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探析

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探析（精选4篇）

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探析 篇1

○高校讲坛○

2009 年

第 33 期

SCIENCE & TECHNOLOGYINFORMATION

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探析

李建青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 要】本文在和谐社会视角下，通过对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现状、问题的分析，探讨了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路径。【关键词】和谐社会；服务型政府；构建服务型政府

1.背景

1.1 国际背景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因原有的以官僚制为基础的政府管理 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浪潮的冲击，西方各国掀起 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浪潮，即“新公共管理”运动。随着西方政府改 革的深入，“新公共管理”运动出现了不少的缺陷，引起了不少学者的 质疑。于是以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的登哈特教授夫妇为代表的学 者提出和建立了 “新公共服务理论”。其核心主张有政府的职能是服 务，而不是掌舵；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追求公共利益；在思想 上要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即战略地思考、民主的行动； 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责任并不是单一的，即公务员不应当 仅仅关注市场，他们也应该关注宪法和法令，关注社会价值观、政治行 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公民权 和公民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身份。[1]

1.2 国内背景

我们国家党和政府也在深刻掌握国情的情况下，借鉴国内外的理 论和实践成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行政 改革。这五次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的来说效果并不十分 理想。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的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人均 GDP 已 达到 1000 美元。改革中出现了各种与社会发展不和谐的社会问题。如 何转变政府职能，适应新的环境和挑战已成为摆在当前我国政府面前 的一项艰巨的课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而且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 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可以说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 途径。2000 年以后，服务型政府由学术界提出，逐渐的被各地政府运 用到实践中，并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2007 年 10 月胡锦涛总书记在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以执政党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要加快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这表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已正式提上 党的议事议程。

2.服务型政府的含义及特征

对服务型政府含义的界定，国内学者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一个一 致的说法。对服务型政府的界定大多数学者是对其背景、职能以及特 征方面比较关注，而忽视了对服务型政府性质的界定。本文认为服务 型政府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级政府以公民为本位，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通过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满 足公民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承担公共责任的政府治理模式。其特征是 以公民为本位的政府；公平、公开、公正和透明的政府；法治的政府；有创新意识的政府；职能有限的政府；民主参与的政府；诚信有效的政 府。

3.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3.1 政府治理理念中存在“官本位”和政府本位的意识

由于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一直以来就有官本位的思想。另 外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又为这种意识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虽然新中国成 立后一直在宣扬公务员要做人民的公仆，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到来，很多官员们仍然将手中的权力看作是一种商品，实行权钱交易。“官本 位”和政府本位的意识一直充斥这整个社会，不只是政府及其工作人 员认为自身的权力是绝对的，高高在上的，而且公民的公民意识也很 淡薄，以致于本来是国家和社会主人的公民成了被权力所奴役的人。没有正确理念的指导，构建服务型政府可以说是天方夜谭。

3.2 政府职能方面存在矫枉过正和歧视性服务的现象

构建服务型政府并不是只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在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过程中存在忽视计划职能和监督职能的现象。另外在提供公共服 务的实践中，政府对不同服务主体存在歧视性的对待，最典型的是我 国城乡居民享受的政府公共服务不平等现象。存在歧视服务的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是“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隔绝的二元社会结构，使城 乡无论在人均收入，还是在公共服务水平方面都差距巨大，形成了城 市和农村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公共财 政制度”。[4]

3.3 相关制度不健全

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社会中出现了不少与社会发展不和谐的因 素，相关制度不健全的问题也凸显出来。监督制度不健全。如缺乏对提 供公共服务过程的监督。公共财政体制中公共支出结构不合理，政府 公共支出存在官员为个人的政绩和升迁等目的而进行活动的现象。缺 乏有关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虽然服务型政府的提出已有近十年，但 为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法律法规几乎为零。相关的监督机制也不健 全，没有对政府的所提供的服务进行全方面的监督，公民缺乏参与性。

