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推荐8篇)
邮编:710089 内容要点
祥林嫂为鲁迅小说《祝福》中的女性形象。她具有勤劳、善良、质朴的品质,处于社会下层,对封建制度对她的迫害进行了一定的反抗,其形象的典型意义揭示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经济压迫和精神摧残。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许多读者读了这篇小说,没能被祥林嫂的悲剧所打动,过后感情上更是远离了祥林嫂,那么怎样让读者从感情上走近祥林嫂呢?
下面从小说的构思、道具、祥林嫂反抗的性质、结果、形象的典型意义、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来了解人物的感情世界。
祥林嫂形象: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提出了妇女命运问题,这个形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阅读中要充分挖掘小说的情感因素,要善于寻找巧妙的切入点,用自己的真情去拨动心灵的“情”弦,一旦心灵的“情”弦鸣响,情感的火苗燃起来,那么这个形象就会在你的心中迸射出生命的活力。无疑也会大大的了解祥林嫂,从感情上就会走进祥林嫂。
祥林嫂为鲁迅小说《祝福》中的女性形象。她具有勤劳、善良、质朴的品质,处于社会下层,对封建制度对她的迫害进行了一定的反抗,其形象的典型意义揭示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经济压迫和精神摧残。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许多读者读了这篇小说,没能被祥林嫂的悲剧所打动,过后感情上更是远离了祥林嫂,那么怎样从感情上走近祥林嫂呢?
下面从小说的艺术构思、祥林嫂反抗的性质、反抗的结果、形象的典型意义、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来了解祥林嫂的感情世界。
一、从艺术构思上看,祥林嫂是一个生命里没有春天的苦命人儿。
祥林嫂从来就没有获得过春天般的温暖,她丧夫、再嫁、失子、死去几个关键情节都是在春天发生的。
1、丽春之日,丈夫夭折。“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地位最低,而一个寡妇的处境更艰难,更何况“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由于丈夫“比她小十岁”,没有留下后代,“夫死从子”之路与她无缘。再说婆婆也不会把她这个“克星”留在家里,无子守寡,此路不通,摆在祥林嫂面前的是一条受人唾弃的改嫁之路。但“生为夫家人,死为夫家鬼”不能自作主张。只能由夫家人任意摆布,即象商品一样被卖掉。看来春天是不属于祥林嫂的,春天也不会带给她温馨与柔情,在封建礼教的摧残下,她的一生里将是没有春天的一生。
2、孟春之日,被迫再嫁。祥林嫂在生命和“名誉”之间,它依然选择了“名誉”,即永远的有祥林名誉权的“不嫁二夫”的寡妇,于是她逃到鲁家后,非常勤快,然而“新年刚过”的一天,祥林嫂到河边去洗米时,突然被婆家人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像对待牲畜一样,生擒死拖,把她抢了回去,从卫婆子口里我们知道“她婆婆来抓她回去的时候,是早已许给了贺老六”,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不难看出她是在春天被迫再嫁的。尽管当时她一路的嚎哭、叫骂,“喉咙哭哑了”,“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拜不成天地”,可结果还是被他们“七手八脚得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在祥林死后的第一个春天,祥林嫂被迫改嫁。春天,对于她简直就是灾难,春天,带给她的是疯狂的人格侮辱,春天,是她心灵备受摧残。
3、暮春之日,痛失爱子。祥林嫂被迫改嫁后,幸运的做了母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祥林嫂有了儿子,便取得了做人的权利。可“天有不测风云”,贺老六不久“断送在伤寒上”第二次丧夫又给她精神上一个沉重的打击。“幸亏有个儿子”这唯一的的亲骨肉,是她生命里仅存的一丝春光。但“祸不单行”、“春天快要完了”的一天,孩子竟“给狼衔去了”,命运之神不公平的从她怀里夺走了仅有的一丝春光。儿子死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这个悲惨的情节再次发生在春天,而且随着“春天快要完了”,她的生命也将结束。
4、迎春之日,凄惨死去。祥林嫂再次来到鲁家,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四婶四叔柳妈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沦为乞丐后,她的遭遇更是凄惨,常常连饭也要不到,最后带着对生的痛苦,对死的恐怖,在鲁镇祝福声中,在遭受了一连串的致命打击、迫害、摧残之下凄然死去。四叔的“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时候正是万家欢乐、全家团圆的时候,而祥林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连春意都未来得及享受,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人生的历史舞台,贫穷悬殊,反差巨大,这一结局的安排是祥林嫂的悲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二、从道具、服饰上看,“开裂的竹竿,破碎的心”,“白头绳,表孝心”。鲁迅的作品,道具设置是非常独特的。祥林嫂一出场,一股浓浓的悲剧情调沉重的袭人心鼻。除了得力于作者细致的肖像描写之外,还要归功于作者精心制作的道具:竹篮、破碗、裂竿,“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这个形象鲜明独特,极具个性化,人们的脑海里不由得会浮现出凄苦的乞丐形象,极其简单的道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碗“破而空”生活凄凉可想而知,竹竿下端“开了裂”可见沦为乞丐的岁月之长,读罢,怎能不让人心碎悲伤、怜悯。祥林嫂在鲁镇一露面:“头上扎着白头绳”,第二次:“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借此,我们很容易看出她的寡妇身份,表明她是死去的祥林的妻子,这一定位十分重要。头上的白头绳,把她的悲剧命运揭示出来了,注定了祥林嫂一生将在这个名份下生活,丈夫死了,本不是祥林嫂的错,可她却要扎上白头绳向世人宣告自己是个灾星,被人认为不吉祥。她本来是遵照封建礼教的规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男”,可是偏偏有个婆婆不让她守节,又偏偏有人嘲笑她,歧视她,说她“不干不净”。她苦苦蓄钱捐了门槛,可仍然消除不了白头绳带给她的灾难,带给她心灵的创伤,这样一位妇女,活着毫无自主权,死了还要受人唾弃,生得痛苦,死得恐怖——多么悲惨的命运啊。这一细节是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有力控诉。
三、病态的社会、人们,把祥林嫂推向深渊。
祥林嫂生活在清末,祥林嫂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劳动妇女的悲剧。
当时封建礼教仍在吞噬着人们,二十六七岁的祥林嫂嫁给了十六七岁的祥林,这是一种落后而残酷的畸形婚俗,江浙一带称之为等郎媳,正象当时民谣所说的那样:“二十岁大姐十岁郎,夜夜困觉抱上床。说他夫来年太小,说他儿来不喊娘。”可以看出等郎媳是多么的尴尬和辛酸,祥林嫂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使得“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只能用无尽的劳动为自己透一口气。
当时的人们冷漠、麻木、自私、愚昧。祥林嫂不被鲁镇所接纳,也是由于当时被封建礼教严重毒害的人们的存在,“夫为妻纲,好女不嫁二男”的夫权思想,可容忍贞洁的寡妇,但却不能容忍再嫁的女人。足以看出当时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们。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们酿造了祥林嫂的悲剧性格。这就是祥林嫂所生活的环境。这种环境也是祥林嫂悲剧的一个根本原因。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思考,揭示祥林嫂悲剧产生的必然性,马克思曾说过:“人,归根到底,„„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祥林嫂为什么会死,以及死后为什么得不到别人的同情,显然与周围的人有密切的关系。如下图: 四叔四婶 冷酷 残忍 婆家人 强抢 祥林嫂 嘲讽奚落 鲁镇人
我 同情不愿介入 误导同情 柳妈
除了四婶、四叔、婆家人思想行动上对祥林嫂直接迫害外,周围的人对她的态度也是她终遭遗弃,无人问津的原因。当祥林嫂以再嫁再丧的身份再次来到鲁镇时,鲁镇的人没有叫她“贺六嫂”,而是依旧叫她“祥林嫂”。其声调的阴阳怪气表明世人对她再嫁的身份的否定和非难,并用“祥林嫂”这一永久的称谓对她进行精神鞭笞。柳妈的同情、误导更加重了她的精神负担,使她欲生不能,寻死又不敢。
祥林嫂一生受尽压迫侮辱,在精神方面所受的毒害尤其厉害,虽然她不甘于屈服,然而她面对的不是青面獠牙一望即知的恶霸,它所处的环境甚至充满了“平和”的祝福之祥气,正如“四叔”书房装饰的朱榻大“寿”字以及对联所显现的“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祥和气氛一样,她所处的环境很具虚伪性,可谓杀人不见血。
鲁迅在小说中展示了整个农村以至整个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通过这些典型环境的描写,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指出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祥林嫂不仅经济上受剥削摧残,而且又受到了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从小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反抗的性质以及悲剧色彩是不同的。
四、反抗的性质盲目的,结果是惨重。
