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案判决书

李庄案判决书（精选7篇）

李庄案判决书 篇1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09)江法刑初字第711号

公诉机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庄，男，1961年6月23日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程度，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户籍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柏林南路3号40栋2单元202号，住北京市海淀区锋尚国际公寓702号。因涉嫌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罪于2009年12月12日被刑事拘留，次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高子程，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陈有西，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以北检刑诉【2009】81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于2009年12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贺贝贝、么宁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高子程、陈有西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11月20日，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被提起公诉。同月22日、25日，龚刚模的妻子程琪、堂弟龚云飞先后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指派被告人李庄及律师马晓军担任龚刚模的一审辩护人。龚刚模的亲属为此支付了律师代理费150万元。

2009年11月24日、26日、12月4日，李庄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指使龚刚模推脱罪责。

为使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得到法院采信，李庄还引诱证人作伪证。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李庄编造龚刚模被樊奇杭等人敲诈的事实，并要求程琪为此出庭作证。2009年11月24日，在重庆市高新区南方花园一茶楼内，李庄指使龚刚华安排重庆保利天源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否认龚刚模系保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者，龚刚华即安排保利公司员工王汪凌、陈进喜、李小琴等人作虚假证明。2009年12月3日，在重庆市渝北区的五洲大酒店内，李庄指使龚刚模的另一辩护人重庆克雷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家友贿买警察，为龚刚模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作伪证。2009年12月1日，李庄向人民法院申请程琪、龚云飞等人出庭作证。

2009年12月10日，龚刚模向公安机关揭发了李庄的行为。同月12日，李庄被公安机关捉获。公诉机关当庭举示了相应证据证明其指控，并据此认为被告人李庄的行为干扰了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理的正常进行，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提请对被告人李庄依法判处。

被告人李庄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定性均予以否认，辩称龚刚模被刑讯逼供是龚刚模本人所说，自己没有伪造证据；没有唆使龚刚模作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没有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作伪证；法律对宣读同案人供述没有禁止性的规定；在担任龚刚模的辩护人之前，龚刚模就作出了被樊奇杭等人敲诈的供述；公诉机关宣读的证人证言是在证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取得，没有证明力；不认识汪陵、陈进喜、李小琴，也没有指使龚刚华安排这三人作伪证；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应以实际发生后果为构成要件，在被公安机关捉获前已声明退出龚刚模案的诉讼，没有造成后果，因而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认为，受到刑讯逼供是龚刚模自己向李庄所说，并非李庄捏造，李庄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没有违反法律规定；龚刚模在李庄介入前就曾供述被樊奇杭等人敲诈；龚刚模是在公安机关对其讯问的过程中揭发了李庄，但此时龚刚模案已进入审判阶段，公安机关无权再对龚刚模进行讯问，公安机关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龚云飞、马晓军等证人均是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证言，且均未出庭质证，无法判断其证言的真伪；指控李庄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证据不足；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结果犯，李庄的行为并未造成后果，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公诉机关在庭审中举示了以下证据：

1.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渝检一分院刑诉[2009]283号起诉书证明，2009年11月20日，龚刚模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流程管理信息系统案件具体信息证明，2009年11月20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龚刚模案。

3.李庄的律师执业证书（冀司律证字第9？297号）证明，李庄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4.程琪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证明，2009年11月22日，龚刚模的妻子程琪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该所指派李庄及其助理作为龚刚模的一审辩护人，委托代理费为20万元。

5.龚云飞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证明，2009年11月25日，龚云飞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该所指派律师李庄、马晓军作为龚刚模刑事、民事、刑事附带民事案的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咨询、刑事辩护、民事代理、法律顾问，协议有效期至一审结束，委托代理费为150万元。6.程琪作为委托人的委托书证明，程琪于2009年11月22日聘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马晓军作为龚刚模的一审辩护人，有效期至一审结束日止。委托书上有龚刚模的签名、捺印。

7.律师事务所函【09】第11号证明，2009年11月26日，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致函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指派李庄、马晓军担任龚刚模的辩护律师。

8.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庭通知书证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24日通知李庄、马晓军作为龚刚模的辩护人参加2009年12月7日对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开庭审理。

9.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于2009年12月15日出具的关于李庄、马晓军会见龚刚模的时间情况说明及李庄、马晓军向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提交的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证明，李庄、马晓军三次会见龚刚模的时间为2009年11月24日15：34至18：

16、2009年11月26日10：45至11：

48、2009年12月4日10：55至12：39。

10.龚刚模作为委托人的委托书证明，2009年11月24日，龚刚模在委托书上注明“拒绝人民法院为我指定其他辩护人”并签名、捺印。

11.法律事务委托合同证明，2009年10月21日，龚云飞与重庆克雷特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该所为龚刚模在刑事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程序中提供法律服务，龚云飞支付律师服务费5万元。

12.通知证人出庭申请书证明，2009年12月1日，李庄、马晓军就龚刚模案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通知证人龚云飞、龚刚华、林丽（莉）、程琪出庭作证的申请。

13.重庆市南川区看守所在押人员入所境况检查登记表、在押人员出所健康检查登记表证明、龚刚模于2009年6月20日在该所进行入所检查及同年8月15日在该所进行出所检查，身体健康，一切正常，伤情一栏为“五特殊”。

14.重庆市南川区看守所狱医谭帮胜于2009年12月15日出具的关于在押人员龚刚模在我所关押期间健康状况说明证明，龚钢模在该所关押期间，按照规定每日对监室的每个在押人员进行巡诊检查，在2009年6月19日至8月15日的巡诊中没有发现龚刚模身体有外伤及患病情况，身体健康。

15.重庆市公安局关于设立江北区看守所临时羁押点的通知证明，2009年6月19日，根据全市公安机关破案攻坚综合整治战役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需要，为解决当前看守所押量爆满的突出问题，重庆市公安局决定设立江北区看守所临时羁押点。

16.在押人员健康检查登记表证明，2009年8月16日，经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检查，龚刚模体表无外伤，同意收押。17.看呀人员每日巡诊登记表证明，2009年8月16日至11月21日，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的医生每日对龚钢模进行了巡诊，龚刚模未诉不适。生命体征平稳，一般情况较好。

18.证人龚刚模的证言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办案，没有对他刑讯逼供，他以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真实的。李庄、马晓军三次会见他的情形如下：李庄向他宣读了樊奇杭的部分笔录材料，说樊奇杭、张孟军、吴川江、付仕培在李明航被杀案的供述中没有收到刑讯逼供，李庄走到铁窗边靠近他小声地教他，在法庭上他必须说自己是被警察刑讯逼供了，并且假装演示被刑讯逼供的过程，李庄就提出对他的伤情进行鉴定。如果法庭不同意，李庄就会提出不再担任他的律师，法庭就会休庭。法院会让他在三天之内找到新的律师或者为其指定律师，这时候他必须拒绝另外委托和指定律师。李庄告诉他，如果他拒绝另外委托和指定律师，只能要李庄给他辩护，法院才开办了庭。李庄举例讲了在辽宁代理的一个涉黑案件就是用这种方法导致案件庭审拖了一年多的时间。李庄叫他在委托书上写下内容大致是“拒绝人民法院为我指定的辩护律师”。李庄叫他大声回答他是否被刑讯逼供的问话，胆子要大，还要把刑讯逼供的过程演示出来，以此来翻供；李庄告诉他，他的妻子程琪会出庭作证来证明他是被樊奇杭、李明航敲诈、并不想借钱给他们，要他配合程琪的说法；李庄告诉他在开庭时只承认非法持有枪支罪和行贿罪，其他均说不知道；李庄告诉他在开庭时候不要承认给樊奇杭40%的股份，并告诉他唐筱没有被抓到。

19.证人马晓军的证言证明，他与李庄三次会见龚刚模，会见前后听到和看到的内容如下：2009年11月24日，李庄向龚刚模宣读了樊奇杭的部分笔录材料，告诉龚刚模说樊奇杭、张孟军、吴川江、付仕培在供述中没有提到龚刚模的名字；李庄教龚刚模在法庭上说李明航的电话号码是樊奇杭自己拿龚刚模的手机看的；李庄对龚刚模说从笔录材料中看出你受到刑讯逼供和诱供，李庄会申请对龚刚模作伤情鉴定，如果法庭不同意，李庄就会提出不担任龚刚模的律师，法院会让龚刚模在三天之内找到新的律师，如果找不到，法院给龚刚模指定律师时，李庄叫龚刚模说不要法院指定的律师，只要李庄担任辩护律师，并让龚刚模在委托书上写下“我拒绝人民法院为我指定的辩护律师”；2009年11月26日，李庄告诉龚刚模只承认非法持有枪支罪和行贿罪，其他说不知道；李庄小声教龚刚模在庭审时说自己被警察刑讯逼供了，并让龚刚模假装演示被刑讯逼供的过程。2009年12月4日，李庄告诉龚刚模，保利公司从成立到现在，龚刚模第一不是法定代表人，第二不是股东，有什么资格把40%的股份给他人，唐筱在逃。李庄告诉龚刚模在法庭上接受李庄的问话时就回答，不知道，不要多说了，言多必失；李庄对龚刚模说龚刚模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对龚刚模很不利，如果不推翻以前的供述必死无疑，让龚刚模在庭上必须说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了，被吊了八天八夜，吊得大小便失禁，说得越夸张越好。龚刚模以前的供述都是因为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形成的，以此来翻供，让以前的交代全部作废；李庄告诉龚刚模，龚刚模的妻子程琪会出庭作证来证明龚刚模是被樊奇杭、李明航等人敲诈，证明龚刚模不是黑社会，叫龚刚模到时按程琪的这种说法进行辩解就行了。当晚，他和李庄、龚云飞吃饭时，李庄对龚云飞说在会见龚刚模时已教会了龚刚模在法庭上说被公安机关吊了八天八夜，吊得大小便失禁，龚刚模就可以在法庭上翻供，以此推翻以前的供述。20.证人龚云飞的证言证明，2009年11月24日晚，他和李庄、马晓军、吴家友、龚刚华、王勇在五洲大酒店对面的陶然会馆吃饭时，李庄说会见龚刚模时给龚刚模讲了让龚刚模在庭审中翻供，让龚刚模说呗刑讯逼供，李庄会要求法庭对龚刚模休庭验伤。吃完饭后，在高新区南方花园的逗号茶楼，他、龚刚华、林莉、李庄、吴家友继续谈龚刚模涉黑案的事情，提到龚刚模将保利公司40%的股份无偿划给樊奇杭的事情，李庄叫龚刚华去给保利公司的负责人和办公室人员打招呼，如果有警察找他们调查了解情况，就对警察说保利公司与龚刚模无关，龚刚模不是保利公司的老板，保利公司的老板是唐筱。2009年11月26日，他和李庄、马晓军、吴家友、王勇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背后的国际会所吃饭时，李庄说已给龚刚模说了，叫龚刚模在庭审时说遭到了警察刑讯逼供，并叫龚刚模在法庭上做出被警察刑讯逼供的夸张动作，李庄就提出要求验伤，法官不同意，李庄就离开法庭。李庄说让龚刚模签了只能聘请李庄做律师的委托书，法院只能让李庄做龚刚模的辩护律师。2009年12月3日，在五洲大酒店801房间里，李庄对吴家友说，吴家友以前干过警察，最好能找几个办理龚刚模案的警察到庭上作证，证明龚刚模是被警察刑讯逼供而作出的口供，要是能够找到的话，花几百万元也值得；当日下午，他和李庄单独在五洲大酒店801房间时，李庄让他、程琪、龚刚华出庭作证，证明龚刚模是被樊奇杭、李明航敲诈，说明龚刚模不是黑社会。