3.4 公务员的素质明显不适应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我国推行公务员制度已有十多年，在公务员队伍的年龄结构，学 历结构，专业结构等方面不断优化，但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还有 很大的差距，如群众观念淡薄，法律观念淡薄；不深入研究思考问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责任心不强，工作效率不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甚至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

4.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探析

4.1 树立以公民为本位、社会为本位的治理理念

世界著名管理大师杜拉克指出 “当今社会不是一场技术，也不是 软件、速度的革命，而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政府要通过开展宣传、教 育、培训以及服务型政府构建的实践活动，使政府工作人员认识到公 共服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改变官本位和政府本位的意识，逐步培养 公务员的服务意识，使以服务为核心的行政理念真正形成。另外，积极 地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是转变公务人员观念的一个根本途径。公务人 员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时，要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意 识到公民不仅是政府管理的对象也是服务的对象。政府要逐渐树立从 政府为本的社会转变为公民为本的社会，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 的意识，力求做到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请人民评判，让人民满意，牢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4.2 推进政府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 确阐明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及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 原则。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服务体制是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构建服务型政府 的关键所在。温家宝总理指出：“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必须做好新 形势下的工作。几年来，我们把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推进依法行政，强 调加强行政监督作为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原则，注重全面履行政府职 能。”[5]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要健全和完善民主决策机制，提高决策 的透明度和公民的参与度；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加 快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和减少行政审批等。

4.3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制度化建设

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因素，通过服务型 政府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来解决这一问题需加紧行政立法，健全行政 法律法规体系，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提高法制 化程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高服务的 质量和水平，使社会秩序真正的和谐。另外，运用法律（下转第968 页）

21科技信息

○外语论坛○

2009 年 第 33 期

SCIENCE & TECHNOLOGYINFORMATION

InTroducTion of ThE LinkEd ExchangE

Rate SysTEm in Hong Kong

梁明秋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辽宁 葫芦岛

125105)

【Abstract】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that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adopts —the linked exchange rate system or the currency board system.The paper will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system, including its history of development and its operation process.【Key words】Linked exchange rate system；Currency board system； Monetary Base

Hong Kong is one of the few economies which adopt a linked exchange rate system.Under this system, the Hong Kong dollar is linked to the US dollar at a fixed rate of HK$7.8 to one US dollar.Despite the continuing debate about the system, it has become the cornerstone of Hong Kong’s financial system.The linked exchange rate in Hong Kong also has several evolutionary stages.The government could not define the Monetary Base until 1988.Then one element of the Monetary Base—the Exchange Fund bills and notes were launched and the system stepped into the second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The third stage began with the official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HKMA)in 1993.From 1996, HKMA began to have the power to transact directly with each commercial bank as other central banks di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of real time gross settlement.The system entered a new stage during the time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hen the role of HKMA in dealing with volatilities in markets was widely questioned.Hong Kong’s linked exchange rate system is a currency board system, which requires both the stock and the flow of the Monetary Base to be fully backed by foreign reserves.This can be illustrated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linked exchange rate system in Hong Kong which works through a complicated system of banknote issuance and withdrawal.When the three major note-issuing banks issue banknotes, they must deposit an equivalent amount of US dollars at the rate of 7.80 to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with the account of the Exchange Fund to obtain Certificates of Indebtedness, which serve as backing for the banknotes issued.A similar process works in a converse way when Hong Kong dollar banknotes are withdrawn from circulation.In the case when the HKMA issue notes and coins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transactions between the HKMA and the agent bank that stores and distributes the notes and coins to the public are also backed by US dollars at the same rate.Under the current system, instead of the exchange rate, the interest rates adjust to inflows and outflows of funds.The Monetary Base

increases when the US dollar is sold to the currency board, and vice

versa.The expansion or contraction in the Monetary Base causes interest rates for the Hong Kong dollar to fall or rise respectively while the exchange remains stable.The excessive interest rate volatility is reduced through the facility called the Discount Window, which provides a cushion of liquidity.Banks can obtain overnight liquidity from the HKMA through this facility by arranging repurchase agreements using Exchange Fund paper and other eligible securities.In this way, the Hong Kong dollar liquidity is backed by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s well.The HKMA launched a strong-side Convertibility Undertaking in May 2005.Together with the weak-side Convertibility Undertaking, it defined the Convertibility Zone within which the HKMA may choose to conduct market operations consistent with Currency Board principles, which in turn help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to function well.To ensure that the currency board system function well under the changing financial circumstances, the Currency Board Sub-Committee of the Exchange Fund Advisory Committee in charge of monitor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and make any modification when needed.●

