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核电

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核电（精选8篇）

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核电 篇1

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核电

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了能源消费的.不断增长,这一状况又带来了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文中从能源资源、环境、价格、国土安全、构架氢能源的基础5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发展核电是能源建设的必然走向.

作 者：孔宪文 作者单位：辽宁电力科学研究院,辽宁,沈阳,110006刊 名：东北电力技术英文刊名：NORTHEASTERN ELECTRIC POWER TECHNOLOGY年，卷(期)：24(12)分类号：F407.23关键词：核电 环境 国土安全 氢能 能源

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核电 篇2

关键词：福岛核事故,核电,能源发展

2011年3月11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日本福岛核事故, 福岛第一核电站损毁严重, 大量放射性物质外泄, 核电厂附近区域的居民需要长期撤离, 相关地域内的农畜产业活动受到巨大影响。日本政府于2011年6月向IAEA提交了福岛核事故报告, 阐述了事故的原因和特点。

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 欧盟理事会决定制定一套全面、透明的测试标准, 并据此对欧盟境内所有核电厂进行安全风险评估。但是这一举措并未打消福岛核事故在欧洲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 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欧洲多国出现反核游行, 少部分国家被迫停运核电机组, 暂停甚至取消核电发展计划。事故发生地的日本, 反核情绪更加强烈, “无核化”呼声高涨, 日本政府被迫停运国内所有核电机组, 逐步进行“去核化”。

中国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采取了谨慎的处理态度。2011年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全面安全大检查和在国家核安全规划发布之前暂停审批核电新项目等四点决定;国家核应急协调委员会、环保部 (国家核安全局) 、国家海洋局、中国气象局等政府部门立即行动, 严密监控福岛核事故处理进展和放射性物质扩散情况;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等相关核电企业积极执行“四项决定”, 组织力量对核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国家核安全局和国家能源局成立联合检查组, 对核电站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

福岛核事故使世界核电发展进入短暂的冰冻期, 但2013年起, 核电又一次成为热门话题。

英国、法国、西班牙等12个国家联合签署部长级联合宣言, 明确表示, “今后将继续维持作为重要低碳能源之一的核能发电”。这与前两年福岛核事故期间, 欧盟国家对核电未来发展谨慎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南卡电力及燃气公司也宣布, 其拥有的VC SUMMER核电站2号AP1000机组底板混凝土浇注成功, 这是美国经过30年核电建设冰封期后的首次核电混凝土浇注, 有着重要的意义。

日本“去核化”推进艰难。核电站停运导致油气进口增加造成财政困难, 同时, 为了应对国内电力短缺, 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 保障基本的电力供应, 但是这一举措严重制约了国内生产, 并对国民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干扰。种种考虑, 日本自民党政府于2014年4月11日通过了新的《能源基本计划》, 颠覆了民主党政府2012年9月在《革新性能源环境战略》中“到2030年代核电归零”的方针, 明确表示核电是“重要的基础电源”。

2012年年末, 中国经过一年半的停顿后已重启核电建设。2014年4月18日召开的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要在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适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启动新的核电重点项目建设。核电业内认为这是政府定调能源发展战略方向的重要信号。

纵观核电发展, 世界范围内的能源需求和核电高效、清洁的优势, 使能源领域对核电愈加重视。目前核能发电约占全世界总发电量的16%, 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大规模可持续供应的主要能源之一。据世界核协会的数据统计, 截止2011年底, 全球13个国家和地区核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超过20%, 其中法国的核电比重接近80%, 比利时和斯洛伐克的核电比重超过了50%, 瑞士、斯洛文尼亚、匈牙利、乌克兰的核电比重超过了40%, 多个欧洲国家的能源供给高度依赖核电。这也是欧洲多国重启核电的重要原因。

中国核电起步较晚。继1991年秦山核电站和1994年大亚湾核电站建成投运后, 我国又先后建设了秦山二期、岭澳、秦山三期和田湾核电站, 形成浙江秦山、广东大亚湾和江苏田湾三个核电基地。“十一五”期间, 我国核电总装机规模从685万k W提升到1082万k W, 年均增长率为9.6%。截止2013年底, 中国共有17台核电机组投入商运, 总装机容量14833.79MWe, 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1.19%。虽然核电比重较欧洲核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但是中国核电发展很快, 截止2013年5月, 我国在建核电机组共29台, 装机容量3166万k W, 成为世界在建核电规模最大的国家。

2012年10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核电安全规划 (2011-2020年) 》和调整后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1-2020年) 》, 政策上指明核电发展方向;除沿海厂址外, 湖北、江西、湖南、吉林、安徽、河南、重庆、四川、甘肃等内陆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核电厂址前期工作, 提供了核电厂址资源保证;中国已经着力引进建设三代核电机组, 并研发自主化三代核电技术, 为核电后续发展奠定技术基础。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核电将作为我国新能源重要组成部分, 为保障电力供应、推动经济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也将跻身世界核电强国之列。

参考文献

[1]福岛核事故后核电厂改进行动通用技术要求 (试行) .国家核安全局, 2012.

[2]核能新闻.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核电 篇3

摘 要 日本特大地震伴随海啸引发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及放射性物质泄漏，触目惊心的核泄漏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给中国核电事业的安全发展提出了警示。

关键词 核泄漏 自然灾害 核能立法 防护措施

2011年3月11日下午，日本东部海域发生9级大地震，特大海啸并伴随而来，次日，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爆炸和放射性物质泄漏。这是自1986年4月26日苏联乌克兰共和国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发生严重核泄漏以来，人类发生的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

核电是利用核燃料裂变反应释放的能量而产生的电力能源，核电产业则是围绕核能发电而形成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综合性很强的重要产业。因此，一个国家能否拥有自己的核电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同时，核电作为一种清洁安全的能源形式，是调整国家电源结构，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科学与协调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在新形势下保持和提高国家核能力的基本保证。因此，如何积极有效并安全清洁地发展核电已成为理论界和世界各国关心的重要问题。

一、核电安全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环境因素

此次日本核泄漏是由于特大地震伴随海啸袭从而引发的，而近几年由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灾害丛生，地球活动也进入活跃期，地震频发。因此，中国核电建设的当务之急就是在设计的层面上充分考虑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在抗震方面的设计应该作为重中之重。在选址上，要充分考虑核电站一旦发生事故所产生的辐射半径，还有周边环境有没有可供利用的应急资源。我国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都已经安全运行多年，对于后续核电安全发展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二）技术监管

据报道，泄漏的最主要原因是海啸超出了设想的水平，海啸引起的滔天洪水将柴油发电机房淹没，造成应急供电系统不能工作。中国目前有13座核电站正在运行，虽然已经有严格的监测和维护机制，但仍然不得马虎，尤其是一旦监测出问题，应急机制的启动速度将是减低事故损失的关键。

