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精选10篇）
在希腊，尽管过去人们对于祖先和神灵有着类似于在中国一般的敬意和崇拜，但是这种敬意和崇拜先是随着逐渐平民化的革命从政治上逐渐驱逐，又在被哲学家们寻求智慧和真理的努力所逐渐打破。苏各拉底的死意义重大的一点是一颗古往今来可能是最伟大的头脑中思想火花之熄灭并非由于专制君主或寡头出于控制思想的需要和对于独立思想者的恐惧，恰恰相反，是出于民众的无知、对真理的恐惧和传统的力量。
柏拉图因此对民主政治不抱好感。这位理想主义者因此走向了理性主义极端的一个高峰也即追求“类神牧”的或者“哲学王”的统治（另一个高峰显然要等到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们如卢梭和康德等的出现来补充）。然而可贵的是，严谨地秉持“中庸”之道的亚里士多德对他的老师进行了可贵的背叛。
《尼格马可伦理学》相当完整地论述了一个完整的人在德性和品质上所能达到的高度，但是，一个人要达到这样的高度显然不可能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分开，因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因此亚里士多德开始准备讨论什么是比较理想的政治体制。
第一卷仍然应当视为对展开论述的一个准备工作。政治学应当从何处开始？家庭，原因是城邦的基本构成单位就是家庭。但是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批评了那些认为治城邦如治家，家长、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区别仅在于治理人数的不同而已。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关系由血缘的家庭关系演化而来，因此家长制、宗族关系、大宗权和父权是普遍存在的。当孔子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时，我们应当牢记，那是当时的真正政治形态，因为事实上治理“国”的统治者们，正是以管理家族的方式统治的。
但是在希腊这不同。基于血缘的家族政治链条在一个时期被砍断了。对此，人们的记忆是，君主制被贵族制取代，贵族制又被民主制取代。正如古希腊普遍提到的一个古老的政治故事：当一个僭主的妻子抱怨他留给后代的权力被严重削弱之时，僭主答道：“恰恰相反，是加强了，因为权力的被制约使王位的稳固有了保证。”
亚里士多德像很多哲学家一样注意到了治家与治国、牧畜与牧人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一个天生的自由主义者，“中庸”和实际永远是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最好注解。亚里士多德尽管承认“并非所有奴隶或所有自由人都是自然奴隶或自然自由人”，但是，与柏拉图“构成人的材料”的神话如出一辙，“自然打算让人们这样，一部分人服从而另一部分人则显示权威和运用高贵者的权力”，因为人们天性如此，有人天生是自由人，有人天生是奴隶。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只会唱高调的人。尽管一些自由主义者有足够的理由仇视他，这个古老的道理最终还是被熊彼特们在“人生而平等”甚嚣尘上的年代以精英民主主义曲折地但是无可置疑地辩护了。
因此统治术分成两种：针对自由人的和针对奴隶的。第一卷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到此暂告一段落，因为正题还没有被引入。亚里士多德接下来谈了关于“获取”的技艺，即致富术。这一段对于我们把握致富术对于城邦的重要性有帮助的一点是财富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是应当考虑的，但他们不应以此为目的。正如家长应当考虑家庭成员的健康，但是这是医生们必须考虑的问题一样。当然，由于国家比一个家庭更需要金钱，因此有可能有政治家致全力于理财。
下面一段更可使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继承性。灵魂天生由统治和服从的两部分构成，既然统治应当出于德性，那么统治者就应当具有完美的伦理德性，即主人的技艺，也就是理性；而臣民只需对其有用的理性就足够了。即：每个人具有着相同的德性，但其组成和程度不同。男人的勇敢体现于发号施令，而女人的勇敢体现于服从。
第一卷所要讨论的问题，如主奴关系、夫妻关系、致富术等已基本完毕。要注意的是，这些都还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在家庭层次上的论述。因为先前我们已经说过，城邦由家庭构成。第二卷开始，亚里士多德开始讨论政体问题。
第一句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准备考察，对于那些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说，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亚里士多德既不理想化又不庸俗化的习性在这一句中展露无遗。亚氏显然是不同意柏拉图式的理想政治模式的，因为没有人能实现那种生活理想。但亚氏希望人们能够尽量实现善的生活。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实现的，既不是神，也不是堕落的人们。
这一句话是值得重视的，因为紧接着，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了对于柏拉图《理想国》中共产主义模式的批评。柏拉图的理想国建立在一个重要的逻辑基础上，即最完美的国家内在类似于最完美的个人灵魂，也就是：国家的最理想的组织模式是整齐划一的，国家各部分如人身体各部分一样。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们师法自然的一个体现。但是亚里士多德驳斥这种观点恰恰是违背了自然，因为它无视城邦的自然，却把它等同于个人的自然。这里和第一卷中探索城邦的起源是遥相呼应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相当有力的观点：城邦的本质就是多样性。正如《尼格马可伦理学》中提到的，亚里士多德对于共产主义和妻子共有制的批判首先立足于，它损害了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论述更是经典：一件东西要引起人们的关心和钟爱，主要有两点，即它是你自己的，并且它是珍贵的。同时他还论述了共有制引起的对于身份认同的破坏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序和混乱。
亚氏在建立城邦的具体技术上对于柏拉图的批判我们暂不讨论，接下来的批判集中在《法律篇》上，尽管普遍认为这篇论述已相对《理想国》接近现实。然而亚氏仍然批评它结合了平民制和僭主制这两种最坏的形式，从而使选举容易被特定群体左右。这种批评，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是制度上的。亚里士多德确实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实用主义者。
