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高发的原因分析

交通事故高发的原因分析（推荐11篇）

交通事故高发的原因分析 篇1

近几年来，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交通出行需求的日益增长，带来了公路交通的日益繁忙和机动车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道路交通事故的高位运行。下面，昆山知名交通事故代理律师为您详细介绍关于造成交通事故高发的四大因素。

通过实践和研究分析表明，造成当前道路交通事故高发的原因，主要体现在：

一、人的因素。

涉及人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1、社会参与人方面。

当前，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仍然靠交警部门单打独斗，没有引起政府和相关部门注意和重视，宣传社会化局面还没真正形成，工作力度不大，措施不到位，方法简单，效果不明显，导致广大交通参与者安全意识不强，交通法律意识淡薄。

2、驾驶人方面。

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不强，驾驶技能参差不齐，交通违法普遍存在，引发大量交通事故。

3、公安交警自身方面。

部分公安交警部门管理存在不足，部分民警执勤执法行为不规范，特别是新招录和警龄不长的民警，自身安全意识不强，在处理交通事故、查处交通违法时，不按规范摆放标识标牌，不设置警戒带，导致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尤其是引发二次事故，甚至涉及民警自身伤亡。

二、车的因素。

涉及车的因素主要有六个方面：

有问题需要咨询律师？想要找律师打官司？

法律直通车全搞定！http://

有问题需要咨询律师？想要找律师打官司？

交通事故高发的原因分析 篇2

建筑施工伤亡事故有三大特点:

1)高空坠落、触电、起重伤害事故占建筑施工伤亡事故的90%以上;

2)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三违”造成的事故占绝大多数;

3)事故高峰出现在夏秋季节。

根据对事故的调查分析及对建筑施工现场的检查情况来看,事故高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领导安全生产意识淡薄,重市场、轻现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只顾眼前利益,不舍得在安全防护设施、设备维修、设备更新改造及人员培训上投入资金,看不到安全生产带来的潜在效益。

2)工程层层转包,以包代管,造成施工现场无人管理安全的混乱局面。而且层层转包,层层提取管理费,势必造成工程总造价中的安全技措经费投入不足。另外,由于基建规模膨胀,建设单位拖欠施工单位工程款的情况严重,也是造成施工现场安全投入不足的重要因素。

3)建筑市场混乱,特别是党政机关办建筑公司,既不按规程施工,又不自觉接受管理,严重干扰了建筑施工安全的正常管理工作。

4)安全监察、管理力量不足。中国香港劳工处负责安全生产的工厂督察科(不负责劳动卫生)编制250人,仅负责建筑施工安全监察的就有70多人,而我们一个市、地非矿山安全监察、管理人员不过几十人,与国内交通、消防管理力量相比不成比例。由于监察、管理力量不足,势必造成管理上的空档。

5)事故处理难度大,整改措施难以落实。涉及到企业负责人和事故责任者的行政处理时,没有明确的处罚尺度,而且事故调查组既无权免除企业负责人的职位,也无权直接处理事故责任者,只能将处理意见提交企业及其主管部门执行。但是,是否真正执行,处理结果是否存入本人档案或填入《劳动手册》均不得而知。因此,事故处理只能是水过地皮湿,既不能给企业负责人和事故责任者以警醒,也起不到教育他人的目的,也就无法避免类似事故的重复发生。特别是乡镇建筑队伍,从公司经理到建筑工人绝大多数为农民临时工,即使真正处理了,对他们也起不了作用,顶多是再换一个单位。

6)夏秋两季是建筑施工旺季,企业在生产任务紧、抢工期的情况下,相应的安全措施跟不上。另外,夏秋季节又是农忙季节,建筑工人如为当地农民临时工,这部分工人搞建筑,白天在工地上工作时,心里还想着家里的农活,有的甚至晚上还要回家种田、收粮。一心二用,加之劳动超时精力、体力不支,也是发生伤亡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控制建筑施工伤亡事故发生所采取的措施

1)针对建筑施工企业中农民临时工技术素质低、安全意识淡薄的状况,企业及其主管部门要加强在职职工的安全培训工作,及时安排特种作业人员参加安全技术培训,持证上岗;劳动部门要充分利用综合管理手段,今后新工人进入建筑企业之前要对其进行建筑施工技术和安全知识的培训,提高其安全技术素质,并核发《务工许可证》。

2)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对企业的法人代表和项目经理进行资格培训时,应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安全生产基本知识开设专门课程,并进行专门考核。对考核不合格的,要取消其承揽工程的资格。

3)要建立谁总包、谁负责安全的机制。总承包单位应将工程总造价中的安全技措经费全部提到管理费中,并在施工过程中全部投入。总包方必须派员全面负责整个工程的安全管理工作,不能以包代管。发生伤亡事故要追究总承包方法人代表及有关责任者的责任。

4)要彻底整顿建筑市场。对经审查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官办公司及乡镇队伍,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得为其审定资质等级,工商部门不得为其核发营业执照。已发证的要注销,并责令其退出建筑市场。

5)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仅要管理建筑队伍,还要监督建设单位的资金及时到位。建设单位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或工程竣工后拖欠工程款的,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得为其他工程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他开工手续,以确保安全技措经费的资金来源和投入。

6)要严肃伤亡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提高伤亡事故的结案率。对发生伤亡事故后谎报、瞒报、拖延不报的,有关部门在接到举报或知悉后要一追到底,并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直至追究法律责任。事故调查组在调查处理事故时,必须明确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行政处理意见,不能由其自行处理,并监督企业及其主管部门抓紧落实。要随时检查事故单位及其主管部门是否将处理结果存入事故责任者档案或填入其《劳动手册》。对搞假处理的要公开曝光,并追究有关责任者的责任。

7)劳动部门、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相互协调和配合,共同搞好建筑施工企业的安全资格认证工作。要按以工地认证与单位认证相结合,工地认证为主,单位认证为辅的原则,制定切实可行、可操作性强的资格认证办法。对工地认证合格率较高的单位方可对其进行单位认证。同时,对工地、单位达不到认证要求,发生伤亡事故较多的单位,要有相应的制约和处罚措施。

8)劳动部门要会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工会组织,在每年夏秋季节,主体工程施工阶段,组织大规模的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检查人员必须懂技术、懂业务。检查时要多查现场,少听汇报。对经检查,施工安全达不到合格要求的,要给予“黄牌警告”,并责令其停工整顿。

9)另外,要广泛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首先要及早推广注册安全主任(专职安全员)及安全督导员(兼职安全员)制度。100名工人以上的工地要设安全主任,10名工人以上的工地要设安全督导员。企业聘用的安全主任及安全督导员必须是在政府指定的大专院校或劳动安全监察机关指定的单位举办的培训班修完必备课程,由地、市劳动行政部门核发“注册证件”者。同时,劳动安全监察机关根据其工作表现,有权责令企业负责人调整安全主任及安全督导员。劳动安全监察机关发现其因违反劳动安全法规而构成犯罪的,有权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其次要加强劳动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工作,以促进我国建筑施工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施工现场安全状况的改善。

3 结语

1)通过对建筑施工伤亡事故高发存在的特点、原因,运用技术手段科学地进行定性分析,提出预防措施和建议,是为企业安全管理和政府安全监督管理服务的,通过查找原因,为控制事故提供理论依据,为企业提供防范重点,也为政府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持。

2)为了控制建筑施工伤亡事故的发生,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即是为安全管理工作指明重点:既根据施工生产存在的各种危险因素,采取技术、管理等手段,来预防消除各类事故隐患,也是为了从管理角度加强人的行为规范管理,制定规章制度、加强管理手段,采用宣传教育手段,提高人的安全意识,消除物的不安全状态,预防建筑施工伤亡事故的发生,最终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

摘要：针对建筑施工伤亡事故的严重性,根据对事故的调查分析及建筑施工现场的检查情况,对建筑施工伤亡事故特点、事故高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预防措施和建议,以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

关键词：建筑施工,伤亡事故,原因,措施

参考文献

浅谈地质勘探高发事故模式 篇3

摘要：地质勘探工作是满足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而进行的调查研究的相关工作，工作内容从矿产到岩石，从地貌到岩层结构不等。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事故，涉及到人身和生产安全，其中的高发事故主要有触电和车辆伤害两种，本文将对这两种事故高发模式进行探讨，并对于如何降低事故的发生进行思考。

关键词：地质勘探；高发事故模式；车辆伤害；触电

地质勘探工作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工作内容，又称为地质勘查工作，是服务于国民经济，保证国防安全，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其工作内容主要是特殊地区，工作对象是对特殊地区的矿产、矿石、岩石、岩层、地貌等进行综合性的勘查与研究。当前，我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对于矿产的需求与日俱增，对地质勘探工作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越来越精细，其工作内容和涉及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和延伸。

不过，由于勘探工资的专业性，难度很大，工作中的相关管理工作也不尽完善，甚至滞后的，这就使得勘探工作中的人身和生产安全难以得到保证。我们可以说，地质勘探工作时高危行业，是对安全性有着更高要求的行业。本文从地质勘探事故的统计入手，探讨事故的高发模式，并分析如何降低两类事故的发生，以期对这项工作的提高做出有益思考。

一、地质勘探高发事故的数字统计

为了研究地质勘探高发事故的主要模式，我们掌握一定数量的数字统计，才可以再此基础上进行总结分析，并研究其影响因数。为此，我们华北某地近30年的地质勘探统计数据为基础，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的要求，对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进行再分析。分析后我们发现：地质勘探发生频率比较高的是物体打击、触电以及车辆伤害，所占的死亡人数是总数的80%，比其他类型的事故高出很多。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车辆伤害频发于每年二月到三月，触电伤害频发于七月到九月，从十月份开始到次年一月，其他类型的事故则都有所降低。

二、地质勘探高发事故的模式分析

根据上述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地质勘探的多发事故有其相应的多发时间和多发特点，在此基础上，研究其高发事故的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最大限度地避免同类事故的发生，将工作伤害降低到最小程度，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触电伤害事故模式分析

地质勘探过程中的触电伤害事故是最为常见，也是伤害最大的一种，其发生的模式特点可以总结如下：

1、地质勘探工作有其特殊性，其工作地点一般都是条件艰苦的特殊的地区，如大草原，大戈壁等等。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一般很差，不能满足基本的工作用电需求。因此，工作人员往往需要自带钻探设备的供电源头，也就是基本的发电机组。这些设备一般很重，结构复杂，使用和维修都比较困难，特别是在特殊环境的使用过程中，很可能由于天气、地貌、湿度等因素导致电缆的破坏、机器的故障。一旦这些安全隐患不能得到及时的排除，就很容易发生相应的安全事故，导致触电等工作伤害。

2、常用的发电机组在正常使用中，如果保养得当，发电机组是相对安全的。但是，由于地址勘探工作往往需要在条件艰苦的野外作业，在施工用电过程中，对其安全规定缺乏强制性，管理松散不足。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触电事故的高发。

