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精选8篇）

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篇1

学号：201020201

1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现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举证责任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由谁承担举证责任；二是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我国，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不同性质的诉讼，举证责任制度是不同的。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不负有举证责任，举证责任一般是由公诉人人民检察院或者自诉案件中的原告人承担的。在民事诉讼中，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民事诉讼中主张方当事人虽负有举证责任，可若举证不足，却不一定要承担败诉的后果。而在行政诉讼中，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被告对做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原告对法定的诉讼请求负有举证责任。①有此可见，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就是指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根据原告的起诉审查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有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关于究竟哪一方最后承担因举证不充分而导致的不利后果问题，就牵涉到了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有学者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是行政诉讼责任的规律性分担① 《中国行政诉讼法》修订版，第165页，王亚琴、孙际泉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规则。”按照这种规则，“当事人只要提出某种诉讼主张，就有责任举证。当事人提出诉讼主张，但是提不出证据，或证据之证明力度不够，通常说来，当事人多半败诉。即当事人肯定或可能多半败诉。”②这样的观点，就无疑是将“主张”一词理解成了“起诉”，即：“谁起诉，谁举证”。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谁主张，谁举证”不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因为在民事诉讼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仅仅是对提供证据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规定，不是关于结果责任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的规定。由于举证责任分配是指对结果责任的分配，《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根本不是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流行的观点将“谁主张，谁举证”作为我国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并予以指责，实际上是无的放矢，弄错了对象。按照这种理解，“谁主张，谁举证”是提供证据的原则，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只能将其作为提供证据的规则而不是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来适用。

由于我的行政诉讼法起步较晚，很多理论是直接脱胎于民事诉讼法的。但是，在举证责任制度上，则又有别于民事诉讼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不管是将“谁主张，谁举证”理解成举证责任分担规则，还是将其理解成提供证据的规则，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对诉讼的后果有着直接的关系，最终影响到审判的结果，也就是承担败诉的风险。按照德国学者莱奥.罗森贝克的观点，“在任何诉讼中，法官的任务均是如何将客观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当事人对事件的事实过程的阐述不可能达到使法官获得心证的程度的情②《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第542页，刘善春著，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况。法院几乎每天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民事法庭、刑事法庭如此，行政法庭也同样如此。”③

为什么让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呢？

第一，行政机关掌握的证据具有单方性，较为密切。首先，在行政行为程序中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无论是行政机关收集证据，还是相对人应当提供证据，行政机关必须在掌握充分的事实证据后才能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其次，在很多情况下证据是由行政机关单方面收集及认定，行政相对人一方根本不了解或知悉。至于经过听证程序的行政行为中，行政机关掌握的证据更加全面。最后，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相比，在收集证据和保存证据方面比相对人更有力量。因此，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与证据的关系较为密切。依照“与证据关系较为密切标准”，即因为事实或法律，证据由诉讼中某一方当事人所掌握，就应当由该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从这个原则演绎出被告行政机关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行政机关是权利的主张者，因为行政诉讼审查的是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原告行为的合法性。依据行政法治及依法行政的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合法运用权力。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应当而且必须主张④权利——主张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的，否则根据“违法推定”原则，行政行为将被确定为违法。行政诉讼中的“违法推定”原则，是指一旦行政机关不能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将被认定为违法，这一原则说明在行政诉讼中被告行政机关应负举证责任。莱奥.罗森贝克著《证明责任论》第1页，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1、主宰，做主；

2、见解，主意；

3、提倡，扶持；

4、引申为接济；

5、筹办；

6、支撑。笔者认为此处应为第三种解释。③④

在行政诉讼中存在“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分配模式，有观点认为这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倒置，这是对举证责任分配涵义缺乏理解的一种表现。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对于诉讼中存在争议的事实，在当事人之间应当由哪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在通常情况下，对举证责任分配模式的理解要注意举证责任分配的三个特征：第一，举证责任的分配只是在当事人之间分配；第二，举证责任的分配涉及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第三，举证责任的分配以法律事先规定为原则，若无 法律规定，应由法院以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来确定。确定举证责任分配标准有两个原则，其一为公平原则，是指举证责任的分配符合权利义务一致的要求。其二为科学原则，是指举证责任的分配要符合客观现实，具有现实可行性。

当然，虽然我国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但原告亦应当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法》中对原告的举证责任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关于证据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同时，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因为不作为案件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以行政机关拒绝、不予答复、拖延或没有有效履行职责为由而提起诉讼的案件。在此类案件中，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是行政机关实施一定行为的前提，没有申请行为，行政机关拒绝、拖延等不作为行为当然无从谈起。因此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当然，对于行政不行为案件的诉讼，并不一定会对行政主体的不作为行为产生

败诉的结果。比如，公民申请行政奖励的行为，行政主体在法定的期限内没有给予答复是一种不作为行为，但法院的判决结果可能是行政主体败诉，但不必然的会要求行政主体作出给予公民某种行政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因为有些依申请的行为会产生特定的法律后果，如行政许可的申请，但有些则要视法律的规定条件而论，不是一经申请，当然的获得预期的法律后果。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的所负的这种举证责任，有的学者又把它称为初步的证明责任，因为这种初步的证明责任只是体现在诉讼的开始阶段，一旦案件进入到实质阶段，就要依据被告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来确定双方在提供证据方面的义务了。

我国现行的这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在现在的特殊国情下是有他的好处的：首先，有助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合法权益之保护。面对拥有行政职权的强大的行政机关，原告总是处于弱势。因此，《关于证据的规定》通过证据规定加强对弱势方的保护，如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举证时限的最后期限定有差异，取证限制不同，不仅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能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而且只有原告、第三人才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原告、第三人不仅可以对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申请重新鉴定，对被告据以认定案件事实鉴定结论也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行政执法人出庭作证以及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充分体现了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保护，对弱势方保护的倾向明确、清晰，显然，这些规定，对于营造良好的行政审判环境，保护诉权，体现法律平等精神，会起

到积极有效的作用。其次，有助于规范证据的提供、调取、质证、认证等活动，使之更加容易操作。实践表明，仅仅依靠行政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的原则性规定运用证据，很难操作，几年来，我国各地人民法院陆续制定了适合本地区适用的证据规则，但是各地的规定不统一、不规范，《关于证据的规定》的颁布结束了这种“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在提供证据的要求上，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材料的和。最后，有助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与保护。近年来，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呼声渐高，《关于证据的规定》充分考虑了这种趋向。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条款的规定上：一是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有关证据;二是证据涉及国家秘密的，由法庭予以确认，并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三是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事实认定的，人民法院有权依职权调取证据。这种关注，意味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更趋完善。

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篇2

然而,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特殊情况, 由于没有相关的规范, 在实际适用中相当混乱。就目前而言,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分配比较混乱的情况主要有两类:一是法定例外情况, 如刑法条文明确规定被告人承担一定证明义务的条文、二抗辩事由, 如积极抗辩事由、被告人对待证事实的抗辩活动。上述几种情况中, 或因为法律规定原因、或因为司法实践中一些约定俗成的适用习惯, 被告人在诉讼中或多或少的需要承担一些证明责任。由于法理上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存在分歧较大, 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又没有相关法规予以明晰, 导致举证责任分配在实践中适用相当混乱, 各地区差异大, 一些地方法院任意将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人的情形时有发生。一直为司法界所诟病的“杜培武案”一审误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法院任意将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人。因此如何明晰证明责任分配对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被告人权益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实, 这并非专家们通常认为的举证责任倒置, 也没有违背我国的无罪推定原则。从理论上来看, 无罪推定原则是我国刑法最基本的原则, 它基于一定的价值取向规定了被告人在经法院判决前均不能被认定有罪的立法推定, 根据这条推定延伸出了我国刑法的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即控诉机关必须承担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的责任, 被告人没有义务证实自己无罪, 因法定推定就是无罪的, 若控诉机关的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 那么控诉机关就应当承担败诉的风险。这种原则并不会因为某些特殊规定而无效。从我国刑事法的规定来看, 不仅确定了公诉机关的举证责任, 还规定了控诉方的说服责任, 确立“疑罪从无”的原则。虽然我国没有成文的刑事证据法, 但其具体精神已经体现在刑法的相关条文中, 其对于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是不容置疑的。

在这种基础上, 刑法上规定了一些举证责任的“例外”, 《刑法》的一些罪名涉及的推定事实包含了要求被告人承担部分证明义务的条款, 比如《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差额巨大的, 可以责令该工作人员说明来源, 不能说明来源的, 差额不分以非法所得论、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司法解释确立关于“明知”和“非法占有为目的”等主观要件事实上的推定规则等, 从表面上看, 这些规定免除了检察机关在某些要件上的证明责任, 但这却并非举证责任的倒置, 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例, 检察机关在证明相关的基础事实后, 被告人必须承担说明差额财产来源的义务, 如不能说明则承担不利后果, 但是这种说明义务, 并不等同于举证责任, 其证明标准也远低于控诉机关的责任, 被告人对于该事实的说明只有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就已经完成其说明义务, 并非必须进行举证。因此, 即便法律上明确被告人的证明义务, 其证明标准也远低于“证明责任”, 控诉机关的证明责任除包含举证义务外, 还包含论证义务和承担败诉后果的内容, 而论证义务不仅是对其所举证据证进行论证, 还包括对被告人提出证据的证伪活动, 当被告人能够提出具有一定可信度的辩解时, 即便其证据不太完备, 控诉机关仍然必须承担证伪责任, 若控诉机关不能以相关证据推翻该辩解, 那么控诉机关仍然要承担败诉风险。由此可知, 即便是在法律规定被告人承担证明义务的情况下, 其仍并非是一种证明责任, 这种义务的承担也不是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

被告人抗辩事由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 是实践中适用最混乱, 也是学界争议最大的问题。一般来说影响举证责任分配的抗辩事由主要有两种:一是积极抗辩事由, 如违法阻却;一是“幽灵抗辩”。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积极的抗辩事由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 对于这类抗辩事由, 我国司法实践中通常推定其不存在, 因此检察机关不需要论证是否存在这类抗辩事由[2], 但笔者认为, 这只是免除了公诉机关主观证明责任, 一旦被告人提出具有这积极抗辩事由, 检察机关必须对此进行证伪活动, 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幽灵抗辩”则是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针对检察官有罪控告, 为逃避刑事责任而提出难以查证的辩解[3]。针对这类辩解, 因其无法查证, 给公诉机关举证、法院审查带来极大困难, 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应当由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但笔者认对幽灵抗辩真实性的查证, 实质上是证实控诉机关证据体系能否排除合理性怀疑的一个特殊要求, 仍应当由公诉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公诉机关在指控犯罪时, 必须进行举证活动, 这些证据经过质证后只要达到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要求, 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就能成立, 当被告人提出“幽灵抗辩”时, 公诉机需要审查的首先是该“幽灵抗辩”是否具有存在的可能性, 如果不具备存在可能性, 那么久不属于合理的怀疑, 系犯罪嫌疑人为脱罪的狡辩;但若经审查后其具备存在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 公诉机关就应当对该“幽灵抗辩”进行证伪活动, 通过调取对现有证据、事实进行论证分析, 以排除“幽灵抗辩”这一合理怀疑。若公诉机关的证据体系不能排除该抗辩事由, 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摘要：本文针对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 从无罪推论的角度对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承担情况试作略论, 并提出实践中如果分配证据责任提出一点浅薄的。

关键词：证明责任,证明责任倒置,无罪推定,积极抗辩事由,幽灵抗辩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6.

