正的认定。

二、“公开性”争议与认定

公开性特征,是指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口口相传等公开与半公开的途径或方式在社会公众中集资的特征。但如何理解这一特征,标准是什么,尚存疑问。

笔者认为,公开宣传只是认定非法集资公开性的一种辅助手段或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有之,则必具有公开性;无之,则未必不具有公开性。(1)

三、“利诱性”的争议与认定

“利诱性”特征,是指集资人向集资群众承诺以货币、实物、股东等方式对初始投资人的资本增值或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付回报。一般认为,利诱性特征包含有偿性和承诺性两个方面的内容。但法律并不禁止民间借贷的有偿性和承诺性,从而导致在利诱性特征的判断上存在争议。即便是有的情况下集资人向被集资人约定并承诺的利息回报过高,但是对此情形是否认定为非法集资的问题仍有争议。

笔者认为,非法集资是有偿集资,对非经济领域的公益性集资,不宜纳入非法集资的范畴。其次,非法集资具有承诺性,即实现资本增值或给付回报,回报的形式,除货币之外,还有实物、消费、股权等形式。(2)

四、“社会性”的争议与认定

“社会性”特征,是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社会性是非法集资的重要特征,禁止非法集资的重要目的在于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但是到底向社会上多少人集资具有社会性,以及向特定的多少人集资是否具有社会性,向亲朋好友“借款”,但亲朋好友又向其他非亲非故的多人筹集的情形是否具有社会性,这些疑问在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文本中都没有明确规定,以致产生了较大争议。

笔者认为,“社会性”应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广泛性、多数性、不特定性。广泛性表现为集资行为的社会辐射力较强,往往不受某一特定的单位、地域、职业或者人群的限制。多数性表现在集资行为的参与人在量上所呈现出来的规模化特征。参与人往往跨越了不同的族群、年龄段、职业、性别、党派和宗教信仰等类型,且人数众多。不特定性,即指对象的不确定,排除了单位内部员工、家属集资、朋友间借款或采用行政摊派方式募集资金的情况。

五、“扰乱金融秩序”的争议与认定

对“扰乱金融秩序”的理解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行为犯,“扰乱金融秩序”是对其行为属性的描述;另一种观点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只有造成了扰乱金融管理秩序才构成犯罪,即本罪是结果犯。(3)那么,将所吸收存款用于正常经营是否属于“扰乱金融秩序”,这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张明楷教唆认为,“只有当行为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的经营时,才能认定扰乱金融秩序,才能以本罪论处”。(4)

笔者赞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结果犯的观点。从本罪的概念与法律规定来看,本罪并非以一定主观目的为构成特征,将本罪认定为目的犯有悖于立法精神和罪刑法定原则。同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资金的用途并非该罪的构成要件之要素,无论是将资金用于借贷等货币经营,还是用于归还借款,或者是用于支持生产经营,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但用于正常经营的,可作为量刑情况考虑。

参考文献

[1]资料来源: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

[2]彭冰.非法集资行为的界定——评最高法关于非法集资的司法解释”[J].法学家,2011(6).

[3]刘为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应[J].人民司法,2011(5).

[4]舒慧明主编.中国金融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246.

[5]刘建.金融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330.

[6]张明楷主编.刑法学(第4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687.

[7]张勇.存贷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98.

[8][日]山口厚.刑法总论[M].日本:有斐阁,2003:200.

[9]张明楷.论财产罪的非法占有目的[J].法商研究,2005(5).

[10]李邦友,高艳东.金融诈骗罪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60.

[11]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492.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疑难问题浅析 篇3

内容摘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单位犯罪的认定应依据法律标准、意志标准及结果标准判断，其客体有无受到侵犯需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考量。单位与单位可以构成共同犯罪。起诉时单位变更的，起诉对象应列原单位名称，起诉数额应以吸收的存款数额起诉。另外，应注重对存款人权益的保护。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共同犯罪 对象 数额

[基本案情]某担保公司成立后，在其法定代表人的领导和策划下，通过媒体等形式公开宣传，以1分至1分5的利息吸收社会上公众的存款，存款人将钱存在担保公司，需要在有借款公司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手章的借款合同上签字，并与担保公司签订担保合同和借款担保凭证。之后，担保公司再将其吸收的存款以3分至3分5的利息借给社会上需要用钱的公司。放贷时，担保公司以个人或者公司的名义与借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截止案发时，担保公司共吸收公众存款达4545万元，涉及的存款人达1500多人。其中A公司（后来变更为A'）通过该担保公司吸收公众存款735万元，B公司通过该担保公司吸收公众存款2179万元，C公司通过该担保公司吸收公众存款1200万元，D公司向该担保公司借款110万元。

一、问题的提出

（一）法理上存在的问题

1.单位犯罪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176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本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在实践中，自然人在实施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时往往依托较为有实力的公司，以此获取存款人的信任。这就增加了区分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的难度。上述案例中实施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都是以公司名义，该犯罪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成为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必须解决的问题。区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标准是实施行为的决定出自单位还是个人。单位是一个拟制的组织，其决定往往通过自然人表现出来。因此，决定的来源，成为区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关键。

2.侵犯客体的认定

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被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此罪与彼罪的关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侵犯的客体是扰乱金融秩序。既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侵犯的客体是扰乱金融秩序，检察机关就面临着对“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进行定性和定量的问题。

3.共同犯罪的认定

《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可见构成共同犯罪有三个条件：一是人员条件，必须是两人以上，根据《刑法》对共同犯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双罚制的规定，可知该“人”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二是主观条件，必须具有共同故意，也就是说行为人必须明知吸收公众存款违法而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三是行为条件，必须实施了共同的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在认定共同犯罪时除了要综合分析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上述三个条件，还需要解决单位与其相关责任人员及单位与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

（二）实务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1.起诉对象的确定

实践中，单位犯罪后，其企业形态会出现各种状态，如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等，给检察机关追诉单位犯罪带来了困难。案例中的A公司在其法定代表人吴某任职期间，通过担保公司吸收公众存款735万元，后来该公司变更为A'公司，其股东和公司的责任形式都发生了改变，王某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发后，王某携公司公章逃跑。检察机关在追究单位刑事责任时，面临着追诉A公司还是A'公司的刑事责任及谁作为被追诉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的问题。

2.起诉数额的认定

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涉及到对行为人定罪与量刑的问题。案例中担保公司及三个借款公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如何认定？在认定吸收公众存款数额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以担保公司及三个借款公司实际吸收的存款数额认定还是以目前收集到的存款人的存款数额认定？二是在认定三个借款公司实际吸收的数额时，是以三个借款公司与担保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数额认定，还是以三个借款公司实际取得借款数额认定？

3.存款人的权益保护

前面我们探讨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侵犯的客体，认为其侵犯的客体是扰乱金融秩序。那么存款人的财产权益如何保护就成为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不可回避的问题。既然存款人不是受害人，那么起诉阶段检察机关是否要通知存款人，告知其所享有的权利义务？是否向存款人了解案件情况？如何计算存款人的存款数额？

