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会议制度

安全会议制度（精选7篇）

安全会议制度 篇1

为保证本公司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及时传达上级下达的各项工作，并使本公司在生产经营中出现的问题能及时得到解决而制定本制度。

一、安委会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每年不少于4次。召开时间：根据上级的布置及本公司的实际情况确定，会议由安委会主任主持，全体安委会成员参加，也可根据实际情况扩大参加范围，并形成纪要。

二、会议内容：

1、2、传达贯彻上级有关安全工作的文件、指示，会议精神。总结分析本公司安全生产形势，研制安全措施，对下阶段安全工作布置落实。

3、研制本公司的各项安全管理条例，规章制度，讨论对安全生产先进的表彰及对安全责任事故、责任人的处理。

三、参加会议成员应准时出席，如有情况不能准时到会，应事先请假，说明原因。公司安全会议分为安委会会议及安全活动。

四、安全活动，由机驾人员及一线工人参加，主要对其进行安全教育，每月不少于一次。

1、机驾人员及一线工人应按时参加活动。

2、如因生产需要，无法参加活动的，运输部应出具证明，并在回单位后主动到安机管理人员处进行补课。

3、无故不参加安全活动的每缺少一次罚款50元；全年累计缺勤超过4次的，不得参加当年的安全生产先进评比。

五、安全教育内容主要以贯彻上级和本公司安全工作的指示、精神，落实安全措施，分析事故案例，进行季节性安全教育。

六、安全培训。

1、一般培训由公司结合安全活动的开展自行组织进行,一般情况每月组织一到二次；

2、对特殊工种，根据相关要求及时间由指定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培训;

3、上岗前培训由公司职能部门及相关管理部门、班组对新进员工进行；

4、根据安全生产的形势以及开展安全活动的情况适时组织专项培训。

安全会议制度 篇2

庭前会议, 又称之为审前会议, 指在检察官提出公诉以后法庭开庭审理之前, 审判人员以控辩双方提交的申请为依据, 针对与本案有关的事项而召开的审前会议, 从而作出相应决定的刑事诉讼活动。

二、庭前会议的特征

(一) 协调性

通过刑诉法司法解释第184条的规定, 在控辩双方达成一致的前提下, 在庭前会议中确立了相应的显示证据以及理清案件争议焦点的制度, 这一点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也有体现。

(二) 程序性

庭前会议以处理程序性事项为目的, 对于“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事项的处理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刑诉法解释也进一步扩大了庭前会议解决问题的范围, 从而在庭前对程序性事项有了较为妥当的处理, 保证了庭审的高效运行。

(三) 诉讼性

庭前会议采取了控、辩、审三方参与的形式。一方面, 控辩双方可对案件的有关事项提出见解, 开展辩论;另一方面, 法院也可以基于庭前的辩论去了解控辩双方对相关争议的看法, 从而依法提出处理意见。

三、庭前会议的具体内容

新《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规定:“在开庭以前, 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 了解情况, 听取意见。”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 本条规定为“在开庭以前”, 即在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以后, 结合实践来看, 庭前会议应进行在组成合议庭之后, 其它新《刑事诉讼法》并无强制性的规定;关于主持者, 此条规定为“审判人员”, 基于庭前会议的特点, 对此应当作出较为广义的理解, 即此处的“审判人员”可以为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关于参与者, 此条规定以“公诉人、当事人、诉讼代理人以及辩护人”为主体, 因为庭前会议以处理程序性事项为目的, 解决庭审重点之外的一些争议, 这必然会牵涉到控辩双方的程序权利。为了有效地规避控审双方, 辩审双方在开庭之前的秘密会见, 切实贯彻公开、公正、透明的刑事诉讼程序机制, 有效地发挥庭前会议的作用, 召开庭前会议应当由审判人员负责召集控辩双方同时参加。只有控、辩、审三方同时参与庭前会议, 才能最大限度地彰显出此制度的价值, 在处理刑事诉讼程序性事项的同时, 更好地去维护诉讼参与人的法益, 促进相关问题的协调解决。为了保证庭前会议的有序、顺利进行,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的规定, 在庭前会议中, 针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有关的问题, 审判人员应当根据控辩双方的陈述来了解情况, 听取相关意见。在开展庭前会议的过程中, 应当制作笔录, 由审判人员与书记员进行签名。

四、庭前会议的功能价值

(一) 公平公正价值

刑事诉讼程序以公正为其首要的价值, 相应地, 庭前会议制度也就以公正价值为追求。公正分为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庭前会议对程序公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方面, 庭前会议以处理程序性事项为目的, 致力于在庭前解决庭审重点之外的问题;另一方面, 庭前会议在一个公正、公平、透明的程序平台下召开, 由控、辩、审三方参与沟通, 有效地避免了庭前单方的秘密接触;对于实体公正, 庭前会议以“涉及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问题为解决对象, 通过控辩双方发表意见, 展开辩论, 从而使审判人员了解案件的相关情况, 以有效地促进实体公正。

(二) 诉讼效率价值

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一直在追求公正与效率价值的相统一。庭前会议运作在一个公正、公平、透明的程序平台之上, 在庭前能有效地解决“涉及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问题, 避免了庭审因一些准备性的问题而出现中止、中断的情形,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庭审的延期审理, 最终有效地利用了相关的司法资源和诉讼参与人为庭审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资源, 实现了资源的合理、有效的配置, 提升了诉讼效率。

