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分和党纪处分的区别

行政处分和党纪处分的区别（精选12篇）

行政处分和党纪处分的区别 篇1

政纪处分是行政处分和纪律纪律处分的总称。

行政处分，是监察部门对公务员的处罚；

纪律处分，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员的处罚；

政纪处分的种类：

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六种。

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中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不得晋升工资档次。

受处分的期间为：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撤职，二十四个月。

受撤职处分的，按照规定降低级别。

比如，一个公务员，其又是党员，犯了错误可能要受到两个部门的处罚；如果其不是党员，只会受到监察部门的处罚，而不会受到纪检部门的处罚；

党纪处分是对违反纪律的党员采取的必要的教育手段和处罚手段。党章规定的党纪处分有五种，也可以说是五个不同的层次：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1）警告。这是党内最轻的纪律处分。适用于那些犯了一般性的错误或所犯错误情节比较轻的，但必须予以党纪处分的党员。警告处分的目的在于给予违纪党员以警示，使其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以便改正。党内通报也有警示、告诫的作用，但它只是对党员进行教育的形式，不是纪律处分。因此，不能用党内通报代替警告处分。

（2）严重警告是重于警告的党纪处分。适用于那些所犯错误的性质和程度比较严重的违纪党员。对于犯不十分严重错误的党员，是给予警告处分还是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应根据其所犯错误的性质、程度、后果以及本人的一贯表现和对错误的认识、态度，依据党内处分的一般规定来具体确定。如果因某些原因对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的党员所担任的职务予以调整或降职、免职，不应视为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也不应视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附加惩处，而是属于正常的干部调动和任免他用。一般情况下，党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后不影响继续担任原来的职务。

（3）撤销党内职务是重于警告和严重警告的处分，是一种比较重的党纪处分。这一处分适用于那些所犯错误性质、情节严重，不宜再担任党内职务的违纪党员。撤销党员在党内的领导职务包括：各级党委委员、常委、书记、副书记，党组成员、书记、副书记，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书记、副书记，纪检组组长、副组长，以及党员在各级党委办事机关中担任的副科长以上的领导职务。对于在党内担任两个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员，党组织在做出处分决定时，应明确是撤销一切职务，还是撤销某一具体职务。

（4）留党察看是仅低于开除党籍的党纪处分，是党内重处分之一。这一党纪处分适用于严重违犯党纪，但尚未完全丧失共产党员条件，需要给其改正错误的机会，以便党组织继续考察的党员。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其受处分前所担任的党内职务自然撤销，但不是附加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无需再履行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手续。留党察看最长不超过两年。党员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员经过留党察看，确已改正错误的，应当恢复其党员的权利；坚持错误不改的，应当开除党籍。

行政处分和党纪处分的区别 篇2

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 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 该合同有效。否则该合同为效力待定或者无效合同, 此为我国合同法中规定的无权处分制度。而物权法则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 规定第三人只要受让财产时为善意且为对价受让, 则即使出让人无转移所有权的权利, 受让人仍取得其所有权。这两种制度均是为了保护市场交易安全, 协调财产所有权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而设立。但在司法应用中, 在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两种制度之间存在利益选择及适用上的矛盾。如何运用善意取得制度和无权处分制度, 以合理的处理此类案件, 充分的保障权利人的权利, 维护市场贸易的公平就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

二、国内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的冲突和协调

(一) 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的法律规定

无权处分, 是指无权利人以自己的名义对于标的物所实施的处分行为[1]。无权处分行为的成立要件有三: (1) 、行为人实施了处分行为。 (2) 、行为人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处分行为。 (3) 、行为人无处分权。法律为尊重权利人利益, 谋求交易便利及兼顾相对人利益及减少无效行为的发生, 规定无权处分行为为效力待定行为。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关于善意取得最早的规定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 这项制度是为了在无权处分行为中尽可能的保护受让人的权益, 保护市场贸易顺利进行。

(二) 两者的冲突

法律上规定的无权处分制度在于限制无权处分人的无权处分行为, 保护市场贸易, 而又规定善意取得制度则是为了在法的范围内有效的保护善意第三方的合法利益。然而在司法实践中, 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相遇, 就难免会有许多冲突, 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 如果出卖人事后没有取得处分权或得到另一方的追认而导致所订立的买卖合同无效时, 第三方的利益如何保护?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 出卖人无权处分所订立的合同属效力待定的合同, 只有在权利人予以追认或者出卖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时合同才会有效。但是, 如果当事人订立的买卖合同因适用无权处分规则而被认定无效, 而买受人又不满足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时, 受让人的交易安全无疑将受到很大的威胁, 因为在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的情形下, 买受人充其量只能向出卖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 而无法主张违约责任[2]。而缔约过失责任较之违约责任显然是不利于买受人的。其次, 在根据私法自治原则下, 出卖人即使是在无处分权的情形下订立买卖合同, 也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不应以无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否则, 出卖人就有机会根据无权处分制度恶意毁约, 从而不利于良好的交易秩序的构建, 长此以往必然造成市场诚信缺失, 秩序混乱。因此, 将无权处分订立的买卖合同判定为无效, 势必会对第三人十分不利, 一定程度上伤害买受人对市场交易的信心, 不利于促进市场交易。

第二, 无权处分制度是否会成为某些恶意出卖人故意毁约的保护伞?

