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本质是权利的滥用

腐败的本质是权利的滥用（精选3篇）

腐败的本质是权利的滥用 篇1

——通过依法行政，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浅谈公务员行为规范的重要性

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公务员行为规范对公务员最基本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既强调引导公务员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严于律己，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又强调依靠法制等多种手段，监督规范的实施。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公务员的行为规范力度，查处了一系列贪污腐败案件，我们不禁想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腐败的产生？公务员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手中权力？在公务员这个大队伍里，怎样才能真正形成良好的风气，为人民服务的氛围？

近日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贪腐数亿元一审被判死刑。1995年5月至2009年4月间，许迈永利用担任萧山市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受让项目股权、承建工程、结算工程款、解决亲属就业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5亿余元。此外，许迈永在任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期间，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00万余元，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

本人认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我们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约束。治理腐败首先应该从制度上规范权力的使用。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不是制约权力，而是制约具体行 使权力的个人。个人超越法律来行使权力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两类：

第一，行政机关公务人员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由于不知法，不懂法而滥用权力。但通过目前我国已建立的公务人员选拔，培训，考核制度。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把严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大门。以及一大批受过相当程度学历教育的青年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后，不懂法的现象将逐渐减少。因而，就这个层面的原因而言，仍需制约，但并非问题的主要方面。

第二，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自身受某种私利的驱使滥用手中的权力。这是一种较多的现象且不易控制。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作为国家官员本应只代表国家利益行使国家权力，为何会受其私利驱动而滥用手中的权力？这与集中于其身上的不同的法律身份有联系。从行政法的角度分析，行政机关公务人员是兼具多种法律身份的人。而各种法律身份所代表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公务员实际上具有三重法律身份，即普通公民、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代表务。公务员的这第三种身份使他们实际上掌握并运用着行政权力。个人作为行政主体代表的身份行使行政权力，而这种身份拥有的行政权力又可以服务于他的其他法律身份，可以说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多种身份使之既能运用行政权力又能运用权力隐形服务于自己的私利。

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同时兼具的不同身份各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各种法律身份所体现的利益往往会互相冲突。冲突的结果如果是个人或小集体所代表的利益战胜了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时，权力滥用于谋私就有其基础。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大偏好。这就是促使这 些权力实际主体背离法律赋予其权力初衷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曾说过：“人们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公务人员作为普通公民有其利益，包括追求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作为公务员群体也有其群体利益，部门利益。如充足的经费，更好的办公设施，更多的福利待遇等。为达此目的往往发生争权越权的部门本位主义，为了得到更多的，更好的公务员群体工作待遇和相关福利争经费，滥收费，滥罚款的现象就易于发生。由于公务人员各种法律身份所对应的利益并不一至，这些差别的利益种类又集中于同一个主体——国家行政权力的执法者——公务员，且无论个体的公务员还是群体的公务员都具有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这就不难理解有时行政权力被他们违法使用的现象了。

为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正常运转，国家不能不把行政权力交给公务人员使用，而在社会资源相对短缺，国家公务员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权力有可能被他们用于谋私。如何解决这个悖论，以回归法律赋予公务人员行使权力的初衷？对此我们要在在成本和交易机会上形成制约公务员运用权力牟取私利的机制。如果公务员利用代表社会公益的身份为个人或部门群体牟取利益远小于他们所付出的成本，或者能强有力的控制他们利用权力进行交易的机会，则能行成有效地制约。当然这只是从正面约束他们手中的权力不被滥用的方式之一。而这达不到制约的目的，原因是这解决不了贪欲的问题，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是膨胀型的，一旦失控将难以满足。因此有针对性的制约重点是：其一，尽可能设置使他们不敢滥用权力的机制。其二，设置使他们不能（或无法）滥用权力的机制。

腐败的本质是权利的滥用 篇2

1.腐败的含义。探讨腐败问题, 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腐败。不同的人对腐败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共同点都认为腐败涉及到国家公共权力的滥用。国家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 背离公共权力的授权目的, 违反公共权力的使用规范, 牺牲社会公共利益, 谋取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就是腐败。通过腐败的定义我们可以鉴定出那些社会现象属于腐败, 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 否则容易混淆真假腐败, 导致打击腐败不力, 达不到效果。

