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校队组织成员

护校队组织成员（精选7篇）

护校队组织成员 篇1

一、微观层面的组织学习理论回顾

Arrow (1962) 认为技术创新是提高生产力的要素, 在采纳新技术所带来的附加经验为组织的学习力。其学习力是在干中学的过程中不断为解决问题所累积的经验。组织的学习能力的相关研究经由不同角度的探讨在学者间产生了不同的见解与定义 (于海波等, 2006) 。组织学习是指组织为了实现自我愿景和适应环境的变化, 在个体、团体和组织层之间不断产生和获取新知识的行为, 并对其进行解释、整合和制度化的循环上升和互动过程。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 Daft (1984) 与Carlsson (1976) 等学者在其学习模型中皆没有把个体学习或团队学习视为组织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忽视组织内部的微观学习过程。Levitt (1988) 认为当个人与群体的学习成果以组织的层次呈现出来即为组织学习, 同时Simon (1991) 认为组织学习可定义为组织背景下的个人学习。

Argyris (1978) 深入探讨了个体学习与组织学习的关系, 指出组织学习主要是具有共同思维模式的个体行为的结果, 而个体学习基于一个分享的模式之下, 通过影响组织分享的心智模式来影响组织水平的学习。Hedberg (1981) 认为组织学习通过个体学习所产生, 当个体发展他们的个性、个人习惯和信仰时, 组织发展它们的观点思想, 不仅只是被动的受个体学习过程。因此, 个体学习与组织学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互动作用。

Nonaka (1991) 等学者认为知识分为隐性知识 (tacit knowledge) 和显性知识 (explicit knowledge) 两种。隐性知识是存在于组织个体的知识, 依赖于个人的不同体验、直觉和洞察力;而显性知识是在个人之间能系统的表达、明确和规范的知识。Gupta (2006) 把组织学习进一步定义为利用式学习 (exploitation learning) 与开发式学习 (exploration learning) 两种知识流动过程。利用式学习是指知识或信息经由组织层向个体层流动时, 知识和信息的利用过程。它是将组织的知识转化为个体和团体知识, 从而逐渐变为个体或团体认识和行为的过程。另一方面, 开发式学习是指知识和信息由个体向团体和组织层流动, 知识与信息的开发过程。它是将个体拥有的新知识或新行为整合, 转化为组织学习。于海波 (2007) 从研究中指出开发式学习是我国许多企业所欠缺的, 因此从微观角度来研究组织的学习能力与知识流动性是值得被探讨的一大方向。

二、学习曲线理论与模型

Wright[1]是首位将学习曲线进行量化研究的学者。在其飞机尾端组装研究中发现, 学习绩效与累积经验次数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在式子 (1) 中F (x) 为学习绩效, 如组装工时或制造成本;x则为学习变量:例如累积组装次数;a是起初工时或成本;而β1为学习系数。Wright 提出式子 (1) 的log-linear模型可以有效的解释学习能力有边际递减的趋势。

F (x) =axβ1 (1)

在研究中学习绩效有可能受到多个学习变量所影响, Conway[2]提出了首个多变量学习曲线模型。在式子 (2) 中, x2与β2分别是第二个影响学习绩效的变数和与其对应的学习系数F。

F (x) =ax1β1x2β2 (2)

Goldberger[3]透过式子 (3) 中的Cobb-Douglas multiplicative power模型可以将Conway的双变量模型延伸到多元形态, 同时也考虑到了可能对学习绩效进行影响的扰动项 (disturbance term) ε。

F (x) =ax1β1x2β2……xnβnε (3)

然而有时候利用多变量求得的学习曲线模式, 其适合度并没有比单一学习变量来的有效。造成这样的原因为学习变量之间相关性太高, 进行以上两种模型估计时必须假定解释变量之间独立不相关。但在实际资料收集上却很难收集到相互独立的变量。Waller[4]依据Cobb-Douglas multiplicative power模型提出了有力的方法, 解决了解释变量之间高度相关性的问题。式子 (4) 中的模型是结合logarithm transformation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所求得。

F (x) =ax1β1+a2x2β2……+anxnβn+ε (4)

由于学习绩效不仅仅是被学习变量所影响, 也有可能同时被工作者自身的因素, 例如: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所影响, 因此式子 (5) 加入其它非学习变量但是会同时影响学习绩效的条件变量z。

F (x) =a1x1β1+a2x2β2…+anxnβn+γ1z1+γ2z2+…+γkzk+ε (5)

条件变量z并非像学习变量x采取累积性的变化, 所以学习绩效F (x) 和条件变量z视为是一种线性关系。然而因为学习变量x具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累积性变化的特征, 式子 (5) 中的扰动项ε有可能存在ρ程度的自相关 (autocorrelation) 问题。这表示当εt对前一期εt-1进行一阶自回归时, 扰动项的协方差为:

undefined

从式子 (6) 中可得知扰动项的协方差可以透过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 对矩阵V进行转换使得变换后, 扰动项满足球形扰动项的假设。这可以透过Cochrane-Orcutt估计法进行一阶差分的估算。为了计算方便, Woods[5]建议将式子 (5) 进行线性化可得以下式子:

yt=a1β1ln (xt1) +a2β2ln (xt2) +…+anβnln (xtn) +γ1zt1+γ2zt2+…+γkztk+εt (7)