二、相关法理问题的探讨

（一）明确构成单位犯罪的标准

认定单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必须严格把握三个标准：一是法律标准即需要法律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第二，意志标准即实施的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是单位的意志且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第三，结果标准即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或基本归单位所有。

依据上述标准，本案中担保公司对外吸收存款时以本公司的名义与存款人签订借款担保凭证，对外发放贷款时以个人的名义与借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之所以以个人名义签订借款合同是为了规避当地法院不接受担保公司引发的民间借贷纠纷的规定。赚取的担保手续费及赚取的利息差，统归担保公司所有。A、B、C、D四个借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公司的名义分别与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人员签订了借款合同，四个借款公司所借款项主要用于公司的业务发展。可见，担保公司及四个借款公司的行为符合单位犯罪的法律标准、意志标准及结果标准，均可能构成单位犯罪。

（二）明确客体被侵犯的标准

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扰乱金融秩序”规定了“定性和定量”的双重考量标准。首先是定性问题。目前，学界关于“扰乱金融秩序”的定性有两种不同的学说：一种是行为属性说，该说强调：“只要未经批准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就违反了金融监管制度，构成了对正常金融秩序的扰乱，不论其是否吸收到公众存款、金融机构的存款是否真的受到实际影响，公众财产利益是否受到损失，并不影响相关行为构成本罪。”[1]另一种是结果属性说，该说强调：“构成本罪不但需要行为人确实地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更需要其行为造成了足够严重的后果，即出现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的危害结果才能构成犯罪。”[2]从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需要考虑行为人吸收存款的数额、范围以及最终给存款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见，我国立法支持结果属性说。

其次是定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可见，行为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或范围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可认定为违反了国家金融监管规定，扰乱了金融秩序。“至于非法吸收到的存款是否实际导致存款人遭受了实际的财产损失等要素，并不是本罪成立的必要条件，只是认定该罪的量刑情节”。[3]如果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但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构罪标准，该行为就缺乏刑事处罚的必要性，不应以犯罪论处。

上述案例中的担保公司和三个借款公司的行为是否扰乱了金融秩序？担保公司的营业范围是投资、担保、咨询服务，没有吸收公众存款的资格。担保公司在没有相关资质的情况下，向公众吸收存款4545万元，A公司向公众吸收存款735万元，B公司向公众吸收存款2179万元，C公司向公众吸收存款1200万。从担保公司和三个借款公司的行为结果及所吸收的存款数额来看，其行为均扰乱了金融秩序。

（三）明确共同犯罪的相关问题

单位与其相关责任人员不能构成共同犯罪。虽然单位的犯罪行为是由其内部的相关责任人员代表单位实施，相关责任人员具有实施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和行为，但是仍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理由为：一是《刑法》第176条规定了双罚制度，即构成单位犯罪，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都要受到处罚；二是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看似是两个主体，实质为一个主体，不符合共同犯罪的人员条件。

单位与单位能构成共同犯罪。因为两个单位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只要两个单位具有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及共同行为即可构成共同犯罪。

案例中的担保公司明知自己无吸收公众存款的资格而从事吸收公众存款及发放贷款的业务，其行为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值得研究的是四个借款公司的行为能否构成本罪？A、B、C、D四个公司本身并未直接吸收公众存款，而是通过担保公司吸收的公众存款，若要认定该四个公司是否构成本罪，必须明确该四个公司是否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并实施了共同的犯罪行为。A、B、C三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侦查阶段都承认因知道担保公司可以对外融资，而向担保公司借款来缓解公司资金紧张的问题，并在担保公司向存款人出具的手续上盖了公司的公章及其手章。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供述、证人证言及借款合同、借款担保凭证等书证印证了三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供述，上述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实这三个公司主观上具有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D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侦查阶段称其主观上并不知晓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及营业范围，其只是向担保公司借款，出具了借条，并未向担保公司给存款人出具的借款合同及借款担保凭证上提供本公司的公章。存款人的证言也不能证明借款合同及担保借款凭证上的公章是D公司所盖。存款人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借款凭证上只有公司公章而无法定代表人的手章。上述证据无法证明D公司知晓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及营业范围。此外，D公司的借款数额较少且一次性取款，仅向担保公司借了一次款，与其他三个公司多次向担保公司借款及分批取钱的行为不同，D公司知晓担保公司资金来源及经营范围的可能性更小。因此，检察机关认为D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三、实务操作中相关问题的解决

（一）明确起诉对象

担保公司和B、C借款公司构成单位犯罪，其法定代表人作为起诉对象毫无疑问，值得探讨的是A公司变更为A'公司，这种单位变更后的刑事责任如何追究？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犯罪后被合并应当如何追究刑事责任问题的答复》规定：“人民检察院起诉时该犯罪企业已被合并到一个新企业的，仍应依法追究原犯罪企业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的刑事责任。人民法院审判时，对被告单位应列原犯罪企业名称，但注明已被并入新的企业，对被告单位所判处的罚金数额以其并入新的企业的财产及收益为限”。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审判长会议达成的《关于单位犯罪后，犯罪单位发生分立、合并或者其他资产重组等情况的，以及犯罪单位被依法撤销、宣告破产等情况下，如何追究刑事责任及裁判文书中应如何表述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因此，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应将A公司作为起诉对象，并在起诉书中注明A公司变更为A'公司的时间。

由于A公司已变更为A'公司，A公司本身已不存在，将A公司作为起诉对象，那么又由谁代表A公司参加诉讼？《意见》指出：“由承受原单位权利义务的新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为诉讼代表人。”可见，代表A公司出庭的是A'公司的法定表人或负责人。在审查起诉阶段，代表公司出庭的人员，需要向检察机关出具公司的委托书。由于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携带公章逃跑，造成了A公司无诉讼代表人的局面。公司是个拟制组织，其作为被告，需要有自然人代表其行使权利。因此，为了保证程序的合法及对A公司的权利保护，可以由A'公司的全体股东推选出诉讼代表人，代表A公司参加诉讼。

（二）明确起诉数额

检察机关在明确起诉数额时，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1.起诉数额的标准是担保公司及三个借款公司吸收的存款数额还是目前收集到的存款人的存款数额？从上述表格中可以看出，不论以哪个标准的数额起诉，行为人的行为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是担保公司及三个借款公司吸收的存款数额与存款人的数额差距较大，依据的标准不同，将会影响到行为人的量刑。笔者认为，应该依据担保公司及三个借款公司吸收的存款数额起诉。理由如下：一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及的存款对象较多，如果按现有的存款人的存款数额认定可能会放纵犯罪分子；二是担保公司及三个借款公司吸收的存款数额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三是依据担保公司及三个借款公司吸收的存款数额起诉不会造成对行为人的严惩，因为《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况且依据该标准起诉有利于行为人积极清退所吸收的资金；四是依据存款人的数额起诉有可能在案件结束后，其他存款人再主张权利，而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2.担保公司及三个借款公司吸收的存款数额是多少？笔者认为，担保公司吸收的存款数额应该是A、B、C、D四个借款公司吸收存款数额的总和。A、B、C三个公司吸收存款的数额应以其实际数额为准。三个借款公司中只有B公司的合同数额与实际数额不同，因为担保公司未向B公司履行合同，因此，按实际数额认定B公司吸收的公众存款数额更符合实际。值得注意的是，担保公司在给三个借款公司钱时均先扣除了利息，但笔者认为对三个借款公司吸收存款的数额进行认定时不宜扣除利息。因为虽然担保公司扣除了借款公司的利息，但是担保公司以借款公司的名义对外吸收的公众存款并未减少。

