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思想汇报

马克思主义思想汇报（共8篇）

马克思主义思想汇报篇1

在我的脑海里，马克思主义似乎离我很远，平时总觉得是我们的上层建筑用来给大家讲大道理的，好像没有什么很实在的东西我们能够抓得住。但细细想来，却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其实在现在看来，纵向比较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人民生活，我们今天的日子可以说富足安康；横向比较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我们也能够感觉到一定程度上的优越感，也就是老师们在课堂上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吧。应该说，大部分的老百姓看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好不好，主要是看自己的生活好不好，腰包鼓不鼓。他们不能也没有意识去看马克思主义，但今天我们大部分的老百姓都觉得社会主义确实好，社会主义带给大家幸福生活。这在六七十年代也许就只是大家嘴里唱的歌，但今天我们都能够切切实实地感觉到。所以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推动了国家的生产力，促进了综合国力的提高。

在中国，三代领导人都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并结合我国国情将其发展开来，创造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然后又将其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我认为，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当中，我们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容易让国家走大的弯路。就算有方针政策上的问题，也能够在党内解决掉，不会像其他多党国家换政党，换政策，搞得大家晕头转向，无所适从。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已经非常成熟，领导我们国家大步迈向新世纪。在1998年我国遭受那么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我们的政府不仅有力地组织大家抗灾救灾，同时也大力抓经济建设，国企改造，19万元创业奖学金等你拿！

当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依然达到了计划的八个百分点的增长。朱总理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语仍时时感动着广大老百姓，而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更是显示了我国的国力和国家地位的提高。中美互访、“五-八”事件、世贸谈判、台湾大选，我们的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成熟稳重、不卑不亢，让我们对祖国的将来充满了信心。

马克思主义思想汇报篇2

关键词：社会理想,“大同”思想,马克思主义

近代中国, 在中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中, 经由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社会思想的调和, 缩短了中国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距离, 让中国人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文化亲近感, 拉近了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传统大同思想在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 作为桥梁和纽带发挥了文化认同的作用。

一、五四时期文化选择空间的拓展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文化背景

五四时期文化空间的拓展,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前提。五四时期以“爱国、科学、民主、进步”为主题, 打破了沉重的心理障碍和文化负担。不同阵营、不同角色、不同个性的五四先觉者们选择了不同的西方思想流派, 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化开放氛围中开创了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第一个多元化时代。

五四时期正是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 典型的传统文化已无法适应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之下, 一次大的文化调整与变迁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全中国范围展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讨伐中国落后的传统文化, 学习西方近代的政治精神文明和科学文化为契机, 掀起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大讨论, 激发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它以拯救中国救亡图存为目的, 引进大量西方各种学说为手段, 尝试寻求各种救国救民的方案。正是在这样一个空前广泛的文化选择空间当中, 马克思主义作为各种学说当中的一种新思想引入到中国。

因此, 考察五四时期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就不能不从当时的文化背景考虑。“一定的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1]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 民族危机、社会矛盾及救亡图存是当时社会的主题, 同时也是五四文化争论及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凝结, 催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伐, 但是东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开放性文化氛围, 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拓展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同时, 也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提供了现实的空间基础, 而这种契合正是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国的深层文化根基, 实现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

二、大同思想是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流之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大同”社会理想的契合奠定了马克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对共同的社会理想的追求, 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分子当中传播与发展的思想基础之一, 其思想源流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辛亥革命, 中国的先进分子们都试图通过西方国强民富的政治理论的介绍, 结合民族危机的严酷事实, 给灾难深重的中国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作为认识主体继承了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 因此他们在中国“大同”社会理想的基础上去接受和认识西方的政治文明, 都进行了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探索与实践。

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在争取变法, 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 向往着未来的中国会出现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康有为在《大同书》等著作当中, 比较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古代的“大同”说, 并将之与近代西方社会学说相结合, 使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理想具有了近代意义。在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体系当中有着对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吸收, 使中国古老的“大同”社会理想与西方近代社会学说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世界大同”构成了梁启超理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基础。他说:“社会主义者, 近百年来世界特产物也, 概括其最要之义, 不过曰土地归公, 资本归公, 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中国古代井田制度, 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2]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介绍, 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和思想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孙中山作为典型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 他将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理想结合起来, 形成了其社会政治理论框架基础———民生主义。“我们国民党的民主主义, 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 所以民主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也就是共产主义”, 即“大同”。他认为, 中国人民自古便富有社会主义传统精神, “考诸历史, 我国因素主张社会主义者, 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者之滥觞, 而累世同居, 又共产主义之嚆矢, 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 久蕴社会主义精神。”[3]在孙中山看来, 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理想几乎是一回事。