（三）立法规范

我国在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方面存在法律空白，核能领域基本法原子能法立法一拖再拖，至今依然没有出台，中国核安全法律缺位问题突出。虽然环境保护部发布了《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但这只是属于政府部门规章的范畴，只是涉及核电厂的选址和环境标准问题，法律层级和效力都明显偏低。在核安全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我国必须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核安全立法。在原子能法的立法进展缓慢的现实情况下，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制定出台核安全法，对核能安全监督、核能监管主体及责任、核事故应急处理以及相关法律责任进行全面规范。

（四）理性发展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核电高速发展的时期，核电一旦建成，将会接受时间的考验长期运行，中国同时或者陆续建设这么多台核电机组，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建设质量，不能为了追求发展速度而拔苗助长。

最后，对类似核电这种含有潜在高风险的行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日本作为世界上利用核能最早也最普遍的国家，核能安全领域中的措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更是加大了对核电设施的防护力度，设计了多重应对措施。中国核电设施一定要事先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在安全运行的时候，就要提前做好一旦发生紧急事故如何处理的预案，对于一些有着潜在危害性的设施，管理者更应当加强事故处理和应对训练，特别是针对极端情况发生时的模拟演练更需提上议事日程，以避免一旦发生紧急事故而束手无策。

二、我国核能发展需着重以下方面的建设

从日本地震引起的对核能发展问题的担忧引发我们一些怎样的思考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至少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学预防

在设计和建设时要采取有效的抗震措施，即“纵深防御原则”，因为从目前的技术手段看，人类对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预测仍然是有限度的。日本核电专家、前东芝公司核电站设计师后藤政志说，可以初步认定，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发生的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系电站抗震能力不足和设备老化所致。

（二）技术保障

要在放射性物质和外部环境之间设置屏障，即技术上称的燃料包壳、反应堆压力容器和核岛安全壳。但是，所有的措施都难以保证是万无一失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设计时也考虑到了一旦发生地震外部电源中断的问题，因此准备了应急柴油发电机，但没有想到的是应急柴油发电机并没有启动，导致紧急冷却装置等设备无法运转，最终出现无法冷却反应堆内的燃料棒和放置反应堆的容器内蒸汽压力过高的问题。

（三）加强监管

对于运行核电站的设备检查是防范各类核能事故发生的关键，作为运行时间长，精密仪器多，设备出现老化的现象，作为核电本身要加强此方面的检查力度，要从制度上、意识上、技术上全面提高工作人员的防护、排险能力，提高对于核能应用安全的责任心和敏感度，从内部防范风险的发生。

综上所述，核电作为新兴的高效能源，无疑运用前景十分广阔，中国核电发展要能够健康努力发展，以上因素将产生重要影响，如何能够保障能源安全将是整个产业长期发展的主要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人才储备以及合理、科学的中长期规划都将是考验我们中国核电的一道道难题。只有逐步克服这些难题，将步子迈稳、迈对，中国核电才能迎来真正的腾飞时刻。

参考文献：

发展核电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篇4

导读：“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是当前我国能源建设和核工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发展核电对保障能源供应与安全，保护环境，实现电力工业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升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工业技术水平和国际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是当前我国能源建设和核工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发展核电对保障能源供应与安全，保护环境，实现电力工业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升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工业技术水平和国际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意义有以下几点：

一、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

核电建设投资大、建设时间长、技术含量高、涉及产业多，对国民经济建设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

2011年我国核电总发电量达874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9%，核电生产运营产出(销售收入)约为375亿元，拉动的总产出约为832亿元，GDP约为442亿元。假设到2020年核电在运装机达到6500万千瓦，在建3500万千瓦，2020年我国核电生产运营产出约为1994亿元，拉动的总产出为4423亿元，GDP约为2351亿元。

截至2011年底，我国大陆在建核电机组26台，总装机容量2924万千瓦，在建规模世界第一。根据目前我国核电发展态势，按照建设一座200万千瓦的核电站需要294亿元投资计算(以岭澳二期为参考电站，2台100万千瓦建成价位285亿元，1/3的首炉料为9亿元，共294亿元)，并假设到2020年3500万千瓦在建核电站共完成一半的投资，则平均每年需要投资建设615万千瓦，投资额为906亿元，拉动总产出增长2754亿元，GDP增长934亿元，可以使经济增速提高超过0.3个百分点。

核电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可以带来乘方效应。一座装机规模500万千瓦核电厂，总投资可达650亿元。按7800小时计算，规划装机投产后，年发电约390亿度，售电收入近200亿元，核电厂建设期每年可增加5000万左右的建安税，全部建成后每年可直接纳税30亿元。此外，核电项目还能吸引众多投资者抢摊地方房地产等市场，带动建筑行业发展，改善当地交通条件，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高城市知名度，增加旅游收入，提升城市消费水平;核电站运行管理正式员工约3000人，站内聘用司机、保安、保洁、后勤人员约9000人(按1:3计算)，厂区周围与核电站配套从业人员不下10000人;带动投资配套抽水蓄能电站等核电配套工业体系发展。

在当前背景下，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核电建设，每年将创造出数千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对于实现保持国家及地方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目标作用显著。

二、拉动工业体系转型升级

核电工业是现代高科技密集型的国家战略性产业，其发展不但实现了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扩大了我国在核燃料循环、核电装备、核技术应用等高新技术领域的产业规模，同时有效带动了我国高技术产业(涉及材料、机电、电子、仪表、冶金、化工、建筑)整体发展，而且先进的核科学技术可实现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如果按照目前我国核电发展态势，每年投资额870亿元，拉动重要相关行业的产出增长为：建筑业约272亿元，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208亿元，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81亿元，综合技术服务业163亿元，农业154亿元，化学工业154亿元，金融保险业154亿元，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27亿元，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08亿元。

近年来，我国在核燃料科研生产领域取得重要成就，保持了完整的核燃料工业体系：计划完成的国内铀矿地质钻探工作量指标大幅提高，矿床勘查成果显著，海外铀资源开发加快推进;多个铀转化、纯化、浓缩工程项目开工建设，核燃料产能的提升确保燃料供给安全;已基本掌握后处理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的自主设计、建造、运行能力。

目前，三代核电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步伐加快;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具备开工条件;自主化先进压水堆核电机组(ACP1000、ACPR1000等)设计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实验快堆实现了自主研究、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行和自主管理。此外，在快堆、先进研究堆、核军工、核技术应用、受控核聚变等领域的不断拓展，具备较高的科技研发实力。

依托核电项目，核电装备制造国产化、自主化不断推进，对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培育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具有重大意义。

“十一五”期间，通过将核电设备制造和关键技术纳入国家重大装备国产化规划，核电装备制造业加大技术改造升级和投入力度，在核电关键设备的制造方面取得突破，在建二代改进型机组平均国产化率68%。而且国内已具备较强的关键设备生产能力，核电设备成套供应能力得到了较快提升，初步形成了年供8套左右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主要设备能力。预计通过完善自身的制造装备能力，积累制造工艺经验，加强技术攻关，“十二五”末期我国能够形成稳定的三代核电设备成套供应能力，设备自主化目标基本可以实现。