再将方程式 (7) 滞后一期之后对方程式的两侧同时乘ρ可得:

ρyt-1=ρa1β1ln (xt-1, 1) +ρa2β2ln (xt-1, 2) +…+ρanβnln (xt-1, n) +ργ1zt-1, 1+ργ2zt-1, 2+…+ργkzt-1, k+ρεt-1 (8)

将式子 (7) 减去式子 (8) 可得:

yt-ρyt-1=a1β1[ (ln (xt1) -ρln (xt-1, 1) ]+a2β2[ (ln (xt2) -ρln (xt-1, 2) ]+…+anβn[ (ln (xtn) -ρln (xt-1, n) ]+γ1 (zt1-ρzt-1, 1) +γ2 (zt2-ρzt-1, 2) +…+γk (ztk-ρzt-1, k) +εt-ρεt-1 (9)

新扰动项εt-ρεt-1=ut视为白噪声 (white noise) , 同时这也使球形扰动项的假设得到了满足。当进行FGLS估计使相邻两轮的ρ与β之差达到最小时, 则说明ρ已经达到一收敛值而完成Cochrane-Orcutt估计。

三、资料数据

(一) 研究对象

研究数据采取中国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数据库”。为了控制医疗技术程度与保险政策的变化对学习力估算的影响, 数据资料收集从1998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 在台湾地区16所医学中心医院实行的29 145件内视镜胆囊切除手术。数据库中收集了29 145位接受手术病人的个人信息资料, 同时也记录了各个医学中心医院所属的184位外科医师每次进行手术所产生的手术成本。表1将各个医学中心医院划分为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两种类别, 同时也将医院所属的地理位置区分为北部和南部2个区域。表1也记录了各医院的手术总量和医生总人数, 并且将医生按照年资历区分为年资历浅和年资历深两种不同等级, 其中年资历浅的医生是指从考取该手术资格后到进行某次手术之间的时间距在6或6年以下, 反之则归属为年资历深的医师。年资历浅的医师和年资历深的医师人数与其所属医院也一并记录在表1中。

(二) 变数选取

数据中所记载的手术成本均为名义价格, 这也表示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会使得此价格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对价格的影响, 使用台湾地区主计处所公布的“医疗产业消费者物价指数”以2001年为基准年来对每年的手术成本进行价格调整。并且针对价格调整后的手术成本具有解释能力的变量区分为经验要素和临床要素两种类型变量。

经验要素包含医生个人的手术累积量和执业年数两种学习变量, 两者是以累积手术量和执业年数作为单位累积的概念对手术成本进行非线性评估。随着手术累积量和执业年数的逐渐增加, 而对该种手术成本有着逐步下降的趋势时, 表示医生存在着学习效应。这说明当某一医生被估算的学习系数值的负数值越小 (该系数的绝对值越大) 时, 意味着该医师拥有较高的学习率。Burns[6]从研究中发现, 有着较高的手术量和执业年数的医师会造成比较低的手术成本, 因此经验要素和手术成本应存在着负相关。

临床要素包含病人的住院天数、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并发症和次要手术等6个条件变量。池畔[7]和Merenstein[8]认为病人的住院天数构成了大部分的医疗费用, 此种变量也能被用于衡量医院的手术量与医疗单位的医疗品质, 例如手术前住院检查的质量和病人的复原情况等, 所以手术成本应随着住院天数增加而有所提高。李国新[9]和Escarce[10]从研究中发现, 病人的年龄会影响到手术的成功率, 而成功率的不同则会带来手术成本的差异。近似于人类死亡率的U字型的分布, 年龄的平方项用于呈现手术成本应随着病人年龄的增加逐渐下降到一个拐点后再逐步上升的现象。Kreder[11]从手术观察中普遍发现男人在体格上的生理优势使得男人在心脏移植等重大手术中比女人拥有较高的存活率, 而存活率会直接反应在手术成本上。因此本研究将性别设置成男性为『1』, 而女性为『0』的虚拟变量 (dummy variable) 。当病人在经由医生会诊后发现的其他可能影响手术成果的并发症, 如糖尿病和高血压等症状时, 这些并发症会导致较高的手术成本。从郑民华[12]的研究中发现, 当病人在接受内视镜胆囊切除手术之前, 如果此病人有胆囊结石等并发症时, 医师会采取次要手术来治疗并发症可能对主要手术所造成的影响。所以次要手术的执行会带来较高的手术成本。并发症与次要手术皆为虚拟变量, 存在为『1』, 不存在为『0』。所有的经验要素以及临床要素中所包含的各个变量的统计值皆记录在表2中。

