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过程

中国城市发展过程（共8篇）

中国城市发展过程 篇1

第一阶段：引进时期，以国外物流技术为主导，代表项目是瑞士Swisslog公司承建的上海海烟物流中心，是我国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物流配送中心（福州物流）

第二阶段：合作时期，国内供应商集成国外产品，代表项目是昆船公司成功集成了进口的堆垛机、机器人、件烟高速分拣系统等设备，建成的深圳烟草物流配送中心。

第三阶段：模仿时期，代表项目是白沙集团卷烟配送中心。除配置了托盘和件烟为存储单元的高架立体仓库以外，还采用件烟自动补货技术，将通道式分拣机、塔式分拣机和电子标签分拣货架组成了全国产设备的条烟分拣系统。

第四阶段：自主时期，在此阶段涌现出一批勇于自主创新的国内供应商，代表项目是北京卷烟配送中心和杭州卷烟配送中心，都以建造采用全新设计理念的高效率全自动分拣系统为目标，但结果证明，系统实际运行效果与设计能力还有相当的差距。

第五阶段：实用时期，在追求高自动化受到挫折后，烟草流通业回归到了最初机械加手工的时期，设计方案都十分谨慎，要求简单实用，代表项目是重庆卷烟配送中心。在此阶段，国家烟草专卖局下发了《关于构建行业现代物流系统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物流系统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以及具体的措施和要求。

第六阶段：优化时期，烟草物流从人工搬运、自然堆放，到使用高架立体仓库存储；由手工加机械的电子标签拣选系统，到实行了自动分拣、自动包装，物流技术的应用水平快速提高。同时，烟草流通业借助外力，如专业的咨询公司对其建设规划、定位和总体目标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论证，加上国家烟草专卖局严格进行项目审批，规范了物流系统的建设。

中国城市发展过程 篇2

一、先秦战国———传记的孕育期

先秦战国是文体发展的起步期, 也是孕育传记的萌芽期。专门写人的传记在这一时期虽然还未正式出现, 但是已经出现的文体、文类中都或多或少包含写人记事的传记因素。神话传说、诗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志墓文字都可以看做早期传记萌芽。它们在写人叙事上的技巧锻炼和经验积累不仅促使传记正式形成, 而且使其一登上历史舞台就达到发展的第一次高峰。

1. 神话传说

在文字未产生和广泛应用之前, 人们就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历史。“传记”最早可以追溯到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早期流传的《女娲补天》、《夸父追日》、《黄帝战蚩尤》等故事虽然记述的都是虚幻的神话人物, 但是它们开启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先河。经过战国百家争鸣, 思想解放, 人的价值被凸显, 于是人们由自然崇拜转向祖先崇拜, 故事描述的对象相应地由神仙转向了具有杰出贡献的首领、祖先, 如《神农传说》、《大禹治水》。神农和大禹仍然有被神化的痕迹, 属于半神人, 真正以人为记述对象的是战国后期出现的《穆天子传》。《穆天子传》记载的是周穆王西巡的史事, 中间夹杂穆天子“宾于西王母”一段显系神话, 可总体而言, 《穆天子传》以真实人物为记述对象, 记载事件大部分属实, 可以看做是神话传说向纪实传记的过渡, 而且它对魏晋时期出现的道教神仙传记具有直接的启发作用。

2. 诗歌

诗歌中最早出现的传记萌芽跟英雄传说一样都是祖先崇拜的产物。《大雅·生民》记述了周族始祖后謖的事迹, 突出描述了他在农业上的功绩。《公刘》一诗主要写公刘带领周人由邵迁幽的壮举, 《绵》、《皇矣》、《大明》三篇写古公宜父迁岐、文王伐崇伐密、武王伐封的故事。陆侃如、冯沉君在《中国诗史》中称之为“后樱传”、“公刘传”、“公宜兄传”、“文王传、粉筱王传”。《诗经》以后, 战国出现的楚辞《离骚》可以看做是一首自传式长篇政治抒情诗。诗中先介绍自己的世系、出生年月, 接着用比兴象征手段描绘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为之做出的努力, 直到理想破灭自投汨罗而亡的整个人生历程。而且诗中有大量的内心独白和心理剖析, 人物性格比《诗经》时代更显鲜明。“从《离骚》的内容及其对以后的影响来看, 也可认为它是自传的萌芽”[2]。

3. 历史散文

先秦历史散文中也出现了传记萌芽。《尚书·尧典》中主要记载尧舜事迹, 《世本》记载黄帝至春秋列国诸大夫的姓氏、世系。这些简略的记载都与人物生平有关。春秋战国出现的《左传》是叙事文学的鼻祖和典范, 书中成功刻画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如晋文公、秦穆公、楚灵王、郑子产。美中不足的是《左传》为编年体的著作, 以年系事, 以事系人, 人物事迹较为分散。其后出现的《国语》、《战国策》借鉴了《左传》的成功实践并加以完善。它们在写人叙事方面的进一步探索对司马迁开创纪传体人物传记产生了直接影响:首先, 国别体的叙述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物事迹分散的缺点, 为编年体写人向纪传体写人发展构建了桥梁;其次, 记载的人物类型更加丰富, 黄发垂髫、政客侠士、佞臣宠姬、商贩盗贼无所不包;在人物形象刻画上更加完整生动, 尤其是《战国策》“荆轲刺秦皇”一篇, 不仅人物生平交代清楚, 而且运用了各种文学手法描绘人物所处的环境与人物的性格。后来司马迁在作《刺客列传·荆轲传》时几乎全篇采用了《战国策》中的这段记载。正如杨公骥先生所说:“《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正是在历史的真人真事之中做出故事的选择, 做形象的加工, 从而为我国的传记文学开辟了道路。”[3]

《国语》、《战国策》中很多故事摘出来都可以成为独立的人物传记, 但是它们主观写作的目的是记史而非写人, 写人仍处于不自觉状态, 所以只能看做是传记萌芽。

4. 诸子散文

先秦诸子散文多以门派创始人或代表人物活动、言行为线索论述哲学政治思想, 因此具有一定的记人叙事的传记因素。《论语》是孔子的学生或再传学生共同编写的一部语录散文, 它主要记述了孔子的言行和思想, 书中所写的人物、事件都以孔子为中心。“在我国文学史上, 以表现一个人物为中心的著作, 这是第一次出现”[4]。《晏子春秋》通过记载了有关晏子的215则故事说明其治国思想, 与侧重说理的《论语》、《孟子》相比故事性更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晏子》一书, 由后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 实传记之祖也”[5]。后世出现注重论说的一类传记文和清初出现的学术评传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诸子散文的影响。

