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起诉状范文赔偿精神损害（精选9篇）
原告：姓名，民族，出生日期，职业，住址。被告：姓名，民族，出生日期，职业，住址。诉讼请求:
1、要求被告赔偿原告(费用名称如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补偿金等)损失××元。
2、本案诉讼费由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
应写明侵害行为的事实和侵害后果的事实。若是人身伤害的，应写明受侵害的时间、地点、起因、经过，实际损害程度、恢复状况、就医情况等，作过法医鉴定的也应写明结论。若是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应写明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此致
××省××人民法院 具状人(本人签名)： ××年××月××日
注：
1、诉状若是手写的，须用蓝黑或黑墨水钢笔书写，诉状用A4纸。
2、诉讼副本应按被告人数提交。
一、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立法现状
在笔者统计的19篇设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 行政法规1篇, 最高院司法解释1篇, 省级地方性法规8篇, 地方规范性文件1篇, 地方司法性文件8篇。涉及医疗侵权、交通事故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侵权、人身伤害等多个民事侵权领域。 (2) 考察各个规范性法律文件对赔偿标准的设立方式, 可以归纳如下:
(一) 最低限额式
此种方式仅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最低限额, 只要在该限额之上, 具体赔偿数额依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确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的法律规范全部采用了此种赔偿标准设立方式。至于最低限额, 各地区设定的时间相隔大, 数额差距也大, 如在消费者权利保护领域, 浙江省于2001年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最低限额为5000元, 而广东省于2012年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最低限额则为50000。两地区设定时间相差11年, 后者设定的最低限额为前者的10倍。
(二) 最高限额式
此种方式仅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 具体赔偿数额依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确定。笔者搜集的规范性文件中, 只有重庆和四川两地适用此种赔偿标准设立方式, 且规定的最高限额均为10万。
(三) 数额范围式
此种方式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额的上限和下限, 将赔偿金额限定在特定的额度中, 此种方式对法官在个案中的自由裁量权加以最大程度的限制。目前有三份文件使用了此种赔偿标准的设定方式, 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所做规定。
(四) 分级规定式
所谓分级规定式是将精神损害的赔偿额分为数个级别, 每个级别规定不同的赔偿额度。具体可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五条之规定。
(五) 确定公式式
此种方式是为精神损害赔偿设定既定公式, 法官处理具体案件时, 根据案情确定公式中变量便可直接得到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额。这种方式最具操作性和可预期性。使用这种方式的只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意见》。
(六) 基数倍数式
该方式为精神损害的赔偿额预先设定一个基数, 倍率可以为确定的倍率也可以是倍率的上限。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意见中确定侵权行为致人死亡的, 精神损害抚慰金为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费计算20年。这种设定方式兼具刚性与灵活性, 同时与侵权行为发生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可以取得较好的匹配度。
(七) 多种因素综合确定式
这种方式仅规定了确定赔偿额时应当纳入考虑范围的因素, 如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下发《侵权纠纷办案要件指南》的通知第二十条规定, 人民法院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包括相对方意识状态的可归责程度, 侵害的具体情节, 侵害后果, 致害方的获利情况及其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以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分析上述七种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设定方式可知, 依据是否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标准做出明确规定, 可以将其分为限定式与非限定式, 其中前六种为限定式, 最后一种为非限定式。在限定式的设定方式中, 依据是给定确定的数值还是给定基数, 可以分为数值式与基数式。其中前五种为数值式, 第六种为基数式。同时也可以发现, 上述设定方法并非相互排斥, 可以在不同情况下同时使用, 从而缩小特定设定方式自身具有的不足, 发挥不同设定方式具有的限定优势。
二、对上述精神损害赔偿标准设立方式的初步探讨
上述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设立方式各有利弊, 在现行规范性法律文本中, 既存在单独使用特定方式也存在数中方式合并使用的情况, 其目的不过是赋予纯主观的判断事项一定的实际操作性。当然, 这样的限定并不意味着将人们主观遭受的精神痛苦“明码标价”。以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钱来衡量精神痛苦的实质是借助可以实现的物质手段实现精神抚慰的目的, 同社会上存在的物质奖励是同样的道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对一些精神损害的恢复, 如因侵权而至精神病的受害人, 往往也要借助金钱以接受治疗, 进而回复到侵权行为发生前的生活状态。 (3)
(一) 对数值式与基数式的初探
数值式包括最小限额式, 最大限额式, 数额范围式, 相比于基数式其优点在于简单明确, 易于操作, 其中的数额范围式最大程度的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缩小了当事人预期赔偿金数额与法院判决赔偿金数额之间的差距。劣势则在于基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稳定性, 数值式具有稳定性强的特征。如上文所言, 浙江省的法官在处理目前消费者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时适用的赔偿标准依旧是2001年制定的, 5000元的赔偿起点已不足以实现精神损害赔偿立法期待的精神抚慰功能, 更谈不上落实惩罚与调整的初衷。并且, 法律文本中确定的数额无论是2000元, 5000元还是50000元, 100000元, 很难说出这些数据科学与否, 为什么就是这些数额而不能设定为其他数额, 也就是说设定的特定赔偿额度存在正当性质疑。
基数式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 其最大的难点与价值在于确定基数, 基数既可以是确定的数额, 也可以是某种国民经济指标, 在不同的侵权领域由于考虑的因素不同, 设定的经济指标也不同。笔者整理的19篇规范性法律文件中, 2篇适用基数倍数式来确定赔偿额度, 确定的基数分别为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均生活费和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费, 除此以外, 此类国民经济指标还可以是最低工资标准, 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数在特定案件发生后转化为具体数额, 基数式实质上转化为数值式, 会缺乏对受害人具体情况的关注, 弹性不足。但是基数设为国民经济指标具有客观科学性, 这种设立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精神损害赔偿额不确定的缺陷, 同时使设定的赔偿标准能够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 避免货币贬值的风险。此时, 设定前置系数对实现精神损害赔偿功能, 确保赔偿额的科学性就显得特别重要。
(二) 对限定式与非限定式的初探
在上文罗列出的七种精神损害赔偿标准设立方式中, 只有多种因素综合确定式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标准没有任何方式的限定。限定式的优点与不足在上文中均有所论述, 至于非限定式的优点, 在于明确法官在确定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 同时具有极强的弹性, 可以对某些极端案件作出与其自身程度相符的判决结果, 从而减少因对判决结果过于僵硬不满而引起的民意聚集。所谓极端案件, 或者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残忍、荒谬的不可思议, 或者受害人遭受到不可思议的精神创伤, 或者还有其他情形。但缺点也极其明显, 过于原则性的规定对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说, 或许会显得有些“想当然”, 解释权过大则意味着对裁量权的限制是“莫须有”, 设置赔偿标准的部分初衷便难以实现。
三、对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反思
通过上文对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七种赔偿标准设立方式的介绍与初探, 把握每种方式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时潜在的优势与不足以后, 笔者试图提出在完善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方面的初步建议。
虽然数值式实现了赔偿标准设立时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方面的初衷, 但由于其过于僵硬, 以及对其数值设定正当性的拷问, 在经济社会文化高度发展、公民权利意识日渐完善的今天, 其制度优势已不能够压制暴露出的缺陷, 声讨大大超过认可。 (4) 如果还存在一种排除数值式全部或大部劣势, 同时也能够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赔偿标准, 保留数值式就更无必要性可言了。除此之外, 数值式可道出的另一优势是其简单明确, 易于操作, 能够缩小当事人预期赔偿金数额与法院判决赔偿金数额之间的差距, 降低判决引起的社会消极评价。