(三) 平衡信息功能

庭前会议由控、辩、审三方同时参与沟通, 通过展示证据和出庭证人名单, 一方面, 使得诉讼一方能够合理地了解另一方当事人, 不至于在开庭审理中处于突袭的状态, 保障了控辩双方平等的诉讼对抗武器, 促进双方顺利地开展辩论;另一方面, 也使得审判人员对案件的相关争议焦点在庭前有所了解, 实现了证据、相关资讯和建议的交流沟通, 从而有效地确保了庭审的公平、有序进行。

(四) 强化庭审功能

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 庭前会议对于重视实效和程序完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 审判人员在庭前会议中, 可以根据控辩双方提交的申请, 明晰案件中所指控的相关罪状, 整理出控辩双方无争议的或者多次出现的事实, 有利于审判人员在庭前明确案件的争议焦点, 合理开展庭审, 从而有针对性地引导控辩双方对案件的实质性争议焦点开展相关辩论, 促进庭审活动的有效进行;另一方面, 庭前会议在庭前对涉及“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进行了有效地解决, 可以规避庭审的中止和中断情形的发生, 确保案件能够得到集中有效的审理, 使庭审程序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台湾高校校务会议制度探析 篇3

关键词：校务会议；台湾高校；制度；大学治理

为更好地进行大学治理，台湾高校设立了校务会议，以决议校务重大事项，在高校内部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台湾与大陆同宗同源，一脉相承。笔者择取台湾大学、“国立成功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和台湾东华大学4所高校，充分利用一手资料，试图从其校务会议的性质定位、职责权限、成员组成、运行方式、议事规则、议事程序等方面进行探究，进而总结其主要特征，以期对大陆地区高校校务委员会建设与实践起到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台湾四校校务会议之六维透视

（一）校务会议的性质定位

1.最高决策机构（2005年之前）

台湾“《大学法》”2002年修订版第13条规定：大学设校务会议，为校务最高决策会议[1]。这明确了校务会议是台湾高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据此，在台湾高校，校务会议改变了以校长为首、由行政单位主导学校运作与决策的传统，成为真正的决策机构，校长的遴用、学校预算、校务发展计划、教科书选用、学生奖惩规定、成绩考查等都要经过校务会议讨论。

2.议决机构（2005年之后）

2005年12月新公布的“《大学法》”将原来“校务会议为校务最高决策会议”的规定删除，仅规定大学设校务会议，议决校务重大事项。关于此点，2012年4月3日公布的《公私立大学校院订定或修正组织规程参考原则（释例）》[2]（台高字第1010035194号）第12条特别给予了说明：“《大学法》”无明文规定校务会议为校务之最高决策会议”。然而，从表1和图1中不难看出，校务会议仍是整所学校民主法治化最重要的组织。据统计，台湾教育管理部门于2015年12月修正的“《大学法》”共计6046字，而校务会议出现16次，占比约为1%；“《大学法》”共计六章42条，其中，第15条和第16条专列校务会议相关规定。校务会议出现章节占所有章节的比例高达50%，其出现条目占总条目的19%[3]。可见，台湾“《大学法》”对其定位之高，以及地位之显要。

（二）校务会议的职责权限

根据2015年修正的“《大学法》”第16条，校务会议主要审议下列七大事项：校务发展计划及预算；组织规程及各种重要章则；学院、学系、研究所及附设机构的设立、变更与停办；教务、学生事务、总务、研究及其他校内重要事项；有关教学评鉴办法的研议；校务会议所设委员会或项目小组决议事项；会议提案及校长提议事项。

“《大学法》”对校务会议进行了总体规定，各校通常在其组织规程对校务会议做具体规定。从台湾4所大学的组织规程或校务会议的设置办法来看，其中的相关规定与“《大学法》”的相关规定相差无异，甚至诸多款项是相同的。台湾校务会议的角色主要定位在对学校宏观和重大事项的决策上，而其常设委员会及项目小组则负责具体的执行和落实。

（三）校务会议的成员组成

1.成员产生及规模

台湾高校校务会议的成员主要来自学校内部各个利益相关者，代表来源较为广泛。2015年修正的“《大学法》”第15条规定，校务会议由校长、副校长、教师代表、学术与行政主管、研究人员代表、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及其他有关人员代表组成。上述代表，除校长及副校长外，其人数及产生方式有三种。第一，教师代表经选举产生，人数不得少于全体会议人数的1/2；教师代表中具备教授或副教授资格者，以不少于教师代表人数的2/3为原则。第二，学生代表经选举产生，人数不得少于全体会议人数的1/10。第三，其余出、列席人员的产生方式及比例由各大学组织规程自行规定。依前项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计算，遇有小数点时，采用无条件进位法，取整数计算。如表2是“国立成功大学”校务会议代表人数试算表。[4]

