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教育培训制度

检察院教育培训制度（通用8篇）

检察院教育培训制度 篇1

为贯彻落实高检院、省院关于检察人员教育培训的指示精神，建立健全符合全市检察机关工作实际的教育培训工作机制，努力实现教育培训工作的正规化和长效化，现制定本培训制度如下：

第一条 制定全市检察机关中、短期教育培训计划和长期发展规划，指导各基层院做好教育培训工作。

第二条 组织或指导全市检察系统新进人员、新任职人员岗前培训和适应性培训；按照上级院要求，做好初任检察官资格培训、检察官等级晋升培训及其它培训的送训工作。

第三条 负责市院机关干警的学历教育。组织干警在职攻读本科、硕（博）士研究生等学历，组织参加电大、职大、函大、自学考试等学历教育，并认真做好管理工作。

第四条 组织或配合各业务系统进行检察人员的岗位培训和岗位练兵，积极开展优秀公诉人、侦查能手、办案能手等评比竞赛活动，提高干警的业务素质。

第五条 采取多种有效途径，整合人才资源，培养和选拔检察业务专家、业务尖子等高层次人才。

第六条 组织专职教师开展法律业务教学课题研究，并深入基层院、市院各部门进行授课服务；

第七条 开展全员培训具体实施细则：

（一）领导素能培训

1、领导素能培训是指两级院中层以上领导干部的素能培训。

2、领导素能培训由市院统一组织，每年1—2期，时间不少于2天。

3、领导干部当年参加党校学习培训的，当年不再安排参加市院组织的素能培训。原则上两年内，所有领导干部要轮训一遍。

4、领导素能培训主要包括提高领导干部的组织领导和决策指挥能力。

5、领导素能培训计划由市院宣传教育培训处拟制，于开训前一个月报分管领导审批。

（二）任职资格培训

1、任职资格培训是指新进人员的岗前培训、初任检察官、晋升高级检察官资格培训和其他新晋、新任人员的资格培训。

2、任职资格培训按照省院通知精神，由宣传教育培训处拟定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

3、在省院集中培训前，市院和各基层院按照省院、市院的计划安排和部署要求，分别组织岗前培训。

4、一个基层院同类或同一时期岗前培训人员在3人以上的，要设组，并指定组长；在8人以上的，要设班，并指

定班长和组长。

5、岗前培训期间，市院宣传教育培训处对各单位组织培训情况进行普查或抽查。

6、晋升高级检察官资格培训，市院要设专职管理员，基层院要设兼职管理员，督导参加培训人员按时完成培训作业。

7、公务员和选调生岗前培训，除正常内容外，要适当安排演讲、才艺、展示等训练课目。

8、军转干部报道后，各基层院要在3天内向市院宣传教育培训处报告情况，同时安排进行基础知识的学习培训。

9、干部处在每年新晋、新任人员调整一个月后，将名单报宣传教育培训处。

（三）检察业务培训

1、检察业务培训是指按照岗位要求和履职需要开展的各类检察业务理论、知识与技能培训。

2、侦监、公诉、反贪、反渎、控申、民行、预防部门每年组织一次业务培训。

3、其他业务部门每两年组织一次业务培训。

4、业务培训的内容由各业务部门根据上级和工作实际自行安排。

5、市院各部门制定的本系统培训计划于每年12月底交市院宣传教育培训处，宣传教育培训处统一审核汇总，制定全市检察机关培训计划，报市院党组审定后，由宣传教育培训处与各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6、各部门制定的具体培训计划于开训前一周内报宣传教育培训处备案。

7、业务培训要增强针对性，选择1—2个重点课题，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

8、业务培训要规范，每期培训结束后15日内建立培训工作文书档案。主要内容包括：培训通知、日程安排、动员讲话、授课提纲、日常练习、考试试卷及成绩、活动总结和参训人员登记表等。

9、业务培训期间，市院宣传教育培训处要不定时进行检查指导。

（四）司法考试培训

1、市院每年组织司法考试培训班。

2、第一次参加司法考试的人员必须给予不少于三个月的学习时间。第二次以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每年10月份，市院和各基层院都要对司法考试情况进行一次分析研究。

4、每年年初，市院和各基层院部要根据上一年司法考试情况，研究出台新的政策和措施。

5、司法考试成绩纳入教育培训工作考核。

（五）岗位练兵、业务竞赛

1、岗位练兵、业务竞赛包括检察业务岗位练兵、业务竞赛，综合业务岗位练兵、业务竞赛，书记员岗位练兵、业务竞赛和其他岗位练兵、业务竞赛。

2、每年年初，各业务部门和相关综合部门根据《全国检察机关岗位练兵、业务竞赛活动指导意见》分别制定岗位练兵、业务竞赛方案。

3、书记员岗位练兵、业务竞赛方案由公诉处制定。

4、市院和各基层院6人以上部门都要成立岗位练兵活动小组，以老带新、以强带弱。6人以下部门由院里统一组织划分岗位练兵活动班组，指定班、组长。

5、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以案析理活动。

6、业务竞赛活动原则上每两年组织开展一次。部分业务竞赛活动，根据省院安排，适时组织。

7、市院宣传教育培训处对全市检察机关岗位练兵、业务竞赛开展情况进行经常性检查指导。

第八条 培训的组织管理和检查评估

1、建立培训检查评估机制。主要内容包括：培训人数、时间、形式、内容、师资等是否符合要求，学员对培训的满意度，是否真训实考，培训档案是否完整，受训人员办理案件的卷宗、撰写的文书是否符合要求等。

2、检查评估通过审查培训计划、现场听课、与学员座谈交流、发放调查问卷、组织考试考核、查阅听课笔记和培

训档案等形式进行。

3、检查评估采取定期与不定期、全面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检查评估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及格、较差四个等次；较差等次的培训活动，将视情况进行重新培训。

第九条 组织编写学习培训教材、考试题库，不断丰富教学资源。

第十条 加大资金投入，为教育培训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合理管理、使用教育培训经费，妥善保管、使用培训器材和资料。

第十一条各基层院可根据本制度制定工作细则。

检察院教育培训制度 篇2

关键词：检察官培训,高等学校,法学教育

一、检察官培训的意义所在

人民检察官作为国家重要的法律工作者,在诉讼过程中,尤其是刑事诉讼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同时,在很多案件和情形之下,也是公众利益、国家利益的代表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中担当重要作用。检察官教育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在民主文明,不断发展的社会中,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需要完备和科学的法制体系,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而一国经济政治文化是否先进,其法律的发展是重要标准之一。法治国家的建设,其责任不仅在于立法要充分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诉求,同时也要注重在法律施行过程中,司法机关能否将法治精神和理念贯彻在工作里。而对于人民检察官的培训一方面能够提升队伍的整体素质,推进行业的思想建设;另一方面,检察官职业教育有利于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对民主法制建设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监督权力、履行忠实义务,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公共利益。检察机关通过监督机制保障执法和司法的公信力,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自身也承担着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职责、依法治理国家公务员队伍的职责,从而塑造出清廉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形象。这也体现了国家权力的权威、民主、法治,同时也满足人民群众对国家的要求。本文首先提出了我国检察官培训制度与法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其次,分析了这种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尚未清楚地认识到大学法学教育与检察官培训之间的关系,进而从多个层面分析了这种关系并提出如何实现大学法学教育与检察官培训之间的衔接,实现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结合。

二、我国检察官培训制度与大学法学教育的衔接现状

根据我国《检察官法》第四章规定,担任检察官必须“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具备法律知识。不具备法律知识的,应当接受培训,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规定的条件。”由此可见,接受检察官任职培训,是走上检察岗位的必须条件。此外,《检察官法》也规定:“对检察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理论培训和业务培训……检察官在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和鉴定,作为其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

