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

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精选4篇）

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 篇1

http://

（三）关于破产债权核销后追偿问题

国有企业债务人属于国家政策性破产或者被纳入政策性破产并拟实施破产情形，债权人向债务人或担保人提起追偿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否受理？该问题可谓司法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主管部门之间争议最大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的政策精神，如果政策性关闭破产企业的债权已被核销，则意味着债权已经消灭，债权人不能再起诉债务人或担保人。对列入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总体规划的拟实施关闭破产的企业，债权人亦不得追讨债权及担保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政策性关闭破产企业的债权已经核销，但该债权核销仅仅是债权人在内部对债权进行的账面处理而已，债权处于“账销案存”状态，不意味着债权已经消灭，因此，债权人仍然有权向债务人和担保人进行追偿。

经过充分沟通和协调之后，根据中央的精神并结合部委间的共识，《纪要》对此区分两种情形处理：其一，对于国有企业债务人已经实施国家政策性关闭破产或者被列入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总体规划并拟实施关闭破产的，因相关部委就此政策精神达成共识即同意有限地放弃权利，故债权人向债务人追索债权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二，在上述情形中，债权人向担保人追偿债权的，因相关部委没有达成共识，故《纪要》对此不做规定，应继续按照国务院国办发[2006]年3号等文件精神办理。

（四）关于案件诉讼管辖和约定问题

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债务人、担保人提起追偿之诉时的诉讼管辖问题，最高法院法释[2001]12号《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债务人提起诉讼的，应当由被告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债权银行与债务人有协议管辖约定的，如不违反法律规定，该约定继续有效”。如果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自行与债务人约定或重新约定诉讼管辖的，应当如何认定该约定管辖之效力，在审判实务中颇具争议。有观点认为，不良债权转让属于债权转让，而非合同转让，因此合同争议解决条款只有在合同权利义务概括式转让时才能一并转让，纯粹的债权转让并不能产生上述效力，受让人亦不得享有原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该观点在审判实务中的体现是：有些法院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追索诉讼案件的管辖属于“专属管辖”即由债务人住所地法院管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债务人之间的协议管辖约定无效。

我们认为，如果单纯从债权转让与合同转让的区别角度出发，可能会导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债务人之间的协议管辖约定无效的判断，但不能得出此类案件管辖系专属管辖的结论，况且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此类案件管辖属于专属管辖。应当看到，尽管不良债权转让行为和相关诉讼蕴含着诸多利益衡量因素，而且价值权衡的结果通常会影响实体规则和举证规则，但只要受让的债权是合法债权，那么在管辖方面仍然要遵循方便当事人诉讼、方便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价值取向。鉴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大多仅在省会城市设置办事处而债务人却遍布全国各地的现实，考虑到现阶段市场诚信缺失、法制环境欠佳、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状况，以及债务人利用所谓的“专属管辖”在追偿诉讼中恶意逃废债务的可能性，《纪要》本着高效处置不良资产、排除地方保护主义、降低资产处置成本之趣旨，明确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债权后，自行与债务人约定或重新约定诉讼管辖的，如不违反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有效”。

四、限制条款与担保约定

（一）限制条款的效力

实践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与受让人签订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时，常常约定有禁止向国有银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机构追偿等要求受让人放弃部分权利条款。对于这类条款的效力，审判实践见解不一。有观点认为，该约定不仅排除了受让人根据法律规定追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主体的诉讼权利，而且排除了国家机关和原国有商业银行依法必须承担的出资责任、清算责任等，应当认定无效。也有观点认为，此种约定仅能约束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受让人，受让人即便违反该约定向有关国家机关或原国有商业银行提起诉讼的，仅构成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违约，相关主体无权以此抗辩。

我们认为，此类约定不仅符合金融不良债权剥离政策的目的初衷，而且在法律性质上亦可被视为“利他合同”或“为第三人的合同”。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虽然就该条款是否明确赋予第三人对债务人的履行请求权，我国学界尚存争论；但从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比较法解释以及目的解释的视角观之，将其解释为赋予了第三人直接针对债务人的请求权更为妥当。据此，上述限制追偿条款实际赋予了受让人针对特定主体的不作为义务，第三人基于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信赖，应当有权以此抗辩受让人对其追偿债务的请求权。因此，《纪要》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此类限制条款有效。这也为人民法院有权审查受让人的权利范围确定了理论基础。