（二）车辆伤害事故模式分析

地质勘探过程中的车辆伤害事故的伤害程度很大，发生频率也很高，其发生的模式特点可以总结如下：

1、地质勘探工作离不开车辆作业，在这项工作发展过程中，车辆的使用并不是一直合理的。在行业体制和资金投入的影響下，再加上勘探工作环境的限制，地质勘探队伍的车辆队伍非常落后，基本不能满足基本的勘探工作需求。即使是已经投入使用的勘探车辆，其使用状况和维修状况都并不理想。在野外工作中，常常发生车道与安全要求不符，只能够让运送设备到勘探现场的车辆从普通车道经过。并且，在运送过程中，往往是工作人员和设备混杂混装，工作人员并没有提供相应的的保护措施，这样的方式本身就会为安全事故的发生提供温床。

2、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勘探工作的规范化，勘探队的车辆配备无论是从车辆本身还是从车道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勘探车辆的使用中，基本可以做到使用专用的安全车道，运载过程中也会与人员分离，保证运送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同时，尽可能地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对于超载、违章、超速、违章等情况都加以严惩。可以说这些方面的提高，为减少车辆安全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要彻底避免这类事故的发生，还需要更加严格的规定制度和更加先进的车辆管理标准。

三、降低触电和车辆伤害事故发生的措施

（一）触电伤害事故

不同的因素对于触电伤害事故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事故的发生，我们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1、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对于地质勘探工作中的电气使用要定期进行严格的检查，执行相应的电气设施和设备操作规程，并按照检查周期的规定及时进行检查，排除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减少触电事故的发生。

2、尽量使用其他方法代替人工带电。要将工作人员与电气设施的直接身体接触降到最低，尽量提高正常带电作业的安全性，保证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3、提高应对恶劣气候条件的能力。上文我们提到，地质勘探工作经常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下作业，这些特殊地区的气候条件一般比较恶劣，给勘探工作带来一定的挑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气候条件中的雷电、静电，以及特殊气候环境带来的高温、潮湿、腐蚀等，都会对电气设施造成损害。这些损伤有的是显性的，有的却是隐性的，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发现，却是巨大的安全隐患。因此，我们需要提高应对恶劣气候条件的能力，将电气设施设置在气候条件最适宜的地方，并选择安全度高的电气设备。

4、严格使用安全防护用具。在触电事故中，有很多情况是可以避免或者减少伤害的，但就是由于工作人员没能做好相应的安全防护，严格使用安全防护工具，导致伤害的加剧和不可避免。因此，我们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的条件下，还要正确的、严格地使用安全防护用具，并且要保证这些用具的使用性、工作性，对于受损的用具要及时维修或更换。

5、作业之前要反复检查，排除任何漏电的可能。很多触电事故都是由电线老化、损坏，或者是设备本身外壳漏电，这些情况在作业之前没能检查出来，导致触电事故的发生。

6、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不管是直接接触电气设备的工作人员还是非工作人员，都要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培训，增强自救和他救的能力。

（二）车辆伤害事故

不同的因素对于车辆伤害事故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事故的发生，我们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1、坚决杜绝车辆超载。要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交通法律法规，在正确执行安全操作规程的情况下，特别注意要杜绝车辆超载的情况发生。行车之前要对车辆的载荷进行反复确认，保证其载重是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一旦发现行驶中的超载车辆，要及时制止，并给予相应的惩罚，加大对车辆超载检查监督力度。

2、排除车辆故障。勘探工作中所用到的车辆要进行定期的维护和包养，一旦发现安全问题要马上停驶，并尽快进行维修。对于曾经发生过事故的车辆，在维修结束重新投入使用后，仍然要定期进行返厂检修。同时，要加大对于汽车管理和维修人员的培训。

3、防止车辆违规载人。要避免勘探设备的运送过程中混乘工作人员的问题，不能为了省事而麻痹大意，严禁在运输车辆，尤其是运送起重机器等大型装备的运输车辆中搭乘无关人员。

结语：

从上文我们可以知道，地质勘探工作有其特殊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即一些事故，涉及到人身和生产安全，其中的高发事故主要有触电和车辆伤害两种，本文对这两种事故高发模式进行了探讨，并对于如何降低事故的发生进行思考，以期对这个问题进行有益思考。

参考文献：

[1]范立青.地质勘探安全生产工作的思考与对策[J].安全环境工程，2010，4（5）.

[2]周军营.浅谈地质勘探安全生产管理[J].西部勘探工程，2011，2（3）.

交通事故高发的原因分析 篇4

刑事案件高发的原因及对策进行浅议，供各位同行商榷。

一、当前全县刑事案件发案基本情况及特点

今年1至9月份共受理审查起诉刑事犯罪案件70件131人，比2011年同期的47件101人上升了23件, 上升幅度达48.9%.，比2010年同期的40件73人上升了30件, 上升幅度达75%;其中侵财案件33件76人，占案件总数的47.1%，比2011年同期的侵财案件24件63人上升了9件, 上升幅度达37.5%;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10件13人，占案件总数的14.3%，比2011年同期的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6件12人上升了4件, 上升幅度达66.7%。其主要特点：

一是盗窃案件上升幅度大。今年受理审查起诉盗窃案件23件38人，比2011年同期的17件49人上升了6件,上升势头凶猛，占刑事发案的主要部分，主要是盗窃机动车，盗窃建设工地上的建筑材料等等。

二是伤害案件上升幅度大。今年受理审查起诉伤害案件9件12人，比2011年同期的6件12人上升了3件，占刑事发案的12.9%。主要是大量的工程建设很容易引发纠纷和摩擦，常因鸡毛蒜皮的琐事，意气用事，大打出手，有的则缺乏维权意识，不善于寻求援助或找不到诉求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由受害者转变为加害者。

三是作案成员的主体明显，多为社会闲散人员和外来人员，且犯罪呈现低龄化。受理审查起诉131人中未成年人有11人，占总人数的8.9%。18至30岁的有34人，占总人数的26%。外来人员有26人，占总人数的19.8%。

四是出现了新类型案件，今年合同诈骗案猛增，合同诈骗案有4件4人，而且涉案数额巨大。

二、全县刑事案件高发的原因

一是自向家坝电站建设启动以来，大量的移民安置工程建设，导致大量无文化、无行业特长的外来人口为求生存涌入绥江县。由于工程实行层层转包，一些承建商无故欠薪，民工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民工依法维权意识缺乏或者维权成本高，往往以暴力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导致伤害案件易发、高发。如家住四川省华蓥市永兴镇鲤鱼村4组43号的黄某某在得知有大量工程建设的情况后来到绥江,因自己又无特长只能在建设工地靠苦力维生。2011年11月11日上午8时40分许，在绥江县新城区A14地块42号楼工地向华蓥建筑公司负责人向某某讨要10月份工资时，双方发生斗殴，黄某某持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周某某、向某某、何某某、何某某刺伤，周某某在被送往医院途中死亡，其余三人不同程度受伤。现此案正在审理当中。

二是大批移民搬进新区，小区的建筑属敞开式，移民群众的机动车成为违法犯罪分子夜盗的主攻目标。今年受理审查起诉盗窃案件23件38人中，其中盗窃机动车13件，占盗窃案件总数的56.5%。如余某某、余某、余某某、姚某某、张某某、唐某某都是绥江新城建设被征用土地的移民，在迁入新居后从2012年7月8日晚至7月18日晚上分别在新城A区、B区移民房楼下共盗窃摩托车5辆。现6人均被处以刑罚。

三是云南建工集团加入绥江县的移民工程建设，在建设中对建筑材料的管理不善，给很多好逸恶劳、无所事事的犯罪分子有可趁之机，有很大一部分青年人，好吃懒做。白天蜷缩在出租房里睡懒觉或者在网吧混日子，夜晚则是“两抢一盗”案件的主角。如李某、黄某某、余某、余某某在2012年2月至4月在新县城A区、C区等地块时分时合共盗窃作案10次，盗窃建设工地上的扣件、钢筋等价值11000余元，就如李某所说“绥江县晚上到处是黄金，只要你愿意捡，每晚可捡到上千元”。又因为建筑材料被盗窃后承建单位认为数量不是很大也不报案，导致公安侦办案件难，很多案件即使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但因无人报案找不到实主，加之工程建设一天一个样，犯罪嫌疑人也找不到所盗地点，使案件侦查不了了之。

四是拆迁安置等原因。目前政府对移民的出路问题只能单纯用安置费来解决，还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制定政策，解决移民长期生存问题。导致大量的移民成天无所事事，精神空虚，业余生活贫乏，活动空间狭小，加上受教育程度低，遇事冲动，逞强好胜。为求生存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违法犯罪。

五是由于绥江县人民政府对工程总承包给云南建工集团，很多建筑商在云南建工集团手中又进行再次转包，导致很多犯罪分子以工程承包为名进行合同诈骗。骗取受害人的合同承包保证金。今年仅受理合同诈骗案就有4件

4人，而且涉案数额巨大。导致很多受害人工程没做上，还赔上了巨额保证金。

三、遏制刑事案件高发的对策及建议

刑事政策的核心是犯罪预防，而犯罪预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仅靠政法部门有限的警力远远不够，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群策群力，群防群治，才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才能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一)在大力发

展经济的同时，提高移民大县的综合素质，加强移民的文化教育，增加就业机会。随着向家坝电站建设，新城搬迁，县城周边大量移民丧失土地，劳动力过剩，因政府对劳务市场的管理不到位，这些剩余劳动力不能被及时吸收安置，造成社会闲散人员猛增。只有采取上夜校、技能培训等多种形式，加强对新进城人员的文化教育、科技致富能力的培养，丰富他们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一技之长，以达到全面发展全县经济的目标，从源头上遏制刑事案件的发生。

(二)加强法治宣传和道德教育，努力提高移民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

在普法教育中要围绕新城建设的实际，通过送法下乡镇、带案下乡镇，把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法律讲深讲透，努力提高全县人民的法律意识，营造学法、懂法、用法、守法、护法的良好氛围，增强防范意识，争取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同时，加强道德教育，树立社会主流道德和正确的价值观，帮助人们完成价值观念的转变和更新，促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公德，从而在民风民俗、兴趣习惯、工作爱情、婚姻和家庭等方面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的发生。

(三)群防群治，树立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1.建设诚信政府，考虑移民的利益和出路问题。

针对目前因拆迁安置等原因引发的案件，政府首先要查找自己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失误，拆迁安置的政策要长期稳定，不能朝令夕改、尺度各异。对移民的出路问题不能单纯用安置费来解决，必须以长远、发展的眼光来制定政策，解决移民长期生存问题。拆迁安置做到公正、公平、公开。这些案件的数量尽管不多，但一旦爆发，涉及面很广，往往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2.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对各部门的业绩考核要科学规范，引导相关部门依法行政，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对犯罪分子在强调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打击严重犯罪，挽救失足者，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抗，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3.高度重视“两抢一盗”案件，做好防范和和打击工作。

“两抢一盗”案件具有多发性、反复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要高度重视，加强防范，力争抓现行，最大限度地防止此类案件的发生。要加大宣传力度，树立市民群防群治的意识。针对目前“两抢一盗”案件的高发，教育市民做好防范工作。以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防范措施通过报纸报道、电视台播放、发放宣传册等渠道加以宣传，减少案件发生的机会。针对目前一些犯罪的新动向，应分析原因，总结经验，主动对特定群体进行宣传，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4.建立激励机制，动员全民参与。