【Reference】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edings of a BIS/HKIMR Conference held in Hong Kong SAR on 21-22 November 2005, Monetary and Economic Department.［2］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07), Monetary Policy Frameworks and Central Bank Market Operations, document prepar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Markets Committee in BIS.［3］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2005).Hong Kong Linked Exchange Rate System.［4］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2007), Half-yearly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December 2007,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1］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06), Monetary Policy in Asia: Approaches

［责任编辑：汤静］

（上接第 921 页）规范人事制度、监督制度等，加强制度化建设，解决好 民生问题，使和谐社会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4.4 提高公务员的综合素质

目前，我国公务员已经是一支很庞大的队伍。政府的各项政策和 制度的落实都需要公务员来具体的操作。和谐社会背景下服务型政府 的构建离不开公务员队伍，所以公务员的素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 面。针对公务员的服务意识不强，业务素质不高，官僚作风浓厚的问 题，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加强对公务员的思想教育，注重行政 伦理建设，不断提高公务员以德服人的能力；通过具体的行政实践，专 业培训，公民参与等方式，提高公务员的业务素质；引导公务员讲真 话，办实事，自觉改善服务态度，真正为民生问题做点事情，改变官僚 作风。另外加强有关服务型政府法律法规的建设也是提高公务员素质 的一个手段，有了规范健全的法律法规，公务员的行为就有了法律的●

依据。总之，从各个方面提高公务员的素质是和谐社会视角下构建服 务型政府的一个关键环节。●

【参考文献】

［1］[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丁煌，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 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1.［2］李军鹅.论中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4).［3］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 [R].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发言, 2007-03-05.作者简介：李建青（1974—），男，安徽太和人，回族，青海民族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 2008 级公共管理硕士专业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艳芳］

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探析 篇2

一、治理的基本论点

R·罗茨指出：“治理标志着政府管理含义的变化，指的是一种新的管理过程，或者一种改变了的有序统治状态，或者一种新的管理社会的方式。”治理的基本论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就主体而言，是由包括政府、但又不局限于政府的一整套社会组织和个人所组成的系统。公共事务管理不再是由政府垄断，主体还可以是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也可以是公民个人，还可以是他们之间形式多样的合作。

就责任而言，公与私、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责任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随着政府的“失灵”及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杰出表现，促使政府将部分公共责任转移到公私部门和公民个人身上。这种责任的转移意味着传统上的“公私”界线的模糊。

就关系而言，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及公民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合作的伙伴关系。参与公共活动的各个组织与公民个人，都不具备充足的知识、能力和资源来独自解决一切问题，它们必须彼此依靠，通过互动和伙伴关系，实现共同目标及各自的目的。

就机制而言，公共管理将依靠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体系来进行。多元化主体将最终建立一种管理联合体。这种联合体的特征不再是监督，而是自主合作；不再是集权，而是权力在纵向与横向上的分散；不再追求一致性和普遍性，而是追求多元化和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共同目标。

就策略而言，强调要重新界定政府的权限范围及其行使方式。政府的作用不再是划桨而是掌舵，政府办好事情的能力不在于运用强制力，而是正确运用新的工具来引导和控制。

二、我国引入治理的基础和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我国政府治理实践的创造了社会条件，主要表现在:

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实行的是全面的控制和管辖，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和再分配，形成了单向的政府与社会的制动格局。而市场经济促进了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之间结构的分化，一个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参与公共管理的民间社会开始形成。过去那种全能型政府的职能和结构已难以适应转型社会公共管理的需求。