（三）加强对存款人权利的保护

虽然存款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被害人，但是存款人权利的保护涉及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要注重对存款人权利的保护。

1.对存款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在审查起诉阶段，存款人虽不能享有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但是检察机关应保护存款人的知情权，告知其案件进展情况。为了案件需要，检察机关可以向存款人了解案件情况，存款人虽然不是被害人但是其是真正接触案件发生的人，是案件的证人。

2.明确存款的数额

实践中，存款人的存款数额复杂多变，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预先扣除利息的问题。如存款1万元，约定月息3%，扣除当月利息300后，存款人实际出资9700元，但存单上仍写明存款1万元。该数额应如何认定？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故应以行为人实际吸收的数额来计算而不应以全额计算。

第二，续存的问题。即存款期限到期后，存款人将该存款续存。如存款5万元，约定1个月期限，到期后，存款人又将该5万续存。该数额如何认定？笔者认为，对同一笔资金，不能重复计算，因为其行为对象只是单笔资金，不能因为重复存款而重复计算。

第三，复利的问题。如存款人存了10万元，约定月息3%，1年期限，到期后，存款人将本金和利息共计13万6千元再以续借。该数额如何认定？笔者认为，复利不应计算在内，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对象是本金，利息是行为人的本钱。存款人的实际存款额度仅是本金。况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5条的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不予保护”。因此，复利不得计算在内。

注释：

[1]张军：《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2]刘建：《金融刑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0页。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律法规 篇4

编辑：张智勇律师（重庆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

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什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案标准

什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案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

十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刑法第176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2、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三十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百五十户以上的；

3、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五十万元以上的。

什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案标准

本罪立案标准的第1项规定，“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

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社会上以存款的形式公开吸收公众资金的行为。这里的“公众存款”，是指存款人是不特定的群体，如果存款人只是少数人或者是特定人，如仅限于单位内部人等，不能认为是公众存款。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行为人不具有吸收存款的主体资格而吸收公众存款的。

二是具有吸收存款的主体资格，但其采取的方法是违法的，如有的金融机构为了争揽储户，违反中央银行的利率规定，采用擅自提高利率的方式吸收存款，进行不正当竞争，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利率政策，扰乱金融秩序。

所谓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行为人通过存款名义以外的其他形式吸收公众

存款，从而达到吸收公众存款目的的行为。如有单位未经批准擅自批准资金互相组织吸收公众的存款，但并不按规定分配利润，分配利息，而是以一定的利息进行支付的行为。对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个人累计数额在20万元以上、单位累计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公安机关就应当立案侦查。什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案标准

本罪立案标准的第2项规定，“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0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户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这是以储户为单位对本罪立案标准进行量化。无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时间的长短，只要个人累计吸收储户30户以上、单位累计吸收储户在150户以上的，公安机关就应当立案侦查。

本罪立案标准的第3项规定，“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局直接经济损失数额50万元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

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例 篇5

来源： 北青网 2008-2-24

本报讯 前年年底爆发并备受关注的浙江女“富豪”吴英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已经于近日审查终结，2008年2月21日，浙江东阳市人民检察院以吴英等8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依法追诉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这是记者昨天从东阳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的。

2006年年底，刚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各地人皆知晓的浙江东阳26岁、传言身家在38亿的年轻女“富豪”吴英被刑事拘留，其塑造的“本色神话”也瞬间破灭。关于该事件的报道当时全国各地铺天盖地，但关于吴英被拘留的真相以及她真实的身价以及本色集团目前的状况等，各媒体的报道不一。本报记者曾于2007年2月15日专程奔赴浙江东阳进行实地调查。

昨天，据东阳市政府新闻办负责人介绍，经依法审查查明，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东阳市本色商贸有限公司)自2006年4月13日成立以来，法定代表人吴英在不具备吸收公众存款业务资格的情况下，采取书面或口头承诺还本付息的方式，以借款、投资、资金周转等名义，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在义乌、东阳、宁波等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共计7.2亿余元。公司成立之前，吴英个人以相同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共计1.27亿余元，所吸收资金被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吴英用于偿还本金、支付利息、公司经营及个人使用等。目前尚有5.37亿余元资金没有归还，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

此外，自2005年下半年以来，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杨志昂采用书面或口头承诺还本付息的方式，以借款、投资、资金周转等名义，在义乌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其中林卫平向71人、1家单位非法吸收存款8.65亿余元；杨卫陵向31人非法吸收存款1.65亿余元；杨卫江向12人非法吸收存款7060万元；杨志昂向9人非法吸收存款6635万元，上述吸收资金均被四人高息放贷给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吴英等人。

在吴英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过程中，徐玉兰受吴英之托帮助向14人非法吸收存款2765万元；骆华梅、杨军介绍吴英向林卫平非法吸收存款并从中赚取介绍费各300余万元，杨军介绍吴英向杨卫江非法吸收存款并从中赚取介绍费24万元。

昨天，当记者问及本案的开庭时间时，东阳市政府新闻办负责人称目前还尚未得知。

九江特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300万赃款退还受害人

来源：新华网

2008年11月4日，（江西）九江市公安局举行成功侦破“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公开退赃会，186名受害人共领到了300多万元。

2006年4月，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派张宝霞、高春影到九江开发市场，2007年1月20日成立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张宝霞任总经理，高春影担任财务负责人。随后，张宝霞、高春影以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的名义开展联合养殖梅花鹿等业务，以年利润高达30%以上作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截至2007年7月上旬，张宝霞、高春影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025.55万元，南昌、九江、上饶等地有186人受害。

据查，张宝霞、高春影在明知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未通过年检的情况下，继续以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与联合养殖梅花鹿的农户签订合同，并谎称集资款由总公司支配使用于生产经营。2007年7月初，张宝霞、高春影在得知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多名高管被刑拘后，携款潜逃，后被抓获。今年9月1日，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被告人张宝霞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10万元；判处被告人高春影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万元；扣押、冻结的涉案赃款326万多元及收益待判决生效后，由九江市公安局依法处理，返还受害人。

郑州一房产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狂揽4000余万 来源：中国经济网

以开发房地产需要资金为由，以高额利息回报作诱饵，在登封市内先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461.3万元。昨日，郑州市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胜利及其妻子王红莉被登封市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起公诉。