此外，核电涉及工业领域的技术发展基本代表了冶金、材料、机械、电子仪器等众多行业最复杂、最前沿技术，对开发设计、冶炼、铸造、热处理、精密制造等生产工艺有极高要求，由此带动了这些行业的技术升级。

三、强大国防保持核威慑力

发展核电是保持和提高我国核工业实力，稳定和壮大核科学技术人才队伍的重要依托，也是建设我国强大国防、进一步提升核大国地位、和平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途径，是推进现代化建设、走强国之路、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战略举措。

核科学技术具有典型的军民两用特性。核动力既是民用能源开发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可用于军用核动力舰船;核燃料循环技术既可为民用反应堆提供燃料，又可为核武器提供装料。先进的核动力、核燃料、核安全与辐射防护技术、核监测和控制，以及高端装备制造、特种材料等技术均可用于军用核动力舰船、空间飞行器核电源、核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核电产业是国家核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核电厂的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营关键技术往往比军用堆难度更大，要求更高。通过大力发展核电产业，可以促进核技术的大力提升，充实和提高国防安全保障能力。

目前，发展民用核电依然是世界核大国保持核威慑能力的重要考虑因素。自上世纪50年代美国、前苏联等大国除了在积极发展舰船核动力、空间激光武器核电源、军用车载移动式核电源、鱼雷及火箭核动力推进装置等新概念军用核动力的同时，大力发展民用核电作为保持核威慑的重要手段。眼下，俄罗斯依然制定了较大规模的核电建设规划。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美国的核电政策也更加明朗、积极。

四、“走出去”提升国际竞争力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现代能源产业建设”的要求，“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要求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我国核电事业又好又快安全发展，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品牌，尽快形成后来居上的强劲竞争力，走出国门，在世界核电技术制高点和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实现由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的转变。

首先，核电技术和产品的输出对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市场中的竞争力将发挥独特作用。通过帮助希望发展核电的国家建立必要的基础结构提供支持，包括建立法律和监管框架、开展培训、帮助其培养本国的核能人才、帮助其了解各种核技术、促进和支持新核电站融资等方式，或将核电项目出口作为经济援助一种重要方式，满足这些国家的能源和经济发展需求，获取所在国民众的认可和政府的信任，提升我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和加强利益交融的合作纽带。

其次，通过海外核电市场开拓，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凭借高端、密集的核电技术、产品及服务，真正进入世界产业格局中的高附加值环节，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角色地位，分享更多的经济全球化的利益。

第三、核电项目耗资巨大，开发海外核电市场将大幅带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融资和出口，而投资、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引擎。同时，核电“走出去”项目作为大型对外投资项目，将进一步平衡我国国际资本盈余。

最后，核电出口有利于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并提升中国核电产业链条的技术水平。我国有实力的核电相关企业可以利用跨国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以自己的相对优势，开发自主品牌，参与海外核电市场开发与项目建设，在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学习提高自身在研发、设计、制造、建设等各环节的技术能力与水平。

对发展核电的认识和意义 篇5

提起核能，人们的第一反应恐怕是战栗和神秘的恐惧，1945年，广岛和长崎爆炸的两颗原子弹的威力让人们铭记在心，以及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造成的灾难带来的损失和影响难以估计，再加上前些时间的福岛核事故更是为人们的心灵上能上了一层阴影。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灾难带来的教训是惨痛，正是这一次次的教训让我们在发展核能的时候要慎重的考虑全面些，从教训中受到启发，避免让悲剧重新发生。正如航空航天业的发展一样，历数航天中的事故以及带来的损失，绝非是一个小数目，在刚起步的时候每一次事故都会让人们对航空的意义产生质疑，发展受到影响，但是人们从事故中发现不足，提出改进的方法，一次次实践才有的现在航空业给人们带来的便捷和安全。试想倘若早期的航空发展因为一两次的事故而停滞不前甚至夭折，决不会有今天的“波音”，“空客”，人们翱翔的梦想会只是梦想。

虽然核能的提出，发展到现在有一段时间，相对于历史的长河还只是刚刚起步阶段，失误不可避免，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放弃核能的发展。

在煤和石油等化石燃料日益枯竭的今天，化石燃料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寻找新型能源的要求势在必行，迫在眉睫。历数现阶段有潜力的新能源：风能，太阳能，核能，地热，潮汐能，水能等。

风能的不稳定是其发展的最大的瓶颈，而且风能丰富的地区人烟稀少，风能发电上网和传输是个在短时间内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太阳能的分散性使得在 利用太阳能时，想要得到一定的转换功率，往往需要面积相当大的一套收集和转换设备，造价较高，并且现在多数用太阳能电池板，废旧电池的处理也是个问题；太阳能的不稳定性：由于受到昼夜、季节、地理纬度和海拔高度等自然条件的限制以及晴、阴、云、雨等随机因素的影响，所以，到达某一地面的太阳辐照度既是间断的又是极不稳定的。

潮汐能潮汐存在半月变化，装机的年利用小时数低，潮汐电站建在港湾海口，通常水深坝长，施工、地基处理及防淤等问题较困难发电只能作为辅助，难以独当一面，成为主流。

水能总的可以利用的总量有限，并且建造水电站对环境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对水生生物，可能会带来灭顶之灾。核能是唯一可以全面代替化石燃料发电的能源。

核电站优点:

1.核能发电不像化石燃料发电那样排放巨量的污染物质到大气中，因此核能发电不会造成空气污染。

2.核能发电不会产生加重地球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

3.核能发电所使用的铀燃料，在地球上的储量丰富。

4.核燃料能量密度比起化石燃料高上几百万倍，故核能电厂所使用的燃料体积小，运输与储存都很方便，一座1000百万瓦的核能电厂一年只需30公吨的铀燃料，一航次的飞机就可以完成运送。

5.核能发电的成本中，燃料费用所占的比例较低，核能发电的成本较不易受到国际经济情势影响，故发电成本较其他发电方法为稳定。

核电站缺点:

1.核能电厂会产生高低阶放射性废料，或者是使用过之核燃料，虽然所占体积不大，但因具有放射线，故必须慎重处理，且需面对相当大的政治困扰。

2.核能发电厂热效率较低，因而比一般化石燃料电厂排放更多废热到环境裏，故核能电厂的热污染较严重。

3.核能电厂投资成本太大，电力公司的财务风险较高。

4.核能电厂较不适宜做尖峰、离峰之随载运转。

6.核电厂的反应器内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如果在事故中释放到外界环境，会对生态及民众造成伤害。

发展核电是我国满足电力需求、优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发展核电是减少环境污染，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日本核泄漏事故对核电发展的影响 篇6