[2]胡忠惠.影响我国刑事抗辩事由证明责任分配的因素[J].山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报, 2010.9.23 (3) .

浅析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 篇3

关键词：民事诉讼；举证；分配

一、举证责任的概念

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义务，并有运用该证据证明主张的案件事实成立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

举证责任分配，是指法院将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指定双方当事人按照一定标准分别承担，使原告负担一部分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被告负担另一部分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如果举证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不能合理分配，就会导致当事人在诉讼地位上不平等，使当事人心理产生阴影，进而导致当事人对我国法律制度的公正性产生质疑。

二、民事诉状中举证责任的含义

关于举证责任有行为责任说、双重含义说、危险负担说等。行为责任说认为，证明责任（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中，当事人对于自己主张的事实，有提供证据、证词、材料、影像、音频、证人等以证明其行为真实性的责任。这种说法盛行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刚颁布时，目前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基本已被抛弃。双重含义说认为，证明责任包括两层含义，即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是指对于诉讼中的待证事实，应当由谁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又称主观的证明责任或形式上的证明责任；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是指当待证事实是否存在无法确定时，应当由谁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的责任，又称为客观的举证责任或实质上的举证责任。我国的证据规则法即采用此说的基本观点。危险负担说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当待证事实是否存在无法确定时，当事人一方所承担的败诉风险。危险负担说将证明责任与事实真伪不明的现象联系起来，并将证明责任的性质明确为一种风险责任，揭示了证明责任制度的实质与目的，此说为理论界大多数人所主张。

三、我国对举证责任分配的主要立法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明责任分配，在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中，第五十六条就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一规定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原则。在1991年颁布的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该条款完全承继了《试行法》中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在该条的第二款又规定了由法院取证的情形，这一规定解决了当事人无法举证的情形。

为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2001年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并于2002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证据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该规定从立法的层面确定了举证责任的性质，并明确规定了举证责任问题，进一步维护了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责任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这一规定弥补了民事诉讼法中关于举证责任期限规定的不足，规范了各级法院在审判中的做法。

四、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

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在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立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强调“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较机械地使用法律要件说分配举证责任，虽然该说在理论界最具说服力，具有领导性的地位，但纯粹使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实践中的相关情况，这在实践当中已经被证明是缺少指导意义的。想改变这种情况，尤其是大规模侵权等领域，应将举证责任分配由单纯的基于分析实体法法条转化为以实体法法条为基础、以举证的实际可能为前提的综合机制。将实际可能与法律要求相结合，以杜绝因此而导致的不公。

我国《证据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该规定给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分配举证责任，这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的腾飞，针对社会制度转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给予的调整。但是该规定在实践中也存在制约着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的因素，即法官的个人业务素质和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举证能力。如果法官的个人业务素质较低，则无法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如果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的举证能力较低，则即使法官合理分配了举证责任可能也无法保证当事人的利益。再者，要合理规范法官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权，只有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的情形下，即法律具体规定、证据领域司法解释、其他司法解释及证明责任契约用尽，法官才可以使用自由裁量权。法官在使用司法裁量权时，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例如，法官可以根据公平责任、举证难易程度、情势变更等来确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分配举证责任时，法官应充分考虑是否存在藏匿证据、毁灭证据、不当举证、拖延诉讼、恶意诉讼、翻悔自认等不诚信行为；法官在评定当事人举证能力时应综合考虑当事人自身的客观状况、当事人与案件事实的客观联系、当事人的经济实力等。

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篇4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一)为什么要分配举证责任

所谓举证责任[1]，是指法律要求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举证责任分配实际上是指这种证明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如何配置的问题。一般而言，承担较重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诉讼中将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此，举证责任的分配与当事人利益保护直接相关。

从理论上讲，作为诉讼的提起者――原告，一般应当承担完全举证责任。由于原告是在诉讼中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当事人。他不仅应当证明权利产生的事实，而且应当进一步证明不存在妨碍权利发生的事实以及变更、消灭权利的事实，因为只有在这一切事实都得到证明后，法院才能确信原告主张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确存在。那么， 为什么要在原被告双方之间分配举证责任呢?主要是因为原告承担所有事实的举证责任存在一些不可克服的弊端。

1 与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背道而驰。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法院对民事权利义务纠纷的审理与裁判，一方面保护当事人合法的民事权益，另一方面制裁民事违法行为。民事诉讼的发动机制为“不告不理”，因此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实现依赖于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依法提起诉讼。此时就需要为寻求司法救济的当事人创造必要的条件。通常情况下，原告是因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发生争执而诉诸法院寻求司法保护的，胜诉是原告追求的直接目标。然而诉讼总是有风险的，举证责任就是诉讼中的一种风险。如果把所有事实的举证责任都加在原告身上，使原告不得不负担起诉讼中的全部风险，巨大的风险必然会使原告胜诉的希望渺茫。这种制度设计无异于一方面赋予原告提起诉讼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为他获得胜诉设置重重障碍，终将使原告在诸多风险、重重障碍面前望而却步。

2 与“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相抵触。与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相比，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显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要想摆脱败诉的厄运，就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这一事实，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在对方提出证据前，只需否认即可稳操胜券，不必提供任何反证。当对方提出了一定的但不够充分的证据时，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仍不必提供任何反证即可胜诉。如果要求原告对所有事实加以证明，并且只要其中某一项事实得不到证明，都将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势必形成原告负担的举证责任过重，被告却几乎不负担举证责任的局面，使原告在诉讼中明显处于劣势。原、被告在诉讼中的地位严重不平等，必将妨碍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

3 与诉讼节约的要求不相适应。裁判的公正无疑是民事诉讼制度追求的第一目标，但不是唯一目标。理想的状态不仅要求裁判是公正的，而且要求公正的裁判是通过花费较少的时间和金钱获得的，亦即通过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得的。这便是“诉讼节约(经济)原则”对民事诉讼活动提出的要求。在个案诉讼中，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越多，诉讼过程就会变得愈复杂、愈缓慢，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就愈多。如果要求原告对事实一一举证，诉讼会变得异常缓慢，当事人和法院对诉讼的投入都将急剧增加，这显然有悖于诉讼节约的要求。为了消除上述弊端，就必须将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作合理分配，也就是说原告不必就一切事实负举证责任，只需要对其中一部分事实负举证责任，另一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由被告负担。从而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举证责任分配在民事证据法学上是一个高难度问题，学说众多。从罗马法上的两条原则：“原告有举证的义务”，“提出主张的人有举证义务，否定的人没有举证义务”;到待证事实分类说、法律要件分类说直至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损害归属说、利益衡量说、程序法说等。“众说并存的格局一方面说明了举证责任分担问题极为复杂，另一方面也表明试图用一两条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案件举证责任分担的努力注定不会取得成功。”〔1〕(P124)究其原因，在于影响举证责任分配的因素很多，例如证据距离、证据的收集能力、实体法上的特别政策考量、盖然性标准、举证妨碍、待证事实本身的性质等等。同时又由于举证责任分配理论横跨了实体法和程序法两大领域，单从某一领域均无法把握它的真谛。

由于理论上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难以形成，立法实践也采用了不同的学说。从大陆法系国家的实践来看，法律要件理论中的规范说受到了立法者的青睐，但各国均综合实体法价值和程序价值的考虑，对规范说过于形式化的弊端予以了修正。在我国，大多数学者也较为赞同这种修正的规范说。

(二)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为了使民事诉讼能够有序并富有效率地进行，需要确定分配举证责任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标准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举证责任。我国民诉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一规定似乎已通过“谁

主张、谁举证”的方式解决了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问题。其实不然，因为按此规定，举证责任是根据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的事实而确定的，是先主张事实，然后对所主张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这实际上颠倒了两者关系。若仅从表面上观察，诉讼实际运作情况的确是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不同的事实，然后就所主张的事实进行证明。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举证责任决定主张责任而不是主张责任决定举证责任。这就是说，只有当举证责任按一定的标准已分配于双方当事人的时候，才能确定原被告在诉讼中需要主张哪些事实。因此，民事诉讼法并未解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我国民事诉讼中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是：1 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只需对产生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特别要件事实(如订立合同、订立遗嘱、存在构成侵权责任的事实等)负举证责任;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如欺诈、胁迫且损害国家利益等)则作为一般要件事实，由否认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对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2 凡主张已发生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当事人，只需就存在变更或消灭的特别要件事实(如变更合同的补充协议，修改遗嘱，债务免除等)负举证责任;妨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一般要件事实，由否认变更或消灭的对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11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基本确立了这一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二、环境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环境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一般需解决两个问题，首先需明确分配的对象或证明对象;其次就是将这些证明对象如何分配，亦即确立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问题。在确定证明对象时，依照规范说，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原告就权利发生的要件事实进行举证，此时就需对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给予确定，而在构成要件中，归责原则是重要的内容，“构成要件是对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归责原则的系统阐述”。〔2〕(P135)在过错责任领域和无过错责任领域，基于这两种不同的归责原则认定的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会有不同。所以在探讨环境侵权诉讼时，归责原则的解决对证明对象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前置性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大多数国家采用了无过错责任原则。从诉讼法的角度看，在环境侵权领域确立无过错原则与加强对受害人保护的宗旨是契合的：第一，加害人的过错难以证明。由于现代工业生产的复杂性和污染过程的错综复杂，环境污染涉及到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受害者难以证明致害者有无过错。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有利于加强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减轻受害人证明加害人过错的举证责任。第二，通常情况下，受害方与加害方力量对比较为悬殊，受害方处于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境地，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加害方相抗衡，只有将法律保护的天平向受害人方面倾斜，才能体现社会公平。第三，适用无过错责任，有利于强化污染破坏环境者的法律责任，促进其履行法定义务，严格控制和积极治理污染，合理利用环境资源。

