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现状与展望

中俄关系现状与展望（通用8篇）

中俄关系现状与展望 篇1

一、两岸关系现状观察

现状由历史发展而来，解读现状必须从历史开始。胡锦涛是这样描述的：“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这是对两岸关系现状的客观解说，也是实行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政策的基础。

事实上，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一直是两岸人民的共识。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有关方面最近曾就两岸关系进行

108项民调，主张两岸维持现状的占64.9—，肯定两岸关系目前缓和趋向的占52.2—。两者，一是对两岸维持现状的肯定，一是对当前缓和趋向的认可。

从目前看，各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至少表面上是比较一致的。中国政府是最坚定的，不会有任何退让；美国政府也一再重申坚守“一个中国”政策；现台湾当局，既承认“九二共识”，也坚持说它是“一中宪法”，两者本质上都是认同“一个中国”的。但实质上要求确实不同的。

台湾方面要求的现状，是“不统、不独、不武”；美国方面要求的是“不统、不独、不战”； 两者基本上一致。而中国大陆方面要求的，则必须是 “一个中国”。因为，两岸虽然还未统一，但“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并无任何改变。还有，两岸实行的也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因而，“一国两制”实际上也是两岸的现状。尽管民进党千方百计把“一国两制”污名化、妖魔化，但就是无法驳倒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总之一句话，我的两岸“现状观”，就是要把两岸“客观存在”的现状，也就是“一国两制”，转化为“主观认同”，即通过两岸平等协商，使之共识化，合法化，完善化，正常化，从而使两岸关系持续的和平发展和共创两岸人民的永久福祉。

三、两岸关系未来展望

多年来两岸各方面的交流不断增强，随着两岸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往来，两岸人民更加的相亲相爱，两岸关系趋向融合。

在一个有关海峡两岸问题的学术会议上，中国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常务副秘书长辛旗，就两岸关系未来发展与他进行了交谈。

海峡两岸的对话不仅仅是学术对话，更是历史的对话、民心的对话、未来的对话”。辛旗先生做专题发言“登高望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所谓“历史的对话”就是两岸在中华民族近代史悲情方面要有设身处地的体谅；所谓“民心的对话”就是相互理解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以民为本，遂民所愿；所谓“未来的对话”就是根据两岸现状，寻找实现现代化和国家统一的交集点，保证稳健、和平地推进这一进程。

辛旗先生说，“天下太平”是中国历代追求的政治理想，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是和平统一，和平是根本，和平是百年大计，和平统一应当成为两岸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而维护统一首先要推心置腹地理解中国这一丰厚的历史、现实、文化、政治多面向的观念，承认各地中国人取得的正面成就，无论政治观念的差异有多大，祖国大陆和台湾取得的成就都是中国人的成就，都是中国人的经验。

中俄关系现状与展望 篇2

“化雨春风临大地, 承先启后雄才博。赞三中全会举英贤, 除奸恶。”这是澳门著名爱国人士马万祺先生《满江红》中的词句, 作为“我们党的忠实的老朋友” (周恩来总理语) , 马万祺先生见证了30多年前中华大地拨乱反正、中国由闭关自守走向改革开放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喜得广厦千万间。

”俗话说,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 房子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王前出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 父亲是广东省某机关干部。当时“住房靠国家, 分房靠等级”, 房子面积分配的大小要根据家里人口的数量。他清楚地记得, 全家老少三代六口人挤在40平米的筒子楼里吃、住、生活, 当时全家的梦想就是能有一套大一点的房子, 王前梦寐以求的就是能有自己的小房间。1994年, 全家搬进了父亲单位盖的新房, 两室一厅, 72平方米, 两个起居室都朝阳, 采光透气好, 卫生间、厨房设计人性化, 地面瓷砖、门窗环保, 面积也普遍较大。2000年, 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的王前在市区新购了一套120平米的新房, 一家人住得非常宽敞舒适。

同王前一样, 与以往相比, 人们居住的选择更多了, 有高层住宅区, 有复式楼, 有花园小区, 甚至还有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装修也成为热点, 在追求宽敞的同时, 还在追求着居住环境的各种配套设施, 要住得舒服, 住得开心。杜甫感慨“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改革开放以来, 富裕起来的人们已“喜得广厦千万间”, 享受着幸福美好生活。

从居者“忧”其屋、居者“有”其屋到居者“优”其屋, 王前家住房的变迁是整个时代变化的一个缩影, 要理清这个时代的变化, 我们必须将思绪回溯到30多年前的淮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2.“凤阳又是好地方。

”“说凤阳, 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这是安徽凤阳花鼓戏里最知名的唱段。话说朱元璋当了明朝开国皇帝以后, 出于衣锦还乡的思想, 决定在他的老家淮河之滨的凤阳建都 (称中都) 。但耗时6年之后, 由于凤阳不具备都城的条件, 加上耗费了全国大量的财力、物力, 朱元璋却又决定放弃中都建设。劳民伤财的中都工程造成凤阳一带十年九荒, 此后凤阳人民一直没过上好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 凤阳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小岗村隶属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 这个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有了土地, 有了安定的社会环境, 摆脱了沉重的封建压迫和剥削, 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生产发展很快。全村正常年景粮食总产都在十八九万斤左右, 好的年成可达20多万斤。严家齐当时全家6口人, 3个劳力, 1头牛, 种40多亩地。最多的一年收过30石稻 (合6000斤) , 六石小麦 (合1200斤) , 3石高粱 (合600多斤) , 30担山芋 (折粮600斤) , 2石多豆类 (约合500多斤) , 共9200多斤, 平均每人1500多斤。那时全村根本没有人口外流, 人们把外流讨饭看作是极不光彩的事。

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 小岗生产队的生产非常落后, 群众生活十分穷困。全队20户, 不管大户小户, 只要能跑能蹦的人, 一律讨过饭。小岗村, 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 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 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

1978年11月24日, 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被判“现行反革命”的风险, 按下了“包产到户”的红手印, 搞起了“大包干”, 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目前, 在小岗村2000亩耕地中, 已经有60%的耕地出租流转, 被集中起来用于发展蘑菇、花卉、葡萄规模种植及家禽家畜养殖。这种集中利用土地、实现规模经营的新型合作经济给小岗村的农民带来了实惠。2007年, 小岗村人均收入达到6000元, 而当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4140元。以小岗村为模范的凤阳经济社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在改革春风吹拂下, “凤阳又是好地方”。

3.“弄潮儿向涛头立。

”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相比, 30多年发生巨大变迁还有与香港特区仅有一河之隔的广东省宝安县罗芳村。1979年的深圳罗芳村, 人均年收入是134元, 而河对岸的香港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 两者相差近100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河对岸本来并没有个罗芳村, 居住在那里的人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偷渡过去的。偷渡香港的深圳人不敢回来, 家里人又拿不到证件赴港, 于是双方约定日子, 在沙头角桥两头相会。其实相隔仅30米左右, 隔着关口见面、喊叫。见得着, 听得着, 但无法接触, 这就是当年沙头角著名的一景“界河会”。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 罗芳村的繁华热闹和居民的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了对面香港特区的罗芳村, 好些当年远走香港的村民又回流定居。

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渔村, 在30多年的时间里发展为我国南部综合经济实力、技术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现代化大都市。深圳的巨变, 是无数优秀中华儿女勇敢地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敢为天下先, 勇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果, 。

还在上世纪80年代初, 当全国还在争论计划和市场关系时, 深圳就提出了“四个为主”, 即建设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 经济成分以发展外资企业为主, 经济运行以市场调节为主, 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率先在全国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体系和运行机制。1980年, 深圳签订了第一个土地有期有偿使用协议书。1987年, 深圳率先采取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公开招标、协商议价等3种有偿让渡方式, 允许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再转让和抵押。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开拍卖, 开创了我国国有土地商品化经营的先例。深圳率先实行招聘录用、竞争上岗、合同用工, 首开劳动力商品化的先河。同时建立起劳动力市场和人才智力市场, 促进人力资源在市场中实现合理配置。1982年1月, 深圳引进了全国第一家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1986年兴办了深圳发展银行。最早探索发展资本市场, 1990年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第一张股票, 吹响了我国发展资本市场的前奏。深圳在全国较早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按大行业、大系统综合设置机构, 形成了“大贸工、大交通、大文化、大城管、大农业”的管理格局, 减少了协调成本, 提高了行政效率。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政府绩效评估试点, 推行部门责任“白皮书”制度, 在政府效能建设上迈出重要步伐。

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示范区”, 深圳发展壮大的每一步, 都离不开中央的关怀和支持, 更离不开坚持不懈的思想解放和始终不渝的改革创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从“深圳加工”、“深圳制造”到“深圳创造”, 从“速度深圳”到“和谐深圳”, 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深圳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实践和探索, 不仅为自身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 也为其他地方坚持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深圳的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一个闪光点。

4.“开弓岂有回头箭。

”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空前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不可否认, 一方面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诸如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形势严峻、住房价格上涨过快、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 于是就产生了要不要改革的争论。在反思改革的招牌下, 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否定改革的言论。有些人把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 比如贫富差距问题、地区差距问题、劳动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统统归结为市场化改革, 认为市场化改革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源头。这些观点是否正确呢, 让我们先来读一段故事。从前有一个赵国人, 因为家中老鼠成灾, 吃尽了苦头, 就向中山国要了一只猫。这只猫很会捉老鼠, 但偶尔也爱吃鸡。过了一个月, 他家的老鼠确实没有了, 可是鸡也少了好几只。他的儿子为这事很是生气, 就对他的父亲说:“为什么不把猫赶走呢?”赵国人说:“孩子, 我家的祸害在于老鼠, 不在于鸡。老鼠偷吃粮食, 咬坏衣服, 穿通墙壁, 毁坏家具, 我们就要挨饿受冻了, 这不比少几只鸡的害处大吗?少几只鸡, 我们还不至于挨饿受冻!但是要是把猫赶走, 老鼠就会毁坏我们家的一切东西, 我们就要饿死冻死的。”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 确实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但是中国如果不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倒退到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 或者走西方的道路, 社会面临的问题会更多、更难处理, 这在历史上是有痛苦教训的。当今中国的发展不会因为有一些杂音就会改变自己前进的方向, 中国人民绝对不会同意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或者是步西方的后尘。中国改革前进的车轮滚滚向前, 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俗话说, “开弓岂有回头箭”, 只有坚持改革的基本方向, 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 这才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二、改革、发展、稳定与和谐