基数式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设立方式相比于数值式适应性较强, 能够体现出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精神损害赔偿额差异。虽然在具体案情确定后它又转化为“数值式”, 但是在具体“数值式”中以特定国民经济指标作为基数具有客观合理性, 不存在对数值正当性的拷问, 在前置系数设定的过程中, 必须充分考虑使受害人回复到侵害发生前的生活状态所需承受的一切经济负担, 以及具有抚慰功能的赔偿款应当占有的份额。 (5) 但是由于此种方式作为限定式的一个分支, 在赔偿额度上依然具有拘束, 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 遇到极端案件时它依然无法经受住考验。所以基数式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设立方式在处理国家赔偿精神损害的普遍案件时具有较好的适应性, 可以作为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基本设立方式。
各种因素综合确定式在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方面不具有普遍合理性, 它最大的合理性在于处理极端案件时饱有充足的弹性。因此可以说, 非限定式是上述限定方式的补充, 在促进司法裁量统一的基础上, 保留充足的弹性以应对数量少但并不排除其存在的极端案件。
综合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在确定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时, 应以基数式为一般方式, 从而应对绝大多数普通精神损害赔偿案件, 将各种因素综合确定式作为基数式的补充, 推动司法裁量的标准统一, 并在出现极端案件时作出弹性十足的、不会与普遍道德观相悖的合理补偿决定。
注释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2册)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255.
2姜梅.精神损害赔偿的程序法适用[J].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 2005 (1) .
3杨秋林, 黄群.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5 (5) .
4费锦红.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缺陷和改进[J].嘉兴学院学报, 2001 (2) .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权利救济
中图分类号： D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2-00130-01
一、从立法的角度看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是我国现行民法中损害赔偿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国家法治化发展的必要要求，同时也是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这一制度在民事领域得到了社会各界充分的肯定与支持，并不断地发展与完善起来。目前学界通说的精神损害赔偿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20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失。本条的赔偿损失就是法学界和司法实务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损害赔偿，在瑞士民法上原指财产上损害赔偿，在台湾地区民法上则应解释为包括财产上损害及非财产上损害，即故意或过失不法损害他人的人格权时，被害人就其财产上损害及非财产上损害请求损害赔偿或恢复原状。或是虽非财产上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称为抚慰金。
二、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现状
虽然精神损害赔偿作为我国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对于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承认。目前，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制度，主要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三、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可行性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要求。早在古罗马时期，西方国家便对公民的人格利益进行了法律规定，确立了人身损害的赔偿制度。随着近代法制的发展，西方国家又将损害赔偿范围扩大到精神领域，精神损害赔偿是与生产力发展程度是紧密相关的，在经济十分落后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关注的是物质利益。在受到他人伤害时，人们会请求当地司法机关给予其财产性的物质赔偿。
附带精神损害赔偿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开展，如何实现原告与被告的利益均衡成了当前立法界与实务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提倡法律公平的社会背景下，公民的人格权及相关权益应当受到尊重与保护。当刑事犯罪伤害到被害人的人格尊严或造成其精神痛苦的，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是需要的，也是法律公平的体现。以金钱给付作为精神损害赔偿，可以减少被害人的精神痛苦，缓解其情绪的不快。在现代社会里，用金钱赔偿这种方式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当事人权益，是最为有效的司法救济手段。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有仇必报”的思想观念发生改变。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在受到侵害时会更多地考虑现实与将来的处境，例如以后的生活、抚育未成年子女的经费等问题。虽然精神损害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金钱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一方面安抚了受害人及其家属受伤的心灵；另一方面也维护了社会稳定，在预防犯罪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此，用金钱弥补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四、构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一）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到刑事立法中。在我国的现行法律制度下，民法中遵循的是法不禁止即自由，而刑法中则实行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在判断每一个案件的时候，并没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是完全根据法律的规定，不然将会出现法官造法的情形。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当务之急就是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到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当然，这不仅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能够保障被害人的民事权利，也是人权的体现。
（二）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受益人的范围。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受益人的范围，能够防止权利的滥用，从而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美国著名的麦克洛克林夫人上诉案中，在先前的判例中在某些有限的范围内确立了精神损害的责任，但是上诉法院认为承认扩大责任范围而将不再事故现场的亲属所受的损害也包括在内，那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各种不利的后果。它将促使造成更多的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这样就会增加法院积压案件的问题；它将给那些实际上并未遭受严重精神损害赔偿但却能找出医生出具精神损害证明的人们提供欺骗要求的新的可乘之机；它将增加责任保险的费用，使驾驶车辆的费用增加，因而也许会使一些穷人根本无法驾驶车辆，那些离开事故现场而又真正受到精神损害的人们的索赔要求反而很难证明是否合理，而且诉讼的不确定性会使他们的情况复杂化，从而迟迟不能胜诉。
（三）明确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的划分可以有多种情况，第一，我们可以中国古代法制史中五服制度，根据与受害人的亲疏远近来区分；第二，我们可以根据精神损害赔偿受益人是否在事故的现场，以及受惊吓的程度；第三，可以根据公众中一般人的评判标准，此时可以参照英美法系中的陪审团制度。至于具体的赔偿标准，可以参照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此时也可以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根据被告人的过错程度、经济能力予以裁量。
作者简介：严曦龙（1979-），男，青海民和人，2011级在职法律硕士研究生，从事监狱法学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4版
[2]王泽鉴著《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2-183页
1、刑诉法的规定与民事法律规定存在冲突。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侵犯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誉权、荣誉权的，有权要求赔偿损失。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除上述规定，更进一步将精神损害的范围扩展到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总之，我国民事法律的规定是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法律原理上应适用民事法律规定，而刑诉法第七十七条仅限于“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的”，由此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则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内，此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排斥在民事诉讼之外，陷于尴尬的境地。这样出现了刑诉法的规定与我国民事立法所确立的精神损害赔偿原则相抵触的情形。
