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会馆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会馆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通用6篇）

民国时期的会馆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 篇1

 2011-04-19 18:05:39

万江红 涂上飙

【英文标题】The Influence of Provincial Guilds upon Society,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 Jiang-hong 1, TU Shang-biao 2(1.Sociology Department Hua Zh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64 China;2.Post.Graduate School Wa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作者简介】万江红(1966-)，女，湖北红安县人，华中农业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民国史；华中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64；涂上飙(1965-)，男，湖北荆州市人，武汉大学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武汉大学 研究生院，湖北 武汉430072 【内容提要】 民国的会馆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着巨大影响。政治上，会馆不仅成为革命活动的场所，而且还走向社会，与众多的革命组织一道从事革命活动。经济上，会馆以自身的变化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变革，是民国经济中一支重要力量。【关 键 词】民国 会馆 影响

会馆是旅居异地的同乡人为联络乡谊以及防范异乡人的欺凌而结成的民间社会组织。它产生于明朝，兴盛于清朝，衰落于民国时期。

进入民国以后，会馆虽然在社会的发展中逐步走向衰落，但其社会影响仍然十分明显，无论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对人口、民政等方面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

一、会馆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民国是一个向现代化迈进的时代，也是一个多事之秋。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层出不穷的新东西，也时常伴随着社会的动荡与曲折。处在这一时代的会馆以它自身的优势对社会政治产生着多方面的影响。

1.会馆成为革命者活动的场所。会馆由于它有一种特有的社会服务功能，不少革命者都与会馆有着密切的联系，以之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1912年5月5日，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进京出任教育部佥事，就住在浙江绍兴会馆藤花别馆。在此，他著文痛斥封建专制，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战斗号角。4年后，他又迁入会馆内的“补树书屋”，一住又是3年半。在那里，他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著名小说及《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还有27篇随感录和50多篇译作，为唤醒国民，传播“新世界的曙光”作出了巨大贡献。

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北京的宣武区骡马市米市大街64号安徽泾县新馆北室内创办了五四时期的进步政治刊物《每周评论》。《每周评论》在此创刊，不仅提高了泾县新馆的知名度，也为闻名中外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注入了活力。

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共北方局活动地点设在四川潼川会馆内。有不少共产党员如贺诚、左道之、谭卫根、王蕴中、左治生、谭襄城、蒋瑞琪、杨蕴璞等利用潼川会馆作掩护，在该馆内成立了梓光社，并创办了《梓光》杂志，在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的领导下，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1927年10月18日，反动军阀查封了赤色刊物《梓光》杂志，梓光社成员纷纷转移至外地，梓光社被迫解散，中共北方局遭到严重的破坏。王蕴中因未及时逃走被军警逮捕于潼川会馆中，后与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等18人，同时英勇就义。

2.会馆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会馆除了为革命者提供活动场所外，还积极支持、参加革命活动。民国初年，孙中山北上时，就受到各会馆的热烈欢迎。1912年8月21日，孙中山到达天津，广东会馆召开了热烈的欢迎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孙中山登上会馆舞台，慷慨陈词地发表了演说：“吾国自改建共和，仅有其名尚无其实，危险较专制时代尤甚，友邦爱我者多方提携维护，而忌我者遇事吹求，幸灾乐祸，望革命中人此时较破坏专制尤应牺牲一切加千万倍之力共谋建设，尤望吾四万万同胞共同致力，使我中华民族数年后在地球上成一等强国。”[1]到北京后，孙中山也受到不少会馆的欢迎。1912年8月25日，湖广会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欢迎孙中山的到来。同日下午1时，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促进会联合组建国民党的成立大会也在湖广会馆内召开，孙中山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宣布了国民党党纲：第一，促成政治统一；第二，发展地方自治；第三，实行种族同化；第四，注重民生政策；第五，维护国际和平。孙中山被选举为国民党理事长。

会馆除了为开展革命活动提供基地外，还走向社会，与众多革命组织一起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5月4日，举世闻名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上海的不少会馆组织开展了爱国活动，潮惠会馆、揭普丰会馆等会馆组织从2-4月对时局的发展一直十分关注，尤其是关注青岛问题的解决。[2](P648-654)6月2日，北京当局开始逮捕学生，江宁会馆的董事陈良玉等参加了由上海学生、教育界、同乡会、商业领袖等组织的演讲会，一致要求罢市，惩办卖国贼，恢复公民权利，释放被捕学生。[2](P300-305)三罢开始后，不少会馆参与组织行动、散发消息和维持秩序。宁波会馆还给北京政府发了电报，表示对维护公共秩序的担忧：“上海商学工各界激于爱国，群起罢业，人心惶惶，危险万分。若不迅予解决，窃恐大局摇动，不可收拾。伏乞俯顺舆情，释放被捕学生，罢黜曹、章、陆诸人以平公愤而全大局。迫切陈词维希重鉴。上海四明公所（宁波会馆）全体40万人同命。”[3]同时，会馆还为援救其被捕的同乡积极活动。陈独秀被捕后，上海的安徽人十分关切，并与北京的安徽会馆联系以助其获释。[4]1927年3月，帝国主义仇视中国革命，挑起了“南京事件”。上海的茶业会馆、商船会馆等组织积极呼吁妥善解决，并致电美、英、日政府，要求采取镇静态度，信任中国人民。[5]

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现代化进程开始以后，旧式的会馆组织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会馆自身也感觉到这一严峻的形势，以往山东旅沪商民“商于斯（沪）者，犹循旧轨，力与为敌，以朴为经，以勤为纬，尚能矗立于中外互市之秋。”而在新的商战形势下，则必须通过“会馆之诚合，群策群力，共谋恢张，揽利权之要，而驰域外之观。”[6]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会馆仍以其自身的力量对社会经济发生着作用。

1.以自身的变化推动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以工商行业为主体的会馆主要从事着经济活动。可是，进入民国以后，会馆的传统经济活动远不能适应需要，它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过程。上海是工商行业会馆发展最为典型的地区，下面以此地会馆为例进行说明。

上海丝业会馆的组成人员，是一批在沪居间进行土丝出口贸易的丝商，他们所经营的丝号、丝行、丝栈，虽然一开始就同对外贸易相联系，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轨道，但初创时的行栈规模不大，经营特点带有牙行性质。这些行栈的经营者，有的兼任洋行买办，有的有田产，进行封建地租剥削，在茧丝产区一般都同地方封建势力联系紧密。丝业会馆的设立是鉴于“申江为通商要区，百货云集，中外流通，而丝业尤大宗”，以贩运土丝出口贸易为业务的丝商，亟需建立团体以维护同乡、同业利益。其宗旨在于“联同业之情而敦异乡之好”，“齐心协力，共扶善举”。[7](P526)虽然也强调同业应“治丝不棼，中外懋迁，日新月盛”，但并没有实际的措施来推动土丝出口贸易的发展，它所履行的职责，主要是定期召集同业祭祀神主；为同业提供各种公益设施和条件；采用“五家联保”形式确保行会原则的实现和同业的均等利益；代官府向各丝行、丝栈征收税捐；代丝行、丝栈向官府请领印簿；统一划定丝市收购价格；禁止被称为“白拉”的私贩到产区收丝等等。