在我国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初期,检察官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增加检察官的法律知识,培养检察官的法律信仰,增强检察官的实践技能,提升检察官的职业道德。然而目前随着检察官素质的普通提高,似乎法律知识已不再是检察官教育的主要任务。而另一方面,作为检察官,特别是初任检察官的主要来源,全国各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毕业生素质也直接决定了检察官队伍的能力和水平。坚实的法学基础和严谨的法学思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夫,因此大学阶段的法律专业教育也与检察官的执业能力息息相关。如何更好的将大学法学教育与检察官培训制度结合起来,值得我们深思。特别是在当前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民主法治不断得到发展,国家和人民对检察官的要求和期望也日益提高,建立更加完善有效地检察官培训制度势在必行。

当前,中国大学里面设置法学院,开设法学专业化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学校建设考虑,同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而对于专业课程没有很好的规划和合理的安排;此外又各自为战,缺乏与社会的有效交流,未考虑法律发展现状和社会需求,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因循守旧,根据以往的经验进行设计。而大学法学院系又与社会上的法律职业界人士交流甚少,更谈不上吸收法律执业人员对课程设置的建议。同时,法学院在教学模式上长期以教材内容和课堂教师讲授为中心,在“司法考试”的压力下,各法学院系又难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法律条文,忽略培养学生独立的法律思维,学生走出校园后,头脑中只有生硬的条文,只能纸上谈兵,面对大千世界的复杂纠纷,很难从容应对,因此对于新入职的高校毕业生,想要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检察官,是必须通过专门的职业培训的。[1]

三、大学法学教育与检察官培训制度的关系

在这样的情势下,需要结合检察官的职业特点和社会法制现状与要求,科学规划培训体系,设计培训课程,而重点之一,则是加快建立其与大学法学教育与人民检察官职业培训之间的有机联系。目前我们在此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在大学教育中,大学法学教育中的法教义学对刑法学有较大影响,传统的检察工作(主要是指公诉刑事案件)需要法教义学的指导,所以,在检察培训中有必要加强法教义学的培训。第二,在检察官培训中,过于重视政治理论的培训,忽视法学思维,甚至法学专业基础知识的培训。重复培训的课程较多,特色有针对性的培训的课程较少。第三,大学法学教育与检察官实际工作之间存在严重脱节,而对检察官的培训教育内容又与社会法制发展严重脱节,要么过度重视抽象概念,要么过度重视思想教育,导致学而不能为所用;第四,检察官培训的课程体系设计缺乏时代感和前瞻性,对法学理论和学术成果的更新不及时,有欠缺对于未来法治目标和发展轨迹的考虑;第五,无论是高校法学院还是检察官培训课程,都过于片面和单一,单纯以法律为内容是远远不够的,缺少相关人文、经济、技术类课程。

(一)大学法学教育中应增设法教义学相关课程

基于法教义学对刑法学的影响,传统的检察工作(主要是指公诉刑事案件)需要法教义学的指导,所以,在检察培训中有必要加强法教义学的培训。“法教义学”一词来源于德国,是个文化和地域色彩十分浓厚的用语,它在国内法学界的使用并不多见。简单来说,就是“对于法律素材的科学体系化的预备”,也就是通过总结、概括与评价,建构统一的知识体系和思考框架,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的指引。法教义学实际上是被视为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学科。其研究目标在于对法律的正当性进行清晰理性的说明。[2]法教义学与传统的法哲学或法理学有一定的区别。一般认为,德国法理论中的法哲学目的是建立一种可以判断和衡量的标准,法学家们可以据此判断现行的法律是否符合自然伦理要求,社会发展现状和国家价值观;如果不符合,要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改革等,针对的是广义的法律体系;而法教义学则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针对的是具体的部门法或实在法。法教义学在刑法理论中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法教义学对于刑法的理论内涵的思想实质有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会引导刑事法律的发展。而在最近的二百余年中,刑事法律,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发展尤为迅猛,各方利益不断协调,实现了理性与经验的碰撞,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价值和行为的统一。[3]所以,在检察官培训和大学法学教育中,应根据条件,开设法教义学相关课程。意义在于这种针对某一条款,在实践需求发展、规范环境变迁的背景下,不断进行解释和修订,这不仅仅是立法者和法律学者的工作,也是检察官、法官等法律适用者,以及所有法律人应承担的责任。这一过程极为缓慢但却富有成效,与毕其功于一役的修宪立法思维大异其趣。其中理路值得中国的法律人深思。

(二)重视法学专业教育与培训,着重提高检察人员的法律理论基础和检察业务能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检察官法》制定的《检察官培训条例》第二条提出:“检察官培训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把政治理论培训放在首位……为检察事业发展提供可靠的思想政治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笔者认为,重视政治教育无可厚非,然而不可单纯注重检察人员的政治觉悟,而忽视其专业技能的扎实程度。因此,作为现代国家司法的重要力量,检察人员应当着力于提高其法律理论基础和检察业务能力。

对于法学理论的教育,当前应着力解决的问题是法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的衔接,可以通过开设相关课程,探讨法学经典传统理论和前沿理论研究成果与检察官工作的关系,不断补充和更新检察官的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敏感度,形成严密有逻辑的法律思维和法治理念。其长远意义在于,让检察官能够形成清晰的思维,清楚严密的表达,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更好地解决实务问题。

而目前,无论在高等学校法学教育课程体系,还是检察官培训教育课程体系中,检察理论都没能作为独立课程进行讲授,即使有所涉及,也大多在宪法或刑事诉讼法中蜻蜓点水,一带而过所谓检察理论,就是有关检察院检察权来源、设置、权力范围、监督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基础,同时,我国的检察制度和体制,又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开设检察理论课程,对于检察官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和权力观,有重要意义。

(三)强化大学法学教育与检查实践的结合

法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实践教学是法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法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在此意义上,法学实践教学的质量决定了大学法学教育的质量。因此,高等院校的法学院应该积极开拓实验基地,联合各级检察院,为学生的专业实践提供条件。充足的、多层次、多类型的教学实践基地建设能够对法学实践教学的深入开展提供充分的人力、物力和场所的保障。除将教学实践基地主要用于高年级学生实习外,也将它用作学校开展的“学生实践周”活动的专业实践基地,让大一、大二的学生通过在教学实践基地的观摩与见习,及早进入法学实践领域,激发低年级大学生对法律实务的兴趣,从而使理论学习更有针对性,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使学生能够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与初步的创新能力。

(四)注重法学理论与检察官事务的衔接

有必要将大学法学教育中的最新学术成果转化为检察培训的知识。检察人员不能满足于理论知识的学习,还要注重实践经验的积累。要在办案的过程中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理论联系实际,把普世的概念和理论和具体个案相结合。在学习中不断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学习,举一反三,灵活处理,总结经验,大胆创新。

传统的法学教育重视知识灌输,轻视技能培养,学生容易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遇到问题纸上谈兵。这样十分不利于学生思维的扩展和能力的创新。为扭转这一局面,需要对法学教育模式进行变革,可以吸收西方先进的法学教育模式,不必拘泥于课堂讲授,采取课堂讨论或案例教学,这也有利于学生批判思维和法律能力的提升。[4]

对此,也可大力推广诊所式法律教育。诊所式教育的优势在于,学生通过提出解决问题的法律对策,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有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丰富课堂内容,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5]当前诊所教育已经在全国很多高校的法学院逐步兴起,而遗憾的是,大多数诊所教育课程以法院和律师职业为蓝本,以检察院为角色核心的寥寥无几,因此这一教育版块亟待开发。此外,笔者认为,根据检察院的业务发展趋势,还要不断地拓展检察监督的范围。