无权处分制度的制定, 原本的目的就在于保护原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但在市场交易中有很多人把这种制度当作自己恶意毁约的保护伞。比如:夫妻一方将夫妻共同财产卖出后, 出于某种原因又以未取得另一方的同意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此时如果出卖人为恶意的话, 法律不仅无法惩处他, 反而还要保护此时的他, 这对第三方而言无疑会有很大的不利, 同时也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公平。

第三, 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时, 第三人是否为善意到底应以什么标准来判定?

目前我国民法对于善意的认定并未制定一个较为明确的标准, 以至于在许多司法实践中, 由于缺少较为统一的标准, 造成司法界对善意的认定十分随意, 往往依靠法官的主观判断。在司法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第三方只需证明自己是基于对出卖人的信任或者登记簿公信力的信赖, 对于出让人是否有处分权并不知情, 即可证明自己为善意。而这样的模糊标准很难得到清晰的界定, 在审判中也很容易被推翻。对于第三人很是不利, 很容易使第三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这样的界定不仅造成裁判标准的不统一, 而且也给一些当事人以可乘之机, 使一些不诚信的行为也得到了法律的保护。

三、对于无权处分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在司法实践上的建议

第一, 明确规定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不动产, 同时区分动产和不动产而适用不同的标准。如前所述, 善意取得制度是无权处分制度的补充条款, 是为了在无权处分制度下合理的保护受让人的权利而设立的, 就其价值而言, 不应被局限于动产领域。而相对于动产而言, 不动产的价值显然更大, 因而对其规定也应当更加严格[3]。对于动产的善意取得由来已久, 不必赘述。对于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则以不动产登记簿为标准。我国的不动产的登记制度采用的是登记生效主义, 不动产登记簿对外具有公信力, 受让人有权基于对无权处分人以及不动产登记簿的信任订立合同。在此情况下原权利人如果不认可无权处分人的处分行为, 可以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侵权责任或者违约责任, 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第三人为恶意之前不得主张合同无效而要求收回自己的财产。

第二, 确定新的善意的认定标准。 (1) 去掉认定标准中有关“以合理的价格转让”的规定。为防止第三人为损人利己或者与无权处分人恶意串通, 我国法律规定善意必须要以“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为构成要件。这样的规定虽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也很大程度限制了权利人的自由贸易权利。在市场贸易中, 有很多复杂的情况都会影响到商品的价格, 权利人为了继续合作或者权衡利益很多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商品不是以所谓合理的价格转让。在判断第三人是否为善意时应当更多的考虑到受让人的专业以及文化知识水平、受让人对转让人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交易的目的等因素[4]。 (2) 善意的认定与举证责任相结合。在无权处分情况下, 原权利人将自己的财产交付给非善意的人, 而转让人则在无处分权的情况下擅自处分了他人的财产, 二者主观上都存在故意或者过失, 因而在善意的认定时善意第三人只需证明主张自己是基于对出卖人拥有该财产或者对不动产登记簿的信赖而订立合同, 即可以推定受让人为善意, 原权利人如果要主张自己的权利, 则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受让人为恶意, 例如证明对方与自己相识或熟知自己的财产状况等。

第三, 可以适当的加重对于无权处分人的赔偿责任, 针对恶意处分他人财产以牟利或者泄愤的行为制定惩罚性赔偿责任, 以约束他们的违法行为[5]。在无权处分人恶意的处分他人财以牟利或泄愤的情况下, 无权处分人有着主观上的故意, 该行为不仅扰乱市场秩序, 而且侵犯了原权利人的权利, 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缔约过失责任不足以规制这种行为, 参照侵权法第四十七条产品责任里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定特殊的赔偿责任, 以约束无权处分行为。

四、结语

我国的物权法还是很年轻的物权法, 实施的年份远没有德国、法国那么久远, 存在这样那样的冲突亦是很正常的现象, 无权处分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本应相辅相成, 但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 两者之间不免会有各种矛盾冲突, 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合理的解决这些冲突, 才能让我们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善, 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得到有效的保障。

摘要：针对中国无权处分制度和善意取得制度之间的冲突, 主要阐述了国内有关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的立法、司法现状, 提出了二者之间存在利益选择及适用上的矛盾的相关问题, 针对该问题提出相应建议。得出了唯有将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制度更好地协调, 才有利于把握财产所有权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的结论。

关键词：无权处分,善意取得,所有权

参考文献

[1]王利明.论无权处分[J].中国法学, 2001 (03) .

[2]相宇.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的再思考[J].法制与社会, 2010 (14) .

[3]尹田.物权法理论评析与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行政处分和党纪处分的区别 篇3

关键词：处分意识；处分行为；诈骗行为

盗窃罪与诈骗罪在主观上都以将他人财产非法据为己有为目的，在客观上都侵害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在客观方面两罪有所不同，即非法获取财产的方法不同。盗窃罪是采取秘密的方法窃取财产，诈骗罪是采取欺诈的方法取得财产，其具体表现是行为人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使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陷于错误。而仿佛“自愿”的将财产交给行为人。诈骗罪与盗窃罪相比具有如下特征：①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②被害人（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管理人）陷入了错误的认识，即由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从而使被害人陷入了错误的认识；③被害人有处分财产的意识。被害人由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在主观上已经同意处分某项具体财产，也就是说行为人取得某项财产是被害人意志的反映，尽管这种意志是基于错误认识而决定的；④被害人有处分财产的行为。即被害人有交付财产或同意交付财产的行为。