台湾大学亦给出了校务、院务会议代表及各项委员会、学术行政主管由教师互选产生者，其选举及被选举资格的具体原则：本校专任教师，尚在聘期中者；本校与“中央研究院”合聘，在本校支薪者；年度之奉准休假进修教授，未出境者；因公奉派出境，期限在六个月以内者。亦对教师无选举资格，但有被选举资格的情况进行规定。第一，本校与“中央研究院”合聘不在本校支薪，将来担任被选举职务时在本校支薪者。第二，经其他机关借调，不在本校支薪，将来担任被选举职务时已归建者；年度奉准休假进修教授出境进修，将来担任被选举职务时已返回境内者。第三，奉准出境讲学、研究、进修、实习，将来担任被选举职务时已返回境内者。第四，因公奉派出境，逾期六个月，将来担任被选举职务时已返回境内者。且教师现间第一项所列职务，于任期中因故离职或借调其他机关学校者，应即丧失其原被选举的代表或委员资格，如属学术主管者，应即解聘。[5]

2.台湾4所高校校务会议成员组成特点

从图2和表3中可直观看出，4所大学校务会议组成成员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师代表为主导。4所大学校务会议的教师代表均在50人以上，政治大学和东华大学教师代表比例均高于60%，其余2校亦接近50%；其次为院系所等单位行政代表，4校分别为49人、16人、14人、27人，分别占各校校务会议成员总数的25.79%、11.51%、11.67%、26.21%；再次为学生代表，4校分别为18人、13人、12人、11人，分别占各校校务会议成员总数的9.47%、9.36%、10.00%、3.88%。这说明台湾高校（至少在上述4所高校中）非常关注教师代表、院系所等单位行政代表、学生代表等的意见。第二，校内行政代表在当然成员⑤中占据主导地位。从上述4所高校校务会议成员所从事的职业看，从事学术类职业的人士（包括教师、研究人员、助教、学生）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5.47%、80.58%、73.33%、53.39%，而从事非学术职业的行政人士的比例分别为30%、17.27%、21.67%、33.98%；4校非学术职业的行政人员在当然成员中的比重较高，分别占各校校务会议成员总数的10%、5.76%、21.67%、21.36%。第三，校务会议成员组成规模与其高校规模不一定关联。比如，台湾大学教师代表有86人，其专任教师有2061人，占到4.17%；而“国立成功大学”教师代表97人，其专任教师共计1343人，占比达7.22%，接近台湾大学的两倍。

由上得之，校务会议成员来源多元化和教师代表为主导的人员结构，保证了台湾高校校务会议的民主性。

（四）校务会议的运行方式

1.召开时间及条件

校务会议的召开时间一般是按照大学的学期制，以学期为单位进行设定。2015年修正的“《大学法》”第15条规定，校务会议由校长组织召开，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经校务会议应出席人数1/5以上请求召开临时校务会议时，校长应于15日内召开。校务会议之决议，除本规程或议事规则另有规定外，应以出席校务会议代表过半数之同意行之。除本规程或议事规则另有规定外，校务会议的决议应由校务会议代表过半数同意[10]。相关数据显示，“国立成功大学”2005-2015年间校务会议开会次数年均达5次以上，讨论案数年均达41次以上，可见校务会议讨论成果相对较丰。[11]

2.常务运行机构

校务会议的常务运行机构是各种委员会或项目小组，负责校务会议相关事项的执行与处理。2015年修正的“《大学法》”第15条亦规定，校务会议必要时，得设各种委员会或项目小组，处理校务会议交议事项；其名称、任务及组成方式由各大学组织规程规定。台湾4所大学校务会议设置的各种委员会及专案小组主要有校务发展规划委员会、教职员宿舍委员会、校产清理委员会、程序与法规委员会、校务考核委员会、经费稽核委员会、校园规划及兴建委员会、校务基金管理委员会、校务会议常设委员会等，在校务会议未开会期间处理有关事项，促进校务会议的功能发挥。

例如，台湾政治大学校务会议设置了程序与法规委员会、校务发展委员会、校务考核委员会、经费稽核委员会、校园规划及兴建委员会五个机构，依据相应的权责和组成方式进行运作，并召开相应的会议，形成较为灵活的决议组织结构，共同处理校务会议各种事务，较好地履行校务会议的基本职能。

（五）校务会议的议事规则

校务会议议事规则一般对校务会议订定依据、代表推选办法、审议事项、所设委员会或项目小组决议事项、会议提案及校长提议事项、召开时间和条件、不能出席办法及会场纪律等作了明确规定，是校务会议的具体施行细则。校务会议的议事规则一般是依据“《大学法》”第15、16条及各校组织规程的规定订定的，可谓“《大学法》”和各校组织规程的补充文本，对二者难以说明的细节、问题等进行阐释和补充。例如，“国立成功大学”2013学年度第6次校务会议延会修正通过的议事规则中第10条规定，应出席代表未过半数人出席，不得开议。这就补充了“《大学法》”和“国立成功大学”缺少的校务会议召开条件。[12]

（六）校务会议的议事程序

台湾高校校务会议的议事程序一般是为议决校务重大事项而设置，设置依据一般是各校校务会议组织及运作办法或校务会议议事规则。校务会议议事程序一般分为会议前、会议中和会议后三个阶段。会议前一般包括确认开会时间、开会地点、制发议程、准备会议资料、制作会议签到单和布置会场等；会议中主要是记录会议交办事项及各提案决议；会议后一般有制作会议记录（包括请校长确认会议记录内容和会议记录签核两个方面）、会议记录发送全体委员审阅、会议记录于各委员确认后公告于秘书室纲页、书面记录归档。校务会议议事程序看似繁琐细碎，实则严密有序，由此可见其行事之谨慎，做事之认真，态度之端正。