(五)加强和重视人文学科知识的普及

虽然法律是一门独立性很强的学科,但绝不是孤立的,其发展壮大也需要不断吸收其他学科和领域的营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需要多元化复合型人才,检察官也需要重视其他学科知识的学习,尤其是人文社科类的课程。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曾说:“为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公仆,法律工作者就必须首先是一个具有文化修养和广博知识的人。”[6]而大法官布兰代斯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法律工作者汲取其他学科知识的重要性,“一个法律工作者如果不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那么他极容易成为一个社会公敌”。[7]我国在检察官培训中应该着力加强人文、经济等学科的教育,使人民检察官在面对法律时,不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在解决具体案件时能够做出符合法治精神和利益诉求的判断。大学教育应当多多鼓励学生涉猎专业以外的学科,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对于日后从事检察工作是大有裨益的。其中,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不容忽视。具体而言,在课程设置上应该广泛涉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关系、科技发展、历史等诸多学科,引导学生了解政治环境的变化,历史的沿革和发展,经济生活的新动向,物证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等。此外,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检察官,还应学习哲学、语言、逻辑等其他方面的知识。其一,能够帮助学生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培养分析问题、整合归纳、概括提炼的能力,提高检察官正确认识和辩证分析的能力。其二,逻辑思维在检察官工作中也无所不在,侦查、审查、提起公诉,通过证据推演,综合分析,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得出结论。这一系列工作都是对检察官自身逻辑思维的重大挑战。其三,深厚的语言和文字功底也是检察业务中必不可少的。如何将头脑中的想法和推理完整严密,条理清晰的表达出来,落实在文书中,做到没有歧义,经得起推敲,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是考验一名检察官语言修辞功力的,也是关乎检察官个人,乃至整个检察机关系统形象的大问题。

(六)注重素质教育与法学教育的结合

鉴于法学人才的教育具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因此在教育中注重素质教育,在知识渊博的同时,也达到职业道德的升华,既能够解决问题,完成工作,又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8]而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素质和能力起着关键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所谓“名师出高徒”,优秀的教师不仅能够传授学生知识,还能够言传身教,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坚定的法律信仰。因此,教师队伍能力建设也是大学法学教育和检察官职业培训的重点内容。可以聘请检察院的优秀检察官作为学校的客座教师,这一方面有利于增强高校与司法部门的沟通与联络,另一方面也为检察官更好的服务社会,联系群众创造条件。而对于素质教育的对象——高校学生而言,最重要的是培养学习的兴趣,能够从学法的过程中得到充实和乐趣,树立法律职业目标。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改革建设的不断推进与发展,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也应该逐步突破传统,更多的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而检察官作为很多法学专业学子的目标职业,一方面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也需要具备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人文知识底蕴。如何更好地将高等学校法学教育与检察官培训结合,是值得法律学者和检察机关深入思考和探索的议题。

参考文献

[1]王鹏.河南省高校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衔接探析[J].探索与争鸣,2010,(10).

[2][3][德]茨威格特,克芙.比较法总论[M].潘汉典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53.

[4]杨欣欣.法学教育与诊所式法学方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93.

[5]李正新.试论法学教育的“临床”培养—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困境及其应对[J].中国大学生就业,2012.(2).

[6][美]埃德加·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531.

[7]房文翠.法学教育价值研究—兼论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9.

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探析 篇3

关键词：检察院；检察权；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63（2012）02-0073-04

一、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概述

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是与检察权同步确立并历经变迁的，是检察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检察院对于法院民事审判工作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制度保障。

我国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之始，在最初的人民检察机关的组织条例中，对新中国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职责做了最早的规定，这就是代表国家和公益，参与民事和行政诉讼。

在经历了破坏与重建后，现行的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在内容上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权力来源、理论基础依然一脉相承。检察机关在我国的政权组织结构中一直处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下，是独立的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军事机关平行的政权序列，占有十分重要的宪法地位。检察院是1982年宪法授权的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1979年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2007年民事诉讼法在总则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并在审判监督程序中作出了具体规定。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在20余年的检察院法律监督实践与法院的司法实践中，法检两家各自对民事审判的法律监督问题都出台过多个意见、批复，至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印发了《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可以说是法检两家作为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正视多年来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作出的有益的协商与探索。

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民主集中制理论以及列宁法律监督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监督属于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体现，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以及国家法制统一与正确实施。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于对检察院制度本身的质疑以及对于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担忧，曾出现对于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存废在理论层面的广泛争论。至今，经过长期的制度运行，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的实际效果部分打消了主张废除者的疑虑，对该制度的价值的正面评价逐渐增加，学界以及实务界也越来越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理念采取统一步调，重视对这一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的研究与探索。

二、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的特点

现行的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是以宪法、宪法性法律、法律为依据，以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为监督对象，以保障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以及国家法制统一为目的，以抗诉及检察建议为途径的监督制度。其特点如下：

（1）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是一项以宪法授权为依据的公权力，是针对法院民事审判权的监督性权力，体现了权力制约的宪政理念。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总体监督下，更注重于对法院审判权的专业性的个案监督，该监督权注重于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确保当事人在审判活动中的诉讼权利的行使和平等对待。

（2）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是一种个案监督与总体监督相结合的权力。有观点将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等同于检察院对民事案件抗诉的权力，认为检察院只能以对个案的审判工作提出抗诉的途径实现监督权。而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解，检察院除了抗诉外还可以就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违反法律规定情形，不适用再审程序的，提出检察建议，其范围可以包括小到不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小的工作瑕疵，大到某辖区内某一类型案件出现的大规模同案不同判情况或某一工作制度的改进等。这也是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

（3）檢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力，不具有终局性和实体性，是用一种程序性的制约权来实现实体的监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行使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且其最终要服从于有权机关的终局裁判，由此才可以避免法律监督权的特殊化，避免其因为失去制约而成为一种没有界线、凌驾于其他各项权力之上的绝对权力。因此，从理论上看检察院通过检察监督干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没有制度空间的。

三、检察院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从建立以来就偏于原则性，在实践操作中遇到了诸多问题。尽管在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印发了《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对许多困扰司法工作人员的问题做出了规定，这虽是一个有益的进步，但依然是以解决个别问题为出发点，并非系统的制度建设，且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在期盼可能的立法的同时，笔者提出一些目前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讨论。

（一）检察院在民事抗诉案件中的法律地位问题

检察院是民事抗诉案件的启动者，这在法律上毫无疑问。现在需要研究的是，法院裁定提起再审后，检察院在再审中的法律地位，有怎样的权利、义务。从目前的法律实践来看，检察院在向法院送达抗诉书及抗诉卷宗后，唯一承担的工作就是在再审案件开庭时应法院的通知，派员出席庭审，宣读抗诉书，而后申请退庭，等待法院送达再审结案的文书，并不实质上参与庭审与诉讼的其他过程。这长期以来几乎可以被看成是法检两家的默契，检察院避免了干预法院审判权的嫌疑，而法院也减少了安排检察院参与诉讼的麻烦，因为检察院与法院都对检察院在民事诉讼结构中究竟处于怎样的法律地位，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怎样安排庭审感到茫然。

《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1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抗诉案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检察人员出席法庭的任务是：（一）宣读抗诉书；（二）对人民检察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包括有利于和不利于申诉人的证据予以出示，并对当事人提出的问题予以说明。检察人员发现庭审活动违法的，应当待庭审结束或者休庭之后，向检察长报告，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提出检察建议。”

这是目前对检察院参加庭审最具體的规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抗诉案件应开庭审理，不能书面审理，法院应通知检察院派员出庭，检察院应派员出庭，检察院是抗诉案件不可或缺的参与者。（2）检察人员在庭审中应宣读抗诉书，也就是作为抗诉案件的启动者要对抗诉的理由予以说明。（3）检察人员要对自己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予以出示，并对当事人的提问予以说明，作为诉讼的参与者有举证的责任，并参加到质证环节，有回答当事人提问的义务。（4）检察院依然负有监督法院庭审活动的责任。对于检察院在民事抗诉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有各种学说，如：国家监诉人说、国家公益人说、诉讼当事人说、国家诉讼人说、民事公诉人说、检察员说等，都是对检察院在民事抗诉案件中的特性有所侧重而定义。从检察院的根本立场来看，检察院并非申诉人的代理人，其关注的是对法院审判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的监督，以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法律的正确实施这一国家公益为核心价值，甚至不是以某一个当事人得到公正判决为核心目的的。因此，在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院的地位更接近于国家监诉人，有限地介入诉讼，更多情况下只履行程序性义务如宣读抗诉书，大部分的责任还在于监督法院的审判工作。