2007年7月11日，登封市嵩阳办事处居民王某到登封市公安局报案，称2007年6月，王胜利、王红莉采用一房多卖的手段，诈骗其现金96万元。接到报案后，7月12日，登封警方以王胜利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并于当日将王胜利、王红莉抓获，次日刑事拘留。在侦破该案过程中，登封警方再次接到市民温某等人报案称，王胜利、王红莉采用一房多卖的手段，诈骗他们现金200万元。

王胜利和妻子王红莉都是登封市嵩阳办事处人，王胜利为郑州市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王红莉任公司监事。经过侦查，登封市公安局发现王胜利、王红莉自2003年以来，未经银监部门批准，以高息做诱饵，吸收社会不特定群众存款数千万元，遂以王胜利、王红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一步侦查。

2007年11月21日，登封警方以王胜利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告人王红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登封市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其间，由于该案案情重大，牵涉人员多，数额巨大，曾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008年3月21日，该案再次移送到登封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承办该案的检察官审理查明，2002年6月至2007年7月期间，被告人王胜利因开发房地产需要资金，未经银监部门批准，以高额利息回报作诱饵，在登封地区内，伙同被告人王红莉或单独先后非法吸收王某、温某、宋某等不特定社会群众资金共计4461.3万元，并出具相关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

为达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2006年5月，王胜利注册成立郑州胜利房地产公司，因缺乏注册资金，王胜利要求注册会计陈某负责办理相关验资事宜。2006年6月，在王胜利没有提供注册资金的情况下，陈某以个人名义，从自己朋友处筹集资金1000万元，存入王胜利的验资账户，为王胜利出具虚假验资报告，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导致王胜利注册的郑州市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了公司登记，为其以后的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

登封市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王胜利和王红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王胜利采用欺诈手段，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遂依法提起公诉。

湘西非法集资案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8-11-04

近年来，湘西州多家企业长期以承诺高息回报为诱饵吸纳民间资金，涉及集资户数万户，吸收资金100余亿元，大量政府官员参与集资。2008年年中，部分参与集资的政府官员获知信息，提前支取本息，引发集资链断裂。

此后，不到半个月内，湘西州府所在地——吉首市一些融资企业被取走资金至少达10亿元，大多融资企业资金链断裂。因担心本金难收回，9月以来，万余集资者几次聚集围堵湘西州政府。

湘西集资事件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组织专案组赴湘西，对涉案的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干部展开调查。10月中旬，湖南省政府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湘西地区已有113名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干部参与集资，其中县处级以上的党政官员相当多。而湘西州委常委、统战部长滕万翠在这113人中职位最高。

湘西非法集资超百亿

湘西大规模的民间集资始于2002年，至2008年，非法集资达到白热化。据中国人民银行湘西自治州支行2008年7月份公布的分析报告，到2008年6月末，自治州民间借贷规模近70亿元，占该地区金融机构同期贷款总额的一半以上。

目前，湘西州政府已经派驻工作组，对非法融资较大的12家企业实行清盘摸底。一位参与非法集资调查的警方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保守估计，非法集资总金额可能超过100亿元。

富盛实业公司非法集资，董事长畏罪自杀身亡

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

2007-05-24

岳阳富盛实业总公司是岳阳市岳阳楼区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营企业，公司董事长姚某曾在多家区街和市直轻工企业担任过厂长，自1993年12月开始创办、经营富盛公司后，在企业内部并私下面向社会非法集资6．89亿元，到1997年7月案发时未兑付余额12327万元，其中本金10225万元，涉及集资者6800人，包括干部、职工、农民、个体户、离退休人员等。该公司非法集资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高息诱惑。非法集资年活期利率15-20％，定期利率25-30％不等，且存期可长可短，所得利息可取可存。二是通过地下网络相互串联。该公司高息吸存消息的传播，主要靠参与集资者相互转告扩散。如姚某的两个女儿所在单位税务局和邮电局集资金额巨大。由于集资利率高，加上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公司连年亏损，根本无力支付高额利息，更不可能偿还本金，因此只得采取“寅吃卯粮”、“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对集资款实行“以进养出”，直至无力维持下去。案发后，姚某服毒自杀身亡，后经地方政府干预，变卖公司资产后兑付了41．65％的集资款本金，利息分文未付，参与集资者后悔莫及。

60岁嫌犯5年集资诈骗1.7亿 服农药自杀 现代金报2008年04月30日

从去年至今，先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达7.2亿余元的“富姐”吴英，后有绰号“小姑娘”的美容院女老板杜益敏集资诈骗7亿元，浙江省的金华、丽水先后曝出震惊全省乃至全国的非法集资大案。

昨天，记者从温州市平阳县人民法院了解到，该院受理了一起涉嫌非法集资达1.7亿余元的案件，虽然看起来从金额上和上面两起大案没法相提并论，但是隐藏在背后的案情却让人不能不深思。

主要嫌犯服毒自杀 同伙被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今年4月24日，平阳县检察院起诉被告人徐某帮助他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应该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刑事责任。徐某帮助的，就是整个非法集资事件的真正主角，今年60岁的周某。徐某在1996年和他人共同出资成立了温州益正橡胶化工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之后，徐某认识了同为经营橡胶业务的周某。在周某的授意下，从2003年开始，徐某以公司的名义和周某等人签订了虚假的编外采购员协议，多次帮助周某出具虚假的橡胶经营利润证明，从而帮助周某以经营橡胶的名义向他人吸收资金。

2006年，周某出资成立了温州国正橡胶有限公司，并聘任徐某为该公司的法人代表及总经理。之后，徐某利用相同手段，继续为周某向他人非法吸收资金。2007年9月份，因为实际上橡胶生意没做几笔，入不敷出，周某资金周转有了问题，难以及时支付所谓的分红。当月24日，一个曾介绍朋友借款2000万元的受害人，要求提前还钱，周某一再推托。一天后，几个借款“大客户”在温州找到徐某问出真相，才知道被骗，随即向平阳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27日上午，周某在温州某宾馆终于被找到，可已服农药自杀。据调查，到去年9月26日为止，周某共向几十名受害人吸收资金共计人民币1.7741亿元，并将其用于还本付息、期货投资及个人挥霍。

分红仅1.75%凭借虚假利润吸收巨额借款

以往那些非法集资大案中，往往都是犯罪分子利用非常高的利率(即返利，高的能达到月利率10%)来吸引受害人争先恐后地借款给他们。而记者了解到，周某每个月给出的分红只有1.75%，就是说投入1万元一月才分红175元。那么这起案件中，吸引广大受害人的又是什么呢?原来，借款的人也是慢慢投入，虽然看回报不是特别的吸引，但由于周某很会做表面功夫，利用那些假的利润报表，欺骗他们投资橡胶行业利润颇丰;此外，周某还每年带一些借款“大客户”等人到徐某家拜年，促进其他人更加相信他生意做得很大。

