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精选7篇）
虽然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 但是它仍然存在许多重大的缺陷。第一, 命令经济的一些重要遗产仍然有待消除。例如, 在农民只拥有有限产权的土地承包制下, 土地产权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国有经济的过大份额和国有企业在一些重要行业仍然占有垄断地位, 妨碍市场的平等竞争, 抑制民间创新能力的发挥;第二, 要素市场的形成严重滞后, 大部分要素价格仍然由行政机关规定, 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第三, 各级行政机关拥有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 对于市场活动的干预所在多有;第四, 虽然中共中央在1997年以后再次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等要求, 但政治改革的滞后, 法治建设缓慢的情况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这使迅速发展的市场失去了其他制度的支撑, 难于有效地运行并引致种种社会问题。
把以上缺陷集中到一点, 就是国家和国有部门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过多、过重的角色。经济体制的双重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头冒尖”的社会状况, 并且还存在着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于是, 近年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 例如, 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 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 腐败被抑制, 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 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 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 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时, 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 满意的声音仍然占压倒优势。
反之, 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 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 或者改革遭到扭曲, 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时, 就会造成腐败活动猖獗, 贫富差别过分扩大的态势, 引起大众的不满。
中国改革从一开始, 就采取了一种不是整体变革, 而是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变动的条件下, 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战略。这种做法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 但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 行政权力干预交易活动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而在确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时,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又有不同的理解。相当多的人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 中国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 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正像布坎南 (J.Buchanan) 等主编的《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中所指出, 重商主义社会乃是一个腐败的寻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 腐败行为必然出现在有寻租条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 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 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 或者是确立宪政, 限制行政权力, 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 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 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 的穷途。在这种情势下, 坚持建立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 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以免自己的寻租和设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宏观调控”等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 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 使自己能够攫取更多的财富。
除了国有部门的改革推进乏力之外, 21世纪之初还出现了各级政府利用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利用对工程立项、市场准入、资金投放等权力徇私舞弊。所有这些, 都使能够接近权力的贪官污吏、“红顶商人”获得暴利。
改革的挑战
以上这类“改革”引起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这就是: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持续, 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 内外经济失衡加剧, 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另外, 寻租基础扩大, 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 威胁社会安定。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在宏观经济上造成的不良后果, 首先表现为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这些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攀升, 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 大大高于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时期, 其投资率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例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其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峰值也从未超过GDP的34%。在我国投资率畸高的同时, 居民消费的比重却已下降到GDP的35%以下, 仅为一般国家的一半左右。这种状况在近期内会造成最终消费不足, 劳动者生活提高缓慢, 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从中长期看, 投资效率下降, 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 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等, 蕴藏着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第二, 上述体制缺陷在社会政治层面导致的消极后果。
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 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9年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 我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 年绝对额高达4～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 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995年, 当时在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的李强教授发表了他们的抽样调查, 表明1994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3的高水平, 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接着, 社科院经济所的赵人伟、李实教授也发表了类似的报告。他们的这些研究非常有意义, 可惜当时只在学界引起了一些反响, 而没有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 (只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 国家统计局才第一次公布了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 , 自然也就没有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在列出的127个国家中, 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 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 后者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 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以上事实说明,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偏差, 从根本上说, 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 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 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 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 在于推进改革, 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 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 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我国收入差距过大, 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了社会注意的。问题的焦点在于, 中国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 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旧路线的捍卫者断言, 这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 因此, 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的人们, 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 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 也就是由于各级政府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 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能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根据这种分析, 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 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 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当然, 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 由于人们的能力有大小, 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我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 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 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 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 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原来那套只覆盖国有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很不完善。像公费医疗体系, 只覆盖国营企业和党政机关, 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 普通工人、特别是农民却缺医少药。改革开放以后, 这一套体系完全无法运转了。因此, 1993年的改革方案里对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出了框架性的设计。回过头去看, 这一设计是基本正确和大体可行的。如果能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完全有可能为我国居民编织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安全网。可是14年过去了, 由于某些主管机关出于自身的工作方便和部门利益的考虑, 采取消极的态度, 使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方案由于其中一个“老大难”问题, 即国有企业老职工“空账户”的补偿问题未获解决而不能实现。
总之, 正确的收入分配政策只能是中共“十六大”所说, “取缔非法收入”, “合理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劫富济贫”, 只能退回到曾经造成千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去。
让历史照亮未来
30年的历程告诉我们, 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才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
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 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积极推进:
首先, 要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 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近30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 正是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结出的丰硕果实。
为了保证思想解放运动取得成功, 需要营造自由和务实的讨论氛围, 提倡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理性思考, 相互切磋, 良性互动。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
其次, 在经济改革的实际推进上, 需要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 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 农民的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 需要加以解决。
