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履职

全国政协委员履职（精选8篇）

全国政协委员履职 篇1

他们在参政议政中有什么样的风采？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人民网记者团带您去见识六位委员的履职“姿势”——

姿势一：跨界不含糊 代表人物：李蓝委员

人物素描：李蓝，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副会长，文化部古籍保护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

履职事迹：有力度的跨界提案

作为一名语言学家，他的提案不仅涉及自己研究的领域，也多关注社会民生。在9年的履职中，李蓝委员印象最深也是最为舆论所关注的提案是关于建筑工人的工伤医保问题，三年提案，不仅推动了社会对于建筑工人工伤问题的关注，人社部等四部门也在此期间发布了相关政策，对建筑工人工伤保险进行了规定，为保障了建筑工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

委员语录：做政协委员首要有社会责任感、有良知，不能为部门利益去提提案，要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角度来提提案。

姿势二：周期化“职业”机制 代表人物：王名委员

人物素描：王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NGO研究所所长，民建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履职事迹：六年建议开放“二孩”终实现

每年12月，王名和他的团队开始进入提案周期，从这时起到两会上会的三个月时间，王名称之为“建言季”。经过这样一个个“建言季”的周期性努力，王名和同事形成了一种“职业化”的政协提案机制。这一机制不仅保证了每年产出相当数量、覆盖广泛的提案，而且确保每一个提案有精准的选题和较好的质量。

连续六年建议放开“二孩”，相继提出《关于放开二胎、调整我国人口政策建议案》《关于尽快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案》《关于停止一胎化、尽快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呼吁》《关于全面放开生育的人口政策调整建议》《关于全面放开生育，加快形成积极人口政策的建议案》《鼓励二孩，优生优育，加快形成积极的人口政策》等提案。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委员语录：只要有利于公共政策的改进完善，有利于民生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务求尽职尽责，鞠躬尽瘁。

姿势三：咬定青山不放松 代表人物：梁晓红委员

人物素描: 梁小虹，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原党委书记，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履职事迹：五年提案“中国航天日”

梁小虹最初的提案是设立“中华航天节”，从“中华航天节”到“中国航天日”，一提就是五年，2016年3月8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自2016年起，将每年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在关注航天领域的同时，梁小虹也非常关注民生。提出提高国家基础养老金的建议，提高扶贫精准度的建议等都得到了政策落实。

委员语录：这么多矛盾怎么解决，不好解决，那就协商。这么多问题怎么办，就要寻找最大公约数。

姿势四：直来直去快人快语 代表人物：葛剑雄委员

人物素描：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7年,葛剑雄迎来了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第10年。

履职事迹：为教育制度奔走建言

直言“高考不该作为教育改革突破口”、建议“制定全国义务教育最低标准”、建议“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批评“教育部门信息公开化不规范”„„作为教育界的政协委员，无论是在全国两会期间还是在公开论坛等场合，葛剑雄一直在为教育建言。他从不就自己不懂的领域指手画脚。他认为，积极理性的批评是很好的参政议政方式。

委员语录：我发言会遵守两条红线。一条是宪法，一条是政协的章程。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发言也好，提案也好，都不能够违背这两条。

姿势五：治社会病救医务人 代表人物：温建民委员

人物素描：温建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二科主任。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专家，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履职事迹：铲除医闹心忧患者

履职十年，温建民一直不懈地提案要求严厉打击“医闹”等不法行为。2010年提出了《关于公安部要严厉打击“医闹”等不法行为的提案》，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2011年，提出《关于进一步改善医疗环境，加大对“医闹”的整治力度的提案》，促使2012年4月，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明确警方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把医疗机构纳入公共治安管理体系之中，对医闹、号贩等扰乱医院正常秩序的七种行为予以处罚，乃至追究刑事责任。

2014年，进一步提出《关于严厉制止“医暴”，确保医务工作者人身安全的提案》。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综治办等十一部委制定了《关于维护医疗秩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进一步打击“医闹”。

委员语录：当政协委员后，我就要跳出‘管状思维’看到整个中国，整个世界，要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从微观跳到了宏观，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姿势六：开放思维国际视野 代表人物：陈经纬委员

人物素描：陈经纬，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香港中国商会主席，香港经纬集团董事局主席，同时担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理事、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

履职事迹：港澳委员“赤子心”

上世纪90年代初，陈经纬坚持带着资金回大陆投资办实业，从纺织贸易到房地产开发，在自己企业发展路线上紧跟国家战略。

“十二五”期间，陈经纬凭借多年经验，提出动用外汇储备并借助香港国际化平台积极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到海外投资的提案，并获得全国政协优秀提案。2013年，他提案建议在中国企业投资密集的国家和地区增派驻外人员，在风险防控、安全救援及海外中资企业登记制度等方面，建立相应机制，帮助中资企业更好的“走出去”。他的7份提案大都着眼对外开放，以其独特的视角为祖国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履职 篇2

2014 年3 月7 日晚, 全国政协委员驻地北京国际饭店。 记者刚在司富春委员的房间里坐下来寒暄了没几句话, 他就打开了桌子上的电脑, 调出了他这次带到全国“两会” 上的提案文档, 记者数了数, 两排, 整整15 个文件。 记者浏览了他的提案所涉及的领域, 大约可分为 “发展中医药”、“深化医改”、“医患关系”、“加强中医药高等教育”、“食品药品安全” 等与其专业相关的“行内”话题, 和“加强青少年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进一步加大对环境污染防控和治理力度”、“广开门路加强农民工培训等等的“行外”社会问题。