四、实证结果

(一) 回归结果

模型的估算是使用第 (7) 式的学习曲线模型, 经验要素中的手术累积量和执业年数等两种学习变量结合临床要素中病人的住院天数、年龄与平方项、性别、并发症和次要手术等6个条件变量, 同时对内视镜胆囊切除手术成本进行系数值估算。由于考虑到自相关的存在, 自相关消除的方法是利用FGLS进行Cochrane-Orcutt估算。表3是经由以上方法对所有184位医生进行回归分析后, 依据手术量多寡的顺序选取4位来自不同医院的医师对经验要素与临床要素所包含的各变量之系数值进行分析。同时表4记录从184条回归式中各变量的估算系数正负值的个数和显著性的数量。

表3显示A、B、C和D4位医生的经验要素中所有估计系数皆为负值, 这也表示此4位医生随着手术累积量和执业年数的累积对手术成本下降有着学习效应。表3中反映出以手术量为单位的学习率比以执业年数为单位的学习率小, 这直觉性的反映出当学习效应存在时, 衡量的时间单位越大, 则会产生更大幅度的手术成本下降。从表4可以观察到超过77%的医生的手术累积量和执业年数的学习率都为负值, 并且显著个数也相当的多, 这表示大部分的医生在内视镜胆囊切除手术上存在着显著的学习效应。在表3中住院天数的估计值都显著为正值, 这表示当病人住院的天数越多会导致更高的手术成本, 同时在表4也能观察到一致性的结果。表3和表4显示病人年龄和年龄的平方值为一正一负, 这表示手术成本起初会随着病人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到一个拐点后, 会再随着病人的年龄增长而升高。此结果符合之前U字形的死亡率假设。

虽然在病人的性别上表3并没有一致性的结果, 但是表4显示多数的估计值为正数, 而且大多不显著, 这仅能说明男性病人所造成的手术成本会有高于女性病人的倾向。表3中并发症与次要手术两变量的系数值都显著为正, 这是由于存在并发症的病人使得医生对手术过程较为难以控制, 而可能造成较高的手术成本。此外并发症所产生的次要手术会增加实行内视镜胆囊切除手术医师的时间与成本。然而表3的结论与表4仅在次要手术上有一致性的结果, 但无法说明当病人存在并发症时是否会对手术成本造成显著性的影响。

本研究模型大致能够达到0.96以上的拟合优度 (R2) , 同时, 透过观察表3 的Durbin-Watson (D.W.) 值可发现, 经由Cochrane-Orcutt估计模型调整过的D.W.值, 能够明显的接近于2, 这表示本模型可以有效消除模型中存在自相关的问题, 并能保障系数估计值的有效性。

注:*P<0.05, **P<0.01。

注:在P值为0.05之下的显著水平。

(二) 组织学习绩效分析

从模型所估算的学习系数值不仅可用于衡量组织内部不同团体的学习效应, 同时也能进行不同组织个体之间学习能力的比较。因为从表1可观察到, 部分医院的医生人数为个位数而无法判断其学习分布形态, 所以学习能力的比较是利用非参数方法的Kolmogorov-Simirnov[13]双样本检验方法①, 来比较两个团体或组织之间医生们的学习率分布函数的大小。当A组织比较于B组织的学习分布值相对较小时, 则表示A组织的学习率优于B组织。表5分别显示6号医院与11号医院内部资历浅的医生与资历深的医生之间学习能力的比较, 从表中可发现6号和11号医院中资历深的医生的学习率明显的皆高过与该医院的资历浅的医生。针对资历浅的医生与资历深的医生这两个团体的学习率也能进行跨组织之间的比较, 表5显示, 6号医院的资历浅的医生的学习能力显著高过与11号医院的资历浅医生, 同时6号医院资历深的医生的学习能力显著高过与11号医院的资历深的医生。以医院总体学习率而言, 6号医院的组织学习率显著的优于11号医院, 而表6陈列出从16所医学中心中学习率最高的5家医院来进行顺序比较。

注:*P<0.1, **P<0.05。

注:在P值为0.05之下的显著水平。

学习率比较方法也能依据医生年资历的深浅、区域的南北与公私立医院等组织的差异性提供学习率的比较。表5中年资历深的医生的总体学习率是明显高过与资历浅的医生, 这可能是由于资历深的医生比起资历浅的医生累积更多的手术量, 这些经验能够提供医生在手术上对病人不一的体质特征做出更正确的诊断。在不同的区域上, 南部的医院比起北部医院拥有较佳的学习率, 从表6中观察到学习率最高的前4家医院都来自南部地区。在公立和私立医院的比较上, 私立医院在内视镜胆囊切除手术成本的学习率高于公立医院, 这表示私立医院比公立医生有着更严格的成本控制。在本研究中有9位医生在2所不同的医院进行内视镜胆囊切除手术, 从表5中可发现这些接受知识溢出性 (knowledge spillover) 学习的医生的学习率会高过于仅任职于一所医院的医生们的学习率, 这可能是受到一些无法观测的因素, 例如医疗团队的素质与其他医疗人员的默契等。