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 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 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 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大企业垄断的情况,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 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顽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掌握权力和信息的权贵分子猖狂进行犯罪活动, 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 大发横财。因此, 必须端正思路, 摒弃行政干预市场的错误做法, 加强合规性监管, 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 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 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 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 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根据过去30年的经验, 改革能否顺利推进, 症结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济是由一个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 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所控制和操持的。由于改革涉及到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 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 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 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 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 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 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 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 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新中国建立初期选择实行国有计划经济制度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摆脱经济落后局面，迅速实现工业化，建立富强文明的国家。然而，实现工业化的基本道路无外乎有两条，一条是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即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工业化；另一条就是采取当时苏联时期的模式，即通过计划体制来实现工业化。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选择计划体制以实现工业化目标，自然就成为当时的历史必然。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国情不具备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西方经济强国一争高下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在当时根本无法迅速集中有限的资源，有计划地保证重点目标实现。而计划经济体制则要求国家统一掌握主要的资源，采取国有制企业制度，并以此垄断国民经济，因此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就成为客观必然。
★现实挑战性
中国经过计划经济发展，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基本完整了工业结构布局，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胜利。然而，工业现代化是一个极为长期的发展过程，如果长期取消市场机制、否定企业作为市场竞争者应具备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竞争力，就很难保证其效率效益持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实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就成为必然。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成败与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这场改革具有了较之以往体制调整更为深刻更富有革命性的意义。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场改革不仅真正触及了企业制度，而且越来越从根本上触及到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实施“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十六个字，就成为国企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最大特点。
★改革阶段性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出由浅至深阶段性推进特征。
第一个阶段，1978—1992年：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
国企改革起步于放权让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1979年7月，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
国企改革先后出现了多种形式。主要有厂长（经理）责任制，并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开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业集团化改革試点。
第二个阶段：1993—2003年：国企改革的制度创新
逐步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标。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实践的重大突破，具有划时代意义，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截至1997年底，在抓大方面，国家集中抓的1 000家重点企业，确定了分类指导的方案。在放小方面，各地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搞一刀切，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把小企业直接推向市场，使一大批小企业机制得到转换，效益得到提高。
第三阶段，2004年至今：国企改革的纵深推进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深化。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要求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改变部门分割，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2003年3月，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成立，统一了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的权力。
国企改革以大企业、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为中心。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决定》第一次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是对“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历史突破，进一步明确具体了国企改革的任务和目标。
国企改革与资本市场改革同步进行。2005年4月，中国证监会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到2006年末，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资本市场的功能逐渐回归，吸引了大量沉睡已久的民间资本，为国企改革提供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资源配置平台，将非常有利于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
（责任编辑：李万全）
一、中国保险业的恢复阶段（1979年~1995年）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商业综合保险公司，1979年开始恢复营业，从此中国保险业进入到强劲复苏下的混业经营阶段。细分此阶段其特征为：一是国资保险公司不断出现，二是外国保险公司开始重新进入我国，三是企业作为投资主体进入保险市场。
第一，随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业务恢复，交通银行1987年成立保险部，并于1991年4月组建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成为中国第二家全国性的保险公司。1988年4月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蛇口区开业，是我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并于1992年6月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从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和平安保险三足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
第二，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外国保险公司开始重新进入我国。9月，美国友邦成立上海分公司，是保险市场恢复后进入我国保险市场的第一家外国公司。随后，日本东京海上日动亦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
第三，保险公司投资主体丰富化，企业资本开始进入保险市场。1994年10月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是中国首家由企业出资组建的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1995年1月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也在上海成立，成为由企业出资组建的第二家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
1992年之前，保险产品的营销模式以公司直销为主，而友邦公司将个人代理制引入我国，并且这种营销模式发展势头异常迅猛，随后保险代理机构也开始出现。恢复阶段的保险公司仍是混业经营，但在1995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要求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分业经营，从而中国保险市场混业经营的局面告一段落，中国保险业进入到了分业经营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保险业的规范发展阶段（1996年~2000年）
为配合《保险法》的实施及其分业经营的要求，1999年7月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撤销中保集团，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公司和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保集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保险业进入到了分业经营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有三：一是分业保险公司不断涌现；二是外国保险公司大量进入我国，并且中外合资经营方式开始出现；三是保险行业进入国家监管下的行业自律发展阶段。
第一，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大批分业保险公司不断涌现。如1996年8月，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永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西安成立；9月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10月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成立；1998年10月安联大众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和太平洋安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1999年4月金盛人寿保险公司获准成立；2000年11月民生人寿、东方人寿、生命人寿和恒安人寿四家寿险公司成立；12月前身为新疆兵团保险公司的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成立等。
第二，国外保险公司开始大量进入我国，并且来源区域和投资方式日益丰富。1996年11月，加拿大宏利人寿保险公司与外经贸信托在上海合资设立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这是我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以来，批准设立的第一家合资的寿险公司；12月欧洲瑞士丰泰保险集团成立；1997年5月，法国安盛巴黎联合保险集团获准在上海建立一家合资的人寿保险分公司；1998年10月，英国皇家太阳联合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同月中美合资保险企业太平洋安泰人寿保险公司在上海开业；1999年6月，中国人寿和澳大利亚康联金融集团的合资公司中保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上海开业；2000年6月，荷兰保险有限公司和意大利忠利保险有限公司获中国保监会批准，在中国筹建中外合资人寿保险公司。显而易见，来源区域从第一阶段的美国、日本，此阶段扩大至加拿大、瑞士、英国、法国等国家，投资方式也有原始的独资发展为中外合资或外外合资的方式。
第三，国家监管下的行业自律发展开始形成。在分业经营发展阶段，中国保险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是1998年11月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中国保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保险进入到规范化发展阶段。2000年11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京宣告成立，同样标志着我国保险业开始走上政府监管下的自我约束、相互监督、携手共进的自律性管理发展轨道。
在此阶段，兼业代理的营销模式开始发展。从最初1996年银行兼业代理，到2000年已发展成行业代理、企业代理、团体代理等各种兼业代理形式。同时，保险营销的经纪人模式开始发展，保险经纪公司也开始出现，如2000年6月国内首家保险经纪人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在北京揭牌，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综合保险经纪公司。
三、中国保险业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对保险业做出高水平、宽领域、分阶段开放的承诺。到2007年3月底，中国保险业总资产达到2.24万亿元，距离突破1万亿元大关仅3个年头。截止到2011年12月底，保费收入为14.34万亿元，中国保险业进入到高速发展阶段。此阶段的发展特点有三：一是中国保险公司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二是保险领域对外开放程度加大；三是国家不断完善监管制度建设。
第二，保险对外开放程度加大。2003年底开始，对外国非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公司取消限制。同时，除有关法定保险业务外，向外资非寿险公司放开所有业务限制。至2004年5月底，中国保险业总资产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2004年12月11日中国保险业入世过渡期完成，保险业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时期，呈现出以我为主、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和谐发展的对外开放新局面。
普及知识点一：什么是白内障？
回答：白内障（Cataract）是发生在眼球里面晶状体上的一种疾病，任何晶状体的混浊都可称为白内障，但是当晶状体混浊较轻时，没有明显地影响视力而不被人发现或被忽略而没有列入白内障行列。
普及知识点二：白内障的致病原因是什么？
回答：白内障的致病原因复杂多样：如老化、遗传、局部营养障碍、免疫与代谢异常、外伤、中毒、辐射等，都能引起晶状体代谢紊乱，导致晶状体蛋白质变性而发生混浊等。
普及知识点三：白内障的早期症状有哪些呢？
回答：早期症状有：
一、看到的东西发生重叠。
二、患者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视力减退现象。
三、原先的老花会有所减轻，而近视则会有一定程度的加重。
四、眼前出现大小黑点或条索状影子，俗称飞蚊症。
五、眼睛对于强光刺激的敏感度将会有所下降，夜间车灯照射下产生眩光。
普及知识点四：白内障分为哪几类？
回答：根据它的病因和形态学特征而分类的，临床上常将它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老年性白内障，先天性白内障，并发性白内障，外伤性白内障。普及知识点五：白内障怎样治疗？
白内障是一种可治愈的疾病，目前药物治疗没有明显的效果，主要还要手术治愈。目前有三种手术方法可以治疗：白内障超声乳化术；白内障囊外摘除术；白内障囊内摘除术。
有关于2012年6月6日爱眼日普及的白内障知识小编就介绍到这里。疾病要早预防，早治疗。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器官，请在2012年6月6日爱眼日加入我们的倡导，关爱白内障失明人士，科学保护我们自己眼睛。治疗白内障等老年疾病，需要必要的手术费用。未雨绸缪，预先增加保障规划人生是理性的智慧选择。如果您需要更多的生活保障的话，可以购买一些商业保险。今年6月6日是第十七届全国“爱眼日”为深入宣传眼保健和防盲知识,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养成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进一步推动全社会的防盲工作,今年“爱眼日”活动主题定为““情系白内障患者共享和谐新势力珍爱光明”.然而,人们对眼保健知识了解多少呢?