2、对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是否赔偿适用法律出现混乱。刑、民之间相互矛盾的规定形成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情节严重的不能请求赔偿，而情节轻微的则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请求赔偿的不正常现象，造成了立法上的不统一。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必须适用于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通过根据不同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这种可请求赔偿的民事侵权中的严重后果往往表现在侵权人会触犯有关法律，直至是刑法。而刑事犯罪行为通常是情节严重的人格侵权行为，这就形成了精神损害程度较轻的不可以适用损害赔偿，而后果严重到触犯刑律时同样法律规定不得赔偿。同时，这也会造成如被告人行为不以犯罪论处的，被害人所获赔偿反而较多的情形可能出现的不正常现象。
3、可能会造成被害人对诉权的不同处分会有不同的结果出现。最高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后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里同意了被害人对犯罪人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如果精神损害不纳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有的被害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会放弃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由于案件性质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而是一般的民事案件，就不适用刑诉法和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这样，以获得民事法律的全面保护。被害人这种变通寻求民事法律的全面保护的方法不仅增加诉讼成本和当事人讼累，还会因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结果不一而影响国家司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4、对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安慰的说法的质疑。不少人认为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就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安慰，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告人被罪量刑，受到了制裁，这本身就是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力量在此时已最大限度保障了被害人的利益，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是抚慰了被害人在精神上的损害，不需要用精神赔偿再次制裁犯罪者以补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此观点得到了刑诉法和最高审判机关的认同，并予以采纳。但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虽然，我国法律体系受原苏联影响，认为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赔偿的，但是一旦人的人格尊严、生命、健康等被犯罪行为侵犯后，对被告人科处刑罚，并不能全面消除被害人精神上的损害，也不一定就是对被害人最为有效的救济方式，而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也许是我们迄今为止的法律智慧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救济方法。
5、对向犯罪人以外的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赔偿义务的人不仅限于犯罪人时，法律未禁止向犯罪人以外的被告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被告人可向犯罪人以外的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其一造成了对同一事实需要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法律程序才能解决问题，其二，对同一事实
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其三，在适用不同法律规范时可能会因法律之间的相互冲突而面临对冲突规范的选择，其四，使同类型案件中同样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因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而得到不同的保护结果，被害人之间处于事实上不公平的地位。
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立法上对精神损害应当予以认可，并应逐步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理由如下：
1、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法规定，对刑罚的功能起补充作用。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其规定的精神就是“又打又罚”，此条明确在论罪判刑的同时可以判令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这里的“经济损失”，刑法并未将其局限为物质损失，笔者认为应包括因精神损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刑法这一规定与刑诉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不一致，但刑法修改在后，按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就适用刑法规定。此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所给予被害人的经济赔偿尽管属于民事责任，但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制裁，而且是带有强制性的。因为在某种情况下，金钱赔偿具有惩罚功能，因为责令被告人支付被害人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能使加害人发生有所失之感，并得以赎其加予被害人之痛苦。且从作用来看，无论从别预防，还是从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出发，附带民事赔偿的威慑力并不小于判处刑罚的威慑力，由被告人承担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对被告人而言，其惩戒效力不低于刑罚处罚。
2、将精神损害列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是有法律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明确了民事赔偿的范围包括精神损失，这当然也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
3、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由于侵犯了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等人身权利，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且违反刑法规定，因而依法应予以刑罚处罚。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往往又同时使被害人人格尊严受损、名誉降低、或迎接未来生活的信心受挫，或丧失面对未来挑战的勇气，从而精神上遭受极度痛苦，乃至影响未来的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根据刑法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甚至根据案情判决赔偿被害人的有关物质损失，这些尚不足以抚慰被害人。因为，刑事案件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单纯的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深，有的犯罪如杀人、强奸等均会给被害人及其亲属造成造成巨大精神损害，与之相比，物质损失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民事被害人尚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刑事被害人更应享有此项权利。某些侵害生命、健康等人身权的行为给被害人及其亲属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及创伤很深，也难以消除，其精神痛苦是长期且巨大，在精神损害方面给予被害人一定的金钱赔偿，具有使被害人获得某种满足之功能，因为金钱赔偿所具有购买力等功能，可以使被害人有所满足而冲销痛苦。法院也应从切实保护公民人身权之立法宗旨出发，给予被害人最大限度的法律保障。所以，应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实现法律真实意义上的正义和公平，切实保护被害人的权益。