总结以上结果可发现, 资历深的医生由于累积较多的手术量和临床经验, 能对病人的体质状况做出更好的诊断来降低手术成本, 因此对于手术成本的控制拥有更佳的学习率。在台湾地区的私立医院比公立医院更倾向以高薪礼聘资历深的医生, 一方面资历深的医生拥有较好的医疗能力能够给医院带来更好的业界声誉;另一方面, 资历深的医生积累较多的临床经验能给医院产生更低的医疗成本。这也使得台湾地区的私立医院比公立医院有着更好的成本控制的学习率。此外, 这也使得资历深的医生通常会有知识溢出性学习, 通过与不同医院的医疗小组的交流和默契, 使得具有知识溢出性学习的医生会获得更高手术成本学习率的成效。基于以上的结果, 鼓励医生们在不同医院进行交流来培养从组织外部的学习是有效增加个人与组织学习能力的一种方法。

五、结论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问题 篇2

关键词：农村集体财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司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是农村集体财产分配的前提，征地拆迁补偿在城镇建设飞速扩张以及新农村建设的今天已经十分普遍，由于目前成员资格认定法律标准的缺位，导致实践中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房屋分配及集体成员福利分配等方面的纠纷不断增多，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由于涉及到失地群众自身的切身利益，再加之新形势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身份界定上无具体法律法规可供指导，所以被征用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如何分配使用土地补偿款的问题上感到非常棘手，无从所适。

1 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农村工作的意义

1.1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是解决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纠纷的前提，也是化解农村与集体、村民与村民之间矛盾的重要基础，是否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农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权利的基本条件。

1.2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也是推进全国范围的户籍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综合当前户籍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有一种依靠是否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来划分农村居民和非农村居民的普遍趋向。

1.3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也将是为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推进农村医疗保险，实施农村农民基本社会保证制度做准备，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4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是维护法律法规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和法律救济制度具体规定，明确当事人合法权益，寻求司法和行政保护的保障。

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原则

2.1保障每一位农民都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必须与本集体组织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及管理关系的人，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对于农民来说，只有成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换而言之，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农民最后的生活保障。

2.2确保每位农民只能具有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资格认证坚持以户口标准为基础，以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为判断是否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依据，以是否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长期生产、生活来判断。一旦取得另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时，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自动终止。

2.3保护集体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实践中，妇女儿童的权利最容易受到侵害，尤其是外嫁女的权利，多数人往往会利用手中的表决权，“合法”地侵害少数成员的利益。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的在校学生，由于入学的原因而将户口迁出，实际上农村的土地仍旧是其重要的生活保障，所以对于这类人群，如果其未在城市落户，则仍应认定为其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2.4以成员权理论为基础，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条件为基本基础，并结合是否具有依法登记的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判断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般原则。如某自然人在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常住户，则应当认定具有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

2.5以户籍为原则并结合土地承包经营权判定。这种观念有一定的合理性，司法实践中也比较好操作和把握，但却排除了在村民小组长期生活未得到土地的人应享有的合法权益。

3影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因素

3.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相关集体组织的关系。当前我们提倡的是淡化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强化农民家庭的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不过是承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工具，但如果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不可避免要突出集体经济组织的地位。

3.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其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从法理角度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作为一种身份权，应该具有稳定性、专属性和法定性，这些特征在法律上应表现为某些其他人不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这些权利义务应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在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其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对应关系十分模糊。村民享有的权利主要有以土地承包权为主的经济权利，以集体事务管理权为主要内容的自治权利，以宅基地使用权、医保为主的社会保障权利。但以上这些权利，是否是以上三种身份都具有的，还是每个身份只具有其中一部分的权利，目前法律并无明确的界定。

3.3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与当地传统村规民约偏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了村民自治的法律地位，同时规定村规民约、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

3.4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在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和地区，在农村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其村集体土地的流转、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管理等问题日益凸显。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对于法律法规的需求也有所差别。

4保障措施推进的措施

4.1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可以作为一个常设机构，以年为周期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变动进行核查。其职权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会议授予，负责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登记、公示等事项。

4.2建立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档案管理制度。对于经调查小组认定的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员进行公示，成员资格名单需提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确认。对认定人员资格存在异议的，可以通过仲裁等途径进行救济。

参考文献：

[1]秋霞，韩宁.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赤峰学院学报.2011（2）.第68页.

[2]冯乐坤.村民资格纠纷的司法保护.法律适用.2008（5）.第23页.

[3]唐景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实践与思考.农村工作通讯.2012（4）.

[4]张铄圻.村民主体资格认定的法律问题探析.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9（9）.