[摘要] 随着世界对能源的需求飞速增长，由于核电不排放温室气体，核能成为世界能源开发利用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发展趋势。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不但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危机，而且也对世界核电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字] 核泄漏核电发展影响

伴随着世界对能源的需求飞速增长，为避免气候变暖可能给人类文明和地球上的生命带来灾难性影响，核能是最现实的大规模替代能源。各国从本国国情出发，积极发展核电站建设，已成为世界能源开发利用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发展趋势。然而25年前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对人类的伤痛还没有完全治愈，今年的日本核泄漏事故再次把核能的利用推向了风口浪尖。

1.核电站的发电原理

核电站是利用原子核裂变反应时释放巨大能量，再通过发动机转变为电能。核电站发电原理示意图如图所示。它是以核反应堆来代替火电站的锅炉，以核燃料在核反应堆中发生特殊形式的“燃烧”产生热量，使核能转变成热能，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其奥妙主要在于核反应堆。核反应堆的合理结构应该是：核燃料＋慢化剂＋热载体＋控制设施＋防护装置。

核电厂的反应器内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如果释放到外界环境，会对生态及民众造成伤害。因此核电站都设有安全系统和危急冷却系统等。

2.日本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及其反思

目前日本正在运营的核电站数量在亚洲名列第一，严格说，日本位于全球最集中的地震、火山带上，对于核电站的建设应非常谨慎，但由于日本是一个能源紧缺国家，并且核电不排放温室气体，对环境有利，发电成本优于其他能源等，因此发展核能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2011年3月11日，日本本州岛附近海域发生强烈九级大地震并引发海啸，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严重受损发生核泄漏事故并逐步升级，4月12日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测算泄漏出的放射性物质活度达到62万万亿贝克勒尔，过去一个月间，放射性物质泄漏最严重时一度达到每小时1万万亿贝克勒尔，且持续数小时，总量已经超过核泄漏事故7级对应的“数万万亿贝克勒尔”。

日本首相菅直人称福岛核泄漏事故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核泄漏使日本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把核电站用“石棺”封堆，则日本将变为象切尔诺贝利一样的死城无人区，日本从地理上被拦腰截断，经济随之瘫痪，将面临沦为“二流国家”的危险；若不封堆，一旦放泄物大量外泄，则首度东京及附近经济圈（占日本经济80%）不保，经济面临崩溃，并且会遭到世界各国谴责。曾经让日本引以为豪的核电现在却成了“烫手山芋”。

25年前的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全球的绝大多数核电站都改建成了能动式的，一旦发生事故，就会有冷却水自动灌注下来，而东京电力公司却没有把福岛核电站改建，给这次事故留下了隐患，并且部分机组已经出现了老化现象，这座核电站本应在2010年2月报废，却被延长使用，并且没有改建，上世纪该公司就存在“隐瞒事实及提交虚假报告”问题。

核电站从理论上和设计上，都应当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但9.0级的大地震是设计者预料未及的，但比9.0级大地震更可怕的是管理者的责任意识不到位，这次事故中的福岛核电站2号机组，就是人为疏忽造成的，据报道，3月14日，2号机组冷却装置注水泵停止注水，导致水位下降，核燃料棒露出，造成如此重大事故的原因是东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在作业时走神，忘记了确认注水泵的燃料量，燃料用完，注水泵才停止工作的。这个疏忽，可能只是暴漏东电管理混乱的冰山一角。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前，多数核电运营商没有就长时间断电做好准备。还有更让人担忧的是由于监管不到位，会导致核技术、核材料的丢失，一旦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将会给人类造成另一种核灾难。

3.我国的核电现状

中国核电装机量仅占全球平均值的十分之一，发展潜力很大，不应因一次事故否定核电的重要性。

我国核电从1985年开始起步，目前我国运行的核反应堆有11座，总功率约为900万千瓦，自这些反应堆建成发电以来，总的平均负荷因子高达86.8%，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它们主要位于广东、浙江和江苏。目前国内正在建造的有26座核电反应堆，总功率约2800万千瓦，国家能源局和工程院正在研究的目标是：2020年核电发展到7000万千瓦，2030年达到2亿千瓦，2050年达到4亿~ 5亿千瓦，核电将逐步发展为我国主要能源之一。我国的核电技术包括成熟的二代改进型及先进的三代技术，处于世界先进行列，并且核应急工作实施国家、省市自治区和核电厂三级管理体制。国家核安全法规要求核电厂在装料运行前必须制定全面的应急响应计划和进行应急演习，在核电厂运行之后，还要以一定的时间频度进行应急培训和应急演习，以发现应急响应准备工作中可能存在的缺陷。

总体来说，中国现有和在建核电站还是足够安全的，在各种事故条件下，能够保证将核物质封闭在耐压容器里、混凝土安全壳里。我国目前在运行的核电机组，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从国外引进的第二代改进型或革新性核电站，“门槛”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核电站的选址更加保守、安全。如我国最早1985年3月20日开工的秦山核电站，机组分别为压水堆和重水堆，比日本核事故中的沸水堆技术安全性更高，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密闭的反应堆安全壳也能把绝大部分的放射性物质都控制起来，对周围环境和人员也基本没有任何影响。此外，我国目前在建的浙江三门核电站和山东海阳核电站将使用最先进的新一代核电站AP1000并实现国产化，属于第三代反应堆设计―AP1000技术。AP1000技术为美国西屋公司设计，采用了“非能动”安全系统，紧急情况下，无需电源，只利用地球引力、物质重力便可驱动安全降温。例如在停堆散热的问题上，在反应堆顶部就建有一个数千吨的硼酸水箱，一旦发生像福岛这样备用电源全部丧失的极端事故，仍可让可终止核反应的硼酸水直接倾斜而下，浸没核燃料棒，实现停止核反应的降温目的。

我国正在试验并逐步推广应用的快中子堆（简称快堆）技术，是当今唯一现实的易裂变燃料增殖堆，目前投入使用的核电站都是非增殖堆型，对铀资源的利用率也只有1％―2％，但在快堆中，铀-238原则上都能转换成钚-239而得以使用，快堆可将铀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到60％―70％。它既能消除核燃料匮乏之虞，又能避免高放射性废物的后顾之忧，是我国核能大规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堆型。

4.日本核泄漏事故对世界的影响。

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受着天然电离辐射源的照射。从穿越星系而来的宇宙射线，到自然中无所不在的微量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辐射，还有火力发电厂燃烧煤炭以及全球核试验带来的放射性沉降灰，人体对辐射是有一定适应性和恢复能力的。目前福岛核电站泄漏常见产物碘131的半衰期只有8天，大部分将会一个月内消失应对措施也较简单，服用碘片；铯137的半衰期为30年，不过在体内不会久存，大部分会在一年之内排出；放射性钚在高温下生成，且非常重，不会轻易飞散。对于并非核电站抢修人员的广大公众，高能核辐射的风险是几乎不存在的。目前，日本福岛核电站积水处理困难重重，冷却与防漏工作陷两难，这不免让人更为担心。福岛核电站将含低浓度放射性物质的受污染水排入海中，这些污水的放射性物质浓度是法定限度的约100倍，专家推测，30年后排入海水中的放射性物质将扩散至整个太平洋，但浓度已被稀释的非常低，不会对人体造成影响，但有可能经食物链在鱼类和贝类体内积聚。

