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家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论法家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篇1

论文关键词：法家思想现代法治影响

论文摘要：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

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

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

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

段。

1.5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

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 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 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

进行现代反思。、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1 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2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3 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4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

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结语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 期第12

页。

2.张国华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任建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5.杨鹤皋。中国古代法律思想论集[M].1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6.屈永华《法家治国方略与秦朝速亡关系的在考察》载于《法学研究》2007年第5 期

论法家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篇2

关键词：法家,韩非子,法治思想

一、引言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当属韩非子。以他为代表的法家所推崇的法治思想, 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法治并不相同。笔者将主要从韩非子的理论主张为切入点, 探讨法家的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与现代法治思想的区别。

二、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1、为何尚法?

韩非子提出“法者, 编著之图籍, 设立于宫府, 而布之于百姓也”, 他认为法是由国家来编订, 让官府来具体实施并让老百姓周知和遵守的规范。法家认为, 法是道在政治生活中的体现, 是治天下的根本原则, 可以制定行为规范, 界定每个人的地位和职责, 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 他不信任社会道德秩序, 提出“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 “治强生于法, 弱乱生于恶”, 认为只有严刑峻法才能有效地管理民众, 维持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行。

2、如何法治?

在立法方面, 法家的“法”来源于君主的意志, 君主是最高的立法者, 君主掌握恶劣因时制宜, 因地制宜的立法权, 权力大大加强。君主所立之法, 必须要合乎人心, 顺应民性并且合乎实际, 强调立法需要“观国政, 料事务, 察民俗”做到“法可立而治可行”。韩非还主张法律要详明, 事无巨细, 皆有法式, 使各方面都要“服之以法”;

在执法方面, 法家主张“发矢中的, 赏罚当符”。韩非说“奉法者强, 则国强;奉法者弱, 则国弱”。他主张依法办事, 而反对“妄怒”和感情用事, 反对凭个人的好恶动用刑罚。他还主张“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 也就是说在法律面前全体臣民是平等的, 让官与老百姓在法律面前平等, 这就使这种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开性和普遍适用性。

3、法﹑术﹑势的循环互补

术是君主运用权谋技巧来控驭臣下的方法, 势是指君主应有的尊崇的权位和强大的威势。法﹑术﹑势互相需要, 相互不足, 是循环互补的关系。将三者统一起来使用, 使其相互补足, 称为一套完整的统治方法。法, 术, 势在赏罚﹑刑名上是一致的, 法制讲赏罚, 术治也靠赏罚作后盾, 势治追求的二柄就是赏罚;术治讲形名, 势治所依据的定分, 其实就是形名。冯友兰先生所谓“韩非以为法术势三者, 皆帝王之具”, 也就是说, 法术势都是君主的统治手段, 为君主的专权服务。

三、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法治的区别

法家的法治理论尽管提出了富有见地的主张, 但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有本质区别的。

1、古代法家的法治理论是从强化

君主统治秩序的角度来讨论治国之术的,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 是君主以法来治民, 胜民, 弱民, 他不重视且不可能做到用法来有效约束君主的权力。韩非的法治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以君为主”, 君权的存在被当作不加质疑的前提, 其法治思想体系完全是为君权服务而展开的, 实际上落到实处的还是权大于法, 法律纯粹是君主手中任意挥舞的权杖。而现代法治则与民主制度相联系, 它是为有效地约束国家权力并确保相应的民主制度服务的。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中, 法律是社会的最为基本的规范, 是人们行为的底线。任何社会成员都要接受法律的约束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之一, 作为社会行为主体的政府也不例外, 它必须受法律的约束。

2、法家的法治究其实质是人治,

所以人大于法, 权大于法, 人在法上, 法在人下。它虽也讲“刑无等级”, 但此种“无等级”与现代法治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截然不同的, 它之上还存在着“圣人”“明王”, 他们是法律之外的生法者。它注重的是民众对君主的服从义务, 这只是除君主之外的平等。与法家的法治思想根本不同的是:现代法治注重的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包括全体公民的人格尊严的平等, 它从形式上破除了等级特权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

3、法家的法主要是刑法, 是镇压

制裁之法, 使君主用以威慑和镇压人民的工具, 人民被要求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的一切, 无私奉献给国家, 没有任何个人价值和人生价值。充其量, “这种法治是一种运用法律实现的人治。”而现代法治则以保护调节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基本权利为基本精神, 法治的终极目标是人, 要实现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

四、结束语

法家的法治思想内容丰富, 系统深刻, 我们研究时应该结合时代环境, 掌握总体联系, 把具体主张置于思想体系和历史进程中去评价, 才有利于对法家法治思想的内在原理和科学意义作出中肯的评价, 从而为现代法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历史的养料。

