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核能发展大事记（共6篇）
（1949年10月——2009年9月）
（注：刊登于《中国核能》杂志2009年第五期，资料由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主编 汪
兆富执笔）
1949年
11月1日
中国科学院成立。根据物理学家关于开展原子核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决定将原南京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的一部分与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合并。
1950年
5月19日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政务院任命吴有训为所长，钱三强为副所长。
该所后于1953年更名为物理研究所；1958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实行双重领导；1984年更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10月17日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决定将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作为初期研究方向。重点是原子核物理方面的研究。
1952年
10月8日
近代物理所制订第一个发展核科学技术的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提出“在核科学技术研究上打下基础，为进一步开展核物理实验和建造反应堆创造条件”的目标。
1954年
1954年
我国建成了位于云南落雪山的第一座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利用多板云室和磁云室开展了奇异粒子和高能核作用的研究，先后搜集到700多个奇异粒子事例。
10月
我国铀地质工作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富钟县黄羌坪采集到新中国第一块铀矿石标本。
1955年
1955年
我国开始了首台原子束装置的建造和核磁共振的研究。
1月15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东]主席听取了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关于铀矿资源和原子能科学研究基本情况的汇报后，作出了重大战略决策——发展中国原子能工业。
9月
中南309地质大队在湖南郴州发现金银寨异常，这是中国最早发现的碳硅泥岩型铀矿床。后于1957年7月，在广东翁源首次在花岗岩体内发现大型铀矿床，1958年3月探明了江西上饶境内的我国第一个铀矿床——坑口铀矿床。
9月14日 决定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各设立一个物理研究室，并决定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置相关专业。清华大学于1956年正式成立工程物理系。
1956年
3月
我国研制的卤素和盖革计数管、核乳胶达到当时国际同类型号的水平。
8月17日
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从1955年到1958年，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领域，中苏两国政府前后共签订了6个协定。
10月
新疆519地质大队在新疆的白杨河首次发现中国火山岩型铀矿床。后于1959年6月在新疆察布查尔县提交了我国最早的含铀煤型铀矿床。
11月
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前身）负责核工业建设。宋任穷同志担任首任部长。
1957年
1957年
在赵忠尧的指导下，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能量为2.5MeV的质子静电加速器，开始了我国粒子加速器的技术研究工作。
1958年
6月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制的高压型静电加速器建成，加速质子能量达2.5兆电子伏。
7月13日
核武器研究所（北京第九研究所）成立。后称二机部第九研究院。
9月
北京第六研究所首次从铀矿石中提取出二氧化铀产品。
9月27日
我国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建成。
10月1日
我国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生产出33种放射性同位素。
1959年
2月24日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设计、制造和安装的我国第一座轻水零功率装置建成并达到临界。
1960年
1月19日
游泳池式研究性反应堆工程（49－2）开工。该堆于1964年6月建成，次年4月反应堆提升至额定功率。
2月12日
铀同位素分离气体扩散实验室工程建成并正式移交使用。
2月29日
用于爆轰试验的北京郊区17号场地炸药研制实验室及爆轰试验场第一期工程破土动工，揭开了核武器爆轰试验的序幕。
60年代初
我国研制成功第一台能量为30兆电子伏的电子直线加速器。
3月
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即反西格马负超子。
3月
中国第一座生产钚－239的石墨轻水反应堆动工兴建，后于1966年10月建成。
4月1日
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为潜艇核动力堆进行物理模拟研究的零功率装置达到临界并开始运行。
10月13日
我国第一个六氟化铀简法生产装置（615乙）正式试车，获得3.4千克六氟化铀。12月，获得首批合格产品。
11月18日
湖南铀水冶厂生产出第一批符合纯度要求的二氧化铀产品。
12月
在原子能研究所成立由黄祖洽、于敏负责的“轻核理论组”，先行探索氢弹基础理论研究。后于1963年9月，由北京第九研究所组织力量探索氢弹理论问题。
1961年
1961年
原子能所组建了502和503实验室，在肖伦的领导下，开展了从靶材料的选择、氚靶元件的制备、反应堆照射和氚气的提取、纯化、浓缩，直到分析测量的研究，于1965年为生产厂的设计提供了氚生产工艺的图纸资料和必要的数据。
1962年
11月30日
原子能所建立了电解重氢至合成氘化铀的系统，达到0.1克/周的氘化铀生产能力。
1963年
3月
我国完成并提出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5月 我国设计研制成功电磁分离器的核心部件——第一台离子源。
12月5日
原子能所615乙、丙简法生产出18.5吨合格的六氟化铀产品。
12月24日 1∶2核装置全球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成功。
12月28日
我国研制完成的原子弹点火中子源氘化铀铜壳包装小球通过最后鉴定。
1964年
1月14日
兰州铀浓缩厂一次投产成功，取得合格高浓铀产品。
1964年
我国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与前苏联科学家几乎同时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热核聚变的科学设想，成为世界上首创惯性约束受控热核聚变实验方法的奠基人之一。
5月1日
我国加工完成第一套合格的铀-235核部件。
5月
我国后处理两期工程工艺相继由沉淀法改为萃取法。
6月6日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1∶1全球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达到预期目的。
7月
在钱三强的领导下，甲种、乙种分离膜分别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和冶金部北京钢铁研究院完成实验室研究，并于同年9月进行了扩大试验。
8月22日
第一颗原子弹产品次临界安全试验完成。
9月17日
某核燃料元件厂生产出合格的锂-6产品。
10月16日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这是我国核武器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表明中国掌握了核武器技术。这次试验采取塔爆方式，以高浓铀为主要核材料、采用“内爆法”实现核爆炸，试验威力为2.2万吨TNT当量。
10月
冶金部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研制出核燃料元件用锆－2合金管。
1964年
原子能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副主任金星南等，通过建立求解锂同位素分离级联方程的“迭代追赶法”，经过1年多的努力，完成了计算，攻克了理论计算的难关。
1965年
4月
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工程性试验反应堆——游泳池式反应堆，在原子能研究所建成并提升至额定功率。
1965年
在张文裕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在云南落雪山建成了大型云雾室。
5月14日
我国成功实施了第一颗用飞机空投的原子弹试验，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
7月
某核燃料元件厂开始生产金属锂-6，9月开始生产氘化锂-6。
9月
于敏带领计算人员到上海对氢弹做进一步研究和计算机探索，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新原理模型。
11月中旬 某核燃料元件厂08元件生产线全线建成投产。
11月20日
湖南衡阳铀水冶厂全部建成投产。
1966年
4月
我国第一座后处理厂建成投产。
5月9日
我国进行了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
10月20日
我国成功建成第一座石墨慢化轻水冷却的生产钚的反应堆，达到临界。
10月27日
我国成功地在本国领土上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这是一次用我国自制的中近程DF－2导弹进行的“两弹相结合”的实弹试验，标志着已经具有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武器化进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2月28日
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本次实验采用塔爆方式，爆炸威力为122ktTNT当量，实际测到了聚变中子和裂变聚变反应的时间间隔等其它参数，说明我国已经基本掌握了制造氢弹的理论设计和关键技术。
12月
某核燃料元件厂四氟化铀生产首次达到设计能力。
12月
某核燃料元件厂试制出第一批氚靶件。
1967年
5月30日 西南金属制品厂与北京钢铁研究院联合攻关，完成丁种膜研制。
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氢弹由飞机携带，在预定高度投弹爆炸，试验威力为330万吨TNT当量。这次核试验的成功是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1968年
6月18日－29日
我国氚生产线热试车，生产出了氚和氘氚化锂－6。
9月4日
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717工程投热料试车成功，获得二氧化钚产品。
12月27日
我国成功进行了带有钚材料的热核试验。
1969年
4月
改建的524厂、262厂和265厂，在年底，分别将制造专用化工设备和配件，研制射线仪器和元件，热工和自动化仪表的生产建成投产。
9月23日
我国进行了首次地下平洞核试验。
1970年
2月8日
我国首座核电站（代号为“728”）的自主设计工作启动。2月初，[周**来]就我国核电建设问题作出了重要指示，同年11月，[周**来]针对二机部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问题说：“二机部不光是爆炸部，而且要搞核电站。”同年12月15日，在主持中央专委会听取建设核电站方案汇报时指出，中国建设核电站要采取“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
6月25日 814厂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取得合格产品。
1970年
中国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所重离子加速器改建成功，开始了超钚元素合成的研究。
8月30日
我国自行研究设计的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运行达到设计满功率。
1971年
1月19日
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生产出丰度99.995％的高纯锂－7产品。
9月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顺利下水。核潜艇的研制成功，为推进海军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73年
6月27日
东风3号导弹核弹头定型核试验获得成功。
1974年
7月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建成我国第一台小型托卡马克核聚变试验装置（CT-6）。
8月1日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交付部队服役。
1975年
8月3日 09－1型反潜鱼雷核潜艇设计、生产定型。
8月 我国中程地地导弹核武器定型。
10月
中国核数据中心正式成立，并组成全国数据协作网，开展了第一期16个重点核素全套核数据编评和理论计算工作，以及钚-239γ值测量工作。
1976年
1月3日 712矿酸法水冶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
11月17日
中国进行了与洲际导弹配合用的有突防中子能力的弹头核装置全当量试验。
1977年
12月
原子能所生产出放射性同位素产品100多种，总活度超过0.15拍贝可（4000居里），为上千家使用单位提供服务。
1978年
3月18日