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专家认为，福岛第一核电站目前的状态属于“低烧不退”。不过，出现大爆炸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瞬间喷出的可能性不大，可随风或海水远程传播的放射性元素也有限，并非所有放射性物质都能远程传播，只有碘和铯等极少数放射性元素会借风势和海水传播，大气或海水对稀释放射性物质作用很明显。鉴于这些原因判断，核泄漏对周边国家不会有重大影响。因此，对于日本核泄漏事故既不能谈核色变，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也要关注着事故的发展，必要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2011年3月17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对现有的核电站进行安全检查，并暂停对核电站建设项目的审批。这说明我国核电站的建设脚步可能暂时放缓，并更加注重安全。

参考文献：

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核电 篇7

近30年的中国核电业发展实践证明:核电对满足电力需求,优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同时也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实现能源(Energy)、经济(Economy)、环境(Environment)(3E系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是保持我国核工业体系完整、加速装备制造产业升级的重要措施。

作为一种转变能源发展方式、推进能源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核电发展的规模、方向受到多种因素的驱动与制约。外部驱动因素包括能源发展需求驱动、碳减排需求等,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还存在一个投资驱动因素;内部驱动因素包括核电运营后的经济性、核电技术发展对装备业整体水平的提升等。除了核安全、铀资源等约束因素之外,核电发展资金、产业体制以及公众认知度等制约因素,是我国核电在未来发展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1 我国核电发展的驱动因素

1.1 经济与能源发展是核电发展的根本动力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致使能源需求稳步上升,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刺激了以电力、石油为主的能源消费需求急增。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198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生产总值的3%,2008年占16%,中国的经济增长迅速扩大了它的能源需求。2000-2005年间,中国几乎占了世界能源消耗增长的一半[1]。

按照目前国民经济对电力需求的增长,到2020年在我国GDP达到4万亿美元时,在1.1倍电力弹性(2001—2007年平均电力弹性为1.3)的假设下,预计中国2020年的电力装机需要达到1.8×106 MW。这意味着未来10年新增装机容量需要达到10×105 MW[2]。

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在短期内较难改变,但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国范围内电力生产和消费的增速明显回落,政府在能源领域投巨资以拉动经济复苏,是加快转变能源发展方式,推进能源产业结构调整,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有利时机。因此2009年7月国家能源局在《核电发展调整规划(2005—2020年)》(《规划》)的修订案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调整为7×104 MW,在建3×104 MW(原《规划》提出核电中长期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104 MW,1.8×104 MW在建)[3]。

另外,国内能源产供能力受多种因素制约,在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增加,能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从能源禀赋来看,我国是煤多、气少、油贫。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但是2004年中国煤炭资源采储比只有59年,而世界煤炭资源的平均采储比为164年。而煤炭燃烧使用所产生的SO2、CO2等污染性气体大分部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空气中,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就石油资源而言,截止到2004年底,中国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为2.484 4×1010 t,累计探明可采储量6.791×109t,而累计采出量已达4.3×109t,剩余可采储量只有2.491×109t,所以能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核电燃料消耗少,即便是燃料价格或供应量波动,也不会立刻波及能源下游企业和社会层面,同时几乎不存在运输瓶颈,因此核电发展对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2 核电成为投资驱动型经济的一个新要素

我国是一个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国家,投资在经济增长中一直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尽管这种发展模式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资源约束条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副作用,但是短时期内,特别是在本轮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中,投资依然是主要的和有效的手段。与以往刺激手段不同的是,核电投资成为一个新亮点。

从产业投资角度分析,按调整后的《规划》,至2020年,电力装机容量达到1.4×106～1.5×106 MW,核电占整个发电的比例将从现在的2%提高到7%,即核电装机占比比2007年版规划翻了2番。按照9×104MW(其中在建3×104 MW)的核电装机容量,隔夜成本(overnight cost) 1500亿美元/kW来计算,到2020年,核电建设总投资能达到9 000亿元。而在核电投资中,设备投资约占50%,核电主要设备包括核岛设备、常规岛设备、电站辅助设备等。一般来说,核岛设备约占设备投资的45%,常规岛设备占比为30%,辅助设备占比约为25%,如果核岛设备国产化率达到70%、常规岛设备国产化率达到80%、辅助设备国产化率达到90%,预计在此期间,核岛设备市场容量约为1 400亿元,常规岛设备市场容量约为1 000亿元,而其他辅助设备市场容量约为1 000亿元。核电产业关联度很高,涉及上下游几十个行业,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投资的乘数效应,那么核电产业链上的冶金、机电、制造等相关产业将得到巨大发展。

国务院发布4万亿投资计划后,国家能源局对外宣布的具体投资项目中,投资955亿元的广东阳江和秦山核电扩建工程已经获得国务院核准。核电项目成为首次核准的刺激内需项目,预示着核电项目的系列投资有望加快。在广东,核电企业和地方政府共同打造的核电产业群已具雏形,以东方电气集团投资的重型装备基地和出海口基地为核心,广州南沙成为核电装备制造企业聚集中心。广东阳江依托阳江核电站和台山核电站,正在建设全国第一个核电产业园区,园区内集中布置铀浓缩、燃料组件制造、核燃料后处理等相关研发机构。除了沿海地区,内陆省份或欠发达地区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与中核和中电投集团共同投资的项目遍布广西、安徽、江苏、吉林等数十个省区。

1.3 核电是理想的低碳发电方式

核电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在运营过程中不产生CO2等温室气体,也不产生任何SO2、NOx等可导致酸雨的气体,所以尽管核电发展面临着安全、核扩散以及核废物处理等问题,但在减排压力下,核电仍然承担着改善气候变化的责任,

2007年国家发改委等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估算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6.1×109t CO2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约为5.6×109t CO2当量)。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CO2排放量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由1994年的76%上升到2004年的83%。按照4%的年增长率估算2005—2007年我国的CO2排放量分别为5.273×109 t、5.484×109t、5.703×109t,照此推算,到2009年底我国的碳排放量将会超过美国而居世界首位。

2009年底,世界各国将在哥本哈根就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进行谈判,以替代京都议定书。届时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的碳排放国,将承受较大的减排压力。我国政府在应对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在能源领域,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2006年发布的中国首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先进核能技术,以及高效、清洁、低碳排放的煤炭利用技术,优化能源结构,减少能源消费和CO2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积极推进核电建设,把核能作为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提高核电在中国一次能源供应总量中的比重,加快经济发达、电力负荷集中的沿海地区的核电建设。