21.证人吴家友的证言证明，2009年11月24日晚，他和李庄、龚云飞、马晓军。龚刚华及驾驶员在五洲大酒店附近的陶然会馆吃饭时，李庄说在会见龚刚模时示意龚刚模翻供，说被刑讯逼供，龚刚模看了李庄的眼神和动作后明白了，龚刚模就说在警察讯问时遭到了刑讯逼供；饭后，他和龚云飞、龚刚华、李庄一起在南方花园的一家茶楼喝茶时，李庄让龚刚华去查保利公司营业执照和股份情况，让龚刚华给保利公司员工说保利公司的老板不是龚刚模而是唐筱；李庄第二次来重庆的第三天上午，他到五洲大酒店在李庄的房间见了李庄、龚云飞。李庄讲会见龚刚模时叫龚刚模说被刑讯逼供的过程，李庄一边说还一边给我们比划动作，说龚刚模表演被警察吊起，吊得大小便都流在裤裆里了；他和李庄第三次见面是在李庄回了北京五天之后，他到五洲大酒店李庄住的房间里和李庄见了面，龚云飞也在，后来马晓军也来了。李庄说龚刚模的口供很重要，只要在法庭上翻供，那么定罪就比较困难，在会见龚刚模的时候隐讳的给龚刚模说过，要在法庭上夸张的回答李庄的提问，说到有没有刑讯逼供的时候要大声的说被刑讯逼供了，而且还要做一些动作，让法庭和其他人相信，那么龚刚模的口供就不算数了。李庄说给龚刚模用打手势。递表情、反复问同一问题的方法暗示龚刚模说被刑讯逼供，龚刚模懂了，当时就说在警察讯问时被刑讯逼供了；李庄让他去找几个参加龚刚模审讯的或是看到龚刚模审讯的警察出来作证，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了，最好找几个参加龚刚模审讯的警察来出庭作证，李庄说要是能找到警察出庭作证，花几百万元也可以。当时龚云飞也在场。他没有去找。

22.证人程琪的证言证明，李庄给她讲让龚刚模在开庭时大声说自己被刑讯逼供了，并演示被刑讯逼供的过程才有机会救自己；李庄说要申请对龚刚模验伤，要求休庭，否则就退出法庭不再辩护，使法庭无法审理；2009年11月底或12月初，李庄对她讲，李明航、樊奇杭这些人才是黑社会，他们找龚刚模借钱，实际上是敲诈龚刚模。李庄让她出庭作证，证明龚刚模不是黑社会，李明航、樊奇杭这些人才是黑社会。李庄还教她在法庭上讲龚刚模只是做生意的，惹不起李明航、樊奇杭这些黑社会的人。他们找龚刚模借钱，龚刚模不借不行，龚刚模也被黑社会的人敲诈。

23、证人龚刚华的证言证明，2009年11月23日，在五洲大酒店李庄住的房间，李庄让他给保利公司的员工说保利公司的老板不是龚刚模。他随即在袁家岗的奥翔茶楼告诉李小琴、汪凌、陈进喜，以后对外说保利公司的老板不是龚刚模而是唐筱；2009年11月24日晚，他和李庄、龚云飞、吴家友、马晓军先后在陶然会馆吃饭既在南方花园的逗号茶楼喝茶，其间，李庄说会见龚刚模已教了龚刚模在法庭上说被警察刑讯逼供了，李庄就会申请对龚刚模进行伤情鉴定，法官如不同意，李庄就走人，使法院无法开庭，并说叫龚刚模只能要李庄担任辩护人；李庄让他找看守所里的医生作证，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他说找不到。李庄让他给保利公司的负责人说保利公司转让40%的股份给樊奇杭与龚刚模无关，他说已经打过招呼了。

24、证人李小琴的证言证明，2009年11月下旬，她接到龚刚华的电话后到袁家岗奥运体育中心旁边的奥翔茶楼。龚刚华说能不能把保利公司关了，她说要同陈进喜、汪凌商量。她回保利公司给陈进喜和汪凌说龚刚华叫把保利公司关了的事情，他两人觉得不好办。她与陈进喜、汪凌又找到龚刚华，龚刚华就说不关门就让最早来保利公司上班的小姐走远点，多发些工资都可以。如果警察问保利公司的老板是谁就说是唐筱，不是龚刚模。公安机关在前几次对她进行询问的过程中，她说保利公司的老板是唐筱，是龚刚华教她这么说的，其实龚刚模至今都是保利公司的老板。保利公司所有的财务都是她负责管理，她在公司的地位仅次于唐筱了，如果有保利公司股权转让这事，她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25、证人汪凌、陈进喜的证言证明，龚刚华给他们及李小琴说如果警察问保利公司的老板是谁就说是唐筱，不是龚刚模。汪凌的证言还证明，保利公司的老板是龚刚模，他在前几次接受警察询问的过程中说保利公司的老板是唐筱，是龚刚华教他这么说的。

26、证人刘刚、王丽敭、唐勇（均系医生）的证言证明，龚刚模在押期间没有受伤。

27、证人吴鹏（龚刚模案负责看守犯罪嫌疑人的民警）、杨永康（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督察支队民警）的证言证明，没有发现审讯人员对龚刚模讯问的过程中有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现象，每天对龚刚模等人的羁押室进行检查时也没有发现有任何违法违纪的情形。

28、证人张科（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负责审讯龚刚模案的民警）、何建洪（龚刚模专案组副组长）的证言证明，在对龚刚模羁押室、审讯室进行检查时没有发现民警有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行为发生，犯罪嫌疑人的各种权利都得到保障。

29、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证明，2009年12月10日，公安机关在讯问龚刚模时，龚刚模向公安机关揭发其辩护律师李庄的行为。

30、重庆市公安局“091”专案组民警熊峰、周素露于2009年12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09年12 月10日，他们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因办理文强涉嫌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提讯龚刚模时，龚刚模主动反映其律师李庄在会见他时告诉他，让他在法庭上称以前交代的材料是在受到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下形成的，同时龚刚模还反映李庄教他如何编造被刑讯逼供的情节及以后在法庭上如何翻供。

31、重庆市公安局关于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证明，2009年12月10日，重庆市公安局将李庄涉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一案指定江北区分局侦查，并抽调“091”专案组、“7.30”专案组、“6.3”专案组、网监总队、江北区分局、沙坪坝区分局、经开区分局等民警组成专案组，迅速展开侦查。

32、立案决定书证明，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于2009年12月10日对李庄以涉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立案侦查。

33、重庆市公安局民警廖川江、甘立红出具的捉获经过说明证明，2009年12月12日18时，廖川江、甘立红在北京振国肿瘤医院303病房将李庄捉获。

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举示的上列证据中除对证据1、2、3、4、6、7、8、13、14没有异议外，对其余证据均提出异议，主要观点为：证人龚云飞、马晓军等人的证言是在被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下取得，取证程序违法，不具备证据效力；公安民警、医生的证言及在押人员身体检查情况与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的内容存在矛盾；龚刚模专案组民警参与李庄案的侦办，没有回避，程序违法。

本院对公诉机关举示的证据、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意见评判如下： 其一，证人龚云飞、马晓军等人的证言虽是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下取得，但其证言是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证人证言之间相互印证，具备证据效力。

其二，公安民警、医生的证言及在押人员身体检查情况与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的内容并不矛盾。龚刚模供述未被刑讯逼供，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也不能说明“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是被刑讯逼供所致，且公安民警、医生的证言，在押人员身体检查情况与龚刚模的供述相互吻合。

其三，李庄案的办案民警是公安机关从多个案侦单位抽调人员组成。龚刚模专案组民警参与李庄案的侦办，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关于回避的规定。

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在庭审中举示了以下证据：

1、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录像证明，李庄没有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的供述，是龚刚模误解了李庄眨眼睛的表情。

2、龚刚模的讯问笔录及龚刚模案件中陈涛、向爱华、张孟军的讯问笔录证明，龚刚模在李庄介入案件前就有被樊奇杭、李明航敲诈的供述；公安机关的审讯经常在夜间进行。

3、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证明，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委托重庆法医验伤所对龚刚模作了是否因外力因素造成其人身伤害及成因的司法鉴定，结论为“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龚刚模（除左腕外）未见确切伤情。”

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举示的上列证据均提出异议，认为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工作人员不具备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主体资格；龚刚模的讯问笔录没有说到自己被敲诈；陈涛、向爱华、张孟军的讯问笔录与本案无关；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不能说明“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是被刑讯逼供所致。

本院对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举示的证据及公诉机关的质证意见评判如下：

其一，刑事诉讼证据必须依法收集。录像作为视听资料虽然是法定的证据形式之一，但媒体从业人员不具备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主体资格，因此，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录像不具备刑事诉讼证据资格。

其二，在李庄介入龚刚模案以前，龚刚模的讯问笔录中并没有被樊奇杭、李明航敲诈的内容；公安机关根据案侦需要在夜间审讯不违反法律规定；陈涛、向爱华、张孟军的讯问笔录于本案没有关联性。

其三，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并不能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且龚刚模本人供述未受到刑讯逼供。

综上，对公诉机关在庭审中举示的证据，除已当庭采信的证据1、2、3、4、6、7、8以外，本院认为其余证据收集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均予以采信；对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在庭审中举示的证据3予以采信，对其余证据不予采信。

根据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人李庄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2009年11月20日，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月22日、25日，龚刚模的妻子程琪、堂弟龚云飞先后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该所指派李庄及马晓军担任龚刚模的一审辩护人。龚刚模的亲属先后向该所支付了律师咨询、刑事辩护、民事代理、法律顾问费150万元。

2009年11月24日、26日、12月4日，被告人李庄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教唆龚刚模在法庭审理时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以推翻龚刚模以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同年12月3日，在重庆五洲大酒店，李庄指使重庆克雷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家友贿买警察，为其编造龚刚模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作伪证。

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被告人李庄引诱程琪作龚刚模被樊奇杭等人敲诈的虚假证言，并要求程琪出庭作证。同年11月24日，在重庆市高新区南方花园的逗号茶楼，李庄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否认龚刚模系保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者。龚刚华即安排保利员工汪凌、陈进喜、李小琴按照李庄的说法作虚假证言。同年12月1日，李庄就龚刚模案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通知证人龚云飞、龚刚华、林丽（莉）、程琪出庭作证的申请书。

2009年12月10日，公安机关因办理文强涉嫌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提讯龚刚模时，龚刚模揭发了李庄教唆其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行为。同月12日，李庄被公安机关捉获。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执业必须为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上述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被告人李庄在担任龚刚模的辩护人期间，利用会见龚刚模之机，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引诱龚刚模的妻子程琪作龚刚模被敲诈的虚假证言，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虚假证言，并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同志龚云飞、龚刚华、程琪等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其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已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依法应予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庄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