(一)无过错原则下的举证责任分配

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依照法律要件分类说，原告需证明的要件事实有三：加害人的加害行为、有损害结果、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对于“加害行为” 与“损害结果”两项，其构成要件在含义上容易理解，实践中也易于操作，没有有太多的争论。因此，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就成为决定环境侵权诉讼是否成立的最重要的争点。无过错责任确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然而如果因果关系无法判定，无过错责任就将被束之高阁。

1 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分配

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分配，可以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将因果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将其在原告和被告之间进行分配。其次是从证明对象入手，将因果关系本身进行分解，然后在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

我国目前民事证据规则已经设立了环境民事诉讼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一般分配原则，《规定》第4条第3款明确指出，由加害人就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并将其规定在举证责任倒置项下。但是，笼统地将因果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配并将其称之为举证责任倒置，却带来了混乱。其一，举证责任倒置是建立在“正置”基础上的，没有举证责任的“正置”何以“倒置”?其二，因果关系本身是多方面的，将“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给被告以后，只能解决责任成立的问题，并不能当然解决责任承担的范围问题。因此，对于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还应该有进一步的规定，即根据不同的证明对象，将因果关系进行分解，然后在原被告之间进行分配。

对此，可以借鉴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和日本法上的做法，将因果关系区分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也有日本学者称之为事实性因果关系和保护范围，其与英美法上的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之划分有相似之处)。所谓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指可归责的行为与权利受侵害(或保护他人法律的违反)之间具有的因果关系。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是就侵权责任及其引起的直接损害而言的。其中心思想在于确认侵权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客观联系，从事实上认定加害行为是否为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不包含价值评判，而是对纯粹事实过程的认识。所谓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指权利受侵害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是就该损害所引起的后继损害而判断其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如甲因乙工厂噪声而导致听力严重受损，甲支出医药费，住院期间感染上传染病，或其家中财物被盗。此时，就需明确，甲支出的医药费，住院期间患传染病，或者其财物被盗等损害与工厂噪声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涉及法律价值的评判。

从举证责任分配角度看，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其举证责任如何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值得研究。但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考虑到证据距离、举证难易等因素，其举证责任应由受害人承担。

实际上，环境民事诉讼所遭遇的因果关系证明困难，主要是指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证明困难，其原因在于传统的侵权行为法中，为使加害者承担损害赔偿义务，加害者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无此，既无彼”的关系是认定责任成立因果关系的要件。然而在环境民事诉讼中，对于受害人而言，严格贯彻这种标准将使责任成立因果关系难以证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围绕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证明困难性的讨论，产生了诸多学说，成为特殊侵权行为理论研究的焦点。

2 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证明之

困难

因果关系证明的困难有两种，一种是证明具体“事实”存在与否的场合;另一种是构成因果关系判断前提的“因果法则”或“经验法则”不明的场合。

环境民事诉讼中对事实的证明，是称为历史性证明的关于过去事实的证明，所以证明“事实”存在与否的困难的情形很多。例如，造成受害的物质是否是被告工厂制造、排放的这一具体事实常常难以证明就属于这种场合。但是如果作为推定事实前提的经验法则自身不明，因果关系证明就更加困难。环境民事案件中所指的因果关系证明困难，多数场合是指由于关于因果关系的经验法则不明，特别是很多有关自然科学上的因果关系法则并未得到充分而明确的解释。在这样的场合，以自然科学上尚未得到明确解释为理由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是不妥当的，可能会把因自然科学落后而存在的不利推给受害者。

民事诉讼制度系以固有诉讼事件作为主要的适用对象，而采取当事人有主导权原则。此种制度设计，以当事人间地位――武器的平等为前提。然而在环境民事诉讼中，侵权和被侵权的可能在社会层次上被固定下来，原被告的角色几乎没有互换的可能，这种互换性的丧失在诉讼中则常常表现为当事人实质上的地位和掌握的武器不对等。证据以及必要的科技知识往往不平等地分布在被告手中，原告方经常面临举证的困难，此时如果仍严格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前提，因果关系存在的事实就必须由被害人(原告)负举证责任。由于上述种种情形，因果关系证明困难势必封闭对被害人为救济的途径，显然会损害诉讼妥当解决纠纷的目标。所以，针对环境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间攻击防御能力的明显差距及程序上地位、武器的实质上不对等的因素，必须找出应对之策。所以在维持证明责任一般分配原则及作用的前提下，开发种种能够减轻当事人举证负担的程序技术并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就成为必要。

(二)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负担

在环境民事诉讼中，降低受害人的证明负担与举证责任分配是直接相关的。如何使负有证明责任的原告降低证明标准或者说原告应证明到何种程度，才能使法官形成因果关系存在的心证?这就涉及到了盖然性问题。对因果关系进行举证时作盖然性的评估可以有两种评估方式：“第一种涉及的是频率判断，即统计学上的现实可能性：事件A发生时，B之发生的盖然性就会基于法官的经验或鉴定结论以百分比的方式体现出来。如某类病人在得到合理治疗时其中的25%或75%治愈了。一事故受害者被送进了医院，根据案件(因数量较少)可以查明的统计学上的百分比使得医疗过程有缺陷时，只要律师不错过诉讼时效，法官得出正确判决的可能性虽不是100%，却是极高的。第二种涉及的是举证责任问题，具体地说，即法院对相关盖然性的认同与否。如可能得出治愈几率的不同结论，某些专家定为25%，某些则定为75%，此时法院必须考虑，它根据哪一个百分比做出判决。所有的欧洲法律制度都适用了‘要么/则’及‘是或否’的方法，所不同的只是，当事人对其主张的盖然性程度的论证应到达何种程度才能为法院接受为证据……只要在因果关系考察程序内设计作为规则标准的盖然性问题，所指的就都是第一种方式(统计学上)的可能性论证。”〔3〕(P449)一般而言，对于民事案件的要件事实的证明须达到“盖然性优势”，即一方提供的证据比另一方更有说服力(我们可以称其为民事证据法上的一般盖然性)[2].尽管对于此“盖然性优势”存在着不同的理解[3]，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对盖然性权衡的最佳解释是，有50%以上的确信度即可，并且在民事诉讼中该标准应是证明要件事实的最低标准。以上述证明度为标准，运用证据来证明要件事实的结果在制度上只允许存在三种状态，即要件事实得到明确的肯定、明确的否定或者要件事实既得不到肯定也难以明确的否定而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此时，存在的问题是，该标准在环境民事诉讼中能否完全适用，那么，须从以下对各种学说的分析入手。

就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负担而言，环境法学者乃至诉讼法学者提出了诸多解决方案，从英美法、德国法到日本法，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

1 盖然性说

为了减轻被害人的举证负担，实体法学者提出，因果关系的证明只需有低度的证明即可，换而言之，如能证明至盖然性的程度，就可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该种看法可进一步分为两种，其一即所谓证据优越说，另一则称为狭义的盖然性说。

(1)证据优越说

这种理论是由加藤一郎教授在英美法优势证据理论基础上所提出的见解。在英美法上，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要高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而在日本法上，并没有英美法上的这种区分，民刑案件均适用“高度的盖然性”标准。加藤教授将英美法上的盖然性理论加以引申，主张在民事诉讼中，尤其在环境诉讼中，在考虑公法的制裁规定或私法的救济情况时，不必要求以严密的科学方法来证明因果关系。法律上要求达到的证明程度，可因事而异，就刑事而言，必须具有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 即英美法所谓“超出合理怀疑范围”;就民事而言，则只要考虑举证人所提出的证据已达到比他方所提出的证据更为优越的程度即可。〔4〕(P245)加藤教授的这种主张，显然是直接针对环境民事诉讼为减轻原告被害人的举证责任过重而提出的。

(2)狭义的盖然性说

主张该说的学者认为，环境民事诉讼中，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形式上仍由原告承担，但原告的举证并非就全部技术过程举证，而只是在相当程度上举证，且只需有一半情形之低度盖然性即可，法院一旦形成此种程度之心证，除非被告企业人能举出反证以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否则无法避免责任。德本镇教授将盖然性说的具体要点归结如下：第一，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形式上仍然要由原告受害者承担。第二，为实质转换举证责任，应采用德国矿业法上初步的证明的法理，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因果关系就应被认定。第三，在盖然性说中虽然要求“表示相当程度的盖然性的证明”，但那是指“虽然超越了大致证明的领域，但尚未到达证明程度的举证”。盖然性说所举出的证据有：(a)能供调查因果关系之科学技术不发达，(b)企业对于调查工作不可能协助，(c)公家调查机关之设备不全，(d)企业能将损害之负担列入成本费用，再转嫁分配出去，(e)企业既已排放一定之物质，则有责任证明该物质之无害性，(f)公害之被害人于一般情形被视为贫困之人。根据盖然性理论，只要能够对：(a)从工厂等排放的物质达到并蓄积于发生损害的区域，发生了作用;(b)该地域有许多损害发生;这样两个事实举证，法院就应推定有因果关系。反之，被告企业方面只要不能举出反证，证明因果关系的不存在，就不能免除其侵权行为责任。