由于周某每月及时分红，于是受害人也就慢慢地加大投入。据悉，几个借款“大客户”中，一个人就借款给周某5000万元，而其他那些受害人，最少的也有五六万元。

新闻分析这么多人为何上当

受投资实业的幌子蒙蔽了

由于许多媒体的报道，再加上利用高利息集资诈骗的手法特征明显，群众是比较容易辨别的。记者了解到，由于2000年前后，平阳和其他温州地区曾发生多起集资诈骗案件，所以当地群众对高利息集资诈骗倒有警惕;但由于2003年以后投资房产、投资煤矿的比较多，一片利好，因此群众对投资实业比较信任。同时，由于周某的利息比较低，更让人觉得他是正经做生意的，而不是集资骗钱的。

而一些市民对于那种打着投资实业进行集资诈骗的缺乏辨别能力，这正是记者所担心的。据悉，在这起案件中，由于银行职员、政府公务员也参与到“借款大军”中，普通市民就更加放心去投资了。

法官对记者表示，目前想要鉴别假投资越来越难，一是市民的求富心理很强;二是那些犯罪分子伪装得又特像，还灌输给他们投资总有风险的思想。提醒市民，必须要在参与他人的经营项目前，进行严格的考察、审查，正确判断，确定真实性，并以合法的形式出资经营，才能确保资金安全。

涉嫌诈骗和非法集资２０００多万 一妇女自杀身亡

中国赣州网

2008年7月25日

涉嫌诈骗和非法集资2000多万元无力偿还 虔城一名六旬妇女跳楼自杀身亡

7月22日凌晨3时30分，一名六旬妇女从赣州市青年路一宿舍楼4楼跳楼自杀身亡。章贡区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初步查明，该妇女涉嫌诈骗和非法集资2000多万元。目前，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

事件发生后，章贡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当即从政法委、公安、司法等有关部门抽调精干人员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并做好所涉人员的政策宣传工作。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律法规 篇6

易引发不稳定因素；最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最容易引起群情上访；最容易形成新的社会矛盾；成为影响地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在近年来的经侦工作中，虽然我们始终把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作为工作重点，但多种多样涉众型经济犯罪抬头甚至扩散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公安经侦职能部门要始终把打击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作为工作重点，防止蔓延坐大，应当采取有效对策防之蔓延。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众型经济犯罪滋生和蔓延的原因分析

（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体制改革后的民营公司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为当地农村百姓和下岗职工提供了再就业的重要场所。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有极少部分的公司企业披着“合法”的外衣掩盖“非法”的经济犯罪活动，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择手段筹措资金，疯狂在民间以高额利息诱骗群众投资，极大刺激群众现投现收益的愿望。但目前国家实行的是刺激消费的宏观经济政策，银行存款利率低；收益少，民间投资市场活跃、投资需求望盛，相对狭窄的投资渠道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在客观上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活动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条件。

（二）伪装逼真，识别投资陷阱难度大。有部分公司在建立之初，为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有意夸大自已资金充足、实力雄厚，并拿出一套具有尖端科技性、效益性的虚假开发项目资料作为宣传攻势，骗取政府和社会群众的信任，从而导致公司在不具备开发物质和条件的情况下，却顺利取得工商、税务等部门的相关手续，为造大影响面和吸引力，邀请地方拥有‘权’和‘钱’一手统的各部门领导及社会各界同仁志士奠基同贺，采取这种极其诱惑性的伎俩，致使三种不同性格、不同工种的群众上当受骗，一种是下岗职工；二种是城镇无职无业人员及农村部分农民；三种是国家工作人员；前两种受害群众防范意识薄弱，主要是缺乏对不法分子公司业务经营和资信进行印证和深入了解渠道，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弱势位置，无法作出正确判断，识别不到投资的陷阱，主观上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而不法分子在运作之初就采取“折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拿后来投资者的钱按时足额兑现先期投入者的本息，在这种高额回报的诱惑下，盲目从众、跟风上当。而第三种受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财迷心窍、贪图心切、有法不依、知法犯法，有的不仅把自已的积蓄搭进去，甚至到银行借贷也投了进去，除了因为不法分子的奸狡巨猾以外，是因为极个别国家工作人员贪婪，丧失了正确的判断力，主观上更是为不法分子助长了胆大狂为的野心。

（三）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协调配合机制不健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频繁发生、愈演愈烈，犯罪花样不断翻新，手段更加狡猾。因此，要加强监管，监管是源头的关键，是防范经济犯罪的根本。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不是公安一家的职责，涉及经济、宣传、工商、税务、检、法、银行、处非和统计等相关职能部门，要建立长效机制，协调配合、形成合力。针对这类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要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早处理。近来我们在侦办此类案件中发现，投资群众往往把这类案件诉讼到法院寄予解决，法院立为“经济纠分”受理，此类案件涉众多、地域广，一拖半年一年，个别受害者半年一年没有等到法院的明确答复又才跑来公安报案，几经周旋才立案侦办，待去找犯罪嫌疑人时，人离搂空、早已逃之夭夭。这充分暴露了我们相关部门之间协作机制的不完善。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特点

（一）花样不断翻新，手段更加狡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多种多样涉众型经济犯罪，在十多年前，经管部门倡导的“农村合作基金会”组织，每个乡镇设一个点，夫妻俩经营，从事吸收公众存款、入股等活动，用间单的手段攫取钱财。后来又以造林、种植、养殖等比较单一的手段骗取资金。现在逐渐转变发展项目为投资入股、投资销售、投资加工等五花八门的招牌，最终未见一种项目品牌问世，所玩这些花招，实为想套取国家资金，可见欺骗性更强、手段更复杂，且单一手段和复杂手段并存。

（二）诡计多端、欺骗性强。不法分子在注册成立公司后，为了诱骗更多的群众上当，又相应成立了多家关联公司或分公司，以“合法”掩盖“非法。”为显示所谓“实力，”购买豪华气派小骄车；造建富丽堂皇时髦雅致别墅；设置规范内部组织机构；从董事长到总经理至财务总监、出纳、会计及副手，基本上由一家子或直系亲属及好友担任，把一家子安排到各科室

高管位子，是为掌握和动用公司资金的“制控”权。因此，对公司资金流进流出设置2套帐本，一套是收入“油水”帐；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自家人保管掌握；另一套是收支“流水”帐；不能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是应付税务等相关职能部门检查。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有问题让你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因此，公司员工想要掌握或了解公司资金盈亏的底细，也只能是知其

然而不知所以然。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防范对策

1.建立长效机制。在市场经济转型的条件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众型经济犯罪不会被一次或几次查处就可遏制的，有可能抬头甚至扩散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公安机关要积极向上级党委、政府反映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情况，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政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相关监督管理职能部门之间建立长期的、行之有效的协作机制，打击和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建立长效机制最为重要。合理分工、相互配合、相互沟通、互通信息、达成共织、形成打击合力，提高打击效率。

2.加强宣传攻势。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墙报等形式宣传国家和政府对多种多样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有关法律和政策，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违法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设置专门咨询宣传点，帮助群众怎样识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和疑难点问题，教育群众远离非法集资和自觉抵制非法集资的诱惑，增强群众的法律、政策意识和识别能力，提高群众自我保护意识，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以案说法、以案警人，营造打击防范多种多样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的氛围。