关于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龚刚模被刑讯逼供是龚刚模本人所说，李庄没有教唆龚刚模作被刑讯逼供的供述和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坐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伪证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龚刚模供述公安机关是依法办案，没有对其刑讯逼供。证人龚云飞、马晓军、吴家友、龚刚华均证实李庄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作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伪证。故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龚刚模在李庄介入之前作过被敲诈供述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龚刚模在李庄介入之前供述过樊奇杭、李明航曾找其借钱，并未供述受到敲诈。故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李庄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李庄是在有意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供述的同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不能将李庄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的行为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来评价是否合法。该行为实际上是李庄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的供述，从而达到推翻龚刚模以前供述的目的，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伪造证据。故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龚云飞、马晓军等证人均是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证言，且均未出庭质证，其证言没有证明力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证人龚云飞、马晓军等人的证言虽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作，但其证言是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故乡印证，具有证明力；本院在开庭前已依法向证人送达了出庭通知书，证人均表示不愿意出庭作证、表明其在公安机关的证言是真实的，且人民法院不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公诉机关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符合法律规定。故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李庄提出的不认识汪凌、陈进喜、李小琴，也未指使、引诱三人坐伪证的辩解。经查，李庄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虚假证言，龚刚华按李庄的指使安排汪凌、陈进喜、李小琴谎称龚刚模与保利公司无关的事实，有龚刚华、汪凌、陈进喜、李小琴的证言予以证明，且相互印证。故李庄提出的该辩解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提出龚刚模是在公安机关对其讯问的过程中揭发了李庄，但此时龚刚模案已进入审判阶段，公安机关无权再对龚刚模进行讯问，公安机关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的辩护意见。经查，公安机关因办理文强涉嫌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的需要提讯龚刚模时，龚刚模揭发了李庄教唆其编造被刑讯逼供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提讯龚刚模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李庄的辩护人提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辩护人提出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应以实际发生后果为构成要件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认为，从犯罪构成上讲，该罪属于行为犯，不是结果犯。故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根据被告人李庄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9年12月12日起至2012年6月11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付鸣剑

审 判 员 黄 炼

代理审判员 刘 懿

二 O 一 O 年 一 月 八 日

书 记 员 曹晓燕

李庄案判决书 篇2

关键词：李庄案,阅卷权,律师会见权

轰动一时的李庄案早已落下帷幕, 然而它的影响却远远没有消失。这件案子最终以李庄判处一年多的有期徒刑而结束, 目前李庄已经出狱并提出申诉。最终结局如何,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李庄案还是带给人们许多思考。

李庄案发生的大背景是红极一时的重庆打黑, 在这样的背景下, 发生这样的案件本身就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诚然, 重庆打黑时候的一些冤案已经得到纠正, 那么, 李庄是否同已经翻案的那些人一样是清白无辜的呢?这件案子是否有翻案的可能呢?我们依旧不得而知。

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的李庄, 在还没有开始为犯罪嫌疑人辩护前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举报, 这在当时的律师界和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震撼, 也给中国刑事诉讼辩护制度带来沉重的打击。但这种行为并没有违反我国的法律, 而且从司法实践来看, 法院对于这种行为也是持间接鼓励的态度。李庄案之后, 全国出现多起当事人举报自己辩护人的事件。可以说, 李庄案的发生对我国的律师辩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撇开案件事实, 撇开政治因素, 笔者想讨论下李庄案审理过程中所涉及到刑事诉讼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律师的会见权。会见权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见面并相互交流, 以此了解案件详情的权利。《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 有权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 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律师会见权应当如何保障, 律师在会见时与犯罪嫌疑人的交流的界限是什么?我国法律规定要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而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就是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只有通过会见, 律师才能从了解犯罪嫌疑人对于被追诉之罪的想法和辩解, 为他们提供咨询, 以此实现帮助犯罪嫌疑人实施他们的所享有的诉讼权利的目标。

然而, 在司法实践中, 律师的会见权却受到各种阻碍。我国法律规定, 对于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案件、和特别重大贿赂案件, 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要求会见当事人的, 应当经侦查机关同意。然而这项规定由于其界限模糊,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成为司法机关拒绝律师会见当事人的理由。即使允许会见, 也会以各种理由进行监视或者监听。从李庄的证词及提交的音像证据来看, 李庄第一次到重庆市江北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 龚刚模隔着栅栏坐在李庄对面, 双方间距在1.5至2米。龚刚模身后警察两人。据李庄介绍, 自己和马晓军背后亦各有警察一人。这些事实, 公诉方并没有否认。

其次是律师的阅卷权。阅卷是律师了解案件所需要的证据的最简单、最全面的方式, 是律师进行有效辩护的前提。保障律师的阅卷权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有利于法官公正的裁判, 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控辩平等。因此, 保障律师的阅卷权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

新修订的《律师法》规定, 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案卷材料。《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 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前者是“有权查阅”, 后者是“可以查阅”, 两字之差, 意义却千差万别。依据《律师法》, 阅卷权是一种由法律保障的权利;而在《刑事诉讼法》中, 这种权利受到司法机关的限制, 让不让律师阅卷由司法机关决定。在李庄案中, 李庄称总共109套卷宗、180多位证人, 而作为被告律师的他最终只看到十几份口供, 反复与公诉方交涉, 并未取得效果。辩护方在提到要查阅并希望公诉方提交相关证据时, 公诉方的回答都是不方便透露、不方便提交。

第三是回避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拥有申请回避权。在具有法定理由时申请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或者书记员、鉴定人、翻译人员回避。李庄在申请审判员及公诉人和书记员集体回避时, 被审判长驳回申请, 理由是:法律未就集体回避有明文规定。当李庄逐一申请时, 同样被拒绝。“集体回避制度”在我国法律中确实没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如何定义“集体回避”这一概念?李庄所提出的回避申请是否就是集体回避呢?设想一下, 如果合议庭所有成员均接受贿赂, 是不是就不用回避了呢?毫无疑问, 答案是否定了, 否则就无法合理解释了。我国法律并没有对需回避的人数进行限制限制, 因此, 无论是李庄申请合议庭集体回避还是分别提出回避申请, 都是合理的, 只要是不能避免合理怀疑, 李庄就有申请回避的权利。

那么, 李庄的回避申请是否合理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违反前款规定的, 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辩护人涉嫌犯罪的, 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 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该规定是为了避免同一侦查机关随意对辩护人进行立案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在这一事件中, 龚刚模案是由重庆市江北区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的, 李庄涉嫌作伪证案同时也是由江北区公安机关进行侦查, 这是明显违背刑诉法的规定的。因此, 李庄及其律师提出公诉机关和合议庭回避是正当的、是合理的。

第四是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证言是证据的一种, 是证人就自己所知道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向司法机关的陈诉, 证人证言是证人直接或者间接了解到的案情, 由此可见, 证人证言具有不可替代性。更为重要的事, 直接当庭陈诉的证人证言比间接呈堂的证人证言具有更强的感染力, 更能使参与庭审的各方人员形成“内心确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李庄案一审的定罪依据主要是龚刚模的证人证言, 龚刚模本人并未出庭作证, 辩护律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时, 被审判庭以“证人不言出庭作证”为由拒绝。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 证人不同意出庭作证的, 是可以不出庭的, 但是其证人证言需要在法庭上当众宣读, 接受公诉人、辩护律师和被告的质证。故而, 公诉人和法院的理由可以说是正当的。然而, 这样的证人证言的证据力是相对较弱的。再加上本案证人证言中一系列反常之处, 使得证人出庭作证变得更为必要。比如, 龚刚模证言自身存在矛盾之处, 比如无法排除刑讯逼供的合理怀疑, 比如龚刚模对李庄的指认与本人自身利益相关等等。然而, 李庄案一审之时, 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强制出庭作证制度, 若是证人不同意出庭作证, 其他人对此也只是束手无策。

对于这种情况,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通过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对此进行了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 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 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 予以训诫, 情节严重的, 经院长批准, 处以10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 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该制度建立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可以保证那些涉及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证人证言能够通过诉讼各方的当庭质证和辩论, 审判人员也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 从而排除虚假证言, 发掘案件真相, 避免冤假错案, 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改革是我国超职权主义审判方式向对抗制审判方式转变的要求。

“李庄案”虽已尘埃落定, 但其给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律师制度带来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 希望我国的司法制度能够越来越完善。

参考文献

[1]龙宗智.李庄案法理研判-主要从证据学的角度[J].法务时评, 2010.

[2]陶宝玉.浅论辩护律师阅卷权制度的完善[J].博览, 2016, (01) .

[3]余璐岑.刑事若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的缺陷义其完善[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2015, (03) .

发酵中的李庄案 篇3

2009年12月30日上午9:30分，北京律师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在重庆江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控辩双方，阵容强大，庭审辩论，异常激烈。李庄的辩护人高子程是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专家咨询员，曾经代理过包括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受贿、滥用职权案等大量重大、复杂、疑难的刑事案件。男一名辩护律师是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的主任，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杭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陈有西律师。重庆方面则派出了全国“十佳”公诉人、重庆检察五分院公诉一处副处长幺宁。

李庄于2009年12月12日晚，在北京被重庆警方采取强制措施。次日，重庆检察机关以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对李庄颁发批捕令。 检举李庄的正是他的委托人，涉黑案主犯龚刚模。龚刚模表示，在先后三次的会见中，李庄教唆其以“刑讯逼供”为由推翻之前的口供，并要求伤情检查，拖延开庭时间，还为其编造有利于自己的“假口供”。龚刚模之所以检举自己的辩护律师，除了怕作假证一事败露会加重刑责以外，更由于李庄先后让他签署了七八张白条和委托书。他害怕李庄以此向其家人及朋友勒索钱财。

高调的争论

2009年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重庆打黑惊曝辩护律师造假事件近20人被捕》一文。文中引用了一些龚刚模的证词，指责李庄“一手‘捞人’一手‘捞钱’”的种种不法行为。该报道还称，李庄曾向自己的同行们发出“够黑，人傻，钱多，速来”字样的短信(后证实此说不实)；并称“重庆打黑除恶一系列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到重庆代理涉黑诉讼’一时成律师界热门。许多北京律师如赶场般云集重庆，寻找开展‘业务’和施行‘潜规则’的机会”。矛头直指整个律师界的职业操守。

当天，浙江律师陈有西即在其学术网上发表《法治沉沦：中青报奇文批判》，对该文进行了猛烈批评。2009年12月17日，《新京报》发文影射某媒体2009年12月14日发表的报道基本与重庆警方提供的通稿一致，而据《新京报》调查，重庆方面的通稿与龚刚模口供有所出入，更对行文之中对未经审判确立罪行的嫌疑人使用大量定性词语表示质疑。

但另一方面，很多网友对李庄被捕拍手称快。天涯论坛上就有不少网友贴出大量叙述律师种种恶行的帖子，并表示支持重庆警方打击律师的非法行为。陈有西网页上也有网友发帖称“律师黑吃黑，勾结法官，金钱司法，已是行内规矩，犯罪是必然的，被捕是偶然的”。

热闹了几个月的重庆打黑行动，又一次成为了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一时之间，舆论哗然；各方观点，针锋相对。李庄案的每一步进展都引起公众的热烈讨论。

程序公正与实体正义

李庄被批捕，首先引发的讨论是“程序正义”问题。从李庄被捕到30日开庭，只有半个月时间，给辩护律师取证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时间之短，行动之快，不禁给舆论造成“公正与否”的担忧。