但是亚里士多德仍然是一个念念不忘美德作用的古希腊哲人。在论及其它政体时，亚氏指出，防治犯罪不仅在于分配，还在于培养节制的习俗。这与现代的观点截然不同。自由主义者显然坚持如何使用财富并非国家社会所应干涉，我们所能够的仍在于以法治与制度来防范问题的发生而并非道德化地推行权力。这也许是因为自政治学“现代化“后权力因素终于脱离伦理而独立的缘故。我们不否认亚氏的解决之道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但是研究政治学的人需注意，权力，永远是你身边的一头野性并未全然消失的狼狗。
我们继续乘着“中庸“之舟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遨游。接下来亚里士多德对于法的变革提出了重要的看法：政治学是一门需要革新的技术，但是变法的危险是会削弱法律的威力。法律无法强迫人们服从，只有习惯才能做到。中国百年来的变法家与革命家，似乎都没有好好地阅读亚里士多德。
接下来主要是描述性的，对于各城邦政体好坏的考察和政治家的贡献。需要注意的是，在那个时代，实行共餐制的斯巴达、克里特和迦太基似乎普遍受人称赞，这与亚氏似乎同其老师一样较为推崇贵族制究竟是互为因果还是怎样目前还不清楚。不管怎样，亚氏的观点始终趋于保守和非理性主义，比如他提到政体逐渐地偏向平民化有时是出于偶然的，而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也看到立法者并不能决定政体的发展方向。至少，亚里士多德在不动声色地说明这点。
第三卷是亚氏立论的重要篇章。首先是关于公民的定义，公民即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对当时来说，基本这就是城邦政治生活的全部，因此公民的首要特征在于对于政治生活的关注。接下来的论述似乎与《尼各马可伦理学》联系相当紧密：善良之人的德性与良好公民的德性是否相同？亚氏的回答是并非善良之人并不妨碍成为一个好的公民。如果允许我们借此无限发挥，那么我要说，这种将政治独立于伦理的思想实在对于政治学的近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这里的论述简直可以作为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一个导言）然后是政体。这部分一直以来似乎相当受人关注，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思想集古希腊之大成，并影响了西塞罗等一批重要的思想家。普遍的且扼要的对于政体思想的描述是：正确的政体
以正义为原则，以统治者利益为最高的政体都是它们的变体。正确的政体分为三种：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相应的变体也有三种：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制。
但是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不应当在此止步。寡头制和平民制是按照居统治地位人数多少来划分还是按照财富的多少来划分？亚氏说，因为富人普遍是少数，穷人普遍是多数，所以对这两种政体的划分往往有上述两种误解。但这两种标准都不是根本问题，重要的是，寡头制的人民和平民制的人民对于正义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前者在于财富，后者在于自由。亚里士多德说，他们都仅仅看到了正义照亮了自己的那一个侧面。
假如再允许我发挥的话，我要说，哈耶克和罗尔斯，以及neo-liberalism和new-liberalism的争论，似乎也没有跳出这个局面。
因此亚里士多德教导说，真正重要的在于人们应当意识到，城邦并非为了生活而存在，而是为了优良生活而存在，否则奴隶和畜生也可以组成城邦。忽略古典哲学家们对于伦理在政治中的重要性的表述永远是不明智的。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务实的柏拉图，他把柏拉图的次好变成了最好，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和柏拉图在最高层面上，或者说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一部分上是相通的。
进一步，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的权力归属问题。即使法治可以避免激情，但是法律的制定仍然受到利益群体的影响。对此，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出什么样的法律才是恰当。如果我们有悟性，也许可以猜想到，在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智慧者看来，试图用理性的计划来设计制度或方式来达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也许有人能做到，但这极需要运气。
然后是另一个问题：如何面对城邦中极为出色的人？雅典等城邦的做法是陶片放逐，因为部分超过整体是危险的。但是亚里士多德说，这显然不符合城邦之目的是为了最高善。因此解决方法是所有人心甘情愿跟着这样的人，奉他为王。问题是，如何使这样的人获得和交出王位？因为城邦不仅仅是一代人的事，它关系到一代代人，因此若无一个习惯或者制度，这显然比失去一个哲人的统治更可怕。可是怎样的制度才能保证我们真正发现这样的人？当这个人去世以后，如果城邦中再没有这样的人，政权如何平稳过渡？最后，如何在一个现实的城邦中实现这一点？
倘若我们以此来诘责亚里士多德的论述，那么我们是犯了把《政治学》当成《理想国》来阅读的错误。因为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凭空设计一个最好的城邦，相反，他所孜孜追求的，应当是一个最恰当的城邦，也即最符合当地风土人情的最好城邦。因此亚里士多德对于君主制之描述，如果不把它单纯看成是对历史的记叙，则应当理解为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容易找到德性明显高出常人的人的城邦最适合君主制。隐含的意思是，德性不足的民众中最容易产生君主，而这样的统治也最适宜他们。
亚里士多德关于古代社会的论述就是这样的。他讲到，当城邦中德性较高的人越来越多后，君主制开始逐渐被共和制和寡头制取代。但是平民政体，在亚氏看来，显然是众人德性堕落的结果。民众决断一切是永远和野心家的煽动与僭主的谋权分不开的。当法律的权威也在这种平民政体中失落时，这种平民政体就不复成为一个政体了（对比亚氏认为另一种不是政体的政治形态即东方的专制政治）。
共和政体同贵族政体，按亚里士多德的理解，都可以视为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种混合，区别在于一者倾向平民而一者倾向寡头。但是究其所言，贵族制的价值标准是“德性”，而共和制则应当在于“平衡”，即完美的混合。共和政体的成员，应当无一人有意组织另外形式的政体。