青协组织部成员 篇3

青协组织部成员期末总结

经过大二一学期，在青协这个大家庭里收获了很多也感悟了很多。从参观经管青协换届大会到参加我系青协换届大会，看到了我们协会在会长、常务理事领导下和广大青年志愿者参与下取得的累累硕果和极大进步，也看到了和兄弟青协的一些差距，“例如制作视频方面的技术缺乏，部门之间任然存在交流不足的情况”等。作为组织部部长，我会竭尽己能配合好会长工作，加强与大一理事的沟通，为我协的美好明天而努力奉献。

关于下期雷锋月我建议举行个“植树节活动”和“打扫校园活动”为我校增光添彩，因为我校正处于大力建设时期，很多区域还需要绿化，至于安全支教、慰问空巢老人、雷锋月启动仪式 就不一一说了。。。我相信在青协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我们青协会越来越棒，有一个辉煌的明天。

世界卫生组织有什么成员和领导 篇4

中国是世卫组织的创始国之一。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中只字未提卫生工作的内容，也没提及要建立一个国际卫生机构。施思明是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的秘书，注意到这个细节，从而引发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诞生。中国代表施思明会同巴西代表苏札，提交的“建立一个国际性卫生组织的宣言”，为创建世界卫生组织奠定了基础。1972年5月10日，第25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合法席位。

此后，中国出席该组织历届大会和地区委员会会议，被选为执委会委员，并与该组织签订了关于卫生技术合作的备忘录和基本协议。1978年10月，中国卫生部长和该组织总干事在北京签署了“卫生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双方友好合作史上的里程碑。1981年该组织在北京设立驻华代表处。1991年中国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被世卫组织授予最高荣誉奖“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金质奖章，他是被授予此奖的世界第一位卫生部长。

目前，我国与该组织召开过18次技术合作协调规划会议，该组织向我国提供的各种援助约9600万美元。1981年该组织在北京设立驻华代表处。

针对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经两岸有方方面沟通协调，中国政府同意台湾以世卫组织观察员的身份，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加入世卫组织。20xx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致函邀请中华台北卫生署以观察员身份出席5月18日至27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62届世卫组织大会。

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的合作中心

中国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合作中心已达69个，其数目之多位居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首。现有的合个学科30余个专业。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作为我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开展卫生技术合作的窗口，在促进国际、国内卫生技术交流、人员培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辐射和示范作用，现已成为促进我国医学科学现代化，早日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的一支重要力量。

世界卫生组织运作历史

1830 霍乱席卷欧洲。

1851 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在巴黎召开，目的是制定国际卫生公约，但是没有成功。

1892 控制霍乱的国际卫生公约被采用。

1897 另一个国际公约--处理鼠疫的预防性方法被采用。

1902 国际卫生局，后来更名为泛美卫生局，以后改为泛美卫生组织，在华盛顿成立。它是目前的泛美卫生组织(PAHO)的前身，同时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美洲地区办公室。

1907 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OIHP)成立于巴黎，具有稳定的秘书处和由成员国政府的高级公共卫生官员组成的稳定的委员会。

1919 同盟国成立，在其他任务之中 ，负责解决国际关注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事务。同盟国的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成立，与(OIHP)是平行的。

1926 提供天花和斑疹伤寒的预防被修入国际卫生公约中。

1935 航空国际卫生公约开始生效。

1938 最后一次国际卫生会议在巴黎举行。在亚历山大的Conseil卫生、航海等检疫被移交到埃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东地中海地区办公室是它的直系后代)。

1945 在举行的关于国际组织的联合国会议上，一致通过由巴西和中国建立一个崭新的自治的国际卫生组织。

1946 纽约国际卫生会议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宪章。

1947 WHO度委员会组织赴埃及协助遏制霍乱流行

1948 当4月7日61个成员国中的第26个成员签署完认可签名时，WHO宪章在 4月7日(现在作为每年的世界卫生日)开始生效，稍后，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举行，有53个政府的代表参加，后来成为该组织的成员。

1951 新建国际卫生规章正文被第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采用，代替前一国际卫生公约。

1969 这些更名的国际卫生规章，去掉了虱传斑疹伤寒和回归热，仅保留霍乱、鼠疫、天花和黄热病。

1973 来自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对卫生服务存在着普遍的不满，需要作出根本性的改变。第二xx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WHO将与其成员国合作而不是帮助，共同发展国家卫生保健体系的实践性的指导方针。

1974 WHO发起意在保护儿童不受小儿麻痹症、麻疹、白喉、百日咳、破伤风和肺结核等疾病侵袭的扩大免疫计划。

1977 第三十届世界卫生大会确立目标：到本世纪末下个世纪初达到卫生保健水平：20xx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所有人将过上在社会地位和经济上富裕的生活。

1978 WHO/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苏联阿拉木图联合国际会议采用一个关于以初级卫生保健为关键最后达到20xx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的声明。

1979 联合国会员大会、第三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重健康是社会经济与和平发展的强大杠杆。

1979 全世界批准证明全世界根除天花 ，最后一个天花自然病例发生在1977年。

1981 20xx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球战略被采用，并且由联合国会员大会签署，要求其他有关的国际组织与WHO合作。

1987 联合国会员大会表示关注艾滋病流行。有关艾滋病的全球计划在WHO内发起。

1988 庆祝WHO成立四十周年纪念。第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20xx年消灭小儿麻痹症。

1993 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发起儿童主动免疫疫苗。

WHO卫生发展中心在日本神户成立。

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签署50周年纪念。

20xx年12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人口基金(UNPF)共同采纳了两种抗人类乳头状瘤病毒(HPV)的新疫苗，这为该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使用提供了机遇。HPV是引起女性子宫颈癌的罪魁祸首。 20xx年1月4日，陈富冯珍博士正式就任WHO总干事。1月9日，陈富冯珍博士任命Anarfi Asamoa-Baah博士为WHO新副总干事。Anarfi Asamoa-Baah博士在就已经是WHO的资深官员。他在HIV、结核病、疟疾等传染病的控制以及药物与医疗技术、对外事务等各个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他的成就和业绩也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与尊重。