“像爱惜眼睛一样爱惜生命,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眼睛.”遗憾的是,眼睛的保健状况不容乐观,甚至是陷入了泥潭.2004年发布的一项权威调查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病率高达50％～60％,占世界近视患者总数的33％,远高于我国占世界人口总数22％的比例.而最近全国防盲指导组和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专家对北京城郊6所中、小学3489名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占总人数53％的视力不佳的学生中,仅有半数配过眼镜,而他们中坚持戴眼镜的只有42.1％，近视了却不戴眼镜,这岂不是讳疾忌医.专家普遍一致认为,从用眼卫生的角度,近视到一定程度,就应该戴眼镜.一般100度以下的轻微近视可以不必戴眼镜,但前提是视物、看黑板眼睛不疲劳.当然,不戴眼镜或许有不戴眼镜的理由,但那些理由是不当的,也是不堪一击的.譬如说,有的学生和家长担心戴眼镜会使度数越来越深,还有的人怕一旦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其实这种顾虑是没根据的,也完全没有必要,“目前,戴框架眼镜仍然是矫治屈光不正最有效的方法”.至于调查显示的学生
患近视不戴眼镜的其他一些原因,有的对视力下降毫无察觉,直到学校体检才知道已患近视;有的是怕影响美观,不肯戴眼镜;还有的怕麻烦,以及家庭生活贫困配不起眼镜等等,则更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分别对待、合理诱导,争取及时解决.专家提出,绝大多数青少年近视属于单纯性近视,只要注意用眼卫生,并及时戴眼镜加以矫治,完全可以控制近视的发展.据资料显示,近视眼的形成,遗传因素占60％,环境因素占40％.父母双方或一方患有高度近视,有可能会遗传给子女.子女在患近视过程中,度数可能会逐渐加深,这是遗传因素在作怪,与佩戴眼镜没有关系.而佩戴眼镜不仅方便日常学习生活,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近视眼的发展.科学提示,如果不配戴眼镜,模糊的视网膜成像可以加速近视的发展,如果配戴一副合适的框架眼镜,可以使模糊的视网膜成像清晰,这样既给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方便,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近视的发展.如今青少年近视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重在预防,但更要关心那些已经近视的学生”.在这方面,石家庄实施视力健康干预工程,由预防变干预,由被动变主动,开了“光明”的先河,第一次提出健康干预的概念,从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理念,唤醒全社会的爱眼护眼的意识.“石家庄市中小学生视力健康干预工程”自去年9月启动以来,已免费为十七万多名中小学生建立了“视光档案”,并发放了视力保健卡.有了这张保健卡,学生们可以随时到教育局的保健所进行视力检查和咨询,所有的信息也将写入“学生视光档案”,这些档案全部保存在教育局的学生健康保健所里,视光档案将跟随学生离校毕业为止.让“眼镜”呵护眼镜,已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值得重视并尽快付诸实施.当然,戴眼镜只能治标,难以治本,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眼保健堪忧的局面,还需要深入贯彻预防为主的眼保健理念.青少年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限制近距离用眼时间,应间断性用眼;其次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合理饮食,尤其是必要元素的摄入.专家们还指出眼保健操是预防近视最简便易行并行之有效的方法,提高眼睛保健操质量的关键在于穴位准确手法正确.学校里校医、老师应起到督导作用,使眼保健操真正成为预防学生近视的有效方法.显而易见,正如理论显示、实践证明了的,眼睛的健康不仅有赖于人们的爱眼意识,还与眼保健制度的建立,教育体制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医疗市场、眼镜市场的规范管理密切相关,全民眼保健工作,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参与.全国爱眼日“活动历年”
1996年6月6日首届“全国爱眼日”主题为“保护儿童和青少年视力”
1997年6月6日第二届“全国爱眼日”主题为“老年人眼保健”
1998年6月6日第三届“全国爱眼日”主题为“预防眼外伤”
1999年6月6日第四届“全国爱眼日”主题为“保护老年人视力,提高生活质量”2000年6月6日第五届“全国爱眼日”主题为“动员起来,让白内障盲见光明”2001年6月6日第六届“全国爱眼日”主题为“早期干预,减少可避免的儿童盲症”2002年6月6日是第七届“全国爱眼日”主题为“关爱老年人的眼睛,享有看见的权利”
2003年6月6日是第八届“全国爱眼日”主题为“爱护眼镜、为消除可避免盲而努力”
2004年6月6日是第九届“全国爱眼日”主题为“防治屈光不正及低视力,提高儿童和青少年眼保健水平”
爱眼日宣传口号
★ 加强全民爱眼意识,提高民族健康素质
★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关心人们的眼睛
★ 视力1.5不等于没有视疲劳
★ 儿童斜、弱视,切莫错过6岁以前最佳矫治年龄
★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 青光眼可致盲,早期防治极重要
★ 任何水晶眼镜对眼睛都有害
★ 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相信会对你有用~~
关于全国爱眼节日的由来历:
1992年9月25日，天津医科大学眼科教授王延华与流行病学教授耿贯一首次向全国倡议，在国内设立爱眼日，并在天津召开了全国爱眼日第一次研讨会。这一倡议受到眼科学界和眼科专家们的响应，决定每年5月5日为“全国爱眼日”。1993年5月5日，天津首次举办爱眼日宣传活动。受此影响，从1994年开始，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大中城市相继在5月5日举办义诊咨询活动，同时宣传爱眼日的意义。1996年，国家卫生部、国家教育部、团中央、中国残联等12个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将爱眼日活动列为国家节日之一，并重新确定每年6月6日为“全国爱眼日”。
1992年9月25日，天津医科大学眼科教授王延华与流行病学教授耿贯一首次向全国倡议，在国内设立爱眼日，并在天津召开了全国爱眼日第一次研讨会。这一倡议受到眼科学界和眼科专家们的响应，决定每年5月5日为“全国爱眼日”。1993年5月5日，天津首次举办爱眼日宣传活动。受此影响，从1994年开始，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大中城市相继在5月5日举办义诊咨询活动，同时宣传爱眼日的意义。1996年，国家卫生部、国家教育部、团中央、中国残联等12个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将爱眼日活动列为国家节日之一，并重新确定每年6月6日为“全国爱眼日”。
调查显示：广州市青少年近视眼发病率居全国首位，其中小学生的近视率在30％，初中生为50％，高中生则在70％以上，幼儿园的视力不良（包括近视也远视等其它视力不良）率也在20％以上。据了解，近视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遗传，即父母均为高度近视的（600度以上），遗传风险高达50％以上；另外一个是环境，主要是过度用眼造成的。
“越是发达的城市近视率越高。”广东省视力保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甄兆忠说，因为发达城市接触的高科技产品，如电脑、电子游戏等产品更早、更多，所以导致近视率上升。
今年6月6日是第十七届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情系白内障患者共享和谐新势力”。
眼睛保健不能随意而为
虽然追求健康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新时尚，但眼科专家们发现，人们对眼睛的保护和关爱却有所忽略，而且，在眼保健的问题上，许多人都存在着错误认识。大多数人只有在眼睛疼痛或实在看不清楚时才去就医。一些中老年朋友常因无法
阅读报纸而随便在地摊上买副花镜；孩子视力下降后，家长盲目地购买眼保健产品以期望一劳永逸地根治近视等等，这些都反映出人们对用眼卫生知识的缺乏，尤其是对眼视光科学缺少应有的认识。
眼视光疾病正困扰着几亿中国人
说到“眼视光疾病”，人们也许会感到陌生，但提起近视眼、远视眼和老花眼恐怕没有人不熟悉，这些就都属于眼视光疾病，我们每天接触到的那些戴眼镜的人也都是眼视光患者。人们因为视力不好戴眼镜矫正，甚至去做激光手术，这些眼视光矫正手段也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据统计，中国近视患者已超过三亿人，每年眼镜需求量达7000万副。北京大学医学部眼视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郑英德说，我国眼视光患者的数量十分惊人，据统计,仅青少年近视的发病率就高达50％以上，其他各种视光疾患也在迅速增加。两年来,他们深入国家机关、中小学校、部队、社区等为广大干部、学生、军人、居民等免费提供眼屈光检诊服务，已为万余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群进行了系统的眼视光学方面的普查，统计结果表明：
1.有不同程度的屈光不正者约占总检查人数的70％以上，其中有近50%左右的患者并未发现自己患有屈光异常,另有约30％的患者配的眼镜有明显的误差，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视觉功能。
2.各类机关、研究机构、中小学校的发病率约80％以上，大大高于一般人群，主要与这些人群从事过度的近距离阅读工作，眼睛负担过重有关。
3.普查过程中还筛查出许多其他的眼病，其中主要包括：圆锥角膜、白内障，眼压异常、虹膜睫状体炎、视网膜炎、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以及高血压性视网膜病变等。
眼睛也需要定期检查
人类在出生后不久便可以睁开眼睛看世界，直到生命的终止。人眼的发育兴衰也经历了由婴幼儿、少儿、青少年直至中老年等几个阶段。也许您听说过小儿弱视和斜视，或曾经为中学生不
断增长的近视度数发愁，也许您深感高度近视、远视带来的种种不便，或正在为看不清报章上的小字而苦恼，总之，无论您觉得自己的眼睛有多好，视光学的问题始终伴随着我们的一生。
如果我们时刻关注眼睛健康，在各个不同时期留下相应的医学检查数据，建立起系统的个人眼视光档案，这对医生全面了解病情、制定出最佳矫正治疗方案是至关重要的。
郑英德副主任建议，以往人们对眼屈光状态变化情况并不重视，总要等问题出现后才想到去医院检查。其实，人的身体以及人的眼睛犹如一部复杂的机器，平时不注意定期维护、保养、检修，难免会出现故障。此外，我们自己也都应该养成定期做身体检查的良好习惯，防微杜渐，确保您和家人的安全。眼视光检诊应该找眼视光师
大多数人可能已经习惯了街边“免费验光”的招牌，总认为验光只不过是用一些镜片在眼前插来插去，直到看清楚视力表上的小字，然后再选个镜架就大功告成了。
郑英德认为，这种古老的传统手法人类已经使用了两个世纪之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准确的，更不全面，因此，往往测定的结果与患者的实际度数或实际需要相差甚远,配出的眼镜会引起诸多不适，进而造成视力损害。再加上许多验光人员不具备一些基本的医学常识，很容易漏诊某些严重的丧失视力性眼病，如
青光眼、圆锥角膜等，贻误了治疗时机，给患者造成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所以，眼镜验配程序是否科学，验配人员是否具有全面的专业素质，仪器设备是否齐全、准确，直接影响到其检诊结果的正确性。