5. 志墓文字

早期的志墓文字内容简单, 载体不一。例如先秦的铭旌、木碑、木质墓表, 秦代的刑徒瓦志。铭旌是上书“某氏之枢”的旗蟠, 在丧礼中树于枢前, 埋葬时覆于枢上。木碑最初的作用是立于坟穴四周, 辅助引棺下葬, 后来又在上面书写死者姓名、爵里和简单事迹。木质墓表是专门立于坟前的标志物, 书写内容与木碑基本相同。木碑和墓表是东汉碑传最重要的起源。

二、两汉

两汉是传记正式形成期, 史传和杂传在这一时期先后产生。

《史记》的诞生在传记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司马迁作《史记》坚持“不虚美, 不隐恶”[6], 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采用多种艺术手法烘托塑造人物, 又融入了自己强烈的爱憎情感, 所以他笔下的人物既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感, 又有鲜明生动的个性, 真正做到了文史结合。《史记》不仅明确标志着传记文的正式形成, 而且将传记的发展直接由起点带入高峰, 成为后世史传文的写作典范, 直接诱导杂传文的产生。东汉班固编撰的《汉书》是第一本由官方下令编撰的史书。它延续了《史记》的纪传体体例, 在材料选择上更严谨翔实, 但是在人物刻画上不像司马迁那样注入强烈的个人情感, 注重细节和个性, 而是客观冷静的描述, 所以它的文学性稍弱, 在传记上的成就不如《史记》。

杂传 (1) 是在《史记》的影响和诱导下产生的, “其体上承史公列传之法, 下启唐人小说之风, 乃传记之重要发展也”[7]。西汉时出现的杂传种类和数量比较少, 西汉刘向编订的《列女传》《列士传》是最早的类传, 出现在《汉书》之前的《东方朔别传》是已知最早的散传, 到了东汉时期, 碑传才开始出现。碑传与其他杂传的形成过程稍有不同, 虽然它受《史记》的影响, 但其直接起源是先秦出现的记录死者身份家世和简单事迹的木碑和木质墓表。东汉兴起的厚葬之风是促使志墓文字转变成碑传文的直接动因。厚葬之风起源于儒家对孝文化的提倡, 在崇丧重孝思想的引导下, 孝子孝孙纷纷为逝世的先辈立碑留名, 在刊刻的内容上接受了纪功石刻、铭文“书善不书恶”的倾向, 将逝世先辈的生平、德行、功业详细地记录到碑文中, 于是简单的志墓文字演变成叙述死者生平兼歌颂功德的碑传文, 并且迅速发展成熟。东汉蔡邕就是一位碑传大家。

明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行状》中指出:行状“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祥, 或碟考功太常使议谥, 或碟史馆请编录, 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类皆用之也”[8]。根据徐师曾对行状的定义, 行状也应该划入广义的碑传文。但是汉末开始出现的早期行状与记录死者生平并无关系, 而是地方推举人才时所附的文字说明, 例如《裴瑜行状》:

瑜字锥磺, 聪明敏达, 观物无滞, 清论所加, 必为成器, 丑议所指, 没齿无怨[9]。

这类记录推举对象品行的行状描述简略片面, 毫无人物形象可言, 因此还不能划入人物传记之中。徐师曾所说详细记录死者生平以求谥求传的行状在魏晋时代才开始出现, 唐代时人物形象逐渐丰满, 正式步入传记队伍之中。

三、魏晋———杂传异军突起

由于官方控制严格, 魏晋史传开始趋于没落, 杂传异军突起, 大放异彩, 逐渐代替正史史传占领这一时期传记发展的主力军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传作品主要集中在《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和《魏书》五部正史中, 其中前两部的传记成就较高。《三国志》是由三国鼎立时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有重要影响的六十五位人物的传记构成的。陈寿善于选取传主的代表事迹和典型细节来刻画人物, 文学性和史学性都很高。南朝范晔所作的《后汉书》传主多达500人, 新增了《文苑列传》、《方术列传》等七个类传, 更加广泛地展示了东汉各类人物的精神风貌。而且《后汉书》是一部私家著述, 写人叙事较为自由, 褒贬颇有见地,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汉书》、《三国志》刻画人物缺乏感情色彩的不足。在范晔之后, 统治阶级对史书撰作要求与控制的日益严厉, 使得史传作者只能在编写中努力实现统治者的政治表达需要, 为显者隐, 为尊者讳不可避免地成为史传的创作原则之一, 史传作者个人意志难以实现, 所以《宋书》、《南齐书》、《魏书》都越来倾向于纯历史著作, 文学色彩无法与前四史相比。史传开始走上逐渐僵化的道路, 传记创作的主力军地位被异军突起的杂传取代。

魏晋时期杂传迅速发展, 墓志、家传、自传等几种重要的杂传小类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杂传的整体创作量也比汉代有很大提高, 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四方面:首先, 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 一般不为生人立传, 而且为了避嫌, 传文往往由他人执笔品论。所以魏晋以前的传记多是在传主死后由政府下旨或作者主动为之撰写。魏晋时期出现了继战国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 追求个人价值和个性解放的倾向进一步凸显, 不仅生人立传、求人作传的现象明显增多, 还出现打破世俗、大胆为自己扬名的自传文。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 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 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再次, 思想解放动摇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佛道兴盛, 反映在传记领域里表现为出现大量僧尼传记和道教神仙传记, 如《高僧传》、《紫虚元君魏夫人内传》等。最后, 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为杂传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规定吏部选用官吏必“征其人居, 及父祖官名”[10], 也就是说政府选举官员主要考察个人品行和家世背景, 正所谓“有名者入青云, 无闻者委沟壑”[11]。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使自己的才华德行被更多人知晓, 请名士作传无疑是最好的一条捷径。除了为自己作传外, 他们还请名士为逝世的先辈作传, 通过追溯祖先功德抬高自己的门第家世, 最终目的是在人才选拔中脱颖而出。某些高门世族开始为自己的家族修史作家传, 他们别渊源, 定贵贱, 并以此为依据相标榜, 巩固自己的门户地位。大量的别传、碑传、家传应运而生。最后, 《左传》、《史记》在叙事写人方面的成功实践和示范, 吸引大批文人转向传记创作是杂传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唐宋———传记的文学性变革