二、台湾校务会议制度的主要特征

校务会议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对于高等教育治理尤其是内部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考察台湾4所高校校务会议制度的六个维度，可将其主要特征总结如下。

第一，制度有法律保障。“《大学法》”乃台湾高等教育的最重要法律之一，它对校务会议的性质、组成人员及其人数和产生方式、会议召开次数和条件、职责权限等做了明确规定。“《大学法》”的修订使校务会议获得了合法性依据，得以法制化、制度化，有了强制性和权威性，这既有利于保障校内各阶层参与校务的权利，也有利于保障教师的专业自主权，从而保证他们能够充分地行使自治权力[13]。这说明，制度的推行与实施，不仅需要人们意识和行动的自觉，更需要法律的保障。

第二，成员来源广泛。校务会议组成成员的来源及产生方式都是多元化的，由校长、副校长、教师代表、学术与行政主管、研究人员代表、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及其他有关人员代表等共同组成，且较为注重教师代表尤其是教授的意见，有助于大学多角度听取不同声音，提高大学治理的民主化。

第三，集体决策有利于民主。校务会议不只是行政单位领导的个人权力彰显，学校各种成员主体直接参与决策有着重大意义。首先，有助于充分发扬民主，深入了解学校实际，充分反映师生意见，集中群智；其次，有助于将师生利益作为决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增强决策的科学性，避免决策的片面性；再次，有利于促进全体成员对决策的理解，提高落实决策的自觉性，推动决策的实施；最后，有利于提高师生等参与学校事务的热情和信心，锻炼参与决策的能力，增强关心学校发展的责任感。

第四，配套规章完善。台湾4所高校除组织规程中对校务会议制度有所规定外，还都基本制定了相应的校务会议规则、校务会议议事程序汇编、校务会议代表选举原则、相关常设委员会组织及议事规则、校务会议代表提案规范等具体实施细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校务会议制度的规章体系，为校务会议的具体运作提供了可操作的规章依据，具有极大的可控性和可行性。

三、对大陆校务委员会建设的启示

相较于台湾高校而言，当下大陆各公立高校校务委员会（含理事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整体还不够成熟规范，与目前大学的发展要求不相匹配，主要表现在部分高校校务委员会的性质定位不明确、职责权限不明晰、结构功能不合理、运行机制欠佳、配套制度缺乏等方面，这就难以充分调动起教师、学生、行政人员等多方面的力量，校务委员会职能的实现也就变得困难。台湾与大陆同宗同源，在某些方面有着一致性和相似性，故而，笔者建议大陆汲取台湾高校校务会议制度的合理成分，进一步完善自身的校务委员会制度。

（一）健全法律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合法性是一个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校务委员会是高校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对其未着一字。此外，据不完全统计，教育部业已核准章程的84所部属大学（含教育部直属75所，工信部直属7所，中科院直属2所）中未设置校务委员会的比例约达66%。虽然教育部令第37号《普通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行）》（以下简称《规程》）对校务委员会进行了一些规定[14]，但贯彻实施情况与预期还是存在较大差距。我们需要在法律层面设计校务委员会的相关制度，而不限于政策层面，用法律形式来解决校务委员会的合法性问题，为其正常运行提供法律保障。

（二）明确性质与功能，合理定位以提升规范性

依据大陆高校设立校务委员会的功能，其大致分为决策型、半决策型、筹资咨询型、审议监督型四类，其中已设立校务委员会的高校，其校务委员会含审议功能的仅约10%，尚有约4%性质不明，其余大多为咨询功能。而校务委员会与理（董）事会功能部分重叠的比例约达35%，可能重叠的比例约达44%，没有重叠部分不到9%，另有13%不明确。由此可知，当前大陆部属大学对设立校务委员会（理事会、董事会）的价值认知有差异，校务委员会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度不高，总体上权能有限，这就亟需明确校务委员会的性质与功能，如台湾校务会议般合理定位，以提升规范化、制度化。

（三）扩大成员来源，集思广益以发扬民主

观大陆各大高校，除少数依据《规程》对校务委员会进行了一些调整外，其余目前仍未有大的变动。其成员仍是由党政领导占据主导地位，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比例较低，其他学校主体也所占不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的民主，应扩大成员来源，听取多方意见，尤其是教授们的想法，集思广益，以实现多元治理。

（四）完善配套规章，订定细则以形成体系

关于校务委员会，大陆多数高校一般仅制定了校务委员会章程，且多数未能随《规程》进行相应调整和修正。此外，各校比较缺乏校务委员会相关的会议规则、议事程序、代表选举原则、相关常设委员会组织及议事规则、代表提案规范等具体的、可行的实施细则，这对校务委员会职责和功能的顺利实现无形中产生了种种障碍。因此，急需完善校务委员会相关配套规章细则，形成以校务委员会章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注释：

①此试算表为台教高（一）字第1040124380号函核定本，自2015年8月1日生效。

②表内人数依本校教师人数试算，各学院代表分配数以各学年之教师人数为准调整，人数/单位以四舍五入为准；依据组织规程第14条，一级行政单位主管应含教务长、学生事务长、总务长、研发长、国际事务长、主任秘书共6人。因本校研发长由副校长兼任，故列计5人；非属学院及生科学院代表人数试算结果，其主管及合计分别为1人和2人、1人和3人，但依据组织规程第14条第6项规定调整总人数为4人。

③资料来源：自行整理自4所高校2015年度校务会议出列席名单。

④资料来源：由表3中数据自行统计而得。

⑤一般情况下，校务会议成员应该由选举产生，但是一些有专业能力或者是部门主管人员根据上级或者校务会议的主管部门建议或者批准不经选举产生的成员，或者有法律规定不经选举或批准产生的成员称为当然成员。

参考文献：

[1]台湾“《大学法》”[EB/OL].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1200/23155/23157/23192/23214/2006/4/bi3951343337142460027616-0.htm，2015-01-04.