（二）担保约定的效力

审判实践中，一些不良债权的保证担保合同中通常订有类似“主合同变更需经担保人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免除保证责任”的约定，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承担担保责任时，担保人通常以担保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提出免责的抗辩。在最高法院法发[2005]62号《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二条明确做出“国有商业银行(包括国有控股银行)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贷款，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不良贷款的，担保债权同时转让，无须征得担保人的同意，担保人仍应在原担保范围内对受让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担保合同中关于合同变更需经担保人同意的约定，对债权人转让债权没有约束力”的规定后，仍有观点认为该规定与担保法上述条文相冲突。

我们认为，保证人之所以自愿为债务人担保，主要源于其对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及其履约能力的信任，而不是对债权人为何人的关注。也正因为如此，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采用“责任不加重说”而规定主合同变更“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事实表明，无论是债权剥离合同还是债权转让合同，其变更的结果通常是减轻担保人的债务负担，最高法院法发[2005]62号《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二条继续遵循《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精神。鉴于实务中仍有不同观点，为维持司法政策的一致性，《纪要》对此再次重申：“国有银行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不良债权的，担保债权同时转让，无须征得担保人的同意，担保人仍应在原担保范围内对受让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担保合同中关于合同变更需经担保人同意的约定，对债权人转让债权没有约束力。”

五、优先购买与司法导向

为最大程度地减少国有资产流失，实现私权处分与公共利益、金融债权与职工债权、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历史问题与现行法则等诸多价值的权衡目的，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达成一个重要共识：赋予相关地方人民政府或者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或者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本的集团公司对不良债权的优先购买权。《纪要》对此亦做出明确规定。由于绝大多数不良债权目前均已处置完毕，因此《纪要》关于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内容主要是适用于某些转让行为被认定无效后再行处置的情形，以及将来国家允许适用《纪要》规则的其他金融机构处置和清收不良债权的情形。应当注意的是整体资产包转让情形中“主要债务人注册登记地”的概念。所谓“主要债务人”是指在整体“资产包”总债权额中所占份额较大，或者人数较多且债权份额比重较大的债务人。所谓“注册登记地”是指注册登记各机关所在地。

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债务人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时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形。应否允许债务人主张优先购买权，无论是审判实践中，还是国家相关部委间，均存在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我们认为，尽管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或即将上市，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这些国有商业银行仍然不断产生不良资产。如果赋予债务人优先购买权，就可能为潜在的债务人提供一个逃债机会，即债务人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之后久拖不还，直至将贷款拖成不良债权，进而在不良债权处置时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纪要》关于“债务人主张优先购买不良债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明确规定，充分彰显了最高法院“维护诚信体系、制裁恶意逃债”的司法导向。

六、国企诉权与诉讼程序

（一）赋予国企诉权的依据

国有企业债务人能否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提起无效之诉，是司法政策文件制定过程中争议较大的问题。通常认为，在债权转让中，债权人仅对债务人负有《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的通知义务；而债务人对于转让合同的效力不应享有诉权。但是，《纪要》明确了国有企业债务人以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权。理由有三：其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导言中明确规定：“为了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活动，依法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促进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制定本条例”。分析该导言，可以发现其蕴含着调整国有企业债务人利益的目的，因此国有企业债务人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便具有可诉之利益。根据民事诉讼法学关于“诉之利益”的法理，不良债权转让直接关涉了国有企业债务人的根本利益，故而有必要肯定国有企业债务人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主体资格。其二，由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国有资产是经过国有资产监督机构授权的，因此国有企业便具备了企业法人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理人的双重身份。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未就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主张无效的场合，国有企业债务人可以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理人的身份提起合同无效之诉。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三，最大限度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可谓《纪要》的重要目的之一。如果不赋予国有企业债务人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权，人民法院将难以启动对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审查，从而导致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规则目的之落空。

当然，肯定或赋予权利的同时，必须防止权利滥用之可能。为了防止国有企业债务人滥用诉权，引导理性诉讼，《纪要》规定两种防止滥诉措施：其一，增加诉讼成本。在国有企业债务人通过抗辩的方式提出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时，人民法院应当进行释明，告知其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受让人为被告向同一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转让合同无效之诉；债务人不另行起诉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其二，提供诉讼担保。国有企业债务人提起在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中必须提供相应的担保，否则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关于诉讼担保的参考基数问题，我们认为以债权转让标的金额为参考基数为宜。

（二）无效之诉的相关程序

国有企业债务人另行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诉讼后的程序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合并审理。其二，当事人列置。

关于合并审理问题。《纪要》规定：“人民法院应中止审理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债权的诉讼，在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诉讼被受理后，两案合并审理。国有企业债务人在二审期间另行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中止审理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债权的诉讼，在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诉讼被受理且做出一审裁判后再行审理。”如此规定的目的在于为了便于查明事实，一次性解决纠纷。