唐宋是古典传记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繁荣, 统治者对修史比较重视, 二十四部正史中有一半都是在这一时期编纂完成的。加上采用纪传体的非正史类史学著作和宋代开始定型的地方志中的传记文, 史传文的撰写十分发达。令人遗憾的是, 唐宋史传文依然表现出强烈的钦定色彩, 缺乏个性和独立性, 内容和形式凝固僵化。比较值得瞩目的是在“古文运动”背景下, 杂传文的变革和发展。

唐宋杂传中成就显著的是碑传和别传。碑传文是一种记叙死者事迹、表彰死者功德的社会应酬文体, 魏晋以来一直颇受人们重视。骈体文注重形式、辞藻华丽的特点正好迎合了其歌功颂德的写作要求, 所以自碑传产生定型的东汉时代起就多用骈体所作。但是骈文讲究对偶用典, 拙于细致生动地描写叙述, 魏晋六朝文人一味追求竞骋文华、争奇斗巧, 使碑传文几乎完全丧失了写人叙事的传记功能。“古文运动”的目的是变革魏晋以来不断走向“假、大、空”的骈体文风, 于是韩柳欧苏等古文学家们选择碑传文作为“古文运动”的主要阵地, 创作大量新型碑传文, 如《柳子厚墓志铭》、《段太尉逸事状》。革新后的碑传文在语言上由骈至散, 写作重心从排比夸饰、彰显功业转移到以细节描写为主, 运用虚实结合, 烘托, 对比, 渲染等多种文学艺术手法刻画生动个性的人物形象, 在传主选择上, 由帝王将相、权门高士扩大到社会底层的各种小人物。借着“古文运动”的东风, 汉代记录推举对象品行的行状文正式迈入碑传的行列, 别传文在写人叙事方面也有很大改进。总而言之, 韩柳的“古文运动”为唐宋的杂传文注入了更多的文学色彩, 将传记由历史文、应用文向文学方向拉近了一大步。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唐宋杂传文的繁荣发展促进了一些相似文体的衍生, 比如拟人物传和唐传奇。拟人物传是将物体比拟成人, 并按人物传记体例为其作传, 像韩愈、陆龟蒙为毛笔作的《毛颖传》、《管城侯传》, 司空图为镜而作的《容成侯传》, 王禹偁为桑树作的《乌先生传》, 秦观为酒作的《清和先生传》。唐传奇是根据前代文献记载或当代传闻中的奇人奇事, 扩其波澜, 施之文采, 加以虚构形成的人物小说, 其描述对象不一定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 像《莺莺传》《李娃传》《汤保衡传》。这两类文章虽然都以传命名, 行文特点也与传记十分相似, 但它们不具备传记文写人纪实的基本特点, 因此不能划入传记之内。

五、元明清———稳中有新, 数量剧增

元明清时代的正史史传作品主要集中在《宋史》《元史》《明史》《清史列传》中, 它们依旧延续前代官修史书的路子平稳发展。杂传方面, 元代创作稍显暗淡, 明清则继承了唐宋人的改革成果, 虽然总体上缺乏具有代表性的佳作, 但是在创作数量上急剧增多, 传记种类上也有新发展。

首先, 明清文人杂传的创作量是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汉代碑传大家蔡邕写过的传记作品不到20篇, 唐代韩愈在杂传创作上投入极大热情, 终极一生也不过81篇。明代王世贞单是《兖州四部稿》中附载的散传就不下200篇, 此外他还著有《嘉靖首辅传》、《皇明名臣琬琰録》两部专门的人物类传。清人传记更是汗牛充栋, 屈指难数。“现存的清人传记汇编如《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征》、《碑传集》正、续、补编, 《八旗通志》、《清儒学案》、《满汉名臣传》等都卷帙浩繁, 有传记可寻的清代人物有四万多人, 这还是很不完全的统计, 地方志、文集中的尚未包括在内, 实际数目还要大大超过”[12]。明清文人的大力创作使传记真正普及开来, 成为最重要的文类之一。

其次, 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 明清传记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明代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 商品经济发达, 商人数量增多, 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明代商人普遍表现出崇儒的倾向, 很多世代行商的家族在发迹之后鼓励子孙读书改走仕途, 还有一部分商人本身就是读书出身, 被称作“贾名而儒行”的儒商。终明一朝, 文商交往十分密切, 文人文集中的商人传记也随之增多, 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汪道昆和王世贞。汪道昆的《太函集》有传记235篇, 其中为商人而作的112篇, 《兗州四部稿》、《兗州续稿》共有传记316篇, 其中商人传记占64篇。明人文集中的女性传记规模比较庞大。据《论〈四库〉明人文集中女性碑传文》一文的统计, 四库集部中的女性碑传文有1100多篇, 别传至少有150篇。从类型上来看, 主要以记述死者生平的碑传为主, 从传主的选择上来说, 主要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妇贵妇和妇德尤为突出的中下层的普通妇女, 如《一品夫人常氏圹志铭》、《封太淑人李母王氏墓志铭》、《赠中宪大夫邵武府知府吴公暨配李恭人墓表》、《周贤母传》、《张义妇传》、《陈孝妇传》和《跋徐烈妇传后》等。女性传记数量的增多从侧面反映出社会思想的变化和女性价值地位的提升。

除了商人传记和女性传记增多外, 明末清初杂传文中又新出现了一批反映满汉斗争的人物传记, 如顾炎武的《吴同初行状》, 黄宗羲的《仓水张公墓志铭》、《路周明墓志铭》, 魏僖的《许秀才传》、《江天一传》、《高士汪沨传》, 邵长蘅的《阎典史传》等都是歌颂抗清殉国的节义之士。顾炎武的《书吴潘二子事》是吴炎、潘柽章二人的和传, 其中详细记载了庄廷龙《明史》案的始末, 谴责了清朝统治者为了消灭反清意识对江南文士的血腥镇压。这类传记文感情强烈, 极富感染力。此外, 黄宗羲的传记作品中有几篇是专门记述学术界人物的, 如为古文家李文胤作的《李杲堂先生墓志铭》, 为名医高斗魁所作的《高旦中墓志铭》, 为史学家谈迁作的《谈儒木墓表》, 这些传记文着重介绍了传主在学术方面的特色和成就, 开学术评传的创作的先河。

综上所述, 先秦两汉是古典传记的萌芽期, 在这一时期, 写人叙事的技巧得到锻炼。两汉是传记的形成期, 《史记》的诞生既是中国的古典传记正式形成的标志, 又是古典传记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还刺激引导了杂传的产生, 自此, 古典传记分为史传和杂传两个系统, 各自相对独立发展。魏晋史传由于受到官方控制, 开始趋于没落, 杂传得到发展, 种类明显增多。唐宋史传数量可观, 杂传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写人叙事的特点得以凸显, 技巧更成熟, 文学性不断增强, 成为古典传记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明清在继承前代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行, 文人杂传数量尤为庞大, 促使传记真正普及开来, 成为最重要的散文文类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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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念贻.先秦文学论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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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程千帆.先唐文学源流论略 (四) [J].武汉师院学报, 1981 (4) :49.

