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

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精选8篇）

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 篇1

第一章

西周及西周前的经济思想学习目的和要求

学习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要了解《中国经济思想 史》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明确其研究对象和学习的意义, 认识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导 论

一、中国经济思想遗产是中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社会经济形态与经济思想

经济活动是人们经济思想产生的源泉。有两个方面内 容：一方面是经济思想是人们改造自然活动在头脑里的反应,另一方面是一定的经济制度又对经济思想的产生有着如影随形的直接联系。

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科学,就是研究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经济的各种见解、主张，政策方案以及它们赖以产生的思想基础和相互之间的影响等。西方经济思想史如此，我们中国经济思想史同样如此。

2．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历史发展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人们关于经济问题的思想，理论以及对政府的经济方针、政策、措施、方法的主张和观点。

3．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①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②运用中西对比的方法 ③坚持古为今用的方法

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意义

1．从智育角度讲，使学生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应该把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习结合起来，中西合璧，为我所用，才能构成更为完整 的知识体系，在实践中产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2．从德育角度讲，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设置有利于当代大学生的自我修养，找回丢失的人格家园，把握人生的 方向，比单纯的说教效果会更持久，而且事半功倍。

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诞生

《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产生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1．新中国成立前 50 年为草创起步阶段。2．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为学科建立基业阶段。3．改革开放以后至今为开始初步繁荣发展阶段。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认识中国经济思想遗产是中国灿烂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2．学习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意义。

参考文献目录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 1998 年版； 2．赵晓雷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 2007 年版；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二节 西周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学习目的和要求：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秦统一之前，即西周和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思想，认识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灿烂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深刻认识到挖掘这些经济思想 对我国今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西周的社会经济基础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所以，土地所有权问题是社会生产中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分析古代社会土地所有制是研究古代各种经济思想的出发点。

西周时期的土地所有制是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领主占有制，各分封诸侯们的领地虽然可以世袭，但却是代领性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周时期并没有土地私有制，也就没有土地的买卖和兼并。秦以后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二、财富的观念

1．自然形态的财富观。西周时期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财富观念。因此，以自 然形态上的使用价值作为财富的标志，个人的富裕程度基本 上以自然形态的财富来体现。

2．劳动与财富的关系。西周时期人们对劳动与财富的关 系已有了萌芽的认识,认识到劳动会使人富裕。

三、农业生产观念。西周时期对农业生产更为重视。传说周民族的始祖是后稷，他正是帝尧时代掌管稼穑工作的，不论此事真否，周民族重视农业生产这一事实是很清楚的。在我国古代典籍中, 如《尚书》、《诗经》、《周易》等均有关于各种农业活动 的纪录。

四、对工商业的认识。我国古代市场的产生相当久远。在周代，货币的运用已相当普遍，既有以 “朋” 为计算单位的贝，也有以 “锊” [lüè] 为计算单位的金属。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轻工、抑商”观念，这是误解。实际上在西周时期，从现有的文献来 看，并未发现轻视工商业的迹象。相反，到显示出一种农商 并重的认识。这种农商并重的认识，到了春秋就形成了较为 系统的“农商俱利”观念。

五、工商管理思想。西周时期已经有了较丰富的市场管理思想，市场管理制 度也相当突出。《礼记》等文献中有记载。

六、财政思想。财政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最为显着的一页,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

1．量入为出、要有盈余(储备)的基本原则。

2．税收政策。

七、富民思想。富民思想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也是优良传统，它首先为春秋时期的儒家学派所正式倡导，但其思想 的萌芽却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这种“富民”思想自孔子以后不断为了历代思想家与政治家所主张，成为我国古代重要 的经济思想之一，直至影响至今。富民思想是我国古代经济 思想的基础，不仅派生出许多富民政策和措施，而且还与其 它一些经济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章 春秋时期的经济思想

一、时代背景 春秋时期虽然仍保持着贵族经济的性质，但已名存实 亡，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 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必然会孕育和产生多种多样的不同社 会意识，当然也就会导致许多经济思想的出现，其中不少思 想是极为卓越的。

二、管仲的主要经济思想 1．四民分业定居思想

管仲主张将社会职业化分为四大类——士、工、农、商, 进而将从事这四种职业的人们分为四大社会集团。他们不能 混合居住，必须各按其职业“群萃而州处”。这种分业定居 论有以下一些意义： ①社会职业分为四大类，至今我们仍有“工、农、商、学、兵”的说法，可见其影响之大。②把工商业者与士兵并列，足见他对工商业者社会地位 的承认与重视。③这种分业定居论有利于安定团结和一致对外。④从经济意义上分析： 第一、同业聚居有利于交流技术，促进生产的发展。第二、有利于信息的沟通，对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的 作用。第三、有利于本职业的发展，为本行业提供稳定的劳动 力。第四、有利于养成专业技术氛围,为社会技术教育提 供良好的环境。

2．经济伦理观和富民思想

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水平是社会伦理标准的基础,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就把“德、义、礼”等论理观念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是 很少见的。

三、范蠡的经济思想简介

1．基本经济思想 范蠡的基本经济思想与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分不开 的。他主张，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应该与自然界的变化相适 应，这表明他已意识到在客观事物的运动中都有某种内在的规律性,并试图将其应用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

2．价格思想与政策 范蠡已经认识得到谷物的价格是波动的，这是经济规 律,“八谷亦一贱一贵，极而复返”。范蠡的价格思想，在近代经济学中是一种常识，但在它所处的历史时代却是相当精神的。

3．经济循环学说 经济循环论实际上就是早期的经济周期思想。范蠡的经 济循环论是世界上最早的经济周期思想。他的这一学说是建 立在当时天文学知识，五行学说和农业生产丰、歉收经验相 结合的基础上。从世界经济思想史范畴来看，范蠡可以说是 最早试图探讨和说明社会经济活动变动规律性的思想家，虽然它并不十分科学。

第三章 战国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

一、儒家学派的经济思想

儒家学派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个建立起来而又影响最大的学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这一学派的重要 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和荀子。

(一)孔子经济思想

1．孔子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目的性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历史大变革时代，他的思想是 那个时代的反映。孔子思想的本质是“克己复礼”，即是为 了维护旧贵族的统治。因此，孔子的思想在那个时期是逆历 史潮流而动的。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影响我们研究他的经济 思想中所包含的合理性，辩证地认识这一问题才能做到古为 今用。

2．“义利观”与富民思想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孔子是“贵义贱利”的，这是对孔子义利 观经济思想的误解。实际上孔子对财富和欲利的态度是很肯 定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我所好。”不过，在孔子看来对利的追求，君子和小人因 社会地位不同，其谋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孔子认为，取利 必须合乎义，这样多取不为贪，不合乎义的利，一点也不应 该取。所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的富民 思想是以“仁”为政治出发点的。我们应该正确评价孔子的 义利观。

3．生产观点。孔子的生产观念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 面他很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认为这是民生之本。另一方面 孔子又反对士人阶层和君子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这种轻视体 力劳动的思想在我国历史发展中起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作用。另外，在孔子的生产思想中还有一种主张值得注意和研究，即“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和“废山泽之禁”的思想。

4．财政思想。孔子的财政思想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提倡节用，反对聚敛。第二、强调培养税源的财政思想。第三、宣传什一之税。孔子财政思想的核心是：藏富于 民，轻徭薄赋，“使民以时”。这一思想为后来孟子进一步发挥和丰富,对后人影响笃深。

(二)孟子的经济思想

1．义利论。从仁政的思想出发，孟子提出： “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这比孔子的“罕言利”更进一步，即根本不必要言利。孟子 认为只有讲仁义才是利，即利是建立在仁义基础上的。在财 富的来源问题上，孟子的观点与《中庸》中的思想相近似，即认为土地是一切物质生产品的源泉。

2．分工与劳动。分工概念是孟子的一个卓越经济思想。孟子是了解社会 分工必要性的。对分工的好处也是有认识的。孟子对分工的 认识并没有使他得出正确的结论，反而在他看来脑力劳动者 是高贵的，体力劳动者是卑微的。他说：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

3．恒产论和井田论。所谓“恒产论”是指使民长期拥有财产的理论，在农耕 社会中主要恒产使土地。所以孟子把“制民之产”定为行人 政治本。“恒产”的标准是五亩宅、百亩田。从这里我们可 以借鉴的思想。井田论孟子在“恒产论”思想基础上具体实 施。“井田制” 通过 把土地分给老百姓,以使农民有 “恒产” , 这样才能实现王道，仁政的首要目标。井田制在我国古代是 一种类似于乌托邦式的理想土地制度，实际上是无法实现 的，因为它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同时其 本身也存在着许多矛盾。

4．财政思想和赋税论。首先，孟子的财政思想是以他的 “仁政” 思想为基础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主张租税的征收要以是否有利于民为准 则。其次，他主张轻赋税和单一税制。在税率问题上，他主 张薄税敛，即低税率，推行“什一而税”的税制。

5．工商业思想。孟子对工商业的思想是主张自由放任的。他认为市场上 的店铺不征税，法律规定征的地税(指什一税)不包括商宅 地，天下的商人都高兴，市场也就会繁荣。对关卡检查，查 看，但不征税，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来这里做生意。他批评 当时设关征税的做法违背了“讥而不征”的原则。6．价格与垄断。孟子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商品的品质，不同商品的不 同品质是形成各种价格的基础。他认识到商品的质量对价格 的影响作用。这种试图从商品的内部寻找决定价格的因素应 该说一种天才的猜想。因为朝着这个方向思考就会向揭示价 值决定的秘密前进。“垄断”一词是在《孟子》中首先使用 的。

(三)荀子经济思想

1．欲望论。欲望论早在我国古代先秦时期就有论述，唯有荀子作了 深刻而独到分析。荀子认为，人生而就有欲望，这是人的生 理机能，应该肯定对欲望的追求是合乎自然的行为。他反对 两种欲望论，即寡欲论和去欲论。同时他主张对欲望的追求 应该是有“节制”和合乎“道义”的，称为“节欲”和“道 欲”。

2．富国、富民思想。(1)将富国与富民统一起来，把富民看成是富国的基础。荀子讲：“足国之道，节用欲民，而善藏其余。”这一思想 不仅在先秦时期就表现为一种新的境界，即使在今天，也对 我们建设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强本节用”是富国、富民的基础。在荀子那里，本末不是指农本商末，而是用来说明生产与财政的关系问 题。他说：“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窖仓廪者财之末也； 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 这一思想是很值得称道的。

二、法家学派的经济思想

(一)李悝的经济思想

1．重农和禁技巧论 尽地力之教是其主要的经济管理思想，表明他特别重视 农业劳动力的作用。这种“重农抑工”的思想，标志着先秦 时期对待工商业态度转折的开始，对以后中国历代经济发展 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2．平籴论。

李悝的“平籴论”是指政府根据农业丰年的程度不同按 相同的价格收购不同数量的粮食，然后在歉年按同一价格出 售，这样就不会使粮食价格上涨，做到“使民适足，价平则 止，……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

(二)商鞅的经济思想

1．农本论 商鞅认为农业是财富生产的源泉，他说：“农则易勤, 勤则富。”这也表明他对财富的认识。

2．农战论 他主张农战论，即将农和战结合起来。商鞅的农战政策 就是做到种田靠农民，打仗也靠农民，“入使民属于农，出 使民壹于战”。

3．名利思想 商鞅的名利思想有别于孔子，孔子认为只有“小人喻于 利”，而商鞅则认为好利是一切人的本性。商鞅对人追求名 利的欲望持肯定的态度，并且从物质利益原则出发制定国家 政策，这是一种深刻的见解。

4．财政思想 商鞅的财政思想主要可从三个方面讲： 第一、财政的来源。他认为农业是国家财政和积累的源泉。第二、他主张统一的财政政策。第三、他主张对非农业课征重税。5．抑商思想。商鞅明确地主张抑商政策，不过他是在肯定商业作用的 前提下主张抑商的。说商鞅主张抑商政策，毋如说他认识到 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关系问题。

6．人口思想。这一思想体现在他的《徕民》中。他主张对人口的出生 与死亡进行登记，对全国人口总数进行调查，统计“壮男壮 女之数，老弱之数”。他是中国历史上进行人口登记和调查 的第一位思想家。

(三)韩非的经济思想

1．重视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对人的思想变化的影响 他说：“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 令者,薄厚之实异也。”

2．自为论。韩非把人的自利思想称为“自为心”,这有点像英国古 典经济学家的“自利论”。他认为好利是人的本性，并且他 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均设想为是从“自为心”和“计算 之心”出发的。

3．人口论与财富的关系论。韩非的这一认识可能是世界经济思想史有关人口与财 富增长关系中最早提出的论述。他是试图从人口与财富的对比关系上去分析社会**根源的第一人。