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随着丝业竞争的加剧，借生丝出口贸易而“发迹起家”者屡见不鲜，他们是当时上海一批新崛起的富商巨贾，较早得资本主义风气，较早分享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果实。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他们先后投资创办丝厂，使原有的丝业会馆组织结构相应地发生了某些变化。当时，执掌丝业会馆的总董、董事，很多人已不是单纯的丝商，而是兼有丝商、丝厂主、买办以及某一茧产区业公所董事等几重身份，而且丝厂经营日益成为他们经济活动的重心。例如，开设泰康祥丝栈、延昌恒等丝厂，并担任意商延昌洋行、义丰银行及茶商安达银行买办和无锡茧业公所总董的杨信之；开设恒丰丝号、恒丰丝厂并担任美商华兴洋行买办的沈联芳；开设黄绅记丝号、丝栈，绅记、鼎源丝厂，并担任武进茧业分所总董、无锡茧业公所董事的黄晋臣；开设成顺泰丝栈、瑞纶丝厂，并担任德商瑞记洋行买办的吴少卿；开设无锡源康丝厂、上海乾康丝厂、丝栈，并担任乾康洋行买办、无锡茧业公所董事的顾敬斋等等，大都是在当时新旧历史转轨过程中涌现于上海丝业界的具有改革创新意识的人物，他们一方面继续从事土丝购销贸易，保持在丝业会馆中已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积极发起组建一个以上海丝厂为主体，联合江浙地区茧业公所的丝厂茧业总公所，控制茧产地的春秋两季茧市，垄断收茧，议定统一茧价，保证丝厂的原茧供给；并谋求在这一新的由丝厂茧行同业团体领导下，开创厂丝缫制和外销争胜的新局面。这时候的丝业会馆和派生的丝厂茧业总公所，其内部的组织结构实际上已起了变化。居于行业支配地位的并不全是丝商，其实权已操纵于那些兼有丝商或买办身份的丝厂资本家手里了。他们把振兴丝业的希望寄托于丝厂的励精图治，寄托于厂丝缫制工艺的改进，以冀挽回丝业的颓势，正如首任丝厂茧业总公所总董杨信之所说：“中国出口土丝未经改良，已见失败，犹幸丝厂迭兴，茧业得畅行无阻，相与维持。徐图竞胜者，其在斯乎！”[7](P527)从上海丝业会馆的变化，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丝业会馆经历着一系列的变革，被日益纳入现代化的轨道。这一过程的完成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贡献。因为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巨大发展及其变革是伴随着旧式商业组织的不断更新、不断向前发展而萌生的。

这一时期，长期雄居于上海金融界的南、北钱业会馆也经历着同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具体表现为：第一，构成钱业会馆的同业企业从原来单纯以兑换货币为业务的钱兑为主体，转变为以与进出口贸易的商品购销活动有比较紧密的资金融通联系且含有一定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汇划钱庄为主体。当时出现的汇划钱庄是随着上海对外贸易和埠际贸易的日渐兴盛而发展起来的。这类钱庄虽然在组织制度上还保留着不少传统的习俗，但由于在进出口商品贸易中同外国资本、新式商业企业联系紧密，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影响和渗透。第二，钱业会馆的上层是由当时上海钱业界一些出类拔萃的行家所组成。他们大都以汇划钱庄股东、经理人的身份代表各自的企业，参加同业团体，进行各种谋求同业利益和促进钱业革新的活动。在企业内，他们又以其比较丰富的专业知识、经营才能获得庄东的信任，并由此而在同业内部享有名望。如担任过南市钱业会馆董事的经芳洲、王伯熏、林莲荪、刘杏林等人，担任过北市钱业会馆的谢纶辉、陈笙部、朱五楼、丁价侯、袁联清、张知笙、洪念祖、胡芗等人，都是上海钱业界享有盛名的风云人物。

汇划钱庄的出现，并成为上海钱庄业的主体，意味着这一传统的自我封闭的旧式金融业已在一定程度上为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把自己的业务活动范围部分地纳入了资本主义商品和货币流通的新轨道，与外国资本和本国商业资本建立起新的经济关系，使之成为当时上海日益扩展的对外贸易所不可缺少的清算机构，并反过来为上海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同时，它的活动也加快了上海与内地城乡间的贸易节奏和商品流通速度，起到扩大国内市场的作用。应该说，这些转化及其功用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2.在民国，会馆不仅以其自身的变化适应和推动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同时它仍旧是商业活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民国时期，以会馆为基地的商人活动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其经营品种，还是商业贸易额都对社会经济产生着影响。

民国商人经营商业品种之多，可以当时最为活跃的宁波商人为例加以说明。民国时期的宁波商人遍布全国，在北京，宁波商人建有银号会馆，成衣商人朱新年、冯桂心、裘熙政、陈国玺等人为发展势力将浙慈会馆加以重修，使这座成衣商人会馆焕然一新，后来发展成十分庞大的会馆。[8]在上海，宁波人不仅建有宁波会馆，而且各业各帮都有会馆。会馆的董事们长期操纵上海总商会，严信厚、朱葆

三、虞洽卿、秦润卿等都曾是商会的协理、会长。当时，上海工商界曾流传这样一句话：“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在汉口、天津、苏州、沙市、营口、贵阳、开封、重庆等大中城市，甚至乡镇如南浔镇北下坝[9]都有宁波人的会馆。

散布全国的宁波会馆，不仅为出游四方的宁波人提供了居住、生活以及娱乐的方便，也为宁波人充分地开展商业活动提供了条件。在当时，社会风尚有了新的变化，市场也有了新的需求，宁波商人一方面保持传统行业经营优势，又不失时机地更新经营项目。他们经营的传统行业有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等。他们经营的银楼业以上海最盛，仅开设的银楼就有35家之多。[10]药材业是他们经营的传统行业中最为广泛的一种，《慈溪县志》载：“县人以贩药为大宗，川湖等省亦无不至者。”[11]成衣业也是他们有名的传统行业，在上海抗战前，他们开设的成衣铺就有张发记等90家。除经营传统的项目外，宁波商人顺应潮流，更新项目，经营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钟表眼镜、呢绒洋布、日用洋货、西药、房地产、保险、证券以及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业等。

从以上宁波人的商业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商业经营活动的广泛性。这种广泛的商业活动，其社会影响也是明显的，如南京的宁波李顺昌号服装店，因技术精美，服装软、牢、挺，誉满南京。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达官显贵是这家店的经常主顾。1949年拥有资金75亿元。[12](P129)上海著名的游艺场“大世界”是宁波帮商人黄楚九创办的，大世界面积达1.4万平方米，每天可接纳2万多人次的游客。[12](P151)以会馆为基地的各地商人，不仅经营项目众多，而且商业经营额也是很高的。民国时期，云集汉口的有湖南、宁波、四川、云贵、山陕、河南、赣闽、山东、广东、湖北等帮，他们从事各种商贸活动，其商贸额也是很大的，见下表：[13] 帮名

年贸易额 湖南帮

2600-3000万两 宁波帮

3500-4000万两 云贵帮

1200-1300万两 山陕帮

700-800万两 四川帮

1400-1500万两 赣闽帮

1000万两 山东帮

700-800万两 广东帮

3500-3600万两 湖北帮

1500万两 合计

16100-17500万两

从上可知，民国汉口9大商帮，每年的贸易额合计达到1.61-1.75亿。据统计，汉口的国内贸易额1924年为1.36亿银元、1928年为4.23亿银元、1932年为1.36亿银元、1933年为2.36亿银元。可见，外地商帮的商贸额占了很大部分，有的年份甚至垄断了整个贸易。

以上是各地商帮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不完全的记载，然而，各地商人无论怎样神通广大，都离不开会馆的支持。所谓“一镇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14]就是生动的写照。

【参考文献】

[1] 大公报.1912-08-25.[2]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C].[3] 四明公所议案录[C].1919,275.[4] 申报，1916-06-16.[5] 上海市档案馆.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6]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3.[7] 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8]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9]（民国）南浔镇志：卷二[M].[10] 上海地方史资料：

民国时期的会馆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 篇2

一、陕甘大灾荒境况再还原

民国时期的陕甘大灾荒涉及的范围有八个省份之多, 灾民数量成千上万。1929年, 灾荒爆发的第二年, 情况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重。据《天津日报》记载, 当时陕甘地区农事情况十分困难, “每年四五六月之间, 则雨水缺少……以致夏禾尽行枯萎, 不得收一柴一草……田间泥块大如牛腰……秋夏无收者, 十常八九”。通过这段描述, 就可以看出当时陕甘地区的基本农业种植已经很难维持, 每年的春夏季, 没有雨水, 草木枯无, 田间的土块龟裂, 农民付出了劳动但是颗粒无收。1929年的一年时间里, 灾情迅速地蔓延, 百姓连日常的温饱都难以解决。这一年, 不是单纯的旱灾年, 接二连三的蝗虫灾害、瘟疫、鼠疫使得生活困顿异常。