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完备的眼镜验配流程不仅仅包括进行准确的验光，挑选镜架、镜片，还应该进行一系列眼科方面的检查，因为眼睛的屈光状态可受到眼睛及全身许多疾病的影响。验光配镜是一种医疗行为，应由专业医师对你的眼睛及相关情况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检查，得出正确处方，并对矫治工具的使用方法给以详细指导，这样才能确保眼睛的安全。
今年6月6日是第十七个全国“爱眼日”。中国约有900万视力残疾者，占全世界4500万盲人总数的1／5左右。专家指出，如果及时发现和早期治疗，全球盲症中约有80％是可以避免的——爱护眼睛，消除可避免盲。
这次全国“爱眼日”主题为：“情系白内障患者共享和谐新势力”
“视觉2020：享有看见的权利”，这是一项到2020年在全世界消灭可避免盲症的全球行动，专家指出：全球盲症中约有80％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及时地运用现有的知识和干预措施，它的起因是可以被预防或控制的。
1991年的全国财政会议，给一位刚到财政部工作的人士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时的财长是王丙乾。这位工作人员说，每年财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做下一的财政预算，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第二年的预算无论如何都安排不了，有一个大的窟窿，因为前一年税收只有2970多亿元，很多地方非常困难，又赶上贵州遭遇大灾，中央没有钱给地方。王丙乾出于无奈，要各省作“贡献”，从1000万到1亿元不等。（图为王丙乾）
财政会变成了“募捐”会。一些财政厅厅长却对王丙乾说：“跟我要钱，我可没有！”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与财政部长当面“反目”。“很多年过去了，我还在为王部长难过，那时做财长非常可怜。”一位财政部干部回忆说。（图为王丙乾）
“反目”有没有道理？有！比如广东，依据与中央签订的财政大包干“契约”，每年只向中央财政上交22.74 亿元，递增9%，再要钱就超出“合同”范围。但是，让财长下不来台的是，原以为由于中央给了广东很多优惠政策，就连关税都留给了广东，中央财政遇到困难，要点小钱会如此不给面子。（配图）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名为“借”，实为“取”，就是要地方“作贡献”。（配图）
财政会议还向地方“压”税收指标，压不下去预算盘子就定不下来，中央财政下一就无米下锅。因此，财政会议上“罗圈架”打得不可开交，税务局长跟财政部“打”，地方财政厅厅长也跟财政部长“打”。税务局说：我们收不了这么多。财政部坚持不让步。当时，几乎所有省份对中央下达的税收指标提出异议，特别是富裕地区。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一开就是半个多月到20天，会上不是认真总结财税工作，变成人们为“领任务”，分税“收指”标而争执不下的会议。（配图）
1992年，刘仲藜接王丙乾任财政部长。在工作交接时，刘仲藜拿着手中的账册对王丙乾说：老兄，我真佩服你呀，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他最懂前任部长的苦衷。（图为刘仲藜）
刘仲藜感慨地回忆：“那几年实在太困难了。”他把国库的报表拿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鎔基，朱镕基只说了一句话：你这个财政部长真是囊中羞涩呀！（配图）
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元，地方收入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当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银行挂账。中央财政非常困难，刘仲藜向分管银行的朱镕基副总理借钱，朱镕基没有借答应。（配图）
1993年上半年的一些指标发出警示，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整个财政收入一季度比1992年同期下降2.2%，按可比口径也仅仅持平；工商税收14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12%，去掉出口退税10%，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4%.而1993年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5.1%，上半年达到14%，比1992年GDP 增长12.8% 高出不少。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比例失衡，全国生产增长速度很高，而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配图）
税收增幅小，开支却大幅增长。资金不到位的情况多方出现：粮食收购财政亏损性补贴资金不到位；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很多重点建设卡着脖子，如铁路、港口、民航等。按照往年的进度，重点建设资金上半年至少要拨付全年的40%，而1993上半年为19.5%，差了将近一半；重点生产企业和重点出口企业缺乏流动资金。（配图）
与此同时，需要由中央财政收入中支出的硬支出，一分也不能少。在朱镕基宣布财政再困难也不能到银行透支之后，所以那一年，刘仲藜三次找朱镕基副总理，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自然没借来。当时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财政紧张到这种状况，引起朱镕基副总理的高度重视。他意识到，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会垮台，这不是危言耸听“.（配图）
保证国家必要的开支成为燃眉之急。1993年7 月23日，朱镕基副来到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说：“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目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但中央支出却占50% 多，收支明显有差额，中央只好大量发债，不然维持不下去。去年，内外债务，向银行借款900 多亿元，今年预计1000多亿元，中央背着大量的债务，而且越背越重，中央财政困难，而且是加剧的趋势。一般来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都在60% 以上。而中央支出一般占40%，地方占60%.但是我们正好相反，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这种状况是与市场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必须调整过来。“（配图）
进入1993年，分税制改革加快了进程。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批准了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7月23日，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朱镕基副总理到会，并作了具体部署，他说：“我们准备根据的决定，马上成立财政和税制领导小组，请刘仲藜负责，再请计委、经贸委、体改委、税务总局这些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还要调一些熟悉国内外财税制度，又懂得法律，能够动笔头子的人来讨论，设计、起草财政税制改革方案。“朱镕基在参加会议的前一天，已向江泽民同志那里明确表示，一个半月之内要拿出初步方案，向中央汇报。（配图）
按照朱镕基的设想，8月底向总理办公会议汇报，9月2日拿出最后方案，9月3日向政治局汇报。随后的两个月，朱镕基带领有关部委到各省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细致缜密的测算，以确保确定1994年1 月1 日分税制新体制的实施。（配图）
1993年7月23日，朱镕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谈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分税制改革的想法。这一消息不胫而走。8月30日，中央拿出了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9月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不久，就收到了广东省委给中央写的报告，要求广东单独实行包干。（配图）
广东两位主要负责人找到朱镕基，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心情沉重地问朱镕基，广东的特殊政策还要不要实行？如果包干制取消，我们还要不要在20年内赶上“四小龙”？他们认为，如果按财政会议上所提出的办法，广东就什么大事也不能干了。除了广东之外，还有的省长私下说，以后我们要到朱镕基那里领工资。（配图）
受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的委托，朱镕基副要到一部分省区做解释工作，“解释”的基础是要与每一个省份细算实行分税制税收对比的帐。（配图）
1993年9 月9日大队人马出发，第一站是海口。为什么先到海南？因为当时洋浦开发区举行封关仪式，邀朱镕基出席。但是，朱镕基并没有参加招待会，只是去开发区看了看。参加谈判的有关人士介绍说，朱镕基去海南不是主要目的，他是冲着广东去的，因为海南收入少，无足轻重，先到海南是为迎接广东“谈判”的“练兵”。（配图）
果然，两天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中央与海南都认为改革是必须的，不能错过机会，而且也认为，改革对海南的特殊政策没有影响，海南的利益基本上也没有受到影响。如果按照增值税年均增长30% 计算，受影响的只有3-5 亿元。海南省除了提出要保1995年的基数之外，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海南之行虽然增强了信心，但是朱镕基一行知道，“硬仗”在后面。（配图）
一波三折的广东谈判朱镕基一行来到广东。刚刚落脚马上接见省委省政府领导。省里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搞分税制。9月13日上午召开大会，广东省的五套班子人员全部参加，有些地市委有些领导也参加了会议。朱镕基先向大家宣布中央决定，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我与铁映同志带领有关部委的同志来广东，是受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委托来的，是来向同志们传达、介绍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内容，同时与广东同志一起就落实改革方案进行商量，一起算账。（配图）
他详细给省政府官员介绍了分税制改革方案，特别提到广东对分税制方案了解的信息不确切，指出现在的方案与财政工作会议时已经有很大变化。他讲了四个问题：为什么要实行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是什么内容，如何搞；分税制改革是否损害了地方利益；实行分税制广东到底要吃多大亏。所有人都在认真地听，快速地记。（配图）
晚饭前，朱镕基把财政部部长及地方预算司司长叫到他的房间。手上拿着广东省给他的两张表格，核心内容是包干体制10年不变，地方财力是什么样的；实行分税制后的10年内，中央将从广东多拿走1000多个亿。他表情严肃地说：看来分税制是搞不下去了，将来拿地方这么多的增量，如果广东搞垮了，追不上“四小龙”，就成了咱们的罪状。此后，他焦急地在房间踱步。（配图）
地方司长对朱镕基说：“按照已经修改得的方案，广东帐口径不对，因此误差很大”因为分税制已经确定增值税中央和地方按75：25分成，并会给地方一个增长率，分税制中央会从广东多拿一些财力，但是将营业税留给地方，也会给地方带来相应的增量。朱镕基要求当晚做出10年两种体制的测算账。（配图）