绥江县新城建筑大部分属于敞开式住宅，由于现在城市规模扩大，迁入新居后大量居民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所以盗窃摩托车案发率高。公安机关在现有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引导群众自发成立联防组织或者自愿出资聘请保安加强巡逻，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政府可以采取一定的激励方式，给治安环境良好的物业管理人员以一定的奖励。

(四)动员社会力量帮教犯罪青少年，给他们以重新做人的机会。

要给适用缓刑、管制的青少年罪犯以提供劳动改造的机会，要帮助他们用爱填充生活。引导他们形成健康向上、勤俭自强、互帮互助、诚信友爱的生活模式，避免消极偏执、麻木冷酷的生活方式，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从而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要动员相关企业、社区等社会力量成为青少年罪犯重返社会的中坚力量。

(五)加强对废旧回收市场的管理，从源头上预防犯罪。

绥江老城撤迁，大量的废旧回收公司相继开业，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废旧回收市场的管理，政法部门要加大对收购赃物的打击力度。

交通事故高发的原因分析 篇5

从我们对我市农村基层职务犯罪深入调研的情况分析，当前农村基层职务犯罪案发主体大体包括以下这些：一是基层干部包括村民小组长以上的村干部职务犯罪；二是各类乡村企业的从业人员；三是农村信用社内部发生的职务犯罪。从案发率来看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居多，占整个经济犯罪案件发案

数的50以上，占职务犯罪案件的70以上，占农村经济犯罪的比例95以上，其次依次为各类乡村企业的从业人员、农村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本文仅就农村基层干部的职务犯罪成案高发原因及惩防对策，做一粗浅探析。相比之下，发案率较高的农村基层职务犯罪，但侦破率却极低，分析其原因如下：

原因一是群众举报的成案率低下。现实中，农村基层干部涉嫌职务犯罪确实很普遍，也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恨不满，举报也较多，但是群众举报的内容却很少能帮助公安经侦部门提供有价值，有意义的线索和帮助，有的农村干部在当地显露暴富，生活奢侈，加之作风霸道，民主威信低，群众有的对之嫉妒和不公，怀着这样的心态去举报，可想而知对于查处效果而言，有的无端猜疑，捕风捉影，甚至有的无中生有，根本没有什么参考作用；还有一部分群众因为自身利益分配不公导致受损，或者各种权益受到侵害，于是试图想通过举报途径把自身利益得以维护，但是举报内容只是围绕自身利益这一基点，所以对整个职务犯罪的查证并没有太多的价值，还有的群众出于正义感，或联名，或实名，或组织一些党员群众，进行举报，举报信中洋洋洒洒列举涉嫌违法犯罪事实几十项，密密麻麻的字迹布满着控诉状纸，可查证起来却相差甚远；主要是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还有的举报者动机不良，纯属出于对工作不满，引发矛盾纠纷，利用举报寻机报复，以泄私愤，内容庞杂，读起来大有罪行累累之感，涉案数额无端升级，可初查大多是凭空杜撰一些事实和情节，查来查去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公安大接访期间，我们受理的育林乡盖某反映其屯长侵占的事实，翻来覆去的查，反反复复的核实举报内容无一属实，无端耗费警力、财力和精力。

原因二是村级财务的确比较繁杂，涉及到千家万户，涉及事务千头万绪，涉及款项千丝万缕，查账不可避免地陷入重重困境，加之村级财务有的不够规范。确实查处起来不能够得心应手。

原因三是村干部作案时面对着家家户户，不敢明目张胆，相对比较隐蔽，即使不隐蔽，也是查无对证，96年公主岭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招商引资活动，包括村委会一级组织纷纷投身到这场事关全市政治经济中大事的活动，走南闯北，外出招商，期间所耗资巨大，项目包括旅费、招待费、住宿费、租车费等，名目繁多，涉及全国各地，资金来源有的自身资金，大多是借款，或是变卖资产收款等，一直到现在打开村级财务，最大的费用类即是招商引资类，所以村级干部所贪占公款大从此入手，但查证起来一无头绪，二无出路，三无途径，原因是大势所趋，众所一致。难道当地流行一句“招商引资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原因四是群众法治意识不强，加之职能部门不能够尽职尽责，无形中放纵了对农村基层职务犯罪的及时有效惩治。本来群众对农村基层干部涉嫌违法犯罪事实究竟该由谁来管辖，不是很有数的，现在管辖村级干部的机构除了由公安经侦部门外，还有市纪检委、监察局、审计局、集体资产管理局、检察院等，所以造成了众多部门管不了一件事、众多人管不了一个人的消极现象，有的部门将村屯举报问题来回推托，有时竟形成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指令让管，有的执法部门查处一阵子，收了一部分款项后，便不了了之，至于该由谁管便不再过问了，大有与已无关派头。1999年我们大队受理南崴子大泉眼村一村民小组长屈某涉嫌职务侵占，先是镇政府纪检部门查完后，移交市纪检委，市纪检委审查后又移交市检察院，市检察院又移交我大队，这样几个部门查证时间就耽搁了近一年，后由我大队查实后，将其刑拘，报捕时人民检察院批捕部门认为主体暂无法律规定，此时正逢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共财物如何定性的司法解释，这才以职务侵占对其批准逮捕，最终群众上访近一年来的案件才画上句号。相比较之下，2003年我们大队侦办的公主岭市环岭乡土城子村原村支书记赵某涉嫌职务侵占案，从本人供述及财务书证，足以认定其涉嫌经济犯罪，刑拘后对其报捕时，经过仔细审查，证据发出了实质性的变化，始因是该村会计刘某业务不熟，单纯平账，忽略了实质，结果账面上支付现金的书证在现实中却不能成立，无奈检察院做出了对赵某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从这一侧面也足以说明农村财务的不规范，不健全，为村干部职务犯罪制造了有机可乘，同时也给侦查取证制造了麻烦。

除此，致使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居高不下的成因还包括：

一、由于近年来大规模招商引资，大

多企业选址落户，征用农村集体用地增多，土地重用补偿款，成为农村基层组织的一笔重要收入，由于补偿款必经村民委员会成立之手，于是大笔资金成为一些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猎取对象。

二、财务管理混乱，执行无度。目前，农村基层组织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财务制度不健全，有章不循，管理松懈等问题。具体表现为账目混乱，绝大多

数发案单位账目不清、单据、凭证不全，不记账或用白条冲账；没有健全的财务制度，一切开支均由主要负责人掌握，收入、支出、报销等全凭“一支笔”，群众无权、无法干预，给职务犯罪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一些村委会成员身兼数职，缺乏合格的财会人员。有的村长兼会计，有的负责人还兼出纳，缺乏财务应有的制约。加之村级负责人任用亲信，便于职务犯罪，出现了“干得好用不上，用上的却干不好”，村级财会人员素质相对低下也不失为职务犯罪发案原因之一。

三、管理措施不落实，监督不到位。上级部门及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组织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经常性的管理，致使村级组织人员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特别是财务监督脱节，缺乏检查审计，一些明显不符合财务制度的行为得不到制止，大量的白条和虚假发票得以报销，使得一些犯罪分子肆无忌惮，恣意妄为。特别是针对土地征用补偿、扶贫、救灾等款项的使用上，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个别人借机混水摸鱼，从中侵吞、挪用公共财产或集体财产。

四、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大权独揽，决策一言堂，随意性大，缺乏应有的透明度，虽然一些地方制定了财务公开，民主监督，财务管理，民主理财小组等制度，但都不失为摆设，真正公开并发挥作用的太少。

五、困扰侦办农村经济犯罪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一些相对司法解释尚属真空，实际操作不便，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93条第2款规定解释中，“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的条款之中的“其他”二字容易让人产生非议，再如村级干部实际工作中利用企业发包、转包，场地厂房租货，机动地发包、土地征用等热点环节都是受贿犯罪高发区，但是查处起来，除了查证客观上的困难外，在定性上也带有一定的争议，是适用刑法163条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还是适用刑法385条的受贿罪，两个罪名其一管辖是公安经侦，其一管辖人民是检察院，令人难以适从。

经过我们实际侦办的工作实践中，缕析出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特点是：一是作案手段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主要有收不入账，以少报多；二是侵吞、挪用专用款项现象时有发生。从查处情况看，个别地方村委会因债务过多，竟将救济、扶贫等专用款项挪为他用，用来“拆东墙补西墙”，然而还堂而皇之称都是为了公家；三是相互勾结，呈裙带关系，由于职务和非法利益的联结，村支书、村委会、会计、出纳、小组长等成员相互勾结，沆瀣一气，自恃形成堡垒，利用各自职权互为利用，此类犯罪往往是查处一个带出一窝；四是犯罪持续时间长，作案次数多，所贪占、挪用都不是一次和一笔的问题，而是在长时间内多次作案，虽然每次作案数额不大，但日积月累，造成的的损失和影响却不小。从上述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这同时也成为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有恃无恐的原因所在。

从案发所触犯的罪名无外乎刑法271条职务侵占罪、刑法款272条挪用资金罪、刑法273条挪用特定款物罪、刑法382条贪污罪及刑法384条挪用公款罪几大类。

以上是对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涉案特点和成因的粗浅揭示，我们认为应该不妨从以下诸方面加以研究其打防对策：

一是从预防入手，从前述几类职务经济犯罪，无论是为何主观动机和目的，但都离不开一个贪字，而贪欲的起源还是村级特有的自身素质不高，受教育程度有限，文化层次较低，法制观念淡薄，防御违法犯罪的底线不坚固，为此有必要强化对这些人员的法治教育，思想教育，权力观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包括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通过教育，让健康向上的先进理念占领其思想阵地，使其不想。

二是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就应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则。各类村级财务经济活动都应制定严格有序的规章制度，同时启动严密有效的办法使其制度落实。职务犯罪离不开利用职务便利的前提，对症下药，应想尽办法遏制其职务便利的条件非法利用。“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已是老生常谈，预防经济犯罪，应从着眼于制度建设，使其不能。

三是切实加大打击力度，从以上农村职务犯罪剖析来看，除村干部职务犯罪较难查证之外因素外，相关职能机构的业务素质及查办力度亟等提高和加大。公安经侦机关应依法适用法律赋予的各种侦查手段和措施，提高侦查突破案件的主观能动性，不断适应新形势下打击农村经济犯罪的要求，同时与各级纪检、监察、审计、当地党委政府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形成合力，在各自已的职能范围内严管重罚，多管齐下，切实加大打击经济违法犯罪的震慑力度，使其不敢。

四、任何一名犯罪嫌疑人都是家属中的一员，社会中的一员，应该从源头中上遏制经济犯罪的苗头发生，加强和家属的沟通联络，加强和其设身处地所在的周围环境的掌握了解，加强案例的剖析、曝光、警戒，加强正反两方面典型的现身说法教育，一个人触犯了法律，受损失的不止是村级组织自身，还有自己的家人，还有整个社会。从这个意义出发，全社会以及每一个家庭的法制教育都应保障到位，共同肩负起预防其经济犯罪的责任，使其不会。