1.“现在比以前哪个朝代都好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广东珠三角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偏远和农村地区的情况如何呢?2009年元旦, 广东韶关乐昌市党委政府领导带着慰问金和棉被、花生油等生活用品, 到该市北面的乡镇, 给群众送去新年祝福。走访第一站, 慰问团来到该市坪石镇金鸡村农户李鸡发家。屋外寒风凛冽, 屋内暖意融融, 老人高兴地拉起了家常, 聊得甚是投机, 生活柴米油盐的小事、街头巷尾的乐事、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大变化, 无所不谈。已70多岁高龄的李鸡发用朴素的话道出了农民的心声:“我活到这么大岁数了, 觉得现在农民的生活比以前的地主过得都要好, 生病了有农村合作医疗保障, 种田不用交‘皇粮国税’, 政府还有钱补贴, 现在比以前哪个朝代都好呀!”李鸡发老人由衷的话语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成就的最好注解。30多年后的今天, 在取得巨大成绩面前, 应清醒认识到改革的任务依然艰巨, 发展的时机依然紧迫, 稳定的压力依然存在, 只有很好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 才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通过改革人口管理制度, 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 增加了社会稳定系数, 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设。

2.“候鸟们”的幸福。

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从改革开放伊始, 就成为创业者的乐园, 它特有的包容气质和巨大的创业机会, 让成千上万的人慕名涌入。据最新统计数据, 深圳目前总人口已超过1400万人, 其中本地户籍人口200多万, 流动人口居全国各大城市之最, 约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10%。所以有人笑称, 深圳是一个“没有外地人也没有本地人”的“候鸟城市”。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为深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 庞大的外来人口也给深圳带来了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 特别是极少数外来人口的违法犯罪行为给深圳的社会治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深圳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一直领全国风气之先, 着眼于如何实现社会总体稳定, 激发外来人口为深圳的新一轮发展贡献力量, 共建和谐社会, 深圳市政府决定对备受关注的外来人口管理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2008年6月30日, 深圳市政府宣布将于8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居住证制度。8月1日上午, 来自广东省大埔县青溪镇上坪沙田心村的黄素芳, 在清水河街道办一楼大厅欣喜地领到了深圳市颁发的第一张《居住证》。这位10年前从沙头角一家服装厂的工人岗位做起, 如今已是清水河街道户籍管理员的女士讲, 在多年的来深经历中, 她曾办理过多张《暂住证》, 当拿到《居住证》时她明确地意识到, 深圳不再是漂泊旅途中的驿站, 深圳敞开胸怀接纳了她, 接纳了众多非深圳户籍的“候鸟们”。

从“暂住”到“居住”, 虽然仅一字之差, 但体现了深圳锐意改革、着眼发展、重视稳定与致力和谐的执政理念。同以往深圳的各项改革一样, 深圳的居住证制度的改革必将对广东乃至全国各地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与和谐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启示。

3. 南粤的“桃花源记”。

在2007年6月底,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61届联大主席、100多个国家总统、200多个国家部长等3000多名政府要员和世界500强企业领导人出席了联合国第七届全球论坛。这次论坛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评选“世界十大和谐城市”, 评选指数主要有八项:GDP指标, 人均收入低于联合国贫困线者不能参评;就学率, 少年儿童入学率低于90%者不能参评;就业率, 低于95%者不能参评;犯罪率, 高于1%者不能参评;绿化率不低于50%;空气质量, 每立方米颗粒物含量不高于0.15毫米;人均寿命, 连续三年本地区平均死亡年龄;幸福指数由国际调研机构进行调查。广东增城是唯一获得联合国和谐城市提名奖的中国城市。在这八项指标中, 增城的GDP为321.39亿元, 少年儿童就学率为99.97%, 就业率为98.76%, 犯罪率为0.154%, 森林覆盖率为51%, 空气质量为每立方米颗粒物含量0.049毫米, 人均寿命连续三年为80.49岁均达到联合国评选和谐城市的标准。

无独有偶, 2007年11月9日, 由华东理工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教授联合组成的“中国和谐发展课题组”发布了中国30个省区市、41个城市和谐发展指数, 这是中国第一个评价城市和地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指数。课题组从“经济增长指数”、“人文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生态文明指数”四大维度评价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41个城市的和谐发展水平, 从整体上判断和预测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与趋势。在41城市中排列前5名的城市为:深圳86.80分、厦门78.72分、杭州78.31分、威海77.79分、南京77.79分, 可以看出, 深圳的得分远高于排名于其后的其他城市。而中国地区和谐排在前5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是:北京86.45分、上海84.97分、天津75.39分、浙江68.18分、广东67.90分, 广东虽然位列第五, 但考虑到前三名是中央直辖市, 辖区面积和人口总量较小, 而广东是人口大省, 而且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 所以广东的和谐指数相对而言很高。

增城在中国城市中唯一获得联合国和谐城市提名奖与深圳荣获中国最和谐城市是对广东30多年来坚定改革、坚持发展、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最好褒扬和最佳诠释。南粤大地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 已从昔日一个经济社会落后的地区成为经济发达、社会和谐的人间桃源。

三、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

1.“日不落帝国”与猫。

潮涨潮落、月圆月缺, 美国的次贷事件与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 我们面前的世界是如此得丰富多彩、又是如此得让人迷惑:这个世界中的万千事物之间是什么关系, 众多事件之间又有什么联系。要弄清这个问题, 让我们先看看下面的关于猫与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故事。英国博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者达尔文在他的名著《物种起源》中写到, 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与猫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可能感到惊讶, 猫能在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历史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呢?让我们看达尔文是如何分析的。

众所周知, 18世纪初叶, 英国是凭借他所拥有的强大的海军, 南征北战, 到处掠夺殖民地, 称霸全球, 建立“日不落帝国”。英国海军之所以强大, 原因固然复杂, 但与该国罐头食品工业的发达不无关系。当时尚无电冰箱等制冷设备, 船舶出海人员的给养全靠罐头, 英国海军的主要食品是牛肉罐头。在英国, 红三叶草是牛的主要食物, 在田野里长得特别繁茂的三叶草, 是靠野蜂来传播花粉的。这种野蜂舌头尖长, 可插入三叶草红色花朵中的花蕊管内采蜜, 同时为三叶草传授花粉, 使其生生不息。如果没有野蜂光顾, 红三叶草的花朵开得再艳再旺, 也结不了籽, 繁殖不了后代。奇妙的是, 野蜂的多少, 又决定于田鼠的数量。因为, 田鼠常捣毁这种野蜂的蜂巢, 偷吃蜂蜜和幼虫。显而易见, 田鼠势盛, 野蜂便衰败, 红三叶草就不茂盛了。而猫则是田鼠的天然克星, 猫多田鼠必然少。达尔文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区域中有了大量的猫, 通过它首先对田鼠, 随着对野蜂的干预作用, 可以使那个区域里的红三叶草长得特别好。于是, 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 就跟猫发生了联系。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 表面看一些风马牛不相关的事物, 却是彼此之间紧密联系着。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 都同周围的其他事物存在着或明或暗、或简单或复杂的联系。我们在了解事物、观察世界时, 要注意把握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避免就事论事,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只见部分, 不见整体。当然, 事物之间联系的普遍性并不等于任何事物随便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联系起来。

2. 刘表失荆州与“非吴下阿蒙”。

事物的普遍联系必然导致事物间的相互作用, 而事物间的相互作用就必然引起事物原有状态或性质的不断变化, 亦即永恒发展, 换句话说,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这部中国老百姓很熟悉的历史演义小说, 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包含着大量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历史故事。

《三国演义》中的刘表所占据的荆州, 处于各路诸侯相互攻杀的中心地段, 是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刘表并不肯积极进取, 而是消极防御。此时占据许昌的曹操, “挟天子以令诸侯”, 怀有一统天下的野心。他对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虎视眈眈。曹操分析了形势, 决定先攻打袁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官渡之战。曹操远征袁绍, 许昌空虚。谋士建议刘表趁机抄了曹操的后路, 攻打许昌。刘表不答应, 坐失良机。官渡之战袁绍战败, 投奔乌桓。曹操又一次远征。此时客居在荆州的刘备劝刘表攻打许昌, 刘表说:“吾坐据荆州足矣, 岂可别图?”曹操解决了袁绍, 回头就大举进攻荆州。此时的曹操实力大增, 刘表已远远不是对手, 刘表忧愤交加, 一命呜呼, 其子刘琮举荆州投降曹操, 荆州终归曹操。刘表没有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没有根据形势的不断变化调整自己的策略, 没有认识到战场瞬间万变, 机遇稍纵即逝, 总是用静止的眼光消极观望。当曹操羽翼日渐丰满, 荆州的末日就到了。

吕蒙是三国时期吴国擒杀关羽的武将, 原来是一介武夫, 自幼随其姐夫邓当征战, 打仗勇猛。吕蒙性情暴烈, 曾经有一个人因为说他年幼不中用, 不过是敌人宰杀的对象, 吕蒙听后, 一怒之下将这个人杀死。此后, 由于他在战场上多次立功, 受到孙策、孙权的重用。有一次, 孙权劝吕蒙要多读书, 说你现在带军打仗, 多学点知识很有好处。吕蒙答道:我在军队里事务繁多, 实在是没有时间读书。可是孙权却说:你再忙难道比我忙吗?我让你读书不是让你们都成为博士, 只是希望你们增长历史知识, 开阔视野。从此以后, 吕蒙开始努力学习。鲁肃接任吴国统帅。鲁肃早先知道吕蒙是文盲武将, 很看不起他。有一次, 鲁肃路过吕蒙防地, 提出好多战略上的问题, 故意为难他。鲁肃本以为吕蒙会瞠目结舌, 不料吕蒙对答如流, 有的连鲁肃也未曾想到。鲁肃大为惊喜, 称道:你学识渊博, 不再是过去的阿蒙了。”吕蒙答道:“士别三日, 即更刮目相待。”后来的人, 便用“士别三日”这句话, 来称赞人进步很快的意思。鲁肃用静止的眼光看吕蒙, 他没有意识到世界是永恒发展的, 人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只要勤奋学习, 不断追求, 就会取得进步, 令人刮目相看。