[2]公私立大学校院订定或修正组织规程参考原则（释例）[EB/OL].http：//www.doc88.com/p-2166158828020.html，2015-12-02.

[3]台湾教育管理部门.台湾“《大学法》”[EB/OL].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01，2016-02-27.

[4][7][12]校务会议专区-NCKU-“国立成功大学”-秘书室[EB/OL].http：//secr.ncku.edu.tw/files/11-1002-15899.php？Lang=zh-tw，2016-02-27.

[5]台湾大学校务、院务会议代表及各项委员会委员、学术行政主管选举原则[EB/OL].http：//host.cc.ntu.edu.tw/sec/All_Law/01/01-012.pdf，2016-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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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政治大学2015年度校务会议代表名单[EB/OL].http：//secrt.nccu.edu.tw/MeetingInfo/104_university_meeting_member.pdf，2016-02-27.

[9]东华大学校务会议委员会名册[EB/OL].http：//www.secret.ndhu.edu.tw/ezfiles/12/1012/attach/39/pta_50720_6690040_77769.pdf，2016-03-04.

[10]台湾大学组织规程[EB/OL].http：//host.cc.ntu.edu.tw/sec/All_Law/01/01-008.pdf，2016-02-27.

[11]校务会议记录-NCKU-“国立成功大学”-秘书室[EB/OL].http：//secr.ncku.edu.tw/files/11-1002-4449.php？Lang=zh-tw，2016-02-27.

[13]郭伟展.中国台湾高等教育改革研究——基于高校治理视角的分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0）：19.

安全会议制度 篇4

1、运管处安全领导小组会议。毎季度召开一次，由安全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安全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主要总结前季度安全工作情况，安排布置本季度安全工作。

2、行业安全例会。毎个月召开一次，会议由处分管安全工作的领导主持，各客运公司、危险品运输公司、车站、以及客车定点维修企业领导参加。会议主要听取各单位安全工作情况汇报、传达有关安全工作要求、通报安全工作情况、安排布置近期安全工作。

3、安全紧急会议。运管处可视情况或工作需要召开安全工作紧急会议。会议由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主持，会议主要传达安全重要指示，安排重要安全活动，研究解决重要安全问题。

4、各种安全会议必须落实专人做好记录以备检查，参会人员报到时必须签字，重要会议精神需以会议纪要形式下发各单位执行。

安全检查制度

1、安全检查分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按批准或已经备案的安全检查计划执行。

2、主要领导每月至少带队检查一次，分管安全领导每月至少带队检查两次，分管业务领导每月至少带队检查1次。各科室按照处年度安全检查计划执行。

3、重点检查客运企业、汽车客运站、危化品运输企业 1

等开展安全生产的情况和落实企业主体安全责任的情况。

4、安全检查时应填写《安全检查记录》，包括被检查单位、检查时间、检查内容、查出的问题等内容，还应有检查负责人、检查人员和被检查单位责任人签字。

5、对安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责令被检查单位立即进行现场整改，现场不能整改的，要下发《隐患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被检查单位应在规定的期限完成整改，并向运管处写出《隐患整改情况报告》，运管处五日内组织工作人员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重大隐患要做到责任、措施、资金、预案和现场监控“五落实”。对经整改仍达不到安全条件的，要收回经营许可，责令企业停止经营。

6、安全检查资料按规定及时归档保存。

隐患整改制度

为了尽快落实整改措施，确保安全隐患的及时整改，杜绝事故发生，特制定本规定。

1、在安全检查中若发现事故隐患，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责任单位，并根据隐患性质，分别做出立即整改或限期整改的决定。

2、对发出的隐患整改决定，必须要求责任单位反馈整改情况和整改结果，对重大隐患必须进行跟踪检查，确保隐患整改落实到实处。

3、对整改不力或整改不彻底者，必要时下督办通知责令整改。

4、凡涉及隐患整改的所有原始资料必须妥善保管，以备查验。

事故管理制度

运管处接到企业的道路运输安全事故报告后，应按有关规定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伤亡情况、事故经过、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初步的事故原因等。发生一次死亡1人的事故，分管安全的领导带领相关科所人员赶赴现场，参与事故救援处置工作；发生一次死亡2人以上（含2人）的事故，主要领导要带领分管领导、相关科所负责人，立即赶赴现场，参与事故救援处置工作。

按规定参与事故调查，注意收集与事故有关的证据资料，查清事故原因和责任人，督促事故单位采取整改措施。

企业在事故处理完后，要将事故的资料和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情况报运管处，运管处按有关规定作出相应处罚，并督促企业按“四不放过”的原则落实对责任人的处理。