[8]明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行状王水照编.历代文话[Z].复旦大学出版, 2007:1116.

[9]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湾:台湾商务印书, 1983.

[10]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M].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11]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七海古籍出版社, 2001:10.

中国城市发展过程 篇3

入世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推进

“应该说，入世对中国经济的腾飞确实有影响，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如果看得更透彻些，入世谈判和中国不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这个过程让霍建国的履历变得丰厚起来。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讨论时，刚研究生毕业的霍建国，对此产生了浓重的兴趣。1993年，国务院经贸办更名为国务院经贸委，霍建国在这里工作了10年，参与了财税、金融、外贸外汇三大改革。“这几大改革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内容。而这些改革同入世谈判的要求是紧密相关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发展，因为我们已经认可了要走市场经济这条路，虽然说还是初级阶段初步的市场经济的框架，但也是按照市场经济在设计、在推进”。霍建国认为，从1993年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到2003年这1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个基础性的作用。

也是在1993年，霍建国参加入世代表团的工作，和同事代表国家经贸委协调制定工业品关税和重要工业品的市场准入等工作。

“入世的过程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推进的过程，而且入世后中国经济之所以会有强有力的发展和快速的增长，那是因为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形成了国企、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股经济发展的主体，也就是说市场上的经济主体已经开始明确了，这三类主体同时都处于最佳的发展状态”。霍建国特别强调不是简单的入世就把中国经济拉到外向型，中国经济就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了，入世前深化改革的过程、培育经营主体的过程以及营造经营主体竞争所需的公开透明法治的营商环境“非常关键”。

全球治理滞后于经济全球化

“如果不加强全球治理，世界经济只会越来越糟。越糟大家就越算计，越算计就越怕吃亏，就越保守，最后就更难合作”。在霍建国看来，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不在全球化本身，而在于相对于全球贸易投资的快速增长，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

霍建国细致地对全球化做了自己的分析：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看，它是构建一个全球统一大市场的过程，要求的是减少边界的限制，方便货物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样可以带来最佳的发展效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全球化真正的要义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益，通过优化配置资源，节约成本、减少投入，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

形形色色的区域自贸协定（FTA）也是国际贸易领域最突出的现象之一。区域合作机制有可能会使区域内受益，但霍建国认为，区域自贸协定一定要强调公开透明，不能搞封闭，也不能搞排他，否则失控的区域自贸协定可能会走向区域集团化，造成区域对抗，给世界带来灾难。

中国需要积极地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

今年9月召开的杭州G20峰会就促进更加强劲的贸易和投资达成了广泛共识。这彰显了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决心和担当。

“中国确实是要积极地介入参与全球治理”，在霍建国看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应从全球事务治理的薄弱环节入手。“现在全球的IT产业以及电子商业发展那么快，但还没有章法。另外就是投资，现在全球投资发展那么快，而且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投资没有全球统一的法律，严重影响了全球贸易投资的发展，导致全球经济长期低迷”。

另一个需要中国发挥力量的是WTO多哈回合谈判的走向。“发展中国家都很关心，中国能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是让它了结还是促成它达成一个阶段性成果，然后再启动新的谈判”。

在霍建国看来，中国要想引领全球化还面临许多挑战，从参与到影响到引领直至主导，这是不同的四个发展阶段，也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已进入第二阶段，正在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力。从现实发展角度看，需要我们在复杂的国际事物面前先做有益的贡献，树立威信、影响力，要学会和其它国家协商办事，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最终通过点点滴滴的成功汇集成较大的影响力，并形成中国的主导能力。

“‘一带一路代表了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模式，是中国强调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理念的真实体现，其实也是构建将来全球治理基础性的内容”。但无疑，“一带一路”要想真正落实下去或者发挥预想的作用，面临着艰巨的发展过程。霍建国认为需要特别注意并处理好以下问题：

首先这绝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需要长远考虑，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落到实处，“不能只是中国单方面投入，而是要调动更广泛的参与力量，尤其是当地所在国的积极性，还要多渠道解决诸如资金问题，风险分担”。

其次需要把握好政府和企业行为的问题，需要在战略项目和企业经济收益间寻求平衡，同时还需要考虑“一带一路”项目与国内的联动，“让海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产生带动作用，一方面带动向西开放，另一方面也要产生实实在在引进来走出去的活力，带动我国经济新的增长动能”。

中国城市发展过程 篇4

摘要：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途径之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研究社会和谐问题，关键在于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当前，我国农村存在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生活水平低下、卫生条件急需改善、农村教育发展受限等问题，其中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是农村社会不和谐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阻力之一。鉴此，本文以博弈理论为基础，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相应措施。

关键词：博弈；基础设施；启示

1.前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彻科学发展理念，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约占全国的70％，和城市相比，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社会快速变革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更多更复杂。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而农村社会的不和谐体现在诸多方面，如文化水平落后、收入水平低下、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本文主要是利用博弈模型分析了农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改变这种现状，促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措施，以期为我国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参考。

2.博弈模型的建立

博弈是一些个人、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1]。农村基础设施系指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农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设施的总和。根据其所提供的服务性质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农村生产设施,如农田水利、农村桥梁设施等；二是农民生产生活设施，如农村安全饮水、电力、交通、垃圾处理设施等；三是农村社会事业设施，如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设施等[2]。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总是试图凭借自身力量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但是由于中央政府还要考虑其决策的外部性，因此就产生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为获取自身最大利益的博弈。