4．财富增值论。他总结出六条财富增值的途径。

5．从耕战论到“农本工商末”口号的提出。韩非同商鞅一样力主耕战论，并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述。他对非农业活动的攻击比商鞅有过之无不及。

三、道家、农家的经济思想

(一)道家的经济思想 道家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光辉的哲学思想，但其经济思想 内容比较少。主要是“无为”思想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表现。其代表著作是《老子》。

(二)农家的经济思想 先秦各家学派的经济思想都涉及到农业生产经验，但只有农家学派独精此道。不过，先秦农家不同于 18 世纪法国重农学派，与古罗马的农家有些相似，主要关心国家对农业的经营管理政策和种植技术。其代表人物是许行，他提出 “君敏并耕论”。

四、其它学派的经济思想

(一)墨家的经济思想

1．义利论 2．价格论 3．劳动论

墨翟经济思想最突出的是他的劳动论，它是先秦诸子中极其重视劳动问题的思想家。墨翟已经意识到人类劳动的重 要性,也意识到劳动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不仅如此，他还认识到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

4．人口论。墨翟的人口思想则是为了发展社会经济，解决人口与土 地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地广人稀问题。他看到了当时人地关 系中缺乏劳动力的情况，说：“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 民者，所不足也。”他提出用多种办法增加人口：第一、早婚。第二、禁私蓄妾媵。第三、非攻。第四、重税的影响。第五、短丧薄葬。

5．财政论。6．消费论。在消费方面墨家主张“节用”。所谓“节用”是指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而言，提倡“自苦为极”。他主张人民的生 活应该保持适当的标准，一方面他说 “节俭则昌，淫佚则亡”。另一方面又明确说“饮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 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二)白圭的商业论。白圭是与儒家孟轲，农家许行同时代人，是一位鼓吹商业致富论者，被后人称为商业的祖师爷。《史记·货殖列传》 中有关于他的专门论述。他的商业原则是“乐观时变”，根据对年成好坏的预测是想“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方针。

(三)《吕氏春秋》中的经济思想

《吕氏春秋》是以秦相吕不韦名义问世的，但他是集体著作，书中也包含了各家学派的观点，故有人称其为 “杂家”。但也有其自己的主流思想，这决定了它对各派学说的取舍。其中关于农家经济思想主要保存在《伤农》、《任地》、《辩 土》、《审时》四篇中，其要点如下： 第一、认为使人民从事农业有三点好处：一是可以保障 边境安全；二是少私义，便于发令推行，力量易趋专一；三 是人民的财产固定不愿迁徙。如果舍农而务他业，也有三点 害处，与三点好处相反。第二、主张限制农民与外地人通婚家，使人民长期固守 农业，农村的劳动力不致缺乏。第三、主张在农村推行五项保护农业的禁令，即所谓 “野 禁”。第四、限定土地的最低生产量，在农忙季节不许兴建工 程，不为军旅之事，不许打猎，嫁娶祭祀不准浪费，不准私 雇农民为佣工作其它工作。第五、总结出农业生产技术方面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其 中有些是很杰出的贡献。

复习与思考题 1．西周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有哪些？

2．儒家经济思想核心内容是什么 有什么现实意义？

3．法家经济思想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有何借鉴意 义？

参考文献目录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 1998 年版；

2．赵晓雷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 2007 年版；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考核要求

一、西周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 1．财富的观念 2．农业生产观念 3．对工商业的认识 4．工商管理思想 5．财政思想 6．富民思想。

二、春秋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 1．管仲的主要经济思想 2．范蠡的经济思想简介

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 篇2

一、对该时期发表学术论文的统计分析

根据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所编辑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索引(1900~1999)》一书的统计,1900~1949年共发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论文457篇,下面笔者将按不同的分类标准对其作相关统计分析。

(一)按发表年代划分

注:不包括统计资料中未注明发表时间的论文约50余篇,下列各表同此。

表1为发表论文按时间段所作的统计结果。我们将20世纪上半叶的50年划分为三个时间段:1900~1930、1931~1945、1946~1949。如此划分有以下两原因。第一,和当前历史学界普遍接受的历史分期相接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于1928年,它的成立从客观上对学术繁荣有一定推动作用。而1945年抗战胜利标志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这一事件对学术界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的转变也起到了或多或少的外部作用。第二,从发表文章数来看,1931~1945年发表的文章数大大超过了其他两个时间段,且主题丰富,涉及领域众多,很多文章紧密联系当时实际,古为今用的写作意图十分明显。反观前30年,因该学科尚处于开创和摸索阶段,因此不仅文章数量不多,而且大多浅尝辄止,缺乏一定的深度和理论性。1945年后,由于国民党政权发动内战,时局维艰,学术研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其表现在于发表论文数量锐减,学科发展停滞不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研究成果的数量和种类都远远超出解放前的水平。

(二)按研究对象年代划分

对研究对象年代的统计如表2所示,从表中统计可以看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关注的重点时期是中国古代,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学者受历史时间限制所致,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历史积淀方能进行总结、归纳、分析、评判,而上世纪前半期距离晚清为时尚短,众多知识分子的经济思想尚未来得及做系统梳理,因此有关近代的论文数量较少。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关中国近代的论文为数不多,而这110余篇当中,研究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就占了几乎一半,这就更显得前50年中有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力度薄弱且范围狭窄。

(三)按研究人物划分

表3为这50年中论文研究对象按人物的归类统计,从研究的人物划分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涉及具体的研究人物数量较多。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论文共涉及到的人物达47位之多,这些历史人物所处的年代上起春秋,下至民国,时间跨度大,基本涵盖了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第二,研究对象范围广泛,身份各异。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些人物中,既有从事理论著述的学者,如先秦诸子,也有从事实际管理的高官,如王安石、张居正,甚至还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如汉武帝、王莽。第三,在对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时,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得出了不同的观点,显示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气象,如李证刚的《孔子大同小康说之现实价值》一文从正面肯定了孔子的经济思想,而蔡尚思的《最反动的韩非经济思想》和郭沫若的《韩非子批判》则对韩非子的经济思想加以批判。第四,在选取研究人物时学者们不仅研究公认的成功人物的经济思想,对于失败的典型他们也加以探讨,引以为鉴。比如对王莽新政失败原因的分析,就有于润泽的《王莽新政之改革及其失败》(1935~1936)、王斐烈的《新莽改革与失败之原理》(1944)以及张觉人的《王莽平价政策的教训》(1947)等。

(四)按研究专题划分

表4是以研究专题为对象所做的分类统计,从专题分类来看,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农业思想的论文数量占了绝对多数,这是由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靠天吃饭的薄弱农业基础、支撑国家运行的农业赋税体系迫使历代人物把农业当作论述的重点,这为近代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这些宏观的农业思想当中包含了若干的微观内容,如重农抑商、土地制度、农业政策、乡村组织、农村救济、仓储制度、农业设施、农业生产等等,这些都成为了近代学者的研究内容。第二,有关财政和税收思想的论文数量紧随其后,显示了在封建社会中赋税问题不仅为各级官员所关注,同时也是学者们探讨的热点。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始出现新的研究领域,如余肇池的《民生主义下之银行制度》一文就涉及到银行这一西方引进事物。

二、对该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特点的考察

尽管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学者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体系等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综观本时期发表的论文可以发现,早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该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领域颇广。其中既有对古代经济思想的整体综述,如阴子浚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考察》(1931)、王海波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1932)、林静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1940)等,也有对某一专题的深度闸述,如研究土地政策的有李三无的《中国古来之限田说》(1922)、陶希圣的《土地兼并与井田思想》(1930)、叔人的《我国土地政策研究》(1935),研究货币政策的有唐庆增的《中国历代货币学说概说》(1935)、张道渊的《中国传统之货币思想》(1935)等等。对于具体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当时学者也挖掘颇深,从发表的论文看,基本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而这些人物的经济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说,20世纪前50年的研究基本圈定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主要研究人物对象。以胡寄窗先生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为例,这套书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书中所研究的人物和前半世纪学者的研究对象有高度的重合性,尽管后者研究的内容更细,视角更新,结论更科学,但可以看出,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思想史学者在筛选和提炼历史人物方面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第二,该时期学者已经开始注重比较研究。这其中不仅有古今对比研究,还包括中外对比研究。典型的如沈文辅的《论古今中外之常平仓政策》(1945)、唐庆增的《中国儒家经济思想与希腊经济学说》(1934)、萨孟武的《亚当斯密之经济思想与儒家经济思想之差异》(1923)等。

第三,该时期的很多研究开始注重古为今用的原则。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很多学者通过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战时经济思想来为抗战提供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鉴。典型的如刘不同的《汉武帝战时财政论》(1942)、叶乐群的《王安石的新法与统制经济》、马非百的《桑弘羊之战时经济政策》(1940)等。

第四,该时期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作者具有不同的身份背景,尽管职业不同,接受的教育也各异,但是他们都注意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中汲取养分。他们当中既有专门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大家,如复旦大学的唐庆增,也有其他学科的著名学者,如法学家萨孟武、历史学家钱穆、企业家穆藕初、革命家廖仲恺、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如果撇开政治立场,周佛海、梅思平等也曾经发文探讨过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此时也开始注重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从发表的论文看,代表性的有穗积文雄的《史记货殖传论稿》(1937)、服部宇之的《李悝之经济政策及其刑法之制定》(1941)等。

第五,该时期尚未出现专门以发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论文为主的学术杂志。此阶段的论文发表载体数量虽多却略显杂乱,刊登论文的杂志既有经济学期刊,如《经济学季刊》、《财政评刊》,也有历史学期刊,如《史学述林》、《史地丛刊》,还有综合性杂志,如《东方杂志》。此外,很多文章甚至发表在当时的官方报纸《南京中央日报》上。可以看出,该时期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性质界定是不清晰的,其交叉学科的特点决定了该学科尚未有统一公约的研究范式。

三、对该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评价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建和开拓阶段,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该学科在这50年中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从学术影响看,它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先河,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学科,这期间研究过程中所确立的研究对象、研究体系、研究方法等为后来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社会影响看,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仅为当时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资源,而且鼓舞和教育了普通民众,改变了历来所认为的中国古代无经济思想的错误观点。当然,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该时期的学者在挖掘和整理中国经济思想的遗产方面尚做的不够深入,研究手段也显单一,缺乏统一的研究技术,从而制约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如此,其开创性的研究却仍然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

摘要：本文从20世纪上半叶发表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论文入手,按不同标准对其进行了分类分析,揭示了该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特点及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论文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索引(1900-1999)[M].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品(未公开出版),2000.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简述 篇3

关键词：思想史；经济；范式规定

中图分类号：Ｆ120．2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7）12－0026－02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经济思想史要提升科学品质，研究方法上必须要有范式规定”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综合各位名家及众多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从理论和操作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理论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遵循的指导思想、研究体系、研究方法及服务目标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作为最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第一人，胡寄窗先生笃信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的指导意义，并应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实践，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其亲身经历验证并加深了其对这一点的认识，比如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认识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了一直困扰的问题。

而另一位名家叶世昌先生则提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

赵靖先生则具体明确地提出：“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就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研究经济思想史中的运用。”

在老一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之后近些年来也涌现了一股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思想的思潮。资本主义思想也在逐步影响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二）迥异的研究体系

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采取何种体系有两种迥异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不要以不适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摈弃传统的受西方经济思想史影响的“商品—资本”研究模式，而采用与之相适应的“地产—地租、赋税”的研究模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编写经济思想史所采取的表达方式应是通过现代的经济术语来分析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

胡寄窗先生从多个方面阐述了以现代的经济术语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带来的好处。比如在正确用词方面，他提出了“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即用现代语言诠释古代语言，使两个时空连接在一起。

（三）理论研究方法

1．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

胡寄窗先生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他认为各类经济范畴进行对比是可能和必要的，同时，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他最终得出结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政治经济学前史》就是运用此法的实例。

叶世昌先生也指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参照西方经济学。但不要用所学得的经济学知识硬套中国的经济思想，不应对前人的经济思想做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从中国社会的特点出发，从研究对象的实际理论和主张出发，而不是从相承的某种模式出发。”

香港树仁学院宋叙五教授提出的两个时空完全不同的社会如果经济发展程度相近会产生相近似的经济思想的观点，则把中国古代某个时期的经济思想与西方某个时期的经济思想紧密联系起来。这又是一种推崇比较分析的观点。

现今又出现了通过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从中找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与西方经济学差距的文章，并且这种现象几乎成了潮流。也有学者认为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思想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2．与现代经济理论的融合