重庆公安、检察机构系龚刚模案的控方，是李庄辩护中的对手，与李庄伪证案有重大利害关系，也是李庄伪证的“受害人”。由重庆方面对李庄进行审理，也引发人们对于司法机构是否能够保持中立的忧虑。

李庄被捕三天后，11个地区的20余名律师就联名提出《关于重庆打黑“律师造假门”事件的律师建议书》，并发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公安部，建议公安部指定重庆市以外的警方异地管辖，调查李庄案。李庄辩护律师高子程21日也以“受害人不能审理加害者”的理由申请异地审理。次日，该申请被重庆市江北区法院驳回。

2009年12月25日宣布加入李庄案辩护律师行列的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有西在接受《世界博览》采访的时候表示，要求重庆法院回避本案审判，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法律的回避制度仅要求如果法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时，应予以回避。除非在法院院长与案件有关时，才能申请法院回避。要求重庆江北法院回避虽在情理之中，却并不十分符合现有法律，驳回异地审理请求也无可厚非。现在实行的一些腐败案异地审理，都是官方安排的，几乎没有因申请而成功的。

2009年12月30日的庭审，李庄辩护律师申请出庭的8名证人，包括龚刚模等7名在押嫌疑人及龚刚模之妻，无一出现在法庭上。据称，他们在接到法院通知后，都“不愿出庭作证”。这不禁又引起人们对“程序公正”的种种猜测。

对于重庆雷厉风行的打黑行动，各方舆论一直是一边拍手叫好，一边担忧程序公正。李庄案无疑又成了一块激起千层浪的石头。一时之间，关于涉黑案辩护律师取证难，会见当事人被监视等等报道，再度见诸各大媒体。李庄案的程序公正问题，俨然被视为重庆打黑行动，乃至司法体系公正与否的试金石。

陈有西认为，没有程序正义就无法确保实体正义，无论是李庄，或是其他嫌疑人，在定罪之前还都只是嫌疑人，媒体不能先把他定性为一个罪犯。也唯有程序公正，才能保障重庆打黑行动的成果。

职业责任与职业道德

在陈有西看来，李庄案的抗辩关键却不单是“程序正义”，而是本案根本上就不应当立案。他坚持认为，伪证罪应该在律师向法院提交虚假伪造的证据之后才能成立。而龚刚模案尚在取证阶段，一个控方证人都没有见过，任何笔录都没有形成，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根本没有出现证据，何来伪证罪?

但重庆方面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链。目前向媒体披露的证据包括龚刚模和其他四五位相关人士的证词。其中大量证词指证李庄“教唆”龚刚模以刑讯逼供为由推翻之前供词。

而陈有西认为，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的法定职责就是尽一切可能合法地为委托人洗脱罪责。即便其委托人确实有罪，律师在辩护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委托人立场。 “教委托人在法庭上以对自己有利的方法应对，比如让龚刚模推翻对自己不利的供词，大声说出被刑讯逼供真相，演示出逼供过程，恰恰是律师应该做的，”陈有西说。

李庄的其他值得商榷的行为还包括，叫龚刚模对除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和行贿罪以外的指控说“不知道”，隐瞒其他犯人供词中没有提及的罪行。陈有西认为，指示委托人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也许不合职业道德，但不构成犯罪，因为检举犯罪和搜集证据，是公安、检察机关的事。律师没有指控犯罪的责任。

有媒体报道，李庄先后三次向龚刚模亲属索要钱财，总额达150万元之巨，让人感叹李律师的“捞钱”之道。陈有西则认为，费用问题是否存在异议都不是犯罪问题，而是职业道德问题，律师乱收费可以

由律师协会进行规范。而据他了解，本案刑事辩护费并不高，150万包括了民事代理、民事反诉案、法律顾问等民事合同。

刑法第306条与辩护权

《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条规定正是李庄被批捕的依据。而这条规定是否合宜也成为了李庄案的另一个讨论热点。

对于第306条规定的讨论在法律界由来已久。根据相关方面的统计，自1997年实施该条规定以来，全国约有数百名律师冈伪证罪身陷囹圄，约占律师犯罪中的80％。该条法律因此被律师界喻为“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 虽然很多律师后来被确定无罪，却从此退出刑事案件辩护的行列，造成刑事案件辩护律师出庭率下降。

2006年全国人大代表、陕西大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燕向“两会”提出“废除刑法第306条”的议案。陈有西律师也对此条法律危及律师的辩护权颇多微词： “当事人在羁押中，我们做律师的就必须为他搜集有利的证据，但现在律师找了和控方相反的证据，控方就有可能说律师是伪证或妨害证据罪。”

“如果李庄的案子被判有罪，就成了舆论上的一种定调，刑诉法修改至少又要推迟五至十年。这将严重伤害辩护律师的积极性，以后就更没人愿意为刑事案辩护了。长此以往，会引起人权的倒退。”陈有西表示这也是他决定加入李庄案辩护律师行列的重要原因。

但也有专家认为，被起诉伪证罪的律师们自己行为上也多少有不合规矩的地方，如果取消第306条规定，会减少对律师的规范效应。但第306条也确实有待完善。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曾经建议，在依据第306条时，原来案件的侦查员不应该再参加对律师的侦查，原来的公诉人更不应该参加对案件的起诉，甚至检察院本身都应该变更管辖。其次，能不能把律师送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处理，恐怕不应该取决于公检机关，而应该由法院决定，这才能缓解滥用追诉权的情况。

彭宇案一审判决书 篇4

民 事 判 决 书

（2007）鼓民一初字第212号

原告徐XX，女，汉族，1942年8月9日生，住本市XXX12号。委托代理人唐X，南京XXX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彭X，男，汉族，1980年7月2日生，江苏XXX有限公司职工，住本市XXX2X3-1号。

委托代理人李X，女，汉族，198X年8月8日生，住本市XXX19号。

委托代理人高XX，江苏XXXXX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XX与被告彭X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XX及其委托代理人唐宁，被告彭X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舒、高式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XX 诉称，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等83路车。大约9点半左右，2辆83路公交车进站，原告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行至前 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从车内冲下的被告撞倒，导致原告左股骨颈骨折，住院手术治疗。因原、被告未能在公交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40460.7元、护理费4497元（住院期间护理费897元、出院后护理费3600元）、营养费3000元、伙食费 346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630元、残疾赔偿金71985.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鉴定费500元，共计人民币136419.3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彭X 辩称，被告当时是第一个下车的，在下车前，车内有人从后面碰了被告，但下车后原、被告之间没有碰撞。被告发现原告摔倒后做好事对其进行帮扶，而非被告将其撞伤。原告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被告客观上也没有侵犯原告的人身权利，不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如果由于做好事而承担赔偿责任，则不利于弘扬社会正气。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2006 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等候83路车，大约9时30分左右有2辆83路公交车同时进站。原告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行至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告第一个从公交车后门下车，原告摔倒致伤，被告发现后将原告扶至旁边，在原告的亲属到来后，被告便与原告亲属等人将原告送往医院治疗，原告后被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并住院治疗，施行髋关节置换术，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损失。

事故发生后，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接到报警后，依法对该起事故进行了处理并制作了讯问笔录。案件诉至本院后，该起事故的承办民警到法院对事件的主要经过作了陈述并制作了谈话笔录，谈话的主要内容为：原、被告之间发生了碰撞。原告对该份谈话笔录不持异议。被告认为谈话笔录是处理事故的民警对原、被告在事发当天和第二天所做询问笔录的转述，未与讯问笔录核对，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案件审理期间，处理事故的城中派出所 提交了当时对被告所做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电子文档的属性显示其制作时间为2006 年11月21日，即事发后第二天。讯问笔录电子文档的主要内容为：彭X称其没有撞到徐XX；但其本人被徐XX撞到了。原告对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不持异议，认为其内容明确了原、被告相撞的事实。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是复制品，没有原件可供核对，无法确定真实性，且很多内容都不是被告所言；本案是民事案件，公安机关没有权利收集证据，该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被告申请证人陈二春出庭作证，证人陈二春证言主要内容：2006 年11月20日其在21路公交车水西门车站等车，当时原告在其旁边等车，不久来了两辆车，原告想乘后面那辆车，从其面前跑过去，原告当时手上拿了包和保温瓶；后来其看到原告倒在地上，被告去扶原告，其也跑过去帮忙；但其当时没有看到原告倒地的那一瞬间，也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时候原告已 经倒在地上，被告已经在扶原告;当天下午，根据派出所通知其到派出所去做了笔录，是一个姓沈的民警接待的。对于证人证言，原告持有异议，并表示事发当时是有第三人在场，但不是被告申请的出庭证人。被告认可证人的证言，认为证人证言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另查明，在事发当天，被告曾给付原告二百多元钱，且此后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关于被告给付原告钱款的原因，双方陈述不一：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

审理中，对事故责任及原、被告是否发生碰撞的问题，双方也存在意见分歧。原告认为其是和第一个下车的被告碰撞倒地受伤的；被告认为其没有和原告发生碰撞，其搀扶原告是做好事。

因原、被告未能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原告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损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审理中，原告申请对其伤情的伤残等级 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南京鑫盾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徐XX损伤构成八级伤残。

因双方意见不一，致本案调解无效。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原告提供的住院记录、医疗费票据；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城中派出所提交的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本院委托鉴定的鉴定报告、本院谈话笔录以及本院开庭笔录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对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即2006 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准备乘车过程中倒地受伤，原、被告并无争议。但对于原告是否为被告撞倒致伤，双方意见不一。根据双方诉辩观点，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原、被告是否相撞；

二、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

三、被告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对此分别评述如下：

一、原、被告是否相撞。

本院认定原告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理 由如下：

1、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本案事发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是公共场所，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城中派出所对有关当事人进行讯问、调查，是处理治安纠纷的基本方法，其在本案中提交的有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锁链，应予采信。被告虽对此持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城中派出所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等相关证据，被告当时并不否认与原告发生相撞，只不过被告认为是原告撞了被告。综合该证据内容并结合前述分析，可以认定原告是被撞倒后受伤，且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

2、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并不能证明原告倒地的原因，当然也不能排除原告和被告相撞的可能性。因证人未能当庭提供身份证等证件证明其身份，本院未能当庭核实其真实身份，导致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证人庭后第二天提交了身份证以证明其证人的真实身份，本院对证人的身份予以确认，对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的意见不予采纳。证人陈二春当庭陈述其 本人当时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只是原告已经倒地后的情形，所以其不能证明原告当时倒地的具体原因，当然也就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

3、从现有证据看，被告在本院庭审前及第一次庭审中均未提及其是见义勇为的情节，而是在二次庭审时方才陈述。如果真是见义勇为，在争议期间不可能不首先作为抗辩理由，陈述的时机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对其自称是见义勇为的主张不予采信。

4、被告在事发当天给付原告二百多元钱款且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原、被告一致认可上述给付钱款的事实，但关于给付原因陈述不一：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等书面材料。但是被告在本案中并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 不大；而如果撞伤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被告证人证明原、被告双方到派出所处理本次事故，从该事实也可以推定出原告当时即以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在此情况下被告予以借款更不可能。综合以上事实及分析，可以认定该款并非借款，而应为赔偿款。