3.牢固树立情报导侦意识，掌握侦查工作主动权。面对多种多样涉众型经济犯罪频繁发生的形势，以情报为主导的侦查方法，才能尽早制控、尽早出击。因此，在布控工作中要考虑周密，要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重点部位建立控制阵地，着力提高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主动发现和主动进攻能力，把情报信息贯穿于侦查破案工作的整个过程，同时利用隐秘力量提供的情报来追逃追赃和抓获犯嫌疑人。要强化对涉众型经济犯罪信息的收集，切实掌握此类犯罪的规律特点和发展趋势，积极实践情报研判、情报导侦的侦控方法，做到及时发现快速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律法规 篇7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认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且社会意识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成效不断凸显, 社会经济活动的活力日益高涨, 这一社会存在在不断成长的态势下, 不断影响着经济社会制度, 从而催生了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毕竟是粗线条的改革, 对于很多小规模的资金活动并不完全适用, 也不必要, 因此, 一些仅需小规模资金流转、资金的短时性信贷以及基于身份关系的资金周转等信贷形式开始流行。这种资金较少、规模较小、可行次数不受限的信贷, 正好迎合如今快节奏的经济社会形势, 其“短、平、快”的操作模式也为众多市场经济参与者, 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所青睐。这种社会意识逐渐演化成型, 并影响着经济社会, 便形成了一种资金信贷形式:民间借贷。

(一) 民间借贷的定义

民间借贷, 作为一种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民间资金流通方式, 其本身的灵活性决定了很难对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因此, 国内外学者也是众说纷纭, 观点众多。张书清就认为“民间借贷是相对正规金融而言的, 是指在金融体系中没有受到国家信用控制和监管机构监管的金融交易活动, 包括非正规的金融中介和非正规的金融市场[1]。”孙昌兴的观点是“所谓民间借贷是指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不受政府监管和控制的, 未受法律有效保护的各种投资和资金信贷活动[2]。”相比之下, 戴建志则认为“民间借贷是指, 公民之间不经国家金融行政主管机关批准或者许可, 依照约定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3]。”这种私人间的借贷, 即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所需资金货币, 双方约定借款事项, 待约定期限届满, 借款人将所借取之款项返还借款人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普通的借贷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 这样的借贷行为并不属于法律的规制范围内, 而且, 我国现在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规制民间借贷。但是从民间借贷的定义上来看。它的运作都是游离在“国家金融体系和监管”之外的, 也就是说, 它在实际上并不被国家所明确承认, 只能说“法不明文禁止”罢了。这种在国家管控之外的经济活动, 虽然建立在看似非常牢固的借贷关系人之间的相互信赖之上, 但一旦逾越法定界限, 对国家的经济秩序和金融体系会有些许侵犯, 或有触犯刑律之虞。

(二) 民间借贷的特征

1. 民间借贷其本质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必定会受民法的保护。

作为平等主体之间形成的债权关系, 债权人有根据书面或是口头协议向借款人提供相应金额的义务, 债务人有在借贷期限届满后向债权人还款付息的义务, 如果当事人一方有侵犯对方权利或者不履行义务的行为, 则需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民事法律关系, 通常是建立在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信赖关系上的, 借款人通常是出借人的亲友, 通过“人情”关系建立起桥梁, 确定了借贷的权利义务关系。

2. 民间借贷有非常大的自由度。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秉承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之间的自由度极高。对于借贷的数额、借贷的期限、利息的额度等相关事项, 都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协商约定, 且民间借贷没有法律规定的明确方式, 并不是一种要式法律行为。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约定内容, 只要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 不违反国家政策精神, 都是应当允许的。只要双方就约定达成合意, 借贷合同则告成立。

3. 民间借贷中的借款人所用于出借的标的必须是其拥有所有权或者是其有权占有、使用、收益的款项。

资金来源的合法性是民间借贷合法有效的先行条件。民间借贷因其简洁、易行的操作方式, 流行于我国, 简洁、易行的特点是通过牺牲掉大量程序性环节来实现的, 但同时也给了别有用心的人更多的可乘之机。正因此, 对于民间借贷款项的合法性更需要明确。在实践中, 一些民间借贷人将自己管控的资金借贷予他人, 如果还款期届满时出现不可预知的情况导致借款人无法按期履行义务, 出借人无法按时收回款项, 极有可能因此影响金融秩序的稳定甚至触犯刑法。

4. 民间借贷具有有偿性。

民间借贷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 不仅因为其巨大的需求量, 以及“人情”使然, 还在于之中的确有利可图。民间借贷订立合同通常是有利息的, 无利息或较低利息的民间借贷大多出现于亲友之间。有较高利息产生的民间借贷大多是有中小企业参与的, 这些企业因为生产、扩大再生产等需求资金, 以获取更多利益, 出借人据此要求借款人分享利益也在情理之中, 而分享利益最直接的方式便是为借款支付利息, 对于双方而言这是一条共赢的途径, 借款人通过借款获得资金周转解决资金链条上的困境或是用于扩大再生产, 另一方面出借人通过自己的资金生产资料取得利息收益。民间借贷的有偿性对于借贷的用途、数额和期限起着极大的调节作用,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借贷的发展, 因而也就成为研究民间借贷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二、南充市、福建省两地的实地调查分析

民间借贷作为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规范化的民间借贷对于助力中小企业发展以及撬动民间资本, 提高经济活力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民间借贷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资金链的断裂, 大量的“跳楼”和“跑路”事件, 这些都警示我们整顿民间借贷行业迫在眉睫。2012年左右, 我国政府提出民间借贷“阳光化”, 期望使民间借贷从“地下暗流”变成“地上活水”。在政府的号召下, 投资理财信息咨询公司和小贷公司大量出现, 据调查显示, 至2010年6月底, 南充市仅有14家投资理财中介服务机构登记注册, 但到2012年6月底, 却猛增至76家。福建省小额贷款公司从2011年的44家, 迅速增至2014年的110家。与之相对应的, 民间借贷各类案件也在快速增多, 福建省2012年、2013年、2014年, 全省法院分别新收各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49741件、57182件、74907件, 结案标的总额分别为203.84亿元、271.00亿元、333.48亿元, 新收案件数年均增长20%以上, 详情见图1、图2:

南充市两级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也呈总体上升趋势, 2011年新收1360件, 2012年新收2121件, 2013年第一季度新收563件;标的总额持续上升, 2011年标的总额为24亿余元, 2012年标的总额为28亿余元, 2013年第一季度标的金额总和8亿余元, 详情见图3:

迅速的发展也使民间借贷市场显得极为混乱,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民间借贷难以界定。对于此问题, 我们对南充市、福建省两地进行了实地调研, 发现并总结了以下观点:

(一) 政府及司法机关行为不当导致民间借贷危机影响扩大

在两地的调查中, 我们发现, 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前后, 出现了政府限制企业进行破产保护, 迫使民间借贷公司继续经营, 以及民间借贷企业主在监狱办公等现象。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政府为了防止民间借贷公司被大量投资人挤兑, 以延缓借贷危机的爆发, 二是部分政府官员可以为减少自身损失争取时间。但是政府的这些行为不但不能帮助企业进行自救, 反而加重了危机爆发所带来的企业和投资人的损失。在危机爆发后, 司法机关为迅速结案、平息社会舆论, 迅速查封并低价处理企业资产, 使得投资人的损失进一步扩大;对于民间借贷公司则施以刑罚处罚, 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罪名并从重量刑。这种现象, 在中小城市政府控制力相对较强的地方较为常见, 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

(二) 行业协会和政府是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的主力, 但规范民间借贷仍然迫切需要法律规制

民间借贷由于其自身的松散性、盲目性和不规范性, 依靠民间借贷主体自我净化是难以真正使民间借贷有序发展的。在南充市, 我们调查发现, 当地调整民间借贷公司的主要手段有行业协会联保和政府控制市场准入。行业协会联保是由各协会成员平均出资一定金额交给相关监管部门作为保证金, 以确保某一成员的固定资产不够赔付时, 用保证金补足差额。行业协会联保有利于增强民间借贷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民众对民间借贷公司的信心, 但是这种模式在面对市场大环境萎靡的情况下难以起到有效的作用。政府控制市场准入是一把双刃剑, 在一方面对于政府在整顿市场失灵时, 有其独特的优势, 有利于对民间借贷公司进行合理整顿, 而另一方面也会不利于市场调配资源的灵活性, 造成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在福建也有相类似的调整模式, 但是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的数量总体上呈快速增长的趋势, 说明仅靠行业协会和政府引导是难以真正使民间借贷完全阳光化的。2013年11月22日, 中国首部民间借贷地方法律《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获通过, 该条例及《实施细则》于2014年3月1号正式实施, 让民间借贷正式开始走上合法的轨道。调整民间借贷, 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行为, 更加迫切地需要全国统一的法律进行规制。

(三) 民众眼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合法的民间借贷界限模糊

民间借贷是投资行为, 必然存在着相应的风险, 并且一般民间借贷的利率都高于银行, 所以其风险高于银行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在两地的实地调研中, 我们发现民众往往面对民间借贷公司合法破产时没有足够的理性, 常采取静坐等极端手段迫使政府做出并无法律依据的保护行为, 这也是政府在借贷危机爆发后作出一些不当行为的原因之一。民众在危机爆发后往往寄希望于民间借贷公司的行为被司法机关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借此来挽回自己的损失。要解决这一问题, 要靠政府、司法机关和民间借贷行业进行大力宣传, 使民众认清非法吸收公共存款和合法的民间借贷之间的界限。

(四)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型日趋复杂与多样, 出现众多新动向

近年来,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发案情况日益复杂, 形式更加多样, 手段更加隐蔽, 欺骗性不断增强。一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采用如种植、工程项目、投资入股、消费返利、投资办学、出售商铺、发行股票认购保险等方式, 但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手段类型, 如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为名, 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设立假的P2P网络借贷平台, 以高利息为诱饵, 采取虚构借款人及项目、发布虚假信息吸收公众存款, 最后关闭网站携款潜逃;以毫无价值或价格低廉的纪念币、纪念钞、邮票、勋章等所谓的收藏品为工具, 声称有巨大升值空间, 并且承诺在约定时间后高价回购, 引诱群众购买, 然后携款潜逃等。从这些新的类型看,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类型呈现了利用高科技手段、网络平台、境外资料、养老等公众需要等新特点, 使得对其的识别和追讨赃款更加艰难。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合法民间借贷的理论界定

当民间借贷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开始不良发展, 不可避免地有触犯刑法的风险。民间借贷行为在现行法律中并未明确说明, 更没有一部专门规制民间借贷问题的法律。对于导致民间借贷行为的罪与非罪问题难以确定, 何为合法的民间借贷何为非法的民间借贷难以区分, 特别是合法的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更加难以区分, 让人民法院在审理有关案件时难以抉择[4]。因此, 我们对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做了以下分析:

(一)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有非法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有非法性即未经国家有关机关批准, 以多种手段吸收他人存款, 为非法之事, 并造成了扰乱了国家经融秩序的后果。体现非法性的关键点在于:未经国家批准、借款是为非法目的、给国家经融秩序造成了损害后果。然而合法的民间借贷形式往往是多样的。从南充、福建两地调查所得结果可知绝大多数民间借贷公司是在国家有关机关依照法定程序登记注册的, 其借贷活动受国家有关机关监督管理, 而且公司的运作也是根据各个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进行。另外, 公司实施借贷行为所用的资金来源亦是合法, 所用于的借贷目的也未进入法律禁止的范围, 这所有的合法性特质, 足以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区分。

(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有公开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有公开性即通过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宣传。这一特点主要突出两者在传播对象上的区别。“公众”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词。“公众”包涵哪些人?应该如何界定?“公众”的数量标准是多少?“公众”中的特定对象又该怎样理解?对于这些问题,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中作了明确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 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 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达30人以上, 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达150人以上”。虽然《解释》对人数以及对象规定得比较细致, 但是仍有疑问可寻。比如“亲友”的范围又变得模糊不清了。如今社会人际关系十分复杂。亲戚关系还能比较清楚地界定, 即血亲和姻亲。但是同样存在“亲戚的亲戚是否还是本人的亲戚?”的问题, 这点上的认定, 依然对认定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影响。更加难以认定的是“友”这个问题。到底怎样的关系才算是“友”呢?这是个非常难以认定的范畴。是见过多少次面以上算是“友”?还是一起吃过多少次饭以上就算是“友”?如果这样界定显然是滑稽可笑而且不严肃的。因此, 对于这点, 笔者认为对于“友人”应当给予一个更加稳定的范畴加以界定, 从关系缘起、共同相处的时间和频率以及相互之间的评价等多方面综合考量, 较为适当。最后, “向公众宣传”这一行为也并不十分明晰。比如说, 本身行为人只是向自己的亲戚借款, 但亲戚通过向他人转述, 使他人得知并让行为人得到了此人的钱款, 是否属于“宣传”的范畴呢?在《解释》中同样没有做出相应规定。笔者认为, “宣传”的效力, 应当止于第一次的信息传播, 也就是说, 信息的再传递不应属于行为人的“宣传”。相比较来说, 民间借贷在对象范围上相对较窄, 多数为基于“亲友”之间的信赖关系而建立的, 也刚好是《解释》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形态中排除的这一部分。同时, 在信息的再传播上应该认定地较广一些。也就是说就算是非“亲友”之间, 若属“亲友”转述和信息再传播知晓而提供借款的, 应当认定为是民间借贷的范畴。

(三)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有破坏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有破坏性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一行为会破坏金融市场, 扰乱金融秩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破坏国家金融秩序为目的, 而民间借贷的行为目的是为生产经营提供资金, 两者行为主体的主观目的大相径庭。因此, 在考量一个行为到底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还是民间借贷的时候, 应当充分考虑行为人的行为目的, 简而言之, 考量他的主观目的到底是为了“破坏”, 还是为了“生产”。从可以感知的客观方面去揣摩其主观意图, 这样在实践中才具有可操作性, 才不会使通过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来判断其行为是否扰乱金融秩序这一构想成为空想[5]。作为两者区分最为关键的一点, 把握住行为人的主观目的, 才是抓住了辨析二者的法门。