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核工业共计有344项科研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0月14日
我国成功进行第一次地下竖井核试验，基本上完成了地下核试验技术的探索攻关，为我国核试验完全转入地下奠定了基础。
1978年
在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的倡议下，原子能研究所研制成功一台强流电子脉冲加速器，开始进行粒子束核聚变研究。
1979年
4月5日
成功地进行了“506－34”两弹结合测中子飞行试验。
12月
生产浓缩铀的4号扩散机研制成功。
1980年
2月
中国核学会成立。
6月27日
原子能研究所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在大修改建后试运行首次达到临界。
1981年
2月9日
我国第一座大型高通量工程试验反应堆建成。该堆热功率为125MW,最大热中子通量为6.2╳1014/厘米2·秒。同年12月17日，该项目通过国家正式验收。
1982年
10月12日
我国潜艇水下发射潜地核导弹飞行试验成功。
1983年
6月29日
东风4号导弹核武器定型并投入批生产。
1984年
1月1日
我国正式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
3月10日
我国自行研制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首座微型反应堆物理启动达到临界并顺利通过鉴定。
9月21日
西南物理研究所受控热核聚变实验装置——中国环流器一号顺利启动，12月23日调试结束。1985年11月16日通过国家验收。
10月30日
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核安全局。
12月19日
中国进行的初级中子弹原理试验成功。
12月30日
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研究所建成并启动了中型托卡马克型装置（HT-6M）。
1985年
3月20日
我国大陆第一个核电项目——浙江秦山30万千瓦核电工程开工建设。
1986年
5月11日
新华社宣布，我国第一个大型（HI-13）串列式静电加速器核物理实验室，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建成。
1987年
8月7日
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主体工程正式开工。
11月 719矿研究万吨级铀矿石堆浸工业试验成功。
1988年
1988年
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重离子加速器在中国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所建成并出束。
1988年
我国建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成功地实现了电子正负对撞，并精确测定了τ轻子质量。同年10月24日，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邓小平同志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88年
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设计的5MW低温核供热堆建成并投入运行。
8月6日 512A地地核导弹定型。
9月29日
我国中子弹试验成功。
1989年
4月
我国完成“中国核工业30年环境质量评价报告”。
5月24日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四川绵阳建成1.5兆电子伏直线感应加速器并通过鉴定。
6月17日
我国品位最高的连山关中型铀矿床正式提交工业储量。
1990年
7月22日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自行设计、研究与建造的我国第一台1兆瓦铀氢锆脉冲反应堆达到临界。1991年1月21日首次达到1兆瓦额定功率。6月20日建成投入运行。
11月－12月 在王淦昌、于敏等指导下，我国在上海激光实验室神光Ⅰ激光装置上进行黑洞靶间接辐射驱动出中子实验和高增益类氖锗X光激光实验，取得达到国际同类实验较高水平的实验研究结果。
12月
低本底实验室在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建成。
1991年
4月中旬
由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与东北241大队协作完成的“以航空放射性测量为主的多源地学信息数字图像综合技术及其应用”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991年
中国科技大学同步辐射加速器在安徽合肥建成，并通过鉴定和验收。
1991年
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自行设计、建造的4.5MV静电加速器建成并投入运行。
1991年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首次合成新核素钌-90，并定出其半衰期为13秒。次年，中国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所利用重离子加速器和高压倍加器，在重质量丰中子区合成、鉴别了汞-208（半衰期为42分）和铪-185（半衰期为3.5分），并于1993年首次合成新核素钍－237。
12月15日
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浙江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成功并网发电，从而结束了我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
1992年
1992年
中国科学院合肥等离子体研究所在引进俄罗斯T-7装置的主机和低温系统的基础上，建成了我国第一台超导托卡马克型核聚变实验装置。
5月6-9日 中国原子能农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宣布，我国利用辐射诱变或辐射和其他方法相结合，培育出35种植物383个优良品种，年推广面积867公顷，在育成品种、数量和种植面积等方面均居世界首位。
1993年
10月30日
宜宾核燃料元件厂大型核电站燃料元件生产线改造工程顺利完成，为我国核电站燃料元件国产化奠定了基础。1994年4月6日生产线投产。
11月21日
由中国、阿尔及利亚两国合作建设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通过最终验收。
1994年
2月1日
广东大亚湾核电站1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随后，5月6日该核电站2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4月6日
宜宾核燃料元件厂大型核电站燃料组件生产线投产，其产品于1995年1月20日正式启运大亚湾核电站。
4月
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首次利用航测技术，为秦山核电站和上海市进行了放射性监测和环境综合调查，其结论是秦山核电站对周围环境没有影响。
9月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12月6日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制成功一台专门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加速器。
1995年
1月
国内首条采用国际先进流程，即AUC流程制备UO2粉末，具有批量生产能力的化工试验生产线，在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建成并投入运行。
5月15日
新华社宣布：“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全面退役。”该基地环境的治理符合国家有关环境法规的要求，并通过国家验收。
7月28日
核动力运行研究所研制的我国第一台核电站仿真分析机通过部级鉴定验收，填补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达到二十世纪90年代的国际先进水平。
1995年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援助项目——激光吹气注入金属杂质研究在中国环流器新一号装置(HL-1M)上顺利完成。
11月
由秦山核电公司和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公司联合研制的我国首台整体核电站全范围、全过程、高逼真度的实时仿真系统——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仿真机问世。1996年1月17日通过验收。
1996年
3月16日
世界上最大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条凝胶型锝―99M发生器生产线，在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投入运行。
7月17日
由第一重型集团公司试制的我国首台核电站压力容器鉴定合格。
7月29日，我国成功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当天，我国政府向世界郑重声明，从1996年7月30日起暂停核试验。
1997年
2月22日
核工业四〇五厂铀同位素分离一期工程建成投产。随后，1999年1月5日二期工程建成投产。2001年7月10日，核工业五〇四厂铀同位素分离工程建成投产。
10月17日
我国自行研制的核电站乏燃料贮存格架镉套管样机通过验收。
1998年
2月6日
由沈阳水泵厂、哈尔滨电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和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上海核电器材公司联合研制的两台核电站用主泵通过国家级验收。
3月12日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有关科技人员，在进行自由电子激光的L波段高亮度注入器组合实验过程中，发现了束腔共振场聚束现象。
9月12日
原七三一矿所属737原地浸出采铀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工程在新疆伊宁通过验收。
10月30日
我国对污染物在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及生态环境中的迁移进行物理模拟的核辐射环境模拟技术综合实验室通过验收。
11月6日
我国第一台核反应堆压力容器检查机在核动力运行研究所研制成功。
11月10日
浙江秦山核电二期工程1号反应堆安全壳，由国内首次采用整体吊装穹顶技术封顶。
1999年
5月12日
采用直线加速器作辐射源的清华大学移动式集装箱检查系统在北京问世。
7月1日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等十大军工集团公司正式组建。
9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京举行大会，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吴自良、陈能宽、周光召、钱三强、郭永怀、程开甲、彭桓武等11位为研制原子弹、氢弹做出突出贡献的核科技专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0月20日
江苏田湾核电工程正式开工。
2000年
3月－5月
我国在上海神光Ⅱ装置上进行首轮激光打靶实验，获得高产额热核中子，取得激光核聚变研究标志性的物理成果。
5月30日
我国热功率为6.5万千瓦的中国实验快堆核岛厂房浇灌第一罐混凝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6月13日
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口承建的30万千瓦恰希玛核电站投入运行，实现首次并网发电。
2000年
从1996年开始，北京大学的核科技专家利用测年技术，与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方面的科学家一起，共同参加了我国夏、商、周断代史的研究。通过4年多的研究，使我国有准确结论年代历史的纪年时间从2800年前向前推进到4000多年前。
12月21日
清华大学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堆顺利建成。
2001年
12月21日
我国第一条重水堆核燃料元件生产线在包头二〇二厂建成，每年可生产200吨燃料元件，实现了重水堆核燃料元件国产化。
2002年
4月
浙江秦山核电二期工程1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随后，2004年5月3日，该核电站2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标志着我国首座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型商用核电站全面建成。
2月2日
国家重点科学工程——中国环流器二号A装置（HL—2A）开机成功，并于12月4日通过由国防科工委主持的工程竣工验收。
5月28日，广东岭澳核电站一期工程1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12月底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成立。
12月31日
浙江秦山三核1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随后，2003年7月24日，2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比中加主合同规定的工期提前了112天。
2003年
1月8日
广东岭澳核电站一期工程2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2004年
8月27日