人们自主意识增强且越来越多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人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观察事物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萌生了强烈的自主意识，即权利意识、平等观念、法治意识等得到了巨大的提高。同时，市场机制促进了利益分化，公有制、集体制、私营、三资、外商独资等各类经济实体成为平等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平等获取社会资源和机会成为他们的共同呼声。

社会组织迅猛发展并承担更为广泛的公共管理职能。社会组织是治理机制良好运行的重要社会基础。我国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正在不断涌现，除了正式批准登记的村民组织、居民组织、社区组织外，还有大量的自发组织，如各种各样的业主委员会、维权组织、公益组织、互助组织、民间研究机构、松散的群众组织、利益团体、兴趣组织、形形色色的俱乐部等等，它们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信息化不断提高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我国政府电子化的快速推进，对于政府提高决策理性和公共政策质量、加速公共信息流通和利用、实现政府职能重构和机构重组、促进公众与政府沟通与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各种信息网络的发展，使包括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社会公民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变得更加有效。

三、治理视角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的重塑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强政府、强社会”“强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这种模式下，既能保证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又能充分发挥政府作为社会整体利益代表的各项职能。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突出地位，拥有较强的治理社会的能力，善于协调与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同时，社会自组织能力强，社会力量发育比较成熟，能够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自觉参与社会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二，加强服务理念，以善治为目标进行政府管理创新。我国国体决定，政府是一种为社会和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政府的合法性以满足公民和社会的需要为前提。政府管理的目标是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就是政府与社会在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管理公共生活。要求政府角色由全能型向有限型转变；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由人治型向法治型转变；由集权型向民主型转变；由控制型向调节型转变；由效率型向效益型转变；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由暗箱式向透明性转变。

第三，大力发展第三部门，培育社会自主力量和参与文化。第三部门具有非盈利性、服务性、自愿性等特点，可承担政府分离出去的部分职能，是政府良好的合作者。与第三部门合作，既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也可使政府更专注于职能范围内的工作，提高行政效能。另外，拓展、顺畅公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倡导、培育参与型文化，发展群众的自主力量，可使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政府构建路径社会制衡模式论文 篇3

关键词：和谐政府；社会制衡；中间机构；民情

一、社会制衡思想的内涵与缘起

所谓社会制衡，它是与权力制衡相对应的概念，最初表述为民主的社会先决条件或者是民主的社会因素，随后直接表述为以社会制约权力。社会制衡，相对于国家权力制衡而言，被定义为非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它是国家权力的外部制约机制。

社会制衡思想由来已久。19世纪法国的社会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对社会制约权力机制在政治民主的发展中，在公民社会的培育中，在政府运行的外部制约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了深刻揭示。托克维尔始终在寻求一种增强政府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的社会制约机制，以此来保护少数和个人的权利。他认为必然有一个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来源于政治社团、宗教、陪审团、民情、法学家精神、美国乡镇精神以及教育、习惯和实践经验。一个由各种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团组成的公民社会，可以对权力构成一种“社会的制衡”。

继托克维尔之后将社会制衡思想发挥到极致的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他认为：第一，在民主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在促进政府与公民关系和谐的进程中，宪法规则都不是重要的，社会制衡才是有效机制，更具有基础性地位。他认为美国并非因为有了宪法才保持了民主，而是因为这个社会基本上具有公民精神，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公民社会，宪法才保持下来。“宪法之所以残存下来，只是因为它不断地受到调整，以符合正在变化着的对权力的社会制衡。”第二，社会因素是政府运行机制民主的先决性条件。他认为，政府运行机制的民主建构于多样性的社会之上，意见的多样性或目标冲突本身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必要条件。意见的多样性一方面是由于选择的群体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偏好强度的差异性。而构建一套规则或程序，不仅要考虑到人数，而且也要考虑到偏好的强度。可是，对于偏好强度问题，不可能通过宪法或程序性的规则获得解决办法，只有社会因素才能解决偏好强度的难题。面对冷漠的多数与热情的少数相冲突的问题上，为了保证每位公民正当利益不受侵害，只能求助于社会的因素。第三，多重独立的社会组织是政府运行机制民主过程本身运作所必须的，“其功能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公民参与的最大化，改善人们的生活。”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分散政府统治资源，越容易增加政府垂直统治的成本，势必导致政府将等级式的统治秩序推向扁平化，从而有利于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公民协助政府管理国家事物和社会事物，以此来确认、保障并实现公民自己的权利。