祥林嫂的反抗,为了逃避婆家的难堪虐待,她到地主家帮工;为了反抗婆家的捆绑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挣扎;为了摆脱灵魂上的迷信枷锁,她倾其所有到土地庙去捐门槛;临死前大胆的怀疑灵魂的有无。这些反抗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色彩。因为她被卖改嫁时的出格反抗是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是受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男”等封建伦理思想的毒害;她之所以倾其所有到土地庙里捐门槛;临死怀疑鬼神有无,是她听了柳妈的迷信话语,怕死后被据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因此,她的反抗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抗争,她的抗争是为了做稳奴隶的抗争,她的抗争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色彩。抗争的结果不是跳出“苦海”进了“狼窝”,就是怀着这种恐怖走向更加痛苦的深渊。当祥林嫂再次来到鲁家,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四婶四叔柳妈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沦为乞丐后,她的遭遇更是凄惨,常常连饭也要不到,最后带着对生的痛苦,对死的恐怖,在鲁镇祝福声中,在遭受了一连串的致命打击、迫害、摧残之下凄然死去。四叔的“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时候正是万家欢乐、全家团圆的时候,而祥林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连春意都未来得及享受,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人生的历史舞台,穷富悬殊,反差巨大,这一结局的安排是祥林嫂的悲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五、典型意义不同
由于祥林嫂反抗的性质和结果不同,因而这个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典型意义也有所不同。《祝福》里的祥林嫂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的束缚,所承受的压力远比我国古代妇女多得多、重得多。试想,对于一个只求生存的祥林嫂来讲,如果没有婆婆的势利,凭她的勤劳和“顺眼”,很有可能会在鲁四老爷家干下去,而不至于被卖再嫁,再遭厄运;夫死子亡后,如果不是贺大伯赶她,也许会在贺家凹度过残生的;再到鲁镇后,如果不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鲁四老爷在精神上的摧残,她也不会精神麻木、“不见伶俐”,也很有可能会在鲁镇苟且一生;如果没有柳妈的“善意”的指点,她也不会那么快就走上末路,以至于临死也未能摆脱死后的恐惧。可以说封建礼教全方位的压力把祥林嫂一步一步逼到绝境,终至沦为乞丐。当人们欢庆的时候,她却怀着对生的疑惑死的恐惧像“尘芥”一样被扫出世界。祥林嫂的悲剧,使人们看到套在脖子上的四条绳索。尽管她不断挣扎,表现了最大的韧性,依旧冲不破罗网,争不到一个普通人-----实际上也就是鲁迅小说的一个“做稳了”的“奴隶”的资格。作品的深刻意义还在祥林嫂在鲁四老爷等封建势力迫害下,周围的人不但不同情她,反而蹂躏她、践踏她,反而对她的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丁玲所说的那样:“祥林嫂是非死不行的,同情她的人和冷酷她的人,自私的人,是一样地把她往死里赶,是一样使她精神上增加痛苦。”像柳妈就是因同情祥林嫂而给祥林嫂“增加痛苦”的一个。病态的社会以及病态社会的人们的存在造成了祥林嫂悲剧,所以说祥林嫂的悲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悲剧。正因如此,祥林嫂的悲剧在引起人们的同情之后便是凝重的沉默,是那种不是灭亡就是爆发的沉默,是于无声处的惊雷。
六、社会效应上看,祥林嫂更值得同情。
典型意义的差异必然导致社会效应的不同。刘兰芝等古代妇女形象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了一千多年,其反封建礼教的思想对封建势力并无多大震动,封建势力照常发展,且年久愈深,到祥林嫂时代积重难返。倒是那些古代妇女形象出现后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出现了杜丽娘(《牡丹亭》)、祝英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形象。而鲁迅笔下的这个形象出现只有几十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势力便被推翻了,中国妇女也完全摆脱了封建礼教这一精神枷锁。我看,这一结果与鲁迅在小说里塑造的这个女性形象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劳动妇女长期以来受着封建礼教的迫害和摧残,尤其是经过宋明理学者的大肆宣传,而到清末的祥林嫂、爱姑、子君时代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祥林嫂的命运比刘兰芝等古代妇女要悲惨的多。而统治者最残酷的时候,也就是它们即将崩溃的时候,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鲁迅应运而生。他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来写他写的妇女问题的小说,比之于同时代的作家写的妇女问题的小说,有着更为丰富、深刻的内容,和更为高出的思想境界。其中重点是他以妇女问题为突破口,在解剖中国社会,解剖它的组成细胞——家庭,从而探索改革中国社会的道路。当然也包括妇女解放的道路。在探索中,他把妇女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进紧紧联系在一起,把解放妇女,反对封建礼教和反对整个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他“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忧国忧民的思想驱动下,毅然弃医从文,挥笔呐喊,写下了《祝福》为代表的一系列反封建礼教的文章,《祝福》让人们“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毅然的举起了反封建的旗帜。
在祥林嫂身上他不但写了封建制度加给他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种种绳索和毒害,不但写了他的悲苦生活,而且写了他的反抗和觉醒,开始显露了蕴藏于她本身的反抗力量;祥林嫂这个形象给人以希望,而且预示了妇女解放的道路是无可阻挡地向前发展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祥林嫂这个形象的悲剧里可以看出,妇女要获得完全自由,个性要解放,经济上必须独立、政治上必须自由,她的悲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处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最终惨剧发生。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劳动妇女地位低下,完全没有自己的权利,鲁迅先生就是要揭示她们的悲苦生活,帮助她们寻找出路,争得做人的权利。在鲁迅的二十五篇现实小说中,有三分之一多是以反映妇女悲苦生活和妇女解放斗争为主题或内容的。它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妇女问题,塑造了一系列活生生的妇女形象,让她们以各自血淋淋的伤痕、酸苦的泪水,走过读者面前,从而揭示那黑暗的底层生活,这些形象既是独立的,又有其内在的联系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 以男尊女卑、传宗承祠为特征的一套封建礼教, 葬送了许许多多女性的青春和生命。
比如, 鲁迅1920年6月在《明天》一文中塑造了单四嫂子的形象。她是个粗笨的女人, 勤劳善良。丈夫死后, 她恪守着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思想观念, 不敢改嫁。她对生活没什么奢望, 只想靠着自己的双手来纺棉纱, 养活自己和三岁的儿子。可是, 就这样的生活她也没能安定地过着, 厄运依然向她袭来。丈夫死后三年, 她的儿子宝儿又生病了, 生病了看医生也就罢了, 可是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的她, 去靠求神签, 许心愿, 吃单方等来医治儿子的病, 然而宝儿的病依旧不见好转。于是, 她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庸医何小仙身上, 最终宝儿还是命归西天, 这个寡妇最后的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了。这一悲剧的发生, 主要是深受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思想毒害的单四嫂子养成了逆来顺受、愚昧麻木、毫无抗争意识的奴隶性格所致。
又如, 1924年2月7日, 鲁迅在小说《祝福》一文中, 又成功地塑造了农村典型的劳动妇女形象祥林嫂。她是一个善良、朴实、淳厚的贫苦农村妇女, 她平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用自己的诚实、勤恳的劳动, 换取一种最起码的“人”的生活。然而, 这一很平常的愿望, 对她来说也无法实现。祥林嫂本是卫家山一家以打柴为生的农户的儿媳, 当比她小十岁的丈夫死后, 为了逃避婆家的转卖, 她逃到鲁镇, 做了鲁四老爷家的女工。她食物不论, 干活不停。到年底, 扫尘、洗地、杀鸡、宰鹅, 彻夜地煮福礼, 全是她一人担当, 这样的生活她反而很满足, 这时, 她似乎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但“好”景不长, 不久, 她就被跟踪而来的婆家人抢走, 捆绑着塞进花轿, 卖给深山里的农民贺老六做老婆。后来有了孩子, 她就又感到满足了。这时, 厄运又向她走来, 第二个丈夫不久死于贫病, 儿子阿毛又被狼活活吃掉了, 族中的大伯收去了房屋, 祥林嫂走投无路, 只好再次到鲁家帮工。当她再次到鲁家时, 她已被封建礼教判定有罪:寡妇再嫁, 伤风败俗, 克夫克子, 更是不祥之物。为赎罪名, 祥林嫂用光她的工钱, 到土地庙里捐了一条门槛, 当作自己的替身, “给千人踏, 万人跨”。这样她以为能够恢复“人”的地位了, 不料, 在冬至祭祖时, 她又一次遭到主人的断喝:“你放着罢, 祥林嫂!”这样她失去了劳动干活的资格。精神趋于崩溃, 记忆力和体力大不如前, 终于被鲁家赶走, 沦为街头的乞丐。这样她“想做奴隶而不得”。最后, 在大家喜气洋洋的祝福声中, 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封建势力的高压和愚弄, 就是这样残害、扭曲了祥林嫂的灵魂。