一种意见应将古人的思想停留在原有水平，用古人的语言来解释；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将古人的思想拔高到现代水平，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和分析，即“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寄窗先生提出“古人思想现代化”，一方面遵循严格的历史性，另一方面要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准确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而不能无中生有、牵强附会。他指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需的过程：一是“转译”；二是“对口径”；三是“加工”。他的这一观点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研究的总指导方向。

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界的许多学者在努力使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融入现代经济理论之中，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历史基础。比如，北京大学的石世奇教授提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概念欲望和稀缺与先秦各家的经济思想的基础相联系，山西财经大学的毕世宏认为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产业经济思想促进中国目前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等。

（四）服务目标

经济思想史研究必须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服务，这是中国思想史界的共识。

武汉大学的郭笑撰博士主张引进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方法以及运用最新的研究手段特别是网络资源。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成为宏观经济的理论支持，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以史为鉴。

安徽师范大学戴家龙副教授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文章中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本质上是不断对中国经济思想典籍进行的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要真正融入现代经济科学之中、在现代经济理论之林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取决于其对今天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影响能力。”

当前将古代经济思想与现实经济结合起来考察的“古为今用”之作不断涌现。

二、从操作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具体方法

（一）以人物来编排

编撰经济思想史的通常方法是根据时间、年代顺序整理研究人物思想，据此编排章节结构，另外附以点评。在分析人物时可结合多种因素，如人物的其他思想、观点，其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其经济思想的源泉与影响等。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了解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但也有一些缺点：首先，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比如理论的延续性、观点的持续变化、结论未完结、经济学者有待历史考验；其次，由于人物数量、思想素材很少，经济理论发展的面貌难以全面反映；再次，由于能够建立完整理论体系的经济学者、学派数量极少，历史的完整性难以依靠此方法获得。

（二）根据热点（或重点）问题编排

即按时间顺序以某些热点（或重点）问题为专题，然后归纳综合与此相关的探讨观点，据此编排章节结构。

其优点是由于不受时空的限制，信息量大，较为客观。但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从庞杂的思想素材中梳理出有价值的理论与科学研究成果。

（三）因循发展的线索，展现发展的过程

“写经济思想史，不能偏重于技术性的观点综述，而应着重梳理有价值的思想形成和演变的轨迹。”我们要从浩渺的思想资料中按照历史发展进程整理、合理表现出理论史的线索，并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作理论分析和评判。

赵靖先生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分期，必须也只能按照自身的特殊矛盾性来划分，而不能机械地搬用其他历史学科的分析方法。”按照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特殊矛盾性和具体历史特点，他认为可以把中国经济思想史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三大阶段。其中，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阶段可分为中国封建经济思想形成的时期、中国封建经济思想支配的时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又可分为近代初期带有某些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思想和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没落两个时期。

这种方法要把握两点：一要“还原历史”，而非“制造历史”。即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客观地反映考察对象的历史内容，而不能主观臆断；其二，要史、论结合。不能仅仅限于整理历史资料和描述发展流程，还需要进行理论分析、评价阐释。

“历史的方法是通过总体考察、归纳和类比分析，从诸多复杂的现象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范性。如果从这一方法论要求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材料和研究内容就有一定的限制，思想材料必须能够提炼出理论要素，可以归入一种理论线索或理论体系。”

总之，虽然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界长期存在着众多研究者及相应数目的理论和观点，但在这个领域，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显示着蓬勃的生命力，研究领域在不断延伸，愈加呈现出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多学科交叉和其他学科融会贯通的特征。我們深信，作为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研究方法、理论范式、学术体裁等方面会有更大的飞跃。

参考文献：

[1] 程霖，刘甲朋．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思想[Ｊ]．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7）．

[2] 叶世昌．谈谈学习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Ｊ]．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1）．

[3] 赵晓雷．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论纲[Ｊ]．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2）．

[4]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Ｊ]．学术学刊，1986，（3）．

[5] 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Ｊ]．学术月刊，1964，（1）．

中国政治思想史 篇4

一、名词解释

1.天命不常

谓天命即是上天受命之意。天命不常意思是上天所授予的大命不是固定的，并不是永远地保佑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王朝。周公在执掌周王室政权期间，详细阐明。周灭商，并不是决定于周人自己，而是决定于天命，解释了夏商周的更替是天命不常的表现。天命不常思想是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第一次对于朝代更替的社会事实所做的解释。在理论上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去认识天命，通过天命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变革，试图把以往发生的社会历史的变革归结于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一思想放映了商周之际人们认识水平的进步，对于强化周王朝的政治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2.性善论

是孟子对人性问题的看法。孟子认为人性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之心，也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的总和。不忍之心决定了人善的本性。这种善的本性又经常支配人的行为。性善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前提，是人类社会全部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关于人性善的根源，孟子认为不是来自人的后天习得，而是产生于先验的无差别的良知良能。性善的基本内容就是理和义，表现为敬长和爱亲。孟子的人性论揭开了人性的一个侧面，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是对于人性的认识从根本上是片面的，它忽视了社会实践对人性的决定作用，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孟子所说的人性是抽象的人性。

3.性恶说

荀子认为人性恶，并认为人的本性是先天造就的，与后天习得没有关系，否定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影响。荀子从人的感官欲望、权势欲望，说明了是人的生物本能产生了人的利欲之心。人性恶、人本性好利。所以，荀子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使人的欲望得到满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时时刻刻抑制人恶的本性，同时，他主张在社会实践中矫正人的本性，化性起伪，最后达到善的境界。

4.明分使群

先秦儒家学派的代表人荀子的观点。他对于社会的基本看法是人群聚而组成社区，认为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能群”，即人有组成社会集团的能力。维系人群的力量有二：一是君主，二是礼。君和礼是合群的主要力量，但合群之道在于分。有分然后才能有群，但是分不是无条件的，首先必须由君主来分，其次，要分之以义。荀子所说的分的含义包括了社会分工、财产定分、等级贵贱之分。这是礼法起源的一个前提。荀子“明分使群”的社会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认识水平的原因，荀子把维系人类社会的因素仅仅归结于道义的原则，缺忽略了人的共同经济生活这一决定性的因素，“明分使群”的社会观具有片面性。

5.天谴说

董仲舒认为君主个人权力过于强大，君主随心所欲运用权力有时会造成政治混乱，甚至政权倾覆，这是有违于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董仲舒利用甜的权威给君主一定的约束。君主治理天下必须遵循天的法则，假如君主滥用权力，有悖天道，天就会给予责罚，此所谓“天谴”说。董仲舒以天作为批判君主的工具，利用天的权威给君主以一定的制约，在当时是一种明智之举。但天谴说至多能对君主形成某种心理震慑，不能改变或组织君主独断专行的事实。天谴说成了统治阶级自我政治调节的理论之一。

6.《白虎通议》

西汉末年，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谶纬迷信盛行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迅速弥漫于学术思想领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封建皇帝也乐于出面，建初四年（79年）皇帝亲自主持和召集著名的博士、儒生在白虎观一场大讨论，以便使谶纬迷信和封建经典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在白虎观，博士、儒生纷纷陈述见解，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后由班固等人整理编撰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白虎通德论》。该书以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为基础，解释自然、社会、伦理、人生和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其所列门目，对社会生活、国家制度和伦理原则等作了基本规定，实际是一部以今文经义为依据的国家法规。这部书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提要，广泛解释了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伦理学法典。

7.名教出于自然

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派，主张“名教出于自然”。王弼的政治观是以“贵无”论为基础的。他认为“无”是自然、社会、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的本源。从“贵无”本体论出发，王弼明确提出“名教出于自然”。在“名教”与“自然”之间，“自然”为本，“名教”为末，“自然”为母，“名教”为子，“名教”出于“自然”，本于“自然”。王弼竭力证明，提倡名教与崇尚自然并不相悖，而是互为表里的，维护君主政治等级秩序的“名教”之治，确实出于无为的“自然之道”。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说，为“名教”的政治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了新的政治哲学论证。

8.道统论

韩愈的道统论是基于其排佛倡儒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它的中心思想是儒家一向倡导的仁义道德。韩愈进一步提出，儒家之道与释老之道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儒家之道不仅仅止于道德自觉的层面，不仅仅是一种内心的境界，而是要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所谓仁存乎内，义见乎行，心和行的统一才是道的全部。儒家之道是道德与政治一体化的最高原则。韩愈在反对释老之道的同时，极大地强化了以儒家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9.格物致知

中国宋明理学认识论学说，朱熹提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始见于《礼记 大学》。”把“格”训为“至、穷、尽”之义,表明“格”的活动是一个在范围上不断拓展，在程度上不断深化的过程，其最终的目标便是对所有事物获得一种彻底贯通的领悟。“格”的对象是“物”。物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不仅指客观的物质，而且还指人们的社会活动乃至人的精神思维。“致知”就是推及本心固有的知识，使其无所不知，这是因为人心是有灵的，但由于有万物的屏障，从而使心体昏暗未明，从而要通过“格物”使心体光明，从而达到“致知”。

10.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说的“存天理”，存的是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的善，是人性中善的部分。“灭人欲”是要灭的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的恶，是人性中恶的部分。“存天理，灭人欲”属于心性修炼。“天理”是公，是大善，是人的仁爱之心。“人欲”是私，是小恶，是人的自私之情。“存天理，灭人欲”是二程和朱熹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认为“天理”和“人欲”是对立的。主张恢复和保持天理的公心，去掉利欲的私心，即循天理之公，灭人欲之私。

11.致良知

王守仁提出的认识论和伦理学思想，是其伦理学说的基本宗旨和核心思想。“致”即恢复，达到；“良知”即与生俱来的天赋道德观念。“致良知”即恢复内心固有的道德观念，格除物欲的昏蔽正其邪恶之心，而使之达到极至的道德。修致良知的目的是存理灭欲。实现存理灭欲的途径为克己，即是要加强内心修养，使善念得到扩充，克服恶念，恢复内心固有的道德观念。王守仁认为，人若能完全致良知，即为圣人。致良知把封建纲常伦理主观化，让人们自觉主动去行，其实质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

12.童心说

晚明时期杰出思想家李贽的一篇文章。“童心”就是真心，也就是真实的思想感情。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四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他把文学作为宣扬其反传统、肯定个性精神的社会思想的有效工具，把代表人的赤子真心的“童心”作为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最高准则。针对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提出了他的文学进化论观点。他高度评价小说戏曲的价值地位。李贽的这些思想是制约整个晚明文学革新的重要杠杆，这在当时的环境中自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二、简答题

1.西汉经学诞生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背景： 经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学说，并阐明其含义的学问。孔子晚年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的文献，形成了《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这六经被人们公认为宝典。汉初的几个皇帝虽然采取了一些扶植儒学的措施，但在政治思想上主要还是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儒学和儒生的地位并不高。直到武帝，国力强盛，要求加强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儒学才真正受到重视。汉武帝即位后，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使得经学日益兴盛和发展起来。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学者在研习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想派别，后经相互争辩、互相渗透和整合，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汉朝是经学发展最为繁荣和昌盛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儒生通过对经学进行阐述发展的过程，使经学的思想深深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

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兴太学，置五经博士，各以家法传授儒学。所传授的都是今文经学。从此，儒学终于从先秦时期的一家之言上升到官方正统哲学的独尊地位。【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

1、在完成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的时候，开始对思想进行控制，达到思想上的大一统。在汉朝到汉武帝时期，黄老学说，法家学说，阴阳学说等都存在，对统治者的思想控制是不利的，所以进行思想控制，加强中央集权，就要控制思想。

2、儒术和其他学说的不同：作为中央政权，在完成了国家疆域、政治体制统一的基本任务之后，接下来，就应该轮到在意识形态的建构方面做好文章了。如何在百家思想中选择与确立出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以便有效地统一、重整人群民众的精神世界，似乎已成为当务之急。鉴于前朝秦亡的惨痛教训，刑名法家肯定已不可用，至少也不能作为旗帜来标榜；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学，在思想本质上是极端的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显然与帝国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实施统一治理的路向相抵触、相悖逆，根本不利于社会伦常秩序的建立。

3、汉武帝的个人喜好也是关键的。儒家学说能成为统治思想，重要的关键也在于统治者的需要和爱好。汉武帝本人好大喜功，认为自己是无上的，对确立自己权威的事情，他肯定是会接受的。

4、还有就是政治上的实际操作者。在独尊儒术之前，很多政治家都已经开始将儒术的有为而治开始进行和实施，如卫绾、窦婴、田蚡、公孙弘、赵绾，等等。】 内容：

1.两汉经学是以先秦儒家思想为经典发展起来的经院哲学体系，它以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特色，其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2.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3.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戴、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

4.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今文经学以《春秋》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意义：