二战以后，社会制衡这种外部制约机制在整个权力制约机制中的地位日趋重要。

二、和谐政府构建与社会制衡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建设一个和谐政府。和谐政府的目标指向是构建政府组织和谐、政府生态和谐、政府关系和谐的政府和谐圈。政府运行机制和谐是政府组织和谐的核心元素。政府正是以一种与其生态环境互动反馈的特性和机制来实现政府自身的和谐；同时，政府也在以这种独特的互动反馈机制来为自己纠偏。政府运行机制的核心是政府权力运转，政府权力运转和谐是构建和谐政府的核心元素，而制约政府权力运转无非是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一种是以社会制约权力即社会制衡，因此，社会制衡是构建和谐政府的可能路径。

社会制衡思想认为：分散的人民大众是最终的权力来源，这种分散的个别权力的结合形成多元的、竞争性的社会权力中心，它们与政府的等级式的社会权力体系不同，是平行的、竞争性的权力安排，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无休止的博弈过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决策往往是调和这些掌控社会权力中心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需要的结果。多元的、竞争性的权力中心能够基于人民大众的权力通过影响政府政策而对政府运行机制、对国家权力加以制衡。

同时，社会制衡思想的价值诉求是公平和正义。多元的、竞争性的社会权力中心追求正义必须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而公平只有在权力不被滥用的时候才能存在，防止权力滥用的一个手段则是社会制衡。因此，通过社会制衡，以社会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逐步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合意，达到公平是追求正义的公平，正义是有助于公平的正义。这些价值诉求也正好是和谐社会、和谐政府的价值取向。

社会制衡注重加强公民意识，强调公民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促进政府与公民关系和谐。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和谐，实质是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互动和谐，这种和谐状态有助于使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接受公民参与，符合公民需求，更有助于公民在了解、信任政府的基础上认同政府所推行的政策，进而形成和谐社会协调发展的向心力量[2]。由此看来，社会制衡思想，对于政府运行机制的和谐，对于和谐政府的构建，将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和理论任务，将为此提供有效路径。

三、和谐政府构建路径的两种社会制衡模式

(一)显性制衡——社会中间机构对政府运行机制的制约

所谓显性制衡，主要指有形的社会中间机构，如公民大众、非执政党、利益集团和舆论媒介等对政府运行过程的制约与影响。

1、公民大众　公民大众是一种间歇性的社会中间机构，它对政府运行机制的制约不是经常性的，但却是最强有力的。公民大众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公民选举。选举是公民决定政府、代议制机构任职人员的主要手段，也是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方式。在不同国家，公民选举产生的机构和人员互不相同，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产生代议制代表，如议员、人大代表等。二是选举产生政府首脑。通过选举，公民可以间接地影响国会或人大的立法活动，制约代议制代表的立法行为，甚至可以间接约束政府首脑的行政活动，使代表和行政人员向选民负责。第二，公民直接投票表决。公民投票是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决策活动的一种方式，它对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是否最终生效具有决定性意义。公民投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割立法权，是代议机构的有效补充。当然，公民投票不是取代代议制度，而是代议机构不能有效运行时的一种补充。二是削弱政党的作用。它使投票者不是从党派的立场和偏见，而是根据自己的观点和意志对某问题进行表态。三是促进政府运行机制民主，保证政府政策的合法性，并使其得到公民更广泛的支持。第三，公民群体性活动。主要是指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请援、上访等等。这是公民普遍采取的制约政府权力的手段。公民的这种群体性活动对立法机构的立法活动与政府的决策和执法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压力，并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立法和决策行为。