但是仅仅考虑权力的分配和制度的制约是不够的。正如统治者必须考虑财政问题，成帮的设计者也必须考虑优良城邦成员的生存问题。最优良的城邦，在亚氏看来，是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体，也许在亚氏看来，中产意味着财富可以使人们“节制”并“慷慨”地生活，而且“中产阶级”讲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够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以下对于官职、议事的议论不予讨论，仅仅吸收其有益的思想。
接下来亚里士多德开始讨论政体变更的原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虽然在此有阶级划分的意识，但更加注重的是政治心理学的因素。首先是平民和寡头的冲突。他们的冲突是因为财产问题及分配的不均吗？不是。在亚氏看来，两者的冲突是因为信仰的不同，即正义价值观的不同。财富和自由（近代以来“财富”被“自由”取代，“自由”则被“平等”取代），两者的矛盾很难说是源生于人类中间还是随财产的分化产生，但是对于两种信仰冲突的关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才是真正重要的因素。其次，平民和寡头的冲突引起僭政，因为僭主欺骗双方，使他们认为只有在僭主的统治下才能使双方得到安宁，殊不知在僭主看来，挑拨双方的互相斗争才是僭主借以维持自己权力的法宝。如果我们参看色诺芬的《希耶罗》则更可以明了这点。僭主因不正当的权力产生恐惧，并因为这种恐惧而运用种种僭术来对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会变得谦卑恭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从而使僭政得以长久维持。这点与《希耶罗》的主旨也相同。
关键词：《政治学》,中庸之道,中产阶级
一、亚里士多德中产阶级理论相关观点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在中产阶级理论中凸显的淋漓尽致。在他看来, “中庸适度”是为政者决不应该忽略的至理, 必须尽可能保证邦国各党派、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平衡。他的“中庸适度”又称“中庸之道”, “中庸适度”即:让中产阶级——这个富人和穷人的“仲裁者”执政。亚里士多德对“中庸适度”的推崇是要实现城邦政体的稳定。[1]
1. 最稳定、最能长治久安的政体是以中产阶级执政为基础的共和政体
亚里士多德指出阶级关系上的极贫与极富, 政治制度上的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等都不符合中道原则。富人掌权建立寡头政体压迫平民, 平民掌权建立平民政体压制富人, 二者都会使社会丧失平衡。然而中产阶级被他视为中庸的化身, 顺从理性, 具有美德, 不走极端, 即不像富人那样奢侈、发号施令、引起穷人凯觑, 也不像穷人那样懒散无赖、自甘暴弃、希图他人的财物。因此要缓和对立, 必须依靠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组成的政体。他提出“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中产阶层庞大的城邦, 就有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唯有中产阶级最适合充当穷者和富者之间的仲裁者, 中产阶级执政的政体也会更加稳定。共和政体吸取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些因素混合而成的中间体系, “一个混合得良好的共和政体看来应该是具备平民和寡头因素的, 又好像是两者都不具备。”“共和政体中的各个因素倘使混合得愈好愈平衡, 这个政体就会存在得愈久。”[2]因而, 他得出结论, 最稳定、最能长治久安的政体是以中产阶级执政为基础的共和政体。
2. 以为数较多的中产阶级缓冲政体变化, 避免有由过分的贫富差距引起的动乱和变革
亚里士多德认为过分的贫富悬殊是政治动乱和政体变革的重要原因, 反对过分的贫富悬殊, 让公民都过上小康的生活, 避免大贫大富, 以实现政治稳定。过分的贫富悬殊将导致政治动乱和政体变革。寡头派和平民派的冲突是引起政体变化的根本原因。而如果有为数较多的中产阶级为之缓冲, 则容易避免动乱与变革, 因为“如果两方都明知各自的力量不足抗衡, 较弱的一方就必然放手而不敢贸然与较强的一方争胜”。[3]他从整体稳定性出发, 指出“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 凡是城邦内中产阶级强大, 足以抗衡其他两部分而有余, 或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单独一个部分为强大”。[4]一个城邦之内要实现政体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在城邦中“维持其政体的部分要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富人和穷人之间是尖锐对立的, 富人和穷人是不会联合起来反对中产阶级的。要使城邦中维持政体的部分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便是最有效的办法, 这种方法就是将唯有中产阶级——“一个国家中最安稳”的阶层即中产阶级的利益纳入城邦的法制之中, 这样才能兼顾到城邦中各种利益的平衡, 从而保证城邦的正义。
二、亚里士多德中产阶级理论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1. 参照亚氏中产阶级理论, 壮大中等收入者队伍, 不失时机建立起“橄榄型”社会
中国社会中的中等收入群体从本质上和亚里士多德所描绘的奴隶主阶层的中等收入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的中等收入者, 绝大多数人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有着比弱势阶层更加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但不可否认的是, 亚氏的中产阶级理论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有着很重要的启迪作用。
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看, “中产阶级将承担矫正社会贫富和两极分化、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推进民主政治的使命”[5]。因而, 我们要参考亚里士多德的中产阶级理论, 不失时机建立起“橄榄型”社会。正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说法, 这为“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社会发展目标提供了路径:通过更多财产权的分配, 形成中产阶层占据多数的“橄榄型”结构, 进而达致文明而稳定的现代社会形态构成。[6]从中国现在的基本国情来看, 将亚里士多德的中产阶级理论运用到当前社会的实践中, 建立起“橄榄形”社会, 使占据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中产阶级群体能够成为社会的主力军。从而能够为带动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发挥充分的作用。