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像单四嫂子和祥林嫂这样的农村典型妇女形象——在受剥削、受压迫时, 只能任人摆布, 逆来顺受, 毫无反抗意识。随着时间的发展, 鲁迅也在关注具有反抗意识的妇女。
在1925年11月6日, 他在小说《离婚》中, 塑造了爱姑这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农村妇女形象。小说中的爱姑十五岁就嫁入施家, 婚后她丈夫另有新欢, 找了个小寡妇, 要休掉她。为了不让丈夫休掉, 爱姑大闹, 她多次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是“小畜生”, 其公公是“老畜生”。她不但敢骂人, 而且还能依靠她父亲的力量拆了施家的灶。由此可见, 爱姑具有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 然而她闹了整整三年, “打过多少架, 说过多少回和, 总是不落局”。最后, 在七大人的调解下, 她的父亲又从施家多得几个钱后, 便与施家达成了协议。因此, 爱姑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的, 爹不说好, 兄弟不敢来, 慰老爷也不帮他们了, 七大人又不可靠, 爱姑不愿意离婚, 最终还是离了。从爱姑身上可以看到: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 爱姑无论如何反抗、拼命, 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个人的力量, 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 那只能是妄想。在她潜意识里, 她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里, 被休之人, 其地位是连寡妇都不如的。为此, 爱姑才反抗, 目的是想讨回一个“说法”。她的种种行为, 说明她的灵魂深处仍然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的。因此, 她的反抗虽然激烈, 但还是有限的, 不能取胜。
作为反封建战士的鲁迅, 不但把眼光放在农村妇女身上, 而且还把焦点放在城市的新型女性身上。
比如, 在1925年10月21日写的《伤逝》中, 他成功地塑造了子君这一形象。子君是被“五·四”新风浪吹醒的知识青年, 她敢爱敢恨, 具有叛逆精神。为了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婚姻生活, 她果断地冲出封建家庭的牢笼, 和她相爱的青年涓生租房同居。还说:“我是我自己的, 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 在当时那个封建思想统治极为严酷的社会里, 子君的呼声, 无疑是石破天惊的。也可以说, 这是对封建思想的蔑视和否定, 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背叛和挑战。这是女性争取婚姻自主行为的人性觉醒的标志, 是妇女寻求解放迈出的真正的第一步。然而, 随着涓生被解雇, 家庭经济陷入困境, 子君和涓生的感情也逐渐出现裂痕, 最后两人走向了分手的地步。之后, 子君回到了冰冷的封建家庭, 不久便死于无爱的人间。由此可见, 子君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 是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对她的扼杀;同时, 她的悲剧, 也有其主观因素, 子君一心追求的只是婚姻自由, 目标达到后, 她就把所有的心思和希望投入那个用爱组成的小家庭生活中, 并把它作为整个人生意义, 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 而忽略了婚姻家庭支柱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 没有自立的意识, 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 一旦家庭经济出现了危机, 她的幸福之梦将要破灭, 最终会走向死亡。她死于自身“未褪尽旧思想”和依赖性, 死于自己的懦弱庸俗和谋生无力。子君虽然成为追求个性解放的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但是她与封建礼教的决裂呼声将会成为时代的强音, 中国妇女能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让她们意识到:只有解放了社会, 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可见, 像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子君这样的封建社会的农村妇女, 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 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 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 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得更为严重。鲁迅对这些形象的塑造, 表达了他对旧中国妇女的关怀与同情, 同时也表达了鲁迅对她们的无限的悲哀和忧愤。这就是“哀其不幸, 怒不不争”。鲁迅通过自己的小说, 让人们意识到不幸的根源所在, 那就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思想, 从而达到他写作的目的——揭出病因, 引起疗救的注意。
【关键词】鲁迅 女性形象 妇女
引言
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鲁迅先生在同情她们的命运,关注她们生活的同时,鲁迅也对她们的解放道路作了深层次的探索。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首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权,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沉坚韧的战斗。
1鲁迅作品中的典型女性形象解析
鲁迅笔下的女性经历了三个阶段:一阶段为蒙昧不知,浑然不觉自己的悲剧命运是历史和社会的悲哀,她们的思想紧紧受到封建制度的束缚和禁锢;二阶段为开始觉醒,但反抗力有限。这些女性已然意识到了自己应该而且可以为自己的权益去争取,或至少去做些什么,但由于对封建制度的认识有限,最终还是屈从在封建制度的高压之下;三阶段为奋起抗争。这些女性受过新思想的熏陶,深刻地认识到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渴望通过自身的斗争来获得人格的独立和个人的自由。她们具有民族责任感,不仅希望女性得到解放,更希望整个中华民族得到解放。
1.1封建社会的女性形象—蒙昧不知
《祝福》中的祥林嫂与《明天》中的单四嫂是封建社会的悲剧角色。
《祝福》中描写展示出:祥林嫂勤劳、善良、任劳任怨、逆来顺受,从来没有想过反抗。即使是她反抗再嫁,也仅仅是维护封建“节烈”观的一种表现。她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鬼神迷信,将自己的辛苦所得拿去捐一条门槛,任万人践踏。最后,在人们的祝福声中,祥林嫂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
《明天》中的单四嫂形象是:她也是个寡妇,靠着纺纱养活自己和儿子,她将一切的希望都寄托于自己的儿子身上,但是当宝儿病了以后,她求过签,许过愿,求何小仙,最后宝儿是吃了何小仙的药而死去的,但是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同情她,单四嫂无法忍受这样精神上的悲哀只求能在梦里与宝儿相见。
这两部作品表明出是封建社会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将她们置于死地的,仔细研究作品会发现像祥林嫂她们这样的妇女,从来没有想过争取做人的权利。鲁迅揭示她们受着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她们疯狂的奴役和压迫,以及她们在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创伤,说明当时许多像祥林嫂那样麻木生活的女性还是大有人在。
1.2反抗与妥协的雏形—开始觉醒
鲁迅要为这些受歧视和压迫的女性解除冤屈,揭示问题所在,因此在《离婚》、《风波》、《肥皂》这些作品中,鲁迅成功塑造了像爱姑、七斤嫂,这些敢于公开抗争而又泼辣刚烈的妇女形象。
《离婚》中的爱姑虽然是个泼辣敢于抗争的妇女,但是在婚姻的问题上她还是一个失败者。当她的丈夫姘上了寡妇要离弃她时,她整整闹了三年,并与兄弟一起拆了丈夫家的灶,出了恶气。但是在七大人、卫老爷等官僚地主的威压下,她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最终在“七大人”面前,精神防线轰然倒塌。其实,爱姑外强中干,对弱者逞强,对强者软弱,从勇于反抗到妥协,这就是她的经历。
而在《风波》中的七斤嫂对自己的亲人和好心人个个是横眉冷对,非怒即怨,无比霸道;而对待仇人却小心翼翼、客气讨好,见到赵老爷“心坎里便禁不住突突地跳”,“竭力陪笑”,这样亲痛仇块的事,她做起来可是自然无比。由此可见,七斤嫂是个一股凶悍之气,语言粗俗,个性扭曲,欺善怕恶的精神上的空虛与,感情上的苍白人物,这就是鲁迅对她的写照。
从以上这些形象来看,鲁迅通过刻画这些中产阶级中的女性,虽然她们也是在反抗,以自己的言语,自己的行动,对当时那个社会中的不满而表现出来,很泼辣很蛮横,但是在那样的环境里,男性还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主体,社会不认可她们,不管她们怎样的反抗,结局还是悲剧的,这只能说明即使是中产阶级的女性还是逃不了被社会的践踏,她们的身上虽然有进步的地方,她们的反抗意识已经慢慢浮现。
1.3女性觉醒的代表—奋起抗争
在五四运动后,女性觉醒或者是妇女解放的提倡都显得越发强烈,而在鲁迅的作品中,女性的觉醒与解放意识的升华,这一转变,在《伤逝》与《纪念刘和珍君》中是最为突出的,其中的子君与刘和珍君更是定义为当时的新女性,都是知识分子,也由此作为女性觉醒中的代表典型。
子君与先前所提到的形象不同的是,她受过知识的熏陶,是被“五四”新风浪吹醒的知识青年,在《伤逝》里,她是为了争取婚姻自由,不顾一切非议与讥笑,勇敢地冲出家庭,在她这形象中,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是最坚强的。但是个性的解放却离开社会的解放而单独解决,没有远大理想的爱情也就失去了基础,例如:涓生和子君由于社会的压力,经济的逼迫,思想性格的弱点,最后还是被迫分手,社会的困窘,使得她的幸福是短暂的,最后还是幻灭。