已经是凌晨1 点，朱镕基还等。做两种体制10年税收测算，大大小小税种加在一起，非常不易，他们一夜未眠，直到早晨开会之前才算出来。最后测算的结果，中央从广东所拿财力少了300 多个亿，但是分税制之后，蛋糕做大了，地方的财力也会有更大的增长。朱镕基放心地笑了，因为这样就不会因此影响广东的开放，和追赶“四小龙”。（配图）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广东进而又提出四条意见。核心是提出以1993年为基数的问题。他们认为，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1992年上半年的事了，下半年经济发展起来，反映到财政收入上是1993年的事情。假如以1992年为基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成果都没有包含在内，这怎么行？他们坚决要求以1993年为实行分税制的基期年。（配图）
朱镕基心里早有准备。他来广东之前请示了江泽民，江泽民决心已下：搞分税制是中央的决定，不能再讨论是不是实行分税制的问题。朱镕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只要广东同意搞分税制，分开征税，这一条定下了，有些地方做些妥协有好处，大家思想愉快，不然改革搞不好。9 月14日下午，在内部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对于广东提出的四条，可以同意两条，否定两条。（配图）
第一条，他们要求按1993年做基数，我赞成。因为我们一再讲，保证目前既得利益，这就是1993年嘛。以1993年为基数，道理上说得过去，当然中央少拿一点。以1993年做基数，全国各省都会欢迎的。第四条，他们要求中央对重点建设一视同仁。我说了，不仅可以一视同仁，而且可以照顾。有人说这是空头支票，但总不能叫我签字画押啊。第二、第三条不能同意。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后，增值税分成比例全国必须统一，广东不能另立比例。第三条提出要按广东的中央收入增长率来确定返还数增长率，这一条也不能同意。其实，还有一条就是同意减免税再延长两年。（配图）
朱镕基指着项怀诚说：老项，你们财政部不就是以基数治天下吗？你这些东西我耳朵里的老茧都听出来了。对刘仲藜、项怀诚来说，尽管有他们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总理的意见，因为，他们还在面对最大的未知数，即广东到底是否同意实行分税制改革。十年之后，项怀诚说，我这人不是谦虚的人，但是我还是钦佩朱镕基，他是有政治魄力的。第二天的会议上，尽管朱镕基没有给广东最后的保证与许诺，他只是表明他同意以“1993年为基数“的“个人意见“，这已经让广东喜出望外。到9月29日中南西南十省领导参加的会议上，中央领导认为大家的意见很有道理，最后确定以1993年为基数。（图为项怀诚）
真是一波三折。9 月15日，广东再次提出要不要取消包干制、实行分税制的问题。朱镕基回答说：“至于广东是否继续实行包干体制，没有授权我在这里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在这里讨论包干问题，不然我可回不去了。我想，我们搞分税制应该比包干制好，不然就倒退了”。最后，广东终于被说服。这样，中央财政从广东拿回来的钱，相当于它在原体制下上交的两倍。让广东高兴的是以1993年作基数。事后，朱镕基在评价广东时说：总体上讲，广东的同志最后顾全大局，牺牲自己部分利益，也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经济，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接下来他们还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配图）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苦口婆心解释中央要推行的分税制方案。其间，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并最终相互妥协。（配图）
朱镕基晚年为自己推行的分税制做辩护，“攻击分税制，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谈及分税制，朱镕基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道，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随后，朱镕基缓和了口气，说：“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劝我不要发脾气，我忍不住了，还是要发脾气。这绝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整个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朱镕基回母校与校友师生共庆清华百年华诞）
分税制是1994年后推行的新税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是主要推手之一。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于是，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朱镕基回母校与校友师生共庆清华百年华诞）
推行分税制前后变化大致可总结为：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过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朱镕基回母校与校友师生共庆清华百年华诞）
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四倍。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也恰于这一年出版。书中披露了安徽农村的现状，作者认为分税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中央财政集权，中央出发点虽好，但造成地方财政弱势。诸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费用，中央都甩给了地方，但地方没有钱，最后就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朱镕基回母校与校友师生共庆清华百年华诞）
在清华座谈现场，朱镕基列出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予以批驳，其中提及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账数据，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过。（朱镕基回母校与校友师生共庆清华百年华诞）
朱镕基说：“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00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000亿，两者相加是73000亿，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是15900亿（注：原话如此），占83000亿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28%、27%，现在20%都不到，怎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收得过多呢？”（配图）
不过朱镕基对分税制亦有反思，“当然我们还有缺点，主要是返还支付的方式。”由于收上来的相当一部分钱只是中央财政过了一下手，又通过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形式补助给各地，使得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从中权力大增。朱镕基说：“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税制有缺点，但我负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当时就说，分税制改革没有完，要继续进行。”（配图）
(一) 改革背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在经济体制上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建设和政治经济形式的不断变化, 苏联的管理模式暴露出管理权限过于集中, 束缚企业经营自主权以及经济发展缺乏活力等严重缺陷。一五计划的实践证明, 进行经济建设只有从我国实际出发, 把西方的管理经验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路, 才能取得成功。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 我国开始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958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计划管理体制和农村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二) 改革的总原则
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 基本点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 下放一部分企业和产品给地方, 适当增加地方的机动财力, 扩大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对会计科目和报表也进行了适当的精简。这次改革对建国后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二、1964—1965年的会计改革
(一) 改革背景
1960—1962年我国经历了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 紧接着是1958年的大跃进。为了整治大跃进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混乱和困难, 1960年9月中央提出了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随着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和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 对会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改革问题又重新提出。为此, 财政部派人到地方深入调查研究, 拟定改革的计划、步骤和目标等问题, 1965年4月经国务院同意, 当年7月由财政部下达试行。
(二) 改革内容
1. 改革记账方法。
2. 进一步精简凭证、账薄、科目、报表。
3. 开展群众核算, 实行财务民主。
4. 正确地进行会计监督, 把服务与监督结合起来。
5. 整顿会计队伍, 健全财务会计机构。
6. 对预算制度给予高度的重视。
这次改革的理念是先进的, 但是受文革影响而半路夭折, 丧失了一次发展的机会。
三、1978—1993年会计改革
(一) 改革背景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我国首次把发展市场经济提高到正式日程上来, 要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 就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 当务之急就是沟通会计语言, 所以就必须先进行会计制度改革, 实现与国际会计的接轨。
(二) 改革内容
1. 改革我国原来的会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 实行会计专业职务资格的考试制度。
2. 注重和发展我国的注册会计师队伍。
3. 改革财务会计制度。
结合西方经验和我国的实际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和《财务会计通则》, 会计准则是与国际接轨, 财务通则是中国特色。在准则和通则下又设计了十三个行业的会计制度。