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每年应组织行业内重点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同时开展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运管处每年要对客运驾驶从业人员和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开展一次安全继续教育培训。

GPS安全管理制度

（一）、定期对企业监控系统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检查，重点对企业平台上线率、基础信息录入情况、违规违法车辆处理情况、日常监控记录、监控数据统计分析报告进行检查并抽查各企业车辆车载终端在线状况。

（二）搜集、整理辖区内运输企业对GPS监控平台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报告市运管局安监处和信息中心。

（三）对危险品运输车辆、客运车辆评级、年审时，必须对车辆的GPS安装情况进行审查。

（四）对企业GPS系统运行使用情况进行年度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年度安全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安全生产评估、日常安全考核的重要依据。

安全值班制度

为了使各项安全工作得到有效的落实，确保相关的信息及时的上传下达，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特制定如下制度：

（一）实行安全工作值班制度。日常值班按照处办公室统一安排。并作好值班记录。值班电话：72222667。

（二）值班任务：处理值班期间的各项事务，安全资料报送、接待来访，遇有安全生产问题作好记录，立即报告相关领导，并及时处理。

（三）值班期间要配备完善的通讯和交通工具，保证信息准确、及时、畅通。

（四）值班期间要有一名领导带班，值班人员必须严守岗位，不得缺勤、严禁脱岗、漏岗或请其他人员代替值班员。凡擅离职守、工作不负责，或因工作失职、渎职造成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将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举报奖励制度

为及时消除各类事故隐患，有效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增强和鼓励从业人员对安全生产的参与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一、报告和举报道路运输安全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可采用书信、电话、口头和委托他人转告等方式，报告人或举报人应对事故隐患进行确切的描述，提供线索或者必要的证据，安全隐患提倡实名举报，便于及时核实、查处和消除隐患。举报人要求保密的，工作人员应为其保密。

二、道路运输行业范围内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和涉及道路运输安全的非法违法行为，任何个人均有权举报。

三、对发现、排除和举报事故隐患和涉及道路运输安全的非法违法行为的有功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表彰。

四、要对举报的各类安全生产事隐患和涉及道路运输安全的非法违法行为应做好记录，并立即上报领导，在规定时间内对事故隐患和涉及道路运输安全的非法违法行为进行核实，对查实的事故隐患要及时向相关单位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相关责任单位或责任人限期整改，确保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在规定时间内给予报告人或举报人答复。

五、为了维护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举报工作的严肃性，报

告或举报的事故隐患应当真实，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对借举报之名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或者以举报为名干扰正常工作的，将追究举报人的责任，情节严重的将通过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六、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举报联系方式：

周安全例会会议制度 篇5

1、周安全例会会议安排在每周一17时（周工作例会会后），会议时间原则上不超过30分钟。

2、周安全例会会议由治安队队长负责主持召开，除当班人员外，部门全体员工必须参加会议，若队长临时有事未能出席会，会议交由副队长主持。

3、周安全例会实行签到制，部门员工若确因有事而不能准时出席会议者，必须事先向治安队队长请假，并得到允许。

4、部门员工未经治安队队长允许或未请假者，视为无故缺席会议，无故缺席会议者，将根据《部门基础管理检查标准》相关规定（迟到、早退、缺席）进行考核，并作为个人年终评优评先重要指标。

5、由治安队保卫内勤负责传达学习公司及安全主管单位安全相关文件、信息。

6、各班组长负责汇报治安等综合治理安全工作存在的不足之处和提出需要整改的安全隐患。

7、治安队副队长负责宣传安全先进事迹，吸取典型案例的经验教训。

8、治安队队长负责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制定相应的预防和整改措施。

9、部门领导负责总结讲话。

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法律意义探讨 篇6

刑事司法部门实行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以认为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属于庭前准备阶段的需要进行的法律程序, 是对公诉进行审查之后进行的庭前会议。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实施可以对程序性问题进行解决, 并且做出相应的裁决, 能够发挥其对庭审程序的制约作用。

1 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法律意义

根据新出台的诉讼法, 表明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具有原则性和概括性, 针对案件的使用范围和内容上都有其他情形或是其他问题的涉及, 具有比较灵活的规定,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案件的处理。新诉讼法和司法解释都明确规定, 对于案件的了解以及相关意见的处理都要由人民法院进行。因为庭前会议的审理效果存在法律未涉及到的部分, 所以审判机关可以依据刑诉法的立法理念实行裁量权。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重要性和法律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法院掌控着庭前会议的决定权和最终决策权, 要明确检察机关和辩护人的权利, 激发控辩双方的积极主动性。我国的刑事庭前会议制度中主要强调了法官的重要地位, 需要通过法官来对庭审进行严格有序的掌控, 公诉人和辩护人对于所提供的证据资料是否存在异议进行了解, 并且在庭前会议上具有一定的建议权、申请权以及各种相关的诉讼权, 可以充分地发挥控辩双方的作用, 提升庭审的效率。但是如果没有实施诉讼权利, 即剥夺和阻止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 会不利于解决庭前会议的程序性问题, 丧失其基本的保障权。因此必须明确庭前会议的诉讼权利, 例如申请权、举证权等[1]。