2.腐败的危害。在中国, 有没有腐败现象是个不需要证明的话题, 问题是中国的腐败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可以说, 目前腐败问题在中国很严重, 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讲到腐败造成的危害, 国外通常认为腐败动摇政治稳定的基础, 使国家政权逐步丧失合法性根基, 使人们丧失对国家制度的忠诚, 从而出现国家和政权体制的合法性危机;腐败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阻碍经济发展, 破坏法律实施、损害社会公正, 败坏社会风气。人家讲得比较具体。而我们讲得最多的是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讲的比较笼统。腐败会严重削弱党的执政能力, 对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带来挑战。腐败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最大:因为腐败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 而这么多的经济损失本来应该被用在群众的利益上。腐败究竟使国家遭受多少损失?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 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 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 875亿元~12 570亿元之间, 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可以说, 人民群众是各种腐败的最大受害者, 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1]。

3.腐败的成因。产生腐败的根源是多样的:有人的本能的因素, 因为大多数人都有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有人的思想因素, 现实中也有一些人靠廉洁自律成功地抵制了腐败的诱惑。也有社会因素, 在中国, 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过程中, 民主与法制建设不完善, 不良的社会思潮为腐败提供了思想基础。但是, 追本求源, 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只有一条:就是国家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地监督、制约, 才使掌权者在行使社会公共权力时牺牲社会公共利益, 谋取自己的不正当利益。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为止。”就是讲权力得不到监督制约, 必然腐败[2]。

二、治理腐败的根本对策

治理腐败的对策有多种:例如,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加强对个案的打击力度, 扩大打击范围, 提高腐败成本等等。但是这些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遏制腐败问题。例如教育能够影响人们的选择, 但不能决定人们的选择。如果社会上跑官要官能够得手, 就会有人去跑、去要、去买;如果讲假话、搞“政绩工程”可以得到提拔重用, 就会有人对此乐此不疲;如果搞形式主义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首肯, 形式主义就会泛滥成灾。

当代民主国家都声称国家权力属于国民所有, 中国宪法也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然中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就有权利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 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服务于民众的利益, 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 被用于为个别人或少数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但是人民利用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来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 防治腐败还需要有具体的途径、载体和形式。而公民选举权的充分行使、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享有将会有效地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

(一) 完善的选举制度是保证以权利制约权力的首要保证

1. 减少人大代表人数。

中国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接近3 000名。3 000人左右的一个会议, 如果让每个代表发言1分钟的话, 就得3 000分钟, 两天两夜多。所以在全体会议上, 每个代表很少能够发言。大会的时间留给大会主席团来发言和主持表决。在议会里, 代表人数越多, 每个代表对全体会议上通过议案的作用就越弱, 代表的价值就越小。从国外议会制度来看, 绝大多数国家议会中两院都没有超过500人以上的。鉴于中国人大代表开会的现状和国外议会制度的建设经验, 应将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压缩到400~500名。省、市、县人大代表名额也要相应的压缩。

2. 改革中国人大代表兼职制度, 实现人大代表的职业化。

中国的人大代表是一种荣誉, 至今仍然是一项非正式职业, 除了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外, 绝大多数人大代表甚至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都在从事着别的社会职业。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 组成全国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要监督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但人大代表本身有一半左右却是来自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官员。全国人大由主席团来主持会议, 但主席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家领导人, 他们主导了会议。所以, 人大开会, 某种程度上成了国家领导人自己监督自己, 在代表团中, 成了地方领导人自己监督自己, 整个人大的监督功能被削弱了。

3. 改革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 实行直接选举。

中国人大代表选举采用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并用原则。多层次的间接选举使得民意层层被过滤掉。在县乡直接选举中, 虽由选民直接投票, 但选民直接投票选出的代表每年却只能开一次会议, 乡级人大不设常设机关, 而只设主席1人, 副主席2~3人, 作为乡级人大闭会期间联系代表的机构。县级人大设置了常务委员会, 作为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的常设机关, 每二个月开一次会议, 但常务委员会由全体代表选出常务代表来组成, 也属于一种间接选举的形式, 其民意也被部分的过滤了。

4. 改革人大代表候选人产生方式, 使候选人真正体现民意。

候选人的产生是选举的一个关键, 它决定了可供选民自由选择的范围。从法律规定看, 候选人提名有两种方式:组织提名和代表联合提名。但代表联合提名实际上受很大限制, 有些地方已经名存实亡。从推选到产生正式候选人, 中间有一个颇为讲究的协商确定过程。协商确定过程以及候选人的确定标准违背了平等的宪法原则。在西方, 候选人一般是通过一定数量的选民提名并进行预选而产生的。

(二) 结社自由是保证以权利制约权力的重要前提

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高度分化与整合的多元益政治, 这就要求为不同范围、领域和层次的利益群体提供平等保护和自由活动的空间。没有结社自由就不可能保证群众掌握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就有可能被某些强势集团所垄断, 导致腐败的出现。