案情如下：

一群朋友在一个高大上的饭店一起吃饭。临开席进来一位长相甜美的女服务员，手里拿着一个纸箱笑着说：请大家将手机集中保管。满桌人都会心地笑了，一边纷纷响应，一边赞叹这家饭店服务贴心。买单后半天不见服务员送回手机。最后领班出面解释说饭店根本没有这个服务员。5部苹果，4部三星、3部华为就这样没了……经鉴定，几部手机价值两万多元。

对“女服务员”行为的定性，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女服务员”的行为应构成盗窃罪。理由在于：该“女服务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手机），数额较大，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定性为诈骗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是用诈骗方法的盗窃，是不是诈骗关键被害人是否陷入错误认识后处分财产。第一，行为人以保管为名拿到被害人的手机，不应将之理解为行为人占有了该手机，因为根据一般社会观念，在被害人将手机交给行为人且本人在场的情况下，行为人并未实现对手机的完全的独立占有，即使是行为人离开所有人（或占有人，下同）视线时。第二，本案中“女服务员”取财的关键步骤是逃离现场，从而完全实现对手机的占有，而实施此关键步骤具有秘密窃取的性质，其之前所实施的骗的行为只是为了给实施盗窃行为创造条件。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在窃骗交织的行为模式中，被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而对其占有的财物做出处分行为是区分二罪的关键因素。本案中，从被告人行为的整体上进行把握和分析，将之定性为盗窃罪更符合立法精神及该种行为的主客观特征。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顾客对手机并没有处分意识和处分行为。当所有人在场时，行为人持有手机，可以认定行为人对手机的状态是一种辅助占有，顾客将手机交给服务员时，虽未明言，但潜台词是服务员或者饭店帮顾客在用餐时间内在饭店范围内保管手机。保管的时间和空间都受到严格的限制，根据社会一般观念以及顾客的本意，虽然顾客没有直接持有手机，但手机始终在顾客的控制范围内，即使行为人持手机离开所有人的视线范围，因为是在饭店中，顾客看到服务员离开只会认为服务员是把手机放在饭店范围内的某处保管，潜意识中仍然认定手机处于自己的控制范围中（饭店范围内），主观上仍认为自己占有手机，更不会有处分手机的行为。

其次，本案中，服务员取得财物有两个关键步骤，一是以欺骗的手段使顾客放松对手机的占有，二是携带该手机偷偷离开被害人的控制范围，从而实现对手机的独立占有。这里可以做个假设，吃完饭后，顾客拿回了手机，那么从本文案情的描述根本无法得出这是一个刑事案件。可见服务员取得手机的关键手段是之后的秘密消失行为，即秘密窃取。顾客指示服务员，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下持有手机，这不是转移占有的处分行为，服务员并没有因实施的欺骗行为占有手机。顾客饭后向领班询问、索要手机，说明他们并不知手机已经消失，主观上仍认为手机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且没有处分手机的意识。服务员趁顾客吃饭之际，带着手机偷偷离开，使手机脱离顾客的控制范围，顾客不知情，这就是秘密窃取。服务员假冒身份只是让顾客放松警惕，为后面秘密窃取制造机会，秘密窃取行为才是服务员取得手机的关键手段。

最后，犯罪嫌疑人取得财物的时间也影响着诈骗犯罪的完成形态。如果本案被告人构成诈骗罪，那么女服务员诈骗行为的既遂自相矛盾。①假设取得财物的时间点是在顾客将手机交给服务员时，那么即使服务员将手机立刻交还顾客，服务员也成立诈骗罪既遂，这明显无法让人信服；②在此之后的时空中如何确定一个点作为诈骗行为既遂（取得财物）的标准是持诈骗罪观点的论者面临的困惑，因为认定为在这之后的一个点，假如服务员送回手机就使得该案的犯罪事实无法成立，仅能从服务员的主观非法占有认定犯罪行为，但服务员又交还手机，从客观上不能判断其非法占有目的，这是自相矛盾的；③而以盗窃罪定性，则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服务员以保管为名使被害人放松对手机的占有状态，之后服务员和手机一起消失，盗窃行为即已构成既遂，至于其如何将手机带离饭店消失在所不论。

综上女服务员实现对手机的占有并非被害人处分的结果，而是其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以虚构事实使得被害人放松对手机的占有，此时手机并未完全脱离被害人控制，而在饭店内服务员显然也无法自由支配手机，之后女服务员带着手机逃离饭店的行为，则实现了其对手机的控制，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主观上的动机、客观的行为特征，及在行为中犯罪嫌疑人取得财物的时间节点，将其认定为盗窃罪更符合立法精神、客观实际和生活中人们的一般认知。

参考文献：

[1]王礼仁.盗窃罪与诈骗罪的法律界限与实务判断.中国法院网，2003.7

[2]周国华.被害人处分行为是盗窃罪与诈骗罪区分的关键.人民法院报，2012.8

党纪处分决定 篇4

最近，市纪委、监察局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了原东山镇经管站站长×××违纪案件。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和行政撤职处分。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女，1970年1月出生，199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月参加工作，自×××年至×××年任东山镇经管站站长，现任西山镇经管站副站长。

经查，王××的违纪问题是：1、非法占有、贪污国家财物价值×××元。王××任东山镇经管站站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