由国防科工委主办的“中国核事业50年成就展”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8月30日和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 锦 涛，中央军委主席江 泽 民分别参观了展览。参观时，胡 锦 涛强调指出：“无论是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看，还是从保障国家安全看，我们都必须切实把我国核事业发展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温 家 宝、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也分别参观了展览。
8月29日
中央军委主席江 泽 民在新华社《参考清样》上，对我国核科技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发展核技术，要“凭我们的财力急起直追地往前赶”。
2005年
12月15日
广东岭澳核电站二期工程1号机组开工。
12月28日
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二期工程开工。
2006年
3月22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规划》拟定了我国核电的发展方针、战略和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
3月28日
浙江秦山二核扩建工程3号机组开工。
同年6月15日广东岭澳核电二期工程2号机组开工。
12月28日
中国国核海外鈾资源开发公司揭牌成立，标志着我国在海外鈾资源开发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2007年
1月28日
浙江秦山二核扩建工程4号机组开工。
8月18日
辽宁红沿河核电站1号机组开工。
4月18日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成立。
5月17日
江苏田湾核电站1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随后于8月16日，2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5月22日
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成立。
6月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制的EDF-M邮件爆炸物检测装置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防爆安检装备专家组验收，成为[敏感词语]反邮件爆炸恐怖的关键装备。
9月26日
国防军工集团2007年惟一承担的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原子能院《嬗变核废料的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关键技术研究》项目获准立项。
2008年
1月8日
中核集团二一六大队等承担的《新疆伊犁盆地南缘可地浸砂岩型铀矿勘查研究及资源评价》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月18日
广东宁德核电工程1号机组开工。
3月15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经表决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新组建国家能源局（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能源行业管理有关职责和原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的核电管理职责划入该局。新组建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由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承担核工业的行业管理职能。从下半年开始，我国新的核能行业政府管理机构进入正常运转。
3月20日
核燃料后处理放化实验设施工程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举行负挖仪式，标志该项目进入正式建设阶段。
3月28日
辽宁红沿河核电工程2号机组开工。
6月6日
中核（天津）机械有限公司在天津揭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核燃料生产设备国产化实现了重大跨越。
2008年下半年 3000吨铀转化生产线在西北核工业基地全面建成并投入运营生产。
10月7日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与法国阿海珐集团公司签署铀资源和核电工程国际合作协议。
11月12日
广东宁德核电工程2号机组开工。
11月21日
福建福清核电工程开工建设。
12月16日
广东阳江核电工程1号机组开工。
12月26日
浙江方家山核电工程1号机组开工。
2009年
3月7日
辽宁红沿河核电工程3号机组开工。
3月21日
四〇四中试工程冷试车通过中核集团组织的专家组验收。
4月19日
作为我国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之一的、世界首座采用三代技术的浙江三门核电一期工程开工建设。
4月20-22日
国际原子能机构“面向21世纪核能部长级国际大会”在京召开。
为配合核能部长级国际大会，4月19日，由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国际核电工业展览会”在京开幕。
6月5日
广东阳江核电工程2号机组开工。
6月17日
福建福清核电工程2号机组开工。
6月29日
全球首个AP1000模块一次吊装成功，重达700多吨的模块顺利就位。
7月17日
浙江方家山核电工程2号机组开工。
8月15日
辽宁红沿河核电工程4号机组开工。
10月13日
★1994年3月25日《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发布, 首次提出“促进建筑可持续发展, 建筑节能与提高住区能源利用效率”。
★1997年1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自1998年3月1日起施行。
2001年
★9月1日, 《中国生态住宅技术评估手册》出版发行。
2004年
★4月1日, 原建设部与科技部发布了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重点项目申报指南, 启动了“十五”国家科技重大攻关项目——“绿色建筑关键技术研究”。
★8月27日, 原建设部设立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项, 制定《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管理办法》。
★12月3日至5日, 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 全面推广和普及节能技术, 制定并强制推行更严格的节能节材节水标准。”
2005年
★3月28日至30日, 首届国际智能与绿色建筑技术研讨会暨首届国际智能与绿色建筑技术与产品展览会在北京举行。
★5月31日, 原建设部发布《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意见》。
★10月27日, 原建设部与科技部联合发布了《绿色建筑技术导则》。
2006年
★2月7日, 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年 (2006~2020年) 》, 首次将“城镇化与城市发展”作为十一个重点领域之一。在“城镇化与城市发展”领域中“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是其中的一个优先发展主题。
★3月1日, 《住宅性能评定标准》开始实施, 倡导一次装修, 引导住宅开发和住房理性消费, 鼓励开发商提高住宅性能等。
★3月5日, 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抓紧制定和完善各行业节能、节水、节地、节材标准, 推进节能降耗重点项目建设, 促进土地集约利用。鼓励发展节能降耗产品和节能省地型建筑。
★3月7日, 原建设部与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了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这是我国第一部从住宅和公共建筑全寿命周期出发, 多目标、多层次对绿色建筑进行综合性评价的国家标准。
2007年
★7月27日, 原建设部决定在“十一五”期间启动“100项绿色建筑示范工程与100项低能耗建筑示范工程” (简称“双百工程”) 。
★8月21日, 原建设部发布了《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
★8月21日, 原建设部颁布《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 规定了绿色建筑等级由低至高分为一星、二星和三星三个星级。
★9月10日, 原建设部颁布《绿色施工导则》。
★10月15日, 原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印发了《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实施细则》。
2008年
★4月14日,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公室正式设立。
★6月24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补充说明 (规划设计部分) 》。
★7月23日, 国务院第1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并于2008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标志着中国建筑节能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
★11月27日,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公室筹备组建的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
2009年
★6月18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推进一二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的通知》, 明确有一定的发展绿色建筑工作基础并出台了当地绿色建筑评价相关标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均可开展本地区一、二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
★7月20日,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研究中心成立。主要负责开展绿色建筑评审工作;促进绿色建筑领域的国内外交往;培养绿色建筑的各类人才;收集绿色建筑的相关数据, 建立国家绿色建筑数据库开展绿色建筑的其他相关工作。
★9月24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补充说明 (运行使用部分) 》并开始执行。
★10月13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一二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培训考核工作的通知》。
★10月19日~20日,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评审专家委员会成立暨绿色建筑评审会议在北京召开。
2010年
★6月11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组织专家在北京召开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体系研究课题”验收会。验收组一致同意该课题通过验收, 认为该课题研究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目标要求, 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8月23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绿色工业建筑评价导则》, 拉开了我国绿色工业建筑评价工作的序幕。
★11月3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
★11月17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
★12月21日, 中国绿色建筑委员会、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 (香港) 委员会联合发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香港版》。
★12月28日,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成立。
★12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节能减排的专项监督检查。违反《节约能源法》、《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及有关标准的在建工程项目, 将责令停工整改。
2011年
★1月21日, 财政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工作的通知》。
★3月15日,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绿色商场建筑评价标准》课题启动会。
★5月1日, 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公共建筑节能工作的通知》。
★6月3日,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决定“十二五”期间开展绿色重点小城镇试点示范, 制定并印发了《绿色重点小城镇试点示范实施意见》。
★6月3日,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主编的国家标准《绿色办公建筑评价标准》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