二、原告损失的范围和具体数额。

1、医疗费。根据原告提供的住院记录、伤残鉴定书等证据，原告主张的医疗费用均是治疗事故造成的有关疾病所必需，且有相应医疗票据加以证明，故原告主张医疗费40460.7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2、护理费。原告主张的护理费为4497元，包含住院期间护理费897元以及出院后护理费3600元。由于本案原告为六十多岁的老人，本次事故造成其左股骨颈骨折且构成八级伤残，其受伤后到康复前确需护理，原告主张该4497元护理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3、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共计35天，原告主张该费用为630元，符合法律规 定，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另主张伙食费346元，并提供了住院记录和票据予以证明。由于该费用在住院伙食补助费范围内，该346元与上述6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的主张重复，故本院不予支持。

4、鉴定费。原告主张伤残鉴定费为500元，有鉴定费发票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5、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71985.6元。但根据原告病历及伤残鉴定报告，原告伤病为八级伤残，根据相关规定，该费用应依法确定为67603.2元【14084×（20-4）×30%】。

6、营养费。结合原告伤情，本院酌定1000元。

综上，原告各项损失合计为114690.9元。

三、被告应否承担原告损失。

根据前述分析，原告系在与被告相撞后受伤且产生了损失，原、被告对于该损失应否承担责任，应根据侵权法诸原则确定。

本案中，原告赶车到达前一辆公交车后 门时和刚从该车第一个下车的被告瞬间相撞, 发生事故。原告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被告相撞；同时，被告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故对本次事故双方均不具有过错。因此，本案应根据公平责任合理分担损失。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补偿，由当事人合理地分担损失。根据本案案情，本院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较为适宜

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本次事故虽给原告的精神上造成了较大痛苦，因双方均无过错，故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彭X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徐XX人民币45876.36元。

被告彭X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890元、其他诉讼费980元，合计1870元由原告徐XX负担1170彭X负担700告已预交，故由被告在履行时一并将该款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欢案一审判决书(全文转载) 篇5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6）鲁15刑初33号

公诉机关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男，1956年1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冠县，汉族，住山东省冠县斜店乡南史村138号，系被害人杜志浩之父。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许喜灵，女，1964年6月10日出生于山东省冠县，汉族，住山东省冠县斜店乡南史村138号，系被害人杜志浩之母。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宜琳，女，2010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冠县，汉族，学生，户籍所在地山东省冠县斜店乡南史村，住山东省冠县世纪中华苑1号楼3单元901室。系被害人杜志浩之长女。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宜颖，女，2010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冠县，汉族，学生，户籍所在地山东省冠县斜店乡南史村，住山东省冠县世纪中华苑1号楼3单元901室。系被害人杜志浩之次女。

附带民事原告人杜宜雯，女，2012年4月28日出生于山东省冠县，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冠县斜店乡南史村，住山东省冠县世纪中华苑1号楼3单元901室。系被害人杜志浩之三女。

附带民事原告人杜宜政，男，2012年4月28日出生于山东省冠县，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冠县斜店乡南史村，住山东省冠县世纪中华苑1号楼3单元901室。系被害人杜志浩之子。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暨杜宜琳、杜宜颖、杜宜雯、杜宜政的法定代理人李新新，女，1989年3月13日出生于山东省冠县，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山东省冠县斜店乡南史村，住山东省冠县世纪中华苑1号楼3单元901室。系被害人杜志浩之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暨杜宜琳、杜宜颖、杜宜雯、杜宜政之母。上列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代理人修东磊，山东智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严建军，男，汉族，1990年3月2日出生于山东省冠县，汉族，高中文化，住山东省冠县振兴东路221号，现羁押于山东省聊城市看守所。

诉讼代理人吴兰刚，山东正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程学贺，男，汉族，农民，1993年11月15日出生于山东省冠县，汉族，初中文化，住山东省冠县东古城镇尹固村136号，现羁押于山东省聊城市看守所。

诉讼代理人陈海涛，女，汉族，1971年2月3日出生于山东省冠县，系程学贺之母。

被害人郭彦刚的诉讼代理人杜明君，山东正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于欢，男，1994年8月23日出生于山东省冠县，汉族，高中文化，冠县工业园区源大工贸有限公司职工。住冠县建设南路13号2生活区1排2号。2016年4月15日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冠县看守所。

辩护人杨少彬，山东众成清泰（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田朔，山东山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以聊检公二刑诉[2016]3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于欢犯故意伤害罪一案，于2016年11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当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在诉讼过程中，被害人杜志浩近亲属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杜宜琳、杜宜颖、杜宜雯、杜宜政，被害人严建军、程学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院于2016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合并审理。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赵文韬、程仁召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于欢及其辩护人杨少彬、田朔，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及其诉讼代理人修东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严建军的诉讼代理人吴兰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程学贺的诉讼代理人陈海涛，被害人郭彦刚的诉讼代理人杜明君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4月14日16时许，赵荣荣纠集郭彦刚、程学贺、严建军等多人到冠县工业园区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催要欠款，同日20时左右杜志浩驾车来到该公司一同催要欠款，在此过程中，杜志浩等人限制该公司老板苏银霞及其子于欢的人身自由，并辱骂二人。22时许，杜志浩、郭彦刚、程学贺、严建军等人于被告人于欢仔公司办公楼一楼接待室内发生冲突，被告人于欢持尖刀将杜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捅伤，致杜志浩失血性休克死亡，严建军、郭彦刚重伤二级，程学贺轻伤二级。就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物证，书证，勘验、检查、辨认等笔录，鉴定意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于欢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被害人一方对本案的发生具有过错，可以酌情对被告人于欢从轻处罚，建议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杜宜琳、杜宜颖、杜宜雯、杜宜政要求被告人于欢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餐饮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8325173元；其诉讼代理人修东磊提出被告人于欢之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全额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的各项损失。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严建军要求被告人于欢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交通费共计500000元；其诉讼代理人吴兰刚提出被告人于欢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全额赔偿诉讼请求的各项损失。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程学贺要求被告人于欢赔偿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共计8577.6元。

被害人郭彦刚的诉讼代理人杜明君提出被告人于欢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意见。

被告人于欢供认在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接待室内持尖刀捅刺杜志浩、严建军、郭彦刚、程学贺的事实，辩解系被控制在接待室遭到对方殴打后所为，且对方有侮辱言行；其辩护人杨少彬对公诉机关起诉的罪名没有异议，提出被告人于欢有正当防卫情节，被害人对本案的发生具有严重过错，被告人于欢系坦白的意见，辩护人田朔提出被告人于欢系防卫过当，认罪态度较好，如实坦白犯罪事实，应当依法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的意见。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位于冠县工业园区）负责人苏银霞向赵荣荣借款10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息10%。2016年4月14日16时许，赵荣荣以欠款未还清为由纠集郭彦刚、程学贺、严建军十余人先后到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催要欠款，同日20时左右杜志浩驾车来到该公司，并在该公司办公楼大门外抱厦台上与其他人一起烧烤饮酒，约21时50分，杜志浩等多人来到苏银霞和苏银霞之子于欢所在的办公楼一楼接待室内催要欠款，并对二人由侮辱言行。22时10分许，冠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到达接待室，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被告人于欢欲离开接待室被阻止，与杜志浩、郭彦刚、程学贺、严建军等人发生冲突，被告人于欢持尖刀将杜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捅伤，出警民警闻讯后返回接待室。令于欢交出尖刀，将其控制，杜志浩、严建军、郭彦刚、程学贺被送往医院抢救。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于次日2时许死亡，严建军、郭彦刚伤情构成重伤二级，程学贺伤情构成轻伤二级。

另查明，因杜志浩被害死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等7人应得丧葬费29098.5元，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1500元。被害人严建军受伤后在冠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于5月9日出院；童年5月12日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治疗，5月21日出院，在解放军总医院共支付医疗费49693.47元，被害人程学贺受伤后在冠县人民医院治疗15天。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一）物证

冠县公安局民警在案发现场从被告人于欢手中扣押单刃尖刀一把，在冠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扣押于欢作案时所穿的带有腰带的浅蓝色牛仔裤一条、藏蓝色夹克一件、黑色耐克运动鞋一双、蓝色横条纹短袖T恤一件、黑色袜子一双、酒红色内裤一条。已经被告人于欢当庭辨认是其作案工具和作案时所穿的衣物。

（二）书证

1.被告人于欢的户籍证明，证实于欢1994年8月23日出生等身份信息；被害人杜志浩、严建军、郭彦刚、程学贺的户籍证明，证实各自身份情况。

2.赵荣荣与苏银霞之间的借款合同、借据、收到条、转账委托书、转账凭证、二手房买卖合同等证实二者之间的借款、还款事实。

3.被害人杜志浩、严建军、郭彦刚、程学贺医院病历，证实四人伤情及救治过程。

4.严建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收费票据一张，证实严建军2016年月12日至2016年5月2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支付医疗费49693.47元。

（三）勘验、检查、辨认等笔录

1.冠县公安局现场勘查笔录记载：

现场位于山东省冠县经济开发区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接待室（安全生产办公室）内，办公楼门靠中部朝南开，为电动玻璃门禁，门厅外是一抱厦台，两侧为坡道，南侧是台阶，台阶往南院内地面为水泥砖铺地面，与楼门相对应抱厦台上放油一方地桌，桌周围凌乱放有3把单椅、2个塑料凳、3个马扎，桌上及周围地面上散落有凌乱的竹签、蔬菜串、花生壳、烟蒂、啤酒罐盒、一个“百年泸州”和一个“全兴大曲”酒瓶、纸杯、矿泉水瓶等，此西地面上有一个长方形烧烤箱，箱内及周围地面上有散落的木炭、炭灰，西侧门台上方有一只线手套（上有烧灼痕），该门台地面上自门口至门台南侧台阶及台阶南侧南北3.2米，东西13米范围内有凌乱的成趟滴落血迹（棉签蘸取）。

接待室门朝北开，进入室内，该接待室门东靠北墙放有文件橱，此南靠东墙放有两张办公桌，桌上有电脑，钟表等，桌南北各放一办公单椅，靠东南角有一空调，与屋门相对应靠南墙放油一鱼缸，鱼缸西侧靠南墙并放有两张办公桌，此北靠西墙放有一三人沙发，此东放一茶几，茶几上有一只线手套，相对应东侧放有一对单人沙发，其中南侧沙发左侧扶手上印有一左脚菱形花纹泥土鞋印（照相提取），脚尖朝西北，右侧扶手上印有一左脚方块形花纹泥土鞋印（照相提取），脚尖朝西，北侧沙发北扶手上有凌乱的波浪形泥土鞋印印痕（照片提取）。此北靠北墙放有纸箱、花盆等。该室内地面上凌乱有烟蒂、烟盒等。沙发南侧、北侧、东侧地面上可见有滴落血迹（棉签蘸取），该室内至走廊、门厅、门口地面上有滴落血迹（棉签蘸取）。2.辨认笔录

①于欢2016年4月15日12时29分至12时37分，辨认出杜志浩，指认该男子就是昨天到其公司要账的那名穿白色上衣并且下巴一撮胡子的瘦子；2016年4月15日13时40分至13时4x分（判决书照片中被遮盖）辩认出郭彦刚；2016年4月15日12时53分至12时57分辨认出程学贺。

②苏银霞2016年4月15日12时00分至12时06分辨认出郭彦刚，指认该男子就是昨天到其公司要账的那名带头的“小X子”（被遮盖）；2016年4月20日10时20分至10时25分确认出程学贺，指认他是2016年4月14日到其厂子里要账的其中一名男子；2016年4月15日12时08分至12时14分辨认出杜志浩，指认该男子就是昨天到其公司要账的那名穿白色上衣并且下巴一撮胡子的瘦子。