1.4 核电经济性在不断提高

核电的经济性不但体现在较低的运营成本和较低的发电成本,而且和核电的建设成本、外部成本以及核电厂负荷因子等因素相关。

单从工程造价方面看,同等装机容量下核电造价是煤电的1.5～2倍。我国已建成核电站的单位造价介于1838～1386美元/kW(不含大亚湾和秦山一期)。国内第一个国产1 000 MW超超临界电站项目——华能玉环电厂一期2台1 000 MW机组,项目动态总投资99.5亿元(包括烟气脱硫投资),相应单位动态投资约为5 000元人民币/kW (按照2007年汇率为714美元/kW)[4]。不同的技术也导致造价差异(当然安全性也不同),AP1000机组其核岛系统设计简化、厂房建筑和设备配置大幅减少,同时采用标准化、模块化设计和建造技术,可以控制成本,缩短建造工期,使得AP1000机组在经济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5]。

提高国产化程度是增强我国核电经济性的关键因素。秦山核电站一期的造价为685美元/kW,大亚湾为2 030美元/kW,是前者的2.86倍左右。通过核电设备国产化,可以大幅度降低造价,从而提高核电的经济性和市场竞争力。

从发电成本和上网价格角度分析,核电目前已经具有竞争力。国际上核电和煤电发电成本比率从0.58至1.1不等,最低为俄国,最高是中国,美日韩在0.85左右[6]。在国内,随着国产化比例的提高,核电发电成本明显降低。目前,国产2×600 MW超临界火电发电成本为217.26元/(MW·h),当核电国产化达到50%时,1 000 MW级核电的发电成本为253.72元/(MW·h),较火电高出约15%;在国产化率达到70%时,核电发电成本可降低到211.15元/(MW·h),已较火电低。

我国核电执行的是“一厂一价”的上网电价制度,目前国内核电最低的上网价是秦山核电站二期上网电价0.393元/(kW·h),大亚湾核电站上网电价为0.414元/(kW·h),接近火电价格(平均0.387元/(kW·h)),而大亚湾和秦山二期核电站上网电价低于广东省和浙江省的平均上网电价,已经具备了与火电价格竞争的能力。即便是最高价0.464元/(kW·h)(秦山三期)也远低于均价为0.56元/(kW·h)的同是新能源的风电的上网价格。

逐步提高的机组运行容量因子大大增强了核电经济性。美国2006年现役核电机组平均容量因子约为90%。我国核电站运行容量因子也在不断提高,从初期的秦山一期设计容量因子65%,大亚湾核电站70%,到新开工的红沿河核电站、福建宁德核电站设计容量因子均为85%。2006年大亚湾、岭澳4台机组容量因子更是达到了90.10%和91.26%。据统计,世界前四分之一的运行核电厂,其年度容量因子达95%以上。一个1 000 MW核电机组,容量因子从60%提高到90%,每年可多发电2.6×109 kW·h,多发电约50%。我国的核电站在这方面尚有一定差距,这也是提高我国核电经济性的有效途径。

另外在国际上,随着核电厂运行安全性的提高,以及出于经济性的考虑,许多核电厂在达到服役寿命期或运行执照许可运行期后,希望或已经通过核安全监管机构评审,继续后运行。合理的延长使用寿命会增加经济运行年限,固定资产得以充分利用,发电量、收入与利润增加,从而提高核电经济性。

1.5 外部成本内化将显著增强核电经济性

对外部成本范畴的界定目前尚未统一,在发电领域,一般指各种发电方式下对环境造成的损失和为克服这些损失所需要的投入。目前我国各种发电技术的成本核算、经济分析中没有将外部成本计入核算范围。按一般外部成本概念的分析,在我国煤电的外部成本构成中,由S02排放造成的外部成本约为16.32分/(kW·h),由CO2造成的外部成本约为15分/(kW·h),两项合计为31.32分/(kW·h),即未包括氮氧化物、重金属排放等排放物造成的外部成本,就已超过了煤电厂的内部成本[7]。外部成本内在化方式一般采用新古典主义的“庇古税”思路,即通过征收排污税的形式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为此欧盟部分国家和美国已经开始征收环境税来调节外部成本对环境的影响。其中碳税对不同发电方式的经济性的影响至关重要。

核电在运营过程中不产生CO2等温室气体,也不产生任何S02、氮化物等可导致酸雨的气体,而同等装机容量下,以1 300 MW装机为例,煤电的CO2等温室气体排放量每年合计大约为9.9×106t。欧盟的一项研究表明,在CO2排放费按20欧元/t计算时,核电发电成本为2.37欧分/(kW·h),其中工程造价、操作和维护成本、燃料成本分别为1.38、0.72、0.27欧分,无CO2排放成本,而煤电发电成本为4.43欧分/(kW·h),其中工程造价、操作和维护成本、燃料成本、O2排放成本分别为0.76、0.74、1.31、1.62欧分,CO2排放成本占发电成本的36%。虽然我国煤炭价格和建造成本等比欧盟国家低,但是由于国际碳交易未来将在统一平台上进行,所以CO2成本占我国煤电发电成本的比例将不会低于36%。

我国目前采用了直接管制和征收排污费等手段和措施来调节外部成本,但这些行政或经济手段在调控范围、实施效果等方面都不能替代税收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如果择机开征碳税,将对调整能源结构、增加税收收入、改善环境起到良好的作用。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每公吨碳征12～17美元,10年内将征税2 080亿美元。碳税收入可用来补偿其他税制改革的资金缺口,也可以利用碳税收入的部分资金建立国家专项基金,比如核电建设基金,以弥补核电建设中巨大的资金缺口。

2 我国核电发展的约束因素与建议

影响核电发展的因素很多,一般来说,核电的安全性、经济性、核废物处理问题以及核扩散风险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具体到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除了上述问题外,还有一些与国情相关的影响因素。

2.1 尽快结束技术路线之争和建立引进、消化、吸收的技术平台

我国核电建设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有深刻教训,在反应堆型、单机功率选择上比其他有核国家要庞杂许多,如有法国的M310、俄罗斯的VVER、加拿大的CANDU,目前又引进三代技术。从技术积累的角度看,耗费了大量的资源,但收效不理想,至今未形成我国核电技术标准体系。在引进AP1000技术时,新成立的国家核电公司意图统一技术路线,结束多年的技术路线之争。但是由于成立时间短,虽然收纳了原本属于中核集团的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并积极在核电设计、核电工程建设管理、设备制造等核电产业链上形成了纵向延伸,但是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分别拥有自主的二代改进型CNP1000和CPR1000技术,并且在第三代核电技术消化吸收前,我国还会采用国内自主的二代改进性技术(目前在建或者获批的自主二代改进型机组有17台)。多种技术共存将会影响规模化、批量化核电建设,也会延缓我国形成与世界同步的核心开发能力进程。所以统一技术路线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AP1000和EPR第三代核电技术,我国仍然采用先引进再吸收、消化的途径。第三代先进核电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化工作分为3个层面,分别是设计技术、设备制造技术和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层面。在引进吸收过程中,首先要求国内核电企业和设计院必须在引进之前完善自己的技术平台,甄别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核心技术;其次通过验证来检验吸收消化的效果,加强设计与设备制造、工程建设的接口管理,通过具体的实践来检验引进的技术软件和实践结果。