★6月4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低碳生态试点城 (镇) 申报管理暂行办法》。
★8月22日,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委员会发布由中国城科会绿色建筑委员会、中国医院协会联合主编的《绿色医院建筑评价标准》, 自2011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
★8月29日, 《绿色建筑检测技术标准》编制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 并于11月8日~10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 讨论标准初稿。
★8月31日, 国务院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9月13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绿色低碳重点小城镇建设评价指标 (试行) 》和《绿色低碳重点小城镇建设评价指标试行 (解释说明) 》。
★12月5日, 11家单位共同承担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1年科技项目《低碳住宅与社区应用技术导则》在北京召开评审会并通过验收。
2012年
★1月6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发布《行业标准被动式太阳能建筑技术规范》, 自2012年5月1日起实行。
★4月27日, 财政部和住建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 意见中明确将通过多种手段, 全面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推出奖励政策推进绿色建筑的发展:
(1) 二星级绿色建筑45元/平方米, 三星级绿色建筑80元/平方米。
(2) 申请绿色生态城区, 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的一星级及以上的评价标准, 其中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达到30%以上, 2年内绿色建筑开工建设规模不少于200万平方米, 资金补助基准为5000万元。
★5月9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十二五”建筑节能专项规划》。提出到新建绿色建筑8亿平方米, 规划末期, 城镇新建建筑20%以上达到绿色建筑标准要求。
★5月14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绿色超高层建筑评价技术细则》。
★6月28日,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与标准规范技术研发”项目和“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启动会暨课题实施方案论证会分别在北京召开。
★7月15日~16日, 《绿色校园评价标准》编制研讨会议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 会议就标准的规划和绿色校园的发展方向制定了详细的编写计划。
★8月14日~15日, 中国城科会绿色建筑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绿色工业建筑评审研讨会暨国家首批“绿色工业建筑设计标识”评审会, 实现了我国绿色工业建筑标识评价的“零的突破”。
★8月19日, “中国绿色校园与绿色建筑知识普及教材编写研讨工作会议”在同济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确定将组织编写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和大学共五本教材。
★12月27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和备案工作》的通知, 指出各地应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发展绿色建筑, 并鼓励业主、房地产开发、设计、施工和物业管理等相关单位开发绿色建筑。
2013年
1989 年～ 1992 年，《舒克和贝塔》
1993 年～ 1994 年，《蓝皮鼠与大脸猫》
1995 年，《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1998 年，《海尔兄弟》
2005 年，首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杭州举办。
自2006 年9 月1 日起，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规定，中央电视台及各地方电视台的所有动画频道、少儿频道、青少年频道在每天17 点～ 20 点的黄金时段必须播出国产动画片。
2009 年春节，国产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取得过亿票房，创下国产动画电影最高票房纪录。基地动画生产呈现出蓬勃活力，形成了东北动画产业发展带，以北京、天津、河北为中心的华北动画产业发展带，以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无锡为中心的长三角动画产业发展带，以成都、重庆、昆明为中心的西南动画产业发展带，以长沙、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动画产业发展带。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一共批准了20 个动画产业发展基地，至2008年，这些动画产业基地自主完成国产动画片总时长达102047 分钟。
2010 年1 月29 日上映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之虎虎生威》以1.26 亿元的票房成绩，再创造国产动画电影亿元票房神话。4 月23 日，国产经典电视动画片《黑猫警长》登上大银幕。8 月26 日，国家动漫产业信息服务平台暨国家动漫产业网正式上线。10 月，由人民邮电出版社主办、邮电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原创少年漫画杂志《尚漫》冲锋号面市，传统出版社进军漫画杂志，令不少人惊叹其勇气。11 月，“兔斯基”的创作者王卯卯宣布已同美国时代华纳公司达成协议，后者将全面负责“兔斯基”形象的经营工作。11 月15 日，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公布了第83 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候选动画片15 部候选作品，其中国产动画电影《梦回金沙城》榜上有名，这是国内第一部入围奥斯卡的动画电影。 12 月，文化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公布2010 年通过认定的动漫企业和重点动漫企业名单的通知》，同年共有169 家动漫企业获得了认定，并有18 家企业被认定为重点动漫企业。
2011 年春晚，漫画家夏达以可爱的兔年插画、清纯动人的容貌而一炮走红，漫画家之受重视，在全国春晚观众面前现出端倪。10 月，随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动漫产业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动漫行业成了带动文化强国的先锋，业内一度打出“文化强国，动漫先行”的行业口号。9 月30 日，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关于国家动漫精品工程申报工作的通知》，启动了“2011 国家动漫精品工程”的申报和评选工作，并经过初评评审、终评评审，确定了精品工程拟获扶持的名单。
目前，中国已有动漫企业5600 多家，从业人员超过20 万，动漫产量已经超过13 万分钟。
一、新中国六十年能源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旧中国能源生产基础非常薄弱，生产设施、装备及科技水平极低，勘探、生产、加工、供应能力极差。1949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量仅0.237亿吨标准煤，能源产品主要是少量的煤炭和石油，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占全部能源消费95%以上，全国仅有为数不多的城市拥有电力供应。煤炭产量仅0.32亿吨；原油产量仅12万吨；炼油加工能力仅17万吨，加工原油11.6万吨；石油品种12种，汽油、煤油、柴油的产量只有3.5万吨，润滑油、润滑脂40吨。石油产品无论数量、品种还是质量都远远满足不了国内需求，90%以上石油产品依靠进口。发电装机容量仅1850兆瓦，年发电量43亿千瓦小时，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居世界第25位，人均用电量仅9千瓦小时，全国没有一个超高压电网。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六十年的不断努力和建设，能源工业得到巨大发展，取得辉煌成就。
（一）能源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主要能源产品品种和产量大幅度增加，供应保障能力极大增强
2008年，我国一次能源的生产能力已达28亿吨标准煤，比1950年增长110多倍。其中：煤炭开采能力28亿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8倍，改革开放初期的4.6倍，居世界第一位；石油开采能力1.92亿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500多倍，改革开放初期近2倍；原油加工能力近4亿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300多倍，改革开放初期的3.8倍，居世界第二位；电力发电装机容量7.93亿千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00倍，改革开放初期的14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火电装机容量6.01亿千瓦，水电装机容量1.72亿千瓦，核电装机容量885万千瓦，风电装机容量894万千瓦。
能源产量大幅度增加。2008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26亿吨标准煤，占全球能源总产量的23.6%，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09.5倍、改革开放初期的4.1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煤炭产量27.9亿吨，是新中国成立初的87倍、改革开放初的4.5倍，居世界第一位；原油产量1.9亿吨，是新中国成立初的1583倍、改革开放初的1.8倍，居世界第五位；原油加工量3.42亿吨，是新中国成立初的2000多倍、改革开放初的3.8倍，居世界第二位；汽油产量6347.54万吨，是新中国成立初的2350倍、改革开放初的6.4倍；柴油产量1.33亿吨，是新中国成立初的8867倍、改革开放初的7.3倍；天然气产量760.8亿立方米，是改革开放初的5.5倍；发电量34668.8亿千瓦时，是新中国成立初的806倍、改革开放初的13.5倍，居世界第二位。
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回顾之一(1951年—1957年)
新生：
小荷初露尖尖角
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被提上议事日程，到1951年3月，全国信用合作汇报会议召开；从1954年拥有了统一的名称，到最终确立了发展章程，农村信用社在新的政治环境下获得了新生。在国家支持下，农村信用社在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发展，很快成为新中国打击高利贷、发展农村经济的有力武器。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声音如同春雷般响彻古老的中国大地，中国历史迎来了崭新的一页。中国信用合作事业在旧时代被压抑的热情开始萌动。崭新的政治环境、积极的政府态度、明确的发展战略……一曲波澜壮阔的农村信用社发展序曲就此奏响。
列入国家发展战略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农村信用合作工作就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进行战略发展规划。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经济，我们就不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团化，就不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将包含信用合作在内的合作事业发展纳入到党的战略讨论中。
紧接着，建国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合作社事业的战略规划：“关于合作社：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在城镇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这标志着新中国已将发展信用合作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正式纳入了国家的战略发展规划。
1951年3月，全国信用合作汇报会议召开，会议认为：“已经土改的地区，由于生产的恢复，农民逐渐富裕，要求积储余粮，扩大再生产；少数农民因翻身不久，家底薄弱，一旦遇到意外，便会借贷无门。有计划地开展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已成为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薄一波、程子华将会议讨论的内容向党中央进行了汇报，这份名为《关于全国信用合作会议的报告》指出：“为了进一步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满足农民的普遍要求，必须单独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统一由银行领导，信用社单独成立后，其存款、贷款、存实、贷实由信用社办理。”