在日本，鉴于20世纪 60年代中期构成重大社会问题的公害、药害等实际状况，盖然性说所追求的方向是正确的。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在社会上引起的复杂的多样化形态的侵害，要缺乏科学知识和资力的受害者负担所有的事实性因果关系的证明是不公平的。并且，尽管有发达的科学，但现实的科学水准尚未解释清楚的大量现象存在，在这种场合下要受害者负担严密的证明就是强迫其作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意义上，盖然性说主张作为请求损害赔偿的前提，在判断因果关系存在与否时，不必要科学地证明是应该的。因此，盖然性理论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赞同。

对于盖然性学说在实践中是否得到了运用，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比如，石田川教授认为：“在日本，由于盖然性说存在的问题，在诉讼法中承认该学说的学者甚少。判例方面实际上也没有依该说来处理案件。就采取盖然性说的判例值得注意的是在早川电镀厂废液事件中，前桥地方法院却有利用一般论说而展开盖然性说的情况，但在实际上并未以盖然性说将该事件作处理。在四大公害诉讼中，尤其以因果关系作为重要争点的富山痛痛病诉讼的判决及新泻水俣病诉讼的判决，法院或许多少受到了盖然性说的影响，但并没有按照盖然性来处理案件。”〔5〕(P124)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盖然性理论被称为适合于公害诉讼本质的见解，公害诉讼中依据这一理论的判例很多。前桥、富山(开疫学之先河)、新泻等地方法院及名古屋高等法院的一系列判决之后，关于公害诉讼中因果关系的举证、拥有盖然性的证明主张即可成立的审理方法也基本上固定下来。”〔6〕(P355)学者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巨，孰是孰非，资料所限，笔者难以做出评判。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盖然性说作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均不合时宜，深入研究仍有必要。

2 间接证明

间接证明，并非是将某权利发生要件之事实或成为权利消灭理由之事实直接加以证明，而只是就个别事实(间接事实)为证明，而自此事实间接的推定主要事实。成立间接证明，必须有事实a，则通常有事实A(例如，有酒后驾车的事实，通常则有驾驶操作不适当的事实)之经验法则的存在才可。换言之，间接证明系以经验法则为大前提，间接事实为小前提，利用三段论导出主要事实存在与否的主要事实的证明方法。利用间接证明，由事实a推出他事实A的推论方法，称为事实上之推定。对此而言，其以直接证据为方法将主要事实直接加以证明，称为直接证明。将间接证明与直接证明相比较，间接证明具有缓和证明困难的作用，因未将主要事实推认的间接事实，并非固定的事物，具有较多选择机会，对当事人而言，他们就可以选择较容易证明的主题来避免因举证不能而遭致的败诉风险。

(1)疫因学理论

疫学证明法是间接证明的有力手段。在痛痛病，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和斯蒙诉讼中，作为证明手段疫学得到大量运用。在认定因果关系时，最初将疫学[4] (即流行病学或病因学)的成果加以采用是主张盖然性说的学者。但是，疫学的研究成果也属于经验法则，即使不以盖然性为前提，法院也可以采用疫学的成果。疫学的研究成果既然属于经验法则的一种，所以疫学的证明手段属于间接证明的一种。并且，疫学性因果关系理论和盖然性说相结合，可以更好的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责任。

疫学因果说是指用疫学(即流行病学或病因学)的方法来证明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将有关某种疾病发生的原因，就疫学上的若干因素，利用统计的方法调查各因素与某种疾病之间的关系;从中选出关联性较大的因素，对此进行综合判断。一般来说，它是以四个条件进行判断的：第一，该因子在发病前务必是有作用的;第二，该因子作用的程度越显著，则该病患者的比率越高，这被称为量与效果的关系;第三，该因子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则该病患者的比率相应程度下降;第四，该因子作为原因而起作用的机械论务必与生物学上的说明不发生矛盾，以上四种条件相互关联，并以数量统计做出合理程度的说明， 即可成立因果关系。将其适用于环境民事案件，只要证明某种因素与某种疾病具有疫学上的因果关系，即可认定二者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疫学因果说的意义，在于它能够降低优势证据说和盖然性说的盖然性，虽依此说仍难以得出百分之百的正确结论;但它提出了一种具体的标准，可以对复杂的因果关系做出有效的判断。这种思维方式在逻辑上是妥当的，但是该学说仍存在缺陷，表现为，要采用疫学方法，就必须收集能够满足统计学处理要求的大量资料。并且，因为疫学是群体现象中的原因探求方法，所以即使可以说群体性存在的某种因素是某种疾病的原因，也不能说每个患者的病因全都是该因素。因为还有该因素以外的原因造成疾病的可能性的场合，某患者也有可能是因其他原因患病。在公害案件中，偶尔也有通过政府机关的广泛调查收集了疫学性判断资料的，但不见得所有的事件都能收集到那样的资料。并且，在有些环境诉讼中以个别患者的病因为讼争对象，而且患者的特异性因素构成问题的案件中，就不能使用疫学性方法。基于如上认识，学者们认为，疫学性方法作为认定因果关系的经验法则之一是非常有用的，但仅依据疫学性因果关系论主张减轻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过于狭窄。应当适用包括疫学在内的所有经验法则。同时该理论的不足还在于其只能适用于环境污染造成人体患病的场合，无法适用于所有的环境损害赔偿之中。

(2)大致推定理论

法律上的推定毕竟是有限的，不能满足诉讼的实际需要，于是出现了大致推定理论。又称姑且规定，是指在一些侵权案件中围绕过失或因果关系等难以证明的类型化事实，如果确有必要适当减轻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举证负担，虽然法律上不存在有关推定的明文规定，也允许法官在满足一定要件的前提下适当适用推定。在应用上，大致推定以经验法则作为推定的根据，即虽非绝对确实，但依现实经验，某项事实a的发生，于大多数情况下均以他项事实b为其原因，于是在有以a为原因的高度盖然性经验法则的情况下，则可承认大致推定。上述情形，于某具体事件，若有相当于ab两个事实存在时，即使对现实之事实经过不明，也可以依据上述经验法则，就两个事实成立因果关系，成立大致推定，所以不必特别为证明其因果关系提出证据。相反的，在此情况下，若以有特别情事可排除上述经验法则为理由，推翻上述之推定，则必须由否定因果关系的当事人，就上述特别事情为证明。由于此种证明亦依赖经验法则所谓的证明，故属间接证明的一种。

大致推定大多用于过失的证明，较少用于推定加害行为与所生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又被称为“过失的大致推定”。日本法上，大致推定理论的固定化和法则化，被认为是受到了美国法上的“事实自证”(如果某种事物本身具有可能招致

失败的性质而发生事故，在一定条件下就可以推测因果关系的存在)和德国法上的“表见证明”(如果赔偿权利人所提出的证据，足以使他人给与该证据所给出的第一印象认定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就可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仅限于认定事实的存否真伪，只需提出反证而非充分的反面证明就可以推翻表见证明)理论的影响。大致推定的地位，居于事实自证理论和表见证明理论之间，就其效力而言，与表见证明理论相近，但就推定的对象而言，又偏向于过失的存否，较接近事实自证。

对于大致推定的性质，学者间存有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事实推定说，认为大致推定是以诉讼中已确定的一定事实状态为基础，藉由一般经验判断其为直接经历的事实，即使因果关系的内容不具体，只要加害行为或损害的发生得到某种程度的证实，仍可据以形成因果关系存在的大致充分心证，所以，大致推定实质上是事实推定的一种应用状态。第二种学说是举证责任转换说，此说主张， 大致推定的证明对象，应该是因果关系本身，如果原告就足以推定因果关系的事实尽到举证责任，则法律上的举证责任即应转换由被告负担，被告须就因果关系不存在的事实，负担诉讼上的证明责任。第三种是证明度减低说，该说认为，大致推定与一般事实认定的不同之处在于，大致推定原则并未如事实认定一样要求高度的心证，也就是说，大致推定的确实性应较一般的事实认定为低。第一种学说是目前学说界和实务界的通说。但是，德国法学界的一种有力的理论也认为，其实大致推定理论并非简单的证据评价问题，其功能在于转移举证责任。

在大致推定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证明程度。显然，所谓大致推定并非确信或接近确信的程度，所以并不要求能够达到70%、80%或90%那样的高度，但证明程度究竟可以减轻到什么地步或者说被告只需提出什么证据就可以认为大致推定已被推翻，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未有统一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减轻原告举证责任之理论，该说与狭义的盖然性说有相似之处，即均不发生举证责任的移转 [5];但二者也存在差别，大致推定中的推定只是经验法则下的事实推定，即依照经验法则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被告仅需提出足以动摇法官心证的反证即可，或者说，反证达到使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时，负担客观举证责任的原告便要提出证据，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而盖然性说中的推定是法律推定，被告非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不能免责，两者所要求反证的证明程度是不同的。

(3)间接反证理论

间接反证理论可与盖然性理论作比较。盖然性说，是作为单一的要素把握因果关系这一要件事实，主张对此降低证明的心证程度，或者试图事实上转换举证责任的见解。与此相对，有学者主张通过分析构成因果关系的事实，并把它作为复合的要件事实加以把握，对各个事实分别的考虑证明，于是，出现了间接反证的理论。该因果关系认定方法最初应用于富山痛痛病和新泻水俣病诉讼，后经学者加以理论化。

间接反证原系德国民事证据法上的理论，其含义是指当主要事实是否存在尚不明确时，由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负反证其事实不存在的证明责任理论。因其并非直接对另一方当事人举证事实的反驳，而称为间接反证。对推定予以反驳的方式有两种，直接反证和间接反证。例如，对某主要事实A负举证责任的原告，证明能推定A存在的a、b、c三个间接事实，而且根据这些间接事实推定主要事实A被得到证明时，被告却直接针对原告所证明的主题a、b、c的存在，并提出其不存在的证据，以阻碍推定A的存在，这叫做直接反证。但是，被告为了阻碍A被原告证明，也可以用其他的间接事实d、e、f来认定A不存在，从证明方法上看，它不是直接针对原告所证明的主题，所以叫做间接反证。在直接反证的情况下，原告欲使法官认定要件事实A存在， 需证明a、b、c三个事实，而被告提供的反证只要能够达到使a、b、c陷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而在间接反证的情况下，被告需证明d、e、f三项事实后，才能实现阻却要件事实A被认定的效果。主张在环境诉讼中引入该理论的学者认为，环境污染损害的因果关系因素较多，如果受害人能证明其中部分关联事实，其余部分的事实则被推定存在，而由加害人负反证其不存在的责任。如果加害人不能反证其不存在，则因果关系成立，这样符合法的公平正义精神;间接反证说的意义在于，它根据部分举证事实推定，亦即部分间接推定的理论，认定存在因果关系，从而判决被告对原告的损害赔偿，大大缓解原告的举证困难。