3.指认现场笔录

2016年4月15日16时25分至16时31分，于欢指认捅人现场和拿刀子位置。

（四）鉴定意见

1.冠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于2016年4月28日出具的（冠）公（刑）鉴（尸）字[2016]001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记载：死者杜志浩上腹部正中见一纵行2×0.5cm哆开创口，创缘整齐，创角一锐一钝，创壁光滑，创腔内见脂肪组织，深大腹腔，腹部正中创伤进入腹腔创道斜向右后上方经大网膜至肝右叶造成肝固有动脉2cm裂伤口及肝右叶下侧面裂伤长4cm深8cm，创道长15cm.论证：根据杜志浩上腹部的损伤形状、特征分析，该损伤符合被他人用锐性致伤物（如单刃尖刀之类）在外力作用下所形成。鉴定意见：杜志浩系失血性休克死亡。

2.冠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于2016年5月4日出具的（冠）公（刑）鉴（伤）字[2016]256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记载：伤者严建军左腹部可见一横斜行皮肤创伤为4cm，创缘较整齐，创角锐，已缝合。根据病历记载，创伤位于脐左侧锁骨中线，边缘尚规则，伤口周围可见活动性渗血，深达腹腔，并可见小肠外露。分析说明： 根据检验所见损伤特征分析，伤者严建军的损伤符合锐性外力所形成；结合病历及影像资料分析，严建军确证存在左腹部外伤后，造成小肠距屈氏韧带100cm处贯通伤，有肠内容物溢出，如不及时行肠修补术、小肠裂口全层缝合+浆肌层包埋术，将危及生命。上述损伤对人体重要器官功能有严重损伤。鉴定意见：严建军之伤情属重伤二级。

3.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2016年10月13日出具的司鉴中心[2016]临鉴字第 2693 号鉴定意见书，对郭彦刚伤情重新进行鉴定，记载：右侧胸背脊住见一条长度为4.0cm的皮肤瘢痕；鉴定意见：被鉴定人郭彦刚遭他人持械作用，致血气胸伴肺萎陷，失血性休克等，已危及生命，且具有手术适应症，评定为重伤二级。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书聊检技审[2016]4号对郭彦刚伤情审查意见：经审查，郭彦刚被刀捅伤后造成右侧液气胸，右侧肺脏压缩达到 70％以上，伴右肺下叶肺不张，伤后血压降低、心率增快、血红蛋白明显降低，具备手术指证，虽然术前心跳停止不得不改变治疗方案，但心跳停止充分说明了其伤情危重。综合分析，同意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中“被鉴定人郭彦刚遭他人持械作用，致血气胸伴肺萎陷，失血性休克等，已危及生命，且具有手术适应症，评定为重伤”的鉴定意见。

4.冠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于2016年5月10日出具的（冠）公（刑）鉴（伤）字[2016]257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记载：伤者程学贺左胸部锁骨中线第6、7肋间可见一横斜行皮肤创伤为2.8cm,创缘较整齐，创角锐，已缝合。分析说明：根据检验所见损伤特征分析，伤者程学贺存在左侧腹腔积血，对身体健康有一定影响，评定为轻伤二级。鉴定意见：程学贺之伤情属轻伤二级。

5.冠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于 2016年4月25日出具的（冠）公（刑）鉴（伤）字[2016]233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鉴定意见：刘付昌之伤情属轻微伤。

6.冠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于 2016年4月27日出具的（冠）公（刑）鉴（伤）字［2016]232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检验所见：伤者于欢左项部可见一横行表皮剥脱为1.1cm,结痂；左肩部可见多处皮下出血，大4×0.3cm小0.7cm。鉴定意见：于欢之伤情不构成轻微伤。

7.聊城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的（聊）公（刑）鉴（遗传）字（2016)135号法医物证鉴定书。鉴定意见： ① 在送检的被告人于欢手中带有暗红色斑迹的刀子的刀刃上、现场门厅台阶南4m正对门厅13×4m范围内提取的暗红色斑迹上、现场门厅平台由北向南至台阶成趟暗红色斑迹处提取的擦拭物上、现场门厅台阶南4m，东2.5cm处，170×130cm范围内提取的暗红色斑迹上，现场大厅内距北墙200cm，距东墙102cm处,644×327cm范围内提取的暗红色斑迹上、观场接待室门口西侧48cm靠北墙地面132×17cm 范围内提取的暗红色斑迹上均检出人血，均支持为被害人郭彦刚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② 在送检的被告人于欢手中的带有暗红色斑迹的尖刀刀柄上检出混合基因分型，包含被告人于欢的基因分型。③ 在送检的被告人于欢所穿的浅蓝色带腰带的牛仔裤上检出人血，支持为被害人程学贺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④ 在送检的被告人于欢所穿的藏蓝色FAIRWHALE牌夹克上检出人血并获得混合基因分型，包含被告人于欢和被害人郭彦刚的基因分型。⑤ 在送检的现场接待室内距北墙70cm，距西墙350cm，150×50cm范围内提取的暗红色斑迹上检出人血,支持为死者杜志浩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⑥ 在送检的现场接待室内距南墙 117cm，距东墙160cm，150×50cm范围内提取的暗红色的斑迹检出人血并获得混合基因分型，包含被害人程学贺和郭彦刚的基因分型。

8.聊城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的（柳）公（刑）鉴（毒）字[2016]104号毒物毒品检验鉴定报告，检验意见：在死者杜志浩心血中检出乙醉成分，含量为 148.0mg/100mL。

9.聊城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的（聊）公（刑）鉴（遗传）字（2016)903号法医物证鉴定书。鉴定意见： ①在送检的现场门厅台阶南4m，正对门厅13×4m范围内南侧、北侧、西侧靠北位置提取的暗红色斑迹检出人血，支持为被害人郭彦刚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② 在送检的带有暗红色斑迹的尖刀刀尖、刀刃、刀刃刀柄结合处均检出同一男性人血，支持为被害人郭彦刚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刀柄处检出一男性人血，支持为被害人程学贺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

（五）视听资料

1.出警民警用执法记录仪记录的案发当晚出警情况。

2.从厂子门岗摄向办公楼的监控、从办公楼摄向大门口方向的监控、办公楼内的监控显示：2016年4月14日16时许有多人陆续开车来到源大工贸有限公司，至19时许，有人开车拉来了啤酒、烧烤炉子等，之后聚在办公楼门口（吃饭），直至21时50分许，在门口的人都进到办公楼内。22 时13分一辆警车到达，民警下车后进入办公楼；22时17分许部分人员送民警出来办公楼，有人回去。22 时21分许，民警快速返回办公楼，进入接待室后要钱一方受伤的、没受伤的陆续跑出接待室，乘三辆车快速驶出公司。

3.办公楼内一楼西向东的监控显示民警及其他人员进入接待室的情况。4.于欢指认现场录像，于欢指认作案现场位于源大工贸有限公司接待室东南角窗户北侧，自称在接待室内靠东墙南边那个办公桌东头拿的刀子。

（六）证人证言 1.苏银霞证实，我们厂子因为倒贷款于2014年7月份从吴学占那里借了100万元，口头约定是百分之十的月息，后来我们陆续的还给他152.5万元。2015 年 4 月 14 日下午四点钟左右，吴学占下边八九个人到我厂子继续逼我还钱，把房子过户。晚上他们从办公楼门厅外边弄了个桌子吃饭喝酒。晚上九点多，他们吃饭后还是逼我还钱。在办公楼一楼接待室，那个下巴有胡子的搜子（即被害人杜志浩）说一些难听的话糟蹋我和我儿子于欢，还脱裤子、裤头露出下身对着我们几个，把我儿子的鞋子脱下来让我闻，然后又把鞋子给扔了。到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派出所出警民警到了接待室问我们谁报的誉，我说对方的人打我儿子了，民警到门厅外边问怎么回事。我和我儿子当时想跟到门外边去，对方那些人不让我们出去，就开始在接待室里打我和我儿子，对方四五个人让我儿子坐那个沙发上，我儿子不坐。他们就打我儿子，我儿子就拿了一把水果刀把对方三四个人捅伤。110 民警听见动静又回接待室，民警给我儿子要刀子，于欢说：“他们出去了，我就把刀子给您。”对方的人都出去了，我儿子于欢把刀子给民警了，然后民警就把我和我儿子带到派出所了。于欢捅人用的刀子是接待室里的水果刀，当时在什么地方拿的我没看到，但那把刀子平时就在接待室桌子上放着。我这边的工人刘付昌的眉毛上侧不知道被谁打的起来一个包。

2.于秀荣证实，2016年4月14日下午四点三十分钟左右，我从家到公司上班，一进公司大门，看见在办公楼门厅附近有一伙人，得有十个八个的，现场乱哄哄的。当时对方还有一个年轻的女的，在那里大喊大叫。我吃饭后我就在宿舍窗户不断向外看。我看见苏老板。于欢、马金栋、张立平还有两个那边的年轻男子跟着，一块去伙房吃饭，我看见苏老板他们在伙房里待了大约得有一个多小时，就又回了办公楼。我在宿舍里待了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左右，从宿舍里听到西边办公楼那里乱哄哄的，声音很大，我和我对象就从宿舍楼下来，向办公楼那边跑。我对象就打了110。

3.刘付昌证实，昨天下午 4 点 40 分左右，接张立平电话，我骑摩托车回到公司，看到有一伙人在公司办公楼前要账。晚上的8点多的时候，苏总和于欢来伙房里面吃饭，有两个人跟着过去的。吃完饭以后，苏总、于欢等人回到了办公楼的接待室，那伙要账的人有跟着过去的，也有坐在办公楼前面喝酒吃烧烤的。后来我走到办公楼前面的时候，我透过窗户往里看了一眼，看见要账那伙人围的圈更小了。马金栋出来后对我说：“快，报警吧，他们开始侮辱霞了。”我发现在苏总和于欢坐的沙发前面有一个人面对他们两个，把裤子脱到臀部下面。我就拿着手机报警。派出所民警进了办公楼里面一段时间后出来，正说着话，就听见办公室里有人咋呼，我跑到办公楼里面，看见接待室里面那伙要账的人，围着于欢，有人拿着椅子朝于欢杵，于欢一直往后往南退，退到一个桌子跟前，我发现于欢手里多了一个发亮的水果刀朝围着他的那几个人挥舞。我就跑到接待室的门口，我一进屋，一个男的一拳打在我左眼上，派出所的民警让苏银霞、于欢和我到派出所去了。

4.张立平证实，4点半左右多的时候，接苏银霞电话，我来到办公楼，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和几名二十多岁的男子在楼前面站着。苏总和对方对骂，后来他们去了一楼办公室，那些要账的人就坐在一楼办公室外面的台阶上了。晚上，苏总、于欢等人去伙房吃饭，要账的那边也派人轮流跟着。吃完饭后，他们都回到了办公楼一楼。晚上八点半以后，又过来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小眼睛，下巴留着一绺短胡须，带胡须的男人就指着苏总就骂，脱裤子并漏出生殖器，还说了一些骂人糟蹋人的话。出来后，刘付昌说他已经报警了。