鲁迅通过对这三类女性形象的描写,鲜明而深刻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妇女地位和形态,并希望她们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和命运,认识自己灵魂中沉重的奴隶意识,争取和男人平等的地位,争取做人的价值,真正摆脱被奴役的处境。然而,怎样才能使女性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真正的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意识到女性个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个性自由和权利的确认,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
2鲁迅的妇女观
鲁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
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真正的,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结束语
鲁迅先生的妇女观为女性的解放指明了方向。女性的解放包括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两方面。经济独立是基础,思想独立是前提。女性的独立首先要有独立的意识。只有拥有独立的人格,女性才有了争取的动力,才可能去为了人身自由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来宝云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剖析鲁迅三篇作品《祝福》、《离婚》和《伤逝》中的妇女形象,从而探索鲁迅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路。
关键词:妇女四权封建制度个性解放
参考文献:《祝福》、《离婚》、《伤逝》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始终一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为己任。他的笔端时时触及社会现实,贯穿着始终如一的革命的明主主义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对处在封建社会最底层,最易被伤害、被侮辱的中国妇女,鲁迅给予极大的关注与同情。对千万这些妇女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鲁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挖掘,表现出作家对妇女问题的深切关心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在鲁迅的《祝福.》、《离婚》和《伤逝》等一系列小说中,他成功的塑造了众多的生动、深刻而富有典型意义的妇女形象。鲁迅正是通过描写众多妇女的作品,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妇女悲剧命运的主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历史时代。
祥林嫂、爱姑、子君代表不同阶层的妇女形象,她们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通过这三个形象,鲁迅深刻而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对妇女问题的思路: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切韧性的战斗。鲁迅这三篇作品,显示出鲜明的独创性。
被“四权”绳索捆绑的祥林嫂
祥林嫂是鲁迅根据生活的若干真实原型塑造出来的典型。其一是单妈妈,他是个寡妇,却又有同居的男人;其二是乌石山上看坟的女人,儿子在门口剥豆被马熊拖去吃了;其三是宝姐姐,山里人来抢亲,宝姐姐逃走,失足落水,被捞起带走。祥林嫂的形象比原型更集中更概括,是中国贫苦农夫悲惨命运高度典型化的体现。
祥林嫂的悲剧显示了《四权》绳索对农村劳动妇女的捆缚。
族权,不允许祥林嫂守节。祥林嫂的前夫祥林比祥林小十岁,丈夫死后,祥林嫂不愿在嫁,宁可辛勤劳动养活自己,所以她逃到鲁镇做工。她的全部希望和渴求,便是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存的权利。所以当她来到陆家做工时是“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的······到年底,扫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鲁家)竟没有添短工”。然而他反而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但是,好景不长。在鲁家做工不到半年,她婆婆恃着族权的威势,不但把她想逃犯一样抓回去,且逼她嫁到深山野坳里。因为要用卖她所得的钱,买一个女人给她叔子做老婆。祥林嫂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资格”,却像一年赚钱的货物一样被卖掉了。
夫权,要祥林嫂守节。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子女一而”,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一个比他小十岁的男人)死后,不肯再嫁:被婆婆抓回去逼嫁坳,“在花轿上,她种只是嚎,骂,抬到何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夫权要祥林嫂守节造成的后果。在婚后,丈夫死于伤寒,她又要为后夫守节,只能跟儿子阿毛相依为命。
神权、政权要惩罚祥林嫂不守节。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在嫁了,就是“不守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不是小罪,而是“大罪”,就要受到惩罚。柳妈因受了封建迷(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
(“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而政权的逼害尤烈,“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它支持或利用其他三种权力逼上梁山害祥林嫂。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爷知道他是寡妇后就“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能干,还能分配祭祀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再次守寡后,即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当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你放着罢,祥林嫂!”一句话彻底的对祥林嫂“判了刑”,令到“她像失手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灶台,只是失神的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叫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就这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鲁四老爷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的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中。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金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残骸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有惩罚她的“不守节”。者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鲁迅抨击的矛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鲜明的独创性,体现在鲁迅刻画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匡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的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再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到头破血流,结果在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大家以为耻辱”的伤疤;祥林嫂不甘于百般受人歧视,捐门槛以“赎罪”。为了“捐门槛”,祥林嫂用了在鲁家的全部劳动所得十二元鹰洋;祥林嫂不甘于死后受阎王处罚,临死时怀疑灵魂的有无。她希望没有鬼,死去不用锯开身子来分给两个丈夫,但她又希望有鬼,死去可以在阴间见到唯一亲爱的儿子阿毛,可以一家人团聚。这五个“不甘于”是祥林嫂自发反抗精神独特而鲜明的体现。祥林嫂反抗了族权、夫权,怀疑神权,唯独对压在头上的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没有明确的反抗表现,这是祥林嫂反抗的局限性。