参考文献

[1] (战国) 韩非:《韩非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1] (战国) 韩非:《韩非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2]蒋重跃:《韩非子的政治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2]蒋重跃:《韩非子的政治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3]丁小萍:《中国古代政治智慧》[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3]丁小萍:《中国古代政治智慧》[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论法家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篇3

关键词：法家法治思想现代价值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思想是一种西方语境下的理论模式和概念，它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中产生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在古希腊、古罗马的法治理念基础上重新解读了法治思想，他们阐述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价值理念和思想观念，为现代法治进程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到了现代，法治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并最终在现代西方国家确立了“人权神圣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分权与制衡”[1]的三大原则，从此演变成一场席卷全球的法治主义浪潮。

如果说现代意义的法治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中国古代法家提出的“法治”思想则或可说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法治。这种“法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历史局限性，不仅表现在其与封建专制紧密结合，脱离了实质意义法治中“民主”这一价值内核，更表现在其“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的残酷性，与现代法治中的人本主义南辕北辙。然而，法家也提出法律必须公之于众，要使人人皆知，主张贵族平民在法律上平等諸多理念，这对于正处于大变革时期的当代中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立法

法家认为治理国家必须依靠法律，法律必须成为人们规范自己行为的准则，“法者，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明法者强，慢法者弱”等都是其“法治”思想的具体体现。现代法治国家也强调用法律来治理社会，每个公民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只不过相比法家“法治”思想，现代意义的法治思想则更进一步，通过法律的制定限制公权保障私权，对各个法律主体的权利以及义务予以明确规定，这是古代法家将“法”作为“牧民”之具不可比拟的。

此外，法家认为法必须要公之于众，“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不之于百姓者也”，只有明确公布，百姓才知如何行为处事。当代，法律同样必须明确公布，这样的法才具有可预测性，成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正如美国学者富勒在其著作《法律的道德性》中就指出法治原则之一是法律必须公布，“法律的颁布是一个历久而常新的问题，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平民分离运动”[2]。在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国既需要吸收外国法治实践的经验，也有必要对我国古代法家“法治”思想中的精髓进行本土化，构建科学合理的法律体系，使法律明确具体，做到“有法可依”。

法家还认为，法律是否简洁易懂事考量一部法律是否优秀的一个重要因素。法律在公之于众的同时，也要易为人所知，“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现代各国，法律条文必须明白易知也已成为各国立法必须考虑的因素。简洁明了的法律容易被公民所了解，因而更容易使之明白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指出“法律不要精微玄奥，它是为了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们制定的”[3]。

二、执法与司法

相比于礼治所倡导的贵族法外特权的思想，法家主张在执法与司法时必须“一断于法”。他们认为在以法律统一社会时应强调法律的规范性。这不是个别人的标准，也不是个别地区的标准，而是国家确定的在全国有效的标准。法要具备权威性的特征，使它成为判断人们是非曲直的唯一根据。对于那些违法犯罪的官吏，法家进一步强调“法不阿贵”和“刑无等级”思想，这是其为实现自身政治目的，提出的最振聋发聩的主张。

法家这种“一断于法”的平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礼治秩序中固有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然而它又是有缺陷的，这种平等是仅限于贵族和平民间的，是排除君主在内的，君主口含天宪，可以任意施为而不受法的限制。尽管如此，这种思想为我国后世提供了一定了积极意义。而平等思想作为现代法治的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很多法学家对其进行过论述，如17世纪法学家哈林顿就明确提出法治的主张，认为法治国家的一个重心就是对于公权力进行“均势”，而平等是这种法治的基石；19世纪英国学者戴雪其《英宪精义》中也认为法治具有三种含义，其中之一就是“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4]。当这种思想被具体体现在法律中时、产生了1791年法国宪法序言《人权宣言》中的以下论述即“法津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在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今天，只有明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才能消除法外特权，公民的权利才能得以保障，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三、守法

法家认为一国之中的君主与臣民都必须遵守法律，“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而如果一国臣民都不遵守法律，则最大可能就是“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法家认为只有君臣上下贵贱都遵守法律，才能使国家得到“大治”[5]。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法治思想要求人人都应做到“有法必依”，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受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

四、结语

法家的“法治”思想内容丰富，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的推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其合理的积极因素在现代法治思想中仍有体现，其中一些的优秀的立法、司法经验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然而，我们需要批判性继承法家“法治”思想，抛弃其“牧民”的工具性作用，积极树立和培养以权利为本位的法治精神，建立现代意义的法治国家。

参考文献：

[1]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M].2009.

[2]富勒著，郑戈译.法律的道德性.北京：商务印书馆[M].2008.

[3]孟德斯鸠著，申林译.论法的精神.北京：北京出版社[M].2007.