在日本，首采“间接反证法”的是1971年9月新泻地方裁判所作新泻水俣病第一次诉讼的判决，该判决认为：“在公害案件中，例如因化学工业在其企业活动过程中排放化学物质引起多数居民患病的‘化学公害’案件中所发生的争议，涉及到高度的自然科学知识。由此，要求被害人对因果关系的环节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地科学解释和证明，无异于完全封闭了以民事审判方式救济被害人的途径。所以，在上述情况下，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通常只考虑如下几个问题：(A)被害疾病之特性及其原因(病因)物质;(B)原因物质到达被害人或被害地的途径(污染途径);(C)加害企业原因物质之排放(从产生到排放的装置)。……对上述(A) 和(B)的事实，依据情况、证据的积聚，如果能够就因果关系的科学关联作出没有矛盾的说明，就应当解释为已经证明了法律因果关系的存在。如果上述(A)、(B)的举证已经完成，就污染源的追寻而言，显然已经到达了企业的门口，因此，毋宁说，如果企业方面不能证明自己的工厂与污染源无关，即应认为原告已经尽了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证明，对(C)的存在作事实上的推定。”从新泻水俣病的判决来看，由于法官根据部分举证事实推定，即部分间接推定的理论，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同时又在病因方面采纳了疫因学的观点，该种举措大大的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受到了学者的赞扬和肯定。

从保持新泻水俣病判决的思考模式同时又扩大其适用范围的角度出发，淡路刚久教授认为，可将公害因果关系的要件事实分解为三部分，第一，损害发生的原因物质及其装置(病因或原因);第二，原因物质到达受害人或受害人所在地的经过路程(污染路程);第三，污染企业内原因物质的生成以及排放。在诉讼中，原告只要能证明3要件事实中的任何二者，如能证明第一和第二、第三和第一等，即应推定所剩的另一要件事实是存在的，故可就此对污染事件的因果关系作出决断。

竹下守夫教授对因果关系锁链事实划分的更为精细。其以痛痛病判决和新泻水俣病判决中法院的见解为基础，将公害事件的因果关系分为了5部分主题。首先，将因果关系这一要件事实分解为被告企业的生产过程特定物质的发生(A)，向外部的排放(B)，通过媒体的扩散(C)，达到原告的身体、财产(D)，损害的发生(E)这样的各个事实。接着将A―B―C―D―E这样的从前者到后者的过程作为一个复合性证明主题加以把握。然后，因

为原告对因果关系的存在负有证明责任，所以要对A―B―C―D―E的过程全体进行证明，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意味着原告必须对所有的各个阶段上的事实和过程进行证明，而是原告能证明某事实、过程的存在时，在经验法则上就可以推定其他事实、过程存在，在这种场合下，被告方只要未就存在不能适用经验法则的特别情况进行证明，因果关系就得到认定。

例如，在河川污浊的场合，原告证明了上游的被告企业有排放有毒物质的事实(B)，除与下游的原告发生了能够因该物质发生的损害(E)，或者该物质已经达到原告的事实(D)的场合，B-C-D-E(或者B-C-D)的过程的存在就可以通过经验法则得到推定。但是，被告若就存在“特别的情况”(例如，达到原告的有毒物质是从其他的排放源排出的)作出证明，就可以主张上述经验法则没有适用的余地。此时，因为可以适用经验法则的事实已经得到证明，所以，为推翻上述认定被告必须积极地证明“特别的情况”。另外，从被告企业所在地排放出某种物质的事实B得到确定的话，在经验法则上就可以认定该物质是从被告企业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发生A，由被告排放出来得A-B。因此，如果被告主张不是那样的话，被告就要对A或者A―B这一事实或过程不存在作积极地证明。进一步讲，通过积累间接事实，借助于经验法则证明主要事实(间接证明)，可以使因果关系在证明上的困难得到缓和。虽然提出直接证明主要事实的适当证据是非常困难的，但对受害人而言，对主要事实有用的间接事实绝不是固定的，由于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存在着复数的可能性，所以，原告是可以选择证明主题的。而且，在依据原告所选择的数个间接事实以及与之结合的经验法则可以推定某主要事实存在的场合下，被告为主张“该场合下存在特别的情况，因此不应该使用经验法则”，或者“存在能够推定该主要事实不存在的别的间接事实”，就必须对这些情况的存在负证明责任。

3 比例规则

又称比例赔偿，就是根据侵权行为人对受害人造成损失的原因力的大小，来认定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系英美法上的概念。与以上其它降低受害人证明负担的学说不同，比例规则理论否定了证明责任的存在，反对以败诉来分配不利益。作为一种直接对应于不同证明程度而对解决方案作出微妙调整的做法，法官可以按照双方当事人各自的主张和实际上所达到的证明程度之间的比例来分配利益和不利益。

在旧有的举证责任理论构造下，如果法官对因果关系没有百分之百的确信，因为真伪不明不能适用法律，就只能作出或必须作出赔偿数额为零的判决的理论。例如，依照一般的理解，假定只要能够达到51%这样程度的心证时，法官就应作出100%的认可判决， 即承认当事人给付100万元的请求。相反，如果假定心证程度只有50%，只能认为事实的真相仍然不清楚，也就是真伪不明。这样的话就不能适用损害赔偿的法规，其结果赔偿就只能是零。这么一来，无论采用何种假定，50%的心证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认可50万元的判决这种结论，此举对于举证困难的受害人而言，难谓公允。作为解决方法，采用按心证的比例进行部分认定就使受害人获得赔偿成为可能。例如在法官的心证程度达到50%时可以把请求100万元的受损害金额认定为50万元。持比例规则说的学者认为，真伪不明时不能适用法规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暂时约定，并不具有任何逻辑上的必然性，也不具有能够对抗一切具体情况的规范性。民事诉讼中所谓的百分百证明并不等于自然科学上也是百分之百的准确。当事人举证的结果或法官的心证只能是一种极其相似或无限接近的程度，而把这个程度定在什么位置上假设已经达到确信或已经得到证明是极为困难的问题。而且这样的假设即使可能也不应该总是固定不变的，应该随具体情况不同而适当调整。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理论实际上只是给出了一个一般的原则，而不是什么绝对不可更改的标准，对此的运用需要在实践中根据各种情况加以丰富和发展。而美国学者伯格亦认为，比例规则在达到保护权利的价值这一侵权法的目标上无疑比优势证据规则更加有效。因为，比例规则根据其他侵权行为人、不应受谴责的原因或者原告自身的原因等在引起原告损失方面的原因力，对损害赔偿进行分配。这样，根据比例规则侵权行为人只承担由其侵权行为所导致原告损失的那部分赔偿责任。避免了在侵权诉讼中原告获得意外的收获或者根本得不到赔偿这两种极端。在日本，甚至还出现过依照心证程度的比例来给双方当事人分配利益和不利益的判例。〔7〕(P150-152)

但是学术界大多数人对该理论持反对或消极态度。反对者认为，如果依据心证确率进行认定的话，那么就会是在认定主要事实上没有100%的证明也可以，这就完全没必要主张以盖然性证明为充足。所以，议论证明程度，也要议论舍弃未达证明程度的证据的问题。尽管如此，在未达证明程度的场合却主张应该认可对应盖然性的请求，这种主张明显是矛盾的。并且，在应用确率性心证时，法院就必须经常的明确心证程度，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效果完全可以类推使用实体法上过失相抵法理或正面承认法官对侵权行为引起的后果程度可以裁量认定等方法来达到。同时，即使是主张比例规则的学者也认为，比例规则仅限于特殊类型的案件，而不具有一般的普遍适用性。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环境民事诉讼而言，各种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与实践绝非举证责任倒置那么简单。尽管各种理论均未达致成熟，实践中也未形成统一规则。但是，可以发现各种降低受害人证明度的理论，在证明责任的框架下，集中反映出的思想就是，环境民事诉讼由于其特殊性，从保护原告人的利益出发，需要为受害人特别设定证明标准，该标准并非民事证据法上的一般盖然性，而应当是低于民事证据法上的一般盖然性的特殊标准[6].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围绕降低受害人证明负担的目标来进行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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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佐上善和 举证责任的意义和功能〔A〕 今后的民事诉讼〔C〕 东京：日本评论社，1984

注释

[1] 我国学术界对于举证责任的理解有一个发展过程：由于受苏联法影响，学术界最初将举证责任等同于提供证据责任。到后来出现了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认为举证责任包含着两种含义，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两种。前者是指当事人对其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后者是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不利后果。这种不利的诉讼后果既表现为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得不到法院的确认和保护，又表现为败诉而承担诉讼费用。但是由于“双重含义说”并不是认为举证责任有两种理解，而是认为举证责任包含着两种含义，没有说明在这两种责任中究竟哪一种是举证责任的本质属性，同时也与国外民诉理论中对举证责任的定义不相符合，因此为“危险负担说”所取代。该说认为，当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负有证实法律要件事实责任的当事人一方应承担证明责任，如不能证明，就应承受法官不利判断的风险。本文正是在危险负担的意义上使用“举证责任”这一概念的。

[2]《规定》第73条要求法官在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证据的证明力时，应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这一规定似乎表明最高法院已将较高程度的盖然性作为民事诉讼中原则性的证明标准。鉴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是民事诉讼法的渊源之一，可以认为我国民事诉讼中原则性的证明标准已经法定化了。