3.“君住珠江头, 我住珠江尾。

”世界既是普遍联系的, 又是永恒发展着的, 通过上面的几个例子, 可以更形象、更深刻地理解这个道理。其实, 掌握这个哲学原理, 对于搞好经济工作、促进科学发展是很有用处的。大家都知道珠江是广东的母亲河, 由西江、北江、东江及珠江三角洲诸河四个水系组成, 分布于中国的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六个省 (自治区) 。珠江的主流是西江, 发源于云南省境内的马雄山, 在广东省珠海市的磨刀门注入南海, 全长2214公里。珠江上游的云南等省份和下游的广东省虽然是“君住珠江头, 我住珠江尾”, “共饮一江水”, 但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比较少。由于广东地处沿海、毗邻港澳,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高于珠江流域其他省份。但是近些年来, 广东也面临着土地资源瓶颈制约和产业转型升级问题。同饮珠江水的广东和其他各省区认识到,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发展的大背景下, 加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对于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 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 增强区域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2004年6月, 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简称“9+2”) 在广州共同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就是从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视角看待泛珠三角区域的发展, 认为泛珠三角区域只有加强相互联系才能加快各自发展, 也只有加快各自发展才能加强相互联系, 是运用哲学原理指导具体工作的典型事例。

四、坚持统筹兼顾

1.“五子登科”新传。

所谓统筹兼顾是指在工作中要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打个比方说, 武侠小说中的高手在和一群江湖对手搏斗时, 为了防止自己受伤, 他必须“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在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现实基础上进行的, 要顺利地实现发展目标, 必须兼顾、调节并处理好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具体关系。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 珠三角地理局限日趋明显, 发展空间狭小, 资源相对匮乏, 依靠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已无法承载珠三角的发展, 新的主导产业又缺乏发展空间, 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同时, 广东山区和东西两翼发展空间相对宽松, 自然资源丰富, 但由于缺乏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关键生产要素, 投资环境整体上与珠三角差距较大, 后发优势没有充分发挥。也就是说, 广东的发展应统筹考虑珠三角、广东山区和东西两翼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兼顾各地发展的不同特征, 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和可持续发展。

2. 要树还是要路?

发展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对象性活动, 人类对自然越来越多的索取与自然可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来突出, 怎样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呢?让我们听听2005年5月28日在广东省一级学校——番禺市桥城区德兴小学里的一次讨论吧。在教师的悉心指导、家长的积极参与和社区的大力支持下, 德兴小学一到五年级的23个班分别在“走进绿色世界”的大主题下, 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探究主题, 在《要树还是要路》的讨论中, 老师设置了这样一个情境:番禺市为了加快发展, 需要修建一条经过番禺莲花山的高速公路, 但是在施工时发现, 这条路基边上有两棵百年古树, 在这种情况下, 是要树要树还是要路?同学们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大家觉得我们既要树又要路, 因为没有树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的话, 会影响番禺人民的身体健康;而不改善交通的话, 经常塞车, 也会给番禺人民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 影响番禺市经济的发展。最后大家提议进行线路修改, 绕过两棵百年古树。

学生们的讨论其实涉及到了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为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基础和优良的生存空间,

3.“留住透明的呼吸。

”“遥望远处辽阔的天地, 我们看不见分明的四季, 风雨带来一片灰色的尘粒, 怎么可以留住透明的呼吸。”这是《蓝色天空》中的一段歌词, 表达了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憎恨, 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广东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 在发展中十分重视协调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广东省河源市就是因为外商投资有污染, 最后这项投资被该市拒绝了,

河源市地处东江流域, 东江是广东珠江水系三大河流之一, 发源于江西寻乌县, 自东北向西南流入河源, 从惠州经东莞虎门出海, 全程562公里, 其中河源段279公里。河源市87.5%的地域属东江流域。河源因东江而美丽。那山那田, 那树那天, 都因东江变得格外清纯。东江因河源而骄傲。且不说秦平百越后, 南越王赵佗最早在她的河畔传播中原文化;就是近代, 抗日战争时期, 东江纵队也曾在她的密林里建立了赫赫战功。而今, 河源人民为了维护母亲河的纯、清, 又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河源山青水秀, 其充足的人力、林业和水电资源, 令外商格外垂青。1994年, 日本一家大造纸公司拟投资10亿元, 与河源市合资兴建一家年产量30万吨的亚洲最大纸浆厂。若这个项目能上, 一年将可增加30亿元的产值和6亿元的税收, 这对当时全年工业总产值只有25亿元的河源来说, 真是颇具诱惑力。但为了保护好东江水质, 河源人民还是忍痛割爱, 拒绝了这个项目。类似的还有投资上千万元的制革厂等。

五、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 燕太子丹赠手。

战国后期, 在秦国作人质的燕国太子丹从秦国逃回以后, 为了报被囚之辱, 解国亡之忧, 于是广招天下的勇士, 寻找海内的英雄, 不惜用燕国的全部财富奉养他们, 以刺杀秦玉。鞠武向太子丹推荐了田光, 田光又向太子丹推荐了荆轲。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 居上等的馆舍, 太子丹每天亲自上门, 供奉牛羊猪肉, 并不时送来珍奇宝物, 车马和美女更是随意供奉。一天, 太子丹陪荆轲在池边观赏, 荆轲拾起一片瓦投向池中的乌龟。太子丹马上让人捧来金瓦, 荆轲投尽了, 太子丹再命人捧来, 直到荆轲不愿投为止。另一天, 太子丹陪荆轲一起骑乘千里马, 荆轲说:“听说千里马的肝味道很美。“太子丹马上命人杀死千里马, 取下马肝献给荆轲。又有一天, 太子丹为荆轲设宴华阳台。酒酣, 太子丹命美人前来弹琴, 荆轲赞赏说:“一双巧手!”太子丹就把美人送给荆轲。荆轲说:“我只爱她一双手。”太子丹就让人截断美人的双手, 用玉盘盛着献上。荆轲喜欢的是一双生在美人身上的能弹琴的“好手”, 但一旦从美人身上斩断, 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手, 只能是“名义上的手”了, 最终也就成为“废手”。从哲学意义上说, 系统是由事物内部互相联系着的各个要素、部分所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是普遍存在的, 但又不是孤立存在的。整体与部分相互依赖, 没有部分, 不会有整体;没有整体, 也无所谓部分。部分离不开整体观念, 离开整体的部分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因此无论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一定不能离开社会整体, 否则就是畸形发展, 就不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抓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个文明建设, 夯实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民主政治基础、文化思想道德基础、社会基础和生态资源五大基础。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 达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互联系、相互贯通, 体现出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

2.“滔滔江水荡清波。

”珠江是广东的母亲河, 哺育着千万南粤儿女。上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珠江像我国许多大江大河一样, 难逃被高速污染的命运, 江面垃圾漂游, 江水黑臭油腻, 畅游珠江早已成“老广州”的美好追忆。近年来, 广州市政府狠下决心投巨资整治珠江, 使珠江水质日渐好转。

2009年3月18日, 全世界水行业者最大的盛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 来自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近29000多名与水有关的官员、专家、企业家都汇聚在此, 参加由世界水理事会和土耳其政府举办的第五届世界水论坛, 该论坛是世界上最大规模、也是最具权威、最为重要的世界水论坛, 广州市因在大力推进水环境治理方面所采取的行动获得了世界水理事会专家的高度评价, 从全球30多个参评城市中脱颖而出, 荣获“第五届世界水论坛水治理奖”第一名。广州市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大型城市, 这些年来坚持不懈治水的决心和历程, 特别是实施水资源治理的决策, 由于其长远性、创新性、项目实施成本以及受惠人口比例受到第五届世界水论坛和各国专家与代表们的高度关注, 并得到了国际评审委员会的特别青睐, 认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实施环境治理也将起到示范作用, 将这一最高的奖项颁发给广州, 是为表彰广州市在保护水资源和改善人居环境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广州在30多年改革开放率先发展历程中, 一直努力避免重蹈许多城市经历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轨迹,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水环境受到污染的压力不断加大。从1997年开始, 广州启动大规模治水。从1997年到2008年, 广州市人口增加了几百万, 生产总值增加了4倍多, 而流经广州的珠江干流水质已经从最差时的劣五类回复到四类, 扭转了水环境的恶化并开始好转。广州今明两年用于治水的资金预计超过前十年的总和, 并相当于财政预算1/3, 充分显示了广州城市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决心。

3. 再奏“春天的故事”。

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问题及其展望 篇3

一、我国与欧盟经贸发展存在的问题

1。反倾销中的歧视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新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到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自1978年以来，已经有2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了422起反倾销调查，而其中欧盟占90起，排名第一。此外，欧共体也是对我国出口产品第一家提出反倾销调查的经济体。在欧盟的反倾销法中对我国的国有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认定国有企业享受政府的补贴，不接受相关企业提供的成本数据，而采取所谓的按照市场经济第三国同类产品成本的方法来判断与推算我国产品的倾销事实与幅度。

2．非关税壁垒的多样性。突出表现在数量配额、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方面。在我国向欧盟出口的部分农产晶、纺织品、打火机及冻鸡肉等产品，由于受到非关税壁垒的制约而影响了出口。单方面的数量限制问题。1994年颁布了对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产品进行配额管理的办法，以欧盟统一的配额管理取代了国别限制，提高了数量限制的力度。对我国出口欧盟的鞋、陶瓷器皿等七大类最优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商品设置了进口数量限制。

3．市场准入壁垒高。市场准入是欧盟手中持有的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以正在逐渐扩大的欧盟市场的开放为条件，来换取对方国家开放市场。欧盟的贸易壁垒法规是采取市场准人措施的基本法规，据此欧盟可以单方面地暂时停止其所承诺履行的义务，单方面采取提高进口关税、实施数量限制的措施，作为向对方开放市场的要价。

二、普惠制问题对中国外贸的影晌

“普惠制”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包括某些初级产品)的一种普遍的、非歧视的、非互惠的一种关税优惠制度。目前，全球共有28个国家给予我国“普惠制”待遇，其中，欧盟15国超过总数量的一半。普惠制产地证书的签证工作对促进外经贸发展起重要作用。1997年至2002年，仅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签发的普惠制产地证就有393．5万份，签证金额为709．2亿美元。为企业获得关税减免约35．5亿美元。去年该局为外贸企业签发普惠制产地证的签证金额为155．6亿美元，占全广东省外贸出口总额的13．2％。