但我们也应注意，检察院在诉讼中的地位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从默契的退庭到检察院在今后庭审中可能更多地留在法庭参与庭审。那么对于被申诉人对抗诉理由的质疑，检察员是否要予以回答，这可能将导致不限于法庭调查的质证阶段，而深入到辩论阶段，会不会形成检察院、申诉人一起与被申诉人辩论的局面，都是值得进一步观察的问题。

同时不得不提出的是，在检察院试图在诉讼中发挥更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考虑出庭人员的实际情况。目前的情况是，与作出终审判决的法院对等级别的检察院对申诉立案审查，审查后认为确有错误的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有第179条第1款第（1）至（5）项规定的情形的，接受抗诉的法院可以交下一级法院再审，也就是实务中的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在这种情况下，正好可以达成作出原审判决的法院再审案件，而进行实体审查的检察院派员出庭，而派出的人员也必然是担任本案审查工作的人员。然而在第179条第1款第（6）至（13）项以及第2款规定的情形下，接受抗诉的法院只能自行审理，对等出庭的检察人员则来自真正进行了实体审查的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其出庭效果在宣读抗诉书时尚可，而深入诉讼就很难保证。

在司法实务中，检察院在民事抗诉再审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还需要法检两家在摩擦与协调中不断探索、发展、完善。

（二）再审检察建议应慎用

再审检察建议是检察建议的一种运用，是检察院在发现应当再审的情形后，向同级法院也就是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建议该法院对该案提起再审。而法院提审的方式为本院院长发现。

依据《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7条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符合本意见第5条、第65条规定的情形的判决、裁定、调解，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人民法院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通知当事人。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不予再审的决定不当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这种制度设计的合法性首先就存在疑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179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179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按民事诉讼法的表述，如果检察院发现有应当提起再审的情形的，应当提出抗诉，井没有留出检察院选择检察建议的空间。民事诉讼法规定为“应当提出抗诉”其实也是对检察院履行抗诉责任的一种约束，并不能由检察院自行变通。所以这种制度安排本身的合法性就值得商榷。

再从《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的规定看，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可见检察建议的关注点在于制度完善、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服务等层面，而不是针对个案监督。特别是有抗诉途径的情况下，还以检察建议针对个案建议法院再审，是欠妥的。

那么再审检察建议在实践中是否有必要性呢？从检察建议书的内容看，检察院意见明确，认为有确定的应提起再审的情形，所以建议法院提起再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不直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呢？有一种解释认为，因为案件事实清楚明确，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浪费时间，程序复杂，不如直接检察建议，提高工作效率。但是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提出检察建议按程序也要上检委会，同样是复杂的，而且即便是检察院的工作简单了，法院的工作量却加大了。很多法官在拿到检察建议书后感觉是在替检察院做审查工作，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同时检察院放弃对轻松可以提高抗诉成功率的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明确的案件提起抗诉而改为检察建议，是不合常理的，即便存在这种情况也不会是主流。另一种解释认为，因为检察建议再审的案件普遍是涉及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有困难或者法律适用有重大争议的案件，检察院以民行处办案人员为个位数的检察官应对多达400余种案由的民事案件的审查工作，又缺乏民事审判实务工作经验，再加上调查权上的限制，遇到事实查明困难的案件，证据认定有疑问的案件，或者法律适用有重大疑难的案件，很难特别肯定地认定是否应当提起再审，而贸然提起抗诉不但不够严肃，同时也可能影响抗诉成功率，所以才选择了再审检察建议的折中方式。本人认为第二种解释可能是比较合理的。在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院以程序瑕疵或以法律适用问题提出抗诉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而涉及事实认定问题的抗诉成功率则较低。这涉及到检察院审查民事案件本身就有一定难度，而且在审查过程中作为监督者一方似乎也不便与法院过深入地交换意见，所以再审检察建议就成了一种沟通手段，但这种沟通手段的成本实在是过高了。

再审检察建议的操作性如何呢？就实务中的再审检察建议情况看，法院收到建议书后，要从调卷工作开始做起，书面审查。约见当事人，开展调查工作，以及必需的逐级汇报等繁复程序，如果要提起再审还要上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但依《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7条的规定，法院只有三个月的审查时间，就必须将审查结果书面回复检察院，这基本是不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不得不令人对其操作性提出质疑，而面对规定非执行不可的同时，也最终会直接影响法院接受再审检察建议的可能性。

综合分析以上因素，建议检察院在实务中一定要慎用再审检察建议，不要作为针对个案监督的常规手段使用。

（三）检察院抗诉存在的问题

1.检察院审查申诉案件应有侧重

检察院在审查申诉案件时，要审查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情形，该条文规定的情形虽多，但不外以下几个大类：（1）证据等原因导致的事实认定问题；（2）法律适用问题；（3）诉讼程序问题；（4）审判人员违法、渎职问题。其中法律适用问题、程序问题和审判人员违法、渎职问题，是检察院抗诉成功率较高的几类问题，也是检察院应当着重审查的问题。

首先，法律适用错误，很可能不是个案问题，因为在纷繁复杂的民事案件中，法院不同的辖区甚至同一辖区不同的审判庭对同一类问题的判断都有差异，从而导致同案不同判。对此法院内部也经常开内部协调会议，就这类问题协调统一，以至下发内部文件，以期达到司法统一的效果。但尽管如此也只能是事后的弥补，也可能统一的认识有不尽合理之处，也可能并没有达到统一的效果，检察院的监督就很必要。

其次，程序违法问题。例如送达问题，这可以说是基层法院的一项制度困境，怎样才算是穷尽了送达手段，才可以公告送达，实践中很难明确，送达的具体方式、手段也不统一。而且送达的成本不是用金钱衡量的，这是承担着极为繁重的审判工作的法官们的肩头几乎不能再承受之重。但无论如何，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必须保护，法院在诉讼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必须纠正，程序正义必须维护。也正是在包括检察院在内的多方监督部门的纠正下，某些法院已经开始建立专门的送达机构，将这项工作从每一位法官的审判工作中剥离开来，专门化、系统化、程序化。我们希望可以在将来看到其成果显现。但这种探索本身就已经体现了检察院监督的效果。

再次，审判人员违法、渎职问题，这是检察院必须重点监督的问题，虽极为少见，但确是检察院责无旁贷的工作范围，无需论述。

最后，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证据等原因导致的事实认定问题的审查。例如《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项就规定“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第3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等此类问题，申诉人提交“新证据”或提交诉讼后才形成的鉴定书等证明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但这并不是法院在审判工作中的错误导致的，而且目前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对于所谓“新证据”都是采取扩大化解释的思路，关注点已经不在于是否属于新证据，而在于是否足以推翻原判决。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是有新证据的同时还有法律适用或程序问题而导致的复合型抗诉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检察院单纯以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就缺少了对法院监督的意义，作为检察院的立场就偏移了民事审判检察监督的初衷。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首先建议申诉人向有权接受再审申请的法院提出再审申请，通过法院自行提审的方式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如果接受再审申请的法院裁定予以驳回，而检察院认为应当再审的，这可以看做检察院认为法院在申诉复查中存在错误而介入，以对原审提起抗诉的方式监督了法院的审判工作，是合适的。同时，虽然对于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不能抗诉，但通过检察建议等手段依然可以履行监督职责。

2.检察院抗诉的期限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184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而对于检察院申请抗诉的期限却没有规定。

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如果没有时效的限制，在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多年，经生效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和事实状态已经持续多年的情形下，仍允许当事人通过再审程序动摇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改变已持续存在并可能在此基础上发生变化的法律关系和事实状态，既不利于维护司法裁判的稳定和权威，也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检察院的抗诉权与当事人申请再审权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一致的，也应该有时效性，这是司法效率与秩序稳定的要求。而检察院抗诉权的时效无限性导致了《民事诉讼法》第184条形同虚设，当事人在超过了法院接受再审申请的期限后，自然会向检察院申请抗诉，从而规避法律。所以为了维护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和社会生活的稳定，应当将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期间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相统一。

必须说明的是，检察院接受当事人的申诉是不应受到限制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第2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所以，检察院接到申诉后必须认真查清事实，但是接受申诉后处理的方式并不一定是抗诉。