[3] 在诉讼法上，对于怎样才算“一方提供的证据比另一方更有说服力”的问题，标准仍然不够清晰。为了尽可能精确地说明证明标准，西方学者用百分比来形容证据优势，将其解释为51%：49%或者75%：25%，将合理怀疑解释成5%至25%之间的怀疑。这样的解释在表面上虽然是精确的，但一旦将其运用于实务，仍然会遇到如何将本证明与反证的证明力化为百分比的难题。总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虽然可以提供一个衡量证明结果的尺度，使法官可以依据这一尺度去判断待证事实是已经获得证明还是仍然处于不明状态，但这一尺度是具有相当模糊性的，无论如何，它不可能象天平和尺子那样提供精确的度量标准。

[4]所谓疫学，是指就集体现象的疾病，探明其发生、分布与社会生活的因果关系，寻求对策，防治疾病发生的科学。参见〔日〕曾田长宗：《公害与疫学》，《公害法之研究》，第236页。

[5] 旧有的证据法理论认为，无论事实上的推定，或是法律上的推定，推定一旦成立，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就移转至对方，对方当事人对该推定持反对意见时，就必须对该推定不能成立的事实举证。而现在国外的判例已经抛弃了这种观点，在涉及推定的场合，不再使用证明责任(举证责任)移转的说法，判例认为，为推翻事实推定或法律推定而提出证据，不过是针对对方的证据提出责任，不是证明责任的移转。

[6]关于证明标准问题，参见吕忠梅：《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初探》，《政法论坛》第5期。

试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 篇5

一、举证责任的分配及其价值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是一个颇多争议的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采用被告负举证责任说，但规定得过于原则，在审判实践

中难以掌握。1999年 11月 2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举证责任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采用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说，兼采合理分担说，即在一般情况下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特定的情况下由原告承担部分举证责任。《解释》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比较1991年 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大大地进了一步，但仍然有不周全的方面，主要是对举证责任的价值未作明确的设定。

举证责任的价值，主要是指诉讼中的原告、被告或第三人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对胜诉和败诉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笔者认为，法律或司法解释，对此应作出明确的回答。譬如，法律规定在行政诉讼中，作为当然的被告的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行政机关拒绝承担举证责任，或者所举证据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后收集的证据、依据，对此法院如何作出裁决，仅作出“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这样的司法解释是不够的。因为我国是实行的是成文法而不是实行判例法，在行政权强大且不甘愿法律束缚其手脚，司法权相对弱小的环境下，如果法律不作出明确的规定，对处于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弱者——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上述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应当举证或者所举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明确设定被告承担败诉的后果。同样，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对于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提起行政赔偿中被侵害造成损失的事实以及其他应由原告举证的，如果原告不举证或举证不能的，也要明确应由原告承担败诉的后果。

二、证据的采信规则

我国把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追求客观真实奉为圭臬。但是，时过境迁的客观真实不可能毫无差错地重合再现，在法律意义上，只能是依靠证据和推理去认定事实，这就法律上的事实。法律上的事实是依靠证据支撑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对证据的采信作出规定，行政诉讼活动则难以为继。

“先取证，后裁决”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必经程序，那么，如果行政机关所取证据违法，则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会坍塌，行政相对人倘若提起行政诉讼，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败诉是不可避免的。

在行政诉讼中，设定证据采信规则，对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避免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对于行政主体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中所取证据因违法不予采信的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行政主体认定事实的证据违法

行政活动绝大多数都是依职权行使的具体行政行为。都是行政机关的主动行为，即使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也处于主导的地位。行政主体在个案出现后，也要主动收集、审定并采纳证据，以便作出合法合理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对证据从原始状态开始收集、审定和采纳的活动是一个权力运行的过程，其中证据运行活动的不正常，即可能导致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违法，其证据则不能采信。

1、证据的外在形式违法。根据法律规定，证据的形式有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七种。对于以上证据的形式经过法庭质证属实则可以采信。如果外在形式不合法，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未加以补救使其合法化，则不能予以采信。

2、非法定主体收集的证据。行政主体对于非法定主体收集的证据，虽然其证据具有客观性和相关性，但未经过行政主体的法定人员依法定程序重新收集并查证属实取得合法性，这样的证据不能采信。

3、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行政主体不遵守法定的步骤、顺序、方式和时限对证据进行收集、审查和采纳，即作为事实认定的证据，如果发现后，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又未采取法定的补救措施或重新通过合法程序取得，对认定事实产生严重影响的证据，亦不能采信。

4、采取非法职权取得的证据。行政主体违反法律规定采取的手段、方法和措施所取得的证据，比如对行政相对人采取逼供诱供、违法羁押或胁迫手段获得的证人证言，即使其证据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但由于是利用职权非法获取的证据，也不能采信。

（二）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举证责任违法分配

首先举证责任应依据法律规定。这里的法律既包括狭义的法律，也包括广义的法律即法律精神和原则。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分析，立法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常由实体法根据事实要件予以

明确，通常表现为除非有例外规定，程序的发动人员负有举证责任。

其次由行政主体依合理原则分配。行政程序举证责任的分配可参照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大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及其精神，在不违背公平、显失情理的条件下，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最后应该有利于相对人。行政程序确定的职权调查主义原则使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一方拥有特别

地位，对此，行政相对人完成法定举证之外的举证责任在无法律明确规定，依照经验又无法合理分配时，宜采取有利于相对人，即由行政主体一方负担举证责任为解决办法。

行政诉讼中，对于举证责任违法分配的、显失公平、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举证责任分配，经法院查证后应不予采信。

（三）行政主体认定事实时推定或认知违法

1、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除运用证据外，也运用推定获得事实结论。行政推定是在行政领域根据某一事实的存在作出另一与之相关事实存在与否的假定。正确运用推定，既可提高行政效率，也可公正分担举证责任，缓解某些事实证明上的困难。行政推定可分为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两大类。法律上的推定是指法律规定的从已知的事实推论出未知事实或不依赖某种基础性事实即推理出另一事实存在的过程。事实上推定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根据已确认的事实，依照经验和科学知识的推断。其既要合法也要合理，如果据以作为事实认定的行政推定违背了法律的直接规定、法律精神、科学原理或社会公认的经验规则，其行政推定为违法推定。

2、行政认知是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以一定形式直接认定某种事实的真实性，并据此作为事实认定基础的过程。但这种认知过程不能以强调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而影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行政主体在行政认知上，如果对非属无合理争议的事实或让相对人对应该行政认知的事实进行举证即属违法认知。

三、行政诉讼取证和举证期限

行政诉讼中的取证和举证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其联系是，取证是前提，举证则是取证的目的所在。其区别是，取证是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而言的，是在行政诉讼之前行政机关在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作为；而举证则是被告行政机关对法院而言的，是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特定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的作为。行政诉讼中的取证和举证对审理结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对取证和举证的期限作出规定是关键。在行政诉讼中规定取证和举证的期限，其意义还在于防止诉讼活动的拖延，又可及早确定案件的事实和性质，实现行政效率和司法效益的统一。

（一）行政诉讼取证期限

1、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一规定，仅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而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又得知原告将要提起诉讼之前，是否可以收集证据，法律出现了疏漏。

1991年的《意见》未作解释。1999年的《解释》已经明确，其第 26条第二款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 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这一规定明确地阻断了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在提起诉讼以前的取证行为，也就是取证的期限只能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

2、行政复议机关取证的期限。有观点认为，复议机关的复议程序的插入导致了情况的复杂化。其实不然。行政复议机关对原具体行政行为经过全面审查，可以变更，甚至撤销。那么，行政复议机关如果不行使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就谈不上全面审查。笔者认为，复议机关对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应局限在全面审查原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如果经复议维持的，提起诉讼因为原行政机关是被告，其取证期限仍然限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解释》明确规定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所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如果复议机关作出变更或撤销原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诉讼，由于复议机关成为被告，形成了一个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其取证期限亦可延续到复诉机关作出新的具体行为之前，其取证期限与《解释》“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并不矛盾。

3、取证期限的例外情况。根据《解释》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的；二是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上述两种例外情况，表面看来，取证期限放到了作出行政行为之后。但笔者认为其取证的期限实质没有变，其取得的证据仍然要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存在的证据，而决不能是作出行政行为之后出现的证据。

（二）行政诉讼举证期限

1、行政主体的举证期限。根据《解释》，笔者理解为其举证期限应当在收到起诉状 10日内，而不是在整个一审作出裁判之前。在上述期限内不提供即可认定为举证不能，被告承担败诉的后果。如果有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即出现上述例外取证理由的（仅局限于这两种正当的理由），可将举证期限延长到整个一审作出裁判之前。《解释》第 31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这说明，被告的举证期限局限在一审作出裁判之前，超过举证期限的证据则失去价值。

2、原告或第三人的举证期限。《解释》对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作了规定，但对举证期限，法律和《解释》未作规定。笔者认为，既然对被告的举证期限作了限制，为了保证诉讼的效率，对原告或者第三人的举证期限也应作出规定，可以放宽到整个一审作出裁判之前。这与立法本意，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不矛盾。

四、被告履行举证责任的标准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作为确定行政诉讼胜诉和败诉的制度，设定被告履行举证责任的标准是十分必要的。在什么条件下说明被诉行政机关完全履行了举证责任，法律或司法解释应该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应具备以下标准：

1、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是特定法律规范所要求具备的事实。所谓“依法行政”，具体的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规范所预先设定的事实要件必须得到满足后方能实施。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是特定法律规范所要求具备的事实。如果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不是特定法律规范所要求的事实而适用特定的法律规范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则无法可依。二是特定法律规范规定的几个事实要件，必须满足几个事实要件，缺一不可。例如，工商部门对某商场销售超期食品进行处罚，必须存在两个事实要件，其一，商场有销售超期食品的行为；其二，查出的食品确是超过保质期的。两者缺一不可，否则，据此作出的处罚的证据便得不到满足。

2、任何事实要件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行政机关不得以强大的行政职权采取武断专横的态度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它所认定的每一个事实都应当有根据。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如果坚持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的，就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它所认定的事实确实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行政机关所认定的事实即为子虚乌有。