2. 缩小贫富差距, 缓和社会矛盾, 维护政治稳定
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 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 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 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 很难妥协, 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而如果中产阶级强大, 足以抗衡富人群体和穷人群体而有余, 或至少要比其他单独一个群体强大, 那么中产阶级就会在国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进而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7]如果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 那么位于社会上层的富裕阶层和位于社会下层的贫困阶层的比重都会变得很小。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腾飞, 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 最主要的是贫困人口的数目长期占据着比重较大的位置。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长治久安有着很严重的影响。只有缩小了贫富差距, 社会的和谐稳定才能够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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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哲学基础;评价
中图分类号:B502.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1—0076—02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改革家、教育家,被后世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生活在希腊奴隶制正处于危机的时期,当时雅典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政局处于一种分崩离析式的状态 [1]。这一现实引起了亚里士多德对雅典城邦政治问题的高度重视。他提出的许多政治思想主要集中在其著作《政治学》中。他对政治问题的专门研究,使政治学与哲学、伦理学区分开来,使政治研究初步取得独立地位。下面本文将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主要内容及评价等方面作一简要分析。
一、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思想在各方面都会或多或少地相互影响,他的政治思想就深受其哲学思想的影响。
受自然哲学的影响。他把自然哲学引进政治学中, 用以解释政治问题,如“人天生就是政治性的动物”,奴隶制是自然的制度;国家自然起源说等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 [2]。
受“中庸之道”思想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一切行为过度和不适都是恶行的特征,而中庸则是美德的特征[3]。根据这一思想,他主张中产阶级执政的共和政体。因其主张折中,故被称作“动摇于两条路线之间的亚里士多德哲学”。
受“经验主义”的影响。亚里士多德重视经验,尊重事实,被列宁称为是一位有思想的经验论者。专门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伊格尔就认为《政治学》分为两部分:从柏拉图主义汲取灵感的“原有政治学”和以偏重经验主义为手法,处理现实政治世界的“亚氏政治学” [4]。
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国家的理论。国家自然起源说。受自然哲学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的产生是基于人的本性的一种自然演化的结果,是自然生成的。因为他认为,国家是通过“家庭—村庄—国家”之间的联系自然而然产生的 [5]。由此可知,人与国家是密不可分的,个人必须置于国家之中参加国家的生活,才能得到自己的需要,达到所追求的向往幸福生活的目的,因此而产生了他在政治问题上的经典话语——“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国家目的论。亚里士多德提出善是一切活动的目的,因此在政治上,他认为国家是以实现最高、最广泛的善业为目的的共同体,国家的存在就是要创造人的良好生活,不断充实作为理性的韧性,而积极谋求公共的“善”;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很自然,既然所有共同体都在追求某种善,所有共同体中最高的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就一定是最高的善,那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 [6]。
政体理论。政体理论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重点研究对象。他认为,政体的类型学说应该既包括形成的因素又包括道德的因素: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数量和经济地位,以及他们的统治性质。据此,他所说的政体类型如下表 [7]:
在以上六种类型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中产阶级统治的共和政体能顾及到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是最优良的政体,是理想的国家政权形式。所以,他坚决主张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中产阶级参加权力角逐,这样就可以改变力量的对比,防止政体向任何一个极端演进[6]。
2.关于法律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的制定应该与政体相适应,因为每一个政体即是对城邦中各官职的一种设置,而法律是独立成章的,是说明政体性质的一种规章 [6]。他提倡法治,反对人治,认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形式,具有许多明显优于人治的特点;他认为,法律一旦制定就应该认真执行,即使是当权者也必须依法统治,并防止有人违反法律。