但是, 近代严酷的中国国情, 使得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一直未能根植于中国, 这无疑推进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选择的进程。辛亥革命之后, 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由乐观转向悲观, 直到五四时期, 中国的文化和思想界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崇尚西方的政治文明而转向学习俄国的十月革命, 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二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都在宣传和推广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当中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了猛烈的批判。因此, 他们在思想上传统文化的影响较之前说的近代的先进分子大为减弱。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 他们仍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润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 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理想依然存在于他们的意识深处, “大同”社会理想的痕迹在他们的言论中时常可见。或者说, 他们把中国的“大同”社会理想揉和进了马克思主义之中。

李大钊在“世界联邦”的构想中融入了中国的“大同”社会理想成分。他认为人类必然统一, 而“民主主义、联治主义”等只是通往“世界大同”的记号。[4]俄国十月革命之后, 他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一步一步地向世界大同进行的全过程”;“社会革命一经发动, 世界的社会组织都有改变的趋势”;而最终要实现的目的是“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 把种族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5]陈独秀虽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 但他却也相信“大同主义”, 宣称“将来之世界, 必趋于大同”。[6]五四运动前, 陈独秀谈到破除国家这一偶像时说:“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 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7]

毛泽东曾经在青年时期认真研读过康有为的《大同书》, 他在1917年给黎锦熙的信里说:“大同者, 吾人之鹄也。”而其他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同程度地继承着“大同“社会理想的思想传统。

可以看出, “大同”社会理想培育了马克思主义根植中国的土壤, 开创了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流。

三、大同思想是广大工农民众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心理源流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较十月革命之前相比, 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新的发展。在深度上, 由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流派水平提升到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在广度上, 由少数的知识分子扩展到了广大的工农民众。那么工农民众是以什么样的出发点作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源流的, 也就是说, 工农民众的心理认知格局是什么样的?可以说, 在工农民众那里, “大同”社会理想同样是一个十分明确的出发点, 其心理源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农民众是在两个不同层面上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力求从科学的理论体系上来把握共产主义。而工农民众则是从最粗略的心理认知上来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深受压迫与剥削的工农民众, 他们更容易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 但是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的未来图景则更直接的使他们产生兴趣。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这个美好图景同中国古老的“大同”社会理想是很易于相互认同的。

第二, 对于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 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理想的描述, 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被先进知识分子所认知和肯定, 到了十月革命之后他们所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探索和实践实现这一社会理想的道路。但对于中国广大的工农民众来说, 他们是在五四时期甚至是在五四之后, 才刚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的未来图景还是新鲜事物, 但是存于他们原有的心理格局中的“大同”社会理想, 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接受和理解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 “大同”社会理想在占人口绝大多是的农民身上有深厚的心理基础。中国古代的历次农民起义, 或多或少都以“大同”社会理想来激励人民反抗压迫, 一再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 始终都向往着一种财产公有, 人人劳动的“大同”世界。他们这种对“大同”社会理想的追求可以说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得到了最为完整和强烈的表达。洪秀全在宣传起义时就提出“天下总一家, 凡间皆兄弟”、“天下一家, 共享太平”的思想, 希望实现一种“强不犯弱, 众不暴寡, 智不诈愚, 勇不苦怯”的人际关系。并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设想建立一个“有田同耕, 有饭同食, 有衣同穿, 有钱同使, 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社会。这些美好愿望的一再表达, 表明了“大同”社会是世世代代中国农民的愿望, 这种“大同”社会理想在中国农民心里根深蒂固。而五四时期, 中国的工人刚刚从农民当中脱胎出来, 不可避免地带上这种“大同”社会理想的影响。因此, 当他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时, 心中所固有的“大同”社会理想使他们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

大同思想为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源流, 为中国工农民众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心理源流, 作为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桥梁和纽带发挥了文化认同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C]//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3]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4]李大钊传编导组.李大钊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5]李大钊.联治主义和世界组织[C]//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6]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M].北京.三联书店, 1984.