1980年欧共体给予我国出口产品以普惠制待遇，促进了我国对欧共体的产品出口。但是欧盟于1995年开始分三个阶段实施为期十年的新普惠制度，旨在限制竞争力强的国家和地区享受这一待遇，只提供给最穷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被列入第二类国家即属于竞争力较强的国家，被划在可能不再给予普惠制待遇的范围内。近几年，随着中欧贸易中中方贸易顺差的增加，我国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加之欧洲经济增长缓慢和近期欧元汇率的坚挺，给欧盟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今年5月8日，欧盟部长理事会发布了第815／2003号条例，从2003年11月1日起，欧盟15个成员国将中国在“普遍优惠制”(GSP)下享有的出口商品优惠关税，由目前的3．5％提高到5％，从2004年5月1日起，将正式取消给予中国的“普惠制”。由于欧盟普惠制对其它受惠国和地区的同类产品仍给予关税减免优惠，因此，欧盟此举对中国产业的负面影响极为深远，首当其冲的是将导致被取消产品在给惠国市场难以立足。尤其是彩电、微波炉等利润已经微乎其微的家电产业。其次，还可能会影响到制造业领域的跨国巨头转移投资。

为减少因普惠制对外贸出口的影响，有关部门应帮助企业尽可能确切了解、掌握欧盟新的普惠制产品毕业安排将会对其产生的影响，使企业能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同时，建立预警机制，使企业根据毕业机制的产品分组和每年审定的特点，适时调节产品种类或向欧盟出口的产品种类，以尽可能减少毕业的可能，或增大已毕业产品重新获得普惠制待遇的机会。

此外，从欧盟普惠制方案的内容看，欧盟会长期运用普惠制平衡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其的贸易，因此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会长期给予更为优惠的政策，欧盟方案不仅规定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不采用毕业机制，而且规定对原产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受惠产品，除香蕉、稻米和糖外，一律给予免除关税的待遇；同时，根据《洛美协定》，欧盟对于来自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及96％的农副产品给予特别优惠的关税待遇。因此，中国有条件的企业可考虑向这些国家和地区投资，获取当地原产证书，以便充分利用欧盟的普惠制。尤其是中国一些本土市场已饱和产品的生产企业，还可以就此开拓新的市场。

另外，普惠制被迫取消，政府在产业结构上亦可做相应调整，以弥补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最根本的措施还是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树立品牌意识，以质取胜，以晶牌优势提高自身竞争力。

三、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

我国加入WTO的因素。它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取向，要求我国按照国际规范开展对外经济和贸易活动，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框架内解决可能发生的反倾销、技术性贸易壁垒以及人为限制双边贸易的争端。我国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对外资，包括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会逐步增强。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的态势日趋明显，而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强化欧盟在投资和技术转让等方面合作的扩大和加强。

源于欧盟逐步走向开放的一体化模式。尽管欧盟作为一个机制化的一体化组织在冷战之后主要采取扩大成员国的路径扩展自己的活动空间，但是它也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取向，先后制定了走向亚洲新战略和与我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文件，表现了欧盟对开展与亚洲各国关系的重视，尤其是对我国这个新兴的有着巨大潜力的市场的重视。

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篇4

日美之间的问题实质是要不要继续维持日美同盟以及如何维持同盟的问题。鸠山外交的调整意向严重干扰了美国的亚洲战略，美国动用一切公共外交手段，引导美日媒体就有关安保同盟之必要性展开舆论攻势。鸠山失败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菅直人政权引导日本外交重心向日美同盟的回归，同时，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日本借助美国力量，通过联合军演高调宣示了日本在东亚的存在。

日本的对华关系与对美关系是同步进行快速调整的。日本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配合美国宣扬“中国威胁”论，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处理方式打破了此前中日双方的默契和常态，更加使得双边关系紧张、复杂。

应当看到，中日关系的背后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是，尽管日本将本国外交的基点与日美同盟关系画上了等号，但是，美日同盟关系却并不等同于美国外交的全部。在中日关系的背后也同样存在着中美关系的因素，而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虽然是冲突与合作并存，但应该说合作还是中美之间的主流。因此，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日本领导人确实出现了误判。

2010年8月的安保恳谈会报告和12月出台的日本新防卫大纲及其中期防卫计划都充分显示出，防范中国是其最为核心的内容。日本的战略疑虑不仅对双方关系的稳定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也证明日本并不相信中国的和平发展目标能够实现。日本对华心态的变化导致其外交决策心理环境的变化。

中国的崛起是否意味着战争威胁？这要看中国是否有这样的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答案是清楚的，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充分的能力。和平与发展是中国的战略目标和行动原则，中国必须也不得不专心致志于自身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尽管中国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但经济规模不等于竞争力，更不等于军事强力。中国在经济、军事、软实力上距离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距离日本能够保持42年的世界第二，也还要经受41年的考验，而日本的海洋发展实力、现有舰艇的高科技含量以及航母制造能力都远高于中国。如果过于夸大中国的军事力量，渲染中国的潜在威胁，会导致不由自主地站在对立的立场，扰乱中日关系的大局。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要谋求一个什么样的中日双边关系，是对立的，还是合作与协商的？

不可否认，中国外交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如何解决经济和战略走出去的“不平衡。中国应当有足够的军事能力，为内部经济发展和外部贸易安全服务。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希望中国就军事现代化意图以及军费的增加采取更加公开、开放、透明的态度，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期待。军事发展越是处于“孤立”状态越容易引起外界的战略猜疑，因此，中国需要以开放的心态与周边国家建立军事上的双向开放与互信。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需要以双方的战略互信为基础。中国与日本作为近邻不能不打交道，两国的自身发展都需要稳定的周边关系。中日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带动战略互信的加深，这既是近年双边关系的新特点，也是新问题。虽然外交上的突发事件不可能消除长期以来已经建构的双边经济关系，但一定会伤害或阻碍关系的正常发展。

纵观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在处理双边关系上，政治领导人的外交引航作用至关重要，中日关系上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印证了这一点。外交问题要通过成熟的外交途径和手段及时处理，而不能将其置于民意情感中放任自流，政治领导人尤其需要谨言慎行。中日关系上存在钓鱼岛领属争议和海洋划界等敏感问题，两国领导人之间应及时就突发事件进行沟通与协商，同时，双方应建立争议地区的中日共同管理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中日双方可以协商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沟通机制，并使该机制常态化运作。

民意情感的形成基础是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其中媒体起着最突出的作用。在应对中日双方突发事件中，控制民族主义情绪，防止双方情感化对立，事关中日关系正常发展和地区安全的大局。媒体的过激话语表述和不全面的选择性报道，影响了社会广大读者对事件真实性、客观性的了解；媒体特殊“权力”的不当行使，实质上是对读者客观地判断事物的权利的剥夺。建议中日双方的媒体之间开展“媒体权力的限度和社会责任”的公开讨论。希望通过公开讨论，促进媒体自律性的提高。

肉牛产业的现状与展望 篇5

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和人们消费能力显著提高，以役用为主的牛逐渐退出劳动力的历史舞台，成为餐桌上大量消费的优质食品。目前，牛肉消费需求强劲和牛肉供应短缺，导致价格迅速上涨。据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统计，2012年我国人均消费牛肉4.2 kg，牛肉消费量552.4万t，排世界26，存栏约6 500万头，牛肉产量554万t。美国农业部预测2013年中国肉牛存栏数将下滑到2011年以下水平，至4 630万头，这大致相当于每28人一头肉牛，而美国是每11人一头。国内牛肉供应已经无法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然而当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肉牛提供肉源不足的这一现状时，却忽略了奶牛这一有着巨大潜力的肉源的行业，在肉牛产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奶公犊一向是中高档牛肉的生产原料，我国相对滞后，主要依赖进口，奶公犊的科学利用是弥补中高档牛肉缺口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我国，奶公犊传统处理方式是出生后直接卖给药厂抽提血清，只有极少数用来育肥牛和小牛肉（小牛肉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肉类，一般主要来自于荷斯坦公犊牛）的生产，造成了牛肉资源的巨大浪费。目前，牛肉供应短缺和奶业波动的现状，使奶公犊资源的利用逐渐成为政府和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奶公犊牛产业将在未来中国传统乳业和肉类产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相应的奶公犊牛饲料饲养以及相关配套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则对我国奶公犊牛产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支撑作用。国外奶公犊牛产业的发展现状

目前，利用奶公犊牛生产高档小牛肉作为终端食品消费的国家，主要在欧洲和北美，据统计，欧盟有45%牛肉来自奶牛群，英国80%来自奶公犊与淘汰奶牛，美国30%来自奶牛，日本牛肉55%出自奶牛群，其中80.3%出自奶公犊（陈宁，2008）。在西亚以色列等国肉牛产业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国内肉用牛占16.1%，奶公犊牛和淘汰奶牛占45.7%，大约10%公犊牛出生后被转到育肥场，在6月龄、体重220 kg时出售（罗晓瑜，2012）。小牛肉生产主要是以奶公犊牛利用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其他品种，如奶牛和肉牛杂交的后代、肉用牛专用品种安格斯和利木赞等。

1.1 欧盟小牛肉生产概况

在欧盟，奶公犊牛主要用于生产高档小牛肉，前3位生产国分别是荷兰（150万头）、法国（140万头）和意大利（80万头）。2008年欧洲共出栏580万头小犊牛用于高档小牛肉生产，共生产了806 000 t胴体，欧盟国家平均每人每年消耗1.6 kg小牛肉，最大的消费国家是法国（4.4 kg）和意大利（3.6 kg）。利用奶公犊牛生产小牛肉产量最大的国家是荷兰，其次是法国（Sans，2009）。荷兰利用月龄6-8个月的奶公犊牛生产的高档小白牛肉占市场份额50%，其他50%来自淘汰奶牛肉和少量肉牛专用品种提供的牛肉（张越杰，2011）。