坐骨神经痛的高发人群 篇6

孕妇患上坐骨神经痛的原因与孕妇身体特殊的改变有关系:怀孕的中后期宝宝发育得很快,使腰椎负担加重。如果身体给予坐骨神经过多的压力,就很容易引起坐骨神经痛,臀部、背部以及大腿等就可能感到刺痛,也是常见的坐骨神经痛的原因。如果有些准妈妈以前有过腰肌的劳损和扭伤,就很可能发生腰椎间盘突出,势必压迫坐骨神经,产生坐骨神经痛。

2、腰背外伤者

专家表示,外伤其实是引起椎间盘突出,从而压迫坐骨神经的常见原因。但有些外伤疼痛的时间可能很短,所以当疼痛缓解后往往不能引起患者的重视,但实际上,这时人体的腰背肌肉可能已经受到损伤,从而引起椎体受力不均衡,慢慢地椎间盘就会突出来,当突出物压迫坐骨神经的时候,就会引发坐骨神经痛疾病。

3、长期穿高跟鞋者

商场导购员、户外推销员、教师等职业女性,尤其是其中那些经常穿高跟鞋的人,造成重心前倾,由于脊柱的受力学发生改变,导致对腰椎间盘的压迫和磨损、椎间盘突出,压住了坐骨神经,从而引发了坐骨神经痛这个疾病,忍受一系列的剧痛。

4、长期面对电脑者

交通事故高发的原因分析 篇7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根据艾滋病在河南省各地流行的不均衡状况,随机抽取四个艾滋病高发县(上蔡、沈丘、确山、尉氏),主要对象为四个县的卫生局、县CDC、县人民医院、县妇幼保健院、3个乡镇卫生院、9个村卫生室(每个乡3个行政村)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进行调查,原则上每个县16个负责人。

1.2 研究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艾滋病防治政策执行问卷,主要涉及省级文件和县开发文件。将省级的政策分成预防与救治(65个)、帮补救助(9个)、经费补助(8个)三类,对四个县的相关机构进行调查。对于每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共有5个选项:完全执行、大部分执行、一般执行、小部分或未执行和不了解。采用反向计分的方法,完全执行得5分、大部分执行得4分、一般执行得3分、小部分或未执行得2分、不了解得1分,计算出政策的实际得分。运用公式:实际得分/5*100,将得分转化为百分制的形式。分等级为:得分<60,政策执行很差;60≤得分<70,政策执行一般;70≤得分<80,政策执行良好;80≤得分<90,政策执行较好;得分≥90,政策执行很好。

1.3 研究内容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和关键人物访谈调查的方法收集资料,并对其进行定性分析,所涉及的相关政策是指国家级、省级、市县级等制定的有关艾滋病相关政策,主要涉及省级和县级政策执行情况。主要内容包括政策的覆盖程度、省级文件的执行情况和各县开发政策的执行情况三个方面。

1.4 数据分析

采用SPSS17.0和Excel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分析。

2 结 果

2.1 问卷收回情况

本次调查每个县发放16份问卷,共64份,有效收回58份,回收率90.6%。其中上蔡县回收15份,沈丘县回收14份,确山县回收14份,尉氏县回收15份。

2.2 研究现场政策的完备性

本次收集到的国家艾滋病防治政策法规71项,河南省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82个,四个县遵照上级文件转发执行和自行开发的配套政策文件共71个。根据河南省艾滋病防治模式三级指标构成,分析研究现场艾滋病组织体系与运行机制相关文件完善率。总共224个文件,组织体系(包括经费管理)26个(占11.6%)、预防控制体系60个(占27.7%)、医疗救治体系116个(占51.8%)、帮扶救助体系20个(占8.9%),覆盖艾滋病现场防治的各个方面,三级防治体系完备。

2.3 河南省艾滋病防治相关政策文件

为了方便统计和便于填表者的理解,将85个省的文件分为三大部分,预防与救治(65个)、帮扶体系(9个)和经费管理(8个),为了解不同层次机构对政策的执行情况,将调查单位分为县级机构、乡卫生院、村卫生所,调查其对政策的执行情况。

2.3.1 四个县的总体执行情况

在85项河南省艾滋病防治相关政策文件中,最低得分为71.0分,最高得分99.7分。各项的平均得分:预防与救治96.3分、帮扶救助84.3分、经费管理88.5分,总平均得分为89.7分。另外政策执行较好的比例分别为:预防与救治89.2%、帮扶救助100%、经费管理75%,经费管理相对比较低,帮扶救助没有得90分以上的。总体情况看预防救治落实较好,帮扶救助和经费管理得分稍低。见表1。

2.3.2 县、乡、村各级机构的执行情况

县级机构政策文件执行平均得分均上90分,总平均得分为93.2分;乡卫生院和村卫生所在帮扶救助和经费补助执行政策得分比较低,乡卫生院最低分63.3分,村卫生室最低分67.1分,共有5个政策文件执行得分低于70分。其中乡卫生院平均得分为82.2分、83.15分,村卫生所的平均得分为84.3分、87.7分。三个机构得分均数均符合方差分析条件,经方差分析得F=6.25,P=0.02<0.05,经两两比较,得县级机构和乡卫生院F=7.66,P=0.007<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县级机构和村卫生所、乡卫生院与村卫生所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即县级机构政策文件执行明显比乡卫生院的好。这与县级机构涉及工作的各方面,而很多基层的都是以医疗救治为主,对于帮扶和经费管理者方面了解的相对比较少有关。具体见表2—表4:

2.4 县开发政策的执行情况

4个县艾滋病防治政策文件共计71项,上蔡县20项,确山县27项,沈丘县7项,尉氏县17项。除了尉氏县,四个县对各县开发的政策执行得分均大于80分。其中上蔡、沈丘和确山的平均得分均大于98分,几乎达到完全执行。四个县的平均得分也达到97.1分。总体来说,各县对自己开发的政策都比省级政策执行率高。具体情况见表5。

3 讨 论

3.1 政策与上级政策制定的同步性与创新性

为进一步加大艾滋病的防治力度,积极配合国家对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河南省政策根据国家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内容涵盖预防控制、医疗救治、帮扶救助和经费管理等各方面,而各县在全部遵照执行的同时,结合本县实际,积极落实,制定和完善了各县相应的地方性防治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各县成立领导组织,创新工作机制,加强政策的保障落实,如积极开展关怀救助工作,开展艾滋病贫困家庭子女入学救助和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在上蔡县,政府下发文件对艾滋病帮扶村的所有孤儿实行全部免费教育,所有艾滋病家庭子女上学全部享受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政策,免交杂费、书费,补助寄宿生活费。这使得艾滋病致孤儿童及子女不存在因经济困难而造成辍学、失学的现象。同时各县都将艾滋病健康教育纳入到正常的教育教学计划中去。

3.2 预防救治工作落实得很好,县级机构和基层机构协同度差

从总体的情况来看,县、乡、村对艾滋病预防控制的政策执行率都能达到很好,落实得很到位。平均得分均超过90分,但是乡卫生院和村村卫生所的帮扶救助和经费管理政策的落实有待提高,除了村卫生所的经费管理得分超过85分外,其他均低于85分,得分低的主要原因为很多工作人员对该项政策不了解,。这与乡卫生院和村卫生所的主要任务为预防与救治有直接的联系,同时也反映了上级领导与基层机构协同度不一致,配合有待提高。孙维权等[3]人在湖北省研究发现:有 64.6%的领导和73.3%的技术人员认为多部门协同配合一般或协同配合不够甚至很差,有11.5%的人表示防治艾滋病与自己的工作关系不大,有30.2%的领导干部和41.1%的专业技术人员认为目前虽已签订艾滋病防治责任状,但落实不够。可以看得出这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基层的防治工作机构,即使不是100%的政策执行者,也得对政策有所了解,协助高级机构的防治工作,使得工作效率达到最高。

3.3 各县自制的政策执行很到位

作为艾滋病高发县,每个县都会有共性与特性,本次调查四个县的开发政策执行情况,四个县执行率都能达到很好(平均得分均大于90分),尤其是上蔡县和沈丘县,所有政策得分全部大于90分,相比之下尉氏县执行稍低,但是四个县的政策落实都很到位。这对于艾滋病的预防与控制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各个县存在特性,使得国家和省级的文件未必完全符合该县的要求,尤其是各县的贫困程度和艾滋病病情的不一致,使得上级的政策的落实不能达到真正的公平。因此各县结合上级文件而研发的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不仅可以促进国家、省级文件的政策运行,同时还能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艾滋病防治的效率。

3.4 存在问题与补充的建议

郭金玲等人在2004年的调查中发现,HIV/AIDS 的发生和传播,HIV/AIDS 的控制,HIV/AIDS 对社会的影响,政府对HIV/AIDS病人的救助,HIV/AIDS 的社会管理等方面都不同于既往的疾病控制工作,现有的 HIV/AIDS 防治工作政策还很不完善,现有的防治工作模式要逐渐达到理想状态,在基层 HIV/AIDS 防治工作中还客观地存在着数量和种类众多的亟待解决的问题[4,5]。相比过去,政策有所完善,执行度也有所提高,但是仍然有部分政策执行不到位,在调查中发现:领导的重视程度、相关部门之间的配合协调程度是影响艾滋病防治政策执行效果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这与张有春[1]等人的研究一致,即一旦某个决策意愿进入高层领导的视野,其效率很高发现问题解决起来也很快,但如高层对某个问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依靠自下而上的推动力是不够;艾滋病防治经费的不足以及到账不及时、配套设备不足和救治人员补助少等经济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次要因素;基层管理水平较低、监督评估制度和部分患者对于防治工作的不配合,对政策的执行均有阻碍作用。而政策落实的不到位直接会影响到艾滋病防治的效果。

结合部分机构负责人提出如何完善艾滋病的政策的落实,建议将政策的执行情况纳入政府考核指标,提高各机构的积极性和政策实施力度;加强领导队伍建设,加大政策宣传;加强对一线医务人员的关怀并提高其待遇,巩固基层防治队伍建设;完善各级工作机制,加强各级卫生机构的横向协作和纵向合作等,在省级以上的政策指导下,继续研发出符合各县政策,使艾滋病的具体工作更进一个台阶。

参考文献

[1]张有春,余冬保,方蕙,等.中国艾滋病相关政策决策过程的分析[J].中国艾滋病性病,2005(,2):131-133.

[2]许文慧.我国艾滋病防治政策的演变及实施效果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0,7:70-72.

[3]孙维权,卢祖洵,邓德明,等.基层人员艾滋病防治政策执行情况调查[J].中国公共卫生,20073,:349-351.

[4]郭金玲,张亮,王宇明,等.基层HIV感染和艾滋病防治工作主要问题探讨[J].中国公共卫生,20062,2(1):37-38.