根据民国时期甘肃灾荒研究数据显示, 当时每天分配的小米用量大约三天可以食用一次, 只能达到所有平均人数的十分之一, 政府每次分配小米大约花费两分钱。这次的灾荒, 点灯用的胡麻油都会被食用, 贫困县田间的野菜树皮都已被充饥。“哀鸿遍野”、“有时人相食”, 可以看出, 在灾荒最严重的时期, 饿殍遍野的现象在甘肃陕西最为普遍, 大多数的人每日游走在死亡线的边缘, 最严重的地区已经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因为条件有限, 我们尚未知晓此次灾荒所带来的死亡数据, 实际上, 陕甘地区因为灾荒死去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官方统计人数[1]42。

二、陕甘大灾荒愈演愈烈的原因

1. 自然环境的差异。

陕甘地区位于中国的西北部, 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 位于内陆的半干旱地区, 主要气候特征为冬冷夏热, 降水稀少。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 农作物的生长种植极为不易, 当地流传着“五年一大旱, 三年一小旱”的说法。在间隔几十年的时间里, 相继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干旱, 特别是在1926年到1927年间爆发的干旱次数逐渐增多, 旱情也更为严峻。

2. 灾荒地区祸不单行。

自灾荒后, 河流枯竭, 生态环境链条遭到严重破坏, 因为饥饿致死的尸体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 蔓延成灾。瘟疫在这个时候爆发, 使得人民生活状况更加恶劣。瘟疫是可以迅速进行大规模传播的病乱, 而且死亡人数大大超过战争和饥饿。在陕甘地区, 原有的河流不是枯竭就是水质恶劣, 老百姓吃水需求基本保障不了, 且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有在门侧宅前堆积人畜粪便的习惯, 更容易滋生细菌, 一旦爆发瘟疫, 疫情强度之大无可避免。加上灾荒期间, 人民温饱难以为继, 抵抗力下降, 过多的死尸给病毒蝇蛆提供了一个繁殖的空间, 并且人吃人的现象加剧了瘟疫病毒的危害[2]80。

3. 医疗卫生条件恶劣。

根据《西北灾荒史》记载, 在民国中期, 甘肃省、陕西省加起来的医院数量少之又少, 医院内部医疗卫生环境差, 设施良莠不齐, 没有系统化的配套防疫小组。“医院内医生护士专业知识不到位, 人员数量少, 整体医疗力量十分薄弱”, 在这种卫生条件下, 面对大范围的灾荒和大规模爆发的瘟疫, 根本来不及处理和防疫, 致使陕甘整个地区的生活卫生环境越来越恶劣[2]80。

4. 政府救济延迟。

灾荒爆发之前, 陕甘地区存在十分严重的税赋压迫现象。通过国民政府1928—1929年度收支表可以看出, 1928年收入334296467元, 支出434440712元, 超支100144245元, 北洋军阀混战, 军费支出占所有支出的一半, 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的生产力和生产积极性。灾荒爆发之后, 政府没有系统的救济制度和程序, 救济监管严重滞缓, 导致救济金被地方官员扣压。在《西行见闻记》中的民国时期甘肃灾荒研究表中可以看到, 分到老百姓手中的救济费平均只有几毛钱, 根本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军阀割据争斗, 国民政府的赈灾物资被官僚军阀囤积, 中央分拨下来的物资也很难到达老百姓手中[2]81。

三、陕甘大灾荒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1. 百姓生活极端贫困。

因为灾荒, 田地荒芜, 都无人打理, 饥荒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丧失, “土地荒芜”、“人口绝户”。粮食基本产量得不到保障, 当地税收大幅度下降, 根据1931年西北灾荒视察团报告, 灾荒之后田税下降了一半甚至一半以上, 陕西省北区灾荒前田税为5289.5石, 灾荒之后下降为2697石。在1933年政府到陕甘地区视察的时候, 当地情况依然是“土地任其荒芜……即受灾较微之地带, 播种之地, 也只有十之二三”。可以得出, 灾荒持续了大约四年的时间, 在第五年的时间里, 陕甘地区还是十分荒凉。灾荒期间, 陕甘地区几乎是颗粒无收, 收成较好的地方粮食产量也只是往年的两成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 老百姓没有固定经济来源, 温饱自然难以保证。

2. 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大灾荒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在《民国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描述中看到, 此次大规模的灾荒对农村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摧毁。灾后的瘟疫和虫灾, 使得很多良田和生产资料被破坏, 农村经济结构发生极大的变化。人口减少, 无人从事劳作, 生产力发展速度迟滞不前[3]172。

3. 土地集中和地价下跌。

因为大规模的灾荒, 土地愈加不值钱, 导致“地价下跌都无人购买”的境况。这个时期, 流动资金难以周转, 即使每亩田地只卖两三银元都无人购买, 根据1932年《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记载, “每亩数百元田地, 有跌至十余元者……甚至有低至一元可买数亩地者”。相比较, 旱田比水田更不值钱。在灾害刚开始时, 就有很多农民为了养家糊口, 变卖田地。1938年发行的《关中农村人口问题》写着“为了维持生计, 不惜拆屋当薪”。土地流转的速度十分迅速, 即使这样, 很多农民还是举步维艰。

有人卖地, 就有人买地, 因为农民低价将土地出售, 能够买进的只有实力雄厚的地主或者商人。利用低价优势, 土地被大量地集中到地主手中。“剩余资本只有用来收买土地……价格自百余元跌到两三元甚至七八角, 更引诱着一般地主、商人、高利贷去投资”。地主和商人, 利用自己积累起来的剩余资产和财富, 大量地购置土地, 当时的《大公报》很好地记载了这一现象。1930年的报纸记载:“大有影响于国计民生者, 即土地所有权之转移与土地之集中……收买此种土地者为乡村中之富豪与城市中之官吏……无田可耕成为有人无田之状。”在这种情景下大量收买土地的商人, 是成为大地主的绝好时机, 在将来会导致农民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少, 富人手中土地越来越多, 贫富分化也更加严重, 农民生活将又会步入一个困难的境地。

4. 社会矛盾激化, 社会风气不正。

农民为了生存被迫卖地, 地主强行收购, 囤积土地, 导致社会两极矛盾不断激化, 社会秩序混乱, 常有暴力冲突发生。《时事月报》中记载:“饿毙七万余, 逃亡五万余。”荒民中的大部分壮年有的参军, 有的落草为寇, 《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写道:“9月28日, 破镇原县城, 抢劫三日……绑票十余人。”盗贼横行, 抢劫杀人事件时有发生, 社会安定得不到保障, 两省政府失去了主动权, 人民生命危在旦夕。在《二三十年代西北地区的鸦片烟祸》中记载, 灾荒前, 政府强迫西北地区人民种植罂粟, 灾荒后, “大量的鸦片流落市场, 使许多的陕甘地区人民吸食成瘾”, 颓废不振的空气积聚在陕甘地区, 整个社会充斥着歪风邪气, 社会风气急剧恶化[4]39。

5. 道德的丧失和沦陷。

因为灾荒的影响, 导致抛妻弃子的事情时有发生, 很多地主豪绅利用人民困苦时期强买民女, 中国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在这个时候迅速彻底沦丧。《中国救荒史》写道:“三十七县妇女在灾荒期中离村的共达一百余万……其中被贩卖的达三十万余。”因为环境压迫,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都降到了最低, 爱心同情心都消失殆尽。

陕甘大灾荒的爆发既有客观原因, 也不乏主观原因。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 实则人为原因占大多数。如果一个社会是和谐团结的, 那么在爆发了大规模“天灾”的时候也能及时治理救治, 更多的时候可以防患于未然。在民国时期, 政治不稳定, 军阀割据, 战争时有发生, 人民不管是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并且, 国民政府“财政状况困窘”, 社会疏于治理, 加上陕甘地区的气候状况, 一旦爆发灾荒, 政府很难承受。可见, 一个国家社会稳定, 人民团结, 生产资料充足才可以抵御各种“天灾人祸”[5]55。

参考文献

[1]杨洪远.民国时期甘肃灾荒研究[M].西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陈晓峰.对1928年陕甘灾荒及救济的考察[J].兰州大学学报, 2004 (2) .