关于当事人列置问题。《纪要》规定：“国有企业债务人提出的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诉讼被受理后，对于受让人的债权系直接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受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受让人列为案件当事人；如果受让人的债权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给其他受让人后，因该受让人再次转让或多次转让而取得的，人民法院应当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该转让人以及后手受让人列为案件当事人。”需要指明的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受让人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而不是第三人。理由在于：其一，通常是诉讼必须有原告和被告。国有企业债务人提起转让合同无效诉讼，其理由是转让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等，因此被告必然是转让合同当事人。其二，如果转让合同被认定无效，那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受让人应当承担合同无效后的相互返还和赔偿责任等。若其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则面临其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还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争论，在诉讼权利行使方面存在模糊之处。

此外，关于其他被转让债权的债务人尤其是整体资产包中未提起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诉讼的债务人是否应当参加诉讼的问题，我们认为，基于不告不理之原则并考虑转让合同是否有效与其是否履行债务并无实际影响，故没有必要追加其他债务人为诉讼当事人。

七、无效事由与无效处理

（一）无效事由的认定

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共识，人民法院在审理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诉讼中的审查重点有三：其一，不良债权的可转让性。即被转让的不良债权是否属于国家禁止或限制转让的债权。其二，受让人的适格性。即受让人是否属于国家政策规定不准介入购买的组织或个人。其三，转让程序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即转让过程中评估、公告、批准、登记、备案、拍卖等诸环节是否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原则。下文着重阐释其中易生歧义的认定根据和三种无效事由。

首先，关于无效事由认定的法律依据问题。《纪要》判定转让无效的依据是转让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该依据来源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如前所述，不良债权处置问题事关不良债权处置战略实施、国有资产保护、职工合法权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等诸多重要价值权衡因素，这些因素均可以归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公益以及第三人利益范畴。由于《纪要》所列出的十一种无效事由均与损害上述价值和利益有关，因此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五十二条之规定，认定转让合同无效。

其次，关于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债权转让无效问题。财政部财金[2005]74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企业政策性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债权、国防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债权、以及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不得对外公开转让”。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发改外资[2007]254号《关于规范境内金融机构对外转让不良债权备案管理的通知》第五条亦规定：“对外转让不良债权中不得含有我国各级政府及其所属行政部门作为债务人或提供担保的债权”。审判实务中，对于转让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合同是否无效存在较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国家机关作为债务人或者担保人，其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形成的是借款或担保法律关系；即便担保法律关系无效，亦应依据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该债权转让给其他主体后，双方也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中的正常债权债务关系，并不会因债权人主张债权而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益，因此不宜认定此类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我们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剥离或转让的不良债权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政策和法律背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的不良债权绝大多数是国有商业银行早期甚至是计划经济时期发生的贷款而经过多次展期仍未能收回的逾期、呆账、滞账类贷款。很多贷款是因为当时的政策原因形成，国家机关作为担保人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国家实施不良债权剥离政策的目的不仅要使金融机构顺利转轨，而且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国家财政补贴等方式使各方受惠。国家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回收率要求不高，也是为了让利于地方，其中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更是直接的受益者。国家以财政补贴方式解决银行呆坏账，意味着国家财政负担了银行不良债权损失，而国家机关完全依靠财政资金运转。如果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国家机关追索债权或者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资产实际上并未流出国有资产管理范围，那么若允许社会投资者也可以向国家机关行使追索权，无疑等于国家以公共财政资金在补贴社会投资者，这并不符合金融不良资产剥离政策的本意。所以，对于转让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