信用社的身份信息
对农村信用社而言，在发展战略明确之后，如何确定组织性质、功能定位以及业务范围，成为接下来亟待明确的问题。
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在会议上指出：“信用合作是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的合作组织，主要是组织农民自己的资金，调剂有无，以解决社员生产上和生活上的资金困难，银行给以资金周转及业务上的支持，并可代理银行的一些委托业务，以活跃农村金融，发展农村生产。”
紧接着，为了推动信用合作事业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颁发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农村信用互助小组公约草案》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试行记账办法草案》。在政策的引导下，农村信用社在短时间内有了更加快速的发展。
1953年底，全国试办的信用合作组织在数量上已超过了25000个。当时，由于各地都是在国家指导方针之下自主组织信用社，因此当时信用社的名称在各地并不统一，这为信用社的整体化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为此，1954年1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名称按共同纲领规定称为“信用合作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名称上有‘信用合作社’与‘信贷合作社’之称，从‘信用’与‘信贷’的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却容易引起基层工作同志的误解。因此，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名称有统一的必要。今后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的名称，应按共同纲领规定统称为‘信用合作社’。”
紧接着，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发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草案）》，对农村信用社的性质和任务从规章制度上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至此，在中国已经诞生多年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终于明确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统一的名称，有了统一的组织章程，有了发展的任务目标……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生，一场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热潮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来。
在中央政府的鼓励和指导下，从1954年到1956年，全国信用合作社运动出现了一个发展的高潮。全国信用合作社的数量超过了16万个，社员达到9500多万人，包括6800多万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0%左右。这一波发展高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发展信用合作社为主，此前建立的一些信用部和信用组的组织形式，也逐步转为信用合作社，全国80%以上的乡都建立了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在组织农民借贷方面的作用充分显现出来，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回顾之二（1958年—1978年）
成长的烦恼：
在折腾中迷失方向
这是一段充满波折和混乱的发展时期。行政手段的过度干预、发展策略的频繁调整、管理主体的几经更替，使得刚刚走上发展正轨的农村信用社在历史的折腾中再次迷失了方向。在这段时期内，农信社先后被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贫下中农组织管理，基本上成了基层社队的财务部门。而后，农信社又被交由国家银行管理，成为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金融机构，从此走上了“官办”道路，彻底迷失了合作金融的本性。
对于在革命中新生的共和国政权而言，经济建设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历史经验的缺乏，急于求成的“极左”情绪的蔓延，让新中国经历了一段充满波折的发展时期。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混乱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管理方式，最根本的是在农信社定位方面缺乏共识，农信社在“折腾”中迷失了发展的方向，合作金融的本性被迫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官办管理时期的到来。从1958年到1978年，对农信社而言，称得上是一段噩梦般的经历。在这20年里，农信社在混乱中历尽坎坷，经受了四次“折腾”。
第一次折腾
从1951年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开始到1958年，农村信用社均由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从农信社发展的现实效果来看，这段时期的管理是成功的。但从1958年开始，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信社的命运开始出现逆转。1958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实行“两放、三统、一包”。
此后，国务院专门下发文件，将农信社与银行营业所合并，称为“信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管理体制上的变化导致了“所社合一”和“政社合一”两种局势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农信社的发展。首先，“所社合一”的组织体制将集体所有制的农信社资产与全民所有制的国家银行的资产混为一谈，造成了双方在财产资金和财务上的混乱；其次，“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客观上使农信社走上了“官办”的道路，逐步失去了在业务经营上的自主权。
第二次折腾
1959年4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加强农村人民公社信贷管理工作的决定》，同年5月，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全国分行行长会议，收回了下放给人民公社的银行营业所，把信用社从人民公社信用部里分离了出来（实际是所社分离），下放给生产大队，变为“信用分部”。信用分部开始沦为生产大队平调社员财物的工具。
1962年，中央政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将农信社的领导权从生产大队收回，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全面、彻底的垂直领导。同年11月，中央政府又批转了人民银行《关于农村信用社若干问题的规定》，决定恢复信用社的性质和任务，重新明确了农信社组织的独立地位，重新赋予农信社在业务方面的自主权，信用社干部的待遇按照人民公社同级干部的待遇标准执行。上述措施的实施，使农信社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又开始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第三次折腾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6年，刚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农信社又被文化大革命卷入了动荡的漩涡。“文革”开始后，不少人在对待农信社的职能是什么、该为谁服务等问题的态度上再次出现了分歧。
1968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条关于学校管理的指示，被迅速应用于对农信社的管理中。不少地方出现了信用社干部大换班，或者大批下放回家，人才的大量流失对信用社的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经过近3年的折腾，贫下中农管理、“亦工亦农”的经营管理体制对信用社发展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很多地方的信用社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为此，1972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银行工作会议，重新明确了信用社职工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不再要求信用社走“亦工亦农”的道路。1974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农村金融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贫下中农的管理任务，应该是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对信用社职工进行改革教育，它是权力机构，不是执行机构。会议明确要求，信用社要积极自主开展业务，加强财务管理。这次会议彻底收回了贫下中农组织对信用社的管理权，重新赋予了农信社在业务上的自主权。农村信用社开始踏上了回归自我的道路。
第四次折腾
1977年，受“左”的思想影响，再加上过去把信用社下放给基层政权管理的教训，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其中第七条规定。“信用社是集体金融组织，又是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为贯彻上述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于1978年5月就信用社的机构设置、人事管理、业务经营、财务制度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统交银行管理。信用社再次被打上了“官办”的烙印，沦为银行的附庸。
在这段混乱的历史时期，信用合作事业受到了“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发展方向一再偏离了合作的性质，管理体制几经折腾，信用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则被蚕食殆尽，既丧失了合作组织的特征，也丧失了金融组织的特征。信用社的干部队伍、资金和业务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害。
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回顾之三（1979年—1996年）
找回自我：
“信用合作号”离岸起航
对于经历了长期迷惘阶段的农信社而言，这是一段向合作金融组织本性回归的历史，主要体现在对合作社“官办”体制的反思和初步调整。1979年农行恢复以后，农信社进入农行代管时期。虽然对农信社的管理仍带有“官办”因素，但农信社在业务开展上的自主性和管理上的民主性开始得以恢复，尤其是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以后，农信社正式踏上了全面恢复“三性”、由“官办”到“民办”的回归之路。
自创办之日起，农信社就是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太多人为的外界因素的干扰，让它逐渐丧失了自我，成为银行的附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改革春风，开启了农村信用社的回归之路。
迎来改革春风
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其中，对农信社的归属、机构设置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并指出：“现在信用社的任务很重，人手不足。为了加强农村金融工作，信用社由省、市、自治区确定编制，抓紧配齐。信用社职工的管理、政治待遇和口粮要同银行职工一致起来。信用社要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任何单位不得平调或挪用信用社的资金。”根据该《通知》的精神，各地在抓紧恢复农行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农信社的领导。在坚持农行领导的管理体制下，农信社的改革开始启动。1984年6月，农行就农信社改革问题向国务院作了专题报告，8月，国务院将《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批转各地执行。报告指出：“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必须抓紧改革，同时改革又是十分谨慎的，农业银行要加强对信用社的领导，不宜改变隶属关系。通过改革，恢复和加强信用合作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充分发挥民间借贷的作用，把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农信社的改革发展史上，这是一份富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指导文件，它不仅标志着信用社以恢复“三性”为主的改革开始在全国大范围地铺开，而且明确了农信社“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的改革方向。
县联社应运而生