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045—02

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可回避的理论课题。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生态环境问题尚未全面暴露,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现象已被马克思恩格斯所觉察。虽然他们没有就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但只要认真梳理其经济、社会、政治、哲学等理论体系,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即人、自然及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资本主義制度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变革现存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指导意义。

一、人、自然及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总结和概括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成就、批判地吸收前人特别是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哲学的历史性变革,在自然观领域突出表现为:突破了把人与自然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绝对对立起来的自然观念,并把自然观念从狭义发展成为广义,即把对自然的理解融入对历史、对社会实践的理解之中。

首先,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2]。因此,我们应该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

其次,自然先于人类社会而存在,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从自然中产生之后,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便结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产生人类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开头,马克思恩格斯就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的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3]

最后,自然因人类的社会活动而改变,但人类活动受自然规律的制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指出他没有认识到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亘古不变、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世世代代的社会活动的结果。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来理解环境和自然,人类活动影响下的自然越来越表现出“人化自然”的特征。人类的社会活动可以改变自然界,但是这必须以承认自然的先在性、客观性和制约性为前提。恩格斯曾深刻地研究了人支配自然和服从自然的关系,他指出:“人高于或优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能够通过认识和改变自然而支配自然,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 但由于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对自然界的支配决不能超越自然规律所许可的限度、决不能割裂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之间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否则必将损害人类的长远利益、受到自然的无情报复。正因如此,恩格斯向人们发出了那段广为流传的忠告:“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

总之,人、自然及社会是辩证统一的,自然先于人类及人类社会存在,后两者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可以改造自然,但必须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因此,只有正确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样才能正确改造自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才能使人类社会得以健康存在和持续发展。

二、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

西方生态中心主义者把生态环境危机的原因往往归结为在观念上不把生态至于中心的位置,认为只要切实做到以生态为中心、实施生态中心主义,就能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以上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劳动的异化,既造成自然界正常循环被扰乱,也造成人与人社会关系的扭曲,最终导致生态环境异化。

首先,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只要是资本主义就必然实行利润挂帅,这也就决定了它要不断地去掠夺自然、把自然作为获取利润的对象。资本主义还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不愿意把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计入生产成本而是千方百计地转嫁给社会。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人们看待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1]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引起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恶化,而且还破坏了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生活,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早在1839年初,恩格斯在其《伍珀河谷来信》一文中就揭露了伍珀河流域严重的环境污染状况。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报告中,恩格斯不仅揭露了工人的住处、工作场地的环境卫生的恶劣,而且还揭露了由于高速的经济增长所引起的产品公害,如河流、大气污染问题。恩格斯指出,工业、矿业、农业无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城市与自然环境导致自身生活错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描述了工厂中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在他看来,工厂中的工人无时无刻不受到高温、浑浊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噪音的伤害,其人身安全等不到保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利润驱动下进行的,在资本家看来,只要生产能为自己带来剩余价值,一切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工人的持续健康、环境的持续清洁、资源的永久存在等问题都不在其考虑范围,单纯的经济效益足以抹煞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变革现存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

在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变革现存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即实现共产主义的构想。

要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这种调节的影响,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现完全的变革。”[2]

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关系、生态环境的异化等现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对共产主义做了设想,他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这种理想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 显然,马克思为人类描绘了一幅理想生态社会的图景。众所周知,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共处、和谐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极度丰富,社会产品按需分配,阶级对立消失及国家消亡,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综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其初步萌芽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一方面,在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这种生态思想向人们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线索,从而为当今人类走出生存困境、摆脱危机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这种生态思想既为我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一条正确的实践路径。因此,我们应该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及其与我国现阶段发展理念的关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走上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和做出最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67.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7-386.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4-385.

马克思主义思想汇报篇4

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它的内容涵盖了社会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和人类社会性发展中国家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诸多领域和各个方面，是极深刻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留给我们的大量文献典籍，它涉及的众多学科门类所形成的知识海洋，不仅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即使在今天也无愧地称得上是博大精深。

当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广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它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也包括经列宁对基继承和发展中国家，推进到新的阶段，并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为主要代表和中国共产党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家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仅在中国是一个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一

个理论创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仅是基于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深刻总结，而且有着一个极为深刻的背景，这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包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涵义：涵义之一，是解决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能够进入中国，并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青睐，不是偶然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到洪秀全，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运用各种思想武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都没有能够解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打开了中国救亡和发展的希望之门。涵义之二，是解决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总是强调自己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世界观、方法论和行动指南，理论要联系实际，而且是因为中国社会状况包括阶级矛盾与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多不同之处，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去研究解决。

研究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决不能离开对现实的考虑，不能单从词句和字面上来学习、研究，以为首先要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粹精神”，然后才考虑现实问题，这样学到的东西实际上没有脱离抽象“理论”的窠臼，与真正、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天壤之别，因此，我们要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与实践化。

1.从宏观上来讲，学习理论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首先，我们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才会服务于并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证明，这一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都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我们作为年青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身负建设祖国的重任，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动摇，并使之中国化，为我所用!