[3]文姚丽.民国灾荒史研究述评[J].社会保障研究, 2012 (1) .

[4]沈社荣.浅析1928—1930年西北大旱灾的特点及影响[J].固原师专学报, 2002 (1) .

民国时期的会馆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 篇3

一、报纸介入加剧了戏剧演出竞争

民国时期, 随着戏剧演出活动的日益频繁, 河南的报纸通过刊登广告、发布报道和评论等, 全方位介入到演出过程当中。不仅如此, 报纸还时常发表文章, 评议市内各个戏园、茶社等演出场所的营业情况, 内容涉及戏园的硬件设施、营业状况及日常管理, 在满足戏园和观众之间信息传递需求的同时, 客观上影响了观众的观戏选择, 加剧了戏园之间的演出竞争。

以丰乐园为例。丰乐园建成于1909年, 是河南省首座较为现代化的戏园, 1910年开始商业演出, 一度是省会开封的重要演出场所。随着戏园、茶社日渐增多, 丰乐园面临着激烈竞争的压力。可惜的是, 丰乐园非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应对, 反而有时候不按戏报出演, 擅自提高票价, 时而开业时而停业, 这引起了报纸对其的强烈批评。1915年7月3日, 《河声日报》曾刊载文章, 批评丰乐园不按戏单演出, 有失信用, 称“该园失信如此, 其心不过诳观者而骗其钱耳, 倘有窥其隐私加以诘具”[1]。该报还多次刊文, 解释丰乐园开演、停演的原因。由于演出竞争激烈, 名角身价剧增, 丰乐园开支浩繁, 加上有些观众看戏后不按规矩交付戏资, 营业状况不甚乐观。无奈之下, 丰乐园不得不提高票价。报纸旋即批评丰乐园“戏价乃随意增加, 毫无定程”[2]。《大梁日报》刊文指责丰乐园议记馆商主李韵卿不顾信用而提高票价, “一时观剧者纷纷议论, 有向该售票处争执者, 有退票不看者, 亦有不惜数枚铜元而暂为从权者”[3]。嘲讽李韵卿“臭名在外”, 抨击其克扣演员薪资的行为, 预言“该园商业亦大有倒闭之势云”[4]。不久, 丰乐园果然倒闭。这座盛极一时的剧院由盛及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然而各家报纸刊登文章对丰乐园进行批评指责, 使其声誉急剧下降, 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它的衰落, 这应当是不争的事实。

报纸的介入, 使开封戏园之间竞争的氛围越发浓烈, 《河南民报》载文称:“前日本市京剧, 广智院、醒豫舞台竞争最为激烈, 剧价多至一元以上。昨醒豫舞台宣告停演三天, 整理内部。广智院昨起唱日戏, 每人仅收戏价四百文, 较前相差三十倍之多, 尚不及茶钱之一串。”[5]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 为了吸引观众, 增加商业收入, 各家戏园竞相邀请名角, 并借助报纸刊登演出广告, 对其进行精心包装, 以确保在演出竞争中胜出。一些戏园开始改善硬件设施, 如戏园必须干净整洁、座位要舒服、服务要周到。上文中提到的广智院, 在竞争中首创对号入座, 改进剧场管理旧习, 实施平民化票价。凭着上述特色, 广智院在开业之初业绩良好, 但后来其内部设施及经营管理, 常常受到报纸的批评。1935年7月15日, 《河南民报》在报道中国旅行剧团演出话剧时称:“惜广智院舞台构造不佳, 后排观众均听话不清, 说者谓不若华光戏院的舞台, 犹较适宜于表演新剧云。”观众也纷纷对其提出批评:“一、广智院舞台恶劣, 不宜表演话剧, 两旁观众, 因被布景遮蔽, 均看不见。二、中旅演员在剧情紧张时, 因查票员之叫嚣声, 以致后排座客如看无声电影, 毫无所闻云。”[6]

在演出竞争过程中, 也有戏园生意兴隆、常演不衰, 深受报纸好评, 相国寺内的永安舞台便为一例。永安舞台于1926年建成, 位于相国寺火神庙内, 是当时开封比较有名的戏园。《河南民报》在1934年2月曾专门就该戏园的组织、角色、时间、票价、待遇、营业、脚本进行了详细调查, 称其“可谓历史悠久, 攸关通俗教育, 为一般人爱好”。[7]

二、报纸介入扩大了戏剧演出效果

良好的戏剧演出效果的获得, 除了演员表演之外, 关键在于戏剧情节结构及观众观戏反应。伴随着近代社会发展, 戏剧从业者越发重视演出效果, 戏园戏班更是将其视为演出竞争的关键。民国时期, 河南报纸纷纷刊评戏剧情节, 点评舞台表演, 反馈观众感受, 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戏剧演出效果。

获取良好的戏剧演出效果, 首先要看剧本内容结构。民国初期, 戏剧演出很少有正式的剧本, 水平高的艺人们常常根据自己的艺术传统和经历, 结合故事梗概, 即兴创作出大体符合剧中人物性格的唱白。如果艺人水平有限, 就很难在演出中创作出优秀作品, 有时甚至还在演出中增加色情淫秽的内容。针对这种情况, 河南教育厅成立的戏曲编审委员会, 通过审查情节, 修正台词, 使戏剧剧本得以规范。比如, 《河南教育日报》报道该委员会召开第四十次常务会内容如下:“审艺员王振生口述土梆《罗帕记》毫无诲盗情节, 剧情趣味浓厚。惟词句粗俗, 业经本会修正, 已成完本, 通过印行。”[8]报纸还经常对演出的情节内容给予关注。如常香玉公演《西厢记》时, 《河南民报》预告了内容情节:“该剧以金批六才子为蓝本, 更参照书肆之白话《西厢》及故事体《西厢》改编为梆剧云。”[9]而郑剑西在看完樊粹庭编剧的《霄壤恨》后, 在该报发表评论:“伟大悲剧《霄壤恨》是樊先生新作, 是警世杰作, 电影作法构成, 别开旧戏生面。内容是关民族性故事, 现代化的思想, 国难当前, 上演有益。”[10]对演出中存在的问题, 报纸也往往给予批评, 促使演出剧本不断优化, 在演出过程中取得好的效果。

戏剧演出若要取得良好的效果, 关键要吸引观众。而吸引观众与否, 关键看戏剧演员是否能演出成功。如果演出的情节感人, 唱腔优美, 加之演员表演到位, 那么观众就会喜欢, 就会取得好的演出效果。而报纸对优秀演员的赞美, 往往不吝笔墨。1917年2月24日, 《豫言报》曾刊登文章, 将筱金钩与梅兰芳、贾璧云、小喜翠、牡丹花等演员逐一比较, 从相貌、唱腔、念白、台步等诸方面对这位越调名角给予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评价。该报还刊登题为《丰乐园竹枝词二十四首》的文章, 对东方亮等24位名角各做一诗, 并加以短评。这些评价, 不但对演员已有的表演水平给予评价, 而且鼓励演员不断提高技能, 扩大了演员知名度, 有助于演员在以后的演出中取得更好的效果。1934年, 梅兰芳在汴进行赈灾演出时, 开封的各家报纸纷纷发布广告, 吸引了河南省内乃至周边省份的票友戏迷们争相前来观看。一时之间, 交通拥挤, 当局不得不临时增加客运班次, 以解燃眉之急。报纸称这次演出的效果非常好, “演出期间, 国民大戏院门前及梅大师途经之处人山人海, 人们翘首以盼, 一睹梅大师的风采”[11]。

观众上座率及观剧感受, 同样可以直接反映戏剧演出的效果。民国时期, 开封报纸非常注重记录观众的观剧情况。如常香玉为梁苑女中募集资金演出时, 《河南民报》予以报道:“昨募集资金首次演出《卖衣争子》, 各界观众慕名而来, 和平剧场水泄不通。常女士嗓音圆润, 吐字清爽, 变幻曲折, 变化无穷, 博得满场如雷掌声, 经久不绝。”[12]观众的现场观剧反响如此强烈, 证明常香玉的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再如《天中日报》记载:“昨日, 外马号街观音堂演戏, 往观者络绎不绝, 人数之多, 已达极点, 一般鲁莽之夫, 争先恐后, 互相拥挤, 讵料台前有一水坑, 因拥护而倒于水坑者, 切不可枚举, 旁观者皆哄然大笑云。”[13]这则报道以观众为看戏而不慎跌入水坑为切入点, 言辞中虽有戏谑之意, 但恰恰反映出观众的积极参与, 是戏剧演出取得良好效果的生动体现。