随后, 司富春教授便围绕他的这些提案, 着重谈及了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领域等的相关问题……

加大财政投入, 全面推进中医药发展

在采访中, 司富春教授首先谈及的, 还是他为之探索了大半生的中医药发展问题。他指着电脑显示屏上的一份建议国家尽快将中医药发展纳入国家战略的提案对记者说:“中医药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做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 而推动中医药发展纳入国家战略, 也必将能在新时期全面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 ”

他认为, 在将推动中医药发展纳入国家战略的落实层面上,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完善和执行, 积极创造中医药发展的良好条件。 国家要尽快启动编制实施国家中医药中长期发展规划, 推动中医药全面参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各省市要建立中医药工作协调小组, 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宏观指导、政策制定、部门协调和组织推动, 科学编制实施各省市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 及时研究解决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问题, 积极创造中医药发展的良好条件。 落实政府对公立中医医院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补助政策, 完善公立中医医院补偿机制, 并尽快将中医辨证诊治费、中医诊疗技术、中药饮片和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适当提高报销比例。 另外还要把中医药机构纳入城市和农村卫生服务体系项目建设, 加快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患者提供中医药适宜技术与服务;同时还要优化中医药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扩大中医药报销范围, 在现有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和药品目录基础上, 将符合条件的、经有关部门批准的中医特色诊疗项目、中药品种、中药配方颗粒和院内中药制剂纳入报销范围。

司富春教授继续说, 在财政支持方面, 国家还应该加大财政投入, 支持公立中医医院的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 对公立中医医院承担的包括治未病、中医体质辨识与调养指导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等任务给予专项补助。各省市财政要设立中医药专项资金, 并根据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情况, 逐渐加大投入力度, 用于中医重点学科和专科建设, 人才引进培养、科技研究推广和基础卫生机构中医药科室建设等。 根据中医药服务特点, 逐步提高中医服务诊疗技术价格, 鼓励发挥中医药服务的特色优势。 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资支持中医药事业。

“加强中医药特色优势建设也是不容忽视的。 ”司富春委员继续说, “在这方面, 我们应该继续加强中医药国家级重点学科和特色专科建设, 增加中医药重点学科和专科建设专项基金投入, 加强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特色专科建设, 着力提升学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充分发挥中医特色优势, 积极开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加快发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应用中医药方法和技术防治突发疾病、重大疾病和多发传染病, 大力支持县级以上医院建立‘治未病’中心;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中医药预防保健机构, 开展药浴、药膳、保健按摩等传统养生保健服务项目。同时还要加快建立中医药协同创新机制, 建立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以及区域特色产业创新集群, 推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企业及金融机构之间深度合作, 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和手段, 不断促进中医药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提高防病治病能力……”

司富春教授认为, 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 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提高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下大力气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 优先发展面向海外的服务。 通过传播中医药健康文化, 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认知和认同。通过打造国际知名品牌、 促进产业集群, 着力培育竞争优势;通过发展养生医疗旅游等多元服务, 着力吸引境外消费。 通过高层推动和贸易谈判, 把握中医药的主导权、话语权和标准制定权, 着力为中医药海外发展创造政策和法律环境。 此外, 在我国对外援助、政府合作项目中增加中医药项目, 也是以往被忽视, 但却十分必要的一个环节。

为中医院校“正名”, 促进中医药高等教育快速发展

在中医药教育领域工作多年的司富春委员, 自然对这一领域的问题更为关注。在采访中他对记者说, “我已经连续两三年向全国‘两会’提交‘国家应优先考虑中医院校更名大学, 促进中医药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提案了, 今年我又针对提案, 经过深入的调研, 充实完善后, 带到了‘两会’上。 ”

对此话题, 司富春教授阐述说:“校名作为一所大学长久的文化符号和重要标志, 往往承载着厚重的地域特色、文化特色和教育梦想。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 近8年来, 全国共有320 多所高等院校获得教育部批准而更名, 其中从‘学院’改为‘大学’的有100 多所。目前, 全国中医院校已经更名为中医药大学的有17 所, 还有河南中医学院、陕西中医学院、云南中医学院、贵阳中医学院、甘肃中医学院、山西中医学院6 所中医院校尚未更名。 ”

司富春委员认为, 为更好地发挥中医药优势, 培养中医药人才, 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中医院校更名大学十分必要, 这对促进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这一建议的必要性, 司富春教授阐述说, 首先, 这是落实党和国家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 促进中医药事业持续发展的需要;其次是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和构建现代医疗保障体系的需要;另外还是完善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布局, 促进中医药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同时更是充分发挥中医药资源优势, 扩大中医药国际影响, 促进高校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司富春进一步阐释说:“我国中医药院校大多于1960 年前建校, 建校时间早, 历史文化底蕴厚重。 将具有50 余年本科教育、30余年硕士研究生教育历史的河南等中医学院更名为中医药大学, 是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出台的《若干意见》精神, 促进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 吸纳优秀学生, 培养高水平中医药人才, 推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快速发展工作的具体体现。 ”

在呼吁为中医院校 “正名”的同时, 司富春教授还认为, 当前我们不可忽视的是, 中医院校更名“大学”也存在着相应的问题:由于受更名大学指标的限制和中医专业特点和自身理论的限制, 使中医门类这样专科性较强的高等院校, 在同样的升格大学标准的条件下, 很多方面不能与其他高等院校相比。 比如在科研经费的争取、国际学术影响、国家级奖励方面, 中医院校与其他高校相比, 都无优势可言, 而这些指标又都是现行升格大学的硬性指标, 导致与其他院校同台竞技时, 中医院校在升格大学方面稍逊一筹。而中医院校不能升格大学, 就意味着政府投入不如其他高校, 社会认可度不高, 这些因素必将影响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发展, 使我国中医事业, 及至关系人民健康的医疗事业都会受到影响。