再次，关于向“三资”企业和境外机构转让不良债权的效力认定问题。在审判实务中，对于此类债权转让合同以及相关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存在较大的争议。我们认为，关于此类债权转让和相关担保效力问题，国家政策和相关司法解释已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前述发改外资[2007]254号《关于规范境内金融机构对外转让不良债权备案管理的通知》第七条规定：“境内金融机构应在对外转让不良债权协议签订后20个工作日内，将对外转让债权有关情况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同时抄报财政部、银监会。”商务部商资字[2005]37号《关于加强外商投资处置不良资产审批管理的通知》规定：“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允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参与资本重组或处置，允许向外商转让所持有的股权、债权等不良资产，或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从事债务重组、债权追偿等不良债权处置活动，由于此类投资方式政策性强、敏感度高、涉及面广，在审批时应从严掌握，凡此类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均应报请国有商务部批准。”根据上述规定，对“三资”企业和境外机构转让金融不良债权，必须履行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报批或者登记或者备案手续，而且相关部门必须出具具体的行政审批意见。我们认为，虽然前述部委通知等在形式上仅是法律位阶层次较低的行政规章，但其中的强制性规定是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应当具有相当于行政法规的效力。退而言之，即便不能将其视为行政法规，也应当看到，其中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是针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制定和发布的，目的在于规范、管理、保障不良债权处置工作的健康有序进行，防止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此类债权转让中通常存在原来的国内担保因不良债权对外转让而转化为对外担保的问题。根据上述国家政策规定以及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关于“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对外担保的、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而为境外机构向境内债权人提供担保的，对外担保合同无效；主合同变更或者债权人将对外担保合同项下的权利转让，未经担保人同意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担保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之规定精神，应当认定此类担保合同无效。当然，根据纯粹民法学理和《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未经批准、登记、备案等手续合同，应当属于未生效范畴；但由于实践中此类不良债权转让合同大多已经开始履行或者履行完毕，因此继续用“生效与未生效”标准和范畴来衡量，已无实益；采用“有效与无效”范畴来评价，更为妥当。基于上述考虑，《纪要》规定：“根据有关规定应当向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报批或者备案、登记手续而未办理，且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能办理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最后，关于受让人资质的限制问题。《国家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四项明确禁止国家公务员经商牟利；财政部财金[2005]74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亦明确禁止与金融不良债权有关联的人员购买不良债权。其目的均在于防止其利用职务或业务之便从事关联交易，侵吞国有资产，损害公平交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尽管实践中上述人员在个案中可能并未利用身份、地位和信息的优势获取不当利益，但国家法律和政策对身份的限制关涉社会公众对金融不良债权处置的感受与评价，关系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因此，从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四项之规定精神，有必要将受让人的主体资格欠缺作为单独的判断转让合同效力的依据。为此，《纪要》规定：“受让人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关联人或者关联人等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的，或者受让人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应当认定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

（二）无效合同的处理

在审判实务中，如果不良债权转让合同被认定无效，其处理问题比较复杂。《纪要》将其区分为两种情形：其一，单笔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其二，打包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

关于单笔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问题。单笔转让合同被认定无效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原则处理。其中，受让人要求转让人赔偿损失的，根据民商审判实践长期以来遵循的无效合同处理规则，该赔偿损失数额应以受让人实际支付的价金之利息损失为限。此外，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为了便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来继续处置被返还的不良债权，《纪要》规定：“不良债权的诉讼时效自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被认定无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关于打包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问题。如果整体“资产包”中的所有债权均具备《纪要》规定的无效事由或者整体“资产包”处置程序违法，无疑应当认定整体“资产包”转让合同全部无效。但实践中常见情形是，整体“资产包”中仅有单笔或者数笔债权属于无效情形。对于该情形如何处理，审判实践争议颇大。有观点认为，应当认定单笔或数笔债权无效，但该无效属于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并应根据无效债权在整体“资产包”债权中所占比例来返还相应价金。也有观点认为，由于整体“资产包”债权处置的标的是“资产包”，而非多个标的之集合体，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常只接受买受人对整体“资产包”的报价，不接受分户分笔报价，因此整体“资产包”的转让定价和交易交割环节已经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交易标的，具有不可分割性，客观上难以界定单笔不良债权价格的合理性。所以，若出现单笔或数笔债权无效时，要么认定整体“资产包”转让全部无效，要么驳回无效诉请。我们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以整体“资产包”方式转让不良债权时，难以预见其中哪一笔债权可以完全收回；同时，“资产包”中有时仅仅一笔即可让受让人收回成本并盈利。因此，若欲根据现有法律规则和民法学理梳理出一套准确判定无效部分与有效部分的界限标准并使其具备可操作性，相当困难。鉴于交易的关键要素是盈亏情况，而最了解交易内部情况以及盈亏状况的人无疑是受让人，因此，《纪要》在权衡尊重私权处分和保护国家公益的基础上，采取一种尊重现实的处理办法，即在保持人民法院公权认定合同效力的基础上，赋予受让人以合同效力选择权，即受让人可以根据其实际或可能盈亏情况在一定范围内选择是否接受合同全部或者部分无效的后果。具体而言：

（一）如果受让人选择合同全部无效，通常意味着其已经发生亏损或者将来盈利远景不佳，此种场合认定合同无效，既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精神，也与受让人的请求相契合。