交通事故高发的原因分析 篇8

骗术一：假冒公检法诈骗

犯罪分子假冒“警官”、“检察官”、“法官”等角色，谎称受害人涉嫌洗钱、贩毒等严重犯罪，诱导受害人将资金转入实为骗子持有的所谓“安全账户”，此类诈骗造成损失金额最大。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醒：警方不会通过电话做笔录，逮捕证由警方在逮捕现场出示，不会通过传真发放，更不会在网上查到。公检法从未设立所谓的“安全账户”，更不会通过电话安排当事人转账汇款到“安全账户”。

骗术二：冒充熟人诈骗

犯罪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得受害人熟悉的亲友的手机号码、社交账号密码，并掌握受害人的社会关系，从而骗取受害人信任，进而编造“发生意外急需用钱”“资金周转”“代缴话费”等理由，诱使受害人转账。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凡是亲友间涉及借款、汇款等问题，一定要通过拨打对方常用号码，或者视频聊天等方式核实对方身份后再做决定。

骗术三：利用伪基站发送木马链接实施诈骗

犯罪分子使用“伪基站”，冒用银行、运营商等客服电话发送短信给受害人，以账户积分兑换奖品等为由诱导受害人点击短信中的木马链接。用户一点击，犯罪分子就能在后台获取用户的银行账户信息和密码，进而盗取其账户资金。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醒：当收到“银行卡密码升级”、“积分兑奖”、“中奖”等含有链接的短信时，要通过银行、运营商的官方网站或客服电话进行核实，不要轻信点击短信中的链接。

骗术四：兼职诈骗

犯罪分子许诺在各种网络平台刷得记录后，将返还本金并支付佣金。受害人在完成前几单任务后都很快收到回报，而当做更多的任务时，骗子就会切断与受害人的联系，就此消失。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醒：求职者不要轻信网络上“高佣金”“先垫付”等兼职工作，不要轻信没有留固定电话和办公地址的招聘广告。

骗术五：考试诈骗

犯罪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并有针对性的发送短信或邮件，声称“提供考题”“改分”“办假证”等，引诱考生汇款。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醒：漏题、改分、该档案、伪造资格证等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请坚持用自己的实力说话。

骗术六：校园贷诈骗 校园贷诈骗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用“免抵押、低利息”为诱饵诱导学生贷款，并要求缴纳贷款书续费、管理费、保证金等费用；二是声称能通过培训提高综合技能，夸大培训效果，签订培训合同，诱导学生贷款支付学费；三是与兼职诈骗结合，要求学生贷款购买手机等产品做“销售代理”。这些贷款的利息和滞纳金很高，学生如不能如期还款，将迅速背上难以承受的债务压力。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醒：学生在申请贷款或分期购物时，要衡量自己是否具备还款能力。对于关乎自身信息、财产安全的事，要多方求证，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一面之词，轻易透露个人信息，甚至将身份证借与他人使用。发现危险，及时报警。

骗术七：民族资产解冻骗局

犯罪分子先编造一个民族资产秘密流落海外的故事，然后声称受国家委托对海外资产进行解冻，号召受害人缴纳手续费或资料费，称成功后每人可以拿到高额善款补助。除了“民族资产解冻”，犯罪分子还会编造所谓“养老”、“扶贫”等噱头来吸引投资实施诈骗。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醒：此类诈骗的受害人多为中老年人，他们远离社会舆论，缺乏辨别诈骗的能力，年轻人要多关爱长辈，及时传达安全防范知识。此外，留意父母长辈的网络支付使用情况，保障财产安全，及时止损。骗术八：投资返利诈骗

此类骗局通常标榜具有海外背景，从事的行业能赚取巨额利润，投资者将会获得高额投资回报。投资初期，犯罪分子会按时返利，让投资者尝到甜头，继续追加投资后，将会血本无归。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醒：投资理财前，要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了解，多咨询评估，做到深思熟虑，谨慎对待。特别要警惕网络上各类标榜“低投入、高收益、无风险”的投资理财项目，切勿盲目追求高息回报，谨防被骗。骗术九：保健品购物诈骗

犯罪团伙假扮医疗机构的顾问、专家、教授等，以老年人“问诊”为名夸大病情，再以会员登记、免费体检、国家补贴、中奖等噱头诱骗客户购买各类保健品。而这些“保健品”基本上都粗制滥造，成本低廉却以高价出售。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醒：经常给家中老人说一些老人被诈骗的例子，让他们不要相信保健品推销，一旦发现受骗要立即报警。骗术十：引诱裸聊敲诈勒索

犯罪分子非法获得被害人信息后，通过社交软件建立联系，步步引诱受害人进行“裸聊”，从而获取受害人不雅照片、视频，以此敲诈受害人。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醒：应远离网络不良行为，不向陌生人泄露身份和家庭等敏感信息。

防范诈骗应做到“四要四不要”

无论犯罪分子如何巧立名目、花言巧语，只要守住下列安全底线，就可以让犯罪分子无计可施。“四要”指的是：

转账前要通过电话等方式核对确认；

手机和电脑要安装安全软件；

QQ、微信要开启设备锁及账号保护，提高账户安全等级；

网上聊天时要留意系统弹出的防诈骗提醒。“四不要”指的是：

不要连接陌生WIFI，有些WIFI容易导致支付账号密码被盗；

不要向他人透露短信验证码；

不要将支付密码与账号登录密码设为同一个；

白骨精为何妇科囊肿高发 篇9

23岁的陈小姐最近在单位体检中被查出有双卵巢囊肿，去妇科门诊复检时，医生认为，她本来体质虚弱、工作又过分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诱使她患妇科囊肿，据了解，原本以中年人为主的妇科疾病近年来逐渐呈低龄化趋势，其中不少都是“白骨精”，即白领女性、骨干、精英，而竞争压力大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为岗位所累无法及时就诊，是她们病情加重的主要原因。

妇科患者40%未满40岁

妇科专家表示，子宫肌瘤等妇科病变，本来发病率就比较高，平均3至4个女性中就有一个患子宫肌瘤，但妇科病发病人群原先主要以四五十岁的中年女性为主，而近年来，20岁至40岁患妇科病的年轻女性越来越多。在妇科住院人群中，20至40岁的占40%左右，其中20至30岁的年轻女性就有5%至10%。

这主要与现代女性生活压力加大而免疫力下降、性生活提前以及大龄“丁克”族的增多有关，在发达国家，子宫肌瘤已发展成“城市病”。专家认为，长期的疲劳工作，会使人体免疫力出现下降，在体检中，往往发现很多年轻白领女性抗原显示阳性，这与免疫力差有关，

资料

而体质下降，为妇科囊肿和炎症提供了疾病发展基础。

“白、骨、精”拖延妇科治疗

张女士属于眼下流行称呼的“白、骨、精”中的`一种，一年前，她在体检中查出患子宫肌瘤，医生建议她做手术摘除，但由于工作繁忙，她不愿离开岗位住院。由于子宫一直在出血，医生劝她做整刮，她还是咬牙坚持继续工作，最后，出血量越来越大，日前，谢律师因贫血而出现了休克，医生对她刮宫时发现她已经发展成为子宫癌症。

专家表示，这样的病例临床中很多见，以卵巢癌为例，来就诊者几乎一半都发展到晚期，等到有严重腹水、卵巢破裂或卵巢与肠粘连在一起时，才不得不来医院治疗，此时为时已晚。最近，临床中发现一位刚工作不久的年轻女孩，一年多前检查出卵巢巧克力囊肿，但考虑到自己是职场新人需要卖力工作，她一直只做保守治疗，等转到医院，医生发现她的囊肿已发展为恶性肿瘤，并从内膜癌发展为卵巢癌四期。

交通事故高发的原因分析 篇10

据统计, (1982-2011) 贵州省共有12个发文在100篇以上的图情机构, 笔者将其界定为高发文机构, 见表1。 (表1) 可以看出:

1、贵州省图书馆发表的论文数最多, 有428篇, 占高发文机构的19.07%;其次是贵州大学图书馆的320篇, 占高发文机构的14.26%;第三为遵义师范学院图书馆的263篇, 占高发文机构的11.72%, 这三家图情机构的累积百分比达45.05% (将近占了50%) , 这三家高发文机构可看成贵州省图情科研论文高产出的主要机构。

2、从系统划分看, 高校图书馆有9家, 占高产机构的75%, 公共图书馆有3家, 占高产机构的25%, 高校图书馆总发文1, 540篇, 占论文总数的68.63%, 公共图书馆总发文704篇, 占论文总数的31.37%, 从而说明贵州省高发文机构的科研产出量是以高校图书馆为主。

3、从地区分布看, 贵阳市有7家, 占高发文机构的58.33%, 遵义市有3家, 占高发文机构的25%, 凯里市和都匀市各有1家, 各占高发文机构的8.33%, 从而说明这四个城市是贵州省图情高发文机构的主要地区。

二、高产作者分析

据统计, 1982~2011年贵州省图情机构共有62人发文在10篇以上, 笔者将发文在10篇以上的作者界定为高产作者, 见表2。 (表2) 可以看出:

1、62名高产作者分布在21家学术机构, 其中遵义师范学院高产作者人数最多, 有10名, 占高产作者总数的16.13%;其次是贵州大学和贵州民族学院, 各有6名, 各占高产作者总数的9.68%;第三是凯里学院5名, 占高产作者总数的8.07%, 贵州省图书馆、贵州师范大学、黔南师范学院和遵义医学院各有4名, 各占高产作者总数的6.45%;贵阳市图书馆等6家学术机构各有2名, 各占高产作者总数的3.23%;贵州省委党校等7家学术机构各有1名, 各占高产作者总数1.61%。

2、从职称情况看, 62名高产作者, 研究馆员 (教授) 有46名, 占高产作者总数的74.19%, 副研究馆员 (副教授) 有15名, 占高产作者总数的24.20%, 馆员1名, 占高产作者总数的1.61%。由此可见, 高产作者几乎都是高级职称人员, 从性别结构看, 男性馆员18名, 占29.03%, 女性馆员44名, 占70.97%, 这与目前图情机构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3、从年龄分布看, 计算到2011年, 62名高产作者平均年龄为48.92岁, 其年龄分布为:30岁以下的有1名, 占高产作者总数的1.61%;30~39岁的有6名, 占高产作者总数的9.68%;40~49岁的有29名, 占高产作者总数的46.77%;50~59岁的有21名, 占高产作者总数的33.87%;60岁以上的有5名, 占高产作者总数的8.07%。由此可见, 40~49岁这一阶段人数最多, 他们是贵州省图情机构的中坚力量。

4、从科研产出量来看, 最高的10名学者分别是张亚军 (68篇) 、胡军 (50篇) 、任瑞羾 (34篇) 、刘君 (31篇) 、杨明华 (31篇) 、吴平 (29篇) 、陈庆苏 (27篇) 、杜朝东 (26篇) 、陆光华 (24篇) 和张伟云 (23篇) , 这10名学者总发文为343篇, 占高产作者总发文的31.41% (将近占了1/3) , 而10名学者的人数百分比为16.13%, 由此可见这10名的发文百分比远远超过人数百分比。

5、从被引频次看, 最高的10名学者分别是刘君 (299次) 、胡军 (124次) 、张亚军 (118次) 、杨明华 (106次) 、吴平 (95次) 、莫泽瑞 (89次) 、陆光华 (88次) 、张伟云 (80次) 、贺洪明 (71次) 和张廷川 (59次) , 这10名学者的总被引次数为1, 129次, 占高产作者总被引次数的56.39%, 而10名学者的人数百分比为16.13%, 由此可见这10名学者的学术影响力较高。从H值看在5以上的共有8名学者, 分别是刘君的10, 胡军和杨明华的6, 张亚军、吴平、莫泽瑞、贺洪明和张廷川的5。

6、62名高产作者按系统分布为:高校系统51名, 占高产作者的82.26%;公共图书馆系统10名, 占高产作者的16.13%;科研系统1名, 占高产作者的1.61%。按地区分布为:贵阳市有31名, 占高产作者总数的50%;遵义市有16名, 占高产作者总数的25.81%;凯里市有6名, 占高产作者总数的9.68%;都匀市有5名, 占高产作者总数的8.07%;铜仁市有2名, 占高产作者总数的3.23%;安顺市和毕节市各占1名, 各占高产作者总数1.61%。

7、62名高产作者由各馆的馆长、副馆长、部主任和学术精英组成, 他 (她) 们为贵州省图情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贵州省的高发文机构是以贵州省图书馆、贵州大学图书馆和遵义师范学院图书馆为主, 从系统看是以高校图书馆为主, 从地区看是以贵阳市和遵义市为主; (2) 高产作者中, 产生了各时期出生的代表人物他为贵州省图情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3) 三大类型系统中, 高校系统的科研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 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学术精英, 公共图书馆和科研机构也为贵州省图情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胡军, 仲华, 徐婷.贵州省高校图书馆专业人员 (1982-2007) 发表论文的计量分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08.8.