三、报纸介入推动了演出观念更新

近代中国, 任何社会思想的传播和各种政治运动的进行, 都需要通过报纸来广泛吸引和争取民众。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 “各种价值发生碰撞, 曾被视为‘小道’的戏剧与正统诗文试图一决高下, 报刊的传播特质使它成为舆论的阵地, 有效提升了戏剧的地位”[14]。而戏剧地位的提升, 充分体现在演出观念的更新上。

首先, 报纸介入促使人们改变了对戏剧功能的认知。“中国传统戏剧观念, 同中国整个传统文化观念一样, 十分强调政治功利与‘教化’作用, 宣扬戏剧的‘劝善惩恶’与‘礼乐’、‘声教’之美, 往往使戏剧成为‘载道’工具。”[15]这种观念对近代人们对戏剧功能的认知影响很大。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抨击旧剧弊端的同时, 倡导进行戏剧改革, 为戏剧赋予了“社会教育”、“通俗教育”的使命, 对民国时期的戏剧演出影响巨大。1912年9月, 《自由报》刊登《河南新剧团缘起及简章》, 称“欲丕变国风, 非速为改良戏曲不可”。新剧团“意在丕变国风, 改良习惯, 借戏曲阐发其道德, 沟通其知识, 期达通俗教育之目的为宗旨”。报纸将戏剧作为“改良社会”的重要武器, 深刻影响着河南戏剧演出, 也促使人们对戏剧功能的认知发生改变。

抗战爆发后, 河南话剧演出频繁, 本地话剧团和来自上海、山东等地的话剧团体多次在开封举行公演。除此之外, 狮吼剧团上演樊粹庭新编的《涤耻血》、《残毒计》、《巾帼侠》等剧, 宣传抗战, 抵御外侮。吴琛在报纸上撰文指出, 抗战话剧公演“最深目的是使剧种表现的实事和情绪激发大众的理智, 引发大众的共鸣, 发出对抗战最有用的力量”, “抗战戏剧演出者都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为了国家到了危急的时候, 替国家出一份国民的力量。”[16]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训处也借助报纸发表宣言:“亲爱的同胞们!你们万不要把这次公演当为一种娱乐!要知道:我们是要借着这个公演的机会, 深深地唤醒大家, 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抗倭救亡的伟大责任!”在报纸的广泛宣传下, 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戏剧演出在宣传支援抗战、救亡图存中的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的会馆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 篇4

一、民国政府对西南彝族地区的治理

(一) 提倡民主法治

1.地方自治

民主权力要在彝族地区顺利运行, 必须把地方自治和民主选举放在首位。 自1930年开始, 云南省重点改进内政治理, 在民政厅内专门增设了云南省各地区自治筹备处, 通过开办训政讲习所来训练县长及自治公安, 首先将自治的思想灌输在基层政府的主要执行者身上, 先后开办了十一班。这轮培训初步制定了自治系统, 培养储备了自治人才, 同时在经费、警政及地方户籍管理方面进行了认真准备。 此外, 培育广大彝族人民的自治素质也是重中之重。 省政府强调, 要真正实现自治, 必须在彝族大众中加强四治宣传, 加强民众的培育而不是形式的注重, 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实现自治。因此, 政府把培育彝族民众放在首位, 贯彻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意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 但是在地方自治的推进中由于土豪劣绅迂腐难治, 各级自治机关人员受到影响和束缚, 真正意义上的自治仍无法实现。

2.整顿吏治

龙云、卢汉选拔彝族政府官员时, 不看你是否入了党还是入了哪种党, 不是以此标准选拔, 而像汉朝一样坚持“唯才是举”。 各级管理选拔都有严格规定, 尤其是县长录用, 按要求应试人员为在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修习法律、政治、经济、文哲、社会学科三年以上毕业并持有毕业证者, 同时在党校持有证书者, 并受各种官员考验合格的人, 《条例》还特别强调有犯罪前科及思想迂腐的人不得参加应试。 官吏选拔必须考试, 内容涉及面十分广泛, 难度颇大。

卢汉负责云南政务时期, 创办“云南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团”, 下设教务、训育、总务三个组及军训大队, 分设县长班、自治班和财政班, 其授课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水利及彝族发展问题等。 他非常重视实训效果, 经常到训练团视察, 检查学员的知识掌握情况。

为整顿吏治、严惩腐败, 云南省于民国二十年 (1931) 九月成立了反腐反贪控制地方的委员会, 要求本省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接受委员会检查。 对于各县人民控告地方官吏案, 由各主管机关落实调查, 如认为有应查办者, 呈省府核实批准, 交相应机关依法办理。 这一机构运行五年, 所办案件近百件。 同时, 政府, 还特别制定彝族官吏的奖罚惩戒制度, 通过视察和巡游考查彝族边疆政策的推进及阻碍因素, 关注并改善彝族百姓的生存状况。

(二) 发展文化事业

1.发展教育事业

为了推进地方文化建设, 云南省积极争取教育经费独立, 民国十八年 (1929) 获准, 政府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和民众教育, 完善并推广全省中学、师范、职业、少数民族教育, 甚至还涉及国内外留学教育。 经过两年努力, 全省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发展很快, 义务教育和民众教育人数也大为增加。 省政府还颁布了《云南省实施边疆教育计划》, 积极推动在教育落后的彝族聚居区和语言文字不统一的地区设立供人们学习的场所, 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和地方官吏劝导就学, 使彝族地区人民素质逐步提高。 但是, 在后期的具体实践过程中, 由于统治集团的盲目性和尚未彻底蜕去的封建体制的封建消极性影响不断体现, 最终近代云南没有完成旧经济社会体制的嬗变, 预想的教育计划也无法完成。

2.发展体育运动

自“七七事变”以后, 云南省成为西南地区的重要关卡, 肩负着国家存亡的重任, 而人民的身体素质关乎着抗日大业的完成。 这一时期, 云南各级学校的体育教育经费短缺, 设备简陋, 师资不足的现象严重。 省教育厅除贯彻部分“中小学体育实施方案”等法规政策外, 特别加强了学校强健学生体魄的责任, 并拨付一定款项。 省政府通过举办全省运动会、修建公共体育场所等方式开展全民健身运动, 大大强健人们的体魄。

3.丰富文艺生活

为丰富人民生活, 推进文艺宣传, 民国二十四年 (1935) , 省政府专项投资, 购进教育电影放映机、轻便发电机、幻灯机各1部, 购进教育影片40部及多种先进设备巡回放映。 至抗战胜利前夕, 全省播音教育收音机达到149台, 其中用于社会教育6台。民国二十五年 (1936) , 教育厅筹建省立艺术师范学校, 招收专门人才, 培育戏剧、音乐、电影等专业人才。 同时还组织了话剧社、救亡花灯队, 加强抗战宣传, 以抗战为题材, 演出水平高超而且通俗浅近, 备受民众的欢迎。

(三) 创办近代企业

抗战期间,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 西南地区变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 军品需要大幅增加, 沦陷区的资金人才涌入西南地区, 各项事业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态势。 云南省政府加强财税治理和金融整顿, 同步大力发展官营事业, 鼓励各项民营企业扩张。 到抗战结束, 滇东彝族官僚资本创办了大量企业, 其中大型企业25个, 累计资金达上万亿元。 缪嘉铭出任云南省经委主任后, 主办的云南炼锡公司冶炼的精锡在大幅提高产量的同时质量也有所提高, 成色率达到99%, 畅销国内外市场。 又于民国二十四 (1935) 年, 购进全国最现代化的棉纺机器, 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抗战爆发后, 缪嘉铭积极与国家资本密切合作, 扩张个人资产并投入大量资本用来支持抗战, 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二、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西南彝族地区的治理效果