结社自由可以强化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是防止公共权力腐败的最有效手段。公民自由、自主地结成的社会团体作为不同层次、不通范围、不同领域群体利益的代表, 通过不同的参政议政, 代表社会成员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这将有力地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结社能够团结公民个体的力量以抵制国家的专制, 抗衡国家权力的滥用, 遏制腐败和保障公民权利。可以说, 没有结社自由, 民众就无法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结社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在绝大多数国家宪法中均得到明确确认。许多重要的国际人权文献也对结社自由作了规定, 如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规定, “人人有和平集会结社之权”。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2条规定, “人人有自由结社之权利”。在中国, 现行宪法第35条确认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利。1998年, 国务院制定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取代了1989年发布的同样名称的条例。该条例对结社作出具体规定, 包括在同一地区内社会团体的职能不得重复 (第4条) 实行年度检查制度 (第28条) 。结社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加以规范。中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 “对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剥夺”只能制定法律。随着形势的发展, 《条例》应上升为法律, 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 言论自由是保证以权利制约权力的重要方式

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它通常被理解为包含了充分的表述的自由。中国宪法确认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公民有权利行使言论自由的法律权利, 借助新闻媒体监督公共权力, 对腐败行为施加压力。新闻媒体监督能把刚曝光的腐败丑闻很快送到社会公众面前, 又能迅速地将公众的反应传遍开来, 使腐败分子成为人人口诛笔伐的过街老鼠。如20世纪70年代初导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倒台的“多米诺骨牌”, 其微小的首次推动力就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在中国, 就有公民通过互联网暴露出天价烟事件, 导致南京市一位周姓房产局长被免职的例子。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监督国家权力需要有个前提, 那就是新闻媒体不能主要掌控在政府手中。我们不要怕民众行使言论自由权利进行监督,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因为允许百姓自由说话而亡党亡国的, 即使是苏共政权垮台, 貌似民间言论之故, 其实是其自身根子腐朽之因。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 就提醒人们:“一个革命政党, 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 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3]。

中国宪法确认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表明中国的国家公共权力来自人民授权。人民有权力对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 要求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维护人民的利益。中国公民如果能够充分行使宪法确认的选举权、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 将会对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那么, 掌权者就会听人民的话, 对人民负责。只有把国家公共权力置于全体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之下, 才能保证其不至于被滥用, 即使被滥用也容易被发现和制止。

参考文献

[1]http://finance.sina.com.cn, 2001-03-23.

[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154.

腐败的本质是权利的滥用 篇3

付去农村，像邢燕子那样；读清华，打篮球……

一切都因“文革”的爆发而改变。他的父亲彭真被“打倒”，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也失去人身自由。而付洋则下乡插队、当民办老师、做学徒工，直到“文革”结束，1978年底随父回京。

他的父亲彭真，新中国法律的主要奠基人，也在“文革”后复出，领导中国的法制恢复和建设，之后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79年，付洋也进入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参与相关经济立法，直到九年后转行做律师，创办了康达律师事务所。

2011年，全国人大宣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这被认为是中国法制恢复重建30年来立法领域最重大的成果之一。而付洋从立法机关工作人员转身到律师界，也已23年。中国的法治之路，“非走不可”，这是他几十年职业生涯的沉重感悟。

命运辗转

付洋的青少年时期，父亲彭真曾希望他学建筑。但这不是他的想法。上世纪60年代初，付洋是北京四中一名初中生。那时，他的理想是像那个时代的“模范”侯俊、邢燕子一样，到农村去，有一番作为。

这样的憧憬很快被呼啸而来的“文革”击得粉碎。1966年，17岁的付洋读高一。“文革”伊始，学校停课，懵懵懂懂的付洋和同学一起去上海、杭州串联，“到处玩，到大学里看大字报”。父母被“打倒”了，无缘“革命”的付洋“逍遥”了两年，没上一堂课，高中毕业了。

1968年底，付洋和几名出身不好的同类，靠混火车到几千里外、遥远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当时属黑龙江省，下称莫旗)插队落户。在风景如画的莫旗，付洋种了三年地，学会了耕地、播种、铲地、收割、打场、放牧、铡草、赶车。

过了三年靠自己的双手种地、挣口粮填饱肚子的日子，付洋打篮球的天赋被莫旗人发现，三天两头被叫到旗里、外地，去集训、比赛——早在初三时，付洋身高已经一米八七，是北京市少年篮球队的中锋。那年全国少年篮球比赛，付洋所在的队是北京分区第一，赛后，清华大学看中了付洋，还希望他将来到清华去读书。