护校队组织成员 篇5

制 度

为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密切党群关系,促进科学发展,扩大党员群众对党务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拓宽与党员群众沟通的渠道，增强党务工作的透明度，制定本制度。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制度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要求，切实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扩大党员群众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进一步促进和谐，不断提高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评议内容

开展党员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主要是对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履行工作职责情况进行评议，特别是对工作成效进行评议，重点是：

（一）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模范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决定和指示情况。

（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拓创新，忠实履行岗位职责，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推动本单位工作的情况。

（三）全面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情况。

（四）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办实事、好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方面的情况。

（五）顾全大局，团结协作，严守法律和法规，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

（六）其他相关工作情况或多数党员认为有必要评议的情况。

三、评议实施办法

根据评议对象的岗位职责，将德、能、勤、绩、廉、学等项评议内容适当量化，分项设定优、良、一般、差四个档次。

党员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主要采取以下方法和程序：

（一）征求意见。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由上一级党组织听取党员（党代表）对本级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建议和意见。

（二）述职测评。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党组织书记代表班子向全体党员（党代表）报告工作，班子成员对各自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述职。之后，在全体党员（党代表）中对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履行工作职责情况，特别是工作成效进行民主测评。

（三）座谈评议。召开由下一级党组织负责人、党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对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履行工作职责进行客观、实事求是地评价，听取党员的意见和建议。

（四）形成评议意见。对征求意见、民主测评和座谈评议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根据多数党员意见，形成对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评议意见，综合评议结果设定优、良、一般、差四个档次，报上一级党组织审定后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行反馈。

（五）制定整改措施。根据党员对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评议意见，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要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任务和完成时限要求，并将整改落实情况作为下一次评议的述职内容。整改措施要向党员群众公布。

护校队组织成员 篇6

1 归因风格的跨文化比较

西方归因理论把自我服务偏见视为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归因倾向,即认为人们普遍地把成功归因于自己内在的、稳定的因素,如能力、努力等,而把失败归因于外在的、不可控的因素,如运气、任务难度等。但是通过研究表明，这种归因方式在东亚文化下并不具有普遍性。与此相反，中国人通常将其成功和失败都外归因，也就是中国人倾向于在情境中解释行为，而西方人倾向于用个体的因素来解释行为。

出现这样的归因差异与文化不可分割。西方文化强调个体的自由性，行为由个体产生，自我满足是有价值的，这反映了西方个体主义、理性主义、竞争主义的价值观。而东亚文化强调的是集体文化，个体依存于集体，人们把彼此看做相互依赖的统一体。在这样的相依文化模式下，社会关系和集体团结比个人表现更为重要，个人往往会为了促进团体和谐而调整自我来满足他人的愿望。所以，在解释行为时，西方人认为行为是根据个人的想法和愿望来决定的，而东方人则更多地进行集体性归因，用“非普遍化、情境范围和特殊背景”的方式来解释行为[1]。

2 中国组织成员归因特点对组织行为的影响

2.1 将成功外归因的风格对组织行为的影响

在西方个人本位文化下，个体把成功视为自我能力的展现，而在中国，个体往往很谦虚地把成功归于外在、不稳定的因素，如他人、社会、运气等。东亚的相依文化中，个体是和所属团体和组织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文化强调的是敏于觉察他人的看法，灵活适应社会情境，即做到“察言观色”[2]。加上受千年来中国传统礼仪和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一个过于自信、以自我中心的人在中国社会是被认作不成熟的。所以这种归因方式除了受思维习惯影响外，也是为了避免受到他人的嫉妒和排斥，“枪打出头鸟”就是对此很好的诠释。

这种“温和”的归因方式在组织行为中的影响有好有坏。一方面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形式，会避免因为个人主义的炫耀而使组织中其他人的不满，从而影响内部团结。而且大多数时候如此归因并不代表员工对自己缺乏自信，所以这对今后的工作绩效没有影响。但是，过分把成功归因于外部、不稳定的因素不利于成功经验的分享。当领导者在会议讨论中请成功的员工谈经验时，有些员工便会显得不好意思，会比较多地谈上司的领导得当，或者同事的帮助合作。怕过多谈自己能力或努力的因素时，让人觉得骄傲自大或“逞能”。当被有些同事问到是如何成功的，这些员工会笑笑说“运气好”。从长远看来，这不利于组织的发展。经验没有得到分享，不仅不能帮助在这方面工作存在困难的员工，也不利于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因为也许在分享和讨论中，大家可以找到更好的完成工作的办法。