2.1.模型的假设

一个博弈过程至少要有参与者、决策以及支付，博弈的参与者也就是决策主体是指博弈中究竟有哪几个独立决策、独立承担结果的个人或组织。本次研究的博弈模型包含三个假设条件：首先，为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博弈参与人仅为两个，即中央政府a和地方政府b，且每个博弈参与人只有两个纯策略可供选择，即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我们假设博弈双方都清除各种对局情况下每个局中人的得益，并且，博弈双方是同时做出决策的，即我们建立的是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模型；第三，博弈参与者都满足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理性经济人。

2.2.模型的构建

1、根据前面的假设，在这个博弈模型中，如图1所示，共有4个策略组合，分别是（农村，农村），（农村，城市），（城市，农村），（城市，城市）。且每个策略组合都有相应的支付向量政府，c为投资城市，l为投资农村。，a为中央政府，b为地方

2、如果单个博弈主体在不考虑博弈对方的情况下做出博弈决策，就相当于单纯的投资优化问题，即该博弈主体对投资环境进行分析后选择可使其预期投资回报率最大化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的博弈，博弈方的支付函数可用其预期投资回报率函数来取代。虽然中央政府需要考虑建设的外部效应，但是本博弈中的双方参与人实际上是属于同一主体，即都是政府，因此其预期投资回报率函数应该一致。

政府的预期投资回报率是由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决定的，针对本例中的可选择投资策略，我们简化分析，假定政府的预期投资回报率主要由项目效益、项目风险、项目规模以及项目建设成本共同决定。其中，项目效益越高，表现为项目的预期收益越高，因而预期投资回报率也就越高；项目风险越大，表现为该项目有可能获得极高的收益，但概率低，而项目失败的概率却很高，因此项目总的预期收益相应的比较低，即预期投资回报率低；项目的规模越大，则基于规模经济理论，边际成本随着规模的增大而递减，从而预期收益越大，即预期投资回报率越高；建设成本主要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所花费的物力、财力、风险以及时间，建设成本越高，其机会成本越高，因此预期投资收益就越低，即预期投资回报率越低。由上述可总结出，预期投资回报率与项目效益、项目规模成正相关关系，与项目风险、项目建设成本成负相关关系。

由于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风险大、收益低、规模小，且具有分散性特点，因此建设成本也高。相反的，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风险较小，收益高，规模也大，而且多为一次就可完整建设。因此，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预期投资回报率远低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预期回报率。也就是说，单个博弈主体在不考虑博弈对方行为的情况下，都会选择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必须考虑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不能仅仅考虑期望的投资收益。又由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是从属关系，因此在两政府进行博弈时，中央政府又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很显然，由于中央政府需要考虑建设的外部效应，因此，中央政府必然会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而地方政府则是在看到中央政府的决策以后，再做出最佳决策。如果双方都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显然比双方都投资城市的收益要低，而由于中央政府必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因此地方政府具有相对高的选择优势。

2.3.博弈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的博弈过程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总收益是一定的，假定中央政府投资城市，地方政府可以投资城市或者农村，若地方政府投资城市，则策略组合为（城市，城市），支付向量是共同获得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收益，即合为（城市，农村），支付向量是险，中央政府则独据城市基础设施，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若地方政府投资农村，策略组，地方政府独自承担投资农村带来的风并且

。假定中央政府投资农村，地方政府可以投资城市或者农村，若地方政府投资城市，策略组合为（农村，城市），支付向量是益，即并且，地方政府获得投资城市基础设施的全部收；若地方政府投资农村，则策略组合为（农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投资农村基础设施的风。农村），支付向量是险，即并且

即给定中央政府的决策，即无论中央政府选择投资农村或者投资城市，地方政府的最佳决策都是投资城市；反之，给定地方政府的决策，即地方政府投资农村或者投资城市，中央政府的最佳决策都是投资城市。因此，上述博弈矩阵中的（城市，城市）策略组合是本博弈的相对优势策略组合，也是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也就是说，各政府间博弈的结果是都不投资农村，这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

3.关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几点启示

3.1.拓宽筹资渠道，加速基础设施建设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多是中央政府自己筹资建设，其他资金介入相对很少，造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不足。鉴于此，我国在今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应该拓宽基础设施建设的筹资渠道，不应该仅仅依靠中央政府的资金投入，同时中央政府也要采取有力措施，激励地方政府和其他资金来源主体投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民间资本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采取收益入股的机制，激励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3.2.变更国家决策，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建国初期，我国为了加速城市发展的步伐，大力发展城市工业，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心都是城市的工业，然而要发展城市工业，必然首先要建设城市的基础设施，因此忽略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加之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收益高、见效快、可以很快的做出成绩，而农村基础设施由于项目比较多而散、收益难以计算、存在很大的风险[3]，因此，大部分地方政府倾向于投资城市工业。由上面的博弈模型我们就可以看到，投资工业的收益为60％，远远大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收益50％。也造成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而现在我国工业的步伐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也严重凸显，因此国家应该变更决策，工业与基础设施并重，突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

3.3.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财政体制。

加大财政对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其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财政投入的主要领域。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城乡融合，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与此相适应，财政作为投资主体也应当转变成涵盖城乡的公共财政[4]。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两个趋向”重要论断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逐步建立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在制度建设和具体操作上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具体操作：一是国家要加大对各项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二是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行“一竿子插到底”的政策，以免造成新的债务和村级债务；三是构建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的长效机制。

3.4.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基础设施建设由政府垄断走向多元投资，必然促进其市场经济的形成，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需要各种法律法规的保证。然而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看，似乎有一种先改革后立法的传统，经过一段时期的改革，根据在改革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再制定相应的法律。这种立法思路虽然有针对性较强的特点，但它是以巨大的改革成本为代价的。因为从开始改革到颁布与实施法律这一时期内，由于缺乏改革的法律依据和实施程序、必然会产生不少混乱现象，同时也给投机者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5]。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尽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建立科学、高效的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体制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中国城市发展过程 篇5

如果说自上古以来约4000年的文化发展，为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规范的文字、雕刻技术、物质材料及图文转印术等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大约到公元3世纪都已十分成熟了）。那么，隋唐文化则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社会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雕版印刷术才得以应运而生。到了唐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化、科技的鼎盛时期。在国家统一、政治开明、文化繁荣的社会氛围下，人们对书籍产生了大量的需求。所有这些都为印刷术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历史文献和留存实物证明，促使印刷术发明的有两大社会因素：一是佛教的兴盛。需要大批量的佛经、佛画；二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刺激更多的人读书。社会对书籍的需求量大增。隋唐社会，都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正如明代学者胡应麟所说：“雕本（印刷）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这是对印刷术发明、发展的精确概括。