认为规定了提起抗诉的期间就是对检察院监督权的限制甚至侵犯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上文已经否定了将抗诉等同于民事审判检察监督的认识，抗诉只是监督的方式之一，不能提起抗诉并不等于不能进行民事审判检察监督。而且站在民事诉讼的整体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权力之间的协调与制衡也是很正常的。检察院的检察权本身也并不是无限制的，与法院审判权的协调是必须考虑的。从结果看，即便是因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存在错误，造成了错判，也还有检察院的检察建议制度，以及对法院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的追究。目前对渎职侵权的追究已是检察院工作的重点之一。在这些制度不断完善、衔接上的空白不断被弥补的前提下，将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期间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相统一，不但在理論上应当，在实践中也必成为可行。

四、制度发展方向及逐渐凸现的问题

检察院财务管理制度 篇4

检察院财务管理制度2007-02-02 21:55:09

×财务管理制度

×财务职责范围

×负责全院的经费计划管理和与会计核算相关的工作，掌握资金动态。

×主要职责是：

×．贯彻执行国家政策、法规和各项财务制度，维护财经纪律，杜绝一切不合理的开支，坚持宣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方针；

×．根据会计制度、会计原理和方法，审核、报销全院各项支出。并对原始凭证进行记录和登记。

×．负责全院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及一切福利待遇的发放；

×．经费的核算和管理工作，定期

向检察长报告经费的使用、支出情况；

×．会同有关部门搞好房屋、办公用品、设备、图书资料等资产的管理工作；

×．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财务档案的归档工作；

×．参加各种有关的经济活动和会议，配合做好资金的宏观管理，提供必要信息和资金保障，最大限度的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

×．准确掌握全院的财务状况，及时向院领导报告；

×经费支出管理

×１、经费支出要坚持先收后用、节约开支、精打细算、量入为出、自求平衡的原则。

×２、报销审批坚持“一支笔”制度，所有支出必须由负责人、经办人、验收人签字。报销各种单据凭国家统一印制的发票，有品名、数量、单位、金额，白条子收据不予报销。

×⒊购买办公用品、资料、工具、书籍等需提前申请，报经检察长批准后，由办公室统一购买，不经批准私自购买者一律不予报销。

×⒋公出报销旅差费、住宿收据要有人数、天数、单价、金额齐全，票据报销须经财务人员把关审查后，送交检察长批准方可报销。

⒌工作人员公出报销补助标准按财政规定执行。

×⒍购置商品，元以内（含，元）的，经检察长批准，购置，元以上商品的，经院党组会研究通过后方可购置。

×⒎对外招待，原则上在院食堂就餐。特殊情况的经办人需提前请示，经检察长批准后方可实施，事后由有关人员验收签字后方可报销，未经检察长批准，一律不予报销。

×现金管理

×１、现金领取要专款专用，不准套取现金。收回现金及时存入银行，不准坐支，不准以个人名义存入储蓄所，如违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的被银行

罚款由决定人自己承担全部罚款。

２、购买物品时达到转帐支票使用起点，不准使用现金付款。不准同一日在一个单位分开收据支付现金。

×３、公出回来三天内必须到财务报帐；经财务审核后再由检察长签字方可报销。

×４、原则上不向个人借款，特殊情况需要经检察长批准方可按照批准的数额借款，并在签批的时间内归还。

×５、按银行规定限额留库存现金，现金帐必须与总帐相符。

×第三条：银行存款和转帐支票管理

×１、使用转帐支票时经财务主管审批，出纳员不准发空头支票。

×２、要定期核对银行帐及银行对帐单金额，不相符时应及时查找原因，金额较大的要及时向检察长说明情况

×３、不准收空白支票，不准把转帐支票借给外单位和个人使用，不准用银行帐户替外单位和个人存款支款。

×４、不准为外单位和个人借款担保。

×第四条：暂扣款、赃款的管理。

×１、暂扣款和赃款必须使用专项收据，不准用其它收据代替使用。如代替使用受到处罚，由个人承担全部罚款。

×２、返还暂扣款和罚款时经办人和单位负责人签字，经检察长批准。原是转帐返转帐，是现金返现金，不准变更单位和个人名字，不准其它单位和个人代出收据，更不准办案人代出收据或领款。

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制度的再思考 篇5

在民诉法第189条中，明确的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条件和情形，大家有时间可以下去看一下，我就不再展示这些条款了。它们可以归类为一下四点：next》》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重要证据不足的•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Next》》 而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内容是检察院的抗诉提起再审制度。

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制度。

• 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

进行法律监督。具体到对民事审判的监督方式主要是人民检察院的民事抗诉权，即：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确有错误，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提请人民法院进行再审。Next》》

其次，是有关保留检察院抗诉引起民事案件的再审程序。我认为保留检察院抗诉引起民事案件的再审程序的规定，符合我国目前司法现状的。原因有两点：

1、目前我国法官总体素质不高,在裁判不公现象以及错案在客观上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保留

检察院的抗诉权能够对法院起到监督作用,是实现司法公正的要求,是明智的选择。

2、保留民事案件中检察院的抗诉权，有助于避免因一方当事人由于多种原因，不敢或不愿

启动错案追究程序的情形，减少错案的发生。现实中，即使是民事案件，也会存在一方当事人相对弱势，需要得到检察机关的支持，帮助他们推翻生效的错误判决。

而就目前而言，干扰司法公正的因素并不是来源于检察院的错案监督，而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司法活动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较为严重，尤其在偏远的基层法院更是如此。第二，法官素质不高,不能坚持以法律为准绳，容易受外界影响。第三，司法腐败也是影响公正审判的关键因素。第四，审判工作管理行政化,法官工作容易受上级领导“指示”、“批示”的干扰。第五，司法物质保障不力，法院办案经费不足，很容易导致法官不能认真查清案件事实。下面请***为大家讲述一下民事抗诉案审理中存在的问题。

Next》》

在民事抗诉案件审理中，主要存在一下4个问题：

（一）民事抗诉书是否应送达当事人。

（二）申请抗诉时间不受限制。

（三）检察机关调查取证行为有待规范。

（四）出席再审法庭的检察人员职权尚需厘清。

Next》》

在第一个问题中，民事诉讼法并未对人民检察院的民事抗诉书是否应当送达再审案件当事人作出具体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意见。

有些人认为民事抗诉书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引起人民法院再审程序的法律文书，检察院并不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因此民事抗诉书无需送达当事人。另外一些人认为如果不向当事人送达民事抗诉书，则当事人对人民检察院的民事抗诉书查明的事实、抗诉理由以及相关证据一无所知，影响庭审程序，民事抗诉书应送达当事人。Next》》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申请抗诉时间不受限制的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一般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但对于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是否在二年内提出未明文规定。实践中，有的检察院并未参照最高法院

纪要精神处理，仍对部分生效已超过2年的裁判提起抗诉，不利于经济、生活秩序的稳定。Next》》

第三个问题是检察机关调查取证行为有待规范，《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当事人举证和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未将检察院调取的证据作为法定来源，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还对“新的证据”和法院依照职权调取证据作出明确界定，而检察院调查取证行为却不受上述限制。实践中，无论是法院还是当事人，对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案件中的调查取证权都存在很大争议。到再审审理阶段，如何看待检察机关调查取证问题往往成为焦点。Next》》

第四个问题是出席再审法庭的检察人员职权尚需厘清。《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应派员出席庭审，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但对于如何出席庭审、履行何种监督职责等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做法不一,有的检察人员参与庭审全过程,甚至成为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有的虽然参加庭审,但只对庭审过程实施监督,不参加当事人的辩论;有的则在案件进入再审后直接退出审判程序。