2.2 投资体制与产业体制方面的约束与建议

规模化、批量化发展核电,要求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必须改革现有核电建设政府授权的投资体制。若按照到2020年建成7×107 kW、在建3×107 kW粗略估算:核电建成所需资金为7 320亿元(2005年价),加上在建项目付出30%的成本1 080亿元,累计需投入8 400亿元(2005年价)。若考虑通货膨胀、人工成本上升等因素,分摊到每年实际投入资金,累积所需投入可能超过1.7×104亿元。如此大的投资规模是我国3家核电企业亟待考虑的问题[8]。

在《规划》中,对核电建设提出了税收优惠与投资优惠政策。如核电自主化依托工程建设资金筹措以国内为主,原则上不使用国外商业贷款及出口信贷;对自主化依托项目建设所需资金,从预算内资金(国债资金)中给予适当支持;同时,政策也支持和鼓励符合条件的核电企业采用发行企业债券、股票上市等多种方式筹集建设资金。这些方式可以缓解部分资金紧张问题,但从总量上,最终必须扩大核电投资资金的来源,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规划》指出,要积极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逐步建立国家投入、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股权、债权融资相结合的投融资机制。除此之外,积极探索核电市场准入机制,构建技术引进、消化和创新体系。推进核电建设、运营和检修服务专业化。改革核燃料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研究组建核燃料、退役治理专业公司。

在完善监管、保障安全技术的基础上,打破中核、中广核集团在建设和运营上的双头垄断地位。探索发电公司介入核电站的开发、建设和管理的途径。发电企业发展核电的优势至少有3点:一是有很好的电力建设和运行管理体制;二是资本金比较充足;三是一直在市场竞争中发展,更了解中国的电力需求。构建符合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的核电工业结构,培养更多的核电设计者、制造者、AE公司(即掌握了从设计、招标、采购、施工监理、设备监造到运行技术支持的整套核电技术的公司)和运营者,市场化的产业体制将会促进中国核电大规模的发展。

2.3 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是核电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核能的公众接受度是指公众对发展核能的看法和接受程度。核电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其不断提高的经济性和核电技术的进步,更有赖于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将公众态度与核安全、经济性、燃料循环与核扩散等并列为影响核电未来的主要因素之一。

公众接受度可以从公众对核能的知晓程度、对核能发展的态度以及对核能安全的评价等方面评价。清华大学一项调研表明,我国公众目前对国家发展核能非常支持。但我国公众对核能问题的知晓程度较低,76.3%的被调查者对核能问题“只是听说过,但不太了解”或“很不了解”;71%的人认为我国核能科普知识“很少”或“比较少”。在对核能的发展态度上,80%的公众对国家发展核能非常支持,但公众对在当地发展核能的支持率大都在50%以下。安全仍然是公众最关心的因素,调查显示,32.4%的人认为“安全”是应首先考虑的因素。在对核安全的看法中,认为核能“非常危险”和“比较危险”的占26.2%,说明我国公众对核能的安全性基本认可。但绝大多数人认为,一旦发生核事故,其后果将十分严重。

我国的核能正处于良性的发展通道中,因此在努力维护与珍惜较高的公众支持度的同时,也要积极加强核能公众接受性问题研究,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民意调查、核安全领域的沟通,保障公众参与项目决策,只有通过技术和非技术双方面的作用,才能保证我国核电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除上述核电发展中的约束因素外,对我国而言,还有核电设备制造力量不足、配套技术不完善、铀资源相对短缺、各种涉核风险(如核扩散、恐怖袭击等)等发展瓶颈。囿于篇幅,本文不再展开阐述。

3 结语

特殊的国情使得我国在核电事业的发展中,具有一些异于他国的驱动和约束因素。驱动因素中,能源结构调整和碳减排压力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在投资增长型经济发展模式下,政府将核电这种高投入的产业作为刺激地方经济发展、拉动内需的主要手段,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核电发展的一些约束因素的研究。碳税政策没有实施,致使核电在上网电价上的比较优势尚未真正凸显。除了普遍认为的核安全、核扩散、燃料匮乏等制约因素之外,核电业的投资体制、管理体制距离市场化还有相当的距离,这是约束我国核电企业发展的一个因素。另外,专业人才在大规模建造中不断稀释而造成的短缺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摘要：分析与辨识核电发展中的驱动因素和约束因素对我国进入规模化、批量化核电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驱动因素中,能源结构调整和碳减排压力起着主导作用,核电经济性与可规模化建造是其替代其他能源的主要原因。在对技术、体制等约束因素进行分析的同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核电发展,能源结构,碳减排,核电经济性

参考文献

[1]陈清泰.中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3]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R].2007.

[4]陈衬兰.基于工程造价及发电成本的核电与火电比较[J].科技与管理,2005,32(4):5-9.

[5]Westinghouse Electric Company.Westinghouse AP1000 Design Control Document:Revision 16[R].2007.

[6]IEA and OECD-NEA.Projected Costs of Generating Electricity[R].2005.

[7]温鸿钧.核电与煤电的外部成本比较及对策研究[J].核科学与工程,2005,26(2):97-105.

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核电 篇8

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为肉牛产业化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一是退耕还林还草，建立新的草业基地；二是在治理荒漠化中加大了治理草原三化（沙化、退缩化、碱化）的力度；三是农作物秸秆“过腹还田”技术的推行；四是健全肉牛良种繁育体系，推广优良品种；五是建立疫病防疫体系，确保安全；六是扶持龙头企业，推进肉牛产业化经营，建立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实体。这些措施，都是发展肉牛产业化的东风，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发展肉牛产业化的前景十分广阔。

一、目前肉牛产业化开发的主要模式

我国的肉牛业从1990年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快速兴起。经营上以劳动密集来补充资金不足，逐步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肉牛业。目前已形成了东北、中原、华南三个肉牛带以及以优良牛种产地为单位大联合的肉牛区，以县为单位形成独立生产体系的肉牛县，县内数乡大联合的肉牛示范点四种类型的肉牛基地。高档牛肉生产也已在四大良种黄牛产区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起步，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很快。现阶段我国肉牛产业化发展的主要模式有以下几种类型。