9世纪时，雕版印刷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五代时期，不仅民间盛行刻书，政府也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自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起，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前后二十二年刻印了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宋代雕版印刷更加发达，技术臻于完善，尤以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四川的成都刻印质量为高。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张徒信在成都雕刊全部《大藏经》，费二十二年，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雕版达十三万块之多，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书。元、明、清三代从事刻书的不仅有各级官府，还有书院、书坊和私人。所刻书籍，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彩色套印于北宋初年就在四川流行有“交子”，即用朱墨两色套印的纸币。14世纪时元代中兴路（今湖北江陵），用朱墨两色刊印的《金刚经注》，是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到16世纪末，套色印刷广泛流行。明代万历年间的闵齐、闵昭明、凌汝享、凌初、凌瀛初都是擅长套色印刷术的名家，清代套色印刷技术又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这种套色技术与版画技术相结合，便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套色版画。明末《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都是古版画的艺术珍品。

中国的雕版印刷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呢？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多数人认为是在唐朝时候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北宋平民发明家毕升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项重大的革命。

用活字印刷的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诏书，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中国活字排印的开始，不过他虽已发明，未能广泛应用”。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下去了。

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1100~1103）年活字本。这是毕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

元代的姚枢（1201~1278）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杨古用活字版印书，印成了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不过杨古造泥活字是用毕升以后宋人改进的技术，并不是毕升原有技术。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饶州推官，集磁户，造青磁《易经》一部。所谓青磁（活字）据专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烧成的陶活字。

与杨古同时代的王祯(1271~1368年）创制了木活字。王祯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这本书内。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 万多个，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效率之高。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王祯在印刷技术上的另一个贡献是发明了转轮排字盘。用轻质木材作成一个大轮盘，直径约七尺，轮轴高三尺，轮盘装在轮轴上可以自由转动。把木活字按古代韵书的分类法，分别放入盘内的一个个格子里。他做了两副这样的大轮盘，排字工人坐在两副轮盘之间，转动轮盘即可找字，这就是王祯所说的“以字就人，按韵取字”。这样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的体力劳动。是排字技术上的一个创举。元代木活字印本书虽已失传，但当时维吾尔文的木活字则有几百个流传下来。

中国银行总行面试过程 篇6

先是中行的来清华就业中心大报告厅开推介会，清华的一个校友、现中行的一个处长以及另外几位同志过来参加。推介会开的时间比较的长，不过里面提到的房子的待遇倒是激起大家的兴趣。不过当时我还没有特别的感觉，呵呵。当场是发了一个申请表格，填完后贴上照片投到就业中心的柜子里，不要附加简历等材料。

然后是简历挑选确定笔试名单（据说是有一些硬指标），按照中行主页的说法：“中国银行总行2003年应届毕业生招聘工作从11月中旬开始，截至12月15日，共收到求职申请表和个人简历六千余份，经过招聘小组集体筛选和前往各大高校进行面试初选，共有780人加了12月22日的笔试”。笔试那天大雪纷飞，俺居然还有晚上的飞机。因为时间上不允许考完再回来了，而拿着行李去考试实在不是我所希望的，所以只好只是拿了个公文包就开路了，确实是比较潇洒的一次远行，呵呵。

考试地点是在什么地方我都忘了，反正在轻轨里碰到后来一起入围的chit小朋友，在她指引下俺算是找到了地方，路上还碰到了公管的某个哥们。进去之后，楼道里看到好些同学，连我们考场也是清华专场，很多同学的说，大分特。

这里要先提一句，两年前本科毕业的时候我也投了中行，过了简历挑选关（当时清华给的名额很少，好像历年如此），然后也过了笔试，但是因为推研了所以没去面试。笔试内容我忘的差不多了，主要因为一直都赶着要去乘飞机。这里是我的同事star同学的回忆。“中文：会计（主要是三大报表上的内容），计算机internetuser的基本操作，民商法（涉及一些英美的合同条例），计算机语言（基本的），金融方面有货币银行，票据之类的。”其中我感觉最好的就是计算机部分，总算是对胃口的，尤其是进制换算部分让我想起了以前初中的时候拿pctools改游戏的岁月，爽啊！另外我觉得这些知识还是要看自己以前积累的，临时现看未必能看到的，呵呵。英语部分也没什么感觉，反正不难。我因为没有表，所以当时就是看着我右手边同学的进度来做的，比较慢慢悠悠。后来忽然发现后面还有翻译、作文等，一问时间只有30分钟了，而那位兄台还在更前面的地方，我本来还想以为是时间有问题，后来一想不对一定是他速度确实不成，所以赶紧开始做翻译和作文。记得翻译里有个minorityreport，还想起来是电影的名字，颇是happy了一下。我第二部分是本来准备第一个交的，但是旁边几个工科的同学一看专业题目不会就交了，我只好落了第三，大概早了半小时吧。

大概是12月30日出的名单，说明如下：“根据笔试成绩，按照所学专业排名，选定200名同学参加面试。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面试时间：2003年1月2日-1月4日

二、面试地点：北京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修院（北京市海淀区广源闸乙5号），紫竹桥东北角广源大厦7层。

三、面试名单及具体安排：（按学生所在学校列出）•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科技大学 •其他学校

四、其他事项：1.请按面试时间提前15分钟到达。2.请携带学生证和经学校确认的成绩单及相关证明参加面试。3.联系电话：(010)66593844再次对各位同学冒雪参加我行的笔试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同学们继续关注中国银行！”