王××身为共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受党教育多年，理应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为党工作，但却以权谋私，在权利和金钱的考验面前败下阵来，最终受到党纪政纪的严肃处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王××案件再次给予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一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近年来，在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的大量违纪事实一再表明，一个党员干部蜕化变质，往往是从理想信念上的动摇和蜕变开始的。王××参加工作20多年，在党的培养下，从一名普通干部成长为基层部门负责人，曾经为党的事业做出一定贡献，但没有经受住金钱和物质的诱惑，理想信念出现了偏差，致使走向犯错误的道路，受到了党政纪的制裁。王××的错误告诫我们，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必须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从根本上解决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才能确保共产党员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二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绝不能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党员干部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没有任何谋取私利的特权。特别是发生在老百姓身边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以权谋私行为，尤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王××在任期间却把手中的权力看作是个人谋取私利的手段和资本，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就非法占有、贪污国家财物××××余元，错误性质十分严重。

三是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切实搞好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失去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乡镇经管站既是农村统筹集资的具体办理者，又是减轻农民负担的管理部门。王××作为一个基层站负责人，经管着一方人民群众的财物，本应严格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办事，但他却利用手中的权力逃避监督，几年来，75次在无其他经办人的情况下，以单位名义个人从饭店订餐用于招待亲朋好友，严重侵犯了国家和集体利益。王××长期以来，多次一个人签字下账，处理应有自己负担的费用，严重违犯财务制度而不能够得到有效制止，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监督制约不力。

行政处分和党纪处分的区别 篇5

巴音朝鲁

《 人民日报 》（2015年10月27日 11 版）

在“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布局深入推进的关键时期，中央同时颁布《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准则》和《条例》）。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迈出的重要步伐，是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强化依规治党取得的重大创新成果，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我们一定认真学习领会，坚决抓好贯彻落实。

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加强纪律和规矩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新修订的《准则》和《条例》，主旨更加鲜明，内容更加科学，指向更加清晰，要求更加具体，实现了党内法规建设的与时俱进。一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既充分汲取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我们党一贯的管党治党思想体系和优良传统一脉相承，又着眼新的历史条件，充分吸收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新形势下从严治党规律、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实现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重大突破。二是针对性与系统性相统一。既坚持问题导向，直指现阶段管党治党、特别是纪律规矩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除弊革新、正本清源，又充分体现了纪法分开要求，实现了与其他党内法规制度相协调、与国家法律相衔接。三是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既言简意赅、内涵深刻，又务实管用、具有极强的可执行性。《准则》树立的“高线”看得见、够得着，《条例》划定的“底线”清晰明确、一目了然，为党员干部树立了“航标灯”、筑起了“防波堤”、拉起了“警戒线”，为各级党组织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提供了重要制度遵循。中央同时颁布的《准则》和《条例》，一个重在立德，一个重在立规；一个标注“道德高地”，一个开列“负面清单”；一个注重自我提升，一个注重惩戒约束，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体现了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思考和系统谋划，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党内法规制度生命力在于落实，约束力在于执行，威慑力在于从严。贯彻执行法规制度，根本和关键就是做到真刀真枪、实管严管。必须把从严贯彻执行《准则》和《条例》作为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具体体现和具体行动，切实扛在肩上，着力落到实处，让铁纪发力、禁令得行、规矩生威。必须突出责任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担负主体责任，把贯彻执行《准则》和《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常态长效工作，着力形成自觉尊崇、严格执行、坚决捍卫《准则》和《条例》的浓厚氛围。纪委要切实担负监督责任，强化执纪监督，严肃查处各种违反《准则》和《条例》行为。党组织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领导责任，既要挂帅、又要出征，当好《准则》和《条例》的自觉践行者、有力维护者。要强化考核问责，对工作不重视和贯彻不坚决的严肃追究责任，形成《准则》和《条例》贯彻执行的强大推动力。必须突出执纪刚性。坚持铁的标准，对违规违纪的现象和行为，发现就抓，露头就打，严肃查处，绝不留“暗门”、开“天窗”，做到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党纪面前人人平等、遵守党纪没有特权、执行党纪没有例外，绝不搞下不为例、有情可原、法不责众，让《准则》和《条例》有力度、有权威、有实效。必须突出重点环节。立足当前治党管党实际、干部队伍实际，把落实纪律要求与深化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继续整治“四风”、落实“八项规定”、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等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要把政治纪律突出出来。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对党员干部铁的要求，必须挺在最前面。要把关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要求从严从实落下去，以最严标准强化党员干部政治意识，做到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绝对忠诚。必须突出抓早抓小。强化《准则》和《条例》宣传教育，要求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有效增强党员干部纪律意识。加大日常管理力度，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就要及时予以提醒告诫、批评教育，使其悬崖勒马，不致 “疽痈”缠身。必须突出持之以恒。要坚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驰而不息、久久为功的态度，做到坚持抓、始终抓、常态抓。要结合党建工作形势任务要求，切实把《准则》和《条例》融入到作风建设之中、干部管理之中、党风廉政建设之中，让党纪的力量在从严治党中得到充分释放。

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 篇6

一、无权处分行为的基本理论

无权处分行为在民法上具有重要性和复杂性, 其原因在于无权处分人在处分他人财产时与相对人订立合同。从而引出在无权处分行为中的两方面因素:一是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处分行为;二是因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而使处分人与相对人订立了合同。从以上两方面可看出, 无权处分既涉及无权处分人与权利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又涉及到如何对待相对人。从而更体现了无权处分行为研究的必要性。

(一) 无权处分行为的含义

所谓无权处分行为, 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 并与相对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的行为。无权处分行为违反了法律关于禁止处分的规定, 并可能会损害真正权利人的利益。由上可知, 无权处分涉及到三方当事人:权利人、无权处分人和相对人。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 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 该合同有效。”这里显然是侧重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虽然其在实际中能否发挥这种功能尚有疑问, 但至少其立法本旨为如此。既然无权处分指行为人无处分权而以自己名义实施行为, 处分他人财产。这里需要探讨的便是“处分行为”和“处分权”两个概念。