鉴于以上因素, 司富春教授建议:“首先, 建议教育部适当增加高校更名大学的指标。建议在审批大学更名时, 按照大学更名的准入机制, 对符合标准的高校不限制审批名额, 应在当年给予审批;对不符合标准的, 则不予批准。其次, 鉴于中医院校的特殊性及中医药专业的特殊性, 建议国家制定符合中医药高等院校的大学标准, 应有别于其他理工、 文管等性质的院校, 在大学更名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 优先考虑符合条件的中医药院校, 促使我国传统中医学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

在提出上述建议的同时, 司富春教授还认为, 在新时期, 国家要多渠道加强对医学高等教育投入。因为医学教育承担着为维护人类健康培养医药卫生人才的重要使命, 其根本任务是要以医疗卫生领域的人才需求为导向, 培养和造就一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 具有人类健康职业素质、临床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医学精英人才队伍, 为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而且,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明确提出: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医药卫生科技创新机制和人才保障机制, 加强高层次科研、医疗、卫生管理等人才队伍建设, 加大医学教育投入, 提高医学教育质量。所以, 加大对医学高等教育的投入, 不仅能够保证医学教育事业更加持续稳定发展, 而且能够促进医学领域的研究向着前沿化、高端化、国际化发展, 更好地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依法打击“医闹”, 六项建议遏制医患矛盾“血色”升级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如何缓和日益严峻的医患关系、打击愈演愈烈的暴力伤医、杀医、辱医问题, 成了政协医卫界及其他界别的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谈及这个话题, 司富春教授痛心地说:“撇开以前发生的温岭杀医等恶劣事件不说, 就在‘两会’召开期间, 还发生了广东潮州医生被死者家属押走游行事件、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医生被患者持锤子击伤事件, 这更显示出加大打击‘医闹’伤医执法力度的紧迫性。我注意到, 在网络上, 针对不断出现的暴力伤医杀医事件, 很多网民也发出‘再杀医生, 国之大耻’的感叹。 这说明医患矛盾‘血色’升级, ‘医闹’暴力伤医事件, 已经成为当前医疗行业的突出问题和社会的焦点问题。 ”

对此问题, 司富春教授在他的专门提案中提出了六项建议。一是建议国家尽快制定治理 “医闹”伤医的相关法律、法规。 尽管国家卫生部、 公安部于2012 年联合发布了 《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 要求公安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维护医疗机构治安秩序工作, 依法严厉打击侵害医务人员、患者人身安全和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第四十条也规定:“阻碍医师依法执业, 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医师或者侵犯医师人身自由、干扰医师正常工作、生活的, 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没有明确硬性的法律法规依据, 减弱了对“医闹”暴力伤医的执法力度。二是将打击“医闹”暴力伤医案件列为公安、 司法等部门的专项执法工作。 把惩治“医闹”纳入到治安管理处罚法中, 公安部门对扰乱医院正常工作秩序、影响恶劣的“医闹”行为给予及时制止, 大力打击并严厉惩治职业“医闹”, 保证医院医疗工作的正常进行和医务人员的人格尊严。 三是加强媒体正面的宣传和舆论监督作用。 对于媒体揭露医疗卫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医院要坚持不护短、不遮丑, 积极主动地采取改进措施。医方要在平等、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媒体的交流, 第一时间公布真相, 让媒体客观、公正、真实地反映事件。此外, 由于医学的极端复杂性和医疗活动的高技术、高风险性, 即使技术再高明的医生尚不能完全掌握对付各类疾病的办法, 即便对于很多常见病, 在治疗中也会有意外发生的可能。 因此对于患者, 媒体要正确引导大众对医疗行业高技术性和高风险性的认识, 体谅医务工作者的劳累和难处。 四是医院对正常的医疗纠纷要及时依法处理, 提倡全民利用正当渠道解决医疗纠纷, 按法律程序依法维权。五是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医务人员业务素质和服务质量, 防范医疗事故发生,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在采访中, 司富春教授特别强调了他的第六条建议:“最重要的是, 相关多部门要联合组织专家在全国范围内不同医院层面调研‘医闹’问题的严重程度, 以第一手资料、事实和依据, 详细了解‘医闹的起因、背景、核心矛盾点、现有的问题等, 找出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源, 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具体的解决方案……”

记者在采访中还获悉, 此前司富春委员提交的编号为“ (第387号) ”的《关于加强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的提案》, 已经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回复。回复中说, 加强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去年的重点工作,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被列入国务院办公厅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3 年主要工作安排》。目前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印发了实施意见和实施方案, 大部分省份发改委、财政等部门参与联合发文, 以省政府名义召开了工作会议, 将提升工程列为政府工作目标, 在许多方面制定了具体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 重点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科室建设、中医药设备配置、中医药人员配备和培训、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等。

我对“委员履职”的理解 篇3

作为新任委员，我就职于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这一机构最重要的职责是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我们的主要工作是通过调查研究，将一些带前瞻性的研究成果提供给省委省政府，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政协委员则通过调研、巡视等发现、分析、解决问题，在这些方面两者有共通之处。我从事的职业，对本身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也有很大帮助。但这两者又有区别，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属于政府体制内的决策咨询，跟政协委员作为全社会的建言谋策不一样，政协的建言谋策有更强的约束力，我希望在今后委员履职的工作中，能尽量用好这样一种建议权、提案权。