两汉经学是中国文化在先秦学术大发展的基础上以儒家为主所进行的第一次综合，天人感应论使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罩上了神学的色彩，而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一方面是对先秦儒家崇尚仁义，注重个人修养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则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以明显的自觉意识，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先秦儒家修养论的理论性发展。阳德阴刑、独尊儒术的主张，则反映了儒家学说与封建专制王权相结合、为专制王权服务的自觉性，这表明，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2.白虎观会议的内容和影响

内容：

自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朝君主的统治思想支柱。但是由于当时各家儒学学派传承不同，对于儒家经典的版本、内容多有争议。汉宣帝时曾召开“石渠阁会议”加以统一，但是经历王莽新朝的战乱之后，各家的歧异再次抬头。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公元56），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章帝亲自裁决。这样考详同异，连月始罢。此后，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影响：

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把谶纬学说和今文经学混合在一起，使儒学进一步神学化，作为解释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的依据。钦定的奏议，赋予了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神学性与国教化性质。

3.魏晋玄学的背景

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两汉时期，经学独尊，为朝廷入仕干禄之门，今文经学谶纬之说流行，天人、阴阳、符应等观念大盛，依附政治，而日渐荒诞，深受王充、仲长统、荀悦等人批判；而古文经学则偏重章句训诂，流于繁琐支离。东汉所标举的士人气节，多已陷于虚矫。至汉末魏晋时，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然玄学风气则随名士清谈逐渐流行，以《老子》、《庄子》、《易经》为讨论张本，喜好讨论有无、本末等玄理，论辨深具理致。

汉末，由于天下大乱，刘表于荆州，招致士人，当地局势大体安定，文士、学者多前往归附，日渐形成特殊学风，后人研究有称为荆州学派者。荆州学风，逐渐舍弃象数、吉凶等说法，而改以义理内容为主。

汉代时，气化思想、宇宙生成论盛行，演述阴阳、天人等论题。而魏晋时期，此类讨论渐往形而上学形式发展，以王弼、郭象为其代表。而汉代对人性的讨论，逐步发展成为魏晋时「才性」与「人物鉴赏」等论题，其中以刘劭《人物志》为其代表。当时政治势力更替，局势混乱，原有价值体系面临挑战，「名教与自然」、「圣人论」亦随之而起。

魏晋玄学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是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的反复辩论，亦与当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可概括地分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时期，在理论上有老或庄之偏重，但主要的仍是对于儒家名教的态度，即政治倾向的不同。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并且与佛教结合，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趋势。

4.宋明理学对人性的阐发

周子认为性源于太极，其中除了人之性，还包括天下万物各自的性。

宋明理学对于人性问题的理论，往往是通过对于先秦儒家尤其孔孟人性论的诠释而提出的。在整个宋明理学的传统中，不同学者对于人之“性”的理解自然有所差异，但作为大部分学者基本接受的“大端”，关于“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或“天地之性”、“义理之性”）的理论，则是宋明理学传统在人性论方面最具特色的理论贡献。其中，张载、程颐发其端，而以朱熹的总结最为周密。

张载提出，性与天、道一样，都源于“太虚即气”。他将性一分为二，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命题。天地之性是“太虚”的本性，是永远存在的。气质之性是天下万物各自具体的性。天地之性是至善至美的圣人之性，气质之性受人们禀气条件的限制，又包含自然本性，故而有善恶。

二程提出“天命之性”“生之谓性”的概念。天命之性“乃极本穷源”之性，至善无恶。生之谓性是人们“受生之后谓之性尔”，经由气的运行而形成，又称为“才”，“才禀于气，气有清浊”，故才有善恶。

朱熹进一步发展二程的学说。朱熹认为，人性不同于物性，只有人能够“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人有仁义道德，物则只能得气之偏。朱熹对气质之性的解释也与前人不同。

北宋理学认为，气质之性是阴阳二气及形质本身的属性。朱熹认为，人物的性是禀受天地之理得来的，人物未生时，天地之理流行于天地之间，理禀受到一定形气之后才成为性。但理一旦进入形气体质就不可避免受污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是同一的，二者的关系好比是理与气的关系。

5.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致良知是中国明代王守仁的心学主旨。语出《孟子·尽心上》。《大学》有“致知在格物”语。王守仁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 ”，“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目的是存理灭欲。实现存理灭欲的途径为克己。克己有四种境界：一是静坐息虑。一是省察克治，一是防于未萌之先，一是勘破生死念头。致良知的政治意义在于打消农民心中蕴藏的反抗的念头，此之谓“心中贼”

明武宗正德三年王守仁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根据知行合一，王守仁要求人们严格把握自我动机。“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

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封建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封建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封建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对于下层民众而言，“知行合一”意味着人们处处遵守封建道德规范，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严整的社会秩序。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贱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后行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王守仁的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

三、论述题

1.孔子仁与礼的关系及其政治意义

仁与礼是孔子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孔子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看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孔子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

大体上，春秋前期人们把亲敬尊长、爱抚众庶、忠于君主等行为都看作是仁的表现。孔子对于仁的理解，基本上继承了春秋前期思想家的这些认识，并且在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发展成了系统的仁学。

从孔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孔子所说的仁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种含义是爱人为仁。孔子认为，爱人是仁的基本内容，社会的各个等级之间都应该相互仁爱，特别是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等级来说。孙子试图以仁爱为根本，建立起各等级之间充满人情味的伦理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孔子从伦理学的层面上理解社会政治生活。

第二个含义是“克己复礼为仁”。孔子的这句话，重点在于克己，即严格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个人的行为完全符合礼的规范。在孔子的思想学说中，“仁”是指一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一个人能否具有优良的道德品质，主要决定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决定于他人的影响。

孔子认为，优良的道德品质是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资格，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把仁作为最高的信念。仁是最高的道德品质，每个人都要时时刻刻约束自己的行为，努力做到无时无刻不仁，即“无终食之间违仁”。

礼的概念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从春秋初年开始，人们已经十分重视礼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礼是指人们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广义上的礼，包括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原则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个方面的文化规范，孔子对于礼的理解也大体上在这一范围之内。

孔子认为礼是约束人的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无论是家庭内部的父子、夫妇、兄弟之间，还是君臣之间，都应该以礼为基本准则。礼是每一个人的立身之基，“不学礼，无以立”。礼是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则，礼可以规范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礼对于国家的政治事务很重要统治者应该遵循礼的规范治理国家。

孔子所说的礼，主要是指周代的社会制度而言，因此，孔子在很多时候主张恢复周代的礼制，强调对于周礼的继承，在孔子看来，只有在周礼的规范下，春秋时期的社会才能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优良秩序。事实上，孔子恢复周礼的思想主张并不符合春秋时期历史发展的潮流。

在孔子的思想学说中，仁与礼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仁是优良的道德品质，而遵守礼的规范则是优良的道德品质在人的社会行动方面的表现，所以，仁的品质是遵守礼的前提。孔子把仁作为一种道德境界，而礼则是实现这一境界的唯一途径，只有在离得节制下，才能使“天下归仁焉”。在孔子看来，道德的良善才是政治的目的，这决定了孔子以仁礼这两个概念建立起来的政治哲学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2.宋明理学以理易礼的时代背景

北宋时期，儒学的主流仍然是汉唐主流儒学思想的延续，强调用礼乐制度来维护社会的秩序。比如范仲淹提倡按照周礼改革官制，民间学者李觏甚至草拟了依周礼治国的全面的政治改革方案——《周礼致太平论》。

北宋前中期，以礼治国是主流，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石把以礼治国的思想付诸了政治实践。王安石认为学术与政治是一回事，经术正可以综世务，因此他编纂《三经新义》作为变法的理论基础，为了正确理解经文，王安石还创造了一部《字说》。王安石的变法很快失败，但是王氏新学的统治地位，却一直延续到了宋宁宗时期。但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对儒学的发展仍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标志着儒学治国原则面临着重要转变，人们已经不相信仅仅通过制度层面的礼乐教化，就可以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

宋朝从建国以来，一直积贫积弱，先败于辽，后灭于金，和金朝对峙的南宋，又是屡战屡败，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彰显着君臣们无能，也彰显着当时儒学的无效。宋太宗时统治政策的转向，由外转向内。“国家若无外患，必有内忧。外患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忧，深可惧也。”

理学又称性理之学，主要谈论性与天道。性与天道的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提出，但是往往被用于阐明社会政治问题的论证手段，还没有在本体思维方面进行深入探究。“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汉唐儒学关于自然和人类社会本源的认识基本囿于宇宙发生论的范畴，这种证明方式虽然比较直观，但是人们难以形成对宇宙本体或万物本源的高层次认识。魏晋之际的玄学思潮一度把人们引向本体讨论，但是，玄学家们的认识基本未能超出“本未有无”。

理学开山祖周敦颐重新勾画了一个宇宙生成图式。张载的“太虚说”。到二程正式使用“理”作为宇宙的本原。周敦颐的太极说既说明了天地万物的生成过程，同时也解释了人性和道德的产生。“天了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传统认为，仁义之德先天地存在人的心中，是人的本质体现，道德与人性是同一回事。张载从“太虚即气”出发，比较明确地阐述了“理一分殊”的思想。二程和朱熹对“理一分殊”的表述十分明确。

理一分殊是理学思潮的核心命题，它的根本政治价值是论证了封建伦理道德和等级秩序的合理性。首先，他们将道德伦常上升到本体的地位，天理与道德是同一事物。其次，他们提出天理先于事物而存在，道德从而具有了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的绝对权威。再次，理一分殊成功地论证了社会不平等的合理。

二程和朱熹将天理纳入本体系统，对理欲问题作了详尽的发挥。首先，他们进一步辨析了理、欲的内涵。天理是宇宙本体和道德本原，对于人来说，构成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以有天理也。”人欲指的是人们的种种欲求。两者的区别在于：凡超出维持人之生命所必须的欲求即是人欲。“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凡超出礼义规范的行为也是人欲。“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天理之不存，则与人欲何异矣。

《中国思想史》读书报告 篇5

读完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我对中国思想发展历程有一个了粗略的认识。

这本书以时间为顺序，跨越了几千年，脉络十分清晰，从文字中便能感受到作者的思路和条理。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具体知识，更令我不断加深对中国思想史的了解，而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体验到了以往了解中国思想历史时从没感受过的历史的连续性。

但是必须一提的是，这本书并不通俗，它的语言中含有的一些生僻的字眼和有些难以理解的语句，对我的阅读造成了一些阻碍。对于几乎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来说，一旦耗费时间在理解语句上，对前后文的把握和对全文的整体理解就会受影响。因此通读这本书对耗费了我了过多脑力。或许这部书在著书时便定位为面向专业人士的书籍，但如果语言能更加深入浅出一些，或许会很适合成为一本通俗入门思想史著作。

读毕，我感觉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论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这部书中贯穿了了一般思想史所没有的东西——“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一点不仅在导论中详细地作出了解释，而且在通读全书时，我能感觉到这个概念是贯穿全书的。在这本书中，很难找到“个人”的思想和观点，而是有一条历史的主线，围绕着“一般人的思想”，研究思想的延续、变化和发展。的确，思想史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某一时间段的思想一定是和它前后的思想有所关联的。作为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中国的思想一直以来都是沿着一条主线发展的。即使是我们今天的许多世界观和方法论，也蕴含了之前数千年中每一个时间片段中的思想的影子。但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本书突出了“历史”的主线，所以虽然历史的框架十分清晰，但一些具体的知识的介绍却并不详尽。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不得不查阅大量资料，由于时间紧迫，也并没有充分记住。如果想要进一步学习，也许还要读另外的一些相关著作。

另外，对于一些因为我们平时不常接触而不很了解或者产生混淆的概念，这本书也做出了介绍。例如我以前从没了解过的玄、道、心等概念，在这本书中都有解释，而我一直感兴趣的有关先秦时代的知识也十分丰富。这些知识拓宽了我的眼界，让我的历史了解不再局限于高中教材和通俗读物。书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一些新评价，也打破了之前我心中的一些固有观点。

因此，阅读这本书是令我受益匪浅的。它的益处不仅在于它提供的大量知识，更在于它的写作方法，正如导论中所分析的那样。作者独辟蹊径的写作方法，刷新了我对历史的观点，同时打破了我从前相对静止和孤立的思考方式。

以上是我对这本书的总的看法。下面我会着重表达一下对本书的导论的看法。

之所以决定着重写导论，首先是因为相比于其他部分而言，我读导论比较细致。由于时间不是很充裕，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将这部1000多页的书通篇细读一遍，因此只能认真地阅读了两遍导论，而将后面的正文略读而过，这导致我对导论的理解比较深刻。再加上我在正文中并没有发现能充分吸引我的部分，反而是这篇提供了许多新思路的导论吸引了我的注意。因此导论部分是全书我最感兴趣，也是了解最详尽的部分。