1.2 北美小牛肉生产概况

在北美，利用奶公犊牛生产小白牛肉仍然是美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大概能够带来7 亿美元的收益，同时，小白牛肉生产相关的产业链，如犊牛和乳品加工副产物贸易等能够为美国奶牛业带来2.5 亿美元的收益。美国小白牛肉生产地主要为印第安纳、密歇根、纽约、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辛等州，主要生产模式为家庭犊牛肥育场，每个家庭大约饲养250 头犊牛，他们购买体重约为100 磅（45 kg）的犊牛，主要为荷斯坦，饲养18～20 周，体重达到475～500 磅（215～227 kg）时屠宰。

2011年，加拿大1 235个农场饲养了235 037头奶公犊牛用于生产小牛肉，魁北克省占52%，安大略省占45%，其余3%来自内阿尔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其中，30%是全乳饲养生产小白牛肉，约5个月龄体重达到182～205 kg出栏屠宰；70%用于生产小红牛肉，经过6-7月龄体重达到272～319 kg出栏屠宰（Greter，2012）。

1.3 奶公犊牛的饲养和福利制度

欧盟国家和北美等对小牛肉需求量较大的国家，其奶公犊牛生产利用已经专业化、研究系统化，形成了十分完整的全产业链运作。以欧盟和北美为代表的奶公犊牛生产技术已经十分成熟，日增重在屠宰日龄时普遍可以达到1.25 kg以上，各国农业部或生产协会都制定了一整套犊牛的饲养管理规范、屠宰标准、胴体和肉质评定。

奶公犊牛饲养的福利不仅仅体现在对饲养环境的要求上面，欧盟和北美等国家已经相继出台了奶公犊牛饲养标准细则，涵盖动物营养、疾病防治、动物行为和运输条件等要求。以加拿大为例，其先后在1994和1998年出版了关于奶公犊牛饲养的实施细则和福利审查手册。

1.4 奶公犊牛屠宰分割

北美肉类加工协会出版的肉类购买指南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出版的小牛肉的胴体和分割标准对小牛肉的屠宰分割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包括分割部位名称、产品编号、各部位重量范围以及条形码等相关内容。

美国小牛肉质量等级依据梯形结构和肉质，主要包括：特级（Prime）、优级（Choice）、精选级（Select）、标准级（Standard）和实用级（Utility）；产量等级：无。加拿大现行犊牛胴体分级由加拿大食品检疫局（CFIA）制定，胴体重在180kg以下的犊牛肉根据肉色、肌肉度和脂肪覆盖度共分3等10级，为A1、A2、A3、A4、B1、B2、B3、B4、C1和C2。

欧盟犊牛肉分级标准主要有肌肉颜色、胴体形态和脂肪覆盖3个指标，肌肉颜色以分值作为评判标准，其中1-10是评判白牛肉，11-13评判粉牛肉。胴体评判主要分为6级，针对肌肉组织的主观评定，包括S（Super-超级）、E

（Excellent-优良）、U（Very good-非常好）、R（Good-好）、O（Fair-一般）、P（Poor-差），其中每一级又分为3级。脂肪覆盖程度用数字1（Low-非常少）、2（Slight-少量）、3（Moderate－适中）、4（Fat－丰富）和5（Very Fat－非常丰富）表示，分值高则脂肪厚。

澳大利亚小牛肉按照热胴体重是否超过150 kg，分为轻型小牛肉和小牛肉两种，其中轻型小牛肉又具体分为不超过40 kg和不超过70 kg两种，小牛肉热胴体重70.1～150 kg。按肉色分为V1、V2、V3、V4和V5。

其屠宰加工后的副产品，如脂肪和脂肪酸、肠、骨头、角和蹄等在医药、食品、化工和轻工纺织等领域都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国内奶公犊牛产业的生产现状

2.1 国内奶公犊牛产业的生产方式

我国奶牛品种主要是中国荷斯坦牛。我国没有权威的奶公犊统计数据，如果按成年牛60%、繁殖率70%、繁殖后代性别比率50%及犊牛成活率95%的比率计算，奶公犊产量在2000年就已经达到97.5万头，2007年约298万多头。

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对2008和2009年全国奶公犊利用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奶公犊的利用途径是育肥和提炼血清。曹兵海（2009）对全国范围内奶公犊牛的利用现状进行了调查，在包括奶牛主产区的23个省（区）获得了395个样本（奶牛养殖场、小区、户），其中有效样本192个，结果显示：

1）奶公犊牛的肉用利用率为69%（其中育肥利用率为54%），抽提血清利用率为31%。同时，还有部分犊牛出生后直接宰杀卖肉或卖给牛贩子等。

进入2013年，奶公犊牛饲养规模迅速增加。以黑龙江省为例，现有奶牛养殖场、小区及养殖户出生后的奶公犊牛90%进入育肥生产领域，但生产方式比较粗放，经过30个月左右的饲养周期，体重达到500 kg左右时以育肥牛出售，终端产品牛肉没有细分。

2.2 国内奶公犊牛产业的生产水平

目前，我国国内奶公犊牛生产水平非常落后，与成熟的欧美发达国家奶公犊牛生产水平相比差距很大，但是我国也已经具备了奶公犊牛产业发展的基础。

2.2.1 拥有较大的奶牛生产群体

据第三届中国奶业大会统计，2011年全国奶牛存栏1 440万头，按此数据推算，我国每年大约有300万头以上的奶公犊牛产生。

2.2.2 生产技术体系初步完善

我国在2007、2008年初步完成了奶牛和肉牛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在各主要省市完成了首席科学家和实验站的设立，围绕奶公犊牛生产的相关科研试验已经陆续开展。

2.2.3 国家政策和资金

政策方面，农业部在2003年第一轮《奶牛优势区域发展规划》建设的基础上，组织制定并实施了《奶牛优势区域发展规划（2003-2007年）》《全国奶业发展规划2009-2013》等若干关于支持奶牛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资金方面，2008-2012年，中央财政投入38亿元；2013年，农业部加大对奶源建设的投入，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项目资金从5亿元增加到10亿元。

2.2.4 专业化企业

2009年4月8日，神泽集团正式成立，是中国首家按照欧盟最高标准从事小牛肉一体化生产、屠宰、加工和销售的企业，以满足中国和欧洲市场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因此，我国奶公犊牛产业已经具备了市场需求，国家政策资金支持、完善的科研体系和产业化基础，起点较高。肉牛产业发展的未来

按我国农业部和欧盟专家对奶量分析的数字折算，到2030 年，中国能繁母牛存栏将达1 500万头以上，以每年60%繁殖率、85%成活率，其中50%是公犊牛计算，届时将有382.5万头奶公犊牛出生。因此，充分利用我国奶牛资源，利用奶公犊牛进行牛肉生产具备良好的物质基础。

3.1 良种繁育

良种是肉牛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和物质基础。目前，国内外采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Marker Assisted Selection MAS），直接从DNA分子水平上反映种间差异，不受环境、发育阶段、组织等影响，稳定可靠，多态性好，因而在家畜育种中被广泛利用（李娜，2012）。据统计，我国先后引进20余个肉牛品种，杂

交改良牛约2 000万头，500 kg体重的育肥牛屠宰率58%～61%，净肉率48%～50%，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肉牛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自主育成夏南牛、延黄牛和辽育白牛3个肉牛新品种（牛志，2011）。

虽然我国牛品种很多，多年的育种工作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我国良种繁育工作仍然面临着：主要肉牛品种育种思路不清晰，自主培育种牛机制不完善、地方牛种资源保护和利用能力不强、缺乏肉牛杂交改良规划等问题。

3.2 国家、行业标准

饲养标准中肉牛营养需要是肉牛饲料配方设计的重要依据，是合理利用饲料、提高生产性能、增加经济效益和实现科学化饲养的基础（伊涛，2010）。目前，主要有美国 NRC（2000）肉牛营养需要量、英国 ARC 肉牛饲养标准和法国 INRA 肉牛饲养标准、中国肉牛饲养标准（2004）、日本肉用牛饲养标准（2008）。虽然现在肉牛生产可参考的饲养标准已经提供了比较详尽的内容，但是与生产实践的距离还是很远，特别是在基层养殖户中，有些养殖户甚至用肉鸡料饲喂育肥牛，因此，如何将饲养标准在肉牛生产实践中更好地应用，还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花大量时间进行推广，同时通过实践数据的反馈提高和修正饲养标准，如2009年英国更新饲养标准，对肉牛维持能量和蛋白质需要量都进行了大幅度上调。目前，我国利用奶公犊牛生产牛肉，其饲养标准还处于空白阶段，因此，要借鉴国外已有相关饲养标准，通过目标产品定位，即利用奶公犊牛生产什么样的牛肉，开展相关试验研究，提高我国肉牛产业化饲养标准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在这方面，日本的和牛生产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随着进口牛肉贸易自由化，为了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牛肉，日本更加重视脂肪杂交。

我国先后在2003年７月和2011年12月颁布了牛肉质量分级的农业行业标准（NY/T 676-2003）和牛胴体及鲜肉分割国家标准（GB/T 27643-2011），来指导和规范肉牛屠宰加工企业牛肉产品的生产。2008年6月，农业部“948”项目和中法肉牛合作项目支持完成的“中国肉牛追溯系统”为我国生产可追溯牛肉进奥运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受制于我国牛肉产品的消费传统和消费水平的制约，目前市场上由规范的肉牛屠宰加工企业生产的牛肉仅占15%左右（王国桂，2006），同时，尚没有一套完整的犊牛肉分级系统，无法正确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何生产和选购优质小牛肉。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了食品加工、安全产生的的各个环节，要吃得明白、吃得安全和营养，对牛肉产品的详细说明有利于牛肉产品的销售和增加牛肉需求。在美国，同样是700磅（315 kg）重的优级和精选级胴体的价格差为每头0～140美元，因此，肉质评级体系可以使肉牛生产者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目前，我国通过评级体系的建立和推广，借鉴GMP、HACCP等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制定推行我国牛肉生产全程质量控制体系，以提高我国牛肉生产水平、牛肉质量及市场竞争力（高峰，2002），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牛肉产品，对促进肉牛产业的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牛肉生产的相关部门，包括政府、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要引导消费者对牛肉营养价值认识的不断加深，牛肉生产企业要根据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将市场细分，开发新产品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喜好，在关注牛肉产品本身消费的同时更要关注其产品相关的“文化附加值”，积极拓展和提高肉牛产业链的整体价值，培养消费者对国有品牌的忠诚度。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未来肉牛市场的竞争将是十分激烈的，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牛肉生产企业的有力竞争，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3.3 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是肉牛产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人均拥有的成熟土地资源0.21 hm2，仅为澳大利亚（25.16 hm2）0.8%；人均水资源2 292 m3，仅为加拿大（98 462 m3）2.3%（武英耀，2009），草原生态呈衰退趋势，我国约有 0.87 亿 hm2草地沙化、退化、盐渍化，水资源生态严重短缺，我国有 18 个省区、30%国土、60%人口处于严重缺水的边缘（李季，2009）。而肉牛饲料中粗饲料饲喂量占80%左右，如果接近美国的产量，实现年产1 000万t牛肉的目标，仅肉牛产业每年就需要大约18 250万t粗饲料，因此，肉牛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严格保护耕地，加快农村土地整理复垦”，“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强化规划和计划管控，严格用途管制”，要坚守《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提出的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我国粮食产量安全，从国家政策层面对自然资源进行了保护，也间接地保护了肉牛产业发展必须的自然资源。