4、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体现公权对私权的特殊保护，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刑事诉讼中一直强调公权优于私权，被害人首先要服从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但是在保护被害人利益方面，公权所保护的社会利益并非总与被害人的利益一致，公权对社会利益的倾向完全可能导致对被害人利益的忽视。而民法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产生，反映了人们对自身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视，是人类发展高度文明的产物，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当今国际潮流，对私权的关注逐渐加大，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恰恰符合这一历史潮流。公权的功用应越来越有利于对私权的保护，使被害人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而不是与私权相互冲突。在刑事诉讼不断趋于对被告～利保护的今天，在附带民事诉讼上则应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这符合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利益冲突的平衡。此时应允许私权的适度自由，因为犯罪行为毕竟侵害了被害人独立于社会利益的个体利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个体利益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实践中，许多国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也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关于一切就追究对象的犯罪事实所造成的损失而提起的诉讼，包括物质的、身体的和精神的损害均应受理的规定值得我国借鉴。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国际上刑事法律的发展趋势，符合对被害人的特殊保护。
5、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立法原意。首先，从法律角度讲，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人身权中一个重要的权利，而健康的含义通常又包括生物属性的健康即生理健康和精神属性的健康即心理健康。精神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对公民心理健康权受到不法侵害时而给予的补偿。其二，犯罪行为除了造成可以用金钱计算的损失外，还可以使被害人受到不能用金钱计算的损害，这种损害甚至还可以引起更大的利益损失，对被害人的损失不底论其是否可以金钱表示而给予赔偿，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其三，对精神损害进行民事赔偿，不是将人格、名誉视为商品，而是对被害人精神上受到的痛苦损害以物质赔偿的形式进行心理上的安慰、补偿，是对犯罪人的一种制裁。它不是降低人格，而是对人格尊严予以重视，并从而提高人身价值。其四，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导致的，所以在这里民事案件与
刑事案件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将刑民合并审理的前提条件。其五，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同时审理附带提起的民事诉讼，也有利于查明案情，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提高诉讼效率。但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中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对于侮辱、诽谤等案件，人民法院在对被告人定罪以后，再由被害人就精神损害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样耗费了大量的人员和财力，是诉讼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使被害人遭受诉讼之累，这显然违反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诉讼制度的立法本意。
6、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民事法律纠纷，所以应在不与刑事法律相抵触前提下适用民事法律。我国民法通则已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刑事诉讼法中的附带民事诉讼，却仅限于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这导致了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两个部门法之间的矛盾，这显然不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统一，也导致了司法部门在实践中的迷盲、混乱。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此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不完全否认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就精神损害赔偿达成一致意见的，法律不加于干预。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依相关法律规定，死者家属可获得死亡赔偿金，在此类事故理赔时，保险公司对这项费用亦是认可的。
三、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中具体问题的思考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应是大势所趋。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应着重解决下列一些具体问题：
1、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时应确立该制度的基本原则，以期对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起指导作用。（1）赔偿法定原则。因为实际生活中的“精神损害”的存在具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一般情况下，犯罪行为对人身权利均不同程度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所有情况下产生的任何程度的一切精神损害都予以赔偿，而只能对法律认可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对法律有明文规定的精神损害按照法律规定予以赔偿，法律没有规定的，法院裁判不予赔偿，否则，会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难以实现。（2）因果关系原则。确立损害赔偿的范围，不是以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来划分的，而是以犯罪行为与损失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为依据的。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造成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应考虑其犯罪行为是否有直接关系，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必须是此种损害后果与自己的犯罪行为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缺乏这种因果联系的，被告人就谈不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更谈不上承担刑事责任了。对于与犯罪行为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损害如第三人休克损害，即损害发生时或发生后，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因当时目击或事后得知损害事故发生之事实，受刺激而致心神崩溃或致休克等情形所遭受之损害，例如交通肇事中行人因目睹事故发生而致心理崩溃的，因为其受害与犯罪行为无相当因果关系，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3）补充适用原则。精神损害赔偿应当限定在损害较为严重，适用其他方法包括刑罚处罚和物质财产损害赔偿等均不足以充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的情况下。因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首先在于其补偿性，其目的是为了慰籍被害人以及给予其一定的经济帮助，以弥补其因犯罪行为对其精神上造成的伤害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另外，对于造成损害情节较轻，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的，不应采用精神损害赔偿，否则会发生权利滥用。（4）自由裁量原则。这是在法定原则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现。指法官在相关法律条文不足以解决争议或法律出现空白的情况下，法官可根据被告人的过错程度、对被害人的侵害程度、个案差异等一些因素，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确定具体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5）适用严格过错责任原则。犯罪行为是一种特别的侵权行为，建立在被告人存在故意或过失的主观过错的基础上，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应适用严格的过错责任原则，即必须是被告人直接侵犯了被害人人身权利，造成了被害人及其精神上无可避免的损害。（6）公序良俗原则。在立法不足时，即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中对损害国家一般利益和违～一般道德准则的行为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公序良俗原则，授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对具体案件作出裁判。
2、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首要解决的是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问题，它直接决定被告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和被害人有无赔偿请求权。笔者个人认为，对赔偿范围应吸收德国、瑞士的做法，采取限制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应局限在人身权的范畴，要与人身有密切关系，对侵犯财产犯罪的应排除在外。因为侵害自然人的财产权，可能会导致精神损害，但是一般不需要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加以救济，而可以用财产制度加以救济。因为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物质利益，而对人身权尤其是人格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非物质利益。通常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侵害导致受害人财产利益的损失，法律通过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方式足以救济。而对人身权的侵害产生的后果要复杂得多，常见的有：死亡、伤害（包括残疾）、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精神损害等。死亡可能使死者的近亲属产生精神损害。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应局限在人身权的范畴，要与人身有密切关系。具体而言，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应主要适用于刑法分则第二章至第六章中的各类中，尤其是集中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中，具体包括以下几类：（1）侵害他人的生命权。侵害他人生