我是在2日下午的1点30。开始以为是群殴，而我最讨厌这种形式，所以本来打算放弃的，但是后来经人劝说还斗着胆子冲了过去。广源大厦是很破的地方，以前调研去过那里，但是中行的研修院还是豪华的很，银行真有钱啊！我们先在一个大的休息室里等候，外面有两个面试室，分为1和2，1是本科生，2是研究生。里面气氛十分宽松，有茶水可以自己沏。另外大部分都是外经贸等学校的同学，我在里面有一种孤苦伶仃的感觉。然后有人进来按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两个名单点名，原来不是群体面试，而是按照名单顺序一个一个来的。我大约是研究生的第4或第5个，大约2点30左右轮到我了。需要带一份简历进去，里面共5人，中间一位长者，旁边的没太敢仔细看，唉，我被吓坏了吧大概，后来hr的处长还说我来着，//blush。问题先从自我介绍、成绩、专业、一些个人背景开始，然后就问一些宏观的问题，比如说商业银行怎么改革等。因为我的方向应该是创业投资方面，所以问了好一会儿创业的问题，比如怎么评判什么企业可以投资，这些标准怎么运用到商业银行里来等等，比较的头痛，但是中文面试问题还不大。然后是英文，那个hr同志口语确实不错，很美国味道，听起来很舒服。先是念了一段英文，好像是什么经济增长的，然后翻译。接着提了一些英文问题，比如什么我一个月钱怎么收支的，这个让我比较郁闷，因为最近钱的开销实在太大，自己都记不清怎么回事了，所以回答的磕磕绊绊的。

总时间大概15－20分钟吧，自我感觉不是太好，大概是有点面试疲惫症了，感觉发挥不出来水平。另外我觉得面试还是要努力准备一下的，我从11月底开始所有面试都不准备，因为实在整天很疲惫的样子，实在没有精力去准备，都是现场跑过去瞎掰，所以其实很多机会都没有把握住。那时我已经真的是身心具疲了，所以之后几天一直都没再参加面试之类的。1月6日晚上正在屋里灌水，有室友说要去涌金的招聘会，想想自己不能再堕落了就挣扎着和他们一起去。在就业中心外面就接到了中行的电话，居然让我第二天去面试。因为原来说得就是7日和8日发offer，所以我当时心情极其沮丧，我想显然是因为第一次面的不好加试了吧。参加完招聘会后没投简历就匆匆出来了，想想应该准备一下不要再死的很惨，于是认真的看了一下业界的动态之类的（不过也没用上，呵呵）。是让我们7日早说9点40到西单的总行，我怕迟到8点30就到了，真是分特，因为外面超级冷，我就直接进去了，在7楼hr的沙发上等到9点20才去一处。去了一看原来不止是我一个，hr的同志让我们在一个小会议室等待，然后路路续续来了很多人，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大哥是gg，其他都是mm，咔咔。最后统计总共8人，其实本来还有一个清华的，但是该大牛没来。然后去8楼面试，按照顺序一个一个来，我是第2个。面试官一共三位，有副行长、总经理和经济学家，人事的处长也在旁边但不参与提问。开始是自我介绍（这个部分我一向说得不好，郁闷），然后一些小问题，接下去就是专业问题。当时问了我一个金融的基本问题，我一下子没答上来，闹得很紧张和郁闷，然后转到管理的问题上去，包括我的专业，还有一些课程的情况等等。（后来聊天知道，前面的mm也被问了不知道的问题，比较郁闷，呵呵。）还问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问题，我还是一个愿意为理想而打拼的人，虽然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这个还是自然的回答的。另外国内商行正在处于变革的边缘，需要有一批人为了这个过程而努力，我也是很希望能这样的，所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很是真情实意的，呵呵。说实话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是觉得蛮爽的，比在外资那边说要为鬼子干活要爽的多，呵呵。英文的问题比较简单，还有让我描述我的house（而不是family啊什么的）的问题，让我分特了一下，说得比较磕磕绊绊。因为太热，以及确实前面那个金融问题回答的不太好的影响，出来的时候很是出了好多汗，呵呵，不好意思。当时的8个人都留了联系方式，以后不管是否是同事都要多多联系啊！！

当天offer就砸过来了。对方特别朴实，据说有的哥们说：“我就在等中行那”，然后对方就说“好啊，那你就来吧！”。我的也差不多，感觉不错，呵呵。另外有的同学（我都是说研究生）是没有二面就拿到的。体检是在同仁医院。带上110元钱和一张照片去二楼，那里有专门的给单位体检的地方，很快就可以把流程走完了（我花了1个小时多吧）。在那里还看到好多熟悉的面孔，呵呵。之后和人事的同志们聊过一些，感觉他们都是很不错的，给人感觉很好，呵呵。另外问了一下，说二面不是因为什么什么，所以心安了的说，呵呵。此外录取了大概40人左右，本科生略比研究生多，女生比男生多，嘻嘻。

中国城市发展过程 篇7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历史过程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重要论断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和理论概括, 凝结着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标志着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回顾建国以来党领导人民近60年的奋斗历程, 笔者认为, 可以大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孕育萌芽阶段

在中共成立以来的80多年的伟大历程中, 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 一个是毛泽东思想, 另一个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并发展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这是世人公认的历史事实。但是, 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付出的努力, 也不能对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和宝贵经验视而不见。应该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 毛泽东就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此基础上, 毛泽东强调, 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 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这些思想成果主要有:

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 毛泽东提出要以“以苏为鉴”, 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方面,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方面, 毛泽东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 提出要用50到100年时间, 把中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方面, 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学说;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方面, 毛泽东提出要对存在弊端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方面, 毛泽东为我们提出了实现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 毛泽东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加强监督, 健全法制, 反对官僚主义, 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 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在对待商品生产方面, 毛泽东提出商品生产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有重要作用, 要重视和运用价值规律;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 毛泽东提出要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做生意并认真学习其长处的思想等。

总之, 毛泽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 进行了认真和富有开创性的探索。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步创立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面对如何继续推进中国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我们党经过认真总结、深刻反思和积极探寻, 于1978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通过总结过去20多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 尤其是深刻反思了“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重新思考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明确地提出“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的新探索, 开始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中, 邓小平引领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 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 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取得巨大成就, 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赋予中国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在理论上, 我们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 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这些理论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是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 标志着我们党已经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崭新境界, 使得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的创立,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来说,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不仅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而且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基础。尽管邓小平理论本身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 但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是本源部分, 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的重要标志。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这样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和最核心的内容, 也从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和最核心的内容。因此, 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展开和发展阶段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 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了自二战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 给我们的发展带来了新挑战, 提出了新任务。从国际来看,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 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遇到了空前的压力;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 使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世界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 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激荡、碰撞也冲击着我国思想文化的主阵地。就国内而言, 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 发展进入到关键时期, 稳定面临新的困难, 因为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 群众中的不同利益要求越来越多, 社会矛盾在加剧, 这些变化为我们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就党情来说, 我们党已从一个在建国前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 变成建国以后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这种地位变化要求我们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 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党内党外的形势和压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能不能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 严峻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此时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 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依靠党和人民,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勇于探索, 不断创新, 实践上取得新的突破, 理论上也有了新的发展, 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 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捍卫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 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 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以及新时期党的建设等问题上, 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把执政党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一致性, 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向和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总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新时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实践的经验总结, 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 使其成为该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并引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阶段