2013年的“两会”上，广东的改革与发展成为焦点，这是同广东转型升级、科学发展的大环境分不开的。这些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经济转型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难题，委员们关注这些，正抓住了广东经济的问题所在，为此鼓与呼，确实很有必要。2013年7月，省委召开专题协商会，为制定出台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政策措施，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会上反馈的二十多条意见，大部分都吸纳到决定里了，委员们觉得很高兴，感到《决定》吸取了政协的智慧，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政协委员分散在不同的地区和领域，如何把他们的力量凝聚起来，需要引起重視。政协委员的提案不是为“提”而“提”，提了是要落到实处，是要推动问题解决的，但有些政府职能部门对委员反映的意见不够重视，让问题一拖再拖，很多工作的成效便大打折扣，所以这方面还需要加强。

作为政协委员，如何做到“为民代言、为民建言、为民立言”？首先要了解民意，不然就会变成是“放空炮”，这应是政协委员的基本功。比如在全国“两会”上，我们看到一些颇具娱乐性的报道，如妻子做家务丈夫要发工资等，这显然是对基层、民意不了解，对社会实际不了解造成的。政协里的“明星委员”有两类，一类是先成为明星后成为委员的，还有一类是成了委员，因为敢于说真话，敢于为民发声，后来成为明星的。对于前者，他们参政议政当然能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效应，但这里也可能存在不参会、不提交提案等失职现象。对于顶着政协委员头衔却长期失职的“空头委员”，就应该除名。对那些从事政协委员工作而产生明星效应的，大家应引起重视，他们需要媒体、民众的大力支持——我们广东省就有很多这样的政协委员。政协委员要为改进而批评，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为发泄情绪而批评，这样才能真正履行好委员的职责。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区政协委员履职材料 篇4

二、立足本职岗位，做好本职工作。同时肩负着为各界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责任，严肃认真，尽职尽责地对待政协工作。做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不仅是个人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体现着自己所代表的界别和群体的利益。如实反映社情民意，为 区委，区政府及时了解民情，指导工作提供第一手资料。

三、开展调研，提高履行委员职责的实效。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充分了解情况。并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抓住群众普遍关心，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认真调研，积极献策。年 月，在区政协的带领下，我和课题调研组成员一起到深圳工业园区进行了调研，撰写了《 青少年游泳场馆训练基地》的提案报告。

年 月，我参加打造 公园，构建和谐发展旅游经济的调研活动。经过对 铁人三项协会，冬泳协会，区文体局，管委会，等几家单位和民间组织深入调查研究，我提出《打造 冬泳节调查与建议》的调查报告。报告进行议政发言，得到了大多数 委员和政协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

政协委员片区履职活动主持词 篇5

职座谈会主持词

各位委员、各位领导、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正安县政协第四片区驻乡镇政协委员联合履职座谈会，这次联合履职活动，我们有幸请到了县政协XXX、XXX、XXX以及政协相关委室主任出席并指导我们活动的开展；也有幸请到了县直相关科局的领导和XX、XX政协工委联络员参加此次活动，此次活动开展主要分为二个部分，一是今天上午各位领导各位委员到复兴茶叶专业合作社、白及园区、棚户区改造等三个点进行实地视察、调研指导；二是在这里集中座谈，听取各位委员的建议意见，听取各位领导的指导、指示。在此，希望各位委员、各位领导多提宝贵建议和批评意见，指出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和差距，也希望各位领导、各科局大力帮助我们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你们此次的到来，有你们的大力帮助，必然推进我镇茶叶产业、白及产业以及街道环境整治等工作的深入发展，也必然推动我镇各项事业健康发展。为此，我在这里代表XXX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工委对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今天座谈会的议程共有六项：

一、XX党委书记XX致欢迎词，并介绍复兴专业合作社、白及产业、棚户区改造等工作的规划建设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二、XXX相关单位、企业、村负责人等发言。

三、参与政协委员发言

四、县科局发言

五、县挂帮领导作指导

六、XXX主席作指示 下面我们分项进行：

首先：请镇党委书记XX同志致欢迎词，并介绍复兴茶叶专业合作社、白及产业园区、棚户区改造等工作的规划建设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业主委员会委员履职承诺书 篇6

本人自愿参加

业主委员会委员选举，并经业主大会会议表决通过当选为该小区业主委员会委员，愿意为该小区全体业主服务，并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本人在担任业主委员会委员其间，遵守物业管理相关规定；遵守业主大会通过的《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管理规约》、《业主委员会工作规则》相关规定；认真履行物业管理法律法规规定的业委会委员职责和义务；执行业主大会通过的决议；积极参加业主委员会会议，努力做好业主委员会分配的工作。保证无下列情形之一行为：

一、违法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二、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

三、拒交物业服务费；

四、拒交维修资金；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物业使用禁止行为。

承诺人（签字按手印）：

全国政协委员履职 篇7

现代物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 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近年来, 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水平和效率提升一直较为缓慢。相关统计显示, 多年来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一直在18%上下徘徊, 比世界平均值高6.5个百分点, 高于发达国家将近1倍, 这一比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 就会带来数千亿元的经济效益。针对物流业发展中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徐冠巨在两会期间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从企业和社会两个角度进行了解读。

CLPMA:在物流业深化改革的建设中, 您认为最需要尽快确定方案、加快改革步伐的有哪些方面?