（二）如果受让人主张已履行或已清结部分有效，则意味着受让人可能通过已履行或清结部分回收了其全部成本并实现盈利或预期盈利，此种场合认定该部分有效，其他部分无效，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精神。应当注意到，在尊重受让人私权处置及其利益的同时，也要维护公权的评价地位，兼顾作为转让人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权益，因此，在受让人在选择部分有效即其已盈利的情形下，必须接受放弃其他无效部分的对价，如此基本实现了私权处分与公权评价、受让人利益与转让人利益之间的平衡。《纪要》中关于“受让人请求认定已履行或已清结部分有效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尚未履行或尚未清结部分无效，并判令受让人将尚未履行部分或尚未清结部分返还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再向受让人返还相应价金”的规定，即是此种权衡之体现。

（三）如果已经履行部分或者已清洁部分属于《纪要》规定无效事由中

（一）、（二）、（八）、（九）、（十）等依法应当认定绝对无效情形的，受让人不能主张选择该部分有效，而只能选择无此情形的其他部分有效，否则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整体“资产包”全部无效。

（四）由于《纪要》所谓债务人系指国有企业债务人，因此《纪要》原则上不适用于债务人或担保人为非国有企业的此类纠纷。但如果整体“资产包”存在单笔或数笔不良债权的债务人为非国有企业的情形，无论符合无效事由的不良债权之债务人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因难以将其实际剥离和单独处理，故亦应按照上述规则处理。

关于无效后的返还顺序问题。《纪要》规定，无论是单笔转让和整体“资产包”转让，在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当事人履行相互返还义务时，均应从不良债权最终受让人开始逐一与前手相互返还，直至完成第一受让人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相互返还。后手受让人直接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主张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并请求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执行过程中出现中间环节缺失（诸如自然人死亡、法人注销）等，后手受让人可否超过该中间环节而向其他前手受让人主张返还？我们认为，鉴于该问题实践中出现频率不大，可以在个案中具体解决。

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 篇2

字体大小：大 | 中 | 小 2007-07-28 19:55评论：0

随着国务院和财政部要求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必须在2006年底前对不良金融债权处置完毕的期限届满，一些企业和个人通过打包转让、拍卖、招投标等方式，从资产公司受让不良金融债权后纷纷起诉原债务人，要求百分之百受偿，此类案件正呈不断上升趋势。由于资产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时间紧、人手少、面广量大、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相对滞后，买受人“一包暴富”“一夜暴富”时有发生，容易引发重大经济纠纷和社会矛盾，社会舆论、债务企业职工和政府对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这些都加大了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风险和压力，本文仅就涉及到政府机关的不良债权打包转让合同的效力审定与处理路径谈点粗浅看法。

A [对转让合同效力的审查与认定]

资产公司将债务人或担保人为政府机关的不良债权打包转让给企业或个人，该转让合同是否有效？笔者认为，涉及政府机关的不良债权打包转让合同的效力应从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强制性规定、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两方面来审查认定。

持有效观点者认为，资产公司通过打包出售方式转让不良资产是常见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动员社会资源参与不良资产处置，为国家政策所允许，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应认定转让合同有效。但是，笔者认为，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关于“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不得对外公开转让”的相关规定，虽然在形式上为财政部下发，但实质上该行政规章的强制性规定是根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授权制定的，是财政部对不良资产处置管理等规定的细化，其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因为国务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由财政部制定，该行政法规明确授权财政部制定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因此，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评判还需要依照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违反财政部“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不得对外公开转让”的禁止性规定，实质上就是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样会产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合同不得转让和第五十二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之规定，该转让合同理应认定无效。

持有效观点者还认为，因买受人购买的是不良资产，故其转让价格与原来的价格有较大差距属于正常商业行为，是风险投资，不能因为买受人因此盈利就认为国有资产流失，不应认定转让合同无效。笔者认为，所谓不良资产是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给四大资产公司的逾期、呆滞、呆账三类不良贷款，收回的可能性从零到百分之几、十几不等。受让人从资产公司受让不良资产后，风险与机遇同在，他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甚至实现全部债权，也有可能颗粒无收、得不偿失，这完全取决于债务人的经济状况和偿债能力。但是，债务人或担保人为政府机关的，资产公司转让的则不是“不良”资产，而是优质资产。因为政府不可能发生破产、倒闭的情形，它具有百分之百的偿还能力，最多是时间长短而已。受让人看好的也正是政府的这点偿债优势，有时一个“包”里只要有一笔债务涉及到政府的就能“一包暴富”，起诉到法院往往寸步不让，要求政府百分之百地还本付息，“一案暴富”的故事由此上演。由此可见，债务人或担保人为政府机关的“不良”债权转让合同导致国有资产重大流失、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转让合同无效。此外，资产公司与他人恶意漏估、高值低估或低卖债务人财产、低值评估债务人偿债能力、恶意串通虚假拍卖、虚假招标；资产处置过程不透明，发生内部交易、关联交易的情形，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毫无疑问，当判定转让合同无效。