其次, 庭前会议排查非法证据的行为会在庭中就进行处理, 并且对于案件的程序性问题必须在庭中进行解决。在庭前会议中可以对存在异议的问题进行解决, 从而更好的保障审判的公正正义, 提升审判的效率, 为正式的庭审做出充分的准备。刑事庭审的庭前会议可以对回避性、非法性的证据进行排查, 通过调查分析将非法性的证据资料排除, 确保庭审的公正正义, 解决存在异议的问题, 对于相关审判事件进行裁决, 充分地发挥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作用, 在正式庭审之前将回避、非法性的证据排除等事项进行有效地解决, 确保提供证据的完整性和合法性。

最后, 使控辩双方明确在庭前会议进行证据出示的效果, 监察机关还要确保没有调取的证据的安全性。检察机关可以在正式庭审之前将部分证据进行出示, 使得被告方明确证据出示的效果, 同样, 被告方也可以将收集的证据资料向检察机关进行展示。虽然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证据出示的内容, 但是为了在正式审判之前双方能够明确证据的内容, 避免证据上存在冲突, 明晰案情, 减少案件审判的阻力, 需要在庭前会议中进行证据出示, 使得双方明确证据出示的效果。庭前会议所审查的证据、审判机关调取的新证据以及新发现的证据可以作为庭审的证据进行出示, 要求控辩双方不得对证据有所隐瞒。

2 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实施现状

2.1 在刑事庭前会议制度中的法律条例不够明确, 不具有操作性, 需要进行全面的完善

首先, 新的诉讼法中提到审判人员可以在正式庭审前对当事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相关事项进行了解, 并且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 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庭前会议的主体。其次, 对于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具体适用范围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导致使用职责和权限不明, 产生许多争议, 不利于提升庭审的效率。从立法的角度进行分析, 庭前会议程序的适用范围仅仅是正式庭审前的准备程序, 可以对有关审判程序的问题进行解决, 确保正式庭审程序的顺利实施, 减少庭审的阻力, 提高庭审的效率, 从而达到庭审公正正义的目的, 努力保障人权并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适用范围应该进行明确的规定, 范围不明会让法院将庭前会议当做是预先审理, 会在进行庭前会议的同时对当事人的罪行以及量刑进行预先的判决, 导致庭审的质量下降, 也不利于法院审判的公正性和中立性[2]。

2.2 经常会对庭前会议与庭外调查两种概念不明确

庭前会议与庭外调查具有先后之分, 庭前会议是在正式进行庭审的前期进行, 而庭外调查是在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进行。两种不同程序的关系不明确会使得在进行庭外调查时运用庭前会议的功能, 从而降低了庭前会议的质量和水平。此外, 庭前会议主要是对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事项进行裁决, 而庭外调查是在正式庭审的过程中对存在异议的证据进行休庭后的审查。

2.3 庭前会议的功能可能被简单的认为是“证据开示”

证据开示制度实际上是预审程序中的环节, 控方可以将其掌握的证据或者是辩护人掌握的对被告人有利或不利的证据进行展示, 同时公诉方也应该进行证据的出示, 进行双方证据的交换, 如果不进行交换, 法官有权强制其履行证据交换的义务。证据开示制度的推行可以减少正式庭审中对证据的审核, 使得庭审可以有针对性、有重点的进行, 从而提高正式庭审的效率。但是必须明确证据开示制度并不是刑事庭前会议制度, 不能将其作为证据开示程序来进行实施。

3 如何应对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3.1 要严格限制和明确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适用范围

不能够用刑事庭前会议制度进行实体性事项的办理, 严格区分庭前会议和庭外调查两种程序, 对于勘验、查封以及鉴定等工作应该属于庭外调查的范畴, 可以有效地避免审判人员对案件进行先判后审或是先入为主等现象, 明确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 对于案件复杂且案情重大的案件可以进行庭前会议的召开。

3.2 明确庭前会议的提起主体

在刑事庭前会议制度下, 审判人员具有相对自由的裁量权, 不能只是依靠法院主动提起, 法律上应该明确庭前会议的提起主体, 赋予诉讼机关建议权和案件当事人申请权, 并保持法院的决定权。

3.3 在刑事庭前会议制度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应用

对于提供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证据进行核实, 并进行有效地排除, 可以提升正式庭审的效率, 确保庭审的公正性和真实性, 控辩双方都拥有向审判人员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权。

3.4 将主持庭前会议的法官与庭审的法官分开任命

为了防止法官在进行庭前会议的同时对案件进行预先判定, 影响正式庭审的质量, 必须对两者进行分开进行, 避免庭审法官对案件进行实质性的接触, 避免先入为主或是先判后审等状况的发生, 提升庭前会议与庭审中法官的专业水平, 达到审判公正公平的目的[3]。

4 结语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刑事司法已经成为人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而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不断地完善, 实现程序的合理化和规范化, 保障人权, 实现权利的公平和公正。本文通过对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特点属性以及适用范围进行深入地分析, 发现实行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重要性和法律意义。通过庭前会议可以对一些程序性的问题进行综合解决, 并且可以对有关案件的实际问题进行梳理明确, 了解案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开庭审理工作奠定基础, 实现庭审的高效化和高水平, 更好地确保案件审理的公平和公正性。

参考文献

[1]闵春雷, 贾志强.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探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3 (3) :2-7.