2.从微观上来讲，学习理论要与工作实际相结合。一是学以致用。把学到的科学理论和各种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二是用以促学。带着实践中的问题学习，通过各种方式的学习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知识结构，这样的学习更有针对性。总之，不论学什么、怎么学，都不能脱离工作实际。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意味着，学习理论要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思想，进行理论创新。但是

并不是任何新的观点、新的思想都是对的，并不是任何“创新”都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产物，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理论的创新等待着实践的检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证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才能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面貌为之一新。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这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而是不要马克思主义了；第二，要解放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新的形势、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意味着这两方面都坚定不移，毫不含糊。简单说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基本含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是变与不变的统一。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含义，关键在于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与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具体结论。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必须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发展，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与时俱进，实现其基本原理同各国现实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有机结合。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发挥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作用，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思想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利于我们用科学的方法认识事物，认清事实本质，更可以提高我们的逻辑能力、分析能力以及思辩能力。且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学好其他学科知识，认清当今形势和理解各项政策制定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与时俱进的今天为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马克思主义还教会我们思考

问题，思考生活的方式，在大学生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我感受到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们大学生成长和长远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很需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让我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对我以后的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潜移默化地扩大了视野，加深了思想的深度。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我对入党的迫切要求。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来对待生活和学习，认真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积极参加各项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利用在校期间的时间，努力提高个人素质，多向党员同志学习，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正是通过学习这些知识，我在生活中有了明确的方向，有了动力，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性。所以，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一定要加倍认真努力学习，积极向党员同志学习，缩小与党员同志之间的距离，争取在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有更大的进步，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马克思主义思想汇报篇5

敬爱的党组织：

作为一名青年研究生，一名学生干部，我有幸参加了我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工程的学习。随着“青马工程”的启动，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历程。

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知识，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使我深刻认识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步步为盈，<莲山课件 >是因为我们党手里握着克敌之胜的法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套科学而有力的理论，早已被世界人民在无数次的尝试和运用中检验为真理，对于我国，经过百年的闭塞，数载的战争，而能如此迅速地在世界之林中崛起，靠的正是这种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但这种指导并不意味着全盘照搬，对于具有着特殊国情的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辈在马克思主义的引用上，巧妙而恰当的赋予了它浓厚的中国色彩，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很好的运用，它就没有生命，不能发展，不能升华。通过我校“青马工程”的培训，我看到了一个活的理论。老师很好的阐述了我们党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同时又从我们最根本的现实入手，在教导我们日常思想言行的同时，无形中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到我们的思维当中。使我们在理解和运用理论的同时，自身得到了提高，从而带动周围的同学，共同进步。

首先，我要明确的是为什么学校要开办青马工程。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党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同时也是优秀青年成长、成才的需要。

其次，我要清楚自己应如何做一名合格的“青马人”。我认为主要从四方面入手：以真诚的心去对待学习，不浮夸，不自欺欺人；真心相信和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用心去做，无论是作为一名学生干部还是一名普通学生，都要带动周围的同学积极向上的面对学习和生活。作为一名学生干部更要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尽心去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先进的思想，让身边的同学们向“青马人”靠拢或是成为“青马人”。

我还有太多的不懂、太多的东西要去学习和领会。我深知自己目前还不是一名合格的“青马人”，还有很多方面要去努力，所以要多跟老师、学哥、学姐以及周围的同学们多交流，多学习，来弥补自己自身的缺点。记得高尔基曾这样说过：“青春是有限的，智慧是无限的，以短暂的青春去学习无穷的智慧。”再者，我们青年学生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重任。所以，我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发奋学习，注重培养我们的优秀品德，不断开拓我们的视野，做一名合格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篇6