3.重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是维护共和政体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国家政治的杠杆和国家最主要的职能,他从中等奴隶主阶级立场出发,提出通过教育重振古希腊公民的四德,培养公民中庸、适度的美德,以防止公民在道德上、精神上的堕落、颓废,借以维持城邦制度的精神支柱,挽救日趋衰落的教育;教育公民适应他生活于其中的政体,因为每一政体一开始就形成了其固有的习惯特征,起着保存该政体自身的作用 [6]。
4.城邦的构成和奴隶制。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没有相应的生存手段,就不能产生一个优良的政体;城邦的构成如何,是优良政体产生的首要问题;城邦的人口、疆域、海军力量、秉性、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都是城邦构成所必须考虑的因素。受其自然哲学影响,他认为,奴隶制是有利的、是正义的。奴隶天然应该低于主人,不应该是希腊人,而应该是其他精神低劣的下等种族;奴隶是财产的一个部分。由此,他认为奴隶的本性和职能,即那种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人,就是天生的奴隶,可以说他是他人的人,作为奴隶,也是一件所有物,而且所有物就是一种能离开所有者而行动的工具 [6]。
三、对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评价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产生于希腊奴隶制处于危机的时代,是对那个时代纷繁复杂、矛盾重重的政局深刻洞察后经其专门研究、分析而提出的。他通过研究一方面试图挽救日趋衰落的奴隶制,另一方面试图探求出政治制度的演变规律。他的政治思想在当时有些是难以实现的,有些是错误的,有些是值得提倡的,甚至对我们当今的政治生活都还有重大意义。对此,我们要辩证地认识。
首先,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自然起源说的理论是非科学的、反动的政治学说。因为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属于唯心主义的自然哲学之上;从政治学上讲,国家根本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建立在人对共同生活的天然倾向之上和自然生成的,否则就掩盖了国家的阶级实质,但有点,我们须承认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起源学说,也有合理的因素,既包含着符合历史进程的真实内容,国家的产生有个历史过程。其国家目的论本质上是用华丽的辞藻掩盖了奴隶制国家的血腥本质。他所主张的创造人的良好生活,谋求公共的善,都只能是欺骗,在当时无非是创造奴隶主阶级的良好生活,谋求奴隶主阶级的善。
其次,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总体上是不科学的,但也存在其合理的部分。他脱离国体谈政体,是一种唯心的认识,是不科学的。因为国体是国家性质,政体是国家政权组织形式,采取什么样的政体是由国体决定的,而非人们的意愿,否则就会掩盖国家的阶级实质。面对奴隶制危机,他把社会矛盾和种种弊端的原因归根于政体不好,而不在于不合理的奴隶制度,企图在奴隶制度下变换政体以维护奴隶制的永恒。这虽然在客观上起到维护奴隶制的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违背了历史发展趋势,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同时,这反映出他受时代的局限和其阶级偏见。但他的政体论也有些合理的地方,如他正确地认识到政体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变化发展的,由此试图探讨出政治制度的演变规律,无疑是好的;他对政体的研究涉及不少历史辩证法的因素,是古希腊政治思想很有价值且影响深远的方面。
然后,亚里士多德的法律理论和法治思想,从本质上讲是维护奴隶制度,维护奴隶主专政的国家服务的,是为实现其共和政体的理想服务的,从这点看是不科学的,是有阶级偏见的。但他提倡法治,反对人治,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可将其看作是其政治思想的一道闪光,在今天,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他重视政治与教育的关系而提出的主张,一方面是从维护奴隶制国家的秩序和稳定出发,具有其阶级局限性,但另一方面,这主张对解决我们当今的政治问题也有一定的启发。如通过教育,提高公民的素质,让他们积极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通过教育来反腐倡廉等。
最后,关于奴隶制的观点,他认为奴隶制是正义的,这一点是不科学的。瑞查德.科沃特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奴隶制的判断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其有限的经验判断和被他同时代的人都接受的其错误假设之上;其次,他的阶级出身使他支持奴隶制;这两个主要原因导致他坚决拥护奴隶制。而且他坚持的奴隶制在当时已不适应社会发展,是反动的。他在这方面的观点可以说事过时了。但是,今人站在亚里士多德当时的立场和处境来看,他提出的有关奴隶制的主张,可看出他是忠于自己的阶级的,符合当时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利益。由此,考虑到他所受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偏见,他提出那些奴隶制主张也是必然的 [8]。
总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由于受历史条件和阶级局限的影响,有着许多缺陷和不足,甚至有些根本就是错误的,对于这点,我们不能用今人的眼光去吹毛求疵,应该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承认其出现是必定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他的政治思想也存在许多积极进步的因素,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在方法论上,很大程度上他采用归纳法,同时将政治观点建立在其已有的理论之上 [7],使政治学与哲学、伦理学有了明显界限,将政治研究在概念上趋于系统,开了西方政治研究体系之先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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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正义的友爱政治-亚里士多德友爱论刍议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把“爱”从个人的内在情感体验转化为带有更广更深的社会道德功能的.行为,将源于我们把特定个人之间关系的“爱”引中为公正无私的作为伦理责任的“爱”,使“友爱”成为实现城邦的“善”.