1. 处分行为。

“处分”一词, 在民法上分为三个层次:最广义的处分, 广义的处分和狭义的处分。具体的说, 最广义的处分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和法律上的处分。所谓事实上的处分, 指就原物加以物质的变形、改造或毁损的行为。所谓法律上的处分, 既包括各种处分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如买卖、赠与等, 也包括处分债权和其他财产权的行为如出租或转租、转让债权、免除债务等行为, 还包括对财产权作出限制或设定负担的行为如在某些财产上设立抵押、质押等。我国《民法通则》第71条关于所有权的规定中所指的处分, 即为这种最广义的处分。广义的处分, 仅指法律上的处分而不包括事实上的处分。此种法律上的处分, 也包括上述各种处分财产, 能够导致权利的设定和移转的行为。狭义的处分, 主要指法律能直接发生权利得变更的行为如买卖、赠与等, 而不包括使财产的占有和使用发生移转的行为。一般来说, 无权处分中的“处分”应为上述第二种即广义上的处分。

2. 处分权。

处分权一般是作为所有权的一项权能形式出现的。《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条规定就是从财产所有权权能的形式表述处分权的。但处分权并非仅仅只能有权利人自己享有, 其他例如法定代理人、抵押权人等依法律规定也可享有处分权。因而处分权既依赖于所有权, 又可因法定或约定而由其他相应权利人行使。但原则上来讲, 只有财产权的权利人本人才有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

由于各国法律即立法模式的不同, 对于处分权概念的界定也不尽相同。在采取物权行为模式的法律中, 处分权是从属于处分行为的。处分行为指直接使财产权发生变更的法律行为, 包括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处分权则为“效力待定处分行为之法律上的地位, 或者说在法律上得就

●罗丽娅

权利为效力待定处分的权限, 也称处分能力。”

(二) 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判定

传统民法认为, 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待定。由于无权处分行为的概念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呈现多元性, 因此其效力也相应的呈现多元性, 即表现为一体性的交易行为效力待定, 或者是债权行为效力待定, 或者是物权行为效力待定。目前我国学术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无效说、有效说、效力待定说。

1. 无效说。

无效说是建立在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基础上, 将无权处分行为一概视为无效行为, 这一观点目前只有少数学者主张, 属少数说。将无权处分行为一概视为无效合同, 这显然不妥, 尽管无权处分行为可能会造成对真正权利人的侵害,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并不一定必然造成权利人的损害, 无权处分行为也可能符合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

2. 有效说。

有效说是建立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上。在物权行为模式下, 法律行为被区分为负担行为即债权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的效力不受处分权的影响, 处分行为则以行为人具有处分权为核心要件。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 处分人虽然没有处分权, 但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 只是影响物权行为的效力。

但是, 该学说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有效说没有区分相对人是善意还是恶意, 而认为合同一律有效, 这对真正权利人的保障十分不利, 因为无权处分行为极为可能造成对权利人的利益的损害。妨碍其正常地享有和行使财产权, 尤其在相对人恶意的情况下, 如果认为无权处分行为一概有效, 那么不仅对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是一种漠视, 对正常交易的秩序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3. 效力待定说。

效力待定说是以我国法制为背景, 以债权形式主义为物权变动立法选择的, 此种观点认为, 无权处分行为是一种效力待定的行为, 无权处分人与相对人订立了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 经权利人追认或行为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后, 合同自始有效。行为人未取得处分权的, 权利人又不追认的, 合同无效, 但是该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从物权变动的模式来看, 债权形式主义成为二战后各国物权变动立法选择的方向, 我国业已接受这一物权变动模式, 那么效力待定说就比无效说和有效说更加符合我国的法制背景和国情。

二、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及不足

我国以往的民事立法, 包括《民法通则》在内, 均未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设置一般规定。仅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设有零星规定。

(一) 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

1984年8月30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规定:“非所有权人出卖他人房屋的, 应废除其买卖关系。部分共有人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 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 应宣布买卖关系无效。买方如不知情, 买卖关系是否有效应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其他共有人当时明知而不反对, 事后又提出异议的, 应承认买卖关系有效。”在该项司法解释中, 作为无权处分行为的买卖合同一般被认定为无效。1988年4月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89条设有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 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 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 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 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 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在该项司法解释中, 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一般被认定为无效。1995年1月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试拟稿) 》第46条规定:“以处分他人财产权利为内容的合同, 经权利人追认或行为人于订约后取得处分权的, 合同自始有效。行为人不能取得处分权, 权利人又不追认的, 无效。但其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1997年5月14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征求意见稿) 》第3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财产或者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 善意相对人因交付或者登记已经取得该财产的, 合同视为有效, 但该财产对处分权人具有特殊作用的除外。”1999年3月15日颁布, 同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 针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设有明文:“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 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 该合同有效。”这就是引起激烈争论的第51条的规定。

(二) 法律规定之不足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解释, 法学家众说纷纭, 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意见认为, 《合同法》第51条并非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一般规定, 而是无权处分行为为无效行为的例外。在我国民事立法上, 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一般应为无效行为。理由有二:一是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 《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明确认定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 我国法律就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亦应作同样解释;二是我国《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明文规定, “出卖的标的物, 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该条规定属于合同法上的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 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 当无异议。该观点目前仅有少数学者主张, 属少数说。