3.4 营养研究

肉牛养殖发达国家对于肉用犊牛的营养需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2001 年在犊牛营养需要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出版了奶牛营养需要（NRC）第七版，但是很显然犊牛的营养策略受研究经费所限制，并不是最佳营养需要（Amburgh，2005），NRC（2001）关于体重低于 100 kg 的犊牛营养需要是根据 100～150 kg 体重青年母牛生长需要量推算的（云强，2010）。

蛋白质是经济动物在生产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其研究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虽然国外科研工作者对犊牛阶段的蛋白质需要量展开了许多研究，但是研究结果并不一致，Roy（1980）和Luchini（1991）认为出生 8～10 周龄犊牛料中粗蛋白质（CP）含量应为 16%～18%，而Leibholz 和 Kang（1973）认为犊牛日粮中粗蛋白质含量为 15%时，可以与 18%蛋白质水平获得相同的增重效果，只是氮沉积较低。

由于我国奶公犊牛产业刚刚起步，生产水平还比较低，相应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在近几年大量展开。1991年，我国针对后备奶犊牛的营养需要陆续展开研究；2000年以后，以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刁其玉老师为代表的团队（张蓉，2008；李辉，2008；张乃峰，2008；张卫兵，2009），从营养的水平、来源、模式以及添加剂等对后备奶犊牛展开了相关的初步研究，同时部分研究者（张召兄，2007；王文奇，2006；李伟，2010）开始从奶公犊牛营养角度出发，围绕着奶公犊牛的生产利用开展了相关的研究，研究结果更多趋向于高蛋白质犊牛料体现出较为良好的生长性能。

我国创伤骨科现状与展望 篇6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骨科医院

裴国献

创伤骨科学是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从骨科学衍生出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自20世纪末以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与脊柱外科、关节外科一起同为骨科学三大主干学科。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交际及流动范围的迅速扩大、延伸与频繁，伴之交通手段的快速发展，则创伤的发生率、特别是高能量创伤亦呈逐年增高趋势，因而创伤被国际上誉为“发达社会病”而跃居全球三大死因之一。对此，与之紧密关联的客观现实促进了创伤骨科学的迅速发展，亦同时对创伤骨科的基础与临床则不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及新的挑战。本文就我国创伤骨科的基础与临床现状作一归总分析，并对其发展对策作一刍议，旨在与创伤骨科同仁共勉，瞄准国际学科前沿，共同提升我国创伤骨科的技术水平。1．骨科创伤基础研究已具一定深度

我国学者近年来在骨科基础研究方面主要开展了骨创伤修复材料、骨折愈合机制及促进骨折愈合、骨创伤生物力学、脊髓损伤的基因、干细胞及生长因子的治疗等，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促进了临床工作的开展[1]。在组织工程骨、软骨、血管、神经及肌腱的构建研究方面进展较快，成效显著，部分组织工程构建的组织已进入临床前期研究阶段，其中组织工程骨、软骨已初步试用于临床。组织工程研究工作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某些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创伤骨科临床研究方面紧密结合临床实际，开展了系列设备、器械的革新及临床新业务、新技术的实施。同时近几年各个亚专科相继制定推出了相关疾病、创伤的分类标准、治疗方案及临床评价标准，进一步规范了临床诊疗及评估工作，缩短了与国际上的这一差距，有力推动了临床诊断治疗水平的提高。

目前我国骨科的基础研究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较为薄弱，对此分析究其原因应与下列因素有关：①基础研究相对起步较晚；②对基础研究工作重视程度不够；③研究经费欠充足；④专职骨科基础研究人员为数不多，基础研究大多为在校研究生课题，缺乏连续性、深入性，难以形成前沿性、高深度的原创性研究工作。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基础学组的成立及不定期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将会对改善我国骨科基础研究现状、提升基础研究水平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CT三维重建影像技术已引起临床的关注

近年来CT技术发展迅速。从最早的非螺旋CT到单层、多层螺旋CT（multi－slice spiral CT，MSCT），直到目前的64层螺旋CT，已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容积数据采集。该技术在无创性影像诊断学中开创了一个全新领域，已成为骨科临床不可或缺的检查手段之一。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CT三维重建技术在骨科中逐渐得到应用，显示了传统X线片无可比拟的优势。MSCT可进行薄层扫描，能显示直径为1mm的病变。重建层的三维图像直观、立体，可以显示各部分间的位置关系。通过三维图像的旋转和表面遮盖技术，能够去除所显示主体周围不需要的组织对主体的遮挡，并从多角度、多方位对骨折进行观察、分析，对此，特别适用于机体深部及周围组织过多的骨折的检查，如骨盆与髋臼骨折、脊柱骨折。这一新技术的应用为骨科临床在疾病的诊断及手术方案的制定等方面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目前创伤骨科已采用CT三维重建技术用于复杂骨盆和髋臼骨折、脊柱骨折、肩胛骨骨折及关节内骨折（如胫骨平台骨折）等创伤骨科的诊疗中[2]、[3]，大大提升了临床诊断与治疗水平。

3．骨折治疗的微创理念临床医生业已建立

微创外科理念推动了骨折治疗理念的转变。从AO早期提倡的骨断端加压和坚强固定，过渡到强调骨折的生物学治疗（biological osteosynthesis BO），这一理念目前已被临床医生广泛接受并付诸于临床实践。重视骨折局部软组织的血运，固定坚强而不必加压是BO的内涵。对此，其核心为对长骨骨折不再强求解剖复位，而着重恢复肢体的力线和长度，并更加重视对骨折部位血供的保护和术后早期功能锻炼。在技术上强调采用闭合复位和闭合穿钉，不要求以牺牲局部血供为代价的精确复位和广泛的软组织剥离，不要求内固定物与骨骼间的紧密贴合，甚至不要求骨折端间的绝对稳定，从而使骨折的愈合时间与质量得到进一步的保证。在BO理念的指导下，多种创新性的内固定技术与内固定器，包括以“内固定支架”原理为依据的经皮微创接骨术（minimally invasive percutaneous osteosynthesis，MIPO）、点接触式内固定系统（point contact fixator，PC－Fix）、限制性微创内固定系统（limited invasive stablization system,LISS）、锁定加压接骨板（locking compression plate，LCP）相继研发和推广应用，所使用的钉板锁定结构和接骨板——骨皮质有限接触或不接触技术，均是微创外科理念的具体体现，显示出微创理念在医疗实践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4]、[5]。4．C臂、G臂或CT引导下的骨折手术广泛开展

借助影像手段，在C臂、G臂或CT引导下进行骨折手术的操作目前已成为各级医院骨科手术的常规手段。手术进行中在X线设备的引导下可以准确确定髓内钉及钢板的放置位置、钉的进入方向及深度。特别对于脊柱外科手术，由于其解剖结构复杂、重要组织比邻，对术中X线设备引导下的手术操作更具重要的价值，以增加手术的安全系数；在内固定物植入后可及时采用C臂、G臂或CT进行检验，发现骨折复位不良拟或内植入物不妥之时，可及时予以调整更正，从而大大方便了医生操作、加快了手术进程、有效避免了手术的副损伤，有利于手术质量的提高与最佳疗效的获取。

5．关节镜下的骨关节损伤微创手术已引起临床重视

关节镜是骨折最早使用的微创技术，是20世纪骨科技术的重大进步。目前它不但已经从初创时单纯的膝关节扩展到肩、肘、腕、髋、踝，甚至指间关节，而且从原先简单的处理半月板损伤、异物及游离体摘除、滑膜疾病处理发展到目前能够开展半月板移植、前后交叉韧带重建和软骨缺损移植，其中前后交叉韧带的重建已成为常规定型手术。随着关节镜技术的日臻成熟及微创技术理念的深入，关节镜下的手术适应征亦不断扩大。近年来，在创伤骨科又借助关节镜开展关节内骨折的整复治疗（如胫骨平台骨折、胫骨髁间棘骨折、桡骨远端骨折、肱骨头骨折等）及膝、踝关节融合术等。镜下操作可使关节骨折的复位更接近解剖、且切口更小，对骨折端血供破坏更小，同时又避免了对关节附属软组织结构的手术干扰，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手术的创伤，从而有利于关节功能的康复，大大提高了关节病变及关节内骨折的治疗效果。6．关节软骨损伤治疗新技术已用于临床 6．1 骨软骨镶嵌成形术用于关节软骨缺损修复

骨缺损的治疗目前仍无有效手段。传统的钻孔、微骨折、软骨修整成形术等的结果均为纤维软骨修复，仍不可避免发生关节退变。近年来有关骨软骨自体或软骨细胞自体、异体移植的方法已逐步进入实验和临床应用。在骨软骨自体移植中，骨软骨镶嵌成形术（mosaicplasty）即自体多块软骨柱移植手术已逐步进入临床[6]。骨软骨镶嵌成形术的概念最初由匈牙利Hangody等提出。手术系在关节非负重区取下小圆柱状软骨移植物序贯排列成镶嵌状（马赛克状），用于治疗骨软骨缺损。移植的自体软骨柱包含正常软骨所需的必要元素，如透明关节软骨、完好的潮线和坚强的骨支撑。组织形态学显示：移植的透明软骨成活，合成的软骨层由80％移植透明软骨及20％从缺损底部形成的纤维软骨共同组成，移植软骨与周围组织的基质高度整合，供区缺损在8周后由纤维软骨填充[7]。该手术于1992年开始应用于临床，1995年国际上已有成功的病例报道，1998年在欧洲运动创伤膝关节外科和关节镜会议（ESSKA）上得到进一步推广。目前我国上海九院骨科等单位已有临床成功病例报道。6．2 组织工程关节软骨用于关节软骨缺损修复