2、非执政党　在西方民主国家主要是在野党或反对党，但在野党又并非纯粹的非国家权力组织，而是执政党的预备队，它也不是唯一的非执政党，而是势力最强的非执政党。在野党对执政党的执政活动的制约尤为明显，执政党的合法执政可以说就是因为在野党的存在而存在的，党派竞争异常激烈，这样就能有效制止国会中代表多数的党派为所欲为，从而防止权力制衡的缺位。在野党的存在，迫使执政党谨慎施政，它使“任何一个政党总是在国家权力与非国家权力之间，或者说，在社会与国家之间来回摆动。当它上台执政时，它是受着社会与反对党监督与制约的力量，当它在野时，则是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非执政党作为一种制衡国家权力的社会因素，其发挥作用主要基于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提出议案。非执政党根据其选民的利益提出议案，为少数党派及其选民伸张正义，保护权益，防止一切议案都以多数党派及其选民为中心。二是通过辩论、质询等形式讨论立法机构的议案，追究政府活动的合理合法性和合意性。三是运用媒体力量和公众力量宣传、批评政府过失，对国家权力造成强有力的压力，促进政府运行机制趋近民主。

3、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是影响、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促进政府运行机制走向和谐的核心社会中间团体。在西方，亦称作院外集团或压力集团，根据其目标，大致可以划分为维护本集团成员利益的、维护种族、民族或妇女权益的、促进社会公益的和实现社区、州乃至国际目标的等几种利益集团。这些非政府性中间组织既有盈利性中间组织，也有非盈利性中间组织。利益集团是政党组织的补充，其目标不在于执政，而在于通过影响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和立法机构的立法活动来维护本集团的利益，或促进本集团所追求的理想和事业。利益集团影响、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通过选举和游说影响立法活动。在选举方面，利益集团通过电视、报纸、广播、发传单、发布消息和发表评论等手段影响选民的选择，并通过捐助竞选、提供免费服务等方式影响立法委员的决策。在游说方面，利益集团直接接触立法委员或其助手，直陈观点和要求，争取立法委员的支持。第二，通过游说或施压影响政府的决策。利益集团可以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向政府官员施加压力或进行游说，使其接纳自己的建议。第三，通过渗透和舆论影响政府的执政行为。利益集团有向政府组织渗透的倾向性，若能将集团成功地渗透到政府组织，将有力地制约政府行为。利益集团还可以通过舆论媒介评价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从而有效地对政府施加影响，进行监督。

4、舆论媒介　舆论媒介犹如一把利刃，时刻制约着、监督着政府的行政行为，对政府提供了任何其他机构都无法提供的监督作用。鉴于其重要影响，新闻媒体被称作“看门人”、“议程决定者”；也被誉为“政府第四部门”、“人民的斗士”、“政府的批评者”，可见其对政府政策及其行为的制约和监督是强有力的。就舆论媒介与政府的关系而言，它首先应该是维护和改进政治制度的，其次才是政府的批评者。

(二)隐性制衡——社会民情对政府运行机制的制约

隐性制衡主要是指沉淀于社会及其人员之中的无形的社会民情，如信仰、传统与习惯、文化与心理对掌权者行使权力的制约都有影响。在托克维尔看来，社会民情“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民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因此，民情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风貌”，是习惯、思想和习俗的总和。