5.马金栋证实，我退休后来苏老板的厂子帮忙。2016年4月14日有人来源大工贸讨债，在讨债过程中，辱骂、殴打源大工贸的老板苏银霞和她儿子于欢，后期他们互相推搡起来。派出所民警来到后，我就和于秀荣跟派出所民警说情况，这时听见办公室里有人喊“攮人了！攮人了！”当时受伤的两三个人，讨债公司的人就开车把伤者拉到医院去了，最后，听说是死了一个。

6.李忠证实，昨天下午，我和郭延刚、杜志浩、严建军、程学贺等十一人找老板苏银霞要账。我们就是盯着苏银霞还钱，她儿子于欢一直在那里跟着她了。另外还有一两个工人。晚上我们从办公楼大厅南边弄了桌子烧烤，喝酒。要账的时候我们没有对苏银霞、于欢母子进行殴打，就让她们从屋子里待着了。他们往哪里去，我们就安排人跟着。没打他们，但是骂他们两句，说话糟蹋他们了。晚上十点多，开发区派出所的民警去了说：“要账不能打架，不能打人，好好说。”派出所的民警出来门准备走呢，这时于欢要往外冲，我们几个不让他走，让他坐回屋里去。我听见于欢大声喊起来了：“你们谁也别过来！过来，我弄死恁！”我扭头一看，于欢手里拿着一把刀子在接待室东南角那里站着大声咋呼着。郭延刚、杜志浩、严建军、程学贺在旁边不远的地方捂着身上往外走，已经流血了，地上也有血了。他们便去医院了。

7.郭树林证实，2016年4月14日下午4点半左右，我跟着赵荣荣一块去的冠县源大工贸厂子里。晚上十点多，派出所的警车就到厂子里了。进去接待室之后，我往南一看，女老板的儿子手里拿着一个家伙朝郭彦刚捅了一下，郭彦刚一扭身攮到他后背嘞。我再一看那个小伙子右手里拿着一把尖刀，这时候人乱哄哄的都往外走。派出所的人又回来进了接待室。

8.张博证实，2016年4月14日下午4点多钟，接李忠电话我打车去了源大工贸厂。郭树林等人陆陆续续地来了。下午六点多钟，有人拉回来烧烤炉、酒等物品，我们就在办公楼一楼大厅外吃烧烤。这时候杜志浩开着车也来了，吃饭的时候我们安排人看着那个女老板。晚上十点多吃完饭，杜志浩、郭彦刚他们进去接待室了。杜志浩言语侮辱那个女老板，还将老板儿子的鞋扔了。派出所的民警进接待室之后，女老板和她儿子说我们这边的人揍他们了，杜志浩、郭彦刚就说没人动手打他们。派出所民警说：“你们要账行，但是不能动手打人。”派出所的三个民警就出来接待室，这边的人拦着他娘俩不让他们出去。杜志浩拉着女老板的儿子说：“你坐下，坐下不咋着你。”后来我听见郭彦刚喊起来了：“哎哟！”我看郭彦刚一只手捂着后背，一只手扶着桌子，那个女老板的儿子右手拿着一把刀。另证实，当时看见杜志浩脱裤子了，也看见杜志浩拿着鞋往苏银霞脸上捂的时候被苏银霞打飞了。

9.么传行证实，2016年4月14日，我到冠县源大工贸厂子里去了，晚上就从大厅外边那里烤的烧烤。我们吃饭的时候杜三（即被害人杜志浩）开车到了。女老板去伙房吃饭时，我和另外一个人轮流看着她们，不让她们跑了。吃完饭又去了接待室。杜三说了几句就开始骂上了，还站在茶几北边脱下来裤子，脱到大腿根儿前了。过了一会儿派出所的民警就来了，女老板和她儿子想跟着民警出去，我们这边的人怕他们跑了，拦住他俩了。我们把女老板的儿子摁在了一个长沙发上。后来女老板的儿子不知道从那里拿的刀子说：“别过来，都别过来，过来攮死恁。”杜三往前凑过去，我看见那个小子拿着刀子朝杜三正面攮了一下，郭彦刚从西边朝那个小子跟前一凑，想往西跑的时候，那个小子跳着往前伸了一下手，郭彦刚用手捂住后背了，随即就出血了，程学贺和严建军应该都是朝那个小子跟前走的时候被捅伤的。

10.杜建岗证实，2016年4月14日晚上，我跟杜志浩一块去一个厂子里要账。吃完饭杜志浩现金取得办公楼大厅往东第一个房间，见到厂子的女老板跟他儿子。杜志浩跟着那个女老板吵吵起来，嘴上带脏字了。那天晚上，杜志浩就是在那个厂子里边被人捅了。当时，我看到那个女老板的儿子在房间的东南角位置站着了，右手拿着个刀子。

11.张书森证实，那天下午接李忠电话，下午五六点钟我们到了源大工贸厂子。杜志浩是在当天晚上8点左右到的，晚上10点左右，吃完饭了。我们几个去办公楼大厅东边那个房间内了，是杜志浩先进去的。在那个房间内，主要是李忠、杜志浩他们两个跟苏银霞谈话了，主要是让苏银霞还钱。后来派出所民警来了，离开办公楼时，欠账的男孩也要跟着出来，我们这边的人挡着不让出来。后来我再进屋刚好看见于欢拿着刀，严建军捂着肚子并且肚子上有血，郭彦刚刚想跑被于欢用刀子捅了后背一刀，出来办公楼后，发现杜三和程学贺也被捅伤。要账的过程中，看见杜志浩把自己的裤子和内裤脱到大腿根，把自己的阴茎露出来对着欠账的女的，把欠账男孩的鞋脱下来，并在欠账母子面前晃了一会，对着欠账女子说的话很难听，还搧过欠账男孩一巴掌。

12.赵荣荣证实，苏银霞分两次借了我110万元，第一次是2014年7月28日从我那里借了100万；第二次2015年11月1日从我那里借了10万元，借款的月利率是百分之十。2016年4月14日，我到苏银霞的源大工贸有限公司要账去了。4月13日我就碰见杜志浩了，我给他说了第二天下午去苏银霞厂子里找她要账，杜志浩当时说他有事，等他忙完了就过去。

13.苗龙松证实，4月14日那天下午四五点钟我和郭彦刚一起去了那个厂子，后来郭树林、赵荣荣、李忠、杜志浩也分别到了，当时我被安排看着苏银霞了。

14.出警民警朱秀明、徐宗印关于本案出警经过和有关情况的说明。15.冠县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协勤队员宋长冉、郭起志证实接警后与朱秀明一起出警的情况，与朱秀明的出警经过证明的内容一致。

（七）被害人陈述 1.程学贺陈述，2016年4月14日下午大约四点钟左右，我跟着李忠，还有严建军、么传行、张锁（张树森），一起去的工业园源大工贸那个厂子要账。晚上我们从办公楼一楼大厅外边烤串喝酒，女老板和她儿子从伙房里吃的饭。么传行和另外一个矮个儿瘦子轮流守着他们了。后来杜志浩开车来了。晚上十点多，吃完饭我们就进接待室，杜志浩向那个女老板要钱，并带几句骂人的话。后来派出所的警车到了，派出所的民警说：“有事说事，别动手，不能打架。”派出所的民警就出去了。我返回接待室之后，屋里乱哄哄的，有个人拿着一个黑东西朝我肚上攮了一下，我一看是那个女老板他儿子攮的。我立刻捂住我的伤口了，郭彦刚当时也往外走，他一只手捂着后背。我、杜志浩坐在杜志浩的黑色广本轿车去医院了。

2.严建军陈述，2016年4月14日下午四点钟左右，接李忠电话，我们一起开车去的源大工贸那个厂子，晚饭在办公楼大厅外边支摊子烤的串，我们开始吃的时候，杜志浩开车到了。他们吃完饭去接待室嘞，跟苏银霞谈。后来派出所的人到了，派出所的民警劝了两句，就离开接待室往外走。我和杜志浩、郭彦刚等人没离开过接待室。后来于欢不知道从哪里拿了一把刀子，他从南边过来捅了我肚子一下，后来郭彦刚后背被于欢捅了一刀。

3.郭彦刚陈述，4月14日那天我们到了之后先说的苏银霞私刻公章的事。晚上我们从办公楼大厅前边弄桌子烤的烧烤。苏银霞和她儿子还有另外两个厂子的人从厂子伙房吃的饭。苗龙松和瘦高个儿倒替着从伙房外边守着了。后来杜志浩来了，吃完饭，我自己开车出去了，回来后看到派出所的警车到了。派出所的民警说：“恁要账归要账，不能打架”，然后派出所的民警出去接待室了。于欢和苏银霞也要跟着出去，我们这边的人说“不能走，恁欠俺的钱不能走”。我们让于欢坐沙发上，于欢不坐。他走到办公桌南边那里去了。我们几个人也跟着过去了。于欢当时面朝北，我和杜志浩、严建军、“大贺”从他北边往南边走。然后我看见于欢拿出一把刀子捅了一人一刀。我一看他拿着刀子杀人呢，我扭身往北跑，玉环一下子抓住我后领子了，捅了我后背一刀，于欢嘴里当时还说“弄死你”。

（八）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被告人于欢供述，2016年4月14日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有人来厂子里要账，我和我妈妈去哪里他们都跟着，还不停的骂我妈妈，晚上我们在餐厅里吃饭，他们就在屋外边守着。到了晚上9点多，他们强行把我们带到公司一楼接待室，他们嚷嚷着让我妈妈还钱，骂我妈妈，啥难听骂啥。后来，进来一个下巴留着小胡子，长头发，穿白色半袖的人（即被害人杜志浩），这个人进来吓唬我妈妈跟我，然后脱掉裤子，露着下体，马金栋等人就劝阻这个人，后来那个留小胡子的人继续让我妈妈还钱，并且辱骂我妈妈和我，还把我的鞋脱下来，搧了我一巴掌。这时，派出所的民警到了，派出所的人劝说别打架，之后就去外面了解情况了。其他人让我坐到沙发上，我不配合，有一个人就扣住我的脖子把我往接待室带，我不愿意动，他们就开始打我了。我就从桌子上拿刀子朝着他们指了指，说别过来。结果，他们过来还是继续打我，我就拿刀子冲围着我的人肚子上攘了一刀，一共攘了几个人记不清了，不是两个就是三个。我攘了他们以后，派出所的人又进屋了，制止了以后的行动，就把我带来派出所来了。