4. 改革了报表体系, 使财务会计信息成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
5. 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实现统一分配规范化。比如统一税制, 降低税率, 税利分流等措施。
四、2001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会计改革
(一) 改革背景
1. 分行业会计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新兴行业, 如高尔夫俱乐部、IT产业, 这些新行业找不到适用的会计制度, 也使会计制度失去了权威性。因此, 改革势在必行。
2. 国际化进程的需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 对会计提出了国际化进程的需要, 不仅仅是与国际的接轨, 更重要的要实现与国际的趋同。
(二) 改革内容
废除了行业会计制度, 实行《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保险业会计制度》。从1998年开始还陆续发布了十六个具体会计准则。
五、2006年会计改革
(一) 改革背景
1. 国际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后, 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明显加快, 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以及跨国公司均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资本市场日益壮大, 跨国兼并活动日益频繁并愈演愈烈, 资本流动也日渐迅速。在这种情况下, 对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要求也就越来越迫切。
另外, 世界各国纷纷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其目的就在于努力降低本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成本, 降低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筹资成本和交易成本, 使本国企业在全球性的经济竞争和发展中处于优势。因此, 会计国际协调是各国经济利益驱使的结果。
2. 国内背景。
首先, 会计准则的修改是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相关领域的法律条款也开始出现调整。1999年, 全国人大修订了《会计法》, 2000年, 国务院制定并发布了《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 修订后的公司法、证券法也于2006年1月1日起开始正式施行。为了与上述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保持一致, 原有的会计准则也需要随之修订。其次, 会计准则的修改是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趋同的需要。自2005年1月1日, 已经有90多个国家表示要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 活跃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市场的中国企业更需要在会计准则上国际化。
在国际贸易中, 欧盟不完全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 理由之一就是我国会计标准与国际差异较大。随着我国海外上市的企业越来越多, 以及国内资本市场对外资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 也对会计准则向国际接轨提出了要求。
(二) 新会计准则体系的构成
这次会计改革主要是对原有的l项基本会计准则和l6项具体会计准则进行了修订, 同时又发布了22项具体会计准则和两类企业 (金融和非金融企业) 适用的会计科目与会计报表。小企业会计制度继续沿用。
(三) 改革的内容
1. 权责发生制和历史成本不再作为会计核算基本原则。
新基本准则中的会计基本原则, 继续保留了重要性原则、谨慎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等, 也强调了可比性、一致性、明晰性等原则。但权责发生制和历史成本不再作为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
2. 更注重公允价值。
在这次制订和发布的新准则中, 公允价值的推行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亮点, 它实现了我国会计准则的新突破。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比较侧重公允价值的应用, 以体现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有专家指出, 公允价值主要影响的还是金融企业。因为新准则规定, 衍生金融工具一律以公允价值计量, 并将相关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而这之前, 金融企业的衍生工具仅在表外披露。
3. 存货管理办法变革。
(1) 新《存货》准则中, 取消了存货流转的后进先出法。从理论上讲, 企业从后进先出法转向其他方法, 会造成企业毛利的波动。并且如果是在一个通货膨胀的市场环境下, 使用后进先出法还可以降低税收。由于通货膨胀的因素在当前的我国经济环境中无需考虑, 因此, 后进先出法的取消, 对原采用的企业影响不会很大。 (2) 明确规定有限情况下, 某些存货发生的借款费用可以根据, 借款费用准则的规定资本化, 记入存货成本。这对损益表将会产生影响, 使当期的财务费用减少, 利润增加, 期末分配利润增加;同时, 也会对资产负债表产生影响:使当期存货成本增加, 权益增加。
4.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变革。
针对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操纵利润的问题, 在新准则的规定中, 有多项资产的减值准备一旦计提不得转回, 设计如此严格的一刀切规定, 主要是为了防止企业利用减值准备的计提和冲回来调节利润, 这再次反映了会计准则的制定本身是一种博弈。
5. 债务重组方法变革。
新准则改变了“一刀切”的规定, 将原先因债权人让步而导致债务人豁免或者少偿还的负债计人资本公积金的做法, 改为计入营业外收入。对于实物抵债业务, 引进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按新规定, 一些无力清偿债务的公司, 一旦获得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豁免, 其收益将直接反映在当期利润表中。债务重组方法的变革, 也使得公司的利润, 特别是每股收益水平发生大幅波动, 这将极大地提升其每股收益。因此, 负债额较高又有可能获得债务豁免的公司, 其每股收益在新准则实施后, 将出现大幅上涨。
6. 企业合并会计处理方法变革。
对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以账面价值作为会计处理的基础, 而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则以双方认可的公允价值作为会计处理基础。
7. 合并报表基本理论变革。
新的合并财务报表准则从侧重母公司理论转为侧重实体理论, 即更加体现“实质重于形式”的会计原则。合并报表范围的确定更关注实质性控制, 母公司对所有能控制的子公司均需纳入合并范围, 而不一定考虑股权比例。
8. 金融工具准则变革。
关于金融工具的4项具体会计准则对金融企业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上市或拟上市的金融机构则首当其冲。例如, 准则规定衍生金融工具一律以公允价值计量, 并从表外移到表内反映。这就要求上市银行和证券公司善用衍生工具这把“双刃剑”, 因为表内化将对企业利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企业不但要考虑现金流等经济因素, 还要考虑衍生金融工具对报表的影响, 以避免给报表带来过大的波动。
[责任编辑:王凤娟]
摘要：会计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新中国建立后, 我国进行了五次规模较大的会计改革, 使我国会计在吸收西方会计精华的同时, 结合本国国情, 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2006年的会计改革, 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全面接轨, 实现了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的趋同, 受到世人的瞩目。
新中国建立60年来,在基础教育领域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政府办学一直起着主导作用,使得河南这一文盲、半文盲大省逐渐摆脱贫困和愚昧,走向人力资源大省、经济大省、文化大省。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由于河南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河南“两基”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靠“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努力配合而初步实现的。随着河南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义务教育才逐步转向“人民教育政府办”,在经济实力增强和观念转变的基础上,各级政府正担负起实施义务教育的重要责任。其间,河南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代高度集中下具有“集权特征”的政府包办为主到“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从“国务院领导下,地方政府负责,以县为主”到公共财政支撑义务教育的框架初步形成的过程,河南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在逐步调整中走向完善。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85年):计划经济背景下呈现出明显“集权特征”的中小学教育管理体制
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基础教育相当薄弱,当时的任务主要是着手整顿和发展。根据中央指示,河南省教育厅对全省基础教育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办法。全省小学的领导管理主要依靠区、乡政府,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办学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给予指导和监督。1952年后,按照教育部规定,结合河南实际,除教职工编制标准和小学经费开支标准由省教育厅负责制定外,公办小学和民办小学统一由县、市教育局领导,区、乡、镇、街、村人民群众办的小学,统一由县、市教育局核定其设立、变更、停办;全省中学分为省立、县立两种,省立除开封市各中学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外,其他各学校在省政府确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委托所在地的市政府(限郑州市)及专员公署领导,省立中学经费由省教育事业费开支,县立中学经费由县教育事业费开支,县立中学的设立、变更、停办等事宜由县政府报经专署核定,并呈省教育厅备案。后来,由于普通中学数量普遍增多,其领导管理体制也逐级下放。1954年,根据国家要求,河南省中学教育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管理,省教育厅以主要力量加强对中学的领导,更多地掌握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日常行政工作交给专、市、县管理。