另外，这部书的导论与其他书不同。它似乎并不仅仅是用来引出正文的一个引子，而是作者发表自己对思想史的理解的一个平台。它的内容自成一个部分，可以成为一本篇幅较短的书了。同时，作者在导论中阐述的观点是贯穿全书的，从全书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得到印证。因此我认为，深刻理解导论，是阅读本书的前提。

《导论》全篇，都是关于“思想史的写法”的论述，交代了作者著书的方法论。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在研究问题时方法论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有时同样的材料，在历史研究中则是史料，在不同人的手中，不同方法的研究过程中，效果也是相当不同的。因此《导论》中阐述的这种创新的方法论，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相信用这样全新的方法论，可以发掘出新的内容来。导论本身，即编著这部书的方法论，就是作者在著书时最大的创新之处。可以看出，在撰写思想史的过程中，作者始终关注着“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这是与以往撰写思想史不同的途径。

“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是被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在社会思想中占主体的那些思想，而不是一定程度上与社会脱节的精英思想。它大体由启蒙教育、生活知识的来源、思想传播的途径等构成和影响。“一般知识和思想”，作为一个时代中广受认可的，和社会运转、发展息息相关的，通过各种方式代代延续和变化的知识和思想，构成的是指导生产活动的最简明而直接的思想，是对这个世界最有效的理解方式。它解释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现象，指导着人们的行动，是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生活的规则和理由。“一般知识和思想”是“日用而不知”的，它缓慢地运动着，而不像“精英的思想”一般激烈地变化；它与物质世界息息相关，蕴含在大量的史料中，而“精英的思想”却往往与历史发展脱节。它是直接的，而“精英的思想”在历史中成为了间接。

这部以“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组成的思想史，展示的正是历史舞台本身，而不是活跃于其上的一个个人物、事件。

而思想史的连续性，是令我格外注意的问题。

以往接触过的与思想史相关的知识，往往给我一种断续的感觉，然而作为对社会运转有指导作用的“思想”，它应该是连续的、绵延不断的。并不仅仅是过去固有的思想资源对后代的思想产生一些“影响”，而是这些固有的思想资源本身被不断地诠释，不断融合新的内容而发展，“过去的思想”在思想发展中起的并不是辅助作用，它们就是思想发展的主体。

在《导论》中也能充分体会到这一点。当人们需要理解新的世界、新的知识时，人们往往会回溯过去的思想，从中得到一些解答。例如，在晚清“科学”“民主”兴起时，人们想到的是朱熹的“格物致知”，孟子的“民为贵”等。当西方的语言传入时，人们需要从我们原有的语言中去寻找对应或近似的词汇去翻译它，固有思想资源便被新事物唤起了。因此新的知识、思想，往往和以往固有的思想资源产生联系，尽管它们之间的关联可能是有偏差的。在被翻译和阐释的过程中，新的思想被逐渐本土化，两种思想相互融合，意义发生偏移，“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这便是思想的延续过程。

这种变化同时也可以从古代的思想发展中见到。例如佛教，在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社会中，佛教的许多主张与孔孟之道相去甚远，是受到抵触的。例如佛教空无的思想，“无往而生心”的观点，与主张 “不知生，焉知死”的、从现实生活中寻找幸福的儒学思想就是相悖的，而释迦摩尼抛妻弃子等故事，也会受到中国社会传统伦理的抵触。然而，随着社会动荡，面对现实，儒家确立的许多观点在社会上产生了动摇，而佛教却作为一种精神寄托而传播开来。当时社会的社会风尚和人们心中的虚无思想，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条件。然而佛教与本土哲学仍然是对立的，当势力较弱的外来思想传入时，如果它与本土思想对立，那么只能被清除或妥协于本土思想。佛教则是选择妥协的那一类。在汉代刘向《神仙传》里，就说有七十四人在佛经上可以看见，又说“唯圣化无方，不以人天乖应，妙化无外，岂以华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万品齐悟，岂以夷夏而为隔哉”等。可以看出佛教极力地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找渊源，不管这种做法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成功，至少佛教在中国成功地发展下来。而从祈福禳星等来看，佛教也开始向中国伦理靠拢。这些都说明，佛教在改造自身的过程中，融入了中国社会。当新的思想出现时，它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嫁接于旧思想的主干上，这一点，在思想的历史中随处可见。这便是思想史的延续性。

由此，我认为作者的另辟蹊径，是一次非常独特、而且（至少在我眼中）较为成功的视角转换。从《导论》中，我寻找到了许多共鸣。从现代社会来看，有许多站在比较高水平的思想和理论，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从来不会接触到、或是被曲解的。比如说，当我们的时代也成为历史，未来的人研究现代的女性地位时，现存的大量有关女性主义的理论书籍，对他们的研究，几乎没有帮助。再以此类比一下，古人或许也和我们一样，写的东西和做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一个时代的精英思想对社会发展起了重要的引导推动作用，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一定是普遍存在的。

因此我认为，如作者这般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去除了“阐释”这个媒介，通过无意识地陈列着的史料来还原历史本相，对我们研究历史和思考一般问题都很有启发。研究历史时，是否应该通过深入了解作者的方法论，我更是获得了审视这个世界的全新视点，和用新的眼光、尺度去考量事物的能力。

然而我认为，这种写法并不是研究和展现思想史的唯一正确途径。读完《导论》后，本来抱着崇高的敬意，准备膜拜这部著作的我，在读到后面的正文，便感到并不是很尽兴。《导论》中的问题意识，对这部著作的具体写作提供的帮助，似乎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不过这或许是因为以一人的力量写一部通史是本身就是比较费力的事情，也或许是作者在“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写法还在探索中。而且在我看来，这部著作并没有完全超脱于精英的思想史，从器物、礼制等方面来发现一个更基础，更大众的思想史。但通观全书之后，发现其实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困难。这可能也是受客观条件所限，相关的史料并不充足，还是要依靠士大夫阶层的一些著作来推测。

另外，我还有一个疑问：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仅仅是对历史的绝对还原，那我们这样做的意义又在于什么呢？

经济思想史的读书笔记 篇6

一、重商主义学说

一、产生的历史条件：

在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初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是商业支配产业，流通支配生产，商业资本的力量大大超过了产业资本，这些客观决定了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必然是一种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以流通过程为研究中心的理论体系。

二、代表人物：早期重商主义：约翰ּ海尔斯 威廉ּ斯塔福德 孟克列钦

晚期重商主义：托马斯ּ孟 柯尔贝尔

三、特征：

重商主义学说都是以流通过程为中心，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为研究对象，以维护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增加金银货币为目的。其认为金银货币是社会财富的惟一形态，财富的直接来源除开采金银矿外是流通领域和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原则是少买多卖，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保护本国商业和工业，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四、影响：

首先，它打破了封建伦理的束缚，开始用新的方式来考察现实社会经济生活，把经济现象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国民经济，推动了经济学说的发展。其次，最直率地吐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在于追求利润，最先看到货币作为资本的职能及货币是在运动中增殖货币的手段。以上这些，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二、威廉ּ配第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历史条件：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到17世纪中叶，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和政策，尤其是它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垄断对外贸易的主张和做法，已经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生产和流通关系的变化，产业支配商业，生产支配流通。重商主义已经过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在重商主义理论体系逐渐瓦解的基础上产生并取而代之的。

二、代表人物：威廉ּ配第

三、特征：

他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代表了当时英国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论述了如何增加社会财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他不停留于观察经济的表面现象，而是力图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并首先应用抽象法。劳动价值论是其全部经济理论的基础，地租论是其全部经济理论的核心。他最先克服了重商主义的影响。

四、影响：

他对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把商品价值的源泉归于劳动，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从而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他的分配理论反映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特点，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利益在经济上的对立，为古典分配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第一次论述了地租（剩余价值）与工资的对立关系，对后来李嘉图的工资与利润对立、利润与地租对立的见解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配第虽然没有创立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但他的理论几乎触及了政治经济学所有的重要问题，并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得出了一些科学的结论，从而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布阿吉尔贝尔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历史条件：

由于路易十四时期，柯尔贝尔推行极端的重商主义政策，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使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处于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这又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使法国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重新探索振兴法国经济的道路中产生了法国政治经济学。

二、代表人物：布阿吉尔贝尔

三、特征：

他极力主张以发展农业生产来促进其他行业的生产，主张经济自由，反对重商主义，主张国家要保护农业。他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理解财富，认为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而是维持人的生活的各种物品。他认为农业是财富的源泉，一切财富都源于土地耕种。

四、影响：

他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均衡生产理论，使他能够在宏观的高度把握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把每一种商品的价值视为由社会总劳动时间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在各个特殊部门来决定的。这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创见，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重要补充。他的这一思想，在西斯蒙第的劳动价值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四、重农主义经济学说

一、理论来源：

重农主义学派继承和发展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借鉴了重农学派的先驱者之一布阿吉尔贝尔的一些见解和原理，创立了比较完整的重农主义理论体系。

二、代表人物：魁奈 杜尔阁

三、特征：

（一）重农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是“自然秩序”观念，指出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一样，都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自然秩序”：指出：“人为秩序”的确定应以“自然秩序”为准则。

（二）重农主义学说是具有封建外观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

（三）重农主义学说重视农业，反对重商主义，大力提倡经济自由，为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开辟道路。

四、影响：

（一）重农主义者的“自然秩序”思想给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事物客观规律的任务。

（二）魁奈的等价交换学说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交换是等价的，那么财富的源泉就不可能在流通领域，这不仅击中了重商主义的要害，而且使他把自己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了生产领域，为他首次系统地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提供了可能。

（三）魁奈的纯产品理论为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奠定了基础。

（四）魁奈的资本理论中把资本和生产直接联系起来，抓住了生产资本，这样也就抓住了资本具有决定意义的形态，从而为从生产领域探寻资本的作用和意义，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开辟了道路。

（五）魁奈的《经济表》的科学成就对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学说的创立有重要的批判继承意义。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

一、理论来源：

他继承和发展了英国自配第以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最先建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二、代表人物： 亚当·斯密

三、特征：

（一）他的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争取经济自由，增加社会财富，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二）他最先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从经济上考察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

（三）他的著作《国富论》以发展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为主线，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级的三种收入理论为核心，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各个范畴，几乎包括了经济学科的各方面内容，已经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四）《国富论》具有明确的中心思想和清晰的结构，并同时运用了抽象分析法和归纳综合法，既有对经济过程本质的一定分析又有对经济事物较充分的数量分析，既有对经济发展历史的分析又有对经济发展现实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上较全面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问题。

四、影响：

（一）斯密的分工理论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分工问题，较为客观地说明了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的作用以及分工对工人的不利影响，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二）他认为货币只要能起流通手段的作用，货币用什么材料都是可以的，并进而讨论了用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问题，开创性地探索了纸币的流通规律。其货币职能分析对货币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斯密不仅把价值的真实基础归结为生产时所消耗的劳动，而且把价值量归结为商品内部所凝结的劳动量。这就为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四）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斯密第一个正确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他根据人们的经济地位和取得的收入的形式把国民划分为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

（五）斯密认为利润是随着资本的出现而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殊的经济范畴。他从劳动决定价值出发，指出利润是工人创造出的价值的一部分，是雇主分享的由工人劳动对原材料加工所增加的价值扣除工资以后的余额。这是斯密关于问题的一大功绩。

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历史条件：

李嘉图所处的时代是英国产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也使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业资 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迅速壮大，并在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政权仍在地主阶级手中，这侵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于是在一系列问题上，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在政治方面，它表现在工业资产阶级要求通过议会改革，取得议会的多数，以便掌握政权。在经济方面，它表现为对谷物法的存废和货币改革的争议。

二、特点：

在方法论上，李嘉图力求克服斯密体系中的矛盾，始终一贯地使用抽象法，他把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原理作为分析一切经济现象的基础和出发点，因而他较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得出了一些比较科学的结论.（一）肯定了斯密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但更进一步为：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可以没有交换价值；但没有价值的东西，一定不会有交换价值。事实上他已认识到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二）李嘉图以分配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任务，但不是孤立地研究分配问题，而是从生产出发来研究分配的。他力图通过对各阶级之间分配问题的研究。阐明如何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提供最有利的条件。

（三）他的货币学说是建立在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并把贵金属作为特殊商品来考察，认为它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

三、影响: 李嘉图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代表和完成者，直接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建立起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准绳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在当时以至对以后的经济思想的发展都城产生重大的影响。

西斯蒙第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大生产对小生产的胜利，同时也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破产和贫困。小资产阶级一方面要保存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力图反抗大资本家对小生产者的威胁，因而产生了以理想的小生产方式阻止或延缓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幻想。西斯蒙第就是19 世纪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