[2]王利梅.贵州省图书馆 (1985-2010) 科研产出力分析[J].贵图学刊, 2011.2.

劳资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 篇11

2009-12-15 15:00:18 来源: 新华网 跟贴 52 条 手机看新闻

“我国劳动关系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率在加快，规模在升级，已经进入了高发期和多发期”

抓住重新审视劳资格局，消除劳资矛盾隐患，调整劳工政策的机会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今年7月，全总(中华全国总工会)来调研时，我们就反映说劳动争议案件在劳动仲裁部门立案后，要拖3个月才开庭，远远长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45天的裁决期限。没想到现在10月份立案的案子，竟然要到明年8月开庭，于工人一方非常不利！”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时福茂律师激动地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我们也明白，不是劳动仲裁部门办事不力，而是劳动争议案件爆棚了。”

时福茂告诉记者，时至年终，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呈猛增态势。“原来20人以上的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一个月能接一两个，最近每天都有这样的案子上门”。

这位活跃在劳资关系处理一线的公益律师，感觉是敏锐的。仅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就达51.9万件。被专家认为“属高位运行”。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近年来各地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从2005年的31.4万件，攀升至2008年的69万件，翻了一倍还多。

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数据则是，各级法院在2008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达28万余件，同比上升93.93%。今年上半年受理近17万件，同比又增30%。有的地区此类案件更呈激增之势，如今年一季度，广东、江苏、浙江增幅分别高达41.63%、50.32%和159.61%。

与此同时，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2009年以更加激化和暴力的形式，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多位受访专家学者对此的认识更加趋于一致——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

来自产业工人的“激化”反应

2009年，一些地方产业工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较为活跃。4月，有河北保定棉纺厂千名职工沿国道“徒步进京旅游”事件；7月，有武汉锅炉厂千名工人3次堵路事件；同在7月，吉林通钢事件以7个高炉一度停产、1名企业高管被殴致死的“双输”后果，震动全国；8月，河南林钢事件中市国资委副主任被软禁90小时；11月，重庆嘉陵机器厂工人发生“罢工”等。“劳资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是今年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社科院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单光鼐说，“在其中，我们尤其看到了产业工人的力量。大工业、现代化工业生产领域的劳资关系动向，需要高度关注。”

在受访专家看来，与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职工群体性事件相比，2009年的情况也许并不算很糟。但一个观察的前提是，今年并没有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刺激动因。

“国企改制十几年了，工人们透过自己的父亲、哥哥们下岗后所遭遇到的经济补偿、再就业、养老、医疗等具体的生活境遇，已经对原有的改制方式有了切身的体验。他们知道，再这样对待他们是不行的了”，单光鼐说。

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对本刊记者说，国企改制过程中，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无视职工的民主权利，擅自决定企业破产、出售、转让、兼并等直接涉及企业生存、职工命运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事项，甚至贱卖国有资产；一些地方企业改制的政策制定得不全面、不细致，不履行法定程序，导致一些企业改制重组中劳动关系调处政策落实不到位，损害职工合法权益。

张建国认为，国企改制引发的某些群体性事件主要特点是，有明显的弱势群体性、较强的利益追索迫切性、突出的社会矛盾性和法律法规的相对滞后性。“而且，不同于中小企业职工维权的相对分散性，大型企业的职工比较集中，组织化程度也高”。

“通钢、林钢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人的愤怒情绪和行动步调是如此的一致。如此心齐，这与产业工人天然的生产方式紧密相联”，单光鼐说。

班组－车间－分厂－总公司，这是大多数大型企业所具有的组织结构。正是这种结构造就了产业工人有纪律、有组织性的“资源优势”。“一个班组内，大家的工资福利是一样的；一个车间里，大家的处境是一样的，一个分厂中，大家面临的前景是一样的。这成就了一个利益相对一致的„同质性‟较强的群体，相当于一个熟人社会，动员力相当强大，行动起来也很便捷”，单光鼐说。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样的特点更加明显。有的地方一个城市就是围绕一个大型国企建立的，如通化的二道江区即是“一个产业一个区”。地理空间一致，生产方式一致，利益一致，产生了强烈的集体认同感。

与以往相比，此类群体性事件的“策划力”也明显增强。比如与以往几千职工同时静坐堵路不同，今年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工人改为分期分批地走上街头，形成持续性压力。再如一些事件中打出的横幅和标语也显示出存在事前策划的步骤。

“与瓮安事件中临时扯块白布、用毛笔草草写出的标语大不相同，今年的标语一般都是美术字、印刷质地规整，说明提前是有准备的，组织化程度更高了”，单光鼐说。“多年来积累的劳动关系矛盾，加上国企改制引发的新矛盾、新问题，正在改变工人的心态。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对工人的心态又缺乏及时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甚至错误地估计和处理工人们的合理利益诉求，导致矛盾激化，酿成恶果”，张建国说。

劳资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劳动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涉及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稳定层面，至为复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带来了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化。需要高度重视的是，近年来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加。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把“执政能力”简化为GDP的增长能力，为了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较多地考虑对资本的吸引力，而对相关社会政策与劳工权益的维护较为忽视。在各种亮丽的经济数据背后，一些地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不和谐现象不断出现，使劳动关系的脆弱性不断扩大。

“我国劳动关系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率在加快，规模在升级，已经进入了高发期和多发期”，张建国说。

据山东省总工会统计，仅今年一季度全省一般群体性事件就共发生52起，主要诱因是欠薪、经济补偿金和历史遗留问题。据深圳市公安局介绍，在全市群体性事件及不安定因素苗头中，以劳资纠纷类增长最快。2008年为637起，同比上升119.7%；2009年1月达到97起，同比上升61.7%。

全总所作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劳动关系和职工权益状况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工会主席中有50.4%对“未来一年将成为集体劳动争议集中爆发期”说法表示“赞同”或“说不清”。同时，对“未来一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这一说法表示“赞同”或“说不清”的占55%。由此可见，仍有一半以上的工会主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忧虑。

张建国说，企业工会处在协调劳动关系的第一线，对劳动关系矛盾了解最真切、最直接，如此多的企业工会主席对劳动关系的走向表示忧虑，应该引起各级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

此外，今年劳资群体性事件的对抗性和暴力性引人注目。打工仔、打工妹手拉手上街堵路、在政府门前静坐等方式，在一些事件中已经升级为劳方和资方、政府工作人员、警察的肢体冲突。通钢事件、林钢事件中还出现了软禁、殴打致死的情况。受访专家坦言，中国的劳资关系处理已经出现暴力化倾向。

忽略农民工的权益保护

2009年的劳资矛盾有一个广阔的背景——国际金融危机。去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使中国经济形势从2008年一季度到2009年三季度，画出了一个大大的“V”字形，今年10月便传来了“全年„保八‟毫无悬念”的乐观预测。受访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对我国劳动关系领域的冲击及后续效应却并非如此乐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2009年带领他的团队进行了一次“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劳动关系领域问题”的调查。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陡降，一些外向型企业、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压力骤增，尤其是一些私营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纷纷调整生产经营方式、劳动管理制度和格局，导致劳资双方原先确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发生一系列变化，由此引发了劳资摩擦与冲突。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面积、这么多企业几乎是同时进行调整的情况，这其中既有不得已调整的，也有人为钻空子的违法行为”，苏海南说。

其一，许多企业调整了人员招聘配置制度和办法，从微观看影响了企业用工数量，从宏观看影响了全国的就业总量和结构。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农民工返乡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09年春节前返乡农民工为7000万人左右，约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0%。

而农村基层社会一时间却很难承载这一重负。“我们在湖北石首的调查发现，在事件发生之前，„满大街都是小伙子‟，都是返乡的农民工，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拿到足额的工资，是带着情绪回家的，这都是不稳定因素”，单光鼐说。

其二，一些企业调整了工时和休假制度。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去年11月所作的调查中，有40%的企业没有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实际的比例可能更高一些”，苏海南说。

一些企业由于没有订单，将标准工时制改行综合计算工时制、不定时工作制，将“常白班”改为“两班倒”、“四班三运转”，甚至“随机班次”，其中不少企业事先没有经过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或与劳动者协商。

其三，一些企业调整薪酬福利和社保缴费比例，采取冻结加薪、压缩福利预算、加大薪酬制度的弹性、减少或暂停支付加班工资等办法，或者未按政府规定擅自下调社保缴费比例，引起职工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变化。

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今年上半年职工工资增幅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5.1个百分点，为2001年以来最低。据苏海南的课题组所作的典型调查，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许多外向型中小型企业的工人工资下降了20%～30%。

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9年有5.8%的返乡农民工即406万人被拖欠工资。珠三角的欠薪问题再次反弹。在山东、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韩、港、台资企业欠薪出逃的事件频频发生。“外企欠薪出逃所涉及的人数和欠薪额度，比往年增加了一倍以上”，苏海南说。其四，劳动者劳动条件的改善步伐被拖慢。今年6月，河南农民工张海超的“开胸验肺”事件，以极端的维权方式再次将中国职业病防治和安全生产的软肋暴露在人们面前。

“金融危机来了，订单少了，原来想改善劳动条件的也没钱改善了。等到经济回暖，企业又加班加点生产，使得原有的安全生产矛盾更加突出”，张建国说，“我们要透过乐观的数字，看到被掩盖的实质性矛盾。尤其是近1.5亿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如果中国没有农民工这个特殊劳动者群体所起到的„蓄水池‟作用，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所激化的劳资矛盾会更严重。”

“急救药”还是“常备药”

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只不过是激化2009年劳资矛盾的一根导火索，长期积累的结构性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才是根源所在。多位受访专家提醒，为了中国社会更加长远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余威未散之时，我们需要拨开危机的烟幕，抓住这个重新审视劳资格局，消除劳资矛盾隐患，调整劳工政策的机会。