[4]戴雪著，雷宾南译.英宪精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M].2001.

法家领导思想对现代领导意义篇4

法家重视法律，这是众所周知的，法家思想中的“法治”是针对国家而言，等同于制度对于企业，“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韩非也已经不止一次的提起。谈到用人和管人，首先就要有制度。如果没有制度，别人就会问了：你是凭什么管我啊？为什么我就要按你说的去做呢？这就需要用制度作为用人者管理的依据。这个制度未必就是经过所有人的同意，它只是一个依据，一旦有了制度，大部分人都是会遵守的，有极少部分人反对也是无效的。制度制定好后不能当成一个摆设，一定要好好维护以及运用，否则如同当今的社会，法律一直在完善，但是违法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运用法律来维护权益。

对企业管理来说，制度设计合理、运作有效，企业高效运作，员工士气高昂，企业蒸蒸日上。反之，内部协作困难，相互间矛盾重重，员工士气低落，企业每况愈下。许多企业在创业的时候，拼命抓机会，开阔业务，但忽略了制度的制定和完善，结果发展到一定时候，公司业务反而停滞不前。所以对于在创业期或成长期的企业，及早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至关重要。

法律的制定与维护，在这个方面，法家运用的统治思想，这个并不能说它的消极与专政。法律是为所有人制定的，但是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

但是法家过重地看中“法”，它轻罪重刑的主张，轻罪与重罪同罚，这个有失法律的正义性。其实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这个当中也考量着领导者的尺度拿捏以及自身的能力。就好比有事迟到，却因为严格按照考勤制度而重罚该人，这种做法就欠妥当，领导者也是人，也是有思想的，不能因为有了制度而完全由制度去判断事物，否则这样既造成管理资源的浪费，又不能以法服人。

有位著名的用人者曾经说过：“哪怕拥有一个坏制度，也比没有制度强”。但是“德”是一个用人者首先要具备的资本，不管是对待事业、对待下属，没有德的领导就好像没有驾照的司机一样，即使你再怎么的熟练，也不能期望警察同志能对你高抬贵手。韩非子在《说林》上中曾提及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而不美。”对于用人艺术来说，美丑其实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韩非子提醒用人者需要注意的是：“行贤而去自贤之心”。你要用人，首先就是要别人服你，征服了下属，那么以后的命令也能得到更好地贯彻。一个领导者的关键在于修炼内功，而修炼最有效的手段便是“以德服人”。

牛根生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小胜凭智，大胜靠德”，因为“德”是制服人心地最佳武器。牛根生当初被迫离开伊利，卖掉伊利股票成立蒙牛时，原来

跟随牛根生的兄弟便一起投奔到了他的公司，这些人里不乏有伊利的重要人物。牛根生在外表上做出默默无闻的贡献，却在内心层面征服了自己所用活着将要用的人，这样成功的保证正式体现了韩非用人思想的精髓：首先就是要“行贤”，行为贤德。

领导者是组织中的一员，但又不是一般的成员。这就决定领导者的品德和才能要高于一般的组织成员，而不能混同于群众。这就要管理者在行为上做组织成员的榜样。一个组织中，人们往往模仿领导者的工作习惯和修养，领导者的行为有利于组织，群众会仿效；领导者的行为有损于组织，群众也会效仿。这种普遍存在的“向官”效应，决定了领导者必须牢固树立榜样意识，严于自律，在行动上为群众做出好的表率。最有效的领导方法是身体力行，而不是发号施令。

与其向你的下属呼来喝去，不如搬出一套严密的制度更有说服力。制度是一个团队所向无敌的保证，人治总没有法治让管理均具有神圣性。韩非在《饰邪》中提及：“明法者强，慢法者弱”，意思就是彰明法制的，国家就强盛；怠慢法制的，国家就会衰弱。制度和执行制度，是成功用人者管理团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有建立了科学的制度，并严格依照制度办事，才能谈得上科学的管理，而且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必须力求完整全面。

21世纪是人才的世纪。好的人才，安邦兴国，兴盛企业，作用不可估量；如果错用了人才，不仅会使办事效能大打折扣，还会影响团队的凝聚力和上进心，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韩非子提及：“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祁黄羊任人唯贤的故事也一直被后人称赞着。其中也不得不提及一个问题，怎样来判断“名副其实”，韩非主张“循名责实”，也就是说考核一个人是不适合这个职位，是不是个人才，必须要在实践检查他们的工作成果。

有人反对法家思想的极端化，但是换种思维想，物极必反，这个不单单是针对法家的思想而言，是一种客观规律。我们经历了历史的洗礼，思想也再不断的改变进取，我们可以站在伟人的肩膀上，很好地运用他们的知识理论财富来贯穿与我们的现代领导中，而不是一味地去指责它的弊端，这样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