二、特点：

（一）西斯蒙第虽然接受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若干经济范畴和原理，可他即比前人更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缺陷和矛盾，并从中分析出涉及资本主义本貭的问题，得出了和古典经济学家截然不同的结论，否认了他们所宣传的资本主义自然性、合理性和永恒，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进行重新分析研究的任务。

（二）西斯蒙第是用小资产阶级的眼光来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因而也不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科学的分析，错误地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归咎于人们的思想和国家政策，以及错误的经济学说和经济方针，并主观地寻求保证人类物质幸福的一般原则和政治措施，创立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或经济浪漫主义的思想体系。

（三）在西斯蒙第看来，消灭资本主义矛盾的途径，就是使现代社会回到被他所理想化了的小生产方式中去。他把中世纪宗法式的农业和行会手工业理想化的人类幸福生活的新境地，呼吁国家采取措施来保护和发展生产，建立资本主义和工人之间的宗法式的合作关系。

三、影响：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做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就此结束，那么，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萨伊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法国大革命虽然沉重打击了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但也吓怕了法国资产阶级，使得他们急剧地改变了斗争方向，走上了反对革命的道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以重农学派为代表的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庸俗化的进程。萨伊就是这一经济思潮的带头人。他以斯密学说解释人的面目出现，创造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庸俗理论体系。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被作为教材在欧美大陆流行一时。萨伊也因此被誉为经济学权威，亚当·斯密的“伟大继承者”。

二、特点：

（一）萨伊第一个把斯密经济学说中的庸俗成分分离出来并加以发挥和系统化，最先创立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二）把政治经济学变为了研究人与物的关系、标榜为超阶级的、纯理论的学科，为整个庸俗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三）最先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分为了生产、分配、消费三部分，并把三者说成是超历史、超阶级、彼此孤立的部分。萨伊提出来的“生产三要素”论、供求平衡的“销售论”、“三位一体”的分配论来掩盖资本主义剥削，抹煞资本主义矛盾，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可以无限繁荣发展的美好社会。

三、影响：

（一）萨伊的三分法大体上规范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为其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容划分和体系构建奠定了基础。

（二）萨伊的三种价值理论阐述了庸俗政治经济学价值学说的各个基本理论，为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萨伊在销售论中认为生产创造需求；国家应该遵循经济的自身规律去指导经济生活，而不要乱加干涉；开展适当的对外贸易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观点，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说

一、来源：

马尔萨斯继承了斯密的庸俗因素，与李嘉图理论相对立，创立了英国早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马尔萨斯是以人口论闻名于世的。

二、特点：

（一）他的理论迎合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对被压迫阶级残酷无情。

（二）马尔萨斯只是把斯密经济学中的庸俗因素分离出来加以继承和发挥，并用来反对李嘉图学说及一切进步思想。

（三）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有在有利于贵族地主阶级时才是可能的，认为贵族地主阶级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最大贡献。

三、影响：

（一）他认识到人口增长受到生活资料增长的制约，人口增长应与生活资料增长保持一定的比例，否则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进步和安定。

（二）他确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人口过剩的事实以及由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而产生人口盲目增殖的趋势，认识到了人口过剩的危害性，论证了人口、就业、收入之间的相互影响。

西尼尔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背景：

其是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演变和发展，但其已不再打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旗号，而是转向公开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寻找新的理论来代替它或者肆意篡改其基本原理，以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达到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目的。

二、特点：

西尼尔依据萨伊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精密的抽象演绎的、研究一般财富的性质、生产、交换及分配的纯经济学。他主张把经济科学同研究与制度有关的以及研究财富和福利之间关系的经济艺术、经济政策区别开来，认为政治经济学家所要处理的对象，不是福利而是财富。他还认为经济学家的作用应该是纯学术的，对各种涉及到经济问题的社会方案和政策不应发表意见。经西尼尔大力压缩的所谓纯经济学被概括为四条不变的基本命题。

三、影响：

四条基本命题以及赖以建立的纯经济学理论是西尼尔将萨伊、马尔萨斯以及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加以概括、调和和补充的产物。这种处于初级阶段的实证经济学所依据的理论及其使用的逻辑演绎方式是贫乏的。然而，继萨伊之后的西尼尔是公开主张以实证分析为经济学科学化标志的首创者。

巴师夏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背景：

与西尼尔的经济学说产生于同一时期

二、特点：

（一）他的服务价值论是为了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而提出的。

（二）他的延缓论是用来反对李嘉图关于工资和利润对立的理论的。总之，其理论实质在于美化资本主义，反对空想社会主义和李嘉图学说，并不是探讨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

凯里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背景：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国内北方资产阶级与南方奴隶制农场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正在不断加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显示出来，西欧不断发展和流行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想也传到了美国，威胁着美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上述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未经历古典阶段，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庸俗化道路，极力鼓吹阶级调和论。

二、特点：

（一）他主张实行国家关税保护主义，防止英国竞争，积极发展本国工业。

（二）他指责李嘉图总是要在各个阶层之间和各个民族之间挑起竞争。

（三）他的价值论是其阶级利益和谐论的理论基础，认为价值是人们对自然的支配尺度。

三、影响：

（一）他的理论包含着关于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尽快赶上英法等国的思想，如强调严格实行保护关税政策，阻止外国竞争，以保证本国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力迅速发展。

（二）它强调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繁荣民族经济的思想，对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约翰•穆勒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背景：

其产生在英法两国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解体的时代。此时西欧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加剧，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更加扩大。受欧洲革命的影响，促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分为两派，一派是在巴师夏的旗帜下辩护庸俗政治经济学，另一派追随约翰•穆勒，企图调和那不可调和的东西。

二、特点：

（一）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大综合。

（二）具有显著的折衷主义特点和改良主义倾向。

（三）保持了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诚实性，而不象某些庸俗经济学家那样有意为资本主义辩护。

（四）宣告了政治经济学的破产。

三、影响：

（一）他提出分配规律是历史的可变的规律；把劳动看作是价值决定的一个因素，并把工业产品价值和农业产品价值的决定的法则区分开；坚持了资本不具有生产力，唯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的观点；他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中的科学因素。

（二）它的著作标志着研究生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即将破产和一代经济理论的结束，从而走向研究消费、流通，并走上主观主义的道路。

德国历史学派

一、产生的历史条件：

19世纪初，在德国，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一些思想家呼吁国家的统一，并企图依靠国家政权来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为此，他们把理论批判的矛头指向鼓吹自由贸易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从而为与古典学派相对立的历史学派的产生准备了思想材料。

二、代表人物： 李斯特 威廉·罗雪尔 施穆勒

三、特点：

（一）李斯特经济学说的特征：

他的经济学说具有鲜明的特点，就是反对英法古典经济学说，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他极力要建立一种新的学说体系，即“国家经济学”。他提出这种学说不是建立在空洞主义之上的，而是以事物的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的。

（二）旧历史学派的理论特征

旧历史学派提出了自己的“历史的方法”他们认为，事物是互相联系的有机体，因此只能用综合的方法，用归纳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事物是发展和变化的，因此经济规律只具有相对性，只能从历史的类比中去发现它。旧历史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最基本的特征，正是这种“历史的方法”。旧历史学派是在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方法沦的基础上形成的。

（三）新历史学派的理论特征

其继续采用旧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作为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方法，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分析法。但新历史学派对历史方法的看法及其运用比旧历史学派更加极端和彻底。他们否认在每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规律性。经济问题的分析必须运用历史方法，抽象演绎方法得不到任何结果，其极力主张采用“历史统计方法”。

四、影响：

（一）李斯特特别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论述了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应采取的经济政策的关系、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关系，主张在当时的德国实行保护发展政策；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措施；特别重视根据本国的特点和具体情况，来发展自己国家的民族经济，这都是李斯特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

（二）旧历史学派提出了新的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拓宽了古典经济学所确定的研究的视野和范围特别是对于认识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来说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新历史学派强调研究本国的特点及其历史发展，强调国民经济是一个综合的整体，不仅应研究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特点，而且应研究意识形态、国家政权等等对经济的影响，这对于考察一国经济的发展及制定适合本国特点的经济发展战略，无疑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他们收集的大量资料和提出的 各种专题研究，推进了经济史这门学科的发展，也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进行理论抽象的某些基本依据。同时美国的制度学派就受了新历史学派的很大影响。

美国制度学派

一、来源：

其在某些方面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在经济学方法上强调所谓制度研究，以求对资本主义现实做出新的解释。制度经济学主要吸取了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观点，采取历史主义和制度分析的方法，描述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趋势，宣扬社会改良主义。

二、代表人物： 凡勃伦 康芒斯 米契尔

三、特点：

（一）把社会经济看成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强调经济的发展和变化。

（二）根据19世纪末流行于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以本能作为一切行为包括经济活动的解释。

（三）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庸俗进化论来解释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四、影响：

凡勃伦在其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评和责难，阐述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方法和理论，为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边际效用学派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说

一、理论来源：

卡尔·门格尔在综合前人的主观价值和效用递减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价值决定于商品的最不重要部分的效用理论，从而奠定了边际效用理论的基础。

二、代表人物：卡尔·门格尔 弗里德希·冯·维塞尔 欧根·冯·庞巴维克

三、特点：

奥地利学派反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所谓历史的方法，主张采用抽象演绎法。其抽象演绎法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中把个人抽象出来。

（二）应从个人的心理动机出发，把人的需要及需要的满足即消费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三）把消费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首要问题。

四、影响：

庞巴维克的价格论是奥地利学派中最彻底的主观的价格论和供求平衡论的混合体。实际上，买卖双方对商品的主观评价预先就已把原已假定的价格为前提和起点，因为交换双方最感兴趣的是作为价值的倾向表现的价格。卖主对商品的评价（要价）从根本上讲取决于生产成本，社会必要劳动的耗费量。买主对商品的评价（出价）取决于他们在社会分配结构中的地位和购买力，而购买力又是以市场价格为转移的。这个集奥地利学派价格之大成理论完全用价格取代价值从而彻底割断价格与生产劳动的内在联系，并且把经济理论的重点转移到对市场、市场价格、货币和利率、市场运行机制的研究上来，为此后的西方经济学的演变和发展划定了路标。

数理学派的经济学说

一、来源：

他是边际效用论和数学分析方法相结合的产物，运用数学方法研究、论证和表述经济现象的规律。

二、代表人物： 杰文斯 瓦尔拉斯 帕累托

三、特点：

（一）把各种经济事物的数量及其相互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用数学分析代替理论分析。

（二）以交换作为应用数学方法的出发点，把生产、分配、消费都说成是交换的不同形态。

（三）抛弃一切以因果关系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完全以经济现象的函数关系代替因果关系。

四、影响：

（一）数理学派在方法论原则的特点，并不就是在经济学运用数学方法，而是在于主张用数学符号和方法来表述、研究和论证经济现象及其相互依存的关系，并认为数学方法是研究经济学的主要方法，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它是借用函数概念表达经济现象之间的依赖关系，借用微积分的语言来刻画经济规律，借用联立议程组来构造整个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

（二）帕累托独创性贡献有： 第一，他用序数效用概念取代了效用可测量的假定 第二，他引进了无差异曲线分析的技术

美国学派的经济学说

一、来源：

它是美国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袭了凯里的阶级调和论，并以当时兴起于欧洲的边际主义作为论证的理论基础，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理论经济学，形成美国学派。

二、代表人物： 约翰·贝茨·克拉克

三、特点：

（一）克拉克体系的中心是分配论。他认为分配问题极端重要，它涉及“现存社会制度究竟有没有存在的权利”，“是不是要让这个制度自由无阻地按照自己的方向发展下去”。而在进一步探讨如何研究财富分配问题时，认为这种研究不能离开生产和交换，并且明确指出分配和交换的全部问题都应当纳入有组织的财富生产过程里。克拉克断定社会生产中包括着分配和交换，并强调应从生产领域去证明支配分配和交换的规律。

（二）新的三分法：克拉克把经济学分成“普遍规律”、“静态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

马歇尔的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界分为以约翰·穆勒为代表三主张以生产费用决定价值和以杰文斯为代表的主张以最后效用决定价值的两个派别后，马歇尔以边际效用论为基础，把争论双方的观点加以折衷，并收集了各种新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立了他的理论体系。

二、特点：

（一）马歇尔把古典经济学的供给分析与边际学派的需求分析加以综合，形成了以生产成本分析为中心的供给理论和以效用分析为中心的需求理论相结合的新的经济学体系。

（二）在马歇尔的研究方法中，最主要的特征有三点：连续原理、边际分析、局部均衡分析。

三、影响：

（一）他的学说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更新。一方面他吸收了古典经济学关于生产成本的解释，参照了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分配学说，另一方面，他引入了边际分析，强调了需求分析的重要性。因此他的学说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二）马歇尔经济学说的新思维，尤其是均衡价格理论，为经济学创立了一套分析工具，因此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