软骨组织没有血管，细胞成分单一，因此软骨组织是组织工程化构建研究最早开展的组织之一，且发展迅速。透明质酸钠和胶原膜复合软骨细胞构成的组织工程软骨已经商品化，已获美国FDA批准，并已进入临床试验或临床应用阶段[8]，我国已有单位在临床上开展应用。①自体软骨细胞移植＋骨膜或筋膜覆盖：瑞典人Britterg于1987年进行了第1例临床应用，目前全球已有愈万例的应用报道。在一份1200例随访2～10年的报告中，软骨缺损在1.3～12cm2，观察了患者自我感觉、外科评分、MRI及关节镜复查取样等项目，临床有效率在70％以上[9]。缺损处能生成透明样软骨，但软骨基质含量、细胞数量及排列等均与关节

R透明软骨仍有明显差别。Carticel○是最早的用于自体软骨细胞移植的商品，目前已完成ACI约4500例以上。但由于软骨细胞的流失等问题，影响了其应用；②胶原膜复合自体软骨细胞移植（MCI）：为Verigen公司二代产品，据相关的2年的随访报告23/25优良率，但长期效果尚无法定论；③透明质酸钠复合自体软

R骨细胞移植（Hyalograft○C）：为FAB公司产品，1999年始用于临床，目前已开展600例以上。一组67例2～3年的随访结果表明：患者主观感觉改善97％，94％生活质量提高，膝关节外科功能检查87％获得高分，修复组织活检组化分析主要为透明样软骨样组织[10]。7．计算机辅助骨科技术已逐步用于临床

计算机辅助导航系统（亦称手术机器人系统）是指通过导航系统或智能装置改善术后显露、增加手术的准确性、减少医患双方接触射线的时间及促进外科手术的微创操作。计算机辅助骨科系统（compute－assisted orthopaedic surgery，CAOS）目前正在逐步进入创伤骨科领域，我国梁国穗、王满宜、罗从风教授等国内多家单位已在临床开展应用。由于辅助手术不仅缩小了手术切口、简化了手术操作，而且可提高手术精确度、减少手术并发症和缩短患者康复时间，已显示出其广阔的发展前景。

由于骨具有刚性结构、不易变形，因此计算机捕获的骨骼图像与术中实际解剖的符合率高、重复性好，因此计算机辅助手术技术特别适用于骨科技术。目前在创伤骨科已开展的手术，包括股骨颈骨折空心钉固定、髓内钉远端交锁、Ilizarov张力钢丝固定、部分关节内和关节周围骨折的固定（如胫骨平台骨折、踝部骨折等）、经转子周围骨折DHS固定和经皮钢板固定（如LISS系统）以及骨盆和髋臼骨折内固定、全髋与全膝关节置换术等临床治疗中，使传统骨科手术的理念前进了一大步[5]。

8．脊柱损伤微创技术临床已常规开展

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微创脊柱内固定技术也随之问世。在X线透视或虚拟X线导航下进行经皮穿刺脊柱内固定技术，如经皮齿状突螺钉内固定术、经皮关节突螺钉寰枢椎内固定术、胸腰椎骨折的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这些在计算机辅助技术下进行的可视化监测手段的应用，明显提高了螺钉植入的准确性，大大降低了脊髓及神经根损伤的发生率，增加了手术安全系数。对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近几年开展了经皮椎体成形术（percutanteous vertebroplasty）及气囊后凸成形术（kyphoplasty），以重建正常椎体的高度，恢复脊柱的稳定性，从而可明显改善患者症状，降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9．创伤骨科主要发展对策刍议

近几年我国创伤骨科由于与国际广泛学术交流及新设备、新技术的积极引进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总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并不存在实质性的距离，许多先进技术已与国际同步开展，且尚具有病例资源丰富、易于集中开展的特点。但客观的分析，目前我国创伤骨科领域从整体上与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量性差距。笔者认为，这种差距与限制并非系手术本身而言，而是与临床为之相关联的医疗体制、行业规范及标准与“软件”的不同。对此，在此仅就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提出如下发展对策刍议： 9．1 医生应注重人文科学 在强调医生的学术水平、技术水平与科学思维的同时，与之相关联的人文科学，如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型的医学模式、医学心理学等软件的培养应予以高度重视。医生所治疗的对象是有生命、有思想的社会人，而不是需要修理的物件。因此，要求医生须能够为患者创造或提供一定的有利于创伤及身心康复的条件，而绝非仅是一个单纯的外科手术治疗过程。9．2 诊疗技术规范化、标准化须尽快出台

积极制定并实施全国统一的专科诊疗技术标准、规范和临床评价标准，逐步与国际接轨，促进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与科学化，同时可以依据标准科学、客观地评价临床工作及临床研究工作。这是摆在临床医生面前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这一点已引起众多有识之士的关注。9．3 重视循证医学

循证医学（evidance based medicine）在医学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近几年越来越引起临床的关注。证据是循证医学的基础。在众多临床研究结果中，首先要对证据的有效性进行评价，以确定证据的质量和可靠程度。许多国际知名的医学杂志要求投稿者提出证据等级（evidence level）——既对论文的相信程度，并在论文摘要后标示可信水平。评价该论文的科研等级，有利读者了解文中观点和结果的可靠程度。在今年9月底于厦门召开的《中华骨科杂志》常务编委会上，杂志编辑部亦征求专家意见，拟推出论文发表是否可以采用可信水平这一评价指标。对临床研究而言，随机、双盲、对照、大样本、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远较一般的未经设计的回顾性随访更有说服力，而目前国内尚少见此研究论文[11]。9．4 正确理解与使用高新技术

骨科最新技术，诸如生物学技术、微创外科技术、计算机辅助骨科手术（CAOS）等高新技术均是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外科技能的具体体现。对此，几乎所有不同年资的医师都面临着再学习、不断学习、正确掌握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挑战。及时了解并正确领会高新技术理念的内涵与意义，在崇尚、积极推行高新技术的同时，又要防止理解不全或技术掌握欠缺而并未给患者带来应有的疗效，甚至相反，乃至招致意外的伤害。任一高新技术的掌握及在外科手术中应有作用的发挥，无需置疑其均依赖于坚实的外科手术基本功及丰富的外科手术经验。对每一个高新技术应循序渐进、科学有序地进入临床，防止追时髦、一哄而起，更好地发挥与体现高新技术为医学临床服务，为人类健康服务的真正价值和目的。

参考文献

中俄关系现状与展望 篇7

在很多组织中, 工作团队的地位越来越高, 团队甚至已成为组织的主要工作单元。德勤咨询公司于2016年1月发布一年一度的《2016年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中指出:“一种新的组织模式正在崛起:企业建立在‘团队的网络’基础上, 并授权团队完成各项具体业务项目和挑战。组织正从传统的、功能型模式向灵活的、互联化的团队方向发展。”Hoegl等 (2001) 认为, 团队能够整合个体知识和技能, 从而有利于高效完成复杂和不确定的任务。因此, 随着团队地位上升, 团队中的人也越来越受关注, 团队中同事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1989年, Seers在Graen提出的领导—成员交换理论 (Leader—MemberExchange, LMX) 基础上, 提出新的理论:团队—成员交换理论 (Team—MemberExchange, TMX) 。Seers认为, LMX理论只关注了组织中的纵向关系 (即主管与下属之间垂直关系) , 却忽视了组织中的横向关系 (即同事之间的交换关系) , 因而他将LMX在团队层次上进行了扩展, 并且证实团队—成员之间存在的广泛社会交换关系能够对个体成员的行为与态度产生影响, 甚至比组织中的纵向二元关系更可能影响团队工作绩效。自他提出团队—成员交换的概念后, 学术界就开始对TMX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但大多数仅限于对团队中的个体对其与其他成员交换关系感知的讨论, 较少考虑到由个体与个体互相之间的交换关系的差别而组成的团队整体层面上。在领导—成员交换差异化 (LMXdifferentiation) 的启发下,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团队—成员交换差异化 (TMXdifferentiation) 。可以说, 关系差异化已成为团队—成员交换关系理论中的一个热点研究模块 (Liao、Liu、LOI, 2010;Zell、Alicke, 2009) 。

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的概念和来源

Liao等首次介绍了团队—成员交换差异化的概念, 并且进行了第一个与之相关的实证研究。他们指出, 团队—成员交换差异化是指在团队中, 成员与其他成员的交换关系在质量上的差异化, 用于衡量成员与团队其他成员交换程度的差异。例如, 在一个团队中, 一些成员的团队—成员交换关系质量较高, 而另外一些成员的团队—成员交换关系质量却较低, 这就是团队—成员交换关系质量存在差异的原因;相反, 当团队中的所有成员都有质量相当的交换关系时, 即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的程度为低。即使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构念, 但其在提供洞察团队—成员交换水平的分散性上有重要的作用。现有研究证实, 在理解员工如何解释团队中的交换关系时, 交换差异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rdogan、Liden, 2002;Ford、Seers, 2006;Liden、Wayne、Sparrowe、Erdogan, 2006) 。

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 (以下简称“TMX关系差异化”) 来源于社会比较理论, 该理论 (Festinger, 1954) 为理解TMX关系差异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它提供理解团队成员利用与他人比较来进行自我评价的理论。应指出的是, 成员是在一个团队背景下工作, 所以会通过与团队中的其他成员的比较, 确定自己在团队中的地位 (Angetal., 2003;Zell、Alicke, 2009) 。如果在一个团队中, 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存在差异, 成员就会与其他成员形成对比 (Festinger, 1954) 。结果是, 高质量TMX交换关系的成员会更积极的看待自己, 而低质量TMX交换关系的成员则会消极的对待自己和他们的工作。然而, 当TMX差异化的程度较低时, 成员间就会互相同化, 而不是与成员间进行互相比较 (Brown et al., 1992;Mussweiler, 2001;Mussweiler et al., 2004;Pelham、Wachsmuth, 1995) , 因此不会给团队—成员交换中的相关信息上添加其他附加意义。进一步说明, 在TMX差异化程度较低时, TMX关系对产出的影响将会减弱, 因为成员不会认为他们的TMX关系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