第二种意见认为, 该条规定应理解为属于我国民事立法上针对无权处分行为所设置的一般规定。换言之, 在我国的民事立法上, 无权处分行为属效力待定的行为。但这种意见又包含着两种不相容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 效力待定的无权处分行为, 是指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合同效力待定, 以买卖为例, 该观点认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属效力待定的合同。如梁慧星先生就认为:“依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出卖他人之物, 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的, 合同有效;反之, 权利人不追认并且处分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 合同无效。这里说的无效, 不是处分行为无效, 而是无权处分的合同无效, 即买卖合同无效。不能解释为买卖合同有效, 仅处分行为无效。有的学者作这样解释, 实际上是以债权合同与物权行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为根据的, 与合同法立法思想不符。”这一观点为当前我国学界和实务界的通说。

另一种观点认为, 《合同法》第51条效力待定的, 应为物权行为, 而非债权合同。以买卖为例, 该观点认为就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 其效力判断不应当依据第51条, 效力待定的是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这种观点为一些学者及司法实务界人士所极力主张, 可谓是目前的有力说。

在这两种观点上都存在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从表像上看, 这几种观点仅仅是在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认定上有差异, 其时在更深层面上, 它们的逻辑前提已然不同。它们代表着论者对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在认识上的差异。少数说的第一项理由,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证成自己的观点, 表明它实际上是以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认识前提的;有力说的观点, 则清楚地表明它是以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作为认识前提。因此, 欲阐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看法, 需要以表明对物权变动模式立法选择的态度为前提。因为对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认定, 属于物权变动模式立法选择体系效应的组成部分, 关于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 笔者采用通说观点赞同我国采用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同时还需要对司法解释从宏观上进一步规范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认定。

三、无权处分制度的完善

由于物权立法在物权变动方面将采用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 合同法将无权处分合同规定为效力待定合同, 已考虑到与将来物权法的接轨, 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合理性。但其在制度设计方面尚未达到与现行法律制度、民法基本原理丝丝入扣、紧密守务的地步故不少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 对物权部分的完善

无权处分行为中对物权部分的归属问题可以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联系起来。

1. 通常情况下, 动产以占有为其公示方法, 不动产以登记为其公示方法。

物权的公信是指物权以法定的方法公示后, 对社会公众产生公信

力。

2. 物权的公信, 不动产物权表现为登记簿的公信力, 即使物权登记簿出现问题, 善意相对人从登记名义人处取得的不动产物权仍然有效;

动产物权则表现为占有的公信力 (又称善意取得) , 即无权处分他人动产之人, 将其占有的动产出卖或设质于第三人, 第三人受让占有时出于善意 (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 即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或质权。由上可知, 在以动产或不动产为标的物的无权处分合同中, 即使合同未取得权利人的追认且处分人嗣后未取得处分权, 只要标的物已移转占有或变更登记、相对人于移转占有或变更登记时出于善意, 仍能取得合同项下的物权, 即善意取得权利。在现实中, 由于登记时的大意, 而使真正权利人利益受损现实中屡见不鲜, 为此, 我们应该完善不动产登记制度及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满足公众要求。

(二) 对利害关系人保护的完善

我国在物权变动方面不承认于债权行为之外, 尚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以物权合意为内容的物权行为。于是将无权处分合同作为效力待定的合同, 在履行不能时, 相对人只能要求处分人承担缔约上的过失责任, 与其所承提担的违约责任, 保护范围、保护力度方面均显不足。为了保障合同相对人的利益, 增加交易市场的确定性, 合同法应在无权处分合同中赋予相对人催告权, 善意相对人撤销权。催告权的设置是为尽早结束合同效力不桷定的状态。撤销权的设置则体现了立法对善意相对人的倾斜保护, 使其能尽早摆脱权利, 义务不确定的状态。

(三) 对特殊情况的处理

在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嗣后取得处分权时, 处分人可能就同一标的物与不同的相对人签定买卖合同。我国因采纳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 其中处分是指处分合同, 因为债权具有相容性, 处分合同可以同时并存, 故原则上应认为, 在权利人追认无处分人嗣后取得处分权的情况下, 无论无处分人曾签定多少无权处分合同, 一律生效。如果权利人在追认时对所追认的无权处分合同作出指定, 则应尊重权利人的意思表示, 仅使被追认的无权处分合同生效, 其他处分合同不生效力, 对其所受的损失可向无处分权人追认。

无权处分制度是《合同法》颁布以来的一项备受争议的法律制度。无权处分制度贯穿债权法和物权法, 涉及合同效力、善意取得制度、权利瑕疵担保制度、不当得利制度等多种法律制度, 它的法律适用及其效力认定不仅关系到众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成立、变动或消灭, 而且对于完善民法体系有着重大意义。经全文所分析, 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 将无权处分行为视为效力待定, 在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 又或者相对人善意且符合善意取得制度适用条件的情况下, 合同发生效力, 这样是保持法律体系上的完整以及以人为本精神的升华。同时, 对恶意无权处分人及第三人予以惩罚, 不但有助于平衡所有权的静的安全和交易的动的安全, 促进交易;而且有助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大量问题, 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摘要：无权处分行为制度是各国民法理论中的基本问题, 就无权处分行为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问题, 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文章对无权处分行为及其效力的认定作了研究, 讨论了我国民法上的无权处分行为及其效力, 对其效力文章认为是效力待定, 历史的结论只有在实践中才有生命力。同时指出了法律存大的不足, 提出了完善措施。