（三）提出了有关不完全竞争问题。

（四）马歇尔的学说体系中，无论在供给理论还是在需求理论方面都加入了新的内容。但比较起来，需求理论更具特色。他关于需求规律、需求弹性的论述，关于消费者剩余的概念都是他的贡献。由于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具有鲜明的特点，并对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所以在他工作的剑桥大学里，形成了继承和发展他的学说的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如庇古·罗伯逊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凯恩斯等，他们不仅师承马歇尔，而且各自都有重要影响，于是逐渐形成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的剑桥学派，而且马歇尔则是这个学派创始人。

凯恩斯经济学说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这次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是凯尔斯经济学说产生的直接历史背景。这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了传统西方经济理论的破产，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传统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极力推崇的自由放任主义。但是面对当时的现实，这一传统观念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者首先从行动上突破了自由放任主义，采取了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措施，祈求以此来摆脱经济危机。这一政策的实施要求在理论上加以配合，于是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就产生了。

二、特点：

（一）理论上，凯恩斯反对代表基本传统理论观念的“萨伊定律”，强调总需求对决定国民收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提出在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将无法发挥有效作用，纠正这种失调。

（二）方法上，凯恩斯复活了重商主义曾经使用过的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克服了此前传统的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分开的“二分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这一做法开辟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新时代。

（三）政策上，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和调节。特别是，他创新性地提出了功能性的财政预算政策，主张以赤字财政政策来解决大的经济萧条和危机问题。

三、影响：

（一）凯恩斯经济学说为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造就了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

（二）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第二个黄金时期”的出现。根据凯恩斯经济学说的主张，以保持充分就业作为施政目标之一，扩大公共事业开支，提供救济和社会福利。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贫困阶层的生活状况，局部地改善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端，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凯恩斯主义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推广。当代各个西方经济学派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凯恩斯经济学说有关。凯恩斯的经济学说至今已以各种形式渗入了各个经济学派的思想当在中。后凯恩斯经济学

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内部大体分为两大支派：新古典综合流派和新剑桥学派

新古典综合派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20世纪40-6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在欧美国家得到普遍传播和运用的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凯恩斯时代”。在这一时期里，美国取得了连续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这似乎证明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有效和适用。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又开始重新逐步回到一些人的经济理论观念中，并渗透和进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由相互对立转向共存与相互融合。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就在这一基础上形成和出现了。

二、代表人物： 保罗•萨缪尔森 托宾 索洛

三、特点：

新古典综合派在经济理论上的最显著特征是，在宏观方面接受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采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随着形势的发展，新古典综合派还表现出另一个特征，那就是对其他学派观点的吸纳。新古典综合派这种经济理论的运行背景是所谓的“混合经济”。

新剑桥学派

一、理论来源：

（一）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新剑桥学派继承了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强调投资对就业量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作用。他们特别强调论述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以及推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没有食利者阶层的文明生活新阶段。

（二）卡莱茨基的经济理论。卡莱茨基在１９３３年发表的“经济周期理论大纲”一文中提出了几乎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并把不完全竞争、垄断价格等因素的作用引进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强调投资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三）斯拉法的理论。斯拉法于１９６０年发表了他将近３０年的研究成果《用商品生产商品》。在这本小册子中，斯拉法以精炼的文字、严谨的逻辑重新恢复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为新剑桥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批判武器。新剑桥学派也因此而宣称要通过斯拉法的理论来返回李嘉图的古典传统，“重建政治经济学”。由于这个原因，新剑桥学派有时也被称为“新李嘉图主义”。

二、代表人物：琼·罗宾逊 卡尔多 帕西内蒂

三、特点：

（一）新剑桥学派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的对立面出现的。它强调凯恩斯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的对立，坚持和发展前者而批判后者，坚决反对新古典综合派把两者调和起来。

（二）新剑桥学派的方法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坚持抛弃均衡概念，树立历史的时间观念；二是强调社会制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三）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把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问题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阐述如何通过收入分配的变化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说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

四、影响：

由于新剑桥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比较激进，因而它从来没有被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所接受和采纳，更没有被付诸实施。当然，即便如此，新剑桥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仍然属于改良的性质。战后西方其他主要经济学流派

福利经济学

一、产生：

福利经济学正式产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出版。30年代后，许多经济学家运用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序数效用论和“最优化理论”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二战后福利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代表人物： 庇古 帕累托

三、特点：

（一）福利经济学的突出特点是强调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把价值判断，即是非善恶的标准引入经济学，来判断经济行为的好坏。

（二）把是非善恶的标准引入经济学中，就使得经济学成为一种规范性的科学—“规范经济学”，以区别对经济行为本身进行说明的实证经济学。

（三）从分析方法来看，福利经济学通常采用长期、静态和微观的分析方法。应用边际效用论、最优化原则以及消费者主权论，提出了“福利标准”和“社会福利最优状态”。

熊彼得的创新理论

一、理论来源：

熊彼得在学术上先后受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和庞巴维克、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的影响，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用“创新”的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趋势。

二、特征：

（一）在研究方法上，熊彼得强调生产技术革命和生产方法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力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

（二）在研究对象方面，熊彼得着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使动态经济学理论体系化的先行者。

（三）他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得出了“资本主义不能活下去”，“长驱直入社会主义”的结论。

三、影响：

熊彼得的“创新”理论不仅对西方经济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他的追随者还把他的理论发展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两个新的分支：“技术创新经济学”和“制度创新经济学”。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

一、理论的产生：

罗斯托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受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凯恩斯经济学说和熊彼得创新理论的影响。德国历史学派是以提倡在经济学中应用历史的分析方法而著称，在分析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时惯于采用“阶段论”的分析方法，这对于罗斯托从经济史的研究出发，探索经济过程并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特征：

（一）他运用了“主导部门”分析法，提出了“主导部门”的作用。他认为经济成长阶段的依次更替和重要经济部门的变化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

（二）他采用了心理因素分析法，提出了所谓“布登勃洛克式动力”的作用。

（三）他把“主导部门”分析和“布登勃洛克式动力” 心理因素分析统一起来解释经济成长阶段的依次更替。

三、影响：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在理论观点、分析方法以及政策主张方面自成体系，有其独特之处，在西方经济学中具有较大的影响。

新保守主义经济学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保守主义思想实际上是19世纪上半期就已经产生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70年代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高速发展中积累起来的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证明了战后他们奉行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依据的经济政策的失败，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新保守主义经济学便逐步扩大影响，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特点：

（一）相信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主张采用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

（二）肯定私人企业制度的优越性，主张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

（三）反对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

（四）主张维持市场竞争、反对垄断。

（五）坚持传统的健全财政原则，反对通货膨胀。

三、影响：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竞争的市场力量始终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一角度说，新保守主义经济学的自由经营论将在西方国家长期存在下去。

货币主义学派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它属于新保守主义学派。战后实行凯恩斯膨胀经济政策的结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也同时带来了通货膨胀等严重的经济问题。70年代初“滞胀”的出现使凯恩斯主义陷入了窘境。货币主义公开反对凯恩斯主义，提出“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企图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

二、代表人物： 米尔顿·弗里德曼

三、特征：

（一）强调两种意义的自由，即人们相互关系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

（二）强调人们相互关系的自由在经济活动中主要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来实现，在政治活动中则主要依靠某种形式的少数服从多数来实现。

（三）强调人是一种“不完善的实体”，“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四）自由只有在政府的保护下才能实现。

（五）运用了预期量分析法和名义量分析法。

四、影响：

（一）弗里德曼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自由的虚伪性，同时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到了自由与市场经济和政府作用的关系。

（二）弗里德曼运用的预期量分析法和名义量分析法对研究市场经济下的货币作用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使用价值。

理性预期学派

一、产生：

它最初是货币主义学派的一个分支。理性预期的思想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最初是穆斯注意到了理性预期的问题。直到70年代理性预期理论才逐渐形成一派。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理性预期方法对宏观经济进行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

二、代表人物： 卢卡斯 华莱士 萨金特

三、特征：

（一）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理论的假定和前提进一步发展，把微观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二）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政府干预，但不同意把货币政策放在第一位和实施单一的货币政策。

（三）把“理性预期假说”引入了宏观经济分析，强调理性预期在经济行为者的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四、影响：

理性预期学派要求减少国家不必要的、过多的干预，并不是完全不要国家干预。主张国家干预应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或使二者更好地结合起来对付严重的经济问题。这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管理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供给学派

一、产生：

供给学派的创始人是孟德尔，他首先提出减少税收，增加供给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面对滞胀的局面，凯恩斯主义者提不出新的解救方案，货币主义和其他保守主义学派也拿不住有效的措施，而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却能解决这一问题。这样供给学派就逐步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一个新的流派。

二、代表人物： 孟德尔 拉菲尔

三、特征：

供给学派强调供给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不是通过对构成供给的一些要素的分析来解决现实中的供给问题，而是从政府的税收政策对生产率的影响来解决供给问题。凯恩斯强调的是“需求刺激”，供给学派强调的是“减税刺激”。

四、影响：

由于凯恩斯经济学说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只注重调节需求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供给学派的产生使资本主义国家在解决经济问题时更加注重供给的调节。

伦敦学派

一、产生：

伦敦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的四个中心之一。20世纪20-4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问题的大论战。哈耶克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场争论中形成的。

二、代表人物： 埃德温·坎南 哈耶克

三、特征：

（一）纯理论性和纯学术性，不直接提出具体改革建议来影响一国经济，而是通过影响其他的经济学家来影响一国的经济。

（二）研究范围极为广泛，几乎涉及到一切社会科学学科。

（三）完全否定国家干预，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

（四）在方法论方面，他把经济学看成是社会科学之一，并从社会科学的广义上研究经济学的方法论。

四、影响：

哈耶克的理论对新经济自由主义各派以及整个西方经济思潮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哈耶克之于经济自由主义各学派，正如凯恩斯之于各种凯恩斯主义一样。

弗莱堡学派

一、产生：

弗莱堡学派即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弗莱堡学派的经济理论恰好满足了二战后德国社会的需要，其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被德国政府付诸实践，创造了经济奇迹。

二、代表人物： 瓦尔特·欧根

三、特征：

（一）欧根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即“显著特征提炼抽象法”

（二）欧根提出了第三种经济秩序，即“竞争秩序”。

公共选择学派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公共选择学派是美国的一个新自由主义学派。

（一）传统经济学缺乏政府经济理论，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国家被看作是经济体系的外在因素。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应当把政治决策过程作为经济活动的内在因素。

（二）30年代以来的新福利经济学激起了公共选择理论对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决策过程的关注。

（三）战后纠正市场失误的国家干预越来越多，促使公共选择理论通过非市场的集体决策过程来探讨国家干预失误的原因。

二、代表人物： 布坎南 图洛克

三、特征: 公共选择理论以公共选择为研究对象，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结合。

（一）公共选择是在政治过程中进行的，消费者按照政治程序间接决定公共物品的产量。

（二）公共选择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消费者要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三）公共选择的个人支付与单个公共物品的消费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四）在公共选择中民主的竞选促使政府努力为投票人服务和选民服务。

四、影响：

（一）公共选择学派第一个将政策决策过程作为经济活动的内在因素。

（二）首次从政治过程的经济研究中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

新制度经济学

一、来源：

50年代以后，加尔布雷恩、缪尔达尔等人继承了前人的观点，特别是凡勃伦的制度因素分析和米音斯等人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观点，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二元体系论、技术决定论、后工业社会论等理论，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但他们的理论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理论，因此被称为左翼新制度经济学。60年代以来，威廉姆森等人从契约角度来论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的产生及其合理性，把制度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他们被称为右翼新制度经济学。

二、代表人物： 加尔布雷恩 缪尔达尔 威廉姆森 科斯 诺斯

三、特征：

左翼：

（一）反对主流经济学把资源的配置与利用作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主张从制度方面来研究社会。

（二）强调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的重要性，反对局限于抽象的经济因素范围内的分析，反对传统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方法。右翼：

（一）他们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把制度看成是外在的。

（二）他们忽视了制度变革过程中受益人与受损人之间的矛盾分析，这反映出其保守主义的特征。

四、影响：

左翼：

（一）其具有改良主义的色彩，对现代资本主义作了许多揭露和批判，有利于人们正确地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

（二）其力图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改革，使它能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这些主张至今在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右翼：

（一）其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发展和创新，使微观经济理论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分析市场价格形成问题的一个工具，而且成为一种关于人的行为的一般理论。