下面有请***为大家讲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Next》》

抗诉案件审查、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因为对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机关的定位不够明晰，认识存在模糊所致。对此一方面应尊重检察机关启动再审程序的公权主体性质，另一方面应坚持民事诉讼是双方当事人权益争执的立场，确保双方诉讼地位平等。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关于民事抗诉书是否送达当事人，我们认为民事抗诉书应当送达当事人。民事抗诉书如不送达给当事人，将影响诉讼效率，还会损害司法公正。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并非是因主动监督所致，而是当事人向其提出申诉后引起。审判实践中，常常是申诉人了解抗诉书的内容，而其他当事人（被申诉人）根本不知人民检察院已经对案件提出抗诉。这使得被申诉方当事人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法庭上常常情绪对立，从而损害了司法公正。民事抗诉书送达给当事人，有利于贯彻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

二：关于抗诉时效，对当事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的时间如果不加限制，很可能会成为一些当事人规避申请再审时限制度的工具，同时导致双方利益失衡，也对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造成影响。为此，除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外，当事人应当自裁判生效后二年内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二年后提出的，检察机关一般不再提起抗诉。

三：关于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为利于检察机关正常履行抗诉职权，检察机关应拥有一定的民事调查取证权，但一般限于以下三种情形，对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除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违法情形时，一般应在庭审中征求当事人的意见，由其自行决定是否向法庭提交并交由对方质证，如果申请人不愿意作为己方证据提供的，则不予审理。四：关于出席庭审的检察人员职权，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审判，而不是为了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检察机关一般不应过度介入庭审过程。但检察机关出庭人员如果只宣读抗诉书,而不参与其他庭审活动,抗诉效果又无法得到保证。为此，笔者认为较妥做法应当是：出席庭审的检察人员除宣读抗诉书外，不参与法庭调查和辩论，但在法庭辩论终结后可以发表出庭意见。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如对检察人员有过激言论的，审判人员应予以制止。这种做法既保障了检察机关的权威性，又兼顾了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问题，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下面有请***为大家谈一下我们对改革我过民事再审程序的构想

Next》》

我们认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民事再审制度的核心是构建和完善其抗再审方式，改变当前再审方式多元化且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病。

第一是对提起再审的规范性问题上加以明确，严格限制法院自行启动民事再审程序和检察院提起抗诉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条件，即由公权力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案件仅限制在该类案件损害国家、集体或案外人的利益的案件，其他案件由当事人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向人民法院申诉，通过申诉程序加以解决。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和2003年相继出台了关于重审或再审的有关规定，限定法院自行再审的范围及基于当事人申请或申诉引发的再审的次数，在一定程度上对再审程序加以规范。从上述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上看，对抗诉的规范性问题已有所重视。Next》》

第二是设立申诉之诉，取消申诉听证程序，专门对申诉问题加以解决，即建立进入再审程序的前置程序。具体而言，申诉主体应限制在案件当事人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范围之内，并允许律师代理申诉，以提高申诉的质量和效果；申诉的内容包括不服的生效裁判的文号、终审法院的名称、申诉的请求和理由、提出申诉的时间等；申诉原则上应由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管辖，有利于调卷复查和就地复查，既可以缩短处理时间，又易于解决问题；法院对申诉问题的处理应主要根据申诉人提出的证据，并结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的规定作出是否开启再审程序的决定；法院审理申诉的期限应与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相同；申诉之诉适用二审终审制。这样既保障了当事人申诉权的行使，又可避免当事人反复申诉和无理申诉带来的不良后果。Next》》

第三是设立民事抗诉制度新方式，限制提起抗诉的条件；对当事人的申诉案件，必须经过上诉程序，否则不于审查。民事检察监督由于立法的先天不足，尤其是在监督方式上，立法仅仅规定了一种抗诉的监督方式，而且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缺少必要的规范，致使检察机关在实施行使监督的权力上，无约束，致使众多的抗诉再审案件质量不高。效果上没有达到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项工作的期望值，也没有完全实现法律规定这项制度的预期目的。对民事检察监督方式进行规范和细化，使法律设计这一制度的立法意图真正实现，维护当事人真正权益，强化国家法律权威。Next》》

日本检察制度 篇6

日本与我国同属亚洲国家，历史上受到中华法系的深刻影响，后又模仿西方制度，其检察制度既完整又有某些特色，对我国清末以致民国检察制度曾产生过影响，为大陆法系检察制度的另一典型。

日本古代曾模仿中国御史台而设弹正台，包含现代检察制度的内容，但二者并无直接联系。明治维新后，日本先仿效法国，于1872年建立检察制度，在各级审判厅设置检察官。1890年参照德国经验，于法院裁判所内附设检事局，根据《明治宪法》和旧《裁判所组织法》规定，检事官同法官一样，都被视为服从司法省司法行政管辖的司法官。检事官的职权是：主持侦查和独揽诉讼权。

二战后，日本国政体依美国三权分立模式进行了改造。但就检察制度而言，依然保留了大陆模式，同时又有某些发展。1947年颁行的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按此原则，分别制定了裁判所法和检察厅法，法院脱离法务省的管辖，作为三权之中的一权而独立；检察厅则一反大陆法系的模式，不再附设于法院之内，而是在法院之外单独设置了检察厅，结束了审检合署的历史。

检察厅和法院对等设置，分为最高、高等、地方和区四级检察厅。在体制上，检察厅仍属法务省。法务省有权了解、指导检察厅的工作。但检察厅有相对独立性，法务大臣只对检察厅进行一般的监督，具体案件的调查处理，只能由总检察长指挥进行。

检察官分为五级：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检察长、检察官和副检察官。前三者，均有日本内阁任命，天皇批准；其他，按照国家公务员规章任免。

日本检察机关的职能活动与大陆法系一样，是围绕诉讼展开的，法国诉讼实行职能主义，日本则实行垄断主义，检察官在诉讼上的权力，比法国检察官还要大。具体说：所有刑事案件一律由检察厅决定是否起诉，在日本不存在自诉案件；部分案件由检察官亲自组织侦查，经过侦查后，决定起诉或不起诉，在支持公诉的庭审过程中，对于被告的讯问和出示证据等，都由检察官进行，审判官则很少发言。律师和被告也可以与检察官辩论辩论结束后，由审判官宣布判决；检察官如认为判决不当，可以提出上诉，并指挥和监督判决的执行。

另外，日本检察官有权作为公益代表，参与民事诉讼。有些情况下，检察官可以代表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

老挝检察制度简介 篇7

(一) 老挝《宪法》的基本内容和宪政体制

1. 老挝《宪法》的基本内容前言

数千年来, 老挝各民族人民世代生息繁衍在老挝可爱的土地上。早在6个世纪以前的法昂时代, 老挝的祖先就在这里建立了繁荣统一的国家——澜沧王国。

18世纪以后, 老挝经常受到外部势力的侵略, 老挝人民发扬英勇战斗的光荣传统, 为捍卫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60多年来, 在前印度支那共产党和现在的老挝人民革命党的正确领导下, 老挝各民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和充满牺牲的斗争, 终于打碎了殖民主义和封建制度压迫统治的枷锁, 取得了彻底的解放, 并于1975年12月2日建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从而揭开了老挝国家独立、人民自由的历史新篇章。

老挝建国以来, 全国人民积极贯彻执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两大战略任务, 并取得了初步的、令人鼓舞的成就。

在新的历史时期, 社会生活要求老挝拥有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老挝人民民主制度的宪法, 它确认了老挝人民在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 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以及在新时期国家机构的组织制度。在老挝历史上, 第一次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规定了人民的主人翁权利。

这部宪法是广泛集中全国人民意见的成果, 它体现了全国人民的长远愿望和决心把老挝建设成为和平、独立、统一、民主和繁荣的新国家的坚强的整体意志。

第一章:政治制度

第二章:社会经济制度

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国会

第五章:国家主席

第六章:国务院

第七章:地方政府

第八章:司法机关

第九章:语言、文字、国徽、国旗、国歌、首都

第十章:最后条文

2. 老挝的宪政制度[1] (1) 国家元首

国家主席是老挝的国家元首, 有国民议会任命, 但要从老挝人民革命党提供的候选人中挑选。国家主席任期5年。1991年《宪法》第52-55条详细规定了国家元首的权力和职责。国家主席颁布了1991年宪法, 以及后来由国民议会批准的所有法律。经过国民议会批准后, 国家主席任命总理和内阁部长。总理提出的任免或更换省长的建议, 必须得到国家主席的批准。国家主席是老挝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 负责批准对高级军官的任命。国家主席也同样有权授予勋章和荣誉头衔;批转赦免;任命或召回国家使节以及废除与他国签订的协议。从1996年开始, 老挝设立了国家副主席来协助国家主席工作, 并在国家主席出缺时行使国家主席的职权。