付洋说，他很感念莫旗人。那时，他的父母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莫旗人不管这些，付洋成了莫旗广为人知的篮球明星。之后，莫旗安排付洋到尼尔基中学当民办教师。三年的民办教师生涯中，他教过语文、数学、物理，当过班主任。

1975年夏天，父母从秦城监狱出来后，被发配到陕西商洛，付洋被批准前去照顾，从此离开生活了六年的莫旗。在偏僻、贫穷的商洛，他先当代课老师，后做了三年的学徒工。

立法岁月

随着77岁高龄的彭真在“文革”后复出工作，付洋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1979年3月，30岁的他被分配至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即现在的法工委)工作，从此与法律结缘。

在那里，付洋度过了九年的岁月。那也是“文革”后中国法制百废待兴的岁月。

付洋回忆，经过“反右”、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新中国原本就薄弱的法律制度荡然无存，法律人才出现断档。当时主持全国立法工作的彭真，先后抽调了张友渔、史良、雷洁琼等民国时代的法律人才，充实到全国人大法工委，从事立法工作。

“那是个百废待兴，人心思法的年代。”付洋说，“文革”中连国家主席都不明不白地死去，这是国家的耻辱，“大家都觉得不建设法治不行了。”

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第一年，付洋并没有直接从事与立法相关的工作。他每天所做的就是拆信、读信，及时归纳，向上汇报。大多数民众来信都是反映“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第二年，付洋开始接触立法工作。那时，他被调到法工委经济法室。

在进入人大法工委之前，付洋没学过一天法律，一切都要ABC开始学起。他边干边学，先在北京市法律夜大就读。三个月后，因工作繁忙，经常出差，缺课太多，只好放弃。之后，付洋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法律，参加全国统一自学考试。“获得大专文凭要考12门，我考过了11门。1988年，司法部特批了我的律师资格，就没有再考。”

付洋介绍，当时全国人大法工委主要从事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些基本法的起草，另有一些法律草案由国务院起草，之后送人大法工委审查。经反复调查、研究、修改，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付洋说，在经济法室做立法工作，充满挑战性，需要学习和了解的东西绝不仅限于法律。比如在审定《矿产资源法》草案时，他专门去高等院校找来采矿学教材研读；进行《经济合同法》立法时，他先后阅读了日本、德国的民法典，以及法国拿破仑民法典和现行民法典。付洋说，父亲彭真当时领导立法工作，既注重借鉴国外的经验，还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例如，当时国务院起草的《食品卫生法》草案送交人大法工委审查。“其中有一条规定，生虫、霉变的食物不许出售。但我们在很多地方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特产就是‘霉变’食品，如霉豆腐、奶酪等。所以，我们后来加入了限制性条款：可能有害人体健康的霉变食物不许出售。”

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九年里，付洋参与了40多部法律的制定和修订。

律师生涯

1988年，付洋3g岁那年，他离开全国人大法工委，“下海”做了律师，创办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此前的1980年，中国的律师制度随着法制恢复而重建。“当律师和任何公权力无关，我这是完全换位了。”但付洋还是选择了当律师，“我就是个体户。”他这样笑谈当年的人生选择。

因为父亲彭真在中国法律界的影响，因为之前九年的立法工作，为避嫌，付洋选择做一名从不出庭的律师。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拓展事务所市场业务、协调研讨案件和一些非诉讼法律事务上。

付洋承认，出庭对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法庭是律师的战场，能出庭很来劲，可以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侃侃而谈。”

几年后，康达所渐渐成为北京名所，不断有客户慕名而来，寻求法律帮助和服务。

与出名随之而来还有社会上的种种议论。“康达所特别能捞人。”付洋说他每年都会听到有人这么说。

记者问：“我听到一种说法，早前康达所的人办案，根本不找法院，也不找法官，而是直接找省委书记、省长，他们会将法院院长叫到办公室来。”“呵呵，真正是个传说。”付洋笑着说，刑事案件在康达所的业务中所占分量很有限。“说实话，没有几个真正‘捞’出来的，真正辩到无罪释放的非常少，大多数都是做罪轻辩护。”

谈及和自己一样出身高干家庭、选择从政的高干子弟，付洋说他并不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他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和前最高法院院长江华等人的后代，也有做律师的。“痛并快乐着。”他这样总结自己23年的律师生涯。

付洋认为，必须承认国家的立法还是越来越完备，民众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加强。虽然近年来法律界出现了种种纷扰，有些问题反复出现，但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最大的腐败是公权力的滥用。这是我近年来思考的结论。”付洋说。

什么是法律?法律其实就是规矩。宪法和党章里都写得很清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必须体现在健全的法治保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