在从1984年开始的这轮改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措施当属县级联社管理体制的建立。县联社的建立，对于加强基层社的建设，对于进一步恢复和加强农信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都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它的建立不仅增强了农信社的内部管理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信用社走向完全自主管理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时的县联社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由农村信用合作社交纳会费，行使管理协调职能；另一类由农村信用合作社投资入股，除行使管理协调职能外，还从事调剂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余缺、组织清算等信贷业务。
虽然当时县联社工作的开展，仍然必须坚持农行的领导，日常工作仍由县支行合作股负责。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县联社管理体制建立前相比，农信社在经营自主性以及内部管理方面确实有了明显的提高，独立自主的组织地位得以逐步重塑。
体制改革有效地促进了农信社的发展，经营活力不断增强，业务发展日益活跃，在调节农村经济、支持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到1988年末，农信社机构、网点近40万个，建立县联社2200多个，占全国县市总数的80%以上。从业人员76万多人，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4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12亿元，向国家提供资金约600亿元。
1989年，农信社进入治理整顿阶段，主要开展强化内部管理、整顿金融秩序的活动。在这一阶段，通过清股、扩股，密切了信用社与社员的经济联系，经营管理体制有了明显改善，内部经营机制逐步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方向转变。“行社脱钩”水到渠成
随着农信社实力的不断增强，关于“行社脱钩”的呼声日益高涨。1996年7月13日，全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明确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等各种金融机构分工协作的服务体系。同时，会议也对推进农信社管理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方式作出了明确安排：“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分期分批完成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改革由上而下地进行，先按合作制原则改革乡镇信用社，再完善充实县联社，经验收再把农村信用社的行政管理职责由农行转到人行。经批准，在经济发达地区可试点将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的组织体制。”会议要求，加强县级联社的建设和管理，为下一步行社脱钩做好准备。在经历了长期的迷惘之后，农信社真正看到了实现独立发展的希望。
1996年8月，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发布《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实施方案》的通知，正式宣告农信社与农行脱钩。从9月开始，全国5万多个农村信用社和2400多个县联社逐步与农行顺利脱钩。这标志着经历了长期的迷惘与等待之后，农信社重新走上独立发展之路。
“登高星河近，创新天地宽，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农村信用合作号”正式拔锚起航，驶向属于自己的明天。
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回顾之四（1997年-2002年）
独立发展：
改革航船乘风破浪
这是一段包含着合作制价值回归、管理体制创新、产权模式探索“三重意义”的改革发展时期。从1996年开始的这轮改革，其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办成由社员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真正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从更深层次意义上讲，这是一段农村信用社价值核心由“官办”银行向“民办”合作金融组织回归的历程。
站在今天的历史台阶上，回顾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这段历史，与农行顺利脱钩无疑是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迈出的最为关键的一步，它是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征程上的一次历史性突破，为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合作金融组织、建立我国合作金融新体制提供了前提。
重塑合作制
1997年，对于重新踏上合作制发展正轨、开始自己新的改革发展道路的农村信用社而言，是富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1997年2月，全国农信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自“行社脱钩”以后农村信用社系统召开的第一次大规模、高规格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下一步如何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指明了方向，初步勾画出了建立我国合作金融新体制的主体框架。
规范合作制、加强自主管理、组建自律组织、创新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新的概念成为改革中新的关键词，一场围绕这些改革关键词而展开的新的改革运动由此拉开了帷幕。1997年3月8日，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开展规范农村信用社工作的意见》，对按合作制原则规范农村信用社工作的主要内容、政策以及实施步骤作了具体安排，标志着以合作制规范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进程正式启动。
在推动以合作制规范信用社改革进程的同时，1997年6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对于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监管职责，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加强对农信社改革的监督管理，防范和化解农信社的风险。6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农村合作金融监督管理局正式成立，全面承担起了对农信社改革的领导、监管职责。
同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县级联社管理规定》。11月，又颁布了《农村信用社章程（范本）》和《农村信用社县级联社章程（范本）》。这是一系列在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法规性文件，它们为加强对农村信用社以及县级联社的监管，为规范其行为，保障其依法、稳健运行，提供了明确的法规依据，标志着我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正式走上了按合作制原则规范、改革和发展的轨道。
50年的风风雨雨，曲折艰难的发展历程。按合作制在全国范围内规范农信社，不仅是管理体制上的一场革命，也是一场在思想观念、经营方式上的重大变革。
省级自律体制初建
在按合作制原则加快推进农信社规范工作的同时，另一项对农信社改革影响深远的工作——组建农村信用社省级自律管理组织也在悄然酝酿之中。
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人民银行越发意识到农村信用社改革规模庞大、各地情况不一，单靠人民银行的监管力量很难全面覆盖整个农村信用社体系的改革，因此组建省级行业自律组织被提上了日程。1999年4月，中国信用合作协会筹备办公室宣告成立，其使命是指导各省因地制宜地建立起行业自律组织，这标志着农村信用社在系统行业自律组织建设工作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99年4月28日，全国首家信用合作协会——黑龙江信用合作协会在哈尔滨率先成立。建立农信社行业自律管理组织，对于全国农村信用社逐步建立以农信社自主经营、自我约束为基础，以县级联社、省级行业协会自律管理、中国人民银行依法监管的新型合作金融管理体制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至同年11月末，全国首批五省（黑龙江、陕西、四川、浙江、福建）省级信用合作自律管理组织试点工作全部完成，试点省份的农信社行业管理职能也逐步移交给了行业协会，中国人民银行由此顺利地实现了与农村信用社行业管理和监管职责的分离。至此，农村信用社开始真正走上了自主管理的道路。
在上述五省完成通过省级自律组织实施对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管理探索之后，1999年12月18日，全国首家省级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正式创立，标志着对农村信用社行业管理体制的探索进一步深化、升级。
新产权模式探索启程
随着改革成效的不断显现，全国农村信用社经营活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农村信用社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产权改革的探索和呼声也开始日益高涨。2000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江苏省视察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工作，并召开专题座谈会，了解和听取了各方对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最为重要的是，此次座谈会初步明确了在江苏省进行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探索的态度。
2000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江苏省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一场全面清产核资、建立统一法人体制的改革运动在江苏掀起高潮。统一法人后，江苏省原有的1746个农信社合并为82个独立的县级法人。这种以县为单位的统一法人体制，解决了农村信用社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社会信用较低的问题，同时，在改革支农服务、加强内部管理等方面也显现出了良好的成效。
2001年末，全国首批农村商业银行在江苏张家港、常熟、江阴相继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有了重大突破。农村商业银行产权模式和经营机制的尝试，也使得我国农村信用社商业化、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逐渐明朗。
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回顾之五（2003年6月—今）
走进新时代：
沿着市场化的航向前进
这是一段对农信社长远发展方向及策略进行重新思考和选择的历史进程。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确立，成为有着50多年发展历史的农信社摆脱历史泥潭、踏上快速发展轨道的历史转折点。回顾以往几次农信社改革，在改革方向及策略选择上基本都是以行政力量为先导，而从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则转向以市场为先导。无论是产权模式选择，还是管理体制变更；无论是经营规模和地域的扩张，还是资产重组乃至市场退出，是否符合市场化、商业化的方向成为考量改革成败的唯一关键词。
“合作制”价值理念的回归让农信社重新找回了自我，但金融业市场化的发展趋势，却让坚守“合作制”的农信社感到无所适从。单纯的合作制产权结构、与市场经济脱节的经营模式以及沉重的历史包袱，成为横亘在农信社发展道路上的“三座大山”。2003年，一份文件揭开了农信社向现代金融企业改革的历史新篇。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决定在浙、鲁、赣、贵、吉、渝、陕、苏八省市率先进行改革试点。新一轮农信社改革的历程由此开始。
突破——
省级政府主导央行资金扶持
针对农村信用社在发展中的现实困境，新改革试点方案指出：由省级政府承担辖内农信社的管理和风险责任；可以选择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继续维持合作制等制度形式，推行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吸收各类经济主体和自然人入股；给予八省市部分农信社保值储蓄利息贴补及适当税收优惠政策；农信社历年亏损和资产损失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担，由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发行专项票据的方式核销农信社自2002年以来的历年亏损和资产损失的一半。
新一轮改革明确了地方政府的管理责任，使得农信社改革在地方上不再是没人管的孩子，省级政府的全面介入，也使得农信社能够在行政力量的支持下，找到一条符合当地实际的改革发展之路。而发展体制的多样化选择，也使农信社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不再刻板地死守着“合作制”的概念。