徐冠巨:第一是切实减轻物流企业的税收负担。物流业吃的是“服务饭”, 赚的是“辛苦钱”, 平均利润率相对较低。“营改增”试点以后, “货物运输服务”由3%的营业税调整为11%的增值税;“物流辅助服务”由5%的营业税调整为6%的增值税, 运输与仓储等物流服务环节税率不仅没有统一, 而且由于油费等很难拿到正式发票, 再加上过桥过路费、人工成本以及保险费等不能抵扣的因素, 物流企业的成本不降反增。为此, 我建议要降低物流业的税负、统一税率。将“货物运输服务”和“物流辅助服务”合并, 设置统一的“综合物流服务”税目, 执行6%的统一税率。第二是促进物流运输车辆的便利通行。以公路物流为例, 过路过桥费支出一般占公路运输成本1/4左右。公路收费居高不下, “乱罚款”现象屡禁不绝, 这些都成为推动物流成本上升的原因, 必须从源头上进行治理。第三是优先考虑物流用地。近年发展起来的“公路港”、物流园区等基础设施, 是整合中小微物流企业, 实现物流业集约化经营的重要平台, 但由于占地规模大、投资强度大、税收回报慢, 在许多地方难以落地。政府应从基础性、公共性和公益性出发, 为类似“公路港”、物流园区这类基础设施的用地提供方便。第四是支持城市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城市配送关乎民生, 关乎经济社会正常运行, 要统筹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如在早、晚高峰建立绿色物流通道, 让生鲜食品、救急药品走公交专用车道, 政府有关部门要有配套支持政策。第五是鼓励物流企业网络化经营。我国专业化、社会化物流企业发展很快, 但市场主体“小、散、差、弱”的状况没有根本性改变, 国家应该改革相关管理制度, 为物流企业网络化经营创造条件。第六是改革物流业管理体制。物流业是复合型服务产业, 涉及30多个管理部门, 各地方管理体制也不尽相同。因而导致部门间协调难度大、政策落实难, 地区间各自为阵、很难协同。因此, 我们需要积极协调各个部门, 将好的政策落地, 为物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CLPMA:近年来, 物流业的发展已经取得显著成绩, 但还有一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地完善, 您认为政府的有形之手应该带来哪些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

徐冠巨:2009年国务院发布《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把物流业列为“十大重点产业”之一, 2011年, 国务院办公厅又出台了《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见》。之后, 各地区、各部门也提出了许多政策措施、规划、指导意见等, 物流业的发展受到各级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 以及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物流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目前社会物流成本依然很高, 我认为未来相关部门还要从多方面着手推动物流业的发展:第一, 要给予物流产业创新地位。就公路物流而言, 应该系统的解决公路物流发展面临的问题, 提升公路物流和整个物流产业的战略高度, 给予公路物流网络化运营体系产业创新地位, 将其纳入政府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领域, 并针对其网络建设和系统运营特点, 提供负面清单政策支持, 清除企业发展的市场壁垒和资源整合障碍。第二, 要形成政企协同推力。按照公路物流网络化运营体系的“公共性”和市场竞争性双重特征, 政府应提供给企业更多的规划实施条件、标准化、诚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引导, 企业也要专注平台建设与运营、服务体系创新, 政企共同推进公路物流网络化运营体系的建设与发展。第三, 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尤其是基础设施、信息化平台、诚信体系等具有公共属性的设施和系统建设方面的投入, 对已经取得成功经验的企业给予更大力度的政策补助, 鼓励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共同参与, 加快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的步伐。

CLPMA:您认为现阶段物流市场和物流企业应该有哪些举措来配合政府对物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 以实现物流行业平稳快速的发展?

徐冠巨:当前在各地的物流发展中, 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 强调建设空港、海港、铁路线网, 却忽视了占我国70%以上的公路运输系统。殊不知只有在出口贸易时我们依靠海港, 高附加值的产品我们才能依赖飞机, 一般企业的大部分物流运输都是依赖公路运力。正是这7 0 % 的公路运力把我们的生产资料、原料从一个城市运到了另一个城市。如果要保障商品流通的顺畅, 物流运输是离不开公路的。因此, 我呼吁各地要重视起公路枢纽的建设, 就是把公路物流作为城市打造经济中心、物流中心的重要地位显示出来。其实建公路港不要多, 可以效仿建机场那样的政策来建公路港, 可以用市场化的运营方式, 这样政府政策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政府的政策力量和各种商业模式的市场力量才会有一个很好的结合, 能够使城际和城市的物流更协调快速的发展。

CLPMA:您在提案中指出了发展公路物流的重要作用, 让我们认识到了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监管的力度与透明度的重要性。物流行业是一个微利行业, 对如何提高物流从业者的收入和物流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更好地促进行业有序发展, 您有什么建议?

徐冠巨:具体到公路物流而言, 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空驶率, 具体表现就是车找不到货, 货也找不到车, 形成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目前公路运输有一个极大的浪费, 就是高达40%以上的空跑率问题。不要小看这40%, 它在我们企业的物流成本要占据到成本增加值的25%~35%,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企业的增加值有1/3左右被运费吃掉了。如果我们把40%的空跑率降低就等于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也增加了相关从业人员的收入。

廖汉生全国人大履职十年 篇8

人大履新职 将军当新兵

对于人大工作，廖汉生可以说曾经有过很长的历史渊源。

早在1929年，贺龙率领湘鄂边红四军相继攻占湖北鹤峰和湖南桑植两座县城，着手建立湘鄂边苏区。18岁的廖汉生受贺龙大姐贺民英的派遣，回到家乡组织农民协会，不久被推选为乡苏维埃代表，出席桑植县苏维埃成立大会。随后，他在县苏维埃和县农民协会工作，宣传土地革命，打击土豪劣绅，动员群众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从此，他把当选为苏维埃代表、参加苏维埃工作算作自己参加革命的起点。