（九）其他证据。

冠县公安局关于本案有关情况的说明。上述证据已经开庭质证，本院予以认证。

关于被告人于欢的辩护人提出于欢有正当防卫情节，系防卫过当，要求减轻处罚的意见，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欢持尖刀捅刺多名被害人腹背部，虽然当时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辱骂和侮辱，但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所以于欢持尖刀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辩护人认为于欢系防卫过当以此要求减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害人各诉讼代理人提出被告人于欢构成故意杀人罪并要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代理意见，审理认为，被害人于欢被围困后，在接待室较小范围内持尖刀对四被害人腹、背各捅刺一刀，并没有表现出对某一被害人连续捅刺致其死亡的行为，也没有对离其较远的对方其他人捅刺，从被告人于欢当时所处环境以及对被害人捅刺的部位、刀数，结合于欢案发当日下午起，一直受到被害人方要账纠缠，当公安人员到达现场后急于离开接待室的心态综合分析，于欢具有伤害对方的故意，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于欢故意伤害罪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要求，不能因出现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而客观归罪，定性为故意杀人。尽管有证人证明听到被告人于欢说“弄死你”之类话，即使如此，也属在冲突过程中的斗狠之语，不能以此断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内容，各代理人的该代理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的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致一名被害人死亡、二名被害人重伤、一名被害人轻伤，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于欢犯故意伤害罪成立。被告人于欢所犯故意伤害罪后果严重，应当承担与其犯罪危害后果相当的法律责任，鉴于本案系在被害人一方纠集多人，采取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秩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侮辱谩骂他人的不当方式讨债引发，被害人具有过错，且被告人于欢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从轻处罚。被告人于欢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等造成的丧葬费等损失应依法赔偿，杜洪章等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其所要求赔偿的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未提交相关证据，考虑到有实际支出，本院酌情判决1500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严建军要求被告人于欢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提供的在冠县人民医院的医疗支出票据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纳，其要求的交通费未提交相关证据，本院考虑其确有转院治疗之需要，酌情判决1800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程学贺要求被告人于欢赔偿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应当依法确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被告人于欢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杜宜琳、杜宜颖、杜宜雯、杜宜政死亡赔偿金29098.5元，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1500元，共计30598.5元。（以上赔偿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过付）

三、被告人于欢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严建军医疗费49693.4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950元，交通费1800元，共计53443.47元。（以上赔偿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过付）

四、被告人于欢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程学贺误工费890.85元，护理费890.8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50元。以上共计2231.7元。（以上赔偿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过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

（上海王景林律师 T审判长 张文峰 审判员 李令庆 人民陪审员 魏方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付莹莹

对于李玉兰案判决书的评价 篇6

首先，对李玉兰案件我们有如下认识：

2002年7月1日，原告李玉兰与被告马海涛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双方约定马海涛以45 000元的价格将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辛店村的正房五间、厢房三间及院落出售给李玉兰。当天李玉兰交清了房款，马海涛交付了房屋。后李玉兰对该房屋进行了整修，添加了卫生间等附属设施，新建了三间西厢房。后马海涛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与李玉兰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李玉兰腾退房屋。

而对于李玉兰案的判决书有如下结果呈现：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认定马海涛为导致协议无效的主要责任方，应对李玉兰的信赖利益损失进行赔偿被告马海涛赔偿原告李玉兰损失十八万五千二百九十元。

对于最为中国小产权房第一案的李玉兰案我们应该首先认识到有关小产权房的相关方面：

“小产权房”并不是法律上的概念，而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人们通常所称的“小产权房”，是指一些村集体组织或开发商打着新农村建设、旧房改造或新社区建设等名义出售的、建筑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或者是由农民自行组织建造的“商品房”。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该禁止性规定对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做了严格的限制。

因此，小产权房，从租地开始便属违法。同时，由于建房者无法取得土地使用证、房产证、完税证明等合法手续，无论是房屋的转让、工程建设等协议的效力均为无效。认识到相关资料后，本人对该案的判决书持支持态度，主要理由如下：

如果该案不判双方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李玉兰腾退房屋，那么必将导致以后“小产权房”的普遍建造，而小产权房的建造存下如下问题：

1．滥占耕地，致使宝贵的耕地不断减少，使农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变相流转。

2．无序的开发，较低价格的出售不但严重扰乱了房地产交易，而且造成政府土地出让金及应收税款的大量流失，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

3．私自改变了国有土地使用性质。在房地产开发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大量进行开发建设，这种现象已经由农村及城乡结合部逐渐向城中村、风景旅游景区和休闲度假区等地蔓延，由于政府部门监管不力，从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违法开发小产权房现象的发生，且占地面积越来越多，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销售价格也越来越高。

4．给购房者带来许多风险，小产权房不能办理房产证，一旦被政府拆迁，购房者很难得到补偿，其二，小产权房不是商品房，只是具备了普通商品房的使用性质，如发生房屋质量等纠纷，购房者想要维权将找不到法律依据，只能自行承担。

由此，我赞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这种判决有利于以后农村土地的稳定，同时有力于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再者，保护了不必要的耕地等的破坏，有力于环境的保护。

李庄案判决书 篇7

回溯到2012年2月26日夜晚，17岁的黑人高中生特雷翁·马丁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桑福德市一个主要居住着白人的社区内行走，有着白人和拉美裔混血的社区联防协调员乔治·齐默尔曼觉得他行迹可疑，于是打电话报警。齐默尔曼不顾“911”接线员的拦阻，执意跟踪马丁。在与马丁发生肢体冲突后，携带枪支的齐默尔曼开枪打死了马丁。齐默尔曼辩称，他开枪是出于自卫，因为马丁首先向他发动攻击。

此案发生后便在美国引来轩然大波，人们的关注焦点从一开始便与种族有关，即一名白人持枪打死了一名手无寸铁、且没有犯罪活动的黑人青年。此案随即诉诸司法。

《不退让法》受到质疑

主要由美国黑人参加的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的焦点集中在此案判决不公，进而质疑美国相关司法制度。在此案案发和审判过程中是否夹杂着种族歧视因素、陪审员所依据的佛罗里达州《不退让法》是否公正等问题上，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分歧。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各地曾爆发了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此后，美国黑人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进入21世纪后，美国已经诞生了首位黑人总统，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雕像也与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和杰斐逊纪念堂一起，在首都华盛顿国家公园内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在整个美国社会中，种族歧视仍根深蒂固，当这种歧视在法理上已被认定为非法、成为观念形态后，这又反过来使得依赖证据的司法判断变得更为复杂。

如果没有种族因素，此案不会在美国引来如此巨大的关注。佛罗里达大学法学院教授肯尼斯·努南认为，“大多数观察家都会认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涉及种族貌相的案子。如果这仅仅是一起普通谋杀案，而没有其他原因，人们是不会给予如此大的关注的”。纽约民权律师迈克尔·苏兹曼认为，“此案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马丁是黑人少年，因此齐默尔曼认为，他没有理由和权利到白人社区去，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种族貌相案子”。

齐默尔曼被判无罪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佛罗里达州所制定的《不退让法》。该法引来争议之处在于受到攻击者可以使用枪支进行正当防卫，无须为后果负责。7月16日，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大会上对《不退让法》予以强烈批评。身为非洲裔美国人的霍尔德说，这一法律十分错误地扩展自卫概念，使得暴力形势升级，现在应是对这一法律发出疑问的时候了。霍尔德说，在许多警察行动和个人判断中，其基础常常是“隐晦的态度、错误的理念和不幸的陈规”。

7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出人意料地出现在白宫吹风室。在17分钟的讲话中，表情严峻的奥巴马结合亲身经历阐述了自己对特雷翁·马丁案及美国种族问题的看法。奥巴马首先表示，此案审理法官的态度是专业的，检察官和辩护方都做了陈述，陪审团恰当地得到指示，并在合理的怀疑后做出判决。话锋一转，奥巴马指出，应以更为广阔的背景来看待此案，“特雷翁·马丁可能就是35年前的我”，“重要的是要承认非洲裔美国人社团是通过一连串经历和历史来看待此案，而这些经历与历史并没有离去”。

奥巴马颇为动情地说，“在这个国家，很少有非洲裔美国人没有过在百货商店购物时被人盯梢的经历。这也包括我。可能很少有非洲裔美国人没有过在过街时听到汽车门被锁上的经历。在和非洲裔美国人同坐电梯时，（白人）女性会紧张地捂住自己的钱包，屏住呼吸，直到走出电梯。这种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至少在我成为一名参议员之前是这样的”。他说，非洲裔美国人也意识到从死刑到毒品法，美国的执法有着“种族悬殊”的历史。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中既有很高比例的暴力受害者，也有很高比例的暴力犯罪者，对此不予承认便是“幼稚”，但如果利用这些统计数字对这些年轻人予以不同的对待将引起痛苦。在论及特雷翁·马丁案时，奥巴马要求人们对佛罗里达州对“自卫”进行定义的《不退让法》进行“换位思考”：根据此法，如果一个带枪的马丁因齐默尔曼对他进行跟踪感到受到威胁而枪杀了齐默尔曼，马丁的行为会被认为合法吗？如果回答是模棱两可，那么这些法律就应重新受到审视。

司法体系难以摆脱“人治”因素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洛7月15日发表评论认为，黑人少年马丁遭枪杀一案的判决结果充分说明美国的道德和法律体系辜负了马丁及其家人。美国的道德和法律体系存在问题在于这样一种不平等：为何马丁就被认定可疑，而杀人者齐默尔曼却可以被释放呢？据齐默尔曼的描述，他怀疑马丁不轨部分只是出于马丁走得太慢了。黑人的孩子该以何种步伐行走才能不被怀疑，而在美国是否有安全的地方可以让黑人停留？马丁的遇害归咎为美国整个法律与道德体系，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保护黑人的孩子免遭厄运，这种现实令人寒心。

在美国司法体系中，陪审团制度意在通过公众分享司法审判权，以权力制约权力，防止司法权的滥用，保证判决的公正性和审判的公信力。然而，在陪审员的遴选、参与审判和进行评议一系列运作过程中，仍难以摆脱“人治”因素，公正因此而打折。此次宣判齐默尔曼无罪的陪审团的组成也成为人们关注焦点。负责审理此案的陪审团顾问之一赫希霍恩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透露称，审判前数月他就决定全部选择女性担任陪审团，这样齐默尔曼获得无罪宣判的机会才最大。此外，他刻意排除反对持枪的人进入陪审团。赫希霍恩还做出两项不寻常的决定：既没有更改审判场地，也不建议辩护律师们与陪审团针锋相对，这样做都是为了在情感上为齐默尔曼加分。

美国“法律所赋民权律师委员会”主席任芭芭拉·阿尔瓦恩认为，判决结果和白人陪审员很难摆脱种族偏见的禁锢有关。“研究表明，在陪审团全是白人的情况下，黑人和白人即使犯了同样的罪，黑人更有可能被判罪，而且刑期也可能更长。但是，如果陪审团中有一名黑人，情况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只要有一位有色人种站出来要求公正，就会有天壤之别。你如果观察现在的美国法庭就会发现，被逮捕和被判刑的大多数人都是有色人种，尽管白人和黑人的犯罪率是相同的，但是，黑人和拉美裔被捕的比率要高得多，这是因为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存在了太多的不公正”。

“种族歧视” 是否被过分夸大与炒作

也要看到，面对全美各地的抗议示威活动，美国社会中也有不少人指责人们过分夸大和炒作“种族歧视”问题，不少人坚持“捍卫法庭的纯正性”。他们说，法庭是审理案子的地方，而不是判断种族问题的论坛，陪审团的判决只能基于案件事实本身。他们认为，齐默尔曼的判决说明，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行之有效，因为公正的判决战胜了公众舆论。

参议员麦凯恩7月21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对齐默尔曼的判决是公正的。麦凯恩说，老旧偏见很难改变，尤其是在经济困难、竞争更加激烈的时期。但观察美国军队、再看看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总统，美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最近的事件明显将遗留的分歧突出了。他认为美国人需要增加沟通。他坚信美国在种族问题上一直在取得进步，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是一个“人以群分”特点格外鲜明的社会，也是一个可以容忍、容纳不同种族间巨大差异的社会。马丁之死所引发的巨大争议再次暴露出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问题，却也会因剧烈的震荡式反思推动整个社会走向更为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