作 者：刘英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福建,泉州,36 刊 名：黑龙江社会科学 英文刊名：HEILONGJIANG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6) 分类号：B502.233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 友爱论 哲学研究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出生在希腊北部色雷斯地区一个叫斯塔吉拉的小城，父亲尼各马但是马其顿国王阿明塔斯的宫廷医生，母亲菲斯蒂丝家境十分富有。亚里士多德18岁进入柏拉图的阿卡德谟学园，在那里学习长达之久，直到老师柏拉图于公元前347年去世才离开。
离开学园后，他开始游历，后被马其顿的国王腓力二世召唤回故乡，成为当时年仅13岁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关于两人之间究竟是否是师徒关系，一向存有争议。黑格尔就认为亚历山大在事业中所表现的哲学思想，可能师承亚里士多德。
对这位未来的世界领袖，亚里士多德灌输了道德、政治以及哲学方面的知识，对亚历山大的思想构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亚历山大大帝始终对科学事业十分关心，对知识十分尊重。
但也有人说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做过亚历山大的老师，因为亚历山大任性而且冲动，不像是受过教育的人。即使亚里士多德做过他的老师，他也不把这位父王派来的老师放在眼里。而且在政治方面，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几乎没有交集，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国家是城邦制的，而在亚历山大那里，却是帝国制。
尽管自己的学生已经贵为国王，但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一向留在国王身边，他决定回到雅典，创立自己的学园—吕克昂学园—传授哲学。
作为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独特的，他的教学方式是教授式的。
他十分重视教学方法，反对刻板的教学方式，所以，他经常带着学生在学园的林荫大道上，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哲理，正是因为如此，他的学园哲学被称为“逍遥的哲学”、“漫步的哲学”。
同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是系统而有条理的。他的著作淡化了宗教成分，没有激情主义，语气平和却富有内涵，这或许是因为他最擅长的就是描述细节与进行批判的缘故。
在学院讲学期间，亚里士多德边讲课，边撰写了多部哲学著作。
亚历山大去世后，雅典人开始奋起反对马其顿的统治。由于和亚历山大的师生关系，雅典人要以不敬神之罪判处亚里士多德死刑。
当年苏格拉底就是因不敬神罪而被判处死刑的，但亚里士多德没有像前者一样“逆来顺受”，而是把学园交给了别人掌管，自己逃出了雅典。第二年，亚里士多德因身染重病离开人世，终年63岁。
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写下了超多的著作，据说有上千部，主要有涉及哲学、物理学、政治学、诗学等方面。他的思想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仅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还对科学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的本性在于求知虽然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却抛弃了他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柏拉图认为真实知识的源泉不可能是感觉，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靠于实物而独立存在，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
“质料”是组成事物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这就好比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会鼓翅、会叫、会下蛋等，都是它的“形式”，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了，唯一剩下的就只有鸡这一物质。
亚里士多德还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人的心灵是形式，身体是质料，那里的形式不同于形状，而且是心灵让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的。
眼睛的目的是看东西，脱离了身体便不能看，其实真正在看东西的是灵魂。形式无论体此刻物上，还是人身上，看似都有目的，在这一问题上是统一的。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派还创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名词：本质。“本质”不等同于“共相”，本质是指“你之所以是你的本性”。没有了这样的本性，你就不再是你。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性在于求知。他说求知是人的本性，人类不会先衡量一门学问是否有用再去决定是否继续思考下去。同样，哲学不会因为有用和无用而被人类有所取舍。
实际上，你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哲学中，人说到底是“哲学的”存在。所以，哲学永远不会消亡，因为人不能否认自己的本性。
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哲学的一个转折点，在他之前的许多哲学家，都力求提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来解释自然现象，而他是最后一个提出完整世界体系的人。在他之后，哲学家们都放下了提出完整体系的意图，从而转入研究具体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基本上都很通俗。因为有许多东西是红的，所以人们才说有红;因为许多事情是完美的，所以人们才说有完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的，红的脸蛋也有时会变得苍白，美丽的花也可能枯萎，但是脸和花的本质没变。由此得出，形容词是依靠于专有名词存在的，专有名词的存在与形容词无关，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想要描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最好的切入点就应是他对理念说的批评以及他自己的共相学说。他反对理念说，并提出了许多论据。他举例说，人是动物，理想的人就是理想的动物，那么有多少种动物就有多少种理想的动物。他的意思很明确，当个体共享一个谓语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些个体之间有关系，而是因为这些个体都与某种理想中的事物有关系。
亚里士多德集中古代知识于一身，在他死后几百年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对知识有过系统考察和全面掌握。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他的思想以前统治过全欧洲，几乎改变了全西方的哲学家。
恩格斯称他为“最博学的人”。
遵照道德准则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
羽毛相同的鸟，自会聚在一起。
教育的根是苦的，但其果实是甜的。
幸福就是至善。
人类是天生社会性动物。
人们为善的道路只有一条，作恶的道路可以有许多条。
人生颇富机会和变化。人最得意的时候，有最大的不幸光临。
古往今来人们开始探索，都应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