1.“龙头”企业带动的肉牛产业链发展模式。该模式由肉牛产品加工、冷藏、运销企业的发展，带动饲料饲草业、肉牛养殖业、产品销售等相关产业协调发展，使肉牛业从饲养开始，通过加工、销售过程中各环节反复增加附加值，形成肉牛产业链。企业往往以股份参与的方式向养殖领域延伸，提供配套技术和服务，建立相对稳定的生产基地。形成外连市场、内连生产基地、基地连农户的松散型或紧密型经济利益共同体，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

2.肉牛小规模、大群体发展模式。在当地政府的协调和支持下，以一个或几个带动力强的肉牛肥育或屠宰企业为“龙头”，农户为“龙尾”，各农户几头至十数头小规模饲养，投资小，风险小，但以村为单位统一规划，统一建场，统一技术服务，统一防疫，实行分别投资，自主经营。在“龙头”周围形成大面积的、成千上万的饲养群体，这样，以一家一户小群精养的质量，汇集成千家万户竞养的数量规模，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格局。

3.肉牛繁殖基地辐射发展模式。此模式主要以定单养牛或借牛还牛的方式，签订合同，滚动发展，让利于民。定单养牛方式，如陕西杨凌金坤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全国各地示范推广的公司按成本价给农户提供健康的怀孕1月龄的胚胎移植母牛饲养，母牛产犊后，农户按市场价给公司交回70公斤以上犊牛及母牛，犊牛公母同价。

借牛还牛的方式，如陕西眉县秦川牛场采用的给农户借一头繁殖母牛，农户给牛场归还2头断奶犊牛，三年为一个“借还”周期，3年后原借母牛及所产犊牛归农户所有，统一配种，统一防疫，牛场与农户签订合同，互相负责和相互制约，牛场既节约了饲养成本，又扩大了牛群规模，农户既不花钱，又有牛养。山东梁山县水浒牛场采用农户给牛场交一定押金后领养母牛，母牛所产犊牛销售后，农户同牛场按除本五五分成法分红，在领养合同终止时，农户向牛场交回与原租借时等量等龄的母牛，牛场给农户退回押金。山西洪洞县晋南牛场按半价给农户发放6月龄断奶母牛，农户将牛育成后由牛场统一配种，第一、二胎所生犊牛6月龄断奶后由牛场按半价收回，所收牛只由牛场再按半价重新发放给其他农户，第三胎后原发放的母牛及所生犊牛归农户所有，依此循环，滚雪球式发展壮大。有些地方实行公司投放小母牛给农户饲养，小母牛长成产犊后，犊牛归农户饲养，大母牛返还公司。还有公司将牛交农户代养，公司支付代养费等方式使企业与农户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这种公司和农户优势互补的方式实现了“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市场竞争集团化的格局，使企业增效，农民增收。

4.优势互补、异地肥育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在牧区、半农半牧区饲养繁殖母牛，生产架子牛，在农业发达地区进行短期肥育，使牧区当年不能出栏的架子牛在农区利用大量秸秆和农副产品优势生产肉牛。减轻了牧区草场压力，避免了秋壮、冬瘦、春死亡现象，既充分利用了牧区牛只资源，又充分利用了农区农副产品和自然条件，使农牧两地优势互补，发展节粮型肉牛业，提高了农牧民收入。

此外，在政府协调下，通过积极培育市场和经纪人队伍，组建行业协会和合作组织，而开发的“市场拉动型”和“中介技术服务组织推动型”等肉牛产业化经营模式也在全国开始出现。

二、肉牛产业化发展还需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

就目前我国肉牛产业化的发展局势来看，还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产业化形式应符合当地条件。随着肉牛产业的继续发展及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差别，各地应探索和构建适合当地条件的肉牛产业发展模式，已有的模式也应进一步完善。产业链中的龙头可以是专业市场、加工企业、养殖大场，也可以是流通企业或中介服务组织。形成市场+农牧户，流通企业+农牧户，加工企业+农牧户，大专业户+农牧户，中介组织+农牧户，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牧户，合作社+农牧户等形式。但不管是哪种形式，都应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科技为动力，以加工企业为载体，以基地为依托，以农业为基础，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2.加大牛种改良力度，推行配套经济杂交。我国黄牛虽已从役用型向肉用和兼用型转变，但体型小、生产性能差，特别是后躯欠发达，产肉能力低，必须加大改良力度。五大黄牛可通过本品种选育、适度引进外血，培育我国的肉牛品种。其他黄牛资源应通过二元或三元经济杂交，提高育肥价值。第一父本应选择平均产奶量不低于2000公斤，对当地自然生态条件有广泛适应性，初生犊牛体重30~40公斤，生长快、日增重高、产肉性能好、饲料转化率高的品种，如安格斯、西门塔尔牛等；第二父本为产奶量2000公斤左右，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犊牛初生重40公斤以上，日增重1.0公斤以上，产肉性能高、肉质好、优质切块比例和饲料转化率均高的大型专门化品种，如皮埃蒙特牛、利木赞牛、德国黄牛、夏洛莱牛等品种。各代母牛根据肉用性能、饲料转化能力和对当地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等表现，选择70%作为繁殖母牛使用，其余公母均作肥育牛源。

3.提高饲养管理中的科技含量，促进优质肉牛生产。充分利用现代营养科学，推广肉牛全混合日粮技术，并从牛场设计到饲养管理技术都严格按科学的方式进行，使牛出栏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提高牛肉的嫩度和风味，并尽快建立、完善和全面推进适合我国国情的牛肉分级标准体系，制定推行中国牛肉生产全过程质量控制体系，促进我国肉牛产业进程。

4.实行社会化的配合、协作和优惠的产业政策。发展产业化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更直接的责任者是政府、产业部门和农牧科技界。政府应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促进社会进步与稳定出发，确保对高风险、长周期、关系农民增收的产业优生发展。优化政策环境，积极培育中介组织和经纪人队伍，引导组织行业协会，完善中介技术服务。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在风险管理中的功能，建立肉牛产业发展的风险防范机制，建立风险基金及财政、税收、信贷、土地等政策体系，化解肉牛产业发展中的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和管理风险等，使肉牛产业化稳步、健康发展。畜牧部门要做好技术培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在肉牛产业化生产过程中执行情况的监察、生产资料和产品质量的检验检测、新技术的引进和开发应用等工作，并及时与养殖户签订技术保障合同。财政金融部门做好贷款和项目资金的发放、使用监督等工作。环保部门、技术监督部门做好生产区的环境监控与质量安全检测等工作。乡镇养殖小区积极开展肉牛的饲养管理工作。

5.培育龙头企业，加强带动作用。要选准龙头企业，抓好典型示范，依靠科技进步，强化社会服务。龙头企业密切参与产业化生产各环节，通过产销合同联结农户，带动生产。企业对养殖户要明确扶持政策，提供全程服务，设立产品保护收购；养殖户按合同规定交售优质产品。要保持合同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建立互利互惠、配套连动的经济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