2.2 将失败归于外在、不可控的因素的归因风格对组织行为的影响

当面对失败时，中国人也会和成功时一样，归因于外在、不可控的因素，如运气、缘分、命运等。这与中国文化中的“宿命能动观”有关，李沛良(1993)认为：“宿命能动观方便个人将种种挫败归因于一些外在的、未知的力量(如缘分、风水或其他未知的因素)，这样就可以不用内疚，也不用责怪亲友。于是，个人的情绪得以稳定，其社会网络也得以维持。如果失败确实因为不可控因素造成，这样的归因不会损害到员工自信，员工还会对今后的工作抱有信心。但是对于那些自身存在问题的员工，如此归因方式不利于他们采取积极的措施改善处境、解决问题。员工可能放弃其他尝试和努力，只是等待环境好转。而且这样的归因方式成为某些员工的逃避手段、未完成任务的借口和自我安慰的方式。由于没有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就很难获得解决问题的成就感，久而久之，这类员工会失去对工作的控制感，形成习得性无助，会抱怨命运甚至愤恨社会。盲目轻率地把失败归于外在不可控因素，也不利于寻找到问题症结，最终影响问题解决，尤其在集体合作项目中。

2.3 较少出现“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对组织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取向下，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普遍地表现出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的自我服务归因偏向。中国文化是关系依存的集体主义文化，所以很重视“人情”，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注意维护对方的“面子”。在组织中，这种归因方式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但是笔者认为，在平级或者地位较低的员工之间，较少出现自我服务归因偏向，但对于管理者而言，还是难以避免出现这样的归因偏差。

3 中国文化下的归因风格给管理者的启示

3.1 管理者需要分析员工成败原因，指导员工正确归因

在中国文化下，一些员工的成败归因不一定反映出事实真相，如果管理者不加分析调查就盲目责怪员工或听信员工的一面之词的话，就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和组织绩效。如果判断出导致员工行为成功的原因是个人的能力和努力，管理者需要对其进行激励，鼓励他和其他成员分享成功的经验，并组织大家对此进行讨论，这不仅能提高其他组织成员的参与程度与工作积极性，还能激起思维火花，完善工作方案。如果管理者认为员工的失败不像员工所说的那样来自于外部原因，而是因为其个人能力的时候，也不能一味指责员工，而应该鼓励员工找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并且赞赏其做得好的方面，表示出对他(她)的信心。同时管理者应当适当降低能力有限的员工的工作难度，让他(她)能够产生工作成就感，提高工作积极性。

所以，管理者对员工的行为归因很关键，尤其对于业绩不好的员工，管理者更应该找出其工作的问题。只有管理者对员工的行为正确归因，才有助于引导和鼓励员工，从而提高组织绩效。

3.2 管理者应根据员工归因风格来安排适合他们的工作

把成功外归因且较少表现自我服务归因偏向的员工较容易与人合作，适合安排合作性的工作。把成功内归因、失败外归因的员工个人主义较强，自信心很高，适合做一些需要单独完成且开创性比较强的工作。内控型，即把成功和失败都内归因的员工自我要求很严格，相信提高自身能力或者努力程度就能较好地完成任务，但是当他们把不可控的消极因素造成的失败归因于自身能力时，就会产生一定的工作压力，所以管理者要注意对这一部分的员工进行心理减压。企业要避免招募那种把成功归于运气，失败归于能力的员工。因为这类员工自信水平过低，控制力很弱，与这类人合作会导致整个团队萎靡不振。归因风格并没有严格的好坏之分，关键在管理者是否能将他们安排在合适的工作岗位上。

3.3 建立适合组织的企业文化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企业文化应符合民族的文化，这样的企业文化才能扎根久存。所以中国的企业文化，一方面要吸收国内外企业文化的优秀部分;另一方面要把我们好的传统继承下来，在融合的过程中创新，实现两种文化的对接和超越。

中华传统文化强调整体性、和谐性和统一性，如儒家强调仁爱、克己让人、恭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无敌”。把这一思想吸收到企业文化中，有利于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由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带来的人际损耗。

企业文化还应该受到“刚健有为”文化传统的影响。张岱年、程宜山(1990)把“刚健有为”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总纲，“刚健有为”思想包含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中、及时、通变等几个方面。这一思想强调人应以进取的精神面对生活，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面对困难，并且以宽广的胸怀包容各方面的人和不同的意见，同时能够随机应变，永远保持对前途的信心。组织员工在遇到工作困难时，既不要盲目归咎于消极的客观环境，也不要沮丧地归因于自身的能力。要相信自己并采取积极的措施，以灵活变通的方式面对困难。当工作出现问题时，也不要随意归结为他人的过错，即使他人犯错，也应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应该唯我独尊，过于看高自己。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还包含“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点也可以为企业文化所利用。“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内涵一方面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强调自然界有普遍规律(天道)，人也要服从此规律。所以企业要尊重客观规律、自然规律，不要为了企业的利益而破坏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在遇到人力无法克服的困难时，也不要怨天尤人，所谓“成事在人，谋事在天”[3]。

有些企业需要员工具有较强的创造力和开创性，这样的企业在其组织文化中应该加入一些个人主义的元素，而不是过多追求和谐和共性。应鼓励员工自由表达，勇于接受挑战和具有冒险精神。当员工圆满完成任务时，管理者要表扬他们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让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和成就感。当员工把失败归于自己能力问题时，管理者也要激励他们。比如一项广告策划被客户回绝，管理者应该引导员工把这解释为个人喜好问题，可能有些客户对此会满意，而不是责怪员工缺乏努力或没有创意。管理者的激励可以让员工大胆、放开思路地工作，而不用害怕承担失败后果而采取保守的做法。

参考文献

[1]杜林致.认知归因的文化背景及其差异性[D].天津: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2]杜林致,乐国安.中国传统文化取向管理人员的成败归因风格研究[J].心理学探新,2008,(28).