最值得关注的是，来自央行的资金扶持和税收上的优惠措施，让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农信社获得了发展急需的资本金，有了喘息的机会，同时央行所设定的票据兑付条件，也为推进农信社改革带来了动力和信心。
实践证明，按照改革试点方案设计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解决了农信社所有者缺位这一根本问题，抓住了农信社改革的要害。试点地区农信社改革的示范效应，大大激发了其他省份农信社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8月17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意见》，进一步扩大了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范围，新增加21个省区市作为改革试点。一场农信社改革的燎原之火燃遍了中国大地。
与此同时，来自央行的资金支持也逐步到位，给在改革道路上前进的农信社源源不断地输送能量。2004年3月4日，首批中央银行专项票据发行，共向8省（市）272家联社发行中央银行专项票据119亿元。而改革的效果也更明显地显现出来，当年全国农信社历史性地首次实现了轧差盈利。
挑战——
垄断松动“一家独大”成历史
2006年，银监会的一纸文件彻底宣告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时代的来临。2006年12月22日，中国银监会公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项旨在通过引入全面竞争来激活农村金融市场的举措，为改革步伐有所减缓的农信社带来了“威胁”和压力。
新举措不仅大大刺激了商业金融的投资热情，也使民间资本的金融热情出现空前高涨。一时间，多家金融机构开始申请前往农村开设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民间自发组织的资金互助社也开始进入谋划冲刺阶段。原本由农信社“垄断”的农村金融市场，开始响起他人的声音。
在新一轮的改革中，“坚持市场化改革”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在《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明晰产权关系,促进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经营机制转换,使信用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是一条重要的原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既然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自然一切都应按市场规律来操作。
对于长期在历史泥潭中停滞不前的农信社而言，它距离市场化的发展语境还很远。产权不够清晰、机制不够灵活、法人治理结构尚不完善等等，这一切都可能成为农信社被市场淘汰的隐患。农信社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改革的步伐，严格按照市场化的要求提高自身素质。
趋势——
改革触角纵向延伸
2007年8月10日，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在海口市举行了挂牌仪式。作为全国最后一家挂牌开业的省级联社，它的诞生，标志着农村信用社新的管理体制框架已经全面建立，标志着从2003年开始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第一阶段工作任务基本完成。2008年6月29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挂牌，成为全国首个由省级农村信用联社改制而成的省级农村商业银行。同年12月21日，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挂牌开业，成为全国合作金融系统首家省级金融控股公司。随着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和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的成立，改革触角开始纵向延伸。
2010年9月，银监会出台《关于高风险农村信用社并购重组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通过并购重组加快推动高风险农村信用社风险化解。《意见》旨在指导各地农信社在地方政府扶持的同时，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通过并购重组化解高风险农村信用社风险，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提升“三农”和小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指明了农村中小银行在“十二五”时期要实现的目标：高风险机构全面处置，历史亏损挂账全面消化，股份制改革全面完成，现代农村银行制度基本建立，主要监管指标达到并持续符合审慎监管要求，总体资本充足率达到10%左右，杠杆率总体不低于4%，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总体高于100%，拨备覆盖率总体高于150%，拨贷比总体达到2.5%，农村金融服务功能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
商业化成为未来深化改革的主旋律，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姜丽明表示，今后将不再组建新的农村合作银行，现有农村合作银行要全部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全面取消资格股，鼓励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改制组建为农村商业银行。
姜丽明表示，要在保持县(市)法人地位总体稳定前提下，稳步推进省联社改革，逐步构建以产权为纽带、以股权为联结、以规制来约束的省联社与基层法人社之间的新型关系，真正形成省联社与基层法人社的利益共同体。
一、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探索
(一) 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两类社会矛盾学说。
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做出了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的理论概括:
1、他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
科学概念。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揭示、反复阐述过的各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也根据对现实经验的正确总结, 概括和提出了适用于一切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这样, 从共性上看, 它指明了一切社会的矛盾运动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形态, 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掌握社会发展演进的基本的指导线素;而从其特殊性上看, 则可使我们根据不同性质和发展水平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状况和特点, 来更好地认识把握不同的社会形态的特殊本质、特殊规律。这种社会历史观上的理论综合和逻辑提升, 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 又深化了唯物史观, 并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 提供了更为明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2、他阐发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
盾理论。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 即它们不是“对抗性的矛盾”, 而是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所谓“又相适应”, 是指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 “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从而能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因此, 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具有优越性, 必须坚定不移, 长期坚持;而所谓“又相矛盾”, 则是指刚刚建立起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很不成熟和完善, 需要不断调整和改进。据此, 毛泽东同志得出一个重要论断, 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 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一论断已经成为新时期我们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的理论根据。
3、他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学说。
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 没有停留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的哲理层次, 而是以此为指导, 进一步分析和概括了社会的利益关系与政治关系, 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的概念, 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他明确地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 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在严格、明确地定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上, 毛泽东同志还深刻地阐明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严格区分这两类社会矛盾的重大意义, 强调要依据它们的不同性质, 必须采用不同的原则和方法, 去解决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毛泽东的两类社会矛盾学说, 是他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人格化和具体化, 从而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认识、调整目前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和政治关系, 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原则。
对此, 邓小平曾指出:“关于基本矛盾, 我想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然, 指出这些基本矛盾, 并不完全就解决了问题, 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 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
在近30年的改革中, 我们正是通过深入地具体地研究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才坚定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和创新社会主义体制的信念与决心;也正是通过坚持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以改革的手段来打破体制障碍, 来调整社会利益结构, 不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才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文章还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在政治上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可以说, 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两类社会矛盾学说, 对于开创和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已经发挥了并且将继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 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 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
在毛泽东时代后期在对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理解以及在政策措施上, 有过急于求成、“超阶段”的失误, 例如, 在“大跃进”年代“刮共产风”、搞“供给制”, 有的人甚至主张“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就连当时党中央的有关“决议”中, 也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 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