1957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全省宣教会议上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一切社会潜力,提倡群众合作办学,并允许私人办学,实行“两条腿走路”,免费教育与非免费教育并举,允许中小学收取杂费等措施。从1956年起,河南中小学发展进入“跃进”状态。“文革”期间,中小学起伏较大,先是严重削弱,后又盲目发展。1979年,河南省教育厅进行普通中小学的调整和整顿,提出改革农村中学的管理体制,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即初中由公社管理,联办初中由联办的大队共同管理。对小学,农村过于分散的教学班,凡有条件的同本村或附近的学校合并办学;城市小学统一集中,由市或辖区直接领导。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河南中小学管理体制以政府包办为主,权力集中于政府,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包揽。但同时,政府也在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这一阶段的中小学教育管理体制,对于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大规模教育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体制也有利于利用有限的资金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社会建设需要的人才。但存在限制地方政府和学校的办学积极性、自主权等弊端。中小学教育公共服务虽然主要由政府提供,群众也适当负担,但是由于受到公共财政的限制,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财政紧张(1949年河南省国民收入为18.73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为44.8元),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其中大部分财政经费还要用于支付人员工资,公用经费较少,教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能力远不能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1949年全省总人口4174万人,1985年达到7746万人,根据1953年、1964年、1982年三次人口普查结果,其中7～12岁年龄段人口分别为510.9万人、846.4万人、1165.1万人)。加上“文革”期间,我省中小学教育管理体制遭到严重破坏,中小学教育基本陷于瘫痪,即使到“文革”结束的几年,文盲、半文盲在全省人口中仍占高达20%以上的比例。“文革”结束后,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迅速得到恢复,但随着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展开,其弊端又日趋明显,并越来越成为教育改革发展的瓶颈。
第二阶段(1986年～2000年):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1985年7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第二次教育工作会议。8月,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意见》,提出“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政府负责、分级管理”基础教育管理体制,
1986年8月,《河南省义务教育实施办法》经河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河南省义务教育实施办法》逐级分解了基础教育的管理权力和责任,明确规定了省、地(市)、县(市)、乡(镇)、村基础教育的管理权利和责任,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
1994年9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10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基础教育在国家宏观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政府负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执行中,各地基本采用“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做法,形成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格局。这种管理体制,把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落到了乡、村两级。
“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明确了乡、村两级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责任,调动了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办学积极性,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局面,各级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在全省范围内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集资办学、捐资助学活动,10年间多渠道筹集预算外资金相当于国拨经费的68.31%,其中社会集资和群众个人捐资45.84亿元,占总筹资的49.05%,大大改善了中小学的办学条件,加快了普及义务教育的进程。1999年,全省提前2年完成了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任务,到2000年年底,全省通过“普九”验收的县(市、区)共154个,“普九”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93%。但同时,尽管这种管理体制在资金渠道上确立了利用财、税、费、产、社、基等来源多渠道筹措经费,而在事实上,农村的义务教育主要是由乡(镇)级政府负责的。而乡(镇)级财力有限,集资、借贷建校便成为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由于全省绝大多数的小学、初中设置在农村,“集资办学”使得农民承担了义务教育半数以上的“义务”,不同程度加大了群众的负担;广大中小学,尤其是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差,运行经费紧张,办学十分困难;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的问题愈来愈突出,办学经费没有稳定的来源,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较低。
第三阶段(2001年～2005年):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2001年10月,《河南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出台,意见提出深化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要求认真落实“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对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作出了重大调整,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把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这一体制的变革有利于确保教师工资按时发放和在县域内进行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在实行过程中由于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混淆了管理体制和投入体制,影响了政策的实施效果。
2002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结合河南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省、省辖市、县、乡(镇)各级政府及村民自治组织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强化了县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管理责任。提出“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的管理和发放,必须上收到县”“确保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不低于改革前的水平,并力争有所提高”。2003年,省委、省政府出台了《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提出省本级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发展农村义务教育;自2004年1月起,我省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按国家现行的工资标准发放;建立健全农村中小学校舍维护、改造和建设保障机制。截至2004年,全省158个县(市、区)落实了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教育的人、财、物、事四权全部收归县一级管理。
“以县为主”的新体制的实施,特别是2002年以来,河南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提高了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水平,初步实现了“保工资、保运转、保安全”的基本目标,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基本保证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发放,自2004年1月起,全省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统一按国家现行标准发放,全省农村中小学教师月工资平均增加200元;基本保证了学校的正常运转,2005年,农村中小学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分别提高到30元/年、20元/年;基本保证了危房的改造和修缮,2001年到2005年,全省改造农村中小学D级危房742万平方米;有效缓解了县以下政府的财政压力,解决了群众的负担。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方面仍然存在着各级政府投入责任不明确、经费供需矛盾突出、教育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等问题。一方面,由于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缺口太大,以县为主的财政投入根本无法满足农村义务教育的实际需要。在不少贫困县,出现了典型的吃饭财政和教育财政的特点。教师人员工资的支出是教育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为了确保不断上涨的人员经费,当地政府和学校或是减少新进教师,或是不断压缩公用经费的开支,使得学校公用经费相应地不断下降,造成生均公用经费偏低,难以维持,矛盾十分突出,可以说义务教育以基层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因此改变。