祥林嫂是鲁迅塑造的“熟悉的陌生人”。“熟悉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概括性、普遍性,看起来似曾相识;”“陌生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声,其结果,却被地主阶级污蔑为“谬种”。鲁四老爷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地主阶级年终“祝福”,作为酬神祈福的盛举,是要“吉利的”,他们嫌恶穷人在这时死去。祥林嫂的死,首先,祥林嫂不是被柳妈逼死的。柳妈只不过是她死亡的一个催化剂而已,柳妈只是加速了祥林嫂的死亡,她不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根本原因。但是,柳妈让祥林嫂去捐门槛之后,大家对祥林嫂的态度没有变,这是的祥林嫂的心再一次收到了严重的打击,从而加速了祥林嫂的死亡。其次,祥林嫂也不是被鲁四爷逼死的。就算没有鲁四爷,也会有张四老爷或者王四老爷逼死祥林嫂的。鲁四爷只是受封建文化影响颇深,以为祥林嫂是个不幸之人。但是,鲁四爷的凶残以及冷酷无情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重要原因。再有,封建思想是造成那个祥林嫂死亡的重大原因。正是因为受了封建思想的影响,大家才会认为祥林嫂有“克夫”之相,才会把被拐卖的罪过强行推给祥林嫂,才会认为祥林嫂的改嫁是个罪过。还有,古片中演到,祥林嫂是在大雪中倒下的,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可以说她是死于饥饿或者是寒冷,因为这样说太过片面了。高中的课文中说道,祥林嫂是因为穷死的,这洋的说法更为不准确。我觉得真正让祥林嫂死亡的原因是两方面:一个是封建思想的影响,第二反方面就是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冷酷与无情。这些才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根本原因,鲁迅写这篇文章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刺激当时人们麻木的心灵。鲁迅在刻画地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也深刻地写出了祥林嫂是被黑暗势力吞没的。鲁迅不但写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作品深刻地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祥林嫂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血和泪的控诉,她的悲剧更
代表着封建宗法社会里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的作品,还没有像鲁迅这样真正写出一个中国妇女的灵魂。因而,鲁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
从敢于闹事到妥协的爱姑
爱故事鲁迅塑造的有一个典型。这个典型,也是鲁迅根据生活的真实人物塑造出来的,是旧中国中产阶层妇女悲惨命运的高度典型化的集中体现。
爱姑是有点“身份”的人,但没有过高的身份。说她有点“身份”,是因为她有“体面”的娘家和“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的父亲。但爱姑有没有过高的身份,她父亲庒木三到底还不能与慰老太爷平起平坐,更不能跟七大人平起平坐。庄木三父女到慰老太爷家去,只能先进门房和年糕汤,走进客厅里去也只能站着。爱姑看见七大人的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联合脑壳都红润,便以为那一定是擦着猪油。对于“屁塞”以及那上面的“水银侵”,对于鼻烟,爱姑都一无所知。这些细节描写都说明不能把爱姑的身份估计的过高。所以应该说爱姑是中农以上,地主一下的身份。
爱姑的被迫离婚,说明当时在农村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处境仍然是悲惨的。夫权、族权有绝对的权威,丈夫姘上寡妇,不管原配夫人是三茶六礼写来的、花轿抬来的,也不会受法侓保护。只要公婆不喜欢,不管你是不是低头进、低头出,是不是一礼不缺,也只得走。政权是夫权、族权是基础,夫权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闹了几处的离婚事件,只经豪绅七大爷两句话就解决了。一句是;“公婆说‘走!’就得走。”七大爷还振振有词,吓唬爱姑说;“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公婆为什么不喜欢爱姑呢?那是因为“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这说明,在当时衙门八字开,维护的只是夫权、族权的利益;另一句是:“来——兮!”七大爷这一高大摇曳的声音,连爱姑也感觉到“大势已去”,晴天霹雳。爱姑刚才的放肆,刚才的“闹事”、想计回“公道”,已荡然无存。可见,由于七大爷的“威严”,爱姑只好妥协。接着,便是两家互换了“红绿贴”,取消了婚约。可见,“来——兮”这两个字就是离婚的判决书。这就告诉爱姑,即使拼出命来,施家也不会家破人亡,封建政权是绝对维护夫族权和地主阶级利益的。
爱故具有“母夜叉”的性格,撒野、泼辣。丈夫“小畜生”姘上“小寡妇”,“老畜生”又袒护儿子,爱姑要回娘家搬兵讨伐,要出这口“恶气”,要把施家搞得家破人亡。因为爱故是地方上有点权势,有一个乡绅父亲作为靠山,所以她受不得别人的欺负,更不知天高地厚。爱姑能说会道,撒野、泼辣,从她闹离婚就可见一般。她只知道压在自己头上的正是她所信奉的封建主义制度。所以她一开始在七大人面前历数“小畜生”的不是,在七大人面前据理力争,满以为七大人“知书达理,顶明白的“。最后还是七大人的一席话使爱姑如梦初醒,”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也明白了封建主义的真实面目,可惜为时已晚。爱姑外强中干,对弱者逞强,对强者软弱,从敢于闹事到妥协,这就是爱姑的经历。她为了与施家”赌气”又是吵,又是骂,又是砸,非把施家搞得“家破人亡而后快”。但当他在低位比自己更高的七大人面前,显得那么软弱、无能。当七大人说最后一句话:“来——兮!”后,她不由自己的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的吩咐······。”爱姑的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弯,从敢于闹到彻彻底底的妥协,最终变的恭恭敬敬,唯唯诺诺。
爱姑的悲剧,充分说明了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同样摆脱不了遭人践踏的悲惨命运。这种现象在旧中国是普遍存在的,是“熟悉的 ”;爱姑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因而又是“陌生的”,是与众不同的。
从追求个性解放到走上绝路的子君
《伤逝》的女主人公子君是鲁迅先生塑造的又一个成功的妇女形象。子君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最终被旧制度吞噬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伤逝》写的是知识妇女的悲剧。
子君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为“五四”革命狂飙所唤醒的女知识青年。她常“谈泰戈尔,谈雪莱”,并以这些资产阶级个性主义者的革命思想来激励自己,子君和涓生终于结合了,也曾经有过安宁和幸福。但婚姻自主胜利以后,子君却止步不前,变的浅薄、庸俗、懦弱,与涓生在人生态度上生分歧,爱情终于出现了烈痕。成家后的子君,不但没有像涓生一样继续学习和探索,争取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才能,做一个自立与社会的女子;而是终日全力理家治内,甘心做一个举案齐眉的贤妻良母,她变的浅薄,庸俗和懦弱。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更滋生了她的自卑心理。当她发现涓生开始冷淡她时,也不敢询问,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涓生抛弃她。她自觉但又不自觉地走上千百年来中国妇女走过的老路,最后连现实的婚姻自主也不能自主下去。涓生终于与子君分手,子君在绝望中,又回到了父亲的封建家门,在五爱的人间郁郁而死。
子君在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曾表现出无所畏惧、超人的勇气,是个勇士。当他的行为受到家里极力反对和阻扰时,她坚定的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何等勇敢!何等坚强!何等自信!这句话显示了子君鲜明独特的个性,这是“五四”新潮对子君的影响。热恋时期的子君,对于路人的藐视、老东西和小东西的侮辱,表现出大无畏的竟然和平静。但子君是在封建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姐,他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反抗虽然坚决,但不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君的个性解放终于逐渐显出他的旧面目来。当涓生拿出一张雪莱的半身裸体铜像给他看是,她只草草一看变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显示出旧观念在她身上的作用。涓生失业了,子君立即显示出软弱,在经济重压之下,她们爱情的裂缝越来越大。涓生离开他后,她没有争辩更没有反抗,而是静静地让父亲接回原来那个封建的家庭。她最终没走上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上来。
子君的个性特点,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子君的爱情悲剧显示了个性解放的巨大局限性。形象地说明只有进行社会革命,在社会解放的前提下,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个人的经济独立也只有在彻底的个性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子君的爱情悲剧说明,没有经济独立,妇女解放就如同空中楼阁,迟早是要倒塌的。而以个性解放为武器,单枪匹马同整个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其结果只能是失败。
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斗争;而爱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反抗队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的,但却是顽强的,是慢慢黑幕笼罩下闪耀的火花,是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就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对这些女性身上表现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深刻而鲜明地显示了自己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路:妇女要获得真正解放,必须首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要达到解放的目的,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沉任性的战斗。