护校队组织成员 篇7

这半年中，世贸组织成员主要围绕在2011年底第八届部长级会议(MC8)上讨论得出的政治指示，从技术层在各个谈判领域尝试各种方法推进谈判。大部分成员认为，最务实的方式是采取小步骤推进，不断扩大多哈回合谈判中的达成共识的部分，同时，重新思考仍存在重大差异的部分。

一些世贸组织成员认为有可能在贸易便利化领域快速形成决议，从而为多哈回合谈判提供新的动力，为在多哈谈判的最困难领域中打破谈判僵局带来信心。还有一些成员强调，在贸易便利化领域中，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特别是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充足援助，以促使各成员国对该领域中存在的互利共赢潜力达成共识。然而，还有一些成员认为，单独在贸易便利化领域获得突破，会打破多哈回合一揽子的平衡，一些国家在贸易便利化领域已获得既得利益后，会更不愿意在其自身的防守领域做出贡献，因此，至少应和几个与发展相关的议题捆绑推进。在贸易便利化领域，各成员已于2012年初成功达成了一项第一阶段工作计划。谈判小组还决定继续与三个技术小组(特殊与差别待遇、过境与报关中介、装船前检验)共同推动谈判进程。此外，各成员间同时自发进行了一系列磋商，讨论海关合作、授权交易员、费用及收费、加急装运、上诉、出版物等问题。各成员将在于2012年7月9日至13日召开的下一轮谈判小组会议中继续这一进程。

在农产品谈判领域，在2012年2月召开的总理事会会议之后，农业谈判委员会于3月22日召开了一次开放性非正式磋商，确认了上一任农产品谈判小组主席确定的10项关键议题仍然是关键性政治议题。在非农业市场准入(NAMA)谈判领域，谈判小组已召开多次会议，以决定如何进一步修订非关税壁垒的提案以及关税的提案。主席已经提议重启关于非关税壁垒提案某些条款的磋商，之后各方将就非关税壁垒提案和关税提案进行磋商。在服务贸易谈判领域，部分成员已经开始寻求通过诸边谈判的方式来推动现有的谈判进程，但仍有不少发展中成员对这一谈判方式提出了异议。与此同时，国内规制谈判小组也在就该领域的相关事项进行磋商。在规则谈判领域，规则谈判小组主席已向各个有意愿分享立场的代表团发出双边磋商邀请，以扩大双边磋商范围。此外，技术工作小组也在4月底召开了专门会议，分享成员们在该领域实践中的经验。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领域，针对酒类产品的地理标志问题，基本上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包括在争议并不激烈的技术性问题方面也进展缓慢。该谈判小组主席将与各谈判代表团单独及整体进行磋商，以决定如何更好地将第八届部长级会议(MC8)上涉及特别会议成果的要素付诸实践。在特殊与差别待遇领域，各成员继续就监管机制涉及的要素问题进行磋商。各成员在根据坎昆部长级会议原则制定的28份与特定协定相关提案的磋商中，表达了决定履行第八届部长级会议(MC8)指导原则的决心，并将对这些提案能否实现协商一致进行评估。非洲集团作为这些提案的推动者，已经受邀与会，以阐明提案中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部分。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特别会议的新任主席已经开始与重要代表团会晤，以推进此领域的工作。在争端解决谈判中，争端解决机构特别会议主席在3月5日那一周召集了一系列磋商，磋商事项主要涉及第三方权利、专家组的组成、成员控制、灵活性、更为严格的保密信息规定等，并拟于5月7日举行进一步的磋商，同时还会商讨发展中国家利益。

除了多哈回合谈判之外，在2月召开的总理事会会议上，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宣布，将召集一次“定义贸易未来前景的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会议”，来分析现阶段以及将来世界贸易发展的动力，重新审视贸易格局，以及在考虑贸易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就业和扶贫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基础上，探讨21世纪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意义，专家组分析报告预期将在2013年初完成。

2012年，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较过去几年大幅放缓——预计2012年贸易量增长速度约为4％，相比过去十五年的均值(6％)和2011年的5％，都出现了明显的减缓。预期2012年贸易量增长速度放缓的主要依据是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欧元区)经济增长疲软。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贸易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下降，且预计会进一步下降。如果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现在这种普遍经济衰退的局面仍会继续恶化。在这一全球经济贸易背景下，继续推进多哈回合谈判，至少是维持谈判成功的希望，对稳定全球贸易形势，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意义仍然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