3、每一证据必须是可定案的依据。可定案的证据，同三大诉讼的证据规则一样，其标准是必须具备法律上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其真实性，即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能带有任何主观的成份。证据本身不能存在假定、推测、想象的成分。作为定案的证据，一定要在当事人所争议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终止过程中和案件发生时形成的客观事实。其关联性，作为定案的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存在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和因果关系。其合法性，一是证据的收集、调查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违反程序取得的证据是非法的证据；二是事实必须具备法律所要求的特定形式，不具备法律要求的特定形式的证据也是非法证据。笔者认为，非法证据决不能提倡采纳说，如果那样，“无法无天”的悲剧将会重演。

浅析民事诉讼中的跨域立案论文 篇6

20xx年9月21日，福建高院在泉州中院召开福建法院“跨域”立案服务工作新闻发布会，决定在福建全省推广“跨域”立案的司法便民服务。跨域立案由福建省泉州市率先发起，它作为“跨域、连锁、直通”诉讼服务平台所提供服务的一部分，在推行以后很快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将是跨域立案制度发展的一大挑战。

一、民事诉讼中的跨域立案制度概述

跨域立案是指在一定行政辖区内的不同层级和不同区域的法院管辖的一审民事案件，当事人可就近选择具备“跨域”立案服务条件的中级、基层法院或人民法庭办理立案事务，要求他们为当事人提供接收立案申请、收转起诉材料，代为送达立案法律文书等“跨域”立案服务。从具体操作上看，跨域立案要求各法院设立专门的跨域立案服务窗口，并且实行定人定岗、专人负责的制度。在进行诉讼的时候，当事人可以就近选择一家具有跨域立案服务条件的中级法院、基层法院或派出法庭进行立案，接受法院应当接收当事人的起诉材料，核对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并对起诉材料进行初步的形式审查，然后把当事人的起诉材料扫描成电子版传输至有管辖权的法院。有管辖权的法院在收到起诉材料后进行立案审查，根据情况作出收件告知书、受理通知书或者不予受理裁定书等文书，在加盖本院的电子印章后将文书推送给接收法院。接收法院收到后将文书送达当事人并将送达回证传回有管辖权的法院。在这整个流程中，接收法院仅仅承担形式审查、风险提示、立案指导、法律释明等职责，并不行使实质性的立案审查权。但对于明显属于违法起诉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接收法院应当明确告知当事人并不予提供跨域立案服务。

二、民事诉讼中跨域立案制度的背景分析

(一)理论分析

从法理学上来说，跨域立案制度是有利于提高法律公平、效率、秩序和正义价值。首先，实行跨域立案制度有利于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为当事人诉讼提供便利，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从而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其次，把当事人来回在管辖法院所在地和自己居住地来回奔跑的情况转变为诉讼材料在法院系统内部的流转，尤其是在扫描成电子文件以后再网络上的内部传送，其效率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再次，跨域立案制度有利于构建当事人和法院之间新的诉讼秩序，并且这种秩序的构建也有利于民事诉讼活动得到更好地进行。

从民事诉讼法学的角度来看，跨域立案属于诉讼中管辖制度中的概念。我国的管辖分为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由于不同地域包括着各个层级的法院，因此这里的跨域立案会同时涉及到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一个涉及到的问题是接收法院是进行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若是仅形式审查，也就是接收法院没有行使实质上的审查权和管辖权，则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障碍;若是接收法院进行实质审查，即接收法院行使实质上的审查权和管辖权，则会涉及到是否违反《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管辖的规定以及下级法院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审核上级法院管辖案件的情况，如果接收法院在自身审核上出现瑕疵，就会出现起诉人不能有效及时向管辖法院起诉的情况。

(二)法律法规分析

我国法律法规关于管辖的规定主要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的第119条和第124条，《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四项规定，原告的起诉必须符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条件，如果原告没有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就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四项规定“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从这些规定来看，当事人的立案必须针对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作出，否则人民法院是有权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的。在跨域立案的司法便民制度下，这些法律规定也是不能违背的。因此，接收法院要做的只能是形式上的审查和风险提示等工作，只要当事人提交的诉讼材料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并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接收法院就应当予以接收并且扫描成电子文件发送至有管辖权的法官，至于收件告知书的作出，案件的立案与否决定的作出，都应当是由有管辖权的法院负责。只要做到了这些，跨域立案制度的实施与我国的法律法规是并不存在冲突的。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院长李小兴认为，在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协调下，泉州市两级人民法院之间可以视为达成了一个互相授权委托立案的集体协议，该协议约定泉州市两级法院内任何一个法院都有代为出具受理通知书。笔者认为这是很好一种构想，不过与我国的法律法规在根本上还是相冲突的，因为管辖权的行使包括案件的立案环节。虽然两级法院同属于泉州市一个行政区划内部，但各法院在本身上是相互独立的，只要接收法院自身未经有管辖权法院的审查和确认就作出了立案与否的决定，那么就是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四款相违背的。然而出于这一构想的优越性，我们可以通过完善立法和司法解释的途径进行解决。但为了防止当事人在不同法院立案取得不同效果的情况，有必要设立一个共同的立案标准。20xx年9月，福建高院制定下发了关于全省法院跨域立案服务的若干规定，在这个规定中，收件法院“应接收当事人起诉材料，核对当事人身份信息，进行初步形式审查，扫描起诉材料并传输给具有管辖权的受诉法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福建省高院的做法是规定收件法院只进行形式审查，具体的决定还是由有管辖权的“受诉法院”作出，这同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是并不违背的。

(三)现实需求分析

跨域立案在现实实践中是存在着极大地需求的。首先便是当事人的讼累得到极大缓解。在民事诉讼原告就被告的一般模式之下，原告往往要经过很远的路程才能赶到被告所在地法院，若是立案的准备材料有所欠缺或是瑕疵，则当事人就会需要再跑一趟，如此奔波劳顿，加上工作的耽搁和诉讼能否成功的忧虑，当事人往往会考虑要不要起诉。在跨域立案制的背景下，当事人的讼累得到缓解，其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也会得到加强，法院审判所带来的公平和正义也会在便民诉讼中得到认可。其次是可以提高法院的立案效率。法院的“审判力量严重不足”无疑是审判实效的一个软肋，通过跨域立案制度的实施，可以把科技手段和互联网技术引入进来，进行资源的整合，从而实现整体效率的提高。李小兴认为跨域立案有利于降低原告诉讼成本，让群众更易于接近司法。泉州市中级法院院长欧岩峰认为这是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趋势的回应。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仲川老师认为，这样的创新可复制、可推广，使用范围越广，受惠群众越多，作用越大。从以上来看，现实实践对于跨域立案制度是有着很大的需求的。

三、跨域立案的实践分析—以福建泉州为样本

(一)取得的成果

跨域立案制度在泉州市实施一年来，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便民利民，减少讼累。根据人民法院报的报道显示，跨域立案所取得的司法便民成果是相当可观的，当事人为了诉讼进行立案不需要在被告居住地和自己居住地之间来回奔跑，节约了时间，节约了成本，这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这些成果从表1、表2、表3中的数据可见一斑。

从表1可以看出，随着跨域立案制度的不断扩大影响，在泉州市两级法院之间选择跨域立案服务的人群也越来越多。从表2可以看出，跨域立案服务接收的案件占据了交通不便地区法院受理案件的较大比例，高达21.9%.从表3可以看出，各法庭通过跨域立案服务平台为下辖法院提供了大量案件。

通过上述我们可以得出，跨域立案取得的`成果还是非常大的，通过距离市区近、交通便利法院为交通不便地区提供跨域立案服务、各法院为下辖法庭提供跨域立案服务，这样不仅便于民众进行司法诉讼，使得民众能够到最近的法院进行立案，而且更加合理地配置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

(二)问题与挑战

1、科技设备不足

为了不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关于立案管辖的规定相冲突，跨域立案应当采取收件法院只进行形式审查和风险提示等工作，立案审查和决定作出由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模式。但在跨域立案推行的前期，由于实施准备不足，科技设备和互联网建设并没有完全跟上，以致出现了“立案时一般通过电话人工获取异地案号，立案后通过邮寄转交立案材料”的情况。从这种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收案法院实质上取代了有管辖权法院的工作，立案审查和立案决定的作出都是由自己做出的，这也就在本质上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四项关于立案管辖的规定。随着跨域立案的推进，各种技术设施虽然在不断完善，扫描和传送工作不断完善，实质上代为立案的情形不再存在，但各种设备配置都非常低，比如法院工作人员在操作中经常会出现卡机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案件材料的扫描和在法院内部系统的传递，极大影响了效率。

2、跨域立案人员配置存在不合理现象

根据表三我们可以看出，各个跨域立案服务窗口所接受诉讼材料的数量是有着一定差别的。原告选择在哪个法院或法庭立案与该法院或法庭距离市区的远近以及交通是否便利有关。离市区近或是交通便利的法院或法庭，其接待的当事人就相对较多;离市区较远或者交通不便的地区，其跨域立案服务数量就远远少于前者。因此，跨域立案服务的推行势必会增加相关法院或法庭的工作量，这就使得工作人员应接不暇，相反距离市区较远或交通不便地区的法院或法庭的工作人员就相对比较清闲。

3、受益对象的局限性

从申请跨域立案的主体来看，由于律师经常关注着法院的政策和动态，因此其得到法院实施跨域立案服务的信息比较及时。加上律师具有比较多的专业知识，诉讼实务经验也比较丰富，其在起诉的时候提交的证据材料也会比较完整和齐全，跨域立案会使他们的工作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由于一般不会和法院打交道，对法院政策信息的关注也相对较少，因此他们好多人并不知道法院关于该立案的便民服务，以至于他们仍然会到被告人所在地法院起诉。另外，对于比较复杂的案件，普通民众一般都会聘请律师，对于比较简单的案件，一般在当地就可以解决，因此普通民众对于跨域立案的实际需求相对律师也会较少。

4、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质疑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全国各地不断推出司法改革的新举措，在这其中，网上立案就是一大亮点。在上海、南京等地，起诉人只需要将所需案件材料上传到法院网上系统，法院就可以在线审查，在线决定立案与否，这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是非常具有可实施性的。相比跨域立案，它不需要法院工作人员进行扫描和文件传递，同时也完成了跨域立案服务当事人不用到异地立案等各种麻烦的目的;并且在当前法院案多人少司法资源极其短缺的情况下，这也可以节省一大笔司法成本。因此，只有更好的制度才会在实践中生存和发展，对于跨域立案，网上立案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5、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