鲁迅的作品,像匕首、像投枪,直指封建制度。鲁迅的这些思路,也印证了恩格斯的精辟论述:“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
杨世宇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濮阳457000)
中国教育与经济论坛
【摘要】本文就鲁迅和夏目漱石笔下二代知识分子形象的比较,折射出中日两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知识分子在双重的重负之下挣扎、辗转、不屈不挠地探索的历史。他俩的身上上以及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中日知识分子零乱而又不屈的探索身影。鲁迅和夏目漱石正是这两个民族新文化的代表。
【关键词】比较文学;形象;知识分子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影响比较还是平行比较“鲁迅和夏目漱石”都是值得做的题目。在中国,最早论及鲁迅和夏目漱石关系的当是周作人所著的《鲁迅的青年时代》。周作人认为鲁迅创作中讽刺的笔致就颇受夏目漱石的影响。在日本,七十年代后,鲁迅和夏木目漱石的比较研究也有诸多论文和专著发现。的确,无论是个人经历、气质、心境以及在中日两国文坛上的地位,他们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出身在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青年时期,他们都接受了最先进的学堂教育,并出洋留学。在知识积累上,他们同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也都是在从事文学批评和大学教学多年后,在生活积累极为丰富的中年时期开始创作的。他们的可比之处,就在于他们都是两种文明夹层中的知识分子,他们联络着两种部不同社会的“中间物”。因此,他们既反传统,又在传统之中;既倡导西方的价值,又对西方的野心保持警惕。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和夏目漱石作为现代知识者必然是天然的孤独者和反叛者。这种孤独、反叛和探索,只能通过艺术家笔下的人物来表现。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第一代过度型的知识分子,更多地投上了作者孤独和反叛的身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和夏目漱石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化心态。
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道路都是在西方坚艇利炮的包围下开始起步的。开国以后,中日两国面临的不仅是西方强大的物质文明,而且更令知识分子感到异质的精神文明。西方的各种文学流派、哲学思想、社会理论都一窝蜂似地涌了进来,东、西方的文明毫不犹豫地发生了碰撞。面对着这种现象,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的先觉者,他们首先感到的是弱国子民的悲哀。他们不得不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的冲突中进行反省和选择。可以说中日两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史就是这样一部知识分子在双重的重负之下挣扎、辗转、不屈不挠地探索的历史。鲁迅和夏目漱石正是这两个民族新文化的代表。在他俩的身上以及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中日知识分子零乱而又不屈的探索身影。
鲁迅和夏目漱石在如何达到人的觉醒的道路上看法虽然不同,但他们执着于现实生活中的人,在作品中不厌其烦地描写他们的悲愁苦乐、描写他们的不觉醒,以及醒来了无路可走的悲剧。他们都朔造了三代知识分子,分别是:
鲁迅:
1、清末辛亥革命前的知识分子(狂人、疯子、夏瑜、孔乙己、陈士成等);2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魏连
一、吕伟甫、N先生、方玄作、四铭、高尔基等);3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涓生、子君等)。
夏目漱石:
1、幕末明治维新前的知识分子(长井得等);
2、和明治社会同时诞生的知识分子(广田、松本、一朗、“先生”、健
三、哥儿、代助、《我的猫》中的一群知识分子等);3明治维新以后的知识分子(美弥子等)。
他们笔下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形象是一些被旧道德和旧学说扭曲了的形象,作者对他们的否定,就是对表现在他们身上的旧道德和旧学说的否定,以及他们所生存的社会的否定。
鲁迅和夏目漱石首先否定的是科举制度和武士制度。他们都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否定了科举制度和武士制度,揭示了由于这些制度而形成的道德、习惯、风俗对人心的毒害,使得知识分子人格变形,丧失了正常的生活能力和判断能力。
和科举制度、武上制度紧紧相联的是封建等级观念。这也是鲁迅和夏目漱石极力加以批判和否定的观念。鲁迅和夏目漱石描写了否定性的社会,否定性的人物,然而正是在对于这些人物及其生存的社会的否定中,又可能看出鲁迅和夏目漱石对于人和社会的正面理想与热切期望。这种人否定中获得肯定,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思想特点,构成了鲁迅和夏目漱石现实主义精神的共同性。
与第一代知识分子相比,第二代知识分子无疑是鲁迅和夏目漱石重点描写的对象。他们或是归国留学生,或是国内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在整个思想意识上他们是过渡型的,时间上也正处于中日两国社会历史进程的过渡性状态之中:旧的、沉重的、完整的封建传统正从他们身后渐渐消失,而新的、同样沉重和完整的新传统正在向他们靠近。
他们首先是本民族最先觉醒的人,他们的觉醒体现在他们是具有对现实社会的伦理体系给子批判性理解的人。他们批判的武器是个性主义和民族主义。夏目漱石的作品《我是猫》中以苦沙弥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聚首在苦沙弥的客厅里,高谈阔论,嬉笑怒骂,指斥社会,批评人生。苦沙弥们对明治社会以金钱为本位,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的关系进行了批判。在鲁迅笔下,魏连是声称要破坏旧的家庭,吕纬甫曾整日地议论中国改革的事,到神庙中拔过神像的胡子。N先生旱就剪了辫子。即使是那位“道学家”四铭也曾执心于新学。在鲁迅笔下整整一代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以后归属如何,他们觉醒过,抗争过。鲁迅和夏目漱石笔下的第三代知识分子是一群感受到现代文明更多的知识分子。按理说他们可以生活得好一些了。然而由于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充分和他们自身发展的不充分,他们同样感到举步唯艰,感到自己与当时社会的冲突和矛盾。鲁迅和夏目漱石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特别加以朔造的是个性觉醒和追求自我的女性形象。如:子君和美弥子,她们都是现代文化的知识女}h}。子君可以和涓生谈雪莱、易卜生、泰戈尔以及他们的作品。美弥子就更不用说了,她那不时冒出的一两句英语,常把=四郎搅得晕头转向。这种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女性,首先觉醒的感觉是: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除非她们自己愿意,强迫他们嫁谁是不可能的。
一、课题论证:
(一)国内外研究:
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的《论苏青与张爱玲》,对两位女性作家进行比较,他认为张爱玲是重视人情甚于世情的作家,他重世情因而有后来不能居上的看法 ,与傅先生看重其对人性情欲的挖掘刚好相左。或许谭先生指出了张氏部分作品内容的某种局限,但评论者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未必是没有局限的。不错,爱情婚姻两性关系是张爱玲观照人生的基本角度,但在她描写的媒妁婚姻、金钱婚姻、高等调情、通奸姘居及其它种种畸型变态的两性纠结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超越了一般的海派小说家。对于此方面,谭先生显然注意得不够。
台大中文系教授张健先生主编过一部题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一书,这是其专门研究张爱玲的研究生的论文集。主要包括人物形象分析和艺术分析两大内容,亦有不少新锐敏捷的看法,但感悟多于理论,流畅却欠深透似为该书的共同点。
(二)选题意义:
我之所以选择《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这个论题,是因为在阅读了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后,感受到了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禁锢下的那个时代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张爱玲在从贵族到平民转换的生活经历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了女性地位的不平等,她在母亲与姑姑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寻求时代女性的归宿,再现XX时代女性的命运并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本论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二、方案设计:
此论文旨在研究在张爱玲笔下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通过影响张爱玲创作的几方面因素,将她笔下的女性主要概括为典型的几种类型,以及这些女性形象的特点,从而深刻揭示出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禁锢下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的悲剧原因。
大纲:
(一)1、简要概括张爱玲的生平及其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家庭因素)
2、东西方文化差异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文化因素)