命致人死亡的。犯罪人除赔偿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外，还应当赔偿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失。这是主体特殊的一种精神损害，它不针对被害人本人，而是对其近亲属而言，侵害的是其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是就被害人死亡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所产生的其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2）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权。侵害公民的身体，致人身体上造成严重伤害，相应的精神上遭受巨大痛苦，尤其是因为犯罪行为造成终身残疾的，被害人将一身伴随残疾的痛苦，这时除赔偿法律规定的经济损失外，还应增加赔偿精神损失费，以抚慰被害人巨大的精神创伤。（3）侵害妇女特殊的性自主权（贞操权）。妇女贞操权是妇女所特有的一项人身权，特别在我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此项权利是妇女极为重要的人身权利。严重侵犯此项权利的，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尤为严重，这远较犯罪行为本身对身体造成的直接伤害后果的影响严重，妇女此种权利曾受到过侵犯将会成为受害妇女的耻辱，成为其一生的恶梦，这并不会因为犯罪人被判处刑罚处罚而消除，故对于那些强奸、强迫卖淫等犯罪仅用刑罚惩处，尽管严厉制裁了犯罪者，但被害人的身心健康上的损害并不能完全消除。因此，笔者认为，对侵害妇女此种权利的犯罪人进行刑事制裁的同时，被害人还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以对其予以精神上的慰籍。（4）侵犯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是自然人最为重要的一项～，失去它就丧失了行使其他一些～的基础，如言论权、选举权等。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如非法拘禁他人，对被害人而言，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期间和事后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摧残是不言而喻的，对此，被害人应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5）侵害公民的名誉权。如侮辱、诽谤他人，对被害人的名誉、人格的任意贬低，造成被害人社会地位的降低，对被害人精神上的打击不会随被告人被判处刑罚而消失。对此类犯罪，被害人亦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3、赔偿主体应限于自然人。法人不能成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因为此种精神现象和心理态度为自然人所特有，精神损害仅发生在自然人受不法侵害的情况。法人虽然有一些人格权，但是没有自然人所特有的心理和精神现象，也当然不存在心理创伤和精神损害问题。但是法人的人格权受到损害时，法律也规定可以以其他方法予以救济，如直接物质损失的赔偿。这主要是为了维～人的物质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其精神利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应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六条中规定的几类人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应为被害人、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以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4、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应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参考标准。因为如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不便操作，法官裁判的随意性较大，往往是同一类型的，事实很相似的案件，不同的法院甚而是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处理的结果则大相径庭。其次，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判决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与我国的国情不相符合，对被告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而过低的赔偿则失去了补偿性的功用，对被害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它既不能达到抚慰被害人的目的，也不能惩戒被告人和警戒公众，还使人们对法律的严肃性产生怀疑。这些，均不利于精神损害赔偿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价值的真正实现。再次，对当事人在提出赔偿时会漫天要价，增加了审理难度，故要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数额标准。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存在着较大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区差异，故制定一个全国皆行的统一标准是不现实的，而只能就一类案件制定一个参考标准。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对于侵犯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案件，可参照盗窃罪数额标准的方法，由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制定此类案件中造成死亡、残疾后果的赔偿数额幅度标准，再由省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的经济等情况，制定较为确切的标准。（2）对于其他类型的可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可由最高院制定或授权省级人民法院制定此类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上、下限标准。法官在具体确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数额时，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的精神和审判实践中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根据个案之间存在的责任大小、被告人的过错程度、社会影响、伤害后果等差异，并结合规定的标准，予以裁判。（3）对于被告人及被害人的经济状况，笔者认为不应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因为其一，对当事人双方而言，均有违公平原则，其二，其经济状况取证困难，如当事人有意隐匿，法院对实际情况很难掌握，其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害人的精神痛苦不因其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其四，如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将导致法官无法下判。故这只能作为案件执行时的考虑因素，而不能成为判决的理由，如被告人经济状况经查明确实欠佳，判决时可分期给付。但是，双方当事人就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经调解达成一致意见的，法院应尊重当事人在私权领域内的意思自治，对调解予以认可，并可将被告人赔偿精神损害的视为悔罪表现，作为其一项酌定从轻情节，在定罪量刑时予以考虑。
5、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后果。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是犯罪行为导致相当的严重后果，没有严重后果的，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在事发时和未来生活、工作中可能达不到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这也与犯罪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的特征相吻合。例如对造成被害人伤害的，必须是造成被害人残疾，才能对被害人精神上造成严重创伤，否则，伤情较轻，未达到残疾后果的，被害人一般不会有太大的精神创伤，对被告人科处刑罚和给予被害人物质损失赔偿一般足以慰籍被害人了。
6、关于交通肇事案件中的死亡赔偿金所谓死亡赔偿金，是指公民的生命安全利益受到侵害并丧失生命，责任人除应承担责任外，还应向死者亲属支付一定数额金钱的经济补偿。这是基于死亡事实的发生，设立其的目的，是为了弥补死者亲属的精神创伤和经济困
被告：xxxx，男，xxxx年10月1日出生，户籍xx市市中区xxxx楼1单元201，现住xx市市中区xxxx，身份证号：xxxx，电话：xxx
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费7741.1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00元，治疗期间误工费3960元。(具体的赔偿项目及数额待司法鉴定后，再做变更)。
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xxxx年9月1日，原告到被告工作的xxxx处理工程上的事情，在公司一楼办公区等待期间，被告说原告不将其放在眼里，并声称原告要拿工程款需要被告同意，被告不同意原告别想拿到工程款，两人因此发生争执，期间被告用塑料管、拳头和烟灰缸殴打原告，导致原告左眼、左额角和头部多处受伤，原告先后在xx市第四人民医院和xx市中医医院进行治疗。该治安案件已由xx市公安局天桥分局xxx派出所处理，并对被告作出了行政处罚。被告的侵害行为给原告经济和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现诉至贵院，请贵院判如所请。
此致
xx市市xxx人民法院
具状人：
原告：（受害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性别：年龄：民族：