1954年8月，时任西北军区副政委的廖汉生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9月，他作为解放军代表团的60名代表之一，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与讨论、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各级人大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一系列基本法律；参加选举、决定和通过了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国务院组成人员、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提名，他被任命为首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1月1日，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他和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一起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9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4年，时任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继续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风暴中，廖汉生和众多全国人大代表一样，未经人民代表大会罢免代表资格就被无端“关押”“审查”长达5年多。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延迟了数年后终于召开。时任军事科学院政委的廖汉生被总政治部提名为四届人大代表，出席了这次“秘密”举行的代表大会。直到大会闭幕后，全国人民才从媒体刊发的新闻中得知大会召开并通过了新的宪法和选举、任命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国务院组成人员的消息。

1978年，时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廖汉生出席了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参与讨论宪法修正案。1982年，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他和代表们一起，深入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革”破坏宪法、法律的深刻教训，讨论通过了第三部也是至今仍然生效的现行宪法。

1983年6月，廖汉生从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的岗位离任后，出席了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尽管从1954年起，廖汉生先后当选过第一、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但是他认为，以往只是作为一名军队代表出席大会，审议时发言，表决时举手，大会闭幕后就埋头本职工作；但从现在开始，他将要专职从事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这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的挑战。

有着54年戎马生涯的廖汉生将军意识到：在部队，他算得上是一个老兵，但是在人大工作领域他却是个新兵，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程序，对会议所审议的许多议题都不够熟悉，甚至连原来的工作方式都需要改变。过去在军队当首长发号施令的那一套方式不行了，在人大参政议政，从委员长、副委员长到基层代表，每个人都只有人民赋予的平等的一票，必须集体审议，集体决定。因此，一切都要从头学起。

廖汉生以一个老战士的使命意识，以一个人大工作新兵的姿态，边学边干，迅速肩负起了人民交予的重任。

宪法不离手 法律作武器

在廖汉生担任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10年间，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几乎从没有离开他的身边。

每天上午，他准时来到设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拿起桌上的宪法，反反复复不知研读了多少遍。每次外出调查研究，他首先将宪法放入行囊之中。每逢审议一些重大问题，他总是首先看看宪法和相关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在他看来，一名人大工作人员如果不熟悉宪法和法律，就像战士不能熟练掌握手中武器一样是不合格的，依照宪法和法律参政议政是人大代表必须掌握的第一个基本功。

1983年12月至翌年1月，廖汉生到贵州、云南、四川进行深入调查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要把进一步加强学习、宣传以宪法为中心内容的法制教育，作为法制建设中的一项基本建设来抓；要在人人知法上下功夫，宪法应该成为全民的必修课，逐步消除“法盲”，消灭“死角”；法制教育不能光靠哪个部门去抓，要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光抓一次两次不行，要持久不懈地长期抓下去。

他特别提出：党的各级组织和负责同志一定要注意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党领导全国人民制定宪法，也带领人民贯彻执行宪法，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从而自觉地学习、熟悉和遵守宪法。

1984年底，廖汉生来到长沙，出席了湖南省各界人士纪念新宪法颁布两周年座谈会。根据担任副委员长一年多来的工作实践，根据在西北、华北、西南、中南地区若干省、市、县、乡镇的调查研究，他就人大如何依据宪法加强建设、做好工作、发挥作用发表了谈话。他强调：

“做人大工作的同志要通过学习宪法真正把自己的认识搞对头，把工作的武器掌握好。把认识搞对头，就是要真正把宪法规定的人大的性质、任务、地位、作用搞清楚，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会深感责任重大，从而自觉克服那种认为人大无权、无为、无威的错误认识，才会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从内心热爱人大工作，用正确的态度从事人大工作。把工作的武器掌握好，就是要熟悉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是办事的准绳、依据和章程，是我们人大工作的武器，不懂法就谈不上立法，谈不上执行，谈不上监督。不掌握这个武器，不练好这门基本功，人大工作是做不好的。

“宣传宪法，监督宪法的执行，是人大的主要任务。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同志，各级人大代表，都要当宪法的宣传员，成为进行宪法宣传教育的重要力量。要把宪法的宣传教育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结合到各项工作中去，特别是要紧紧围绕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根本任务长期不懈地进行下去。

“为了保证宪法的贯彻执行，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监督，主要是监督政府贯彻执行宪法和法律的情况。”

廖汉生的这番讲话，不仅在座谈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而且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注。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常委会日常工作的副委员长陈丕显批示：“作为人大负责同志下去视察工作，这样讲人大的作用，讲人大如何开展工作的还不多，这篇讲话我认为他讲得很好。”彭真委员长批示：“廖汉生副委员长这篇讲话理论结合实际，简单明了，我看很好，可印发此次常委会到会各同志。”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廖汉生在长沙的这篇讲话列入了六届九次常委会议文件，以后又作为人大建设的重要资料收入《全国人大工作文献汇编》。

198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开启了第一个五年普法教育。

1986年4月21日至5月25日，廖汉生赴河南的新乡、洛阳、郑州、开封、兰考和山东的曲阜、泰安、济南、烟台、长岛、威海等地，先后召开了20多个座谈会，看到全民学法的热潮开始兴起，初见成效，感到欣喜和振奋。他把向全民普及法律常识称之为我国法制建设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观和壮举，是与立法工作同等重要的一大基础工程，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他了解到法制观念差、法律知识少、不知法不懂法、有法不依的现象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仍然比较普遍地存在，成为法制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他将调查情况以《喜人的形势，艰巨的任务》为题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要把学法、守法、用法三个环节高度统一起来；各级人大要在普法中发挥作用，人民代表应该成为普法的骨干；要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立法、执法机关的教育，坚持领导者先受教育，教育者先受教育，执法者先受教育，使之不仅在法律知识水平上有一个较大的提高，而且在法制观念上有一个显著的增强。