B [处理路径]

路径一：涉府不良金融债权转让合同发生在资产公司和买受人之间，通常情况下，该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不会主动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转让合同的效力。实践中，受该资产转让合同影响最大的是原金融债权的债务人或担保人即政府机关，但是，由于政府机关是转让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他们能否向法院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笔者认为，虽然转让合同发生在资产公司与买受人之间，但该转让合同的标的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即原金融债权的作为债务人或担保人的政府机关，一旦资产转让行为完成，买受人马上会向政府机关主张债权，因此，尽管政府机关是转让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但该转让行为与政府机关之间存在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买受人向政府机关主张债权之前或同时，政府机关可以另行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资产公司和买受人之间的转让合同无效。

路径二：在法院审理买受人与债务人或担保人纠纷时，如果债务人或担保人不向法院提出转让合同无效的请求或主张，缺乏合同无效的请求权主体，但转让合同又确实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慎重处理不良金融债权处置案件，加强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审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的规定，应当允许法院主动认定转让合同无效。

路径三：对于确实存在重大国有资产流失，而既没有买受人起诉债务人或担保人，又没有债务人或担保人向法院主张转让合同无效的情况，笔者认为，当地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为由，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此外，法院在审理所有不良金融债权转让的民商事纠纷时，如发现确有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形，应当区别情况，分别处理，该宣布无效的则当宣布无效；若是发现经济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嫌疑线索移送检察机关查处。

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的起诉与受理 篇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号，以下简称《纪要》）对于法院不予受理涉及金融不良资产转让的案件做出了列举式的规定。不予受理的涉及金融不良资产的案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银行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不予受理。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主要是指1999年、2000年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不良债权而签订的金融资产转让协议，此类转让协议发生纠纷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债权人向国家政策性关闭破产的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国家政策性关闭破产的国有企业在关闭破产时已经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做出了相应的处理，债权人不能再次主张债权。(三)债权人向已列入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总体规划并拟实施关闭破产的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按照破产还债方面法律的规定，已列入总体规划并拟实施关闭破产的国有企业的所有债务应在企业破产时一起处理。(四)《纪要》发布前，受让人与国有企业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履行完毕，优先购买权人或国有企业债务人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为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国有银行执行的是国家有关处理金融不良债权的政策，人民法院必须维护国家政策的实施。(五)受让人自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债权后，以不良债权存在瑕疵为由起诉原国有银行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不良债权转让是一揽子转让，不涉及具体债权是否存在瑕疵问题，所以人民法院对具体债权的瑕疵问题不予审查。(六)国有银行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享受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政策的国有森工企业不良债权而引发受让人向森工企业主张债权的(具体详见《天然林资源保护区森工企业金融机构债务免除申请表》名录)，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国家已经免除享受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政策的国有森工企业的金融债务，不能再主张偿还。(七)在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中，国有企业债务人不能提供相应担保或者优先购买权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不存在上述情形，人民法院应该受理涉及金融不良资产的案件债权人的起诉。

一、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及《纪要》有关规定精神涉及的此类案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是指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符合《纪要》有关规定精神是指除上述明文规定不受理的以外均应受理。

二、不良债权已经剥离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又被转让给受让人后，国有企业债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良债权已经转让而仍向原国有银行清偿的，不得对抗受让人对其提起的追索之诉，国有企业债务人在对受让人清偿后向原国有银行提起返还不当得利之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让人对国有企业债务人提起债务追索之诉，国有企业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有银行债权已经转让的情况下，虽然已经偿还了贷款，但仍应按照受让人的债权凭证载明的债权数额履行还款义务，已经归还国有银行的部分可以起诉国有银行要求返还不当得利。

三、国有企业债务人不知道不良债权已经转让而向原国有银行清偿的，可以对抗受让人对其提起的追索之诉，受让人向国有银行提起返还不当得利之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国有银行转让不良债权在未通知国有企业债务人的情况下，其转让债权的行为对国有企业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不良债权受让人可以起诉国有银行要求返还不当得利。

四、受让人在对国有企业债务人的追索诉讼中，主张追加原国有银行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项规定与《合同法解释