“今年劳资矛盾突出的另一个原因是，劳动新法实行和金融危机„两碰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今年一共参加了5个以“金融危机条件下劳动关系处理”为主题的研讨会。他告诉本刊记者，“一年下来的体会是，我们应该重新考虑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速下行期间劳动关系的运行模式和治理模式。”

乔健所说的劳动新法，是指《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尤其是《劳动合同法》，在2008年施行之初遇到的主要是来自某些经济学家和雇主的阻力。而金融危机以来，更遇到了„三保政策‟和一些地方政府执行力的压力。”

“在一些地方，金融危机成了不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的借口。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对《劳动合同法》的执行抱着等等拖拖的态度。中央管得严，一些地方就对那些违规违法的企业敲打敲打，不严则对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听之任之”，张建国说。

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个别省份，甚至出台了“应对”《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地方性政策，“这让两个法在个别地方的执行陷入了瘫痪”，乔健指出。

“确有一些企业以金融危机为借口，随意裁人、不签劳动合同。这其中不排除一些地方对劳动新法的尺度把握不好，但也有原来就对新法抱有抵触态度，此次趁机将其否定的情况”，苏海南说，“非常时期有非常办法，死抠法条的思路显然不合时宜，但这并不意味着软化或搁置劳动新法。基于正确处理好劳动者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协调好劳资关系，维护劳动新法的尊严，是制定和实施法规政策的前提和出发点。”

中国在非常时期采用的非常办法，已为公众所熟知。去年11月1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近期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1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出通知，明确提出“五缓四减三补贴两协商”。实践中一些地区还创造了“三弹”制度等。所谓“三弹”，即弹性用工、弹性工时、弹性工资，也为政府主管部门所认可。“这是经济增速下行期的短期应对之举，但在经济回暖时应及时调整，比如缴费比例如何计算等要有中长期的考虑”，乔健说。

“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次重新审视我国劳工政策的机会”，苏海南说，“我们应该用两种手段来应对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变化和行业、企业的差异性。”

首先，经济回暖后，可以考虑适时适度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如北京市已经在着手制定相关政策。

其次，健全劳工政策、使用多种手段。“形势好转后，„五缓四减三补贴两协商‟以及„三弹制度‟的对象和适用范围，需要相应调整和变化”，苏海南说。

具体来说，这类非常措施应缩小范围、改变对象。通过一定的程序和劳资协商，在一些仍然面临经营困难的企业中继续实行，其前提是不得裁员和保障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其他经营状况好转的企业则停止执行，其中，对缓减的社会保险费要有补缴的办法。

苏海南打了一个比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危机或企业经营困难就好比流行性感冒一样，是时有发生的。因此，要常备感冒药以应急。此次行之有效的应急药，不能完全抛弃掉，应作为常备药，谁病谁用”。

“金融危机令国内企业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我们需要分清„病人‟、„体弱者‟与„壮汉‟，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从而使相关的法律政策和劳动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更加切合我国的劳资关系实际”，苏海南强调道。

有效开启劳资谈判之门

在劳动力市场长期“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怎样实现劳资集体谈判、平等协商？受访专家认为，尽管有众所周知的难度，但这却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扭转“强资本、弱劳工”不正常态势的根本出路。而各级党政部门对待劳工政策的态度非常关键。

“宏观上看，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还有较大的作用空间”，乔健认为。

1990年，我国政府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三方协商促进履行国际劳工标准公约》(第144号公约)，表明我们承诺实施三方协调机制的义务。2001年，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正式成立。到2008年9月，全国各级地方及产业工会参与建立的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1.2万个。

“国际劳工组织规定„三方机制‟具有三项基本功能——信息交换、协商、谈判。我们现在只做到了一半而已，高级别的协商和谈判功能还没有发挥”，乔健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希望三方机制不仅是一年开几次联系会议，而是要让三方机制有实体、有编制，发挥常设性作用。比如可以考虑推动最低工资标准由三方机制谈判共决。”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严重影响，2009年1月23日，国家三方联合下发了《关于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稳定劳动关系的指导意见》，2月27日，全总与工商联联合下发了《关于推动非公有制企业与职工同舟共济、共谋发展工作的通知》。即将举行的国家三方会议第14次会议，是否能在推动劳资谈判方面取得突破，尚待观察。

从中观和微观层面来说，推动劳资自主博弈、平等协商、集体谈判，越来越显示出其价值。“这是解决中国劳资矛盾的根本途径”，张建国说。

“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差异性，在地缘、行业、所有制差异性较大的背景下，由政府出台劳动法规来规制劳资矛盾的作用正在下降，此时政府应该鼓励劳资双方通过自主博弈来缓和劳资矛盾”，乔健认为。

“在一些劳资群体性事件中，政府部门花了很大力气，还是找不到策划者。要把劳资矛盾化解和控制在源头，先得找到对话和谈判的人。这无疑需要一个体制内的平台和渠道”，单光鼐说。

“签订集体合同、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就相当于在劳资之间搭建了一个体制内的博弈平台；如果没有这个平台，博弈则会以法律框架外的罢工、堵路等形式出现”，张建国说。

根据全总2008年统计，各地共计签订集体合同已经覆盖了190多万家企业，覆盖企业职工将近1.5亿，占建会企业职工人数的89%。作为集体合同制度中的核心内容，近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推进速度也明显加快。但过程中也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由于雇主和企业的非正常强势，职工和企业工会往往处于谈判的弱势。特别是一些中小型企业工会在平等协商中“不敢谈”、“不会谈”，企业方“不愿谈”的现象非常突出。

为了破解这一困局，今年7月9日，全总制定了《关于积极开展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意见》。即在同行业企业相对集中的区域，由行业工会组织代表职工与同级企业代表或企业代表组织，就行业内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劳动定额标准、最低工资标准等事项，开展集体协商、签订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力图直接从行业工会入手，实质性推动集体协商制度。

2007年，温家宝总理曾批示过浙江温岭新河镇羊毛衫行业集体协商制度“可以总结推广”。在那里6年来，行业职工工资年增幅在5%～12%，劳资纠纷减少了70%。

今年9月，当本刊记者见到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主席陈福清时，这位59岁“聘用人员”身份的老工会主席，拿着7年的7张工价表对记者说：“最大的体会，行业集体协商结束了工资由老板一人说了算的历史，从此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打工者，都可以安安心心地做工，明明白白地拿钱了。”

“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推动工会更加独立于企业、工会干部更加独立于雇主，是缓和劳资矛盾的必要之举”，乔健说。“矛盾多发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有科学合理的应对之策”，在全总主抓集体合同工作的张建国说，“缓解劳资矛盾，根本的还是要把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制度建立起来，让劳资矛盾处于自我调整、可调可控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谈判是化解矛盾，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必由之路。”□

《瞭望》文章：国企不稳定事件之因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戴劲松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年，部分企业特别是有国有成分的企业一方面要承担不减薪、不裁员的重责，承受了比以往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职工生活困难增多，加薪诉求上升，直接导致劳资矛盾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维稳工作难度随之加大。

本刊记者在湖北等地多次调研中注意到，大部分企业不稳定事件都发生在有国有成分且效益较好的企业中。细究一番也不难理解：由于拥有国有成分，管理层受到的约束相对民营企业要多些，不可能随意对职工进行辞退或调岗，而效益好的企业则易拉开收入差距，矛盾日积月累，在危机面前就显得更为突出。

同时，一些企业的效益有所下滑，工资上涨动力不足，再加上物价上涨，职工对加薪的愿望空前高涨。还有企业过去改革、改制存留了一些历史性问题，涉及数百甚至数千人，矛盾一触即发。倘若再打着“反腐”旗号，极易引起群众共鸣，进而引发事态蔓延；一家企业部分职工在集会中就曾打出“废除年薪，破除利益集团，改革分配制度”等口号。

尤为需要重视的是，一些企业职工之间出现了串联的苗头，加上网络传播影响，给当前企业维稳工作提出了更多挑战。以中部地区的一座城市为例，就在一家企业职工集会要求加薪事件发生后不久，周边企业的一些职工便开始酝酿动作，地方社会网站上甚至出现“下一个会是谁”的挑动性语言。而在另一家企业的职工集会现场，不时还可见到其他企业员工成群结队来“取经”。

而有些职工家属也参与到“攀比上访”中来。某市一家炼油厂部分在农场工作的职工家属集体上访，要求企业给补贴，企业为了息事宁人，对这个原本不合理的要求给予满足。附近一家水泥厂的职工家属得知后，多次集会上访，也向企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心态，给企业维稳工作把握尺度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瞭望》文章：工人抗争遭遇体制性迟钝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秦亚洲

“希望政府给林钢找一个好的出路。拜托了！”付临学说完，双手按着桌子慢慢站了起来，然后挺胸收腹，有力地敬了一个军礼。坐在他对面的几个人迅速起立，神情肃穆，眼角湿润。这是8月19日上午，本刊记者和河南省林钢改制工作组副组长阮金泉等人，在林州钢铁公司(以下简称“林钢”)质检部和安全生产部面对面听取工人对企业改制的意见时，亲身经历的一幕。当林钢工人付临学讲到，许多老工人看到林钢最后一炉铁水出炉时泣不成声的时候，改制工作组的一位官员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离席拭泪。

在计划经济时代辉煌一时，曾有过“全国唯一低钛生铁生产基地”、“一辆东风车、半吨林钢铁”等光环的林钢，在建厂40周年之际，却陷入了令人惋惜的残局——河南省委、省政府下达关于暂停林钢改制等六条意见4个月后，这家有着5000余名职工的钢铁企业，前途仍然扑朔迷离。

企业改制攸关工人们的前程命运，但是工人们为命运抗争的行为遭遇了体制性迟钝。由于对改制方案不满，部分林钢工人曾经多次请愿、上访、堵塞国道和高速公路，规模越来越大，程度不断递增，但是有关部门一直未能就工人们的诉求达成共识。直至今年8月11日，濮阳市国资委副主任董章印被软禁，河南省委、省政府担心演化成第二个“通钢事件”，立即出台了被工人们认为属于胜利果实的“六条意见”。

林钢工人们数次过激行动，表面上是希望通过对抗行为引起政府对企业改制的重视，实际上则是期待政府用权力以满足工人诉求的方式介入改制。本刊记者走访大量林钢职工时，经常听到“政府应该给林钢找到一个出路”、“政府应该命令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兼并林钢”、“林钢的未来政府必须支持”等说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人们已经在心态上把企业的命运或者说是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政府身上。

但是，政府能否肩负起这种重托，这是不是林钢工人们的一厢情愿，仍未可知。被河南省林钢改制工作组奉为圭臬的“六条意见”，并没有对林钢的未来指出明确的道路。

说来，工人们对于企业的美好未来都充满期待，但是通过何种方式拯救资金链断裂、销售市场萎缩、国家政策限制的已经停产半年多的林钢，是国有大型钢铁企业兼并还是职工持股经营，工人们却各持己见。工人们意见不一，使林钢的重生之路更加艰难。