在“一五”普法教育基本完成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1年2月又作出再用5年时间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廖汉生随即于五六月间到湖北、江西、安徽部分地区考察“二五”普法情况，反映各地的新鲜经验。

依法且据实 深入作调研

廖汉生认为：围绕立法执法问题、围绕人大审议的议题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是人大工作必须掌握的又一个基本功。不懂法，做不了人大工作；不知情，同样做不好人大工作。他坚持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取得参政议政的发言权。

每年代表大会召开前后和各次常委会议之间，廖汉生都要走出大会堂，走出北京城，到基层去调查研究，少则七八天，多则一个月。10年间，他先后跑了除西藏以外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下辖的数十个地、市、州和数百个县。在一系列调研中，他每次都根据人大的职责任务，拟定题目；每次都注重考察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学习新经验；每次都要写出调查报告，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把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政府部门的意见与要求带回来。

从1985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审议《企业法》（草案）。1987年3月，委员长会议向常委会建议，鉴于企业改革正在深化，还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企业法》（草案）不提交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廖汉生作为戎马一生的军队人大代表，对企业情况并不熟悉，但他认为《企业法》关系重大，自己可以下去了解一些情况，掌握一手资料，带回来供大家讨论。于是他来到经济发展较快、企业相对活跃的上海、江苏，先后召开了10多个座谈会，邀请率先推行厂长负责制的20多家大中型企业的厂长、书记、工程师、会计师等各类人员，围绕《企业法》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畅所欲言。廖汉生把调查情况和企业意见如实报告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批示把这个调查报告印发给各位副委员长和常委会有关单位。

在人大工作的10年间，廖汉生还曾两度深入民族地区，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执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1985年9月，他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伊犁、吐鲁番、喀什、阿克苏等地，着重从民族团结、经济发展、人才培养三个方面调研执法情况。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的会议上，廖汉生谈了此次考察的认识和体会：《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对这个法律贯彻得如何，首先一条要看民族团结的加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巩固；最根本的一条要看是否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还要看培养人才这一关系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繁荣民族经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战略任务的完成。

1991年在《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施行7周年后，廖汉生又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调查研究，了解到在施行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其核心还是经济问题。

回到北京后，他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特殊困难向党中央、国务院做了书面反映，建议对广西应该多扶持一些，以使这个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尽快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跟上全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正是由于经常深入调研，廖汉生在参加审议议案时总是能依法据实地发表意见。

在审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烟草专卖法》（草案）时，对于有关部门要求关闭数百个地方开办的“计划外”小烟厂，廖汉生考虑到其中相当一批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小烟厂，他以家乡桑植县烟厂为例提出自己的看法：桑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财政收入的大部分依靠烟厂，如果一刀切下去，国家不给予一定的补偿，本来就非常困难的财政将会更加拮据，有关部门应该拿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来。

根据人大常委会的意见，有关部门采取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做法，在对各地小烟厂逐一清产核资的基础上由大型烟草企业予以兼并，并对当地财政给予定额补偿，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全国人大七届二十次常委会议在再次审议《烟草专卖法》中又增加了对民族地区生产企业给予照顾的条款，从而使该法于1991年6月29日审议通过并顺利施行。

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即将届满之际，彭真委员长特意把廖汉生的秘书胡子克找去谈话，把廖汉生历次下去调查和所写的调查报告一一列举出来，称赞说：“汉生同志还是井冈山作风、延安作风，搞调查研究。”延安时期曾在中央党校学习、工作3年的廖汉生听到老校长的评价后，感慨道：“这是彭真同志对我的鼓励！”

联系人民代表 关注人大建设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廖汉生注意研究人大如何做好工作、发挥作用，对人大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的每一个方面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努力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986年9月，彭真委员长提出人大工作中值得研究和解决的4个问题：如何加强同代表联系，如何加强人大常委会自身学习，如何搞好人大常委会组织建设，如何进一步搞好监督。委员长会议决定各由一名副委员长挂帅，对这4个问题进行研究并拿出意见。

廖汉生受领负责研究代表联系问题的任务后，拟定了研究的思路和方案，把明确目的、制定原则、提出方法作为研究的基本任务。他向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的同志强调，只有把联系的目的是什么、围绕什么重点去联系、本着什么原则去联系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搞清楚了，才能保证联系工作的方向对，路子正。

1987年春节刚过，廖汉生带领联络局的同志来到河北省石家庄市，听取全国人大代表和省市人大常委会对代表联系工作的意见、建议，甚至连元宵节也在那里度过。

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同代表联系的几点意见》的初稿形成，委员长会议多次讨论修改后发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征求意见。廖汉生带着稿子来到上海、江苏等地，直接听取意见。他在南京召开的座谈会上对加强代表联系的内涵、目的、原则、方法及过程做了系统的阐述。

在1987年6月22日举行的七届人大二十一次常委会议的联组会上，廖汉生对提交审议的意见稿做了简要说明，并着重谈了对联系工作的4点认识：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法律和作出的决议决定更加符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更加符合实际，是加强联系工作的根本目的；围绕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讨论决定的问题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是联系工作的重点和主要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主要联系选举单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共同联系全国人大代表，是联系工作必须坚持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发挥代表作用，是做好联系工作的重要前提。