（一）》的规定不同，即不能追加债权人为第三人，这样规定的目的是考虑到不良债权转让的特殊性。在追索诉讼在受让人一般不是从国有银行直接取得的债权，而是经过几次转让最后才到行使追索诉讼的受让人手中，所以以不追加国有银行参加诉讼为宜。

五、在《纪要》发布前已经终审或者根据《纪要》做出终审的，当事人根据《纪要》认为生效裁判存在错误而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样规定主要考虑法律对颁布前的行为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纪要》列专章规定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受理的意义在于，不良资产处置涉及面广，影响大，涉及的问题较多，一些法院在国家相关政策未出台前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出台一些“暂缓受理、暂缓审理和暂缓执行”或者“中止受理、中止审理和中止执行”的文件，《纪要》颁布实施已经对此类债权转让案件的受理问题有了明确的的规范，因此，各级法院应按照《纪要》规定的精神，废止此类的“三暂缓”、“三中止”的规定，凡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及《纪要》有关规定精神涉及的此类案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 篇4

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臵因收购国有银行不良债权形成的不良资产过程中涉及的债权转让以及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中涉及的债权信托，有着有别于普通债权转让的特殊规定。笔者拟在本文中对有关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对债务人生效的条件、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导致担保债权转让的特殊规定以及为实施信贷资产证券化而进行的信贷资产信托的有关特殊规定进行简要论述，以期在今后的金融不良资产处臵法律服务中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掌握更为透彻。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称“《物权法》”）已于今年十月一日起实施，本文亦将考察《物权法》的实施会对金融不良资产处臵过程中担保物权的转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一、有关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对债务人生效条件的特殊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臵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臵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下称“《补充通知》”）第一条之规定，能够适用上述规定的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不仅包括国有银行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债权，还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不良债权转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债权转让方式处臵不良资产而向其他受让人转让不良债权。

根据上述规定，国有银行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其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其他受让人转让不良贷款债权，由国有银行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后即对债务人生效，并不需要像其他债权转让那样得依《合同法》第八十条之规定向债务人发出债权转让通知。这亦是金融不良贷款债权转让与其他普通债权转让在程序上的重大差别。由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往往以打包的方式受让和转让不良贷款债权，不但债权标的额巨大，而且借款人数众多，少则几十户，多则上百户，如必须以通知方式告之债务人债权转让事实，势必增加原债权银行以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费用，减缓不良资产处臵速度。因此，此规定减轻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受让和转让金融不良贷款债权时的义务，有利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快速处臵不良资产。

二、金融不良资产处臵过程中与担保权利转让有关的特殊规定

（一）对担保权利转让有效性的特殊规定

1、《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贷款后，即取得原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各项权利。原借款合同的债务人、担保人及有关当事人应当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虽然该条例没有对担保权利转让对担保人生效的形式要件作出规定，但根据该条例的上位法《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仍应当通知担保人或针对担保人发布债权让与公告。

因此，在担保权利转让对担保人生效的条件上，金融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导致的担保权利转让与其他普通债权转让导致的担保权利转让并无二致。

2、《补充通知》第二条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包括国有控股银行)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贷款，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臵不良贷款的，担保债权同时转让，无须征得担保人的同意，担保人仍应在原担保范围内对受让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担保合同中关于合同变更需经担保人同意的约定，对债权人转让债权没有约束力。”

笔者认为，对于该条中的“无须征得担保人同意”，是指在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主债权转让应经担保人同意以及担保合同未对主债权转让是否需经担保人同意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无须征得担保人同意，而无论担保人是否同意债权转让，均应在原担保范围内对受让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对于担保合同明确约定禁止主债权转让的，在保证担保方式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担保法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主债权转让有效，仅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在抵押、质押担保方式下，由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下称“《担保法》”）、《担保法解释》均未对此种情况进行规定，笔者认为，应认定原担保合同禁止主债权转让的约定有效，如果债权人违反该约定转让债权，抵押人、质押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但主债权转让仍然有效。

但在实务中，银行贷款担保合同中一般不会有担保合同变更需经担保人同意的约定，使得该条规定的针对性有落空的架势；倒是主合同中一般会有合同变更需经合同对方同意的约定，然而无论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或是《若干规定》、《补充通知》等有关金融不良资产处臵的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对此问题却并没有任何特殊规定。笔者认为，如果主合同中有合同变更需经合同对方同意的约定，则不良贷款债权转让是否需经债务人同意应视不同具体情况而定。国家为实现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化解潜在金融危机之目的，在既定的范围和额度内，国有银行将不良贷款政策性剥离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而致债权转让的，即使主合同约定合同变更需经合同对方同意，该债权转让亦不需要经债务人同意，因为这是国家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以强制手段介入私法意思自治领域；除此种情况以外的其他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如主合同中有合同变更需经合同对方同意的约定，则应尊重合同双方的意思自治，该债权转让需经债务人同意。