政治方面, 民国时期云南的统治集团以滇川黔地区的彝族上层人士为主, 一定程度上从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下解脱出来, 民族政治地位大大提高。 首先, 龙云政权成为彝族高层统治者。 其次, 龙云、卢汉等彝族上层主要是彝族统治阶级土司、土目和黑彝地主的后代, 他们掌握政权后, 进一步加强了白彝农民和农奴的剥削和压迫, 白彝族受到了阶级压迫。 因此, 加深了民族自身内部的两极分化。

经济方面, 民国时期依然存在大量的商号及马帮等, 它们仍然属于中国近代经济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吸引了各级军政官员的投资。 在社会转型期, 彝族上层利用自己手中的财富, 肆意兼并土地, 纷纷向近代工商企业投资入股, 改变过去单一的农牧业经济结构。 例如安恩溥创办的昭通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基层彝族土目、地主兴办的各类工厂, 都逐步发展成为官僚私人资本。

文化方面, 为巩固统治, 发展教育, 使广大彝族子弟得接受学校教育。 他们还鼓励彝族青年外出求学, 提高自身素质,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彝族人民的文化修养, 增强彝族人民对各类先进文化的认同感, 也带动彝族地区的文化氛围。 同时, 彝族上层也非常重视本民族文化的传承, 成立“竹王会”、“怯卢学会”等民族社团, 在民族文化认同及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此外, 还有专门研究民族历史和文字的专家学者不断涌现, 进而创办彝文学校, 延请毕摩教学。 这些都体现了彝族上层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 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的责任感。

社会生活方面, 随着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习惯的冲击, 进入各类城市生活的彝族人士接受了新的生活习俗, 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 滇川黔边彝族的衣、食、住、行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汉化程度逐步加深, 而且掺杂部分西方因素。 比如服饰, 彝族男子与汉族相差不远, 长衫马褂和洋毡帽, 绸缎裙子和穿绣花鞋都是常见的搭配。 至于住居, 汉族的三合院、四合院为彝族上层人士所接受。 此外还有西式建筑的影响, 龙云、陆崇仁在昆明修建了大量别墅。 在昭通等地一些公馆采用法国式建筑。 至于普通彝族人民, 他们的住宅与当地汉族居民没有太大区别, 如宣威河东营彝族的住房有瓦屋和草屋两种, 屋内挖一个火坑, 另外砌一个炉灶, 慢慢形成乡村彝族人的特色。

总体看来, 以龙云、卢汉为首的彝族上层统治集团在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和促进作用。 但是, 由于地主或领主阶级的出身及利益争夺, 他们仍然大量参与彝族上层的冤家械斗和鸦片种植、贩卖。 如龙志祯率云南正规部队进攻大凉山彝族地区, 龙绳曾与巧家陆介藩、永善龙奎垣、昭通安纯三者长期不和, 枪支大量进入彝区, 直接促成了频繁的冤家械斗, 使彝区社会内生命财产以及农牧业生产遭到极大的摧残。 迫使大量彝汉农民为其无辜送死, 耽误了农时, 荒芜了田地, 恶化了彝族人民之间和彝汉之间的关系。 同时, 大量鸦片的种植和运销也使经济畸形繁荣发展, 导致土质变硬, 农作物普遍减产。 吸食鸦片的人体力下降, 有的倾家荡产, 有的妻离子散, 有的家破人亡,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彝族社会的发展。 从这一点上来说, 本地区彝族的传统社会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革。

参考文献

[1]凌纯声.中国边政改革刍议[M].边政公论第六卷1期, 1947.

[2]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 (二) .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

民国时期的会馆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 篇5

一、《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的概况

民国处在一个传统与现代碰撞、交流和融合的时期,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社会调查作为中国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是在知识分子的呼吁下进行得如火如荼, 研究者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多个角度进行调查研究, 取得的成果在社会学发展进程中起关键作用, 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里程碑, 而《民国时期调查丛编》就是彼时社会调查的硕果集成。近代以来, 社会史研究相关的资料浩如烟海, 缺乏系统的整理汇编, 使研究者难以下手, 长期以来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瓶颈。该《丛编》的出版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一批基础性的资料, 调查的范围广阔而有深度, 着眼于社会各个阶层, “达官显贵、社会贤达、三教九流、贩夫走卒”, 可谓包罗万象, 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真实、全面地展示了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调查统计, 其史料价值高, 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编》是继《一编》之后更大规模的一批民国社会调查史料的汇集, 编者对“散藏于全国各主要图书馆的民国调查文献进行了一番较大规模的文献调查, 更重要的是从各类报刊中‘披沙拣金’, 搜集到比较重要的调查有1400多种, 从中挑出500多种作为续编内容”, [1]选择的大都是“发表在报刊之中或新中国成立后大陆没有出版单行本的调查资料, 收录的绝大多数是学术界找起来不是很容易的史料”。[2]《二编》中有7卷专题分类仍与原来相同:“宗教民俗卷”、“社会组织卷”、“人口卷”、“乡村社会卷”、“城市劳工卷”、“少数民族卷”和“文教事业卷”, 删去了“婚姻家庭”和“底边社会”两个专题。除此之外, 又增加了4卷新的专题:“乡村经济卷”、“近代工业卷”、“法政卷”和“华侨卷”。其中的《华侨卷》值得华人华侨研究者引起重视。

二、《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华侨卷》的特色

1. 内容全面, 结构合理。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华侨卷》 (以下称《华侨卷》) 共分为10篇文章, 每篇文章自成一体, 皆为时人所著。第一篇是《南洋实地调查录》, 林有壬编纂, 林庭槐校订。介绍了南洋地区西里伯斯岛及其属辖、婆罗洲岛、小巽他列岛、爪哇马渡拉并其附属管区和苏门答腊岛等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附录了当时的一些条例, 如《中荷在荷兰领地殖民地领事条约》、《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招待所章程》和《教育部修正捐资兴学褒奖条例》等。第二篇《南洋华侨》, 黄竞初著。内容共分十章, 分别介绍华侨之分布区域、史略、古迹、风俗习惯、社会、教育、商业、劳工, 以及居留待遇等项。第三篇是《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作者陈达。此文介绍了华侨社区传统生活方式及其变迁, 指出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元素是移民的影响。接着介绍了南洋华侨的生计、衣食住、家庭婚姻、教育、信仰和娱乐卫生等。第四篇《夏威夷之华侨》, 作者H.L.Shapiro。此部分主要统计了当时夏威夷华侨的人口, 分析了生于中国之华侨与生于夏威夷之华侨身体各部的异同和变迁, 以及变迁程度, 等等。第五篇《加拿大华侨的过去史略及其近状》, 甄一怒著。此文介绍了华侨几次到加拿大的概况、排华时期的华侨概况, 以及当时华侨团体、刊物和教育的情况。第六篇是《南洋华侨学校之调查与统计》, 作者钱鹤。调查了南洋各属华侨学校的概况, 又对南洋各属华侨学校做了统计。第七篇《南洋华侨教育调查研究》, 作者林之光、朱化雨。此篇文章在前论中介绍了南洋华侨教育的史实, 本论对南洋的华侨教育做了调查统计。在后论中对南洋华侨教育的改进、应负的义务原则等做出了论证。第八篇是《大阪神户华侨贸易调查》, 实业部工商访问局编辑。此部分介绍了我国贸易商人的概况、华商团体、交易现况、金融现况、运输现况、保险现况等。附录了一些华商团体的规章。第九、第十部分是郑宽林所著的《福建汇款》和姚曾荫所著的《广东省的华侨汇款》, 这两篇文章都介绍了华侨汇款的数额和手续、机构等。

华人华侨广泛分布在世界上各个国家,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人数占到了总数的80%以上, 从该书上述的文章中, 我们可以看出收录的除加拿大、夏威夷和大阪神户的华侨情况外, 大部分都是南洋地区的实地调查, 而这些实地调查中主要侧重的是地理、经济、华侨社会和华文教育的概况。从编纂体例上看, 编者把《南洋实地调查录》作为第一篇文章, 接着是《南洋华侨》, 然后到华侨学校, 再到华文教育的概况, 从大到小、从宏观到细节, 还原给研究者一个全面的、真实的南洋华侨社会, 可以说, 此书可作为研究者了解南洋华人华侨的一面镜子。