经过常委会讨论修改通过的《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同代表联系的几点意见》，对于规范和加强同代表的联系起了积极作用，成为人大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廖汉生本人更是加强同代表联系的实践者。每到一地，他都要请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同志帮助召集全国人大代表特别是来自基层的代表座谈，直接听取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成为他参政议政10年的一个工作惯例。

对于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建设，廖汉生同样给予关注，深入了解各级人大的建设情况，虚心学习各地人大创造的新鲜经验。每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总要到湖南团坐一坐，看望来自家乡的代表。

上世纪90年代初，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同志为改善办公和会议条件到北京找到廖汉生，请他出面帮助协调与军队有关单位置换土地。廖汉生爽快地将省人大的意见反映给中央军委负责同志，促成了这件事的落实。

主持外事委 逆境抗制裁

1988年3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廖汉生在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同时被选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是从第六届全国人大开始设立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它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担负着审议有关涉外法律、议案、条约并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批准通过的任务，此外还与外国议会中相关委员会进行友好交流。

廖汉生深知做人大外事工作，自己是“半路出家”的门外汉，比起担任副主任委员的符浩、曾涛、章文晋、姚广等著名外交家，比起委员中来自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知名人士，自己还缺乏应有的知识和经验。因此，他充分发扬民主，注意听取和尊重几位副主任委员的意见，坚持外委会所有工作一律由主任办公会议充分讨论，重大问题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集中大家意见，集体做出决定。

在七届人大外事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提出，按照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外委会的工作应该一年比一年好，一届比一届强。不久，他就外委会的工作提出了提高议案审议工作质量和效率、提高外事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加强政策法律学习、加强调查研究的设想，供大家考虑。他亲自抓外事委员会办公室的建设，提出要建设成为一个“心齐风正精干高效”的工作班子、服务班子。他在对办公室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业务建设、制度建设以及工作状况进行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就加强建设、提高素质、改进工作作出明确、具体的阐述，提出严格、有针对性的要求。

就在廖汉生集中精力来抓外事委员会工作仅仅一年后，一场严峻的考验不期而遇。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局势发生了剧变。1989年6月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一股反华逆流，粗暴干涉我国内政，进行一系列所谓制裁，变本加厉地在人权、西藏、台湾等问题上对我国肆意攻击，施加压力。

在逆境当中，廖汉生主持外事委员会，按照中央方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部署，配合我国整个外交工作，9次发表严正声明，两次致函欧洲议会，与国际反华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其制裁行径给予有力回击，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坚定地维护了国家主权、独立和尊严。

廖汉生和外事委员会全体成员积极开展工作，在1989年风波之后先后接待了泰国国会下议院军事委员会代表团、法国参议院外交国防和武装力量委员会代表团、美国国会众议员代表团等来访，主动介绍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的形势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态度。法国代表团回国后，在参议院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团长介绍了访华观感：法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并没有产生多少效果，那种以为通过几个月的制裁就可以迫使一个国家改变政策的做法是荒谬的，法国应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予积极的回答，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同团访华的法国前国防部长、前代理外长也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不容否定，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不应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去衡量。

廖汉生率团出席在曼谷召开的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大会并出访泰国、菲律宾，外事委员会几位副主任委员先后率团出席第82、83、84、85届各国议会联盟大会，打掉对中国进行攻击的议案，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中国的形象，发出中国的声音。

1990年8月，在七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常委会议上，廖汉生就我国在严峻国际形势下开展的外交工作做了发言：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的党、政府和人民没有畏惧，没有动摇，没有退却，不怕威胁，不怕孤立，不怕外来压力，在中国这块大地上一如既往地按照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干社会主义，保持了国内局势的稳定。在对外工作中，顶住了国际上反社会主义的逆流，维护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国人民的尊严；抵制了西方国家的制裁，取得了反孤立、反制裁的重要突破和进展；加强和发展了同周边国家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沉重打击了台湾当局的“弹性外交”；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和其他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

廖汉生在常委会上的发言，中央电视台在当晚的《新闻联播》节目中作了报道，《人民日报》于次日进行了摘要刊登。

1992年4月，廖汉生带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检查组赴江苏，检查长江下游的南通、张家港、南京、镇江4个港口经全国人大批准对外国籍船只开放以来的情况，听取当地政府、口岸办公室和海关、边防检查、港务监督、商品检验、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食品检验、船舶检验部门以及外贸运输公司、远洋公司、外轮代理公司等十几个相关单位的意见。他和检查组的同志认为，实践证明长江4港对外开放是完全正确的，社会经济效益十分明显，有力地促进了江苏省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国家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并为今后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针对在检查中发现的政出多门的问题，检查组提出应加强领导、上下一致、协同动作、密切配合、统一管理、严格执法，以保证航运畅通无阻；要完善有关法规，改革那些相互摩擦的规章制度和繁杂手续，解决重复查验、重复收费等问题；对外开放港口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讲求效益。外事委员会将检查情况与意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后，廖汉生又在调查报告中就长江港口开放问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许多地方对搞港口的积极性很高，没有的要求建，建了的要求开，在这个问题上也要防止重复建设，沿江港口的开放要统筹考虑，讲求效益，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在这次检查的基础上，外事委员会审议并报经全国人大批准了武汉、九江、芜湖长江港口对外国籍船只开放的决定。

1992年11月至12月，廖汉生最后一次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南亚地区的孟加拉、尼泊尔、印度。此前，他曾率团访问过亚非拉地区的10多个发展中国家，通过比较，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更加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