行政处分和党纪处分的区别 篇7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我省关于中小学校收费管理规定，治理中小学乱收费行为，维护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各级党政机关、社会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和中小学校及其工作(教职)人员，违反中央和我省关于中小学校收费管理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向中小学校或中小学生收费的，依照本规定，给予有关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

第三条 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有关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行政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级或者撤职处分:(一)超越权限擅自批准或自立中小学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的;(二)违反有关规定，通过学校在中小学生就学过程中，收取提留统筹款、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各种集资款、赞助款，或强制学生投保的;(三)对中小学校乱罚款、乱集资、乱摊派和搭车收费的;(四)对所属部门、中小学校的乱收费行为放任不管或制止不力的;(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收费行为。

第四条 中小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行政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行政降级或者撤职处分:(一)违反国家和省级贫困县农村中小学校 “一费制”收费规定，超标准收费，以及不采用规定的普通黑白版课本，强行向学生推销彩色精装课本收费的;(二)以“建校费”、“教育基金”、偿还 “普九”达标欠款以及弥补教育经费不足等名义向学生收费的;(三)除由学校代学生统一订购的课本和作业本外，代收其他各种费用的;(四)违反规定招收“择校生”，收取择校费的;(五)农村中小学校为学生统一着装强行收费的;(六)强行向学生提供饮食服务收取相关费用的;(七)中小学校及在职教职员工，以各种名目在校内、校外举办复习班、补习班、辅导班、实验班、实习班、“提高班”、“超常班”等收取费用的;(八)借征订教材、开学、升学之机，采取强制手段搭配推销或组织学生统一购买和使用教育部与省级教育部门公布的用书目录以外的教辅参考书、习题集、测试手册等各种复习资料，及各种文具用品和其他用品收费的;(九)对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仍然继续收费，或者对规定收费项目超标准收费的;

（十）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收费行为。

第五条 因乱收费加重学生负担，致使多次发生学生失学、辍学问题的，给予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和特别恶劣影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行政撤职处分。

第六条 隐瞒、包庇袒护中小学乱收费行为，对抵制、举报乱收费行为的人员打击报复的，给予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行政警告、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从重或者加重处分:(一)顶风违纪，屡教不改的;(二)强迫、指使下属工作人员乱收费的;(三)擅自作主或主动策划乱收费的;(四)将所收取的款额，用于吃喝、送礼、旅游或者变相私分的;(五)抗拒检查，伪造、隐匿、毁灭证据，不提供原始票据、帐册和转移资金的;

第八条 本规定发布前乱收费所得，主动如数上交或退赔并如实报告组织的，根据情节，可以不予处分、免予处分或减轻处分;不上交或退赔、不主动报告组织的，依照本规定处理。

第九条 违反中小学收费管理规定，除依照本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直接责任外，同时，根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领导责任。

第十条 本规定由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湖北省监察厅负责解释。

行政处分和党纪处分的区别 篇8

纪处分规定

皖办发[2006]4号

各市、县委，各市、县人民政府，省直各单位，各大学：

《关于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行为的党纪政纪处分规定》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06年1月18日

关于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行为的党纪政纪处分规定

第一条 为严格执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保证人口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共产党员、公务员，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单位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应当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未依法取得夫妻关系生育第一个子女的，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不符合再生育规定或借收养、代养、送养、寄养名义违法生育第二个以上子女的，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至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符合再生育规定，但未满间隔期生育的，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警告或记过处分。

第四条 伪造、变造、买卖生育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等计划生育证明的，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或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至开除党籍，行政撤职或开除处分。

第五条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育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等计划生育证明的，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警告或记过处分。

第六条 拒绝、妨碍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给予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行政警告至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至开除党籍，行政撤职或开除处分。

第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直接责任人员党内严重警告至开除党籍，行政降级至开除处分；给予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党内警告至撤销党内职务，行政记大过至撤职处分：

(一)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二)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

(三)实施假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定的；

(四)组织、介绍妊娠14周以上的妇女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或者施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手术的。

第八条 倒卖、变卖政府免费提供的避孕药具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行政记过至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至开除党籍，行政撤职或开除处分。

第九条 应当发放生育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等计划生育证明而拒不发放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行政记过至降级处分。

不应当发放生育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等计划生育证明而发放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行政记过至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至开除党籍，行政撤职至开除处分。

在发放生育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等计划生育证明时，强行提供有偿服务，或者超范围、超标准收费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行政记过至降级处分。

第十条 擅自提高或降低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或者征收社会抚养费不出具专用票据，或者下达、变相下达社会抚养费征收指标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或降级处分。

第十一条 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有失职行为，未完成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主要目标的，给予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行政记过至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

违反规定，未履行协助计划生育管理义务，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党内警告，行政记过或记大过处分。

第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直接责任人员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或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至开除党籍，行政撤职或开除处分：

(一)非法关押、殴打、侮辱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员及其家属、毁坏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员的家庭财产、不经法定程序扣押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财物，以及其他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

(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三)索取、收受贿赂的；

(四)截留、克扣、挪用、贪污计划生育经费或者社会抚养费的；

(五)虚报、瞒报、伪造、篡改或者拒报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数据的；

(六)打击报复如实上报人口与计划生育数字的工作人员或打击报复检举、揭发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员的。

第十三条 依照本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由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或者所在单位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办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省纪委、省监察厅商有关部门解释。