[2]薛欢, 丁盼.刑事“庭前会议”制度之功能探析[J].法制博览, 2013 (6) :53-55.

庭前会议制度几个问题探讨 ` 篇7

关键词：庭前会议；问题；探讨

一、关于庭前会议的召开

（一）如何理解“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审判人员可以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对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对于“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笔者认为应作这样的理解：“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只是审判人员在庭前会议进程中的方式和手段，审判人员在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后，对控辩双方意见进行归纳总结并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结论才是庭前会议的落脚点。既然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设置了庭前会议制度，就不可能只是法院单纯地召开“通气会”，让控辩双方坐下来简单地沟通联系一下，而是对与审判相关问题在庭前会议中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后，做出对控辩双方具有法律效力的结论，并对之后的庭审形成一定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为庭审“减负”，提高庭审效率的目的。

（二）如何理解主持庭前会议的“审判人员”

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庭前会议的主持者是“审判人员”。由于立法上对庭前会议主持者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实务界和学界对是否应由审理案件的审判人员主持庭前会议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支持方认为，应由审理案件的法官担任庭前会议的主持者。反对方认为，应由审理案件之外的法官担任主持者。主要理由在于，如此符合预断排除原则，可以有效防止对法官心证受到污染，有利于法官在庭审中保持中立，形成客观独立内心确信，最终做出公正判决。对此，笔者赞成第一种观点。

二、关于庭前会议结论效力与救济

（一）效力问题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主持庭前会议的审判人员对控辩双方所提出的问题只是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并不能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任何裁判。笔者认为，庭前会议的效力至少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控辩双方提出问题应具有时效性。对于庭前会议制度的调整范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做出了明确规定。换言之，这些问题应该在庭前会议上予以解决，因为设立庭前会议制度，其根本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扫清庭审障碍，大力提高庭审效率。所以，控辩双方在提出问题或提出反对意见必须具有时效性，即对于庭前会议的调整范围内事项，必须在庭前会议中提出，否则在庭审过程中提出将不予受理。

2.庭前会议的效力应具有“缺判”性。比较典型的问题是，当事人接到出席召开庭前会议的通知书并签字确认后，届时无故不出席会议，到庭审时又提出本该在庭前会议中解决的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呢？为保证庭前会议制度基本价值功能的实现，对应该在庭前会议中解决确认的问题，如果当事人无故缺席，庭前会议可以直接做出结论，尽管可能对当事人不利。如当事人无故缺席庭前会议，就视当事人默认该受案法院具有管辖权，庭前会议对此可以直接进行确认，若当事人在庭审中提出管辖异议，法院不予受理。

3.庭前会议做出的结论应具有约束性。虽然法律对庭前会议效力问题并未做出明确规定，但应从该制度的实质内容和内在功能上去理解把握，否则，该项制度毫无意义。从庭前会议的立法宗旨来看，在庭前会议结束后，对于会上控方和辩方的意见，主持会议的法官应当进行调查并该对有关事项进行裁决。作为一项专门的程序设计，庭前会议制度应当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法官在庭前会议上做出的结论具有约束力和确定力，是庭前会议结论在效力上的应有之义。

（二）救济问题

笔者建议，作为配套，应该建立不服庭前会议决议的“上诉”机制，对当事人不服庭前会议决议进行终局性解决。庭前会议作为庭审前的一项“梳理优化”机制，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应具有独立性和终极性，而不是法庭审理的“附属品”或诉讼进程中的“半成品”。也就是说，能够独立性、终局性解决程序性争议问题是庭前会议应该具有的首要前提和基本功能，否则，不但造成设置庭前会议的立法目的无从实现，甚至可能反而增加诉累。

三、关于庭前会议的检察监督

（一）对庭前会议是否需要进行检察监督

笔者认为，对庭前会议进行检察监督是有必要的。主要以下有三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对庭前会议进行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基本要求。从检察机关职责任务来看，肩负对整个刑事诉讼过程进行法律监督的使命，通过对刑事诉讼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法律监督，达到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目的，并确保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第二、庭前会议制度具备基本的诉讼构造，具有相对独立性。从庭前会议制度的内容来看，庭前会议是一种由控辩审三方共同参加的会议，在法官主持下，控辩双方就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发表各自的主张和意见，甚至对抗。因而，庭前会议是控辩审三方的组合，具有诉讼的基本结构。

第三、对庭前会议进行检察监督是维护当事人乃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一方面，庭前会议作为一项诉讼制度或程序规则，在实施过程中，涉及到会议召集、人员出席、文书签收等一系列事项，在这个过程中，法院是占主导地位的，如果不加以监督，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84条第3款规定，在庭前会议中，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可以调解。

（二）如何对庭前会议实行有效监督

一是庭前会议的内容是否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二是法院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是否全面准确，告知程序是否到位规范；三是法院在召开会议的过程中是否保障了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四是法院是否对控辩双方的意见进行了全面了解，对双方达成的共识是否进行了全面准确地记录在案；五是审判人员在召开会议过程中是否存在徇私枉法等有损客观公正执法行为。在监督方式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口头提醒、提出书面纠正意见和检察建议等方式进行监督。着重加强对在庭前会议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调解的检察监督，确保调解自愿合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