1、信仰　信仰融合了信念、认知、情感、良知、德性等各种内在因素。人们或许并不了解信仰究竟是什么，但他们大都认为自己是有信仰的，甚至当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对象全然不知或者仅是一知半解时，也毫不犹豫地、不加论证地接受了信仰。在人类生活中，信仰其实是一种常态，没有信仰才是偶然的状态。西方国家的信仰基本上是宗教信仰，在东方国家，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消极的迷信，严格地说，它仅是一种信念，而非积极意义上的信仰。信仰作为公民内化的社会因素，它对国家权力行使者的制约主要在于它对社会风气和精神面貌的影响上。第一，信仰宣讲良好的、同一的道德，节制公民的无限激情。一个拥有同一信仰的社会，容易培养公民良好的道德情操，树立公认的善恶标准，确立适宜的秩序和规范，使人民的行为有章可循，因而可以把漫无边际的想象力限制在某些范围内，节制公民的过度激情。在法律允许公民自由决定一切的同时，信仰却可以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并禁止他们恣意妄为。因此掌握国家权力的人由于制度缺陷的原因，即使有滥用权力的倾向，也有可能因为信仰而受到节制。第二，信仰引导和教化民情，影响法制。社会由家庭构成，社会民情也源于家庭观念，因而信仰对民情的引导和教化，可以通过家庭中介来完成。信仰可以通过约束家庭而对政府发生制约作用。缺乏信仰的人喜欢用扰乱社会的办法来忘却其家庭的忧伤，而受到良好的民情熏陶的人则从家庭中汲取对秩序的爱好，然后再把这种爱好带到公共事物中去。第三，信仰塑造一种博爱的精神，使公务人员逐步具有一种公共人的观念。这使他们不把视野局限于个人或团体的狭隘利益当中，因而可以更为理性地在政府中行使国家权力。

2、传统与习惯　传统与习惯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人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根据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选择，而是顺从于非理性的传统行为习惯和本能的冲动。传统是活生生的力量，是从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中传递到现代生活之中的东西。传统的延续促成一种习惯，习惯的不断重复就构成了生活与行为的方式。传统与习惯、习俗对现代政府权力运行的制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传统道德伦理将权力行使限定在既定的德性许可范围之内。尤其在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的伦理观念至今依然深入人心，处处成为政府官员行使权力过程中的道德准则，因而对传统德治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匡正了人心。其二，传统制度与精神影响着政府运行机制。罗马法典仍然是许多国家制定宪法的蓝本，这说明，传统制度虽然失去了外壳，但其制度精神依然保存了下来。一个社会可以制定良好的制度，但往往难以培育相应的贯彻制度的精神，而后者却更为必要。因为即使制度尚未建立，精神形成的习惯仍能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社会的存续。其三，习惯建立的关系渗入到政府运行机制的各个层次。传统的人情关系网络对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体运行过程中权力的获取、行使及其影响等都有至关重要的渗透作用。传统与习惯对政府运行机制的影响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要做到有效制约政府权力，必须把握两点：一是根除消极影响，发挥积极影响。二是形成良好的传统与习惯，以使之有效地制约权力。传统与习惯是一个渐进的形成过程，今日的现实就是明日的传统，因而重在现实的塑造。比如为公民社会的建立，为和谐政府的构建创造可行的制度、文化、心理和行为规范；培育公民的自主精神与合作习惯；树立权利和义务观念；引导公民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等等。只有塑造良性传统与习惯，才能为社会制衡，为和谐政府的构建提供具有内在潜力的社会因素。

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探析 篇4

(1)“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

服务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社会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为公民生活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出发点,要求各级政府和官员必须摒弃传统的“官本位、政府本位、权力本位”的思想,树立“公民本位、社会本位、权利本位”的管理理念,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必须处处为公民最大利益的实现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它强调的不是政府的权力和权威,而是对公民权利的保证和公民最根本利益的实现。因此,服务型政府是为民、利民、便民、富民的政府,“以民为本“理念是服务型政府的基石。”

(2)有限型政府。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基本职责在于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但政府职能配置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性要求还有差距,政府运行仍受制于全能型政府理念。从全能型政府走向有限型政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规范行政管理权力的过程,是要求一些政府部门“自断其臂”的过程。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要下更大的决心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新一轮行政改革仍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3)政务公开、透明。

透明、公开的公共管理是政府对公民负责任的体现,是政府改革的目标。管制型政府的一大特点是自我封闭,其工作的内容和程序不向人民公开,在管制型政府下,政府不能主动提供服务,老百姓找政府部门办事常常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服务型政府是“阳光政府”,它根据公众的需要提供政务信息,落实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政府与公民之间信息互动,政府的行为处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政府在社会和民众面前是透明的。