在总结这些失误、错误和曲折之后, 他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 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可以认为, 这一概念实际上是邓小平理论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
(三) 提出摆脱苏联模式, 找到适合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
毛泽东是新中国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主要的领导人。应该说, 中国在当时建立这种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既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 有其客观必然性, 也发挥过积极作用, 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它使中国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并且开始启动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 毛泽东同志同时也是我们党内最早反思、批评在学习苏联中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做法, 最早敏锐地触摸、感觉到计划经济体制之弊端的主要领导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 当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刚刚确立不久, 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以苏为鉴”, 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甚至提出要注意研究解决“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为此, 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他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名著, 并开始提出了旨在调整、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则和苏联相同, 但方法有所不同”的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
(四) 提出一些“超体制”的闪光思想
1、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主张中国也应当实行“新经济政策”。
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 毛泽东的确是想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 “让资本主义绝种”, “让小生产绝种”。但在现实生活启示下, 他改变了这种设想, 提出一些超越了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包含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胚胎、萌芽的闪光的观点、见解和主张。比如, 毛泽东同志主张中国也应当实行“新经济政策”, 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 再恢复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 并幽默地称之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 又搞资本主义”。1956年12月7日, 在同民建和工商联的负责人谈话中, 毛泽东同志说:“上海的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 合法化, 可以雇工。”对于为了方便群众生活的一些服务业, 他说:“最好开私营工厂, 同地上的作对, 还可以开夫妻店, 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他认为, “还可以考虑, 只要社会需要, 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 订个协议, 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 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 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 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 又搞资本主义。”
2、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要大
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提出“让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1958年11月间召开的郑州会议上, 反复强调要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说:“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 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在毛泽东同志看来, 只有当社会“产品充分发达了才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 所以我们“扩大商品生产”是“极为必要、极其有用的”。他批评一些人“怕商品生产”, “无非是怕资本主义”, 认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他说:“商品生产, 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 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还说:“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只有利用它, 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 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邓小平曾经指出:“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 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 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 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 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 还是做这件事。当然, 我们也有发展, 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二、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 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 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 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一)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
上, 强调走自己的路, 不把书本当教条, 不照搬外国模式,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
上, 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 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 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 不能脱离实际, 超越阶段。
(三) 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
上, 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 归根到底, 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四)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
题上, 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 也是解放生产力, 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的基础上,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 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 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五)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
问题上, 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 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 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 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六)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
问题上, 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 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 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七)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
问题上, 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 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 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八) 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
依靠力量问题上, 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 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 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 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九) 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 提
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 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 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三、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
2000年2月20日, 江泽民出席广东茂名市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 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江泽民指出:“我们要使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始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始终坚强有力地发挥好核心领导作用, 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用上把党建设好。”
2002年5月31日, 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释已经由党建领域拓展到当代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2002年11月, 党的十六大报告, 进一步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 对切实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作出了全面部署。这表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 成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和最突出的贡献, 在于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
四、胡锦涛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2003年10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7年10月,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持续可协调,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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