2. 分类详细, 检索方便。

综观许多资料汇编, 在体裁、内容、结构上常常混杂不清, 标准不一, 使研究者无从下手, 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如2008年国家图书馆出版了一套《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南洋史料》, 连同续编共24册, 此书影印了民国时期的一些期刊《南洋研究》《南洋情报》等, 是研究民国时期南洋问题的重要史料。[3]但美玉总有瑕疵, 稍感缺憾的是, 在每一册的卷首只有期刊的目录, 而没有文章的总目录, 如查找文章须先找到期刊, 然后在期刊中查找, 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因为影印的原因, 有些资料不大清晰, 给研究者带来许多不便。而《华侨卷》却没有这些因素, 文章目录和文章所述部分的目录分类简单明了, 并且重新排版, 从文章的内容上由大到小、由宏观到微观、由全面到细节, 查找资料和翻看都相当便捷。比如, 需要华文教育相关的文献资料, 可以在卷首的目录中找到《南洋华侨教育调查研究》, 该文章的篇首又有目录, 从这些目录中可以看出其研究范围及对象, 如:南洋侨教的史实、发展、实况、调查及改进等, 研究者一目了然, 检索事半功倍。

3. 资料翔实, 论据充分。

用史料说话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而资料翔实就是此书最大的特色。编者遵循这一原则, 收录的文章论据充分、资料扎实、内容全面。如该书的第六篇文章《南洋华侨学校之调查与统计》的第一部分———调查之部, 基本汇集了当时南洋所有华侨学校的概况。这些华侨学校的调查表是由许多不同的机构统计的, 并不是单独一个机构汇集完成, 如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的《南洋华侨学校调查概览》, 中央侨务委员会的《南洋华侨学校概况》, 华侨努力周报社的《缅甸华侨学校调查录》, 等等, 这些统计数据因许多原因会有些出入, 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同, 研究者才可以进行相互比较, 从而得出准确的判断。这篇文章从大到小分为许多部分, 比如《南洋华侨学校调查概览》和《龙目岛华侨学校》, 由南洋地区华校的总体概况介绍到某一地区华侨学校的详细情况, 使研究者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对该地区华校情况有了比较客观的了解。

该书除资料翔实外, 还有一个特点是各种数据详尽, 清晰明了。如上篇《南洋华侨学校之调查与统计》中南洋各华校的微观数据, 又如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的《南洋华侨学校调查概览》中囊括了108所华校, 第一个是棉兰华商学校, 调查表对该学校的创立经过、所在地址、董事总理、教职员数、学生数、学校编制、校产基金、经费状况、校舍、设备、教科用书和学生籍贯等都作了详细记载, 可谓是应有尽有, 蔚为大观。再如, 该文的第二部分———统计之部, 除了一些统计数字外, 更有了一些总结:1928年华校学生与英校侨生之比较、各地教育界的变动、各地广告件数及其类别等, 这些都是研究东南亚华文教育的珍贵史料。

三、《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华侨卷》的史料价值

我国学界多年以来对华人华侨的研究从未停止, 但资料的缺乏和实地考察的不便一直以来不能使此学科突飞猛进。目前国内保存的珍贵史料主要保存在厦门大学和暨南大学, 其余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相对较少, 由于许多研究者只能使用二手资料或三手资料, 因此原始文献资料始终是国内学者研究东南亚华人华侨问题的障碍。

《华侨卷》收集的资料重要而典型, 材料涉及面广, 适用范围宽, 所有调查统计的数据皆为当时南洋问题的研究工作者进行的实地调查, 因此这些丰富的历史资料具有权威性, 可弥补国内史料不足的情况, 对我们深入研究东南亚华人华侨问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如《南洋华侨教育调查研究》, 该文的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侨教的背景及发展, 其中包括南洋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华侨的移殖史、南洋各属的殖民教育概况、我国历代政府与侨民教育的关系、各属殖民政府摧残侨教的实况等, 末尾附录了殖民政府颁布的一些限制华校发展的“学校注册法令”。第二部分是南洋侨教的调查, 介绍了历代调查的整理统计、解释, 以及调查的经过。此部分的重点是对侨校学生、教职员、教学、建筑及设备和经费等的调查统计, 如建筑及设备的调查包括校舍来源及形式、校舍面积、教具及仪器、图书杂志、图书馆等方面, 并且这些统计数据的末尾附有调查者的分析及结论。此文概括了南洋华文教育的背景、发展及变迁, 用数据解读了侨教的各个方面。以上可以看出, 无论“学校注册法令”还是各类统计数字, 都对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华文教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综上所述,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华侨卷》一书结构合理、内容全面, 分类详细、检索方便, 资料翔实、论据充分, 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是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南洋华人华侨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体来说是一部珍贵的史料汇编。此书的出版必然会给民国时期南洋地区华人华侨问题研究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摘要：《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华侨卷》是研究民国时期南洋华人华侨问题的重要参考史料, 内容全面, 结构合理;分类详细, 检索方便;资料翔实, 论据充分, 史料价值极高。本文就这套资料汇编, 以及它在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研究中的利用情况, 分三个部分对其进行评介。

关键词：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华侨卷》评介

参考文献

[1]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华侨卷[G].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 9.

[2]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华侨卷[G].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 10.

民国时期的会馆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 篇6

察哈尔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居三区之中,南卫京师,北控蒙旗地方,至为扼要”[1]6。民初以降,察哈尔地区土匪蜂起,该地区匪患既有与全国一样的特点,如声势浩大、烧杀淫掠等;又由于察哈尔地区地处边疆,当局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能力相对要弱,所以察哈尔匪患在其长期兴衰演变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其自身的特点。

1.土匪活动猖獗,公开“喊票”勒赎。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土匪蜂起,活动十分猖獗。1930年,阳原匪首韩国臣率匪百余名,攻入阳原东城,肆行抢掠。“时适庙会将终,会棚尚未尽收,乃大行抢掠……地方未曾预备,以致闯入并索款洋二千元,否则焚掠无遗。午后得索孙名望。城中并集铜元、洋元共百余元。哀恳该匪等出城,并将区长刘善教、书记刘同仁及闾膦长孙名望等共计二十余人,悉行绑去。且没收保安队枪十数支,乃洋洋而去。”[2]卷十六·前事更有甚者,察哈尔地区土匪竟然创制“喊票”手法,公开勒赎。张北县一村名二道洼,竟被土匪“喊票”。时人杨溥非常震惊,谓之“绑票之说,早有所闻,兹云喊票,尚属创闻”,“后询之土人,乃知当地方富庶时,匪徒绑票,为挟持索财也。该地方贫瘠,农人被绑已无力取赎。匪人穷于应付,始改绑票为喊票”[3]17。宝昌“临近多伦、沽源、康保,亦为多匪之区”[3]51。宝昌土匪横行,然而最令人震惊者,当属土匪绑架英国记者琼斯和德国记者穆勒一案。1935年7月,琼斯和穆勒曾到内蒙古百灵庙等处侦查日寇活动,在返回张家口途中,被土匪在宝昌县官马沟绑架。“察哈尔省当局和宝昌县政府获悉后,立即展开营救,通过不同途径与土匪接洽。土匪索价九万元,将两名洋票绑在马背上,不停地转移。后穆勒逃脱,土匪则挟持琼斯逃入沽源。察哈尔省特警队刘排长只身前往匪队谈判,土匪索价苛刻,且屡屡变卦,竟要求4.8万元赎金,来复枪十支、手枪十支、子弹万发。刘排长最后被气急败坏之匪徒开枪打死,而琼斯在随土匪辗转奔波途中被土匪打死,随后被弃尸宝昌县东南的曹家坊子。”[4]2208月19日,“驻华英使馆电中国政府外交部要求缉拿凶手。21日,琼斯遗骸运抵北平火葬”[5]290。