职业：工作单位：
住所：
被告一：（肇事司机姓名）
身份证号码：性别：年龄：民族：
职业：工作单位：
住所：
被告二：（车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性别：年龄：民族：
职业：工作单位：
住所：
被告三：（保险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住所：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
一、被告二向原告连带赔偿医疗费xxx元，误工费xxx元，护理费xxx元，住院伙食补助费xxx元，交通费xxx元，住宿费xxx元，营养费xxx元，残疾赔偿金xxx元，被扶养人生活费xxx元，残疾辅助器具费xxx元，康复费xxx元，后续治疗费xxx元，精神损害抚慰金xxx元，鉴定费xxx元，财产损害赔偿金xxx元，共计xxx元。
2、判令被告三对第一项诉求赔偿的费用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xxxx年xx月xx日，被告一驾驶xxx号xx车与原告驾驶的xxx车相撞，造成原告xx级伤残。经xx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xx大队认定，被告一承担事故全部/主要责任。被告二系肇事车辆的车主，对交通事故损害发生存在过错，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被告
一、被告二应向原告连带承担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另，被告二为肇事车辆向被告三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责任保险，被告三作为保险人依法应在上述保险责任限额内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原告依据上述事实及理由向贵院提起诉讼，请贵院依法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此致
xx市xx区人民法院
上诉人：XX中学(一审被告)
法定代表人：XX，该校校长。
联系电话：xx。
被上诉人：XX(一审原告)，男，生于1968年5月2日，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土城镇长征街354号。个体工商户。
原告XX诉被告XX中学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上诉人因不服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于20xx年7月1日作出的(20xx)习民一初字第870号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 诉 请 求
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XX的诉讼请求。
上 诉 理 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时，遗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6.28”洪灾中，不光有暴雨，还有暴雨引发的泥石流。
6月28日土城镇发生特大暴雨，对于上诉人来说，不仅仅是暴雨的问题，暴雨还引发了上诉人校园上游的巨大泥石流。这从习水县国土资源局委托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所作的《土城镇中学泥石流应急调查报告》上可以看出来，泥石流带来的堆积物，在上诉人的校园内就滞留了上万立方!这些堆积物，要不是有上诉人的大操场作为缓冲区，直接顺流而下的话，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后果，无法想象!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同样的设施设备条件下，6月6日的那次降雨，降雨量虽然与206月28日的降雨量相当，但前一次却并未造成什么损害后果的根本原因!从土城镇中学办学四五十年的历史中，也从未经历过像年“6.28”这样的泥石流灾害。泥石流、大暴雨，这些都属于民法上不可抗力的范围，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流经学校的水是造成XX家损害发生的原因，因有了不可抗力这一免责因素，上诉人也应当免责。
二、一审判决实际上是认定了上诉人的校园设施有缺陷，并且这种缺陷与被上诉人XX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的这种认定是缺乏证据支撑的。
上诉人的校园建设从设计到施工、监理，都是由有资质的公司承担的，全部工程是经过验收合格，依法进行备案了的。上诉人已向法庭提交了验收备案的相关书证。在此情况下，如果被上诉人XX认为上诉人的校园建设质量不合格，或者有缺陷，从举证责任的承担上说，被上诉人XX应当对此承担证明责任。本案的实质不是学校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倒塌造成他人损害，因此不属于物件致人损害应适用过错推定的范畴。证明学校建筑设施有缺陷的举证义务在被上诉人XX身上，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而在一审中，很显然，被上诉人XX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能够说明上诉人的校园建设有缺陷。一审起诉状上所指责的缺陷，是被上诉人XX主观上的推测，并无科学依据支撑。
1、明沟改暗沟，是否构成缺陷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显然不能说，明沟改暗沟就一定构成缺陷。是否构成缺陷，需要科学的鉴定结论予以支撑。被上诉人XX在一审中，并没有提供这样的鉴定结论。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因为规划的需要，改变原来一些水沟的流向，或者把一些原本是明沟的水沟改造成暗沟，是很正常、很普遍的现象。比如，习水县城“新华桥”这个地方，原来就是明沟，现在早已在明沟上浇铸了混凝土，混凝土上已成了人来人往的交通要道。如果哪一天，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或者泥石流，原来的明沟边的住户因此而受灾，是不是也要追究一下改造明沟者的赔偿责任?
2、乒乓球台外的围墙，是否构成缺陷的问题?校园要修建围墙，这是出于安全的需要，管理的需要。现在的学校，特别是镇乡中学，没有围墙，“两基”验收就不达标，修建围墙是“两基”达标条件之一，为啥有错?既然有围墙，客观上肯定会形成一个类似水池的形状。上诉人的围墙下，原本是有排水通道的。只是由于这次“6.28”洪灾引发了上诉人校园上游巨大的泥石流，排水设施在巨大的泥石流冲击之下，才失去了正常的排水功能。土城镇中学建校四五十年来，从未遭遇过这样的泥石流，因此一审认定“土城镇中学对于上述情形应当能够预见，但未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预防具有一定过错”是不能成立的。建筑设计方面的专家都无法预见到土城镇中学上游会发生泥石流，要求学校能够预见，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乒乓球台处的围墙蓄水，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XX也坦言，不过就是几十方的蓄水，几十方的蓄水就算一下子因围墙垮塌而倾泻下去，经过了三百多米的缓冲之后，能形成多大的冲击力?
3、被上诉人XX家距离上诉人有321米，就算上诉人的校园建设有缺陷，怎能确定被上诉人XX的损害与上诉人校园建设的缺陷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在被上诉人XX与上诉人之间，XX公司上千平方米的厂房横跨在水沟之上，酒厂的厂房为什么安然无恙?
三、被上诉人XX遭受损失的原因综合分析有三：一是当时土城连降暴雨，并由此引发了泥石流;二是被上诉人的房屋本身就建在山沟中间，选址本身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三是被上诉人下方有一座质量低劣的石供桥(该桥未经任何有资质的单位设计及施工)而且涵洞太小，几条山沟的大洪水带来的杂物与被上诉人家门口被冲走的杂物一起堵塞了该桥梁的涵洞，形成一个“堰塞湖”房屋进水。“堰塞湖”形成后，当晚垮塌，造成了被上诉人门口堡坎的冲毁。部分货物、家具等被当场冲走。
四、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XX的损失为122565.00元的证据是不充分的。
1、怎样正确看待评估结论书?XX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遵天价评字(2009)年第019号价格评估结论书，是根据被上诉人XX提供的损失物品种类及数量的清单得出评估结论的。在该评估结论书第九条“价格评估限制条件”第1款中特别说明：“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客观真实”，即评估公司不对委托方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你让我鉴定两台洗衣机的价格，我就给你鉴定两台洗衣机的价格。至于你是否真的损坏了两台洗衣机，我评估公司并不对此进行审核。因此，有了评估结论书，并不能说明一审原告XX对损害结果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
2、从举证责任上讲，被上诉人XX应对其损失结果承担完全的举证责任，但被上诉人XX就结果证据的举证并不充分。一审中，被上诉人XX并未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损失物品的种类及数量就如其诉状后附具的《损失损毁物品清单》中所记载的那样。上诉人对被上诉人XX损失物品的种类及数量，一直是不认可的。被上诉人XX在一审中，除了评估结论外，仅仅是提供了一些照片和证人的调查笔录作为损害结果的证据，对于桥梁、堡坎等显而易见的损害，上诉人无可非议，但对其它物品是否损坏，还有无残值等问题，上诉人一直持有异议的。从照片来说，除桥梁堡坎等显而易见的损害外，其它很多物品是否已经损坏，损坏了多少，能否修复，从照片上是看不出来的。而对于证人证言，被上诉人XX一方无一证人到庭作证，被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证人属于法律上规定的有特殊情况不能到庭的情况，从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上讲，这些书面的调查笔录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况且，这些证人的调查笔录也并未一一陈述清楚被上诉人XX损坏物品的种类及数量，所以即便采信这些调查笔录，结果证据也仍然是不充分的。
3、从举证的能力上讲，被上诉人XX对损害结果并非不能举证。如果是已经冲走的财物，无法举证，尚可理解。对于损坏的其它财物，被上诉人在灾害发生后，完全可以申请公证处进行现场公证，或邀请基层组织居委会、镇人民政府派人现场清点后，在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的见证之下，以书面形式确认下来。
4、被上诉人对其诉称被损坏的房产，并未举出产权手续，因此无法肯定其享有赔偿请求权。对其生产作坊，并未举出其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等相关手续，被上诉人的生产作坊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如果是非法的作坊，即便受到损害，能要求法律给予保护吗?