(2) 立法

根据老挝1991年《宪法》第39-52条的规定, 一院制的国民议会 (原最高人民议会) 是最高权力机构, 并且权力得到扩大。老挝国民议会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立法机关, 有权决定国家的基本问题。同时议会还有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活动的职权。国民议会是老挝各族人民的最高代表机关, 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在权力体系上国民会议设主席和副主席。国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是最高人民议会的常设机关, 是国民会议闭会期间的权力机构, 由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一定数量的委员组成。根据《宪法》规定, 国民会议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担任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国民议会通常每年开会两次, 通过选举产生, 任期5年。

(3) 行政

老挝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是政府内阁, 内阁成员经国家主席提名, 由国民议会正式选举产生。总理的任期为5年。总理拥有最大的行政权力, 绝大多数重要的行政决策, 也包括相对次要的决策, 都必须首先递交总理批准。《宪法》第58条到60条详细规定了总理的权力和职责, 主要包括政府管理工作;指导各部、各省市工作;任命副部长和下至区一级的官员。

(4) 司法

1996年起, 老挝的法律体系主要建立在34部法律基础之上, 当然此外还有大批的法令和执行规则。所有34部法律都是在1988年以后颁布的。当时老挝领导层认识到, 外国资本的进入需要构建一个法律体系来承认和保护财产权。司法权由司法机关来行使。老挝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法院是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 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行使检察权。

(二) 老挝《宪法》中关于检察机关的规定

第40条:国会的职权如下:

根据国会常务委员会的提议, 选举和罢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总检察长;

第45条:有权提出法律草案的个人和机关如下:

国家主席;国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总检察长;中央级群众组织。

第50条:国会议员有权向国务院及其成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总检察长提出质询, 被质询的机关和个人必须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在国会作出答复。

第72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设人民总检察院、省人民检察院、市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的职权是:

正确、统一监督中央各部门、各社会团体、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执行法律的情况;行使公诉权。

第73条:人民总检察长领导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检察院的工作。

副总检察长由国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和罢免。

省、市人民检察长和副检察长, 县人民检察长和副检察长及军事检察长由人民总检察长任命和罢免。

第74条:在执行检察任务时, 人民检察机关只遵照法律行事, 只执行总检察长的命令。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 具有法律监督职能。其主要职责是:

对各部、部委、政府直属机关、老挝建国阵线、群众组织、社会组织、地方政权机关、企业、居民是否遵守并正确执行法律进行检察监督, 上述的检察监督称为一般的检察监督;

对审讯机关的执法情况进行检察监督;

依法在法院进行诉讼和对法院判决的执行情况进行检察监督;

在法院作出剥夺自由权的判决以及其他强制措施的过程中, 对羁押场所、改造中心、改造营进行检查监督;

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以遏制犯罪发生, 并消除产生犯罪行为的各种因素和条件;

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力和职责。

二、老挝检察机关的组织结构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检察机关法》于1989年11月23日第二届最高人民议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于1990年1月9日颁布实施, 至今已有16年时间。这期间,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检察机关法》也得到了不断补充和修改, 最近一次修改是在2003年10月21日, 由第四届国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此后, 特别是2005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人民检察机关的组织机构和人员进行了补充和调整, 进一步调整了检察官的职称, 并采取在国内或到国外进行短期培训的方法, 提高检察官的整体素质。

(一) 组织体系

在1991年之前, 老挝的检察机关归司法部管理, 1991年国会立法之后, 把高检划归国会管理。

老挝的检察院体制由下述检察机关组成:最高检察院、省 (市) 检察院、县 (区) 检察院及军事检察院。据2005年有关数据, 老挝共有16个省检察院、2个市检察院、2个特区检察院。此外, 还有126个区检察院。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共有17个省、139个县, 目前, 每个省都设有省、市两级检察机关, 但只有135个县设有县级检察机关。近年来,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非常重视检察机关的建设, 系统选派干部充实到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的组织机构得到不断健全和完善。尤其是2003年在首都万象设立了中部上诉级人民检察院, 在占巴塞省设立了南部上诉级人民检察院, 并于2006年设立北部上诉级人民检察院。

组织体系如下:

最高检察院由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侦查员和其他行政管理事务职员组成。

省 (市) 检察院由检察官、助理检察官和公务员调查官组成。

区检察院由检察官和助理检察官组成。也可以配有公务员调查官。

军事检察院由最高军事检察院、军区军事检察院、团级军事检察院、省/市/特区军事检察院、营级军事检察院组成。

(二) 检察官制度

1. 检察官的规模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共有检察干警640人, 其中, 女性130人;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的4人;获得法学学士学位的118人, 女性19人;大专学历146人, 女性24人;其他3人。此外, 其他专业的干警43人, 女性7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共有检察干警61人, 女性22人;万象市检察院共有检察干警30人, 女性11人。

2. 检察官的任命

总检察长由国民大会根据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提议予以任命或解职。副总检察长由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总检察长的提名予以任命或解职。

省、市、区和军事检察官由总检察长进行任命或解职。这些检察官对总检察长负责并报告工作。最高军事检察院总检察长由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的提名予以任命或解职。

根据最高军事检察院总检察长的提名, 由最高检察院的总检察长任命或解除最高军事检察院副总检察长的职务。

三、老挝检察机关的职权

检察院的职能主要是负责法律监督, 同时代表政府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 同时, 老挝检察院还对职务犯罪案件享有部分侦查权。另外, 老挝的职务犯罪案件也可以通过群众举报来信来访, 有的是直接到法院告发, 有的是先告诉组织, 再由组织向检察院提出申请。老挝还设有审计署, 审计署在进行审计时发现有问题时, 他们可以作为举报人, 直接向法院提出诉讼申请。

(一) 审查起诉和公诉

对犯罪和全体违反法律的行为提起公诉;与其他国家机构和公共组织合作, 确保对所有刑事案件的调查和审理能够完全、彻底和公正地进行, 并采取措施预防犯罪;确保触犯法律者根据法律的规定得到处罚, 避免无辜的人受到处罚;根据法律的规定, 对在其管辖范围之内的任何案件的部分或全部进行调查和审问。

(二) 法律监督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 具有法律监督职能。其主要职责是:

1. 一般检察监督

对各部、部委、政府直属机关、老挝建国阵线、群众组织、社会组织、地方政权机关、企业、居民是否遵守并正确执行法律进行检察监督, 上述的检察监督称为一般的检察监督;

2. 对侦查审问机关的执法情况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检察监督;

3. 依法在法院进行诉讼审理和对法院判决的执行情况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检察监督;

4. 在法院作出剥夺自由权的判决以及其他强制措施的过程中, 对羁押场所、改造中心、改造营进行检查监督;

监督和检查行使拘留、关押和剥夺个人自由的机构执行法律的情况以及其他法院执行措施;

5. 依法提出给予罪犯赦免刑事处分;

6. 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以遏制犯罪发生, 并消除产生犯罪行为的各种因素和条件;

7. 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力和职责。

军事检察院是老挝军队的一个组织。军事检察院的职责是检查和监督老挝军队法律的执行, 教育军官和其他士兵遵守法律和军队的规定以及其他社会传统。军队检察院具有广泛的监督和检查职责, 具体包括:监督和检查调查审问机构遵守法律;监督和检查法院审理案件遵守法律和执行军事法院判决的情况;监督和检查行使拘留、关押和剥夺个人自由的机构执行法律的情况以及其他军事法院的执行措施。

四、老挝的反贪机构[2]