2.兵匪不分。察哈尔地区匪患具有兵匪不分的特点。所谓兵匪不分,“在这里主要是指土匪为地方当局招抚及其抚而复叛”[6]68。兵匪角色的频繁转换,显示了当局对土匪的无奈,也是当局与土匪双方共同妥协,都想从中牟利的结果。当土匪感觉到自身安全和利益受到威胁时,就会重操旧业,哗变为匪;当土匪感到需要投诚以自保,则继续当兵,在兵匪角色的转换中,兵匪已然一体,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灾难。1933年,沽源县“合字土匪,已经收安,忽又哗变,更肆行抢掠。所过民户妇女无幸免,真浩劫也”,“县三区丁庄湾被匪烧毁房舍百余家,全村殆成灰烬。12岁以上60岁以下之妇女,均被奸淫”[3]50。1934年,杨猴小匪部袭扰商都,被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收编,杨任团长。杨猴小匪部被收编后,内讧不断。8月18日,(该部)近800人在察哈尔省张北县哗变[7]124。同年12月,“察省当局恐怕杨猴小哗变,决定调其到宣化整训。岂料,杨猴小因疑生畏以为政府要违背诺言消灭他们,遂慌慌忙忙于12月22日率二千余众再次哗变”[7]127。

3.邻省土匪苛扰严重。察哈尔与绥远、热河、河北、蒙古和东三省相临近,这几个省份都是土匪猖獗的地区,像绥远就有卢占魁、赵青山、杨猴小等巨匪,杨猴小更是活跃在察绥边境骚扰两省。由于地缘上的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屡受邻省土匪苛扰和洗劫,这是察哈尔匪患的又一重要特点。1913年“,外蒙军入侵察境,已经抢去蒙古马群不少”[8]236。商都“西接绥远,北与蒙古游牧地邻近,辖境荒僻,盗匪甚多”[3]64。1933年,“绥远军官王英叛兵,方盘踞(商都)附近,闻掳去农村妇女数百人,为其兵士伴宿。又于某家选去十四岁女子一人、十六岁一人,轮奸殆毙。后经村众托人要回,已不省人事。至衣物、粮食、马匹之损失,更不足论”[3]43。

二、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匪患的影响

1.对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造成巨大损失。1915年,沽源变兵抢劫“协聚生银号,当地人南文明所存银一千两被劫,同时被抢的还有官府所存之银两”[9]17。1930 年,阳原“自东城攻陷后,继续而有泥泉堡之抢掠,韩国臣外,复有王大美及赵千等,并为次等首领。赵千与王大美均四区周伸地人,与韩(国臣)等三匪结伙购械,喊票勒索,率领大股土匪九十余人,于六月终,又直入泥泉堡内盘踞二十九日,钱财牲畜车马,以及衣服、日用品等物,抢掠尽尽。枪杀迫死者七人,绑走者七十余人,于中街米姓院内拘留二十九日,名为‘秧之棚’。每日轮流悬吊拷打,哭声达于数里,管‘秧之棚’者,为梁庭燕、陈库、张庭恒三匪,暗行打获大洋二千余元。两匪首尚不知也。日宰猪羊以供匪食,尚不得其怜悯”[2]卷十六·前事。

2.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损害,阻碍了社会进步和发展。匪氛不靖是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最大的阻碍。李延墀曾指出,“此点(指治安不宁)以口外农商业所受之影响最显著。年来口外已垦之地,仍复废置,农民舍其庐室田亩,携眷他去者比比皆是。张多、张贝、张白三路,畴昔往来货运,络绎不绝,今则冷落不堪。此中原因固多,而匪氛不靖,亦其致命伤之一。至今察(哈尔)民恒视出口为畏途,口外各业,俱多不振,原亦识此之故”[10]208。

(1)匪患加剧了农民的破产和乡村社会的贫困化。土匪产生于农业社会,农业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手段,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必将影响农民的生活。匪患摧残了本就比较落后的察哈尔农业经济和生产力,其疯狂的劫掠加速了众多贫困农民的破产,加剧了乡村社会的贫困化。察哈尔地区“自(民国)十三年(1924)以后,政变迭兴,土匪肆扰,益以连年亢旱,垦户相继逃避,已垦之地,复多荒废”[10]75,而“万全县第二区逯家湾、深井堡、小屯堡、吴家窑、张杰庄、朱尾庄、马连堡乡长任万喜、王礼等联名呈称……村等年来迭遭兵灾,荒旱频临,差徭加多,倍蓰于昔,所居各地,本属农民因负担奇重,入不敷出,迫不得已,每届冬季农作完毕,不克闲居,遂别图营业,以求小补”[8]238。据杨溥先生调查,沽源县鱼鳞沟“村中空房甚多,皆避匪潜逃之户。此辈农民,求生活于塞北荒寒之地,图安居乐业而不可得,能无痛心。余经过鱼鳞沟,一农户被抢,计全家仅母子,(土匪)将其子击死,抢去物件不过银币数元。余曾亲历其家,赤贫之户也。家无隔宿之粮,在势不致被抢,仅以储有数元银币,遂为匪徒觊觎。匪徒为生计迫而走险,与人民处之杌臬不安,可洞见也。余亲见鱼鳞沟全村各户不设院门,询之居民,谓一经设门,盗匪指为富有,反致蹂躏”[3]26。

土匪的频繁袭扰,使得本就贫困的农民更加贫苦,加深了乡村社会的贫困化,张北“富家‘请财神’,贫者赶牲畜,迫以勒赎,多至数千百元,少亦须数十万元。俾得贫富均不聊生,此张北近年受匪害之情形也”[11]卷八·大事记。商都“因当(察绥)两省交界,时有匪患。农村经济枯窘异常。入境时经过废堡甚多”[3]66。更有甚者,多伦“四乡民户极少,每村不过十数户、三四户而已。且各村相距甚远,数十里、百余里,常无人烟。闻某村人户数家,携家逃避,为匪所阻,反资助钱米,安慰多端,劝令留止,备往来尖宿之所。民生凋敝,一至于此”[3]46。在一定程度上,土匪与农村经济凋敝、农村破产互为因果,两相促进,造成恶性循环。以饱受匪患袭扰口北六县为例,“夫六县之民,皆内地赤贫之户,迁流以至者也。今各县人口减少,村堡多废,必非重返其故乡,于理甚明。盖皆铤而走险,流为盗贼,又势所必然之事。赋税摊派,盗贼横行,坐视不救,致使良民皆不安其业。恐数年以后,不率口北之民尽为盗贼,则口北六县之民,亦将为盗贼杀戮以尽,数百年开垦之地,终成一片荒芜”[3]69。

(2)匪患对察哈尔商业与牧业造成了沉重打击和严重阻碍。匪患沉重打击了察哈尔商业,造成严重损失。张家口向来为察哈尔商业繁荣之地区,1924 年当时驻扎在该地的陆军第四旅哗变为匪,大肆抢掠,“上堡大小街巷所有商户各户,均被抢掠一空,而以武胜边路两街为最苦。下堡境内商铺住户,亦无一不被抢掠。张家口全境商家住户被烧抢损失,据商会中调查,约计一千六百余万”[12]258。察哈尔地区,尤其是察哈尔北部地区水草丰美,比较适合养牧。然而,作为察哈尔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牧业经济因受到匪患的阻碍,而发展缓慢,甚至遭受严重损失。宝昌县原为草原“,新辟田地实业殊不发达,然塞草肥美,多单子叶,含养料甚多。牧畜极为相宜。清朝本以此处为牧养官马之场。如左翼牧场、右翼牧场、镶黄旗牛马群牧场、镶黄旗羊群牧场,或已开放田地或仍保持原状。其牧场则沿清例归中央政府直辖,尚有官马若干匹。私人经营牧场者,民国十五年(1926)前,甚为活跃,嗣受兵匪之扰,损失奇重,刻已无人经营”[3]30。多伦“一地曰‘大梁底’,盖一小山之麓。梁下有华兴垦牧公司。在民国十五年(1926)以前,垦地牧畜甚为发展,后遭兵匪之扰,牧群(被)抢劫一空,现已歇业”[3]30。

值得一提的是,牧业可以作为本就穷苦的察哈尔地区农民的收入的又一来源和补充,不想屡受土匪之骚扰,发展起来可以说是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