一审在对原告XX一方的结果证据明显不充分的情况下，却对其诉称的损坏物品的种类及数量予以全部确认，从“证据裁判”的角度上讲，认定事实的证据是不充分的。在交通事故、工伤事故等损害赔偿案件中，法院对结果证据的审查都是非常严格的，一旦负有举证责任一方提供的证据不充分，即便该损失确实是发生了的，法庭也不予确认。本案中，对结果证据的证明标准，却放得如此的宽松，这让人难以理解。
负有举证义务，能够举证，却没有举证，或举证不充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等规定，应由被上诉人XX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五、一审程序违法。人民法院送达给上诉人的起诉书副本上显示，被上诉人一审诉请的赔偿金额是72790.00元，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当庭变更诉请为122565.00元。对此，上诉人马上就向法庭提出了异议，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被上诉人XX收到XX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价格评估结论书后一直到开庭前，并未提出变更诉请的请求，开庭时才当庭变更诉请，明显超出了变更诉请的最后时限，应视为其放弃部分权利。一审法院在开庭时，审判员曾经当庭明确：由于被告XX中学不同意原告XX当庭变更诉请的请求，法庭只对原来诉讼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可是，在现在的一审判决中，原告XX的诉讼请求已被直接替换为122565.00元。这在程序上是违法的。即便法庭允许原告变更诉请，在被告没有放弃答辩期的情况下，也应当给被告重新指定举证答辩期。
六、上诉人是承担义务教育职能的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学校的正常运转依靠的是国家全额拨款的公用经费，并非一个盈利机构，没有一分多余的钱。学校的公用经费没有损害赔偿这样的支付项目。而且学校并无其它任何收费来源。学校的每一分资金都是维持正常运转之必需，没有能力承担如此赔偿责任。如果要求学校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了上诉人的运转经费后，学校就只能停止运转了，将严重影响教育环境的稳定和发展。
综上所述，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同样受灾单位土城镇中学的合法权益;为了确保灾后重建工作顺利实施，早日重建家园;为了确保学校的稳定与发展，特此上诉，要求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XX的诉讼请求!
此致
XX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XX中学
法定代表人：XX
再审申请人：代XX，男，汉族，1963年6月13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贵州省桐梓县XX镇XX村XX组。公民身份证号：52212219691XXX715。电话：139842XX1
再审被申请人：谢XX，男，汉族，1938年10月24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贵州省桐梓县XX镇XX村XX组。公民身份证号：522122193810XXXX17。电话：138852XX1
案 由：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桐梓县人民法院（2010）桐民初字第130号民事判决书，以及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遵市法民三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认为该判决：一是认定案件事实错误，且缺乏证据支持；二是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并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
为此，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第（六）项“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以及该条第二款“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之规定，申请人现依法提请再审。
再 审 请 求
1、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民事判决，裁定对本案进行再
审，并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鉴定、评估费用由再
审被申请人承担。
再 审 理 由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不清，且没有证据证明。
1、一二审判决认定“原告谢XX房屋的受损与被告代XX的建房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代XX在本案中存在过错”事实错误，且没有证据支持。本案是一起因相邻居住、修建
房屋而引起的财产损害赔偿诉讼，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一审原告主张“被告修建房屋而给其相邻的房屋造成了损害”，并提起财产损害赔偿诉讼，那么，原告就应当提供证据来证明：
1、原告房屋存在客观损害事实；
2、原告房屋的损害与被告的修建房屋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然而，一审原告的房屋虽然在客观上确实存在裂缝、漏水等现象，但一审原告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房屋的损害与被告的修建房屋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同时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原告是房屋损害系被告所为”。
本案在一审过程中，原告方虽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贵州正业工程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2010）-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但该鉴定意见书却更本不能证明“原告房屋的损害与被告的修建房屋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该鉴定书中，虽然司法鉴定人在“分析说明”部分，对原告的房屋出现裂缝、漏水等现象有一定的分析，但其在“鉴定结论意见”中，却并没有明确“原告房屋的损害与被告的修建房屋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鉴定结论只是提出：“①、谢某的房屋墙体开裂已超出了国家相关规范对危险房屋的基本要求，鉴定安全性评定为Dus级，建议拆除重建；②、该房屋拆除重建所需工程造价为169853.21元”。
根据《司法鉴定程序规定》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的基本规范要求，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对案件中所需要解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作出结论，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因此，司法鉴定意见作为诉讼证据一种，其鉴定结论或意见必须具体明确。而且，再审申请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鉴定结论不同于证人证言等
人证，因为：鉴定人没有直接或间接感知案件情况，故，其鉴定结论只能是表述“判断意见”而不是陈述“事实情况”，该证据的产生，所依据的是科学技术方法，而不是对有关情况的回忆或者分析。
因此，综上可见，就原告向一审法院出具的贵州正业工程技术投资有限公司（2010）-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而言，该鉴定结论书虽然在“分析说明”部分对原告的房屋出现的裂缝、漏水等现象有一定的分析，但因其在最后的鉴定意见中并没有明确判断“原告房屋的损害与被告的修建房屋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一审法院对“因果关系”认定事实错误，且没有证据支持。
同时，二审法院未对该案的“因果关系”进行重新或者补充鉴定，从而直接向鉴定机构致函，并依据该鉴定机构的回函，认定本案申请人的建房与被申请人的房屋受损存在因果关系错误，该回函只是对原鉴定意见书中相关情况进行了解释说明，并不属于有效证据，且同样不能够证明与本案房屋受损存在因果关系，故不能作为定案证据采信，一二审法院认定存在因果关系错误。
此外，根据原告在该鉴定书“检案摘要”部分的陈述可见，原告的房屋修建时间发生在1979年，根据“法不塑及既往”的原则，本案鉴定应采用的鉴定“检测依据”以及相关“技术规范”就应当是原告房屋修建当时的技术规范及要求，而不应当是1999-2007年期间国家先后出台的相关规范和要求。然而，（2010）-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所采用的相关“检测依据”及“技术规范”却适用的是1999-2007年期间国家先后出台的相关规范和要求。因此，该鉴定结论所依据的事实错误，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采信。