行政处分和党纪处分的区别 篇9

处分决定是对违反党政纪的人员作出的处理决定或意见，处分决定能否执行到位，直接决定着违纪党员干部能否真正受到处理，其他干部能否受到教育，只有处分决定执行到位才能维护党政纪的严肃性和有效性，才能体现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权威和效果，才能维护好纪检监察机关的良好声誉和形象。根据笔者多年来的办案、审理工作实践，当前处分决定执行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

一、处分决定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1、一些单位存在着处分决定不及时执行的问题。由于好人主义思想作祟，一些单位领导不及时召会，研究处分决定的执行，不安排人员做好处分决定执行有关工作，致使处分决定一直拖着，少则半年，多则长达两三年，不能及时处理到位。

2、一些单位处分决定执行中存在着不到位的问题。表现在处分决定执行过程中，只影响当年考核、评先进、十三个月奖励工资，对工资、职务等方面没有严格按照有关政策规定进行处理。

3、一些单位处分决定执行过程中没有按照规定范围进行宣布，处分决定没有及时送达，处分决定没有让受处分人进行签字等。

4、一些单位处分决定执行中存在着畸轻畸重的问题。表现在同一案子对一般干部处理重，对领导干部处理轻，有些案子处理没有严格按照党政纪处理条规对照处理，有些案子人为的进行了减轻或从轻处理，但不具备从轻或减轻处理的依据和情节。

5、处分决定执行后不能及时报告上级部门进行备案。

二、解决处分决定执行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处分不执行等于打白条。处分决定不能有效执行，损害了党政纪的严肃性，造成了违法违纪者不能得到应有的处理，也导致了一些不稳定因素的发生，对涉案单位和办案部门造成了不必要的影响和危害。对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一是加强纪检监察业务培训。各单位、各部门要确定专人从事纪检监察案件审理工作，要对有关人员开展纪检监察业务培训，组织外出学习审理业务知识和经验，使其尽快熟悉案件处理的程序和要求，掌握案件审理工作技能，不断提高案件审理工作质量和水平，为处分决定执行打好基础。

二是加强处分决定执行监督检查。各镇、各部门纪委纪检组对本单位受处分人员处分决定执行情况要认真进行自查，发现问题随时解决。县纪委要会同组织人事等部门对全县党政纪处分决定执行情况进行抽查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予以解决，使处分决定执行不留空白，不留隐患。

三是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一些部门不严格执行处分决定的问题要进行通报批评，对单位主要负责人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单位在年终考评中不能评为优秀单位。

四是要建章立制，不断规范处分决定执行，要建立健全处分决定宣布、送达、执行报告等制度。对处分决定执行后不及时报告的单位，要督促及时报告，对处分决定执行报告有关资料不健全的，要督促补齐有关资料，县纪委、各镇、各部门要确定专人抓好处分决定执行报告工作，使处分决定执行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发挥处分决定执行的真正作用和效果，要创新建立处分决定执行公示制度，对涉及单位的处分决定执行情况要在有关单位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反映不及时处理的，要责成有关单位进行处理。要落实处分决定执行宣布、送达、执行签字制度，确保处分决定执行各环节、各程序全面到位。对个别不重视处分决定执行的单位主要领导要建立约谈制度，由县纪委领导定期约谈，明确认识，夯实责任，督促其认真抓好所在单位的处分决定执行工作。

如何理解和执行留党察看处分 篇10

答：党员留党察看时间最长不超过两年。党员在留党察看期间，在党内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党章规定的其他党员权利仍然保留。党员经过留党察看，确已改正错误的，应当恢复其党员的权利，留党察看期间的党龄予以保留；坚持错误不改或者又发现其他应受党纪处分的违纪行为的，应当开除其党籍。对于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期满后还不能恢复党员权利，但又没有完全丧失党员条件的，可以延长留党察看一年，到期仍不符合恢复党员条件的，应当开除其党籍。

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的当年，参加考核，确定为不称职；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的第二年，参加考核，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受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参加考核，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

留党察看是比撤销党内职务更重的一种处分。党员在受留党察看处分后不能担任原任的党内的任何领导职务，其原有党内职务自然撤销，因此对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的，无须另外再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恢复党员权利后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或者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

行政处分和党纪处分的区别 篇11

近日，市统计局党组积极组织班子成员学习《中印办<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领会文件精神，掌握工作程序。要求班子成员认真研读，学习领会精神。

12月21日，结合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市统计局制定了《中共郴州市统计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十八次学习方案》，将《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 》纳入学习内容，组织局班子成员集中学习。局党组要求局班子成员不仅要在会上学，会后还要继续学习省、市纪委相关实施细则，及时熟悉规定，掌握程序，遵照执行。

会上组织观看了纪律教育片《铁纪强军》。

行政处分和党纪处分的区别 篇12

省委宣传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省委、宣传部部长梁伟年要求，认真学习、严格执行《准则》和《条例》，自觉做表率、担主责、受监督，扎实提高从严治部的工作水平。

省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分别谈了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表示，贯彻实施好《准则》和《条例》，对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内监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经常学习、严格遵守，向高线看齐，不越过底线，担当好从严治部的主体责任。《条例》对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领会、带头落实。

梁伟年说，《准则》和《条例》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省委宣传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逐条逐句学习领会，牢固树立党章党规党纪意识;经常学、反复学，认真对照检查言行，不断地强化于心、强化于行;认真把党纪党规挺在想事做事前面，自觉做表率、担主责，履行好“一岗双责”;乐于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坚决与违反《准则》和《条例》的言行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