3、上海沦陷以及战争经历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社会因素)
(二)张爱玲作品中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
1、插翅难飞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2、心灵扭曲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3、漂泊不定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4、红颜薄命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三)张爱玲创作的出发点及其笔下女性的特点。
(四)通过张爱玲创作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五)总结语。
三、进度计划与参考文献:
(一)进度计划:
20xx年10月8日——20xx年3月2日:收集资料,完成论文开题报告。 20xx年3月3日——20xx年4月30日:完成初稿的撰写和修改。 20xx年5月5日——20xx年5月20日:论文定稿、打印、装订。 20xx年5月21日——20xx年5月27日:论文答辩。
(二)参考文献:
1、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上海人民出版社,8月,第108页
2、张爱玲《谈女人》
3、周芳芸的《中国现代文学悲剧女性形象研究》,第211---217页
4、吴宝聪、范伯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1章第六节张爱玲
5、赵炳奂《张爱玲小说创作论》,中国华侨出版社,208月,第324、325页
6、张爱玲《张爱玲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10月
易卜生在他的戏剧中塑造出了许多成功的男性形象, 如忠于自己理想, 不断追求自我并一意孤行, 忽视亲情的布朗德牧师;坚持真理, 说真话, 因此被人们视为“人民公敌”的斯克芒大夫, 等等。但是, 更引人注目, 散发出另外一种光彩的则是易卜生戏剧中的女性, 他在《玩偶之家》、《海上夫人》、《社会支柱》等作品中塑造了多位不同性格、不同命运、不同生活结局的女性。她们有的忠于传统思想, 疲于奔命在维护家庭的工作中, 有的在自我意识的觉醒中挣扎;有的对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 并作出了反抗;有的则已经开始影响甚至主宰他人的意志与生活。这些女性形象不论是遵守传统思想还是冲破枷锁, 都没有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 有的结局悲惨, 有的则给人们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 然而她们的出路却可想而知。那么, 易卜生塑造了这么多类型的女性形象, 希望向我们传达什么样的思想呢?面对这些个性鲜明的女性, 人们应当予以怎样的评价呢?恐怕我们既不能仅仅从道德角度来评判, 又不可用今天的女权主义理论来解读。那么, 影响这些女性命运的关键因素在哪里呢?我将根据易卜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
一、经济独立决定女性人格独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同样, 经济与人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玩偶之家》中娜拉没有经济来源, 因此, 她是丈夫海尔茂的玩物。
传统家庭内部存在性别分工, 男性扮演的是养家糊口的角色, 这一角色与公共领域发生联系;女性扮演的是生儿育女的家庭角色, 与家庭发生关系。“对于女性而言, 在这种性别分工中, 女性往往要通过男人与社会建立联系, 而不是通过自身和社会经济生活发生联系”。[3]由于娜拉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历史背景, 贵族女性不得参与工作, 只用搞好人际关系即可。因此, 她们虽然身份显贵, 生活优越, 但是并无人格可言。通过娜拉我们就可略见一斑。娜拉可以说是其丈夫的私人财产, 海尔茂称娜拉是“小鸟儿”“小松鼠”等, 看似十分亲密, 并且似乎时刻让娜拉在其羽翼的保护下, 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 我们看到海尔茂对娜拉的好与其说是宠爱, 毋宁说是靠娜拉跳舞为其自身增加光彩。由于像娜拉那样的女性并无经济来源, 并且没有遗产之类的私人财产, 又遵从出嫁后从夫的妇道, 因此她们的生活犹如一种寄居生活, 玩偶一般任丈夫摆布。像娜拉这样的居家女性在社会和经济上不能独立, 一旦失去了男人的供养, 就会陷入生存的困境, 于是形成恶性循环的因果链:强化男人对社会的联系, 强化女人对男人的经济依赖, 从而男性获得了对女性的统治地位。在《玩偶之家》中, 海尔茂从不关心、顾及妻子娜拉的感受, 从来就没有真正尊重过娜拉。只因为家里的经济来源是他, 所以他掌控着一切, 甚至连信箱的钥匙都由他保管, 而信箱正是这个家庭通往外界的重要渠道。娜拉之所以被丈夫海尔茂当作一个做家务、带孩子的保姆, 并且不被容忍有任何的家庭主张, 更不被允许做有损于丈夫名誉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娜拉没有独立生存的经济基础, 无法靠自己生存在当时的社会中。著名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指出:“婚姻是要联合两个完整的独立个体, 不是一个附和, 不是一个退路, 不是一种逃避或一项弥补。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社会的一部分, 可以独立自由发展, 然后同样能适应社会的两个人, 才能大大方方地联合, 男女的结合才能建立与互相认清对方的自由至上。”[4]这里的独立包含了人格独立和经济独立两方面, 也指出了男人不是女人的退路, 让女性不要对男性有过多的依赖之心。下文将对人格独立作进一步解释, 而经济独立首先是一个人存活在这个世上的前提, 经济地位的确立是人社会地位进一步巩固的必要条件, 因此, 经济独立可谓作为一名女性获得人格独立与社会地位的基础。
二、社会的公平才能使男女地位平衡
女性向来被社会各界视为弱势群体。导致这种现象的因素有很多, 单社会这一层面就包含了多方面原因, 例如传统思想观念、宗教、法律、政治等。本部分将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 传统思想和宗教对女性的禁锢
中国封建时代, 夫妻关系是一种主从关系, 夫妻关系的准则是男尊女卑, 夫为妻纲, 社会对妻子角色所确立的规范以“三从四德”为核心, 要求妻子服从丈夫, 娴静有礼, 言辞温婉, 性情柔顺, 同时还要勤劳能干。
西方传统思想也有类似于“三从四德”的观念。《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中明确规定:“你们做妻子的, 当服从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天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妇女的屈从地位也由此披上了宗教的圣衣”。[5]《圣经》是为西方多数国家所信仰的, 而其对女性的统治与束缚绝不亚于传统思想, 而传统思想的来源往往是《圣经》故事。在传统社会中, 等级制度森严, 女性流动的机会少之又少, 主要是靠婚姻, 然而从本质来看, 这种流动并无新意可言, 因为受传统思想和宗教的影响, 无论妇女走到哪里, 都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二) 政治天平中的不平衡导致法律对女性的不公
西方哲学家们都一致认为女性不适合参政, 认为女性参政是一种越权行为。而其理由则是因女性天生缺乏理性, 尤其是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提出, 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 只有具备理性的人才能称之为人和享受人权。女性在本质上是直觉的、情绪化的、缺乏理性, 是一种感情动物, “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完整的人”。[6]因此, 女性不能同男性享有同等权利, 尤其是参政权。因为政治是由理性来运行的, 而女性被判定为缺乏理性的动物, 不具有理性的判断力, 所以被拒在政治的大门之外。正是有了政治的男权化, 从而导致了男性在制定法律时将天平倾斜, 可以说在“娜拉”时代的东西方, 妇女都遭受着同等不公正的待遇。如汉纳·莫尔所言, 妇女“不善于像男人那样归纳他们的思想, 妇女们的头脑也不具备男人那样理解重大问题的能力”。[7]这种思想使得女性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法律中都毫无翻身的机会。
(三) 女性要有独立的人格才能立足于社会
男女性别差异的存在, 社会历史原因和传统观念的影响, 致使女性的依赖心理一般要重于男性。具有依赖心理的女性缺乏思维的独立性, 很难对事物有独特的想法, 因此缺乏创造力, 从而丧失了追求成功的原动力。可以说依赖心理是女性对自我迈向成功的束缚。造成女性依赖性的因素有两方面, 不仅仅是女性柔弱的性格这个先天因素, 更重要的则是在其成长过程中外界施加于她的种种压力和为其设下的模式等外在因素。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 由于生理上的不同而分两种———男性和女性, 人们赋予这两种人以不同的行为期望, 为他们设定了不同的行为规范;当一个人认同社会给予他 (她) 的角色分派与定位时, 就会按照社会的期望与规范来行动, 以表明他 (她) 是社会认可的“男人”或“女人”。因此, 女性的天性使其温顺地接受那些准则的约束, 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这使得女性几乎毫无人格。例如出走前的娜拉对于海尔茂不许自己吃甜饼干的命令言听计从;《群鬼》中的海伦不得不强制自己与一个放荡、意志薄弱、不值得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 不得不陪他喝酒, 听他讲不堪入耳的话, 耐着性子看丈夫寻欢作乐;《布朗德》的阿格尼斯放弃了原来的生活理想, 随丈夫到了艰苦的北方, 她完全彻底地按丈夫的信条去做, 那就是要摆脱一切俗物的约束以求得心灵净化, 她把自己娇弱的生命和一个女人最起码的生活要求都祭献在丈夫供奉的圣坛上。