同样，对于主合同中禁止主债权转让的，如该债权转让属于国家为实现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化解潜在金融危机之目的，在既定的范围和额度内，国有银行将不良贷款政策性剥离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而致，则该约定无效；此种情况以外的其他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如主合同中有禁止主债权转让的约定，则应尊重合同双方的意思自治，债务人可主张该债权转让无效。

（二）对抵押权转让的特殊规定

《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后，可以依法取得对债权的抵押权，原抵押权登记继续有效。”

根据《补充通知》第一条之规定，其他受让人自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受让不良贷款债权，属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债权转让的方式处臵不良资产的范围，因此，也应适用上述规定。

关于该条规定，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该条所规定的“原抵押权登记继续有效” 能否理解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后，不需要办理抵押权变更登记，抵押人仍应在原抵押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根据《担保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根据已正式实施的《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一百八十八、一百八十九条之规定，抵押权或为登记生效、或为登记对抗，登记继续有效即为抵押权继续有效并具有对抗效力，该登记对受让人和抵押人仍具有约束力，抵押人仍应在原抵押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虽然该条并未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否应当办理抵押权变更登记，但基于该司法解释便利金融不良资产处臵的立法目的，笔者认为，应当理解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后，不必进行变更登记，原抵押权登记继续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抵押人具有拘束力。而且在实务操作中，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变更登记的要求是近乎苛刻的，也不具备现实性。如前所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一般以打包的方式受让和转让金融不良资产，涉及的借款人数众多，且多为抵押担保，要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均进行变更登记势必造成处臵速度延缓；不但如此，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建设部《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变更登记应由抵押当事人（抵押权受让人、抵押人）办理，但在实践中，很多不良贷款抵押人此时并无担保意愿，或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办理抵押权变更登记也就变得近乎不可能。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根据该条之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后，可以不办理变更登记，原抵押人仍应在原抵押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

（三）《物权法》的实施对金融不良资产处臵过程中担保物权转让的影响

《物权法》第九、二十三、二十四条明确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的转让自登记生效，动产物权转让自交付生效或登记后具有对抗效力。因此，抵押权转让应当在有关国家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动产质权转让应当交付质物，同时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至二百二十八条之规定以及立法精神，对于权利质权转让应在有关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交付权利凭证，否则有关担保物权转让不生效或不具有对抗效力。《物权法》自今年十月一日实施以后，所有有关担保物权的行为均应以《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为最高准则。虽然有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臵不良资产的有关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仍然有效，但基于谨慎性判断，笔者认为，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冲突适用原则，即使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受让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后，亦应及时办理抵押权变更登记，否则抵押权转让无效或不具有对抗效力，主债权转让后，抵押人不再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同时，笔者也期望与《物权法》相衔接的有关金融不良资产处臵特殊规定的出台，以便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高效、合法地处臵不良资产，也为商业化不良资产处臵市场打下制度基础。

三、信贷资产证券化中有关贷款信托的特殊规定

（一）有关债权信托对债务人和担保人生效条件的特殊规定 依信托原理，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其他财产。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中，资产池的信托是一个关键步骤，而资产池的信托以资产池的真实出售为前提。因此，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贷款债权的转让是贷款信托的一个环节。鉴于此，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下称“《信托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并未对贷款信托是否应通知债务人、担保人做出规定，但基于《合同法》对债权转让的规定，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贷款信托仍应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并在通知后贷款信托才对债务人和担保人生效。这也是我国少有的几个信贷资产证券化案例中的实际做法。对于不良资产证券化，笔者认为，不良资产证券化亦属不良资产处臵的一种方式，可以适用《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以公告的方式替代通知，告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贷款信托的事实。

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发起机构（享有信贷资产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全国性媒体上发布公告，将信贷资产信托的事项告知相关权利人。笔者认为，该条款并不能作为贷款信托应当公告债务人和担保人后才对债务人和担保人生效的规定，因为债务人和担保人显然不能认作信贷资产信托事项的权利人。

（二）信贷资产证券化涉及的担保权利变更

《信托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均未对设立信贷资产信托导致的担保权利变更做出规定，仅建设部为配合中国建设银行发起实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就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涉及的抵押权变更登记的条件、程序和时限等问题，做出了《关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涉及的抵押权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试行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