此时，人们禁不住疑问，谁能真正代表工人利益？这是整个中国国企改制中无法回避的难题。

职工代表大会能否代表工人利益？当林钢改制的预案和实施方案，经林钢工人2007年选举产生的第十届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时候，工人们认为职代会背叛了工人利益，不能代表工人。

工会能否代表工人利益？林钢改制之前，工人们对林钢工会近年来解决实际困难，提高生活质量的系列举措有口皆碑。但是，当工人们需要工会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卓有成效地维护工人利益的时候，却发现它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福利组织。“林钢事件”发生后，任何对工人们过激行为的非正面评价，都可能招来众多警惕的目光。这实际上折射出工人们对自己过激行为可能承担责任的担忧甚至恐惧。

工人维权，虽行为过激，仍然在特殊形势下政策张力的范围之内。政府维稳，虽警报未除，已经不可能再次冲出依法行政的界限之外。

中国的国企改革大潮告一段落，余声未绝。林钢事件似乎是中国国企改革闭幕式上的演出，留下太多的回味和嗟叹。□

《瞭望》文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接受本刊专访 强化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在多元化争议处理机制中，调解处于“第一道防线”的基础性地位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冲击，今年我国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猛增。在此背景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会同司法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与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颁布了《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进一步贯彻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此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进行了专访。

共同应对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的态势 《瞭望》：《意见》出台的主要背景是什么？

杨志明：调解是沟通、是劝导、是说合，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大众工作艺术。在多元化争议处理机制中，调解处于“第一道防线”的基础性地位。

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被称之为“东方经验”，国际上也有些做法可资借鉴。比如德国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有工人代表负责和雇主商谈劳动争议，通过每周定期商谈进行劳动争议调解，取得便捷调解的积极效果。美国普遍存在着解决社会冲突中心及调解服务公司，通过专职和兼职的社会调解员，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避免了当事人有事就上诉法庭或无钱请律师的问题。

在开放多元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变革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但目前也是各种矛盾的凸显期。党中央明确提出，这个时期要不断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构建“大调解”的工作格局，更多采用调解方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去年5月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针对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将调解作为劳动人事争议处理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程序，强化了调解在争议处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去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劳动关系领域历史积累的案件，劳动者维权意识增强的共同作用下，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2008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共受理案件69.3万件，是2007年的1.98倍，涉及劳动者121万人，也是2007年的1.9倍。

今年前三季度，案件总量虽有所下降，但仍在高位运行，立案也已达51万多件，这就使劳动争议处理工作面临巨大压力，对仲裁机构有限人员处理更多的案件提出了挑战，迫切需要增强调解在处理劳动争议中的作用。

特别是在经济企稳回升需要巩固的关键时期，努力做到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维护用人单位发展并重，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既要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要促进企业发展，努力做到“共赢”，多采用和解、调解方式结案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出台《意见》，正是适应加强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需要，目的是发挥四部门的职能优势，形成调解工作合力，共同应对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的态势，尽量通过调解化解争议，维护和谐的劳动人事关系，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柔性处理劳动人事争议

《瞭望》：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地劳动争议调解进展如何？

杨志明：近年来，我国初步构建了包括企业调解、乡镇街道等基层调解、人民调解及事业单位调解等在内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网络，在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中有效发挥了预防疏导作用，柔性处理了大量劳动人事争议，在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和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借鉴国际经验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从我们自身成功实践中不断拓展发展路径。可以说在推进调解工作的过程中，各地在借鉴国外有效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创造了很多新鲜的经验。

在加强企业调解上，青岛市探索实行了劳资双方直接对话，外部调解组织强力推动的“劳资两利”模式；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采用做实调解组织、建立预防机制、调裁紧密衔接的方法，在企业内部有效化解了劳动争议。

在加强基层调解上，深圳市推行了由政府主导，整合工会、司法所、企业代表组织等多方资源，做实调解机构，构建基层调解网络的形式，将争议化解在乡镇、街道和社区。在加强与人民调解委员会相衔接上，上海市设立了专门调解劳动争议的人民调解组织，南京市在人民调解机构增设劳动争议调解窗口。在加强人事争议调解上，大部分省市发挥主管部门和单位的作用，使人事争议主要通过调解得到化解。

当前调解工作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自主解决争议的作用薄弱，乡镇街道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推进缓慢，调解工作经费保障往往难以落实，调解协议效力不高，调解员素质需要提高等。这都导致调解组织在预防和柔化处理劳动争议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调解工作体制机制的相对滞后，已成为制约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提高的“瓶颈”，这些突出问题都需要在贯彻《意见》中有效解决。

“两头调平，就是水平”

《瞭望》：面对劳动争议调解领域存在的问题，《意见》秉持着怎样的主导思想？ 杨志明：群众通俗地讲“两头调平，就是水平”。

《意见》提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的总体要求，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的工作方针，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事业单位调解、乡镇街道调解、行业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多渠道的争议调解组织，推动和促进具有调解职能的其他社会组织及律师、专家学者开展调解工作，形成开放式的社会化调解网络，最大限度地将争议通过快捷调解，平稳化解，维护劳动人事关系和谐和社会稳定。

《意见》主要强调了5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加强各类调解组织建设。有效发挥企业、乡镇街道、人民调解为主渠道的调解组织各自的积极作用。指导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积极建立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开展人事争议调解工作。

二是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与仲裁的相互衔接。指导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加强协调配合，鼓励仲裁机构委托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推行调解建议书制度，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就近解决劳动争议。

三是建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主导，工会、企业代表组织及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的突发性、集体性劳动人事争议应急调解协调机制。

四是进一步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拓宽调解员来源范围，不断健全激励保障措施。通过法律知识、调解方法和技巧培训，不断提高调解员队伍素质。

五是明确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工会、企业代表组织的职责分工，四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共同推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取得新进展。

下功夫推动各类调解组织建设 《瞭望》：贯彻落实《意见》，推动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下一步安排？

杨志明：贯彻《意见》，重在落实。任何文件落不到实处，都是一纸空文。因此，要下功夫推动各类调解组织建设。

下一步，我们准备制定规范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的政策性文件，在50家大型国有企业开展劳动争议调解示范建设工作，在争议多发的出租汽车、餐饮服务、建筑等行业进行行业性调解组织试点。进一步提升企业自主解决争议的能力。

要继续加大基层调解工作力度。重点推动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服务所(站)加载调解职能。通过与政府开发公益性岗位，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有机结合，充实基层调解员队伍。配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加快推进事业单位调解组织建设，将调解作为人事争议处理的主要方式。

要按照《意见》要求，四部门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指导各地结合实际，积极探索适合的、有效的调解组织设置和调解方式。

创新往往在活跃的实践中。要鼓励各地大胆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攻克难点问题，及时总结行之有效的新鲜经验，发挥先行先试探索作用，通过各种宣传方式产生“放大效应”，拓展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的路径。□

《瞭望》文章：“新工荒”倒逼分配改革

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叶锋叶超屈凌燕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在浙江、上海、江苏调查时发现，原本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才会出现的“用工荒”，却成为经济复苏阶段长三角制造业的“困扰性因素”。“招不到人”的情况已较为普遍，其中一线技术工、操作工的短缺尤为突出。企业、劳动部门等各方人士判断，此类“用工荒”在2010年春节前恐难明显缓解。

值得关注的是，长三角地区“用工荒”的背后正凸显出劳动关系“三个矛盾”：产业升级与劳动力素质不相适应，企业习惯性的“困境裁员”与劳动力日益强烈的“稳定”诉求难以契合，徘徊不前的工资待遇与高企的生活成本无法匹配。

“结构性”用工荒叠加“惩罚性”用工荒

这次“用工荒”的结构性特点十分突出：在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企业中相对较多，而在较高端的服务业中则较少，一线技术工人相对紧缺，而办公室人员、研发人员等则较为丰富。上海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处长赵建德表示，目前长三角地区电子机械、纺织、制鞋、箱包等传统制造领域，劳动力的供求矛盾显得很突出。昌硕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丁越南具体分析说，由于上半年订单大量萎缩，各企业的工人人数锐减，现在订单回暖，各企业竞相争取工人，因此形成缺工的现象。

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亢越认为，目前的企业用工荒的出现与去年底形势严峻时的裁员有关，“原有的劳务输出地，近年来在经济发展下就业机会增多，不少去年底流失的工人已在当地就业，不愿再回到苏州。”这样看来，近期部分制造业面临的用工荒带有裁员后的“惩罚性”。

浙江当地基层就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普遍认为，从这次用工荒的成因和最近赴内地招工情况看，由于此时出外打工意愿已经降到最低，明年春节前浙江制造企业用工紧张局面很难缓解。赵建德认为，通过此轮金融危机，中西部地区对劳动力的吸引力正在增强，已经回乡的大量农民工已在当地找到工作，并将带动更多农民工留下就业，对长三角城市来说，年前看不到大量农民工输入、补充的可能性。

劳动收入过低是根源

那么，农民工如何看待“用工荒”？来自安徽省明光市农村的刘德贵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在上海打工，每个月能赚1500多元，但扣掉交通、吃饭和租房，每个月只能剩下八九百元。这几年老家企业多了，用工量多，纯收入和上海差不多，所以决定回去。他反问，“老板一年能赚几百万，我们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却只能赚几万块，而且两三年了也没涨过工资。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差别怎么就这么大？”

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一些中小企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和低廉的劳动力，例如温州的服装和制鞋企业订单工期短、利润薄，长期以来企业只有延长员工的劳动时间，增加员工的劳动强度，加上工资上涨有限，很多工人已经不愿到服装和鞋厂工作。此次“用工荒”更是释放了一个信号：部分地区对外来人员的就业吸引力正在减弱。

受访专家认为，这种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更不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较之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社会收入转移支付等财富再分配，“初次分配”无疑是收入分配公平的关键。如果这一环节出了问题，即使有后续的再分配调节，也很难矫正到位。要解决部分地区的“用工荒”，关键还是要切实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所得，才能招得到人、留得住人。

产业升级与劳动力素质不适应

本刊记者采访中发现，“有效劳动力”的供给不足也是造成用工荒的直接原因。随着长三角制造业的升级，原有的劳动力知识、技能水平已呈现出“短腿”。

上海瑞侃电缆附件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人士介绍，目前，公司产品近年来升级换代很快，近期业务也开始复苏，各事业部开始计划招募员工。不过，却碰到了“招工难”，主要是一时招不到公司要求的合适人才，造成岗位一时空缺，“同样的技术工人，放在前几年还能要，但现在就不符合要求了。”

赵建德认为，部分企业的“用工荒”，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不是企业招不到人，而是招不到有合适能力、水平的人”。据他观察，这类结构性用工荒，在长三角产业升级显著的区域特别显著。

与此同时，企业短期“困境裁员”与劳动力“长期求稳”难以契合。在经济外向型程度较高的上海闵行区，去年裁员较多的企业，目前甚至面临着员工“长久流失”的危险。

闵行区外来人员管理所副所长蒋卫介绍，目前企业招聘企稳，但应聘人数却持续下滑。今年1～6月，共有单位用工登记1161家次，发布岗位1722个，接待农民工求职登记2264人；但7～9月，单位用工登记696家次，发布岗位1051个，接待农民工求职登记只有59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