在传统社会中,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 女人都无人格可言, 因此, 娜拉发出了“我是一个人”“我要努力做一个人”的呼喊。人们的传统观念已经习惯了男主外, 女主内, 女性服从男性的现象, 只注重男人是一个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而往往忽视了女性在一个家庭中发挥的作用, 再加上外界各种舆论与其他因素的压力和束缚, 使得柔顺的女性往往服从强硬的男性, 这种服从久而久之转换成一种依赖;又由于掌权的往往是男性, 他们使用自己对女性的压迫思想束缚世人的手脚, 使得女性的地位变得更加微不足道。在20世纪美国作家克莱尔·路丝的《玩偶之家》中那位丈夫沃尔德则公然声称:“婚姻是这个世界提供给女人的最好交易。”广大世人意识不到除了漂亮的住宅、孩子、丈夫, 一个女人还有别的需要, 那就是自我意识, 而这一点甚至连大多女性都未认识到。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对婚姻的看法是:“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两个自由人的彼此了解和认识上的。爱人们应该去体味彼此间的相同点和相异点。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放弃因为自我而造成的改变, 因为任何一方都不会遭受摧毁。应该一起去认清在这世界里追求的价值和目的。爱情要彼此给予然后去丰富两个共享的世界。”要保持男女天平的平衡, 首先女性必须将自己同男性同等看待, 其次要对外界的不公作出坚决的反抗, 只有这样, 才能使世界的观念有所扭转, 使女性的地位得到抬升。
在易卜生的戏剧中, 也有具有独立、反叛精神的女性。她们自尊自强, 有理想, 要求个性解放。例如《青年同盟》中的赛尔玛, 《社会支柱》中的楼纳、隶纳, 《罗斯莫庄》中的吕贝克, 《海上夫人》中的艾梨达, 《玩偶之家》中的林丹太太, 等等。她们都热爱生活, 热爱自由, 容易接受新思想, 有自己的抱负, 有勇敢坚强的意志, 有独立精神, 敢于思想, 敢于行动, 敢于反抗旧礼教, 而且她们中有不少是独立地从社会上闯荡过来的。《青年同盟》中的赛尔玛被认为是易卜胜戏剧中第一个典型的现代女性。赛尔玛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 她的婚姻被看作是美满婚姻的样板, 但是当她的丈夫经商遇到危机, 提出要她一同承担的时候, 她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感情爆发了:“一块儿担当?你看我配不配?……我跟你们过日子像个要饭的。”“配不配”三个字问得好。这里并非赛尔玛对自己身份的贬低, 而是一种讽刺性的反问, 是妇女要求平等权利的宣言, 因此她说出了“让我走!”和《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罗斯莫庄》中的吕贝克则被评论家们评为“是易卜生塑造得最伟大、最令人赞美的人物之一”。但是也有一些女性在追求自我的同时, 有着与社会妥协的一面。例如《玩偶之家》中的林丹太太, 为了生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 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虽然她后来在娜拉的帮助下谋得一个职位, 但是她仍然说需要一个孩子来养。从这两点, 我们可以看到, 林丹太太虽然有着顽强的独立自主的一面, 但是她还是被传统思想所束缚。还有《海上夫人》中的艾梨达对陌生人的思念之情。其实陌生人是自由的象征, 他代表着漂泊和一无所有, 而艾梨达在丈夫和陌生人之间的徘徊正象征了她内心的挣扎。到底是选择安定富足的生活, 还是抛开一切追寻自己向往的自由;到底是要别人为自己的生活负责, 还是自己对自己负责, 艾梨达犹豫了, 她对稳固婚姻的依赖心理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当艾梨达意识到“自行选择—自行负责”的含义时, 她说:“自行负责!这么一来, 局面就完全改变了。”因为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蒙上责任的压力。
由易卜生剧作中的各类女性形象, 我们应该总结出, 作为一名真正女性, 一名正常女性所应该具有的素质, 首先, 要有良好的自我意识, 良好的自我认识是健康人格的核心。只有心理健康的女性, 才能全面而准确地认识自己, 不会一味地自我否定、妄自菲薄, 也不会狂妄自大、骄傲自满。其次, 要有独立的人格。只有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才能自立自强, 立足社会, 不再做男性的附庸。最后, 还要有健全的意志, 强烈的成就动机, 能够过有效的生活, 等等。只有具备这些, 女性才能适应社会, 立足社会, 争取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以自信的步伐勇敢地跨越重重阻碍女性前进的门槛。
参考文献
[1][2]http://novel.0235.org/bookdata/954/33889/1003415.html.
[3][6]骆晓戈.女性学.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5.6, 第二版.
[4]http://www.mybetter.cn/wisdom/hunyin_8.htm.
[5]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以弗所书.1998.
一、两位作家都有意识地描写了大量的落后农民形象
鲁迅作品中的落后农民有《阿Q正传》中的阿Q,《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药》中的华老栓,《风波》中的七斤、七斤嫂子,《离婚》中的爱姑等。赵树理作品中的落后农民有《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和二诸葛,《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登记》中的小飞蛾的婆婆,《三里湾》中的糊涂涂、常有理,《福贵》中的福
贵等。
两位作家笔下的落后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迷信、守旧、麻木。《祝福》中的祥林嫂凄惨一生,但为了“赎罪”还要去土地庙里捐门槛。鲁迅对他笔下的国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一点在落后农民身上更是让人深有体会。《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受了一辈子穷,但他非但没有反抗的要求,反而还自轻自贱看不起贫苦农民。落后农民遭遇悲惨,本来值得同情,可是他们迷信、麻木,让人又不自觉地痛恨起来。
两位作家虽然都重在描写落后农民形象,可他们笔下的人物还是有很多区别的。鲁迅笔下的农民不仅落后,还不觉悟;而赵树理笔下的农民虽然落后,但他们最终在政府的帮助下觉悟了。阿Q、祥林嫂、单四嫂子等人物至死都没有觉悟,他们受封建迷信思想的毒害太深,因此,鲁迅的小说多是悲剧。三仙姑、二诸葛、福贵等人物在政府的帮助下都觉悟了,因此赵树理的作品多是喜剧。
鲁迅笔下多是落后农民形象,但赵树理笔下还产生了许多新农民形象,多了些翻身农民。赵树理塑造出了血肉丰满的翻身农民形象,并注意描写他们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翻身的艰难曲折。《小经理》中的三喜就是农民新人。新人形象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成熟发展,形象真实而又生动。
二、两位作家对女性形象的描写都很成功在他们的作品中有许多被刻画得很形象的女性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祝福》中的祥林嫂,她们都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国劳动妇女,她们勤劳、善良,但是她们却受到封建婚姻和专制制度的压迫,最终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鲁迅描写了这些女性身上的优秀品质,但他又理性地揭示了她们悲剧的根源并对这一根源进行抨击。
赵树理笔下同样有刻画得很成功的女性形象。《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和《登记》中的小飞蛾,与祥林嫂、爱姑等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她们生长在旧社会,都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们都是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嫁了人,她们并没有真正地体会到爱情。她们虽然都对婚姻不满,却并未能改变命运,只能是消极盲目地反抗。
三、两位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刻画人物的方法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1.两位作家对人物采用的肖像描写都很成功
《故乡》中一开始是这样描写闰土的:“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我”后来见到闰土时是这样写的:“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润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这个描写很好地把闰土的变化刻画出来了。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是这样刻画干部老杨的:“他头上箍着块白手巾,白小布衫深蓝裤,脚上穿着半旧的硬鞋至少有二斤重。”就这么一小段描写,把老杨这一典型农民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
2.两位作家都善于给作品中的人物起绰号,而且这些绰号很形象
魯迅在大量作品中都给人起了绰号,如“红眼睛阿义”“花白胡子”“蓝皮阿五”“王癞胡”“假洋鬼子”“赵白眼”等等,这些绰号都起得很有艺术,并且很多是带讽刺意味的。赵树理在起绰号这个问题上也十分注意“写意传神”,突出人物的个性特点。《三里湾》中“翻得高”这个绰号很形象地表现了村长范登高,他借当干部之机,强占革命果实并发财,因此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得意神态。
3.作家在描写人物时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侧面描写的方法
《祝福》最后一个情节中写到祥林嫂是在节日的鞭炮声中死去的,这样一个喜气的氛围更是从侧面烘托出了祥林嫂悲惨的命运。《小二黑结婚》中对小芹并未做直接的肖像描写,而且通过许多男青年总是围着小芹这一细节来侧面烘托出小芹的漂亮。
鲁迅和赵树理写作的背景虽不一样,却都描写出了典型的有特色的农民形象。因此,两位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作者单位 江苏省海门市证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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