（二）其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的脱离现实的假设前提，提高了微观经济理论的现实性，从而提高了由此到处的经济政策的可操作性。

（三）其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加尔布雷思的二元体系理论

一、产生的条件：

50年代后由于凯恩斯主义未能解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一批制度经济学家起来批判凯恩斯主义，并提出了改良资本主义的新理论，被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派。其中最著名的是加尔布雷思。

二、特征：

（一）强调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的重要性，反对抽象的“纯经济”分析。

（二）继承了制度学派的规范分析方法，提出把经济价值和经济以外的其它价值总和起来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即“生活质量”。

产权理论

一、理论来源：

产权理论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一些根本缺陷的批判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

二、代表人物： 科斯 德姆塞茨 张五常

三、特点：

产权理论是研究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如何通过界定、变更和确定产权结构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

四、影响：

（一）科斯首先把产权和交易成本引入资源配置效率的分析中，并指出了产权、交易成本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他的理论启发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

（二）德姆塞茨等人的研究为产权理论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企业理论

一、理论来源：

企业理论是产权理论在企业制度研究中的应用。

二、代表人物： 科斯 阿尔钦 德姆塞茨 威廉姆森 张五常

三、特点：

（一）其指出外部性是没有意义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交易成本

（二）当企业用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时，劳动市场的外部性会代替中间产品市场上的外部性，从而企业外部性内在化的论点是不成立的。

四、影响：

科斯首先用产权理论对企业制度进行了分析，开创了分析企业制度的新方法。

制度、制度创新与制度变革理论

一、产生：

诺斯通过对经济增长现象的思考和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意识到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在其一系列的著作中，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史学理论，并用这套理论考察和解释了自史前人类经济生活至现代经济增长的漫长历史。

二、代表人物： 诺斯 戴维斯

三、特点：

（一）他运用产权理论来研究经济史，使交易成本的概念具有了分析一切经济组织的一般意义。

（二）他对经济学家总是用投资和技术创新等原因来解释经济增长提出了质疑。诺斯提出了国家、产权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影响：

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 篇7

一、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思想,是对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继承和完成

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是在我国走向现代化初期,在资金、资源、技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约束十分突出的条件下,确立的优先发展具有良好基础的东部沿海地区、然后以东部带动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其实质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采取全国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通过加快东部地区的发展、再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这一“梯度”转移的方式来实现全国区域经济的均衡与协调发展。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需要顾全这个大局”。[1](P277-278)当沿海地区经济已经比较壮大时,中央的非均衡发展支持的重点会向中西部转移,通过对中西部的加大投入、优惠政策等支持中西部发展。“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全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P278)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及实施,加快了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也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在当时已经预见到在20世纪末,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必须作出重大调整。“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地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1](P374)实践表明,二十多年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东西部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了,社会主义不是两极分化,而是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这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对立的。所以当东部地区有能力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时,邓小平认为发达区域有义务帮助不发达区域。他指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1](P155)“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1](P374)到了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了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审时度势,提出了区域经济统筹发展的指导思想,完成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大局”。

二、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思想,是对江泽民以西部大开发为重心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完善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实施的以西部大开发为重心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是对邓小平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继承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起至21世纪初的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新变化。鉴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及实践出现的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特别是国土面积广大的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现实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与时俱进,提出了以西部大开发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是以克服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地区)为出发点,全国支持西部建设,致力于落后区域经济的迅速改观,强制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区域间经济的相对均衡和协调发展。这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区域经济理论的创新。实践证明,以西部大开发为基本内容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使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变,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即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实现。

党中央、国务院把西部大开发作为一个战略提出来,是从经济发展全局考虑的结果。中国的经济能不能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能不能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部的发展。没有西部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西部的繁荣稳定,东部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在世纪之交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是经济发展的大局,这不仅是西部的事,也是全国的大事;不仅是经济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大事。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缩小与中部和东部的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发挥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实践仍有较大的行政手段的痕迹,突出了西部的发展,而使中部地区受到了“冷落”,东北地区似乎被“忽视”,因而又出现了新的不均衡。加上各地区发展起点和基础有着较大的差异,西部的发展仍有着许多的制约因素和困难,目前西部发展主要还是国家政策支持的结果,其自身的“造血”功能仍不够强大,与东部相比,从绝对值的角度来看,差距仍在拉大。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完全实现,必须置于全国一盘棋加以统筹发展。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思想的提出,是对以西部大开发为重心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完善。

三、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促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部署

建国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经历了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的调整和转变。在不同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区域经济也经历了从相对的较低水平的均衡发展到东部加快发展,再到西部经济加速发展的历程。但无论采用何种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根本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就是缩小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实现各地区、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不平衡性,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城乡之间以及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差距和收入差异呈扩大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以西部大开发为基本内容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进程中,出现了中部地区“塌陷”、东北地区发展缓慢,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穷地区没能公平地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从而贫穷落后的面貌没能有根本性的改观这种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适应、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宗旨不相一致的局面。

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区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显扩大。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人均GDP之比的变化来看,1978到1990年间,基本是稳定的,其后显著扩大,由1990年的1.9:1.16:1扩大为2003年的2.94:1.18:1。从城乡收入差距看,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在80年代中后期曾经明显下降,90年代中期以后则又呈现出不断拉大趋势,已由1978年的2.57:1扩大为2005年的3.22:1。这种状况如不尽可能快地加以解决,不仅会影响到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不利于全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实现,加剧区域经济矛盾,助长地方主义的盛行,而且会影响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并会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隐患。

对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坚持了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和江泽民提出的通过西部大开发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的前提下,再次强调了在新世纪要着力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并根据新情况,提出了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为前提,以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有效体制和机制为途径及保证,以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促进全国各地区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新世纪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思想。新世纪形成的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思想,是我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作出的新的理论创新和对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的新贡献。

参考文献

郭汉民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篇8

郭汉民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特别是在人物思想、社会思潮的研究方面有高深的造诣。《郭汉民文集》就集中体现了作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面取得的学术成就。

第一，人物研究对象广泛，几乎囊括晚清每个时期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对龚自珍、魏源、郭嵩焘、薛福成、容闳、王韬、丁日昌、曾国藩、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李提摩太、唐才常、丘逢甲、孙中山、宋教仁、蔡锷等数十位思想家某些方面的思想都做过精深的专题研究。很多研究是言前人所未言，如对近代中国首任驻外使节郭嵩焘的护侨思想、早期维新思想家和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的侨务思想、寓华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华初期的社会改革思想，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早年的文学革命思想、反满思想和利用外资思想，严复的自由观等，都有深入而独到的思考。

第二，中国近代思潮史研究的推动者和领军人物之一。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著作，多是各个时期一些主要思想家思想的汇编，其缺点是不容易写出思想的时代特征，以及某一个时代思想家的共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思潮史研究异军突起，蔚成风尚。郭汉民是较早从事思潮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独著、参与撰写或主编的《晚清社会思潮研究》、《中国近代思想与思潮》、《清末社会思潮》、《中国近代社会思潮》（4卷）等著作，均是思潮史研究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描绘，展示了自十九世纪上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一百多年间中国社会思潮风起云涌、跌宕起伏的变迁过程。特别是由他参与主编的4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在1998年出版后，曾引起学界巨大反响，至今仍被认为“是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篇幅最长的一套”，“思潮包容之多、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的确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部集大成著作”。

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中，郭汉民对晚清思潮史研究贡献尤为突出。他从总体上勾勒了晚清社会思潮的演变过程，并理清了百余年间经世致用、变革、洋务、早期维新、戊戌维新、戊戌后维新、君主立宪和反清革命等主要社会思潮的基本面貌。他指出：“晚清百余年间，社会思潮的主流沿着经世—变革—洋务—维新—立宪和革命的轨迹发展演变，其发展步伐愈益加快，其近代色彩愈益鲜明，这从思想史的角度反映了晚清社会变迁的历史走向。”他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体系的建构，是以中国从古代宗法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为主线，以重大事件（包括政治革新、战争等）直接冲击或间接波及的社会意识、社会心态、价值观念、文化思想等的变迁为辅线，以思想家的思想来见证思潮的演化，又以思潮的演化来加深对思想家思想的解剖，组成了多方面、多层次纵横交错、环环相扣的立体架构，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递嬗、更新的轨迹进行了全面的呈现和深刻的阐释。

第三，注重做既有“思想”又有“史”的思想史。一定的思想总是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的思想，思想不能抽象地脱离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说，“思想”与“史”结合，才是好的思想史。郭汉民就特别注重把思想与社会历史融会贯通，把思想、思潮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考察。他提出，中国近代社会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反对列强侵略，捍卫民族的生存权利，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二是努力走出封闭，积极面向世界，追赶先进，争取国家富强，实现近代化。因此，“晚清一切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都要根据他们对上述两大历史任务的态度与实际作为加以评判”。根据梁启超所提出的“过渡时代论”，郭氏强调，晚清时期是社会转型的“过渡时代”，其实质是进化、是进步，只有与社会进步相联系、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促进社会进步的人们，才可以成为“过渡人物”。晚清人物大都可以称为这样的人物。在他们身上往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旧制度、旧思想、旧观念的影响，指出其局限性并加以分析是完全必要的，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历史人物所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并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但在给这些“过渡性人物”作历史定位时，则应当主要依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对社会的进步所作出的新的贡献。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判断历史的功绩，才能正确认识历史人物的价值，也才能从历史人物的身上汲取创造历史的智慧从而能动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既然思想是时代的产物，那么，由于“环境之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心理之感召”[4]P1不同，思想也会随之发生变迁。在研究维新思潮时，郭氏指出，同是以“救亡启蒙”为主题的变法维新思潮，在“戊戌政变”前后却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前者以救亡为主，偏重于变法和身体力行的政治操作，以救亡唤起启蒙，后者的重心则在启蒙，大倡民权，开启民智以新吾民，以启蒙促进救亡”，而且“在思想理论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p196这正是戊戌政变前后康梁等维新派所处的政治、社会、生活环境的不同所决定的。这种分析无疑是非常深刻和有说服力的。

第四，尤其擅长思想史的比较研究。以当前学界所作的时间界定，一部中国近代历史不过一百余年，然而，其复杂与多变堪称中国历史之最。接踵而至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革新、革命运动以及各种保守与复辟运动，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古今中西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平衡等等，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动。而长期以来，由于革命史观的制约，很多论者曾以极其简单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按照某种抽象的原则与思维定势来划分那些千人千面且千变万化的人物与群体，把历史描绘得黑白分明、正误立见。郭汉民对人物思想和社会思潮的研究，则特别注重人物与人物之间、思潮与思潮之间的比较分析，以揭示古今、中西、新旧各种思想观念的交锋与融合。比如康有为、梁启超都是维新运动的杰出代表，学界论述近代史事，多以“康梁”并称，却没有具体探讨二者在思想和行动上从有差别到逐渐趋向对立的轨迹;即使偶有涉及，也不曾推究造成康梁分化的社会原因。郭氏《论康梁异同》一文则将康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政治上的异同加以比较研究，指出二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选择有同又有异，始合而終离，其轨迹大体分为“大同小异”、“大异小同”、“同床异梦”、“趋舍异路”、“异途同归”五个阶段，并着重结合中国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政潮起伏等社会生活的演变和人物性格的不同，探讨了导致康梁异同的根本原因。另外，作者对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孙中山与作为学者和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的文化思想的异同，对洋务思潮与早期维新思潮的异同，对“戊戌政变”后的维新思潮对政变前的维新思潮的继承与超越，对立宪思潮与反清革命思潮的对立与共生、分离又合作的复杂关系等都进行了细密的具体分析。通过比较研究，作者同中辨异，异中察同，将问题探讨引向深入。这较之司空见惯的那种非此即彼的定性分析与功过评判，更容易客观展现人物思想和社会思潮矛盾歧异的原生状态和跌宕起伏、盘根错节的历史场景，揭示近代中国曲折发展的变动过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几十年来，郭汉民以“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治学精神，淡泊名利，埋头耕耘，十年磨一剑，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扎实的学术功力与涵养，以及对许多专题的细致而深入的探讨，决定了《郭汉民文集》的整体水准。当然，这种整体水准还取决于学界对于某些长期沿袭下来的既成观念清理的程度。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和整理，以及中西学术交流的不断深入等，郭著对中国近代史诸多问题的评说和思考，也许有待后继者去补充和完善，这肯定也是以求真为职志的作者所期望的。但可以断言，《郭汉民文集》可以作为史学专业人员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著作，传播史家反思历史、知人论世的学术智慧和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 欧阳哲生.作为学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上[J].社会科学论坛，2013（6）

[2] 郭汉民.晚清社会思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 郭汉民、章育良.晚清人物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序言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C]，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