真正的美德不可没有实用的智慧，而实用的智慧也不可没有美德。
严肃的人模仿高尚的.人的行动，轻浮的人则模仿卑劣的人的行动。
最易于使人衰竭，最易于损害一个人的，莫过于长期不从事体力活动。
怜悯是一个人遭爱顾运而引起的，恐惧是这个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
谬误有多种多样，而正确却只有一种，这就是为什么失败容易成功难脱靶容易中靶难缘故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幸福属于满足的人们。
最明晰的风格是由普通语言形成的。
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风格的基础。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悲剧的六个部分：情节、性格、思想、言词、形象与歌曲。“其中之二”指言词和歌曲，“其中之一”指形象，其余三者指情节、性格和思想。在悲剧的六个部分里，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重要的是情节，因为它既是悲剧的基础，又是悲剧的灵魂，而性格则占第二位。莎士比亚遵循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六分法来安排他的《麦克白》。《麦克白》分为五幕，包括：a Prologue, Episode, Exodus, Parodos和Stasimon。它虽然缺少第六部分歌曲，但它并不影响它成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麦克白》悲剧，因为它仍然遵循亚里士多德的情节的基本组成原则，“The ideal arrangement of action into a plot is Exposition, Inciting Action, Rising Action, Turning Point (Cli鄄max) ，Falling Action, and Denouement.”《麦克白》遵循着这些步骤，不时推出一个新的问题来保持观众的兴趣。这就是所谓的戏剧性的张力，一个悲剧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时刻保持观众的注意。
2.《麦克白》的情节
为了使《麦克白》的情节构成一个完整的行动，莎士比亚根据亚里士多德所述的悲剧必须包含顺境、发现和行动的突转进行创作。《麦克白》的顺境和突转是由三个巫婆带来的。虽然她们从来没有告诉麦克白做任何事，也没有迫使他犯下谋杀行为，但她们的预言刺激了他对王位的欲望并增强了他的野心，最终导致了他的灭亡。发现就是悲剧中启发观众的点，通过串联它们观众实现了对剧的整合。In Act V scene 1, Lady Macbeth is found sleep walking muttering the lines of reas鄄surance she gave her husband after they murder of Duncan and Banqou，“What need we fear who knows it, when none can cal our power to accompt?” (lines 40-42) and“I tell you yet again, Banqou’s buried” (lines 66-67) .通过这一悲剧情节，观众会明确摧毁麦克白和麦克白夫人的正是他们自己的罪恶行动。最后，突转是马克朵夫杀死了麦克白。在整个剧中麦克白受腐败的雄心驱使，即使自己屈服于邪恶也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最终却是他自己的野心杀了他。如上所述，一个悲剧的情节必须是一个崇高的和完整的行动的模仿。《麦克白》完全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期望。
3. 麦克白的性格
亚里士多德重视情节但并不轻视性格，他把性格摆在悲剧六个成分的第二位。他认为剧中人物的品质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悲剧是行动的摹仿，行动又是由某些人物表现的，这些人物必然在性格和思想两个方面都具有某些特点。悲剧人物的特点是什么呢?概括地说：性格必须善良;性格必须合适;性格必须与一般人相似;性格必须一致。而性格的这些特点，便决定了悲剧人物的品质与行动的性质。麦克白正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人物的性格特点。突转前，麦克白性格善良;突转后，麦克白为了保持性格一致，思想分裂，导致自身的灭亡。
4. 麦克白的悲剧性
亚里士多德在悲剧定义的最后提出，悲剧通过人物动作“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为此，他要求诗人在事件的安排上要做到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能打动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因为怜悯和恐惧是由这个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因此，悲剧完美的布局应是单一的布局———有缺点或错误的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麦克白》在情节上的关联，我们可以说麦克白遵循了亚里士多德规定的悲剧的特有属性。他是由有缺点或错误的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的典型，在戏里有证据表明麦克白开始是一个好人。如在第一幕的第二场，莎士比亚对他的勇气评价很高：Shownin such diction as“brave Macbeth”and“noble Macbeth”。而后面几场，女巫的出现给麦克白带来了顺境和突转。《麦克白》按照亚里士多德悲剧的结构来发展，悲剧英雄必须接受有顺境转入逆境的命运，而突转过后便是悲剧的落幕。
5. 结论
如上所述，悲剧人物是好人，但不是完人，他“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所以犯了错误。然而他的性格、品质又是善良的，是“比一般人好的人”，是与我们相似的人，所以当他遭受了不应遭受的灾难时，就博得了观众的同情。麦克白在出场时是一位勇将，他的品质是值得称赞的，但如果过剩则会遭受毁灭。巫婆的预言诱发了麦克白的突转，把原本高大的形象变成伪君子，这种人物的反差引起了观众的同情，而这也正是亚里士多德悲剧的特性。
参考文献
[1]亚当斯 (Adams, H.) , 瑟尔 (Searle, L.) 主编.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 (上、下) (第三版) (影印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7.
[2][英]莎士比亚著.梁实秋译.麦克白.莎士比亚全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7.
As one of the "big three" 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along with Plato (柏拉图) and Socrates(苏格拉底) , Aristotle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modern study of biology. Among his great biologic works, "On Sleep and Sleeplessness" is an essay about the function of sleep and how it does function. As a sensitive woman, I have little interest in "cold" serious scientific analysis, but one sentence in the essay catches my attention: "for all organs which have a natural function must lose power when they work beyond the natural time- limit of their working period" (Paragraph 7). I'm steeped in deep thought.