2、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一审鉴定、评估费用27500元全部系原告交纳，并判决由再审申请人承担”事实错误。事实上，在一审认定的鉴定、评估费用27500元中，其中有25000元鉴定费（即向贵州正业公司支付的）系再审被申请人（一二审原告）支付；有2500元鉴定费（即向贵州海天公司支付的）系再审申请人支付，且有人民法院开具的鉴定费代收条佐证。
3、一二审判决对“被告修建房屋前后，原告的房屋相关情况，以及原告谢XX的房屋受损时间等”案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再审申请人注意到，对本案的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的第3页第二段第2-5行，仅用了四行字，就简单进行了认定。再审申请人认为：既然本案原告主张被告的建房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害，并要求被告进行20多万元的损害赔偿，那么，本案就应当对着重查明：①、原告及被告的房屋修建情况（包括修建时间、采用的基础、结构，以及修建后的使用状况），②、尤其要重点查明的是：被告修建房屋前后原告的房屋损害情况，以及原告房屋产生裂缝的具体时间，以明确被告的建房行为是否给原告的房屋造成了损害。然而，一审法院却笼统的以“原被告的房屋居住在桐梓县XX镇街上，双方房屋相邻，被告于2007年4月开始修建房屋4层，至当年10月完工。2008年5月12日发生汶川地震，现原告房屋出现裂缝、漏水等现象”即完成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致使案件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原告房屋损害前后的情况，以及房屋损害发生的具体时间及经过。而且，原告的房屋建成使用年代已久，且房屋本身质量存在问题，且早在被告建房前就产生了裂缝、漏水现象（详细情况见张XX、张XX、高XX、张X、仁X、张X等人
在证实材料）。
4、一二审判决对“双方责任的认定及划分”没有法律依据，且明显不公。根据本案一审原、被告双方的举证和陈述，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确定双方的责任程度，同时，也没有相关司法鉴定或者职能部门出具的责任划分意见，然而，一审法院却在无任何依据的情况下认定“被告承担90%的赔偿责任，原告自行承担10%的赔偿责任”，致使一二审判决对“双方的责任认定和划分”没有法律依据，且明显不公，大大超过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二、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1、根据《诉讼费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的规定，一审原告故意加大诉讼赔偿标的，请求被告赔偿220753.12元，但判决支持的却只有6万余元。因此，一审法院就应当按照所判决确定的金额和比例，具体分担诉讼费、鉴定费、评估费用等相关损失，但一审判决却违反法律的规定，判令上述费用全部由再审申请人承担，致使适用法律错误
2、因本案因果关系不能够确定，故损害赔偿即无从谈起。因此，一二审法院邮局《物权法》第37条、《民法通则》106条，117条之规定，判决申请人承担90%的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且法律依据。
三、二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
本案在二审过程中，因双方对因果关系产生争议，且原告（被上诉人）拒不申请进行重新或者补充鉴定，在“因果关系”不能确定的情况下，二审法院未经委托进行重新或者
补充鉴定，从而直接向鉴定机构致函，要求鉴定说明，并依据该鉴定机构的回函，认定本案申请人的建房与被申请人的房屋受损存在因果关系，程序严重违法。
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除涉及程序、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他人隐私方面的证据，可由人民法院主动收集外，人民法院并不能够主动、帮助一方收集，对另一方有利的证据，而损害另一方的合法权利。因此，本案二审法院未经委托进行重新或者补充鉴定，从而直接向鉴定机构致函，要求鉴定说明，并依据该鉴定机构的回函，认定本案申请人的建房与被申请人的房屋受损存在因果关系，程序严重违法，并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
而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回函仅只是对原鉴定意见书中相关情况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并不属于有效证据，且同样不能够证明与本案房屋受损存在因果关系，故二审法院将其作为定案证据采信、严重错误。
综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8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之规定，再审申请人现依法提请再审，要求依法再审，并改判驳回原告的一审诉讼请求
此致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代XX
2011年10月25日
附：
1、再审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本申请书副本5份。
2、桐梓县法院（2010）桐民初字13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遵义市中级法院（2011）遵市法民三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邓＊＊，女，35岁，住址同上。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邓＊＊，男，50岁，住＊＊＊。
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追究被告人邓＊＊犯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并要求对其从重处罚。
2、依法判令被告人赔偿因其犯罪行为给众原告人造成的医药费等经济损失，截止2月12日医疗费7843.5元、护理费750元、误工费1235元、住宿费5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500元、营养费10000元、交通费200元，共14243.5元
事实与理由：
2007年1月8日上午，原告骆＊＊提一桶污水到自家屋后倒，被告与众原告相邻而居，恰逢当日被告的次儿子结婚，在家摆酒席宴请亲戚朋友，被告认为骆在其儿子结婚当天在其屋前倒排污水对其不吉利，遂带其大儿子邓＊＊等人将污水泼到骆身上，并将骆踢倒在地，后骆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详见＊＊公安局法医门诊检验报告书NO＊＊＊）。骆＊＊的儿子林＊＊听到骆的呼叫声后赶来阻止，又遭到被告及其亲戚朋友等人持木棒、菜刀、砖头欧打，致使林＊＊头部等身体重要部位受到重创，左小腿完全性骨折，经法医鉴定为轻伤（详见＊＊＊公安局法医门诊检验报告书NO＊＊＊）。后骆＊＊家人林＊＊、林＊＊、李＊＊、邓＊＊等人见状后出来劝阻，也受到被告及其亲戚朋友等人欧打，导致林＊＊、林＊＊、李＊＊、邓＊＊等人身体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法医鉴定均为轻微伤（详见＊＊公安局法医门诊检验报告书NO9920997、NO9920991、NO9920992、NO9920994）。
事后，众原告均到＊＊＊卫生院接受治疗，由于林＊＊、林＊＊、李＊＊三人伤势较重，当日被送至＊＊＊人民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其中林＊＊、李＊＊住院治疗了10天（见＊＊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书NO0083621、NO0043735），于1月17日治愈出院，而林＊＊伤势则比较严重，至今仍在接受住院治疗。截止2月12日，众原告花费了医疗费共7843.5元（见医疗收费收据），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参照《省2006道路交通事故人身伤害赔偿计算标准》的有关规定，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众原告的经济损失还有：误工费2750元、住宿费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50元、营养费1000元、交通费500元。
基于上述事实，被告人邓＊＊无视国家法律，胆大妄为，光天化日之下，唆使多人无故行凶伤人，故意伤害众原告的身体健康，情节恶劣，危害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由于被告人故意伤害犯罪行为给众原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此，依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具状起诉，请求依法公正判决，维护原告人的诉讼请求及合法权益。
此致
＊＊＊人民法院
具状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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