1975年后老挝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当时的法律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直到1986年,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也是为了让外国投资者以及与老挝开展各项合作的国家对老挝的法律和司法体系有信心, 需要建立一个现代法律体系。于是, 老挝采取了一系列计划来发展法律制度。目前老挝政府正积极促进国家的发展。与此同时, 政府需要改革, 并通过新的法律来处理各种犯罪行为。政府已经制定了40个多项法律, 如宪法、刑事诉讼法、刑法、检察官法、法院法、反贪法、外商投资法等, 来处理不断涌现的各种犯罪行为。在老挝, 当地局势稳定, 但仍然会有不少案件发生, 如盗窃、诈骗、贪污、违反国家税务条例等。

(一) 反贪的法律依据

刑法中关于腐败的某些条款, 第98条到第101条, 第141到第146条。

其他类型的法律法规

监管国家机构的建立和职权行使的法案 (2001年5月30日颁布) , 第1条, 国家组织的监督机构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在总理办公室的领导之下。

总理府颁布的《反腐败法案》 (1999年4月2日) , 共20个条款。6-12条确立反腐败的途径和责任的框架。13-18条确立反腐败的程序和措施。

第13条, 解决腐败问题的途径和方式。第1款, 在收到请求、申诉、上诉或发现任何腐败行为, 反贪官员或反贪委员会应当与有关组织合作, 依靠群众进行调查, 收集证据。在审讯中彻底调查, 以客观的方式, 避免主观判断, 作出主观结论, 打击个人关注和个人报复。第2款, 在高级官员的腐败案件中, 应当向较高级别的机关提交调查报告, 经过审议并授权后, 按照法律对这些人采取相关措施。第3款, 证据搜集完成后, 如果发现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腐败行为, 下一步就遵循法律程序进行。

第14条, 监管机构的权力和职责。对嫌疑人进行调查、审讯, 并向其他有关人员收集事实证据。请求保存与腐败行为相关的文件资料。建议暂停年假, 防止脱逃, 要求腐败涉嫌人员暂时离开工作。与其他有关监管机构合作, 建议该机构有权力扣押、没收涉嫌腐败的资产。

第16条, 反贪的措施。在老挝, 贪污的后果有纪律方面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等。

(二) 反贪机构

公共检察官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反贪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负责监督和控制国家机关、工商企业、其他群众团体、社会大众任何腐败行为, 以加强国家法治, 维护社会秩序, 保护公民的公平的合法权利和企业、社会组织、团体的正当利益。

在《老挝检察官法》中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反贪的各项职权:公共检察官负责监督政府机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公众的行为, 保证法律统一、严格地执行。监督侦查机关、审判机关、监狱、拘留所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以及依法享有的其他职权。

检察机关参加了监督委员会, 以监督腐败行为, 并向法院提交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摘要：老挝宪法对其检察机关作出了明确的定位。老挝宪法和检察机关法对老挝检察机关的设置和相应职权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老挝设置了专门的反贪机构。

关键词：老挝,检察制度,检察权

参考文献

[1][澳]约翰.芬斯顿.东南亚政府与政治.张锡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24-129.

检察听证制度建立设想 篇8

关键词：检察；听证制度；构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的提出，要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对检察机关检察办案中的人权保障、民众参与、公开透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充分体现民主性、公开性和参与性的听证制度引入检察法律监督过程是落实《决定》精神的重要途径。

一、检察听证的历史及意义

检察听证的核心内涵是指“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尤其是指在检察机关作出不利于利益相关人的决定之前，应听取当事人的意见。长期以来，检察听证都被看做是检务公开的内容之一。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2000年5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厅颁布《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试行）》，在此规定中明确规定除一些特殊案件外，刑事申诉案件立案复查后，均可举行听证会，公开听证；2001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发布了《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规则（试行）》，规定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时，应当听取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参加。它们虽未明确提出检察听证的概念，但却首次将听证程序引入到检察办案中。

检察听证又区别于一般的检务公开，它包含了公开和参与两层含义，是将涉及当事人和相关人权益的待决定事项公之于众，让民众参与其中，具有互动性。其意义在于：首先，有利于检务公开、促进司法公正。其次，有利于检察听证通过听取各方意见，防止偏听偏信，查清案情，同时引进法学专家、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等评议案件，提高办案质量。再次，可以吸收和化解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公众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活动的不满和疑虑，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在听证程序中得到尊重，也能很大程度上化解他们对最终决定的不满。最后，举行听证会要求承办人有扎实的业务基本功和灵活应对能力，有助于提高承办人的综合素质。

二、当前检察听证制度中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

根据新修改的两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2年、2013年先后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规定》、《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对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在办理民事诉讼监督和刑事诉讼监督案件中，实行检察听证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对民事、刑事申诉案件实行公开听证的制度，应该是检察机关深化检务公开、引入公众参与司法实践、实现透明司法、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有效保障申诉人诉讼权利的重要举措。

1.适用范围的界定欠科学，公民难以全面参与司法实践活动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由于《规定》及《试行规定》并未对在何种情形下民事与刑事申诉案件必须适用举行公开听证进行强制性规定，而在不宜开展公开听证的情形中又有“其他不适合进行公开审查情形的”规定，“给司法实践中对举行公开听证案件的选择留有较大的余地和空间，容易造成办案部门为应付上级检查或贪图省事，尽量选择一些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举行公开听证，难以保证所有的民事与刑事申诉案件当事人都能平等地享有参与诉讼的权利和机会”，不符合公民参与司法的公平与全面原则，不仅使公开听证的推行失去现实意义，而且也使想通过公民参与司法活动去提高司法公信力目标失去意义。这不但违背了执政者推行公民参与司法活动的初衷，也难以实现司法改革所追求的社会价值目标。

2.听证主持人的中立性不强，难以保障当事人充分的司法参与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组织听证，由承办该案件的检察人员主持，书记员负责记录。目前检察实践活动中，也大多按照这一规定在执行。然而，要真正保障听证主持人的独立地位，保障听证的客观、公正，除需具备丰富工作经验，较高的组织、协调、指挥能力外，还必须是与听证事项及争议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必须得到听证争议双方的认可。但目前的检察听证实践活动并没有按照这一做法进行，检察机关既是听证主持人，又是听证争议当事人一方或者是在一个有隶属关系的系统内的情况经常发生，听证主持人的中立性不强，难以保障当事人的充分参与。即便最后听证结果公正，但如果做出了不利于当事人的听证结果时，很难保证当事人在心里上认同。

3.检察听证程序不统一，难以保证公众参与司法活动的有序性

公众参与司法活动既是一个民主过程，也是一种程序正义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程序设定科学、民主与否决定了公众参与司法或的效果和满意度。检察听证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主要制度，它既是全面实行法律监督程序体系有机构成，也是公众参与司法活动的主要渠道。检察机关适用听证，不论是何部门，就其性质来讲是相同的，因此，听证程序应当是统一和规范的。

三、建立检察听证制度的路径

1.以法律形式建立统一、规范的听证制度

目前，检察机关新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和《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同以往出台的类似规定相比较，不仅对检察听证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而且对听证原则、程序等也做了具体化，应该说，中国检察听证制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这些新出台的规则还是根据各职能部门工作需要制定的，并没有把检察听证作为检察机关整体的一种规范性工作制度看待，公民参与司法活动的随意性很强，需要以法律、法规形式从整体上对检察听证制度进行确认，使之成为检察机关一种有效的、法定的工作制度和公民参与司法活动的制度化渠道。

2.运用考核等制度推进检察听证的应用

检察机关现行的考核制度，侧重于对办案数量和办案结果的考核，对于办案程序则考虑的不多。检察机关考核部门可以转变考核观念，完善考核指标，为推进听证程序在检察办案中的运用，考核部门可以发挥考核指挥棒的作用，将是否运用听证程序纳入考核指标，引导鼓励承办部门积极在办案过程中运用听证程序。同时，检察机关案管部门、宣传部门也应积极对听证使用情况进行统计、通报，对运用听证程序办案，办案效果突出的案件积极宣传，扩大检察听证的影响力。

3.探索建立相对固定的听证评议员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