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的测量

目前, 与LMX关系差异化测量可采用客观合成和主观测量两种方式不同, 业界对TMX关系差异化的测量基本上只采用客观合成一种方法。TMX关系差异化首先是建立在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基础上 (Chan, 1998) , 因此学者们一般都先采用Seers等 (1995) 开发的TMX关系测量量表或在此基础上的修订版量表, 对成员与成员间的交换关系质量进行评估, 之后再根据成员间的测量结果进行客观合成。较为常用的合成指标有方差 (variance) 和组内一致性系数指标, 而方差是更为常用的指标 (Margolis, 2015;Liuetal., 2011;Liaoetal., 2010) , 方差越大, 代表团队—成员交换关系越分散, 即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水平越高。相反, 组内一致性系数越高, 即TMX关系差异化水平越低, 成员与成员间的交换关系越相似。

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的影响因素

哪些因素会影响TMX关系差异化, 学者对其探讨甚少 (Margolis, 2015)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TMX关系差异化研究还处在起始阶段, 研究还不够深入, TMX关系差异化的前因变量还未引起较多的关注;第二个原因是学者认为, 影响TMX关系质量的影响因素足以用来解释对关系差异化的影响。实际上, 两者是否等同有必要进一步验证。

在2015年最新的一个实证研究中, Margolis考察了亲社会能力训练与TMX关系差异化的关系。Margolis假设为亲社会能力训练会降低TMX关系差异化, 但惊奇地发现:亲社会能力训练会增加TMX关系差异化。原因可能是团队中的各个成员对亲社会能力训练的接受度不一样, 有些成员通过训练增加了亲社会性, 而另一些成员亲社会性则未发生改变, 从而导致TMX关系差异化程度变大。此外, 还未有其他学者关注TMX关系差异化的影响因素, 因而无法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归纳。

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对团队和个体的影响

TMX关系差异化是一个团队中成员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进行互动、互相分享知识和互相建言的标志 (Liao et al., 2010) 。

从团队层次而言, 基于Festinger (1954) 的社会比较理论, 高程度的TMX关系差异化会促成团队成员进行互相比较, 这种差异化会降低团队的凝聚力。因为成员间更多的时候进行互相比较而非把团队看成一个团结的群体 (Liao et al., 2010) , 通过经常性的对比, 会强化一个事实:成员间交流会减少并且更不愿意分享各自的知识, 甚至成员会怀疑团队合作完成任务的真实能力 (Kirkman、Rosen, 1997) , 即成员并不认为团队能进行有效的合作。最初的研究表明, TMX差异化对团队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发挥具有消极的影响。在一个产品的研发团队中, Liu等 (2011) 考察了当TMX差异化程度较低时, 团队的平均TMX关系质量水平 (TMX—Team) 对团队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即团队—成员交换差异化对TMX—Team和团队绩效间具有调节效应。进一步说, 在低程度的TMX差异化情况下, TMX—Team越高, 团队绩效越好。因为当团队TMX水平平均且较高时, 成员间TMX关系基本都差不多, 即为TMX差异化较低, 则对团队绩效有正向影响。而当成员TMX水平变化很大时 (即TMX关系差异化程度高) , TMX—Team对团队绩效的影响则减少, 因为这种团队的知识分享会受限制 (Liao et al., 2010;Dierdorff、Ellington, 2012;Liu et al., 2011;Alge et al., 2003) 。相似的, Cogliser等证实了当TMX差异化程度较高时, 其对团队绩效和平均满意度有负面影响。

从个体层次而言, Liden等 (2006) 考察了当不考虑关系差异化时, 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对个体绩效不产生影响。当TMX关系差异化程度低时, 团队成员间会互相同化, 而不是与成员间进行互相比较 (Pelham、Wachsmuth, 1995) 。只有Liao等 (2010) 进行了第一个有关TMX关系差异化在个体层次上的实证研究, 研究检验了TMX关系差异化的调节效应, 即TMX关系差异化在TMX质量与成员创造性关系中通过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起到间接调节作用。这些研究者发现, 在程度高的TMX关系差异化情况下, TMX对自我效能感有强烈的积极影响;反之, 在程度低的TMX关系差异化情况下, TMX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只有在高程度的TMX关系差异化情况下, TMX才对自我效能感有影响。Margolis (2015) 在他的论著中, 集中探究了TMX关系差异化的一系列调节作用, 如TMX对团队授权的直接影响、通过团队授权对团队绩效和个体活力的间接影响, 而TMX关系差异化对这个影响具有反向调节作用。另外。实证研究数据表明, TMX关系差异化来源于社会比较理论, 并且在团队中确实存在。除此初步研究外, 在个体和团队层次上的TMX作用机制中, 关系差异化对其有何影响尚不清楚。

结论与研究展望

TMX关系差异化研究是一个新课题, 国外学者对其研究多集中于最近几年, 被关注的内容还较少。然而, 国内研究TMX关系差异化还处于空白阶段, 还未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但随着团队在组织中的地位的逐渐升高, 成员间的关系也愈发的受到重视。可以说, 这个课题还有很多方面需要且值得学者和实践人员予以完善。

通过对TMX关系差异化现有研究文献的归纳和分析, 今后研究TMX关系差异化应多关注这几个方面:

第一, 目前, 学术界对TMX关系差异化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 相比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 (LMX differentiation) 的研究, 包括理论探究、实证研究等都还较少。现有几个有关TMXdifferentiation的研究主要关注它的调节效应, 而对TMX关系差异化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等方面的关注几乎没有。其中, 在影响因素上, 尽管有学者认为影响团队—成员交换关系质量的因素均可用以解释TMX关系差异化, 但还没有实质的研究和论证。

第二, 当前的研究都是在西方情境下进行的, 其是否具有跨文化一致性还有待考察。特别在我国, 民众对“集体主义”较为信仰, 但对“团队”的接受度还不够高, 理解不够深入。因此, 在此背景下, TMX关系差异化的程度、影响因素等可能与西方不一致, 这些都需进一步探讨。

第三, 进行TMX关系差异化理论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研究。实证研究证明, 团队成员间的关系是一类值得关注的社会交换关系。在团队中, 成员通过与团队其他成员间的比较和互动来确定自己的地位。另外, 成员与成员间的化学反应会对团队产出和个体产生影响, 其他成员的行为对个体的产出也会产生作用。可以说, TMX关系差异化对团队有隐形且实在的重要影响。所以, 在管理实践中, 领导应创造怎样的环境、组织怎样的团队, 让团队化学反应更好, 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TMX关系差异化应是一种重要的组织现象, 学者对它的关注还处于起始阶段。今后学术界应在这个问题上倾注更多关注, 以期丰富团队—成员交换理论的内涵和结构。

摘要：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 是指团队中的个体成员与其他成员互相之间在交换关系质量上的差异, 不同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 目前学术界对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的研究还很少。从已有的研究结果中可得出, 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对个体行为和团队绩效等均有重要影响。从概念、起源、测量方式、前因变量、结果变量等方面, 对有关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归纳,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研究展望。

关键词：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测量,团队,个体,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王震, 仲理峰.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研究评述与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 2011 (7) :1037-1046.

中俄关系现状与展望 篇8

政府的公共关系意识不断加强，软实力的建设受到普遍重视

国家与区域的形象，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管理、公众外交与公共外交等领域的公共关系的价值已在政府层面得到广泛的认知。

去年初，深圳市政府设立了公共关系处，作为机关建设服务型的重要举措。今年2月，中央电视台又报道了安徽芜湖公共关系警察阳光执法的消息。

目前，仅在公安系统就已有十几家成立公关机构，如果算上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体制，这应该是一支不小的队伍。这些机构的设置，为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改善公众形象具有积极有效的作用。

去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又是一次成功的公共外交事件。在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合作”的宗旨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正在“互惠、互利、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原则下，走向新的阶段。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公共关系的思想内涵。

上个月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公共关系的内容第一次以特刊的形式进入“两会”。相比不少相近的行业，公关的认知度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反映了政府层面在掌握和运用公共关系方面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

公共关系职业越来越受欢迎，需求旺盛，公共关系的高等教育迅速普及

去年10月開始的首届大学生公关策划大赛，一开始就有146所大学组队参加，共有4320名选手。选手围绕奥运的新媒体传播、企业的品牌战略、城市形象塑造等主题提供了方案。

与公关教育的普及相对应，在企业层面，随着竞争的加剧，围绕品牌建设、危机处理、跨国并购、股权改革等需要，公关的应用也越来越广。而随着改革的深化，教育、体育、文化产业、医疗卫生系统、金融保险业等领域的公共关系应用所发挥的作用更有可能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女子十二乐坊在日本主流社会的影响、姚明效应及其在NBA的市场运作、“超女”文化营销的草根性的感受经济，都是很好的例证。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各个领域、各行各业都将争取在这个大舞台上充分展示，那些投入巨资的赞助商、供应商、合作伙伴也会不甘于仅仅作公民企业，一定会使得花出的钱物有所值，一定会借力公关。

面对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知名的、不知名的外国公关公司纷至沓来

公共关系行业的竞争、合作、结盟、并购几头并进，这种愈演愈烈的形势，为中国公关业的专业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更多的公关公司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战略思维，缺少专业水准，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作为一个行业管理服务者，近年来，我明显地感到中国公关公司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在不断提高。专业水平的提高一个是体现在公关实务的专业能力；另一个就是具有细分的行业素质。除此以外，还要有国际化的能力，这些条件不具备，公关业就不能为中海油、联想等海外并购服务，不能化解频繁出现的国际贸易纷争，无法为企业克服国际运作中的非经济因素。不能服务于一流的企业，就很难成为一流的公关公司。当然，我也很欣喜地看到在这次调查中，有20家中外公关公司榜上有名。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行业调查还有不少局限性。我个人认为，20家公司具备了“大”的条件，但“大”不一定代表“强”。我们希望广大的公关公司在做强上下更多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