在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巨大成就,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党的建设取得新进展, 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 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 面临着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 又面对着由于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低产出为特征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与能源、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以及在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的严峻挑战的“矛盾凸现期”。

面对发展的新机遇和发展的新挑战, 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发展观的基础上,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 总结我国发展实践,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适应新的发展要求, 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 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 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形成了崭新的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创立了科学发展观,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强调发展是为了人民, 发展要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 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 针对我国发展过程中一些领域和方面出现的发展不够平衡问题, 着眼于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而提出的解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问题的重大理论, 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正确发展指明了方向。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 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科学发展观是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在认识上, 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视野, 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化;在实践上,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体现了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同时, 也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色,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力的思想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清楚地表明推动着这个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 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而进行的坚持不懈和与时俱进的探索结果, 它也表明, 实践永无止境, 创新永无止境, 理论发展永无止境。从毛泽东最初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 到3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我们党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 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 2007-10-25.[2]秦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脉络[J].理论参考2007-12.[3]张远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2008-3.[4]徐崇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历史回顾[N].深圳特区报, 2007-11-19.[5]陈国强.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与贡献[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8-S1.[6]李仁银.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 2007-10-25.

[2]秦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脉络[J].理论参考2007-12.

[3]张远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2008-3.

[4]徐崇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历史回顾[N].深圳特区报, 2007-11-19.

[5]陈国强.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与贡献[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8-S1.

中国城市发展过程 篇8

关键词：“中国梦”；过度娱乐化；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

1 艺术与“中国梦”的关系

“中国梦”是我国领导人关于国家民族当前历史进程的形象表述。而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一定能实现。要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弘扬中国民族精神，必须凝聚中国人民集体的智慧与力量。由此可见，“中国梦”的内涵不仅仅包括建成小康社会和国家全面现代化，更包含着文化和文明的复兴，缺少了文明和文化复兴的“中国梦”是不完整的。

艺术作品集中体现出人们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期待和理想。形象地说，这种看法和追求正是一种“梦”。在哲学思想的角度上看，艺术所体现出来的“梦”是从理想上、本质上对“中国梦”的一种显现，对我们理解“中国梦”，从而实现“中国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艺术在现代文化事业里同样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文化事业是结合了文化规律和市场规律在内的结合产业、格外鲜明地体现出经济效益和市场效益的统一。良性发展的艺术事业往往能够在精神上满足和提升大众，同时又能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为许多热爱艺术的人带来追求艺术梦想、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从而在更深远的层面加快完成“中国梦”的历史进程。

艺术活动中的“中国梦”，要特别突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精神，坚持自己的民族特色。这需要重新认识、挖掘中国文化艺术传统，借鉴其他文化的优长为我所用。正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到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美术大师徐悲鸿强调的国画改革融入西画技法，提出“西学中用”，从而创造出全新的、现代的中国艺术新时代。

2 艺术创作领域的过度娱乐化现象阻碍了“中国梦”的实现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大幅度提高。其中，艺术消费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艺术作为新兴的文化产业，走上了市场发展的道路。艺术市场呈现出空前的壮大繁荣，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但与此同时，由于市场发展过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不够完善，监管力度不够，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一就是少数艺术创作者以及从事文化艺术产业的不良企业，为了追求片面的经济市场利益，不顾艺术创作者的職业操守，炮制低俗的娱乐产品，造成了较坏的社会影响和舆论环境，同时也阻碍了实现“中国梦”的进程。

我们应该认识到，一方面，这种负面效应的产生是艺术产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随着产业的成熟和市场的规范，这一现象将得到一定改善。而过度娱乐化的倾向还有精神层面的原因。也就是说，在改革进入到深化阶段，社会形态转变的新时期，人民群众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都会经历考验，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意识形态领域的波动，从而无法正面价值观。追求感官刺激的过度娱乐化正是波动的表现之一。

3 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全面实现“中国梦”

要真正杜绝艺术创作领域的过度娱乐化现象，一方面，必须要加强艺术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建设，鼓励和引导弘扬真善美等正面价值观的优秀创作倾向；另一方面，就是要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从而全面实现“中国梦”。

我们讲的“中国梦”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来讲就是争取到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50年，我们能够基本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梦”。其中，实现文化的复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没有全面的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文化艺术产业责无旁贷。

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深刻认识文化对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民族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做到文化自信，不仅要坚定本来，还要吸收外来，着眼未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文化自强。立足自己的实际、依靠自己的力量、突出自己的特色、走出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从而建设面向世界，现代化、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我们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创造力和竞争力。

艺术在帮助建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作用是无可取代的。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反应了人类对世界和社会的认识，表达了人类的思想情感。优秀的艺术作品能体现创作者对自身所属文化背景的自觉。而优秀作品的传播，能够唤起人民群众的共鸣，并认同这种文化归属，产生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同时，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自信往往也是通过大量优秀作品的涌现而建立的。文化自信，与整个民族精神生活的丰富，创造力的勃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发展艺术事业、开拓艺术产业，是实现文化自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是新兴文化产业的核心和支柱，在当代社会，文化艺术产业成为高速发展的新型事业，具有影响广泛、效益突出、低碳环保等诸多优势。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显著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文化软实力。这些带有鲜明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艺术事业和产业，是文化自强的主要实践。

要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就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进一步解放思想和鼓励创新，坚持“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与“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推动文化艺术产业的现代化和产业化，保证其良性发展。保证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可以享受到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丰富成果。要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高度看待文化艺术产业的地位和作用，使其影响从国内走向国际，这也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必然结果和目标。

4 结语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新时期对于中国文艺的指示与要求，更是对中国文艺的希冀与祝愿。新时期的艺术设计从业者应当以此为契机，响应时代的召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创作出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好的文艺作品，为全面实现“中国梦”献上自己的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元玉玺.文化自觉视野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D]. 中北大学，2014.

[2]王岚.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状况分析及对策研究[D]. 财经大学，2013.

[3]习近平.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DB/OL]. 新华网，2014.

[4]杨梁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发展与基本经验研究[D]. 扬州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