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已经成为了我国司法机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法院工作人员对于原来工作都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推行跨域立案实际上又加重了法院的负担，虽然跨域立案的宣传中“法院忙一点，民众轻松点”让我们倍感温暖，但我国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实在太突出，跨域的实施，他们又要进行案件的扫描和发送传递工作，在管辖法院立案以后还要将书面材料寄往管辖法院，在这其间，法院的工作量是极大增长的，不变的工作人员数量面对更大的工作量，其压力可想而知。

四、结语

浅析行政不作为之国家赔偿责任 篇7

关键词：改革,行政,不作为,法律,约束

一、什么是行政不作为

作为和不作为都是相对的, 对二者的认识因划分标准的不同而不同。本文从行政程序方面的认定标准出发, 认为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负有应当作为的法定义务, 并且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而在程序上逾期而不作为的行为。根据这一观点, 按照行政不作为的特征从法律后果上来说, 行政作为既可能是合法的, 也有可能是违法的, 而行政不作为则只能是违法的。笔者认为, 对于行政是否作为可按照行为本身的意思来界定。一旦行者人员在其工作岗位没有履行相关的工作职责, 怠慢需要办事人员, 就可以看做是行政不作为。

二、简单了解我国关于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

国家赔偿责任是指国家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行使公共权力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定权力与合法利益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总的来说, 国家赔偿责任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 国家在什么时候会负赔偿责任?当国家的公务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没有履行好自己的义务, 工作不负责而导致公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 (2) 侵害的对象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 国家在主要赔偿负责人 (4) 国家赔偿属于法律范畴, 赔偿责任包括行政和刑事两个方面。

三、如何解读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

(一) 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

如何看待行政不作为, 怎么就断定政府行政人员的作为属于不作为, 对此理论界有两种主张。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不作为的行政主体具有法定作为义务、行政主体具有作为的期限、行政主体在程序上违法三个要件构成。第二种主张是, 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要件除了需要具备第一种主张的构成要件外, 行政不作为还要包括: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履行义务的必要性和相对人的合法申请等构成要件。笔者觉得上面提到的两种观点的共同部分不必赘述;但第二种主张中“行政主体具有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和履行义务的必要性”成为构成要件, 对于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行政主体无法可依, 造成执法混乱、乱象丛生, 更容易让行政主体找到行政不作为的理由, 使其行政不作为规避司法监督或行政监督, 违反有法可依。从程序上看, 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作为的区别在于, 是否在法定的期限内履行职责, 做到有法必依。因而期限问题可以别看做是构成要件的一个因素之一, 此外还有申请要件以及职权要件。

(二) 行政不作为给国家、社会、人民带来了重大危害

政府人员特别是行政人员工作散漫, 有权却不用劝的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危害, 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国家的荣誉以及人民的幸福感。试想一下, 在一个缺乏公平的社会, 又有多少人有着幸福感?因为大多数人正在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国家作为主体, 需要对此负赔偿责任, 国家也有义务赔偿, 下面具体解析国家负主要的赔偿责任的内涵。

1. 依法治国的需要

依法治国的实现, 关键在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体现, 依法治国必须通过依法行政来实现。我们从表面上看, 国家对行政不作为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只是对受害人进行赔偿, 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 这能够提高政府在群众心里的地位,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从心里上真正做到拥护共产党, 拥护社会主义, 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实现依法行政。其实, 这正是依法治国理念通过国家履行对行政不作为的赔偿责任的具体实现, 来促进我国法治进程向前不断推进。这也是我国在依法治国理念下, 建立和健全法律法规的需要, 进而不断完善我国法律制度的需要。

2. 保护全体人民的合法利益

上面提到, 我国政府的性质逐渐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 在此过程中, 出现了大量的行政不作为的现象。因而国家有必要作为赔偿的主体, 为普通人民主持公道, 保护受害者的利益, 实现宪法赋予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权要求赔偿的权利, 这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我国必须制定行政不作为之国家赔偿的具体的法律, 对人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负责, 充分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四、结论

综上所述, 政府行政人员的不作为从本质上说是社会行政的腐败, 这种不作为比较隐蔽, 主要是因为行政不作为是间接的损害受害者的合法的权利。因而我国必须对不作为成立相关的法律法规, 不仅要从舆论的角度去监督政府行政工作人员, 也要从法律方面完善行政效率。道德和法律是政府行政人员的最好的枷锁。

参考文献

[1]陈小君, 方世荣.具体行政行为的几个疑难问题识别研析[J].中国法学, 1996.

[2]杨解君.行政违法论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9.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篇8

关键词：举证责任；责任分配；责任倒置；司法裁量

一、举证责任的历史发展

（一）举证责任的变迁。早在古罗马法时代就已经有两个基本原则得以确立，其一为“原告负有举证责任的义务”，其二为“为主张之人有证明义务，为否定之人则无之”。当时已经奠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规则。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后经演变发展，直到德国普通法确立了原告进行举证以证明自己进行诉讼的原因事实，被告则针对原告举证进行抗辩的一般原则，称为“通常必要的宣誓”。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德国的优理务斯.格拉查提出新的学说，打破了固有思想，他提出举证责任应分为两个方面：主观的举证责任和客观的举证责任，这一学说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和倡导，也逐步摒弃了靠宣誓制度解决疑难案件的做法，把对举证责任的认识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后的发展过程中，渐渐产生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大法系。

（二）举证责任在我国的发展。日本的举证责任制度发展较早，属于大陆法系，我国向其借鉴学习，经过多年发展，逐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举证责任制度。其中，《民事诉讼法》、《证据法》等相关法律都对举证责任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改革开放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出台了相关规定和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起着积极地指导作用，进一步规范了审判制度，使人民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二、举证责任制度的内容

（一）举证责任的内涵。举证责任，重在责任。举证责任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事实不明确时当事人一方所应承担不利后果的结果责任；另一方面是在结果责任所对应的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第一方面揭示了举证责任的本质，第二方面则是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两者存在很大差异。举证责任的实质是法院对某一事实无法查明真相但又急需做出判决的情况下，根据法律的规定推定由负有举证责任且无法提出自己的证据证明的一方承担败诉的一种法律后果。

（二）举证责任的分类。举证责任大致分为两种：第一，双方当事人都负有举证责任，在一方当事人举不出合理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与此同时，对方当事人进行抗辩且举出证据证明，由此推定不能举证的一方当事人败诉，承担相应的责任后果，亦称主观的举证责任；如果一方当事人举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反之对方当事人能够举出证据证明其主張，当然要由举不出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亦称主观的举证责任。第二，双方当事人都举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根据诉讼程序与对案件的分析，裁定最后的后果由谁承担，即举证的后果责任，亦称客观的举证责任。

三、举证责任制度的司法实践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概念和原则。当事人举证或人民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只有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质证和抗辩，才能还原案件的事实真相，在这一过程中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我国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来看，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谁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的问题，旨在使实体法发挥其作用以此指导司法实践的顺利进行，也更有利于彰显法律的公正。

每项制度的实施都得遵循一定的原则，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也不例外：第一，“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所提出的主张。第二，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在诉讼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帝王原则”之称，在司法实践中，也将其作为指导原则。第三，特殊原则。大多数情况下，举证责任分配已能够使普通的民事责任得到较好的解决，但生活中不乏会出现一些例外，一些特殊案件，则需要特殊原则进行补充，如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二）举证责任的倒置

1、举证责任倒置的条件。为保障民事诉讼活动正常运行，为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保证人民法院的裁判公正、合理，法律还必须设置倒置的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至少应当符合以下条件：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原告就某种事由的证明中出现了举证障碍；要严格掌握就何种情况下适用责任倒置。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中，并不是所有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都必须由被告一方承担，原告也理应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如举证证明与诉讼请求有关的基本事实，若举不出证据证明，则原告要承担对其不利的诉讼后果。

2、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关于举证责任的适用，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也没有相关规定，于是最高人民法院从立法精神出发，结合司法实践，逐步制定且完善了一些规定。《若干意见》第四条对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几种情况，主要是针对侵权问题，由被告人举证证明自己的行为属于合法，其中包括专利侵权，环境污染问题等等。

（三）举证责任的司法裁量。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日益复杂，使得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日益凸显，相关问题的解决在司法实践中举步维艰。司法裁量权在法官不能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裁判的情况下产生，在诉讼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司法裁量权的如何行使，应该着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官要从立法者的角度出发，客观分析案件情况；第二，着眼于案件事实，观察当事人的行为反应；第三，考虑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

四、举证责任制度中的问题及建议

（一）举证责任制度中的问题。我国的举证责任制度，依旧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第一，举证责任制度与实体法规定不一致；第二，当事人自行取证时，得不到相关部门或相关个人的配合；第三，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有的当事人不能很好的举证；四、涉案人员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方法阻止证人作证等等。

（二）关于举证责任制度中的问题的建议。综上所述，可见我们现行举证责任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为了使民事诉讼法更加完善，由此笔者提出几点个人建议：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首先，在法律适用上，《证据规定》与我国相关的其他法律应该做到尽量保持一致。其次，应建立当事人救济的程序保障制度。2、确保当事人自行取证的权利。在生活实践中，对于一些证据的取得，需要相关部门或个人的配合才能顺利完成，但是总是事与愿违的，使取证难度增加，因此就造成了这一局面，不是不去举证，而是举证不能。因此有必要完善取证制度，给予配合取证的部门或个人奖励，以调动大家积极性，促使诉讼活动顺利进行。3、加强疑难案件的司法解释。抽象的法律条文难以表达立法者的真正意思，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疑难案件，应加强解释使其变得具体合理。

五、总结

举证责任制度民事诉讼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将此制度合理的运用，才能更好的实现诉讼的目标和价值，结合本国国情，坚持立法精神和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健全法制，才能使公民的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哈罗德·伯曼编.陈若桓译.美国法律讲话[M].三联书店，1988.

[2]邵明.民事举证责任的涵义和分配标准[M].法律出版社，《法学前沿》（第四辑），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