四、结语

通过对南充、福建两地的实地调查分析, 不难看出, 民间借贷“阳光化”过程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第一, 政府对于民间借贷的规制不够谨慎, 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这样不仅会影响其自身优势的发挥, 还将给金融体制改革释放错误讯息[6]。第二, 民众的法律意识也较为单薄, 多数上当受骗的民众怀着投机心理, 这才让不法分子有机可趁。第三,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型日趋复杂与多样, 欺骗性不断民间借贷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增强。第四, 对民间借贷行为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制。就目前来看, 我们所发现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但足以看出民间借贷急需受到合理规制。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民间资金流通方式, 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我们不能因为民间借贷行为存在一些问题而全面禁止民间借贷行为, 加强宣传教育力度, 引导居民理性投资才是当务之急, 特别是加强政府对民间借贷的教育宣传力度[7]是重中之重。并且, 国家还应当尽快出台一系列有关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法规, 让民间借贷行为更加规范化、合法化, 从法律的层面上为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如何界定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供借鉴。

摘要：中国民间借贷近年来发展迅速, 然由于法律缺位及民间借贷自身缺陷导致纠纷频出。在对四川、福建两地的实地调查中显示, 民间借贷引起的犯罪逐年增多, 对此司法机关主要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断。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虽表现形式上十分相近, 然确为两种不同法律关系。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 对二者做出界定, 以期对司法机关的裁判提供帮助, 并引导我国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间借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实地调查,辨析

参考文献

[1]张书清.民间借贷法律价值体系的重构[J].上海金融, 2009 (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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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戴建志.民间借贷法律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 (11) :13-14.

[4]司雪侠, 刘飞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认定—从神木县民间借贷危机谈起[J].榆林学院学报, 2014, 9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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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中杰.论民间借贷的组织模式与法律规制[J].河北法学, 2014 (4) :169.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律法规 篇8

2008年开始，蓝某与他人合伙，以联合建房的方式筹集资金开发房地产。2009年6月，蓝某以180万元购买甲公司D地块土地，挂靠在甲公司开发房地产。为筹集资金，蓝某以联合建房分房、分店面、获得高额回报为由邀他人融资入股，房屋建成后再分红和分房。2009年7月至2013年10月间，蓝某先后与李某某、刘某某等六十余人签订联合建房合同。合同签订后，蓝某以联合建房的名义收取李某某、刘某某等人投资款共计人民币1900万元。蓝某筹集到以上巨额资金后，支付了开发D地块土地有关的拆迁安置费和税费，但因D地块土地权属争议及规划原因未能实际开发，部分款项被其用于支付高额利息及购置房产。联合建房合同到期后，被害人发现蓝某并未兑现许诺，开始向蓝某索要投资款。2013年12月，蓝某出走躲避到东莞，无法联系，期间蓝某一直在找人洽谈投资D地块土地。案发后，蓝某无法归还集资款。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蓝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投资入股建房及房产开发需资金周转为由向社会不特定人员筹集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第2款规定：“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二）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蓝某非法集资达1900余万元，用于开发D地块土地资金与用于支付高额利息及购置房产资金明显不成比例，蓝某的行为符合该条款规定的情形，可认定其为以非法占为目的，其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蓝某违反国家规定，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变相吸收资金，扰乱金融秩序，其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本案中蓝某以投资入股建房及房产开发需资金周转为由向社会不特定人员筹集资金，案发后集资款无法返还。其中，部分集资款被蓝某用于购买房屋、支付高额利息。从表面上看，蓝某实施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通过非法集资的方法非法占有了他人的钱款，但是，蓝某的行为目的并非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侵犯其所有权，因此，其行为的实质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而非集资诈骗。理由如下：

首先从犯罪主观方面分析，蓝某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在形式上都表现为非法集资，但集资诈骗罪应有占有集资款的目的。本案中，蓝某并无此目的。第一，蓝某意将集资款用于生产经营，但由于客观原因导致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蓝某筹集资金后，即将资金用于与开发D地块土地有关的税费及拆迁安置，但其不能解决D地块土地本身存在的权属争议及规划问题，导致投入部分资金后，该地块未能进行开发，资金亦无法继续投入。第二，蓝某并未肆意挥霍集资款。蓝某使用集资款购买房产经过部分投资人的同意，在东莞购买房产的目的是为“炒房”而盈利。蓝某使用集资款支付投资人高额利息意防止投资人撤回投资而引发资金链断裂，致使D地块土地无法开发。第三，蓝某并未携款潜逃。资金链断裂后，因众多债权人催债，蓝某无法返还投资款遂出走躲避到东莞无法联系，出走时并未携带集资款，且其躲避期间仍再找人洽谈投资D地块土地。

其次，从犯罪客观方面分析，蓝某未使用诈骗方法筹集资金。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在客观方面虽有非法集资的共同外在表现形式，但具体实施方法有根本不同。前者行为人必须使用诈骗的方法，而后者则不以行为人是否使用诈骗方法作为构成犯罪的要件之一，在集资的目的行为上并没有遮掩营利的意图。本案中蓝某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筹集资金。第一，从蓝某的集资方式及集资款的运作方式来看，其目的确为营利。从2008年开始蓝某与他人合伙购买地块，以联合建房的方式筹集资金，房屋建成后再分房给投资人以回报，剩余房屋再出售的方式营利。蓝某以上述方式先后开发了九个项目。九个项目的投资人确已获得高额回报，蓝某亦获得高额利润。第二，筹集开发D地块土地的资金，蓝某也是用上述方式进行，同时，蓝某也如约支付利息，各投资人对蓝某的集资方式及集资款的运作心知肚明，因此蓝某并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再次，从定罪理论分析，定罪的事实根据是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和构成何罪的案件事实。蓝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应从犯罪构成要件分析，实事求是地予以认定，而不能唯结果论。本案中，出现蓝某未将全部资金投入开发，集资款无法返还的后果，是由于D地块土地长期不能开发、东莞投资房产失利、每月要负担高额利息造成的。本案造成的后果不能成为影响案件定性的事实因素，而只能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决定蓝某行为性质的是主观上的非法营利目的和客观上非法集资并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最后，蓝某的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特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表现为非法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蓝某的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特征。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条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4）向社会公众或者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蓝某未取得合法资质通过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口口相传，公开宣传的方式推销D地块土地联建房，并且承诺以分房、分店面，获取高额利息的方式许诺投资者高额回报，蓝某的行为符合以上四个特征。第二，根据《解释》第2条规定，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符合本解释第1条第1款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照《刑法》第176条的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一）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蓝某明知其无建设和开发D地块土地的资质，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仍然以开发D地块土地建房，分房、分店面、销售的理由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其行为符合该解释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