第四阶段(2006年至今):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逐步完善,建立经费保障新机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阶段
为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2006年4月,省政府下发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提出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分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2006年秋,在周口市扶沟县进行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试点。2007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在河南省全面展开。从2007年春季学期起,免学杂费政策对象从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扩大到全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从秋季学期起,向全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2008年,河南省进一步调整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有关政策:一是从2008年春季学期起向全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地方课程的教科书,同时进一步提高国家课程免费教科书的补助标准,建立部分科目免费教科书的循环使用制度;二是进一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本标准;三是进一步落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的生活费补助政策;四是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学杂费。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从理顺机制入手,着力解决制约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经费投入等问题,从体制上解决了“投入不足、责任不清”这一长期困扰农村义务教育的问题,进一步强化了各级政府保障义务教育的责任,落实教育惠民的各项政策,提高了义务教育保障水平,促进了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2007年12月,河南的“两基”工作顺利通过国家验收。2007年至2008年,全省1312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享受免除学杂费和免费发放教科书政策,落实农村中小学“两免一补”资金142亿元,资助金额和学生人数均居全国首位。2008年,全省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农村小学1605元/人,约是新机制未实施前2006年904元/人的1.8倍,农村初中2414元/人,约是2006年1142元/人的2.1倍;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农村小学465元/人,约是2006年172元/人的2.7倍,农村初中785元/人,约是2006年252元/人的3.1倍。2008年,全省小学、初中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分别达到4.5平方米和6.3平方米,仪器设备和图书基本达到规定标准。农村中小学的面貌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农村,最好的房子是校舍,最美的环境是校园。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完善和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建立,标志着河南义务教育实现了由“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人民教育政府办”的重大历史性转变,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得以实现。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农村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却滞后于农村社会经济改革,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的问题,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新中国建立60年来,河南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四个阶段的演变,带给我们的启示良多:
1.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必须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相适应。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河南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历程,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和调整,但每一次变革和调整,都与河南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新中国建立初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段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中小学教育管理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中小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从1986年调整为“分级办学、分级管理”,2001年调整为“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以县为主”,到2006年开始逐步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每次调整都是在整个河南政治、经济、社会大背景下进行的,从没有脱离过这个大环境而进行孤立的、片面的改革,每次调整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河南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此。
2.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又要尊重规律,结合河南实际。新中国建立60年来,河南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正是坚持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断突破发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不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随着时代的要求不断地完善与发展,使义务教育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从而在河南财政基础较为薄弱,义务教育摊子大、任务重的特殊情况下,实现了“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人民教育政府办”的转变。在深化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尊重教育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使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承受能力相适应,保持了义务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但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文革”期间,也曾经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尤其是河南教育“大跃进”期间,由于过分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欲速则不达”,给教育事业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文革”期间,由于错误地推行“侯王建议”,河南农村小学受到严重削弱,此后不久不少地方提出“上小学不出小队,上初中不出大队,上高中不出公社”的盲目发展口号,河南中学也盲目发展,导致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严重下滑,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3.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渐进式的改革策略。河南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走的是循序渐进的道路,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渐进式”的改革策略,坚持试点先行,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再加以推广,既保持了体制变革的连续性和渐进性,也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进,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降低了改革的风险,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但渐进式改革也造成新的问题不断积累,今天的改革已处于深入区,尤其是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子女接受教育问题、城乡教育差距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上进行探索,进一步深化改革。
4.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纵观河南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责任明确不明确,直接关系着改革能否顺利推进,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省级政府是地方最高的行政机关,对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各项地方公共事业负有首要责任。强调省级统筹,就是要加大省一级的责任。无论从投入体制还是从管理体制来讲,省级政府的统筹作用都至关重要,如果省级政府能够切实担负起这一责任,理顺省以下的体制,则相关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县级政府对本地区义务教育发展负有主要责任,强调管理以县为主是非常必要的。县级政府一是管好经费;二是具体负责义务教育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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