1、教育是廉价的国防 。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风格的基础。教育在顺境中是装饰品，在逆境中是避难所。
2、学问是富贵者的装饰，贫困者的避难所，老年人的粮食。
3、邪恶事件起因于邪恶。热爱真理的人在没有危险的时候爱着真理，在危险的.时候更爱真理。吠犬之用，胜于睡狮。教育应由法律规定，并且应是国家的事务 。
4、对上级谦恭是本分;对平辈谦逊是和善;对下级谦逊是高贵;对所有的人谦逊是安全。
5、勇敢乃是自信与害怕中间之道。情感是所有样感觉：它们改变人们，影响着人们的判断，并且还伴随着愉快和痛苦感觉。这类情感有愤怒、怜悯、恐惧等等以及与它们对应的情感。
6、最明晰的风格是由普通语言形成的。
7、人类是天生社会性动物。
8、有人问：写一首好诗，是靠天才呢，还是靠艺术?我的看法是：苦学而没有丰富的天才，有天才而没有训练 ，都归无用;两者应该相互为用，相互结合。教育是廉价的国防。
9、人，在最完美的时候是动物中的佼佼者，但是，当他与法律和正义隔绝以后，他便是动物中最坏的东西。……他在动物中就是最不神圣的，最野蛮的。
10、教育并不能改变人性，只能改良人性。记忆为智慧之母。最初偏离真理毫厘，到头来就会谬之千里。坏人因畏惧而服从，好人因爱而服从。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11、人生最终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
12、教育应由法律规定，并且应是国家的事务。
13、谬误有多种多样，而正确却只有一种，这就是为什么失败容易成功难脱靶容易中靶难缘故
14、劳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闲暇。
15、德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智慧的德，另一种是行为的德。前者是从学习中得来的，后者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为什么“没有一个动物同时具有长牙和角”呢?
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野兽有了长牙能够保护自我，何必再长角呢!”
为什么“反刍动物有一种多重胃，可是牙齿很不行”呢?
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正因为它们的牙齿很不行，才要靠多重胃来帮忙消化。在自然界中，一贯是从这一部分拿掉后，就会在另一部分加以补偿。”
为什么“长毛的四足动物胎生，有硬鳞甲的四足动物卵生”呢?
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这说明动物是可分为好多类的。不一样类的动物，生育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384年生于斯塔其拉。他的父亲尼哥马克斯是一位医生。亚里士多德受父亲影响，从小喜爱大自然。
亚里士多德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喜欢亲自动手做实验，并且具有很敏锐的观察力，并善于进行总结和归纳。
亚里士多德曾解剖过至少50种不一样类型的动物，弄清了各种动物的内部构造。人们说，如果不是由于宗教不允许解剖人的尸体的话，亚里士多德必须会在那时候就研究人体的内部构造了。亚里士多德把540种动物按照它们的形状分为11大类，写入他的生物学着作。这是人类第一次对动物进行详细的分类。
亚里士多德曾很详细地观察了鸡蛋孵成小鸡时胚胎的发育过程：“心好像一块红血在蛋白的中间。这一点红的跳着，然后伸出两条充满了血的血管，成旋涡的形状。有一层布满血管的薄皮包围着蛋黄。然后肢体才伸张出来，最初是很小并且是白色的。”这样详细、如实的科学记录，在2300多年前是多么可贵!
亚里士多德根据他的解剖观察，指出“鲸鱼是胎生的，不像产卵的鱼类”。这在人类认识史上，也是首创的。
亚里士多德不懂就问，善于思索。他曾注意到这样的遗传现象：“有一个白种人的女子嫁给一个黑种人，他们的子女是白色的，但到了孙儿那一代之中，又有黑色的。那么，他们白色的子女中，如何藏着黑色的血统呢?”这个问题，直到多年后孟德尔[注释]创立现代遗传学时，才找到了答案。
亚里士多德的学识十分渊博，写了许多着作。尽管其中的一大部分之后都散失了，但仅从那幸存的一小部分着作看，资料便涉及哲学、逻辑学、动物学、天文学、气象学、解剖学、诗学、修辞学、政治学等许多方面。他，不愧是一位古代的“博士”!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的着作中也有许多错误。比如他认为：
“重物体比轻物体坠落得快。”
“人是用心脏思考。”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世界上不存在原子。”
“一切能自由行动的动物，都是有灵魂的。”
亚里士多德死后，起初，人们称他为“学问之神”，遇到不懂的事，总是说“去看看亚里士多德的着作吧”。之后，人们把他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的所有的话，都成了真理。谁反对他的话，就成了“亵渎圣贤”，轻则问罪，重则杀头。
其实，这不能责怪亚里士多德。他在2300多年前，对科学作了那么广泛的研究，是何等难能可贵。即使讲了些错话，也是能够原谅的。应当责怪的，是那些把亚里士多德“神化”了的人。
着名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在用事实否定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重物体比轻物体坠落得快”的论断之后，说了一段十分深刻的话：
“我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当倾听亚里士多德的话，相反地，我称赞那些虚心阅读和仔细研究他的人。我所反对的只是那些屈服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之下的倾向，所以盲目赞成他的每一个字，不想去寻求其他的根据，而只是把他的每一个字看成颠扑不破的真理。”
伽利略的话是公允的，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