(4)责任政府。

责任政府“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公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政府必须积极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必须承担政治上的、法律上的和道义上的责任”。服务型政府是责任政府,它要求政府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所提供的服务负责,对人民的利益负责。因为从宪政理论上讲,国家权力的本源在于人民,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政府接受人民的委托,行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所以,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理当对作为委托人的人民负责,政府的一切公共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和有利于人民的意志,利益和需求,都必须对人民承担责任,成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对于政府的失职行为,人民有权对政府提出质询,追究责任,直至罢免政府官员。因此,服务型政府又是一个可“问责”的政府。“责任是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这是服务型政府的一个本质特征”。

2 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途径

(1)引入政府公共关系。

政府公共关系,是指政府为了更好地行使其职能,运用传播手段与社会公众建立相互了解、相互适应的持久的联系,以期在民众中塑造政府的良好形象,争取公众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的一系列活动。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将公共关系引入政府部门,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之一。

政府公共关系就是要以顾客或市场为服务导向,就是公共服务提供从政府本位、官本位向社会本位、民本位转变的思路选择,也是政府与社会之间正确关系的体现。其主要途径有:①政府确立“公众至上”的公关意识,塑造公众为导向的政府服务文化。政府服务文化是一个政府组织全体成员所共有的服务价值观和共同的行为模式的总和。通过政府服务文化的塑造,可以统一组织成员的心态和行为,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以内在精神的激励来驱动政府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②多办实事,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具体工作。政府应该将公众最关切、意见最大、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办实事的重点;完善各种便民措施,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服务态度。③诚实守信,取信于民。政府行政行为不得变化无常,必须出于真实的目的和意图,必须信守诺言,不得出尔反尔。这样才能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树立政府良好的形象。

(2)切实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

公共服务社会化主要是指政府事务的社会化,即把那些不一定要求政策承担或政府无力承担的公共事务转化为非政府公共事务,由非政府公共组织来承担和处理,或政府公共事务引入竞争机制,实现社会化、市场化经营。

要实现公共服务社会化,①要实现公共服务主体的多样化,将由政府自己包揽的社会公共事务交给非政府公共组织和私人部门去处理,让非政府公共组织和私人部门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展开竞争,以便在不增加政府规模和开支的情况下改善公共服务,提高行政效率,这样政府可以真正做到“掌舵,而不是划桨”。②公共服务内容的社会化。政府除政策制定、执行监管和评估之外的政府公共事务转为非政府公共事务来处理,这样政府承担的很大一部分公共管理职能转移出去,政府可以专心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市场秩序的维护、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公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③公共服务实现形式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政府必须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将社会服务与管理的权限通过公民参与、竞争机制、合同承包、付费制等方式下放给社会中的一些组织,授权并运用政策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社区和私营机构承担一些公共服务事业和产品。

(3)进一步完善电子政务的建设。

电子政务就是一个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有效地实现行政、服务及内部管理等功能,在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建立有机服务系统的集合。发展电子政务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随着Internet的快速发展网络时代的大潮正以不可抵挡之势扑面而来,在此条件下我国要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提升政府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就必须加快发展电子政务的进程。

(4)要推进回应性政府建设。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除了电视、报纸和广播等传统媒体外,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式通讯工具也在发挥重要的信息传播功能。借助于大众传媒,各种突发性公共事件很快就会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传播革命,使社会公众可以同步获得重要信息资讯,客观要求提高政府治理的回应性,提升政府在社会关注下的应急处理能力。推进回应性政府建设,就是要提升政府对社会呼声和突发事件的反应、驾驭和处理的能力。为此,各级政府需要提高信息部门的反应能力,对于重大突发性的公共事件,要在第一时间报告行政首长和相关部门,确保政府部门能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并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只有及时回应社会呼声,主动进行政策创新,才能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才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才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摘要：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以服务为核心理念,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和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建设服务性政府,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揭示服务性政府的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当前及今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内涵,构建,路径

参考文献

[1]迟福林.全面理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含义[J].人民论坛, 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