班级： 10级金融2班

姓名：马婷婷

学号：JD1006078

【题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

【关键词】：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和空想主义。

马克思主义必然在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矛盾斗争焦点的德国。马克思主义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主要原因可大致归结为两方面，一是历史必然，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经济学研究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主要思想说明他们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恩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书中，奠定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40年后期的著作，如《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书中的经济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按照传统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无疑是对的。但今天看来，这个传统的观点有点不够，它忽略了价值观。从价值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同时，还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由传统和自由精神。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其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基础，剩余价值理论就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商品时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同时具备使用价值喝价值两个属性，缺一不可。任何商品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一方面，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同一的，缺少任何一个就不能成为商品。价值的存在必须以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不会有价值，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寓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之中。另一方面，使用价值和价值又不同的，互相矛盾的，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价值作为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和内容，价值决定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效用”决定论和供求决定论是不科学的。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接受了古典学派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崭新的、科学的、完整的劳动价值理论。他认为劳动决定价值只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规律，发现商品价值是一个历史的商品经济范畴，揭示了劳动具有二重性，解决了古典学派没有解决的价值、价值本质、价值量等一系列问题。还第一次科学地区分了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解决了古典学派由于混同价值和生产价格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古典学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剩余价值的问题，但是由于阶级局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剩余价值的本质和它是如何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在不同程度上看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不能说明这种剥削的社会根源以及他是怎样进行的，结果只是幻想用取消劳动与资本不等价交换的办法来把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废除掉。而从资本方面来说，资本积累进一步推动了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劳动分工反过来通过提高总产出使得社会可生产更多的资本积累，让资本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领域，就会形成这种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古典经济学似乎是想告诉人们，顺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保持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会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但他们又看到劳动分工是受条件约束的，资本的积累会使现有的劳动分工以更大的规模出现，并表现出工资的随之上涨，而劳动分工的发展却不易实现，这将使资本积累受到劳动分工发展跟不上的影响。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产生了自身的矛盾，但却不能解释这种矛盾，而马克思则认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如纺纱机，只有在一定关系下才成为资本，“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即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的阶级关系。对资本的构成，马克思第一次把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马克思还从个别产业资本的角度出发，把资本区分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产业资本。

【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在亲自参加革命实践和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的同时，吸取了人类的一切先进思想和优秀成果，融入自己的认知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4卷。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逻辑进路篇7

一、马克思早期理性主义的人学观

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的一个最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宗教, 阐明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在其“序言”中, 马克思借用伊壁鸠鲁和普罗米修斯的口, 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哲学, 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 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 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的人’。哲学并不隐晦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 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 它自己的格言, 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 这些神不承认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2]在这里, 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自我意识”, 以此颠倒神和人的关系, 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所以, 从表面上看, 论文探讨的是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差别, 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为人的自由作论证。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 “是个人意识的象征, 个人意识只有离开世界, 才能在这个它感到无能为力和受压迫的世界中确立自己的自由。”[3]但是, 马克思对于人的问题的立场表明, 此时的马克思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因此, 在马克思真正形成科学的人学理论的思想进程中, 必须首先超越黑格尔哲学设置的“精神的”和“逻辑”的人。

从《莱茵报》时期开始, 马克思直接关注的是贫苦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利益。正是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 推动马克思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 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莱茵报》被查封后不久, 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指出, 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 蔑视人, 使人不成其为人, 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他眼看着这些人为了他而淹在庸碌生活的泥沼中, 而且还像癞蛤蟆那样, 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德国专制制度的原则就是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 而成为最完善的庸人世界。庸人就是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 就像繁殖出来的奴隶或马匹一样, 完全成了他们主人的附属品。面对这种动物般的庸人世界, 马克思非常愤怒地强调:“必须唤醒这些人的自尊心, 即对自由的要求。”[1]很显然, 马克思对当时专制制度的德国下的人的生存状况表现出了强烈的关切。

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 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和人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国家不是人的存在的基础, “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黑格尔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 而是人的社会特质[1]。在其中, 马克思指出了无产阶级是一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力量。

在《德法年鉴》时期, 马克思明确提出不同于政治解放的“人类解放”的问题, 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内在缺陷的同时, 批判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 认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 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所以, “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4]与此同时,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一文中对资产阶级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 指出:“废除封建制度, 实行政治改革, 也就是说, 表面上承认理性从而使非理性真正达到顶点, 从表面上看这是消灭了农奴制, 实际上只是使它变得更不合乎人性和更普遍……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 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役, 即一种完善、发达而普遍的出卖, 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无所不包;卖淫比初夜权更不道德、更残暴。”英国资产阶级民主制是这样的民主制, 即“中间阶级和财产统治着一切;穷人是无权的, 是备受压迫和凌辱的, 宪法不承认他们, 法律虐待他们。”[4]

二、从理性主义的人学观向感性主义的人学观的转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关于劳动是能动的创造活动以及劳动过程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过程的合理思想, 进而认识到劳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在这基础上, 马克思的思想又大大向前迈进了:第一, 马克思认为, 正是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劳动, 形成了社会本身, 生产劳动是社会的基础。在这里, 马克思以他当时可能的方式, 大体上表达了他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表达的基本思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第二, 马克思认为, 现实的社会产生现实的人, 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也就是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人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指出, “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 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因此, 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本身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5]。第三, 马克思强调了劳动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的历史发展。就是说, 这时马克思已经看到劳动不是某种抽象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它是历史地发展着的, 因而社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历史地发展的。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这些理论上的前进表明, 马克思是从劳动出发去说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从而把人看做社会的人, 并由于初步分析了劳动和社会的历史发展, 所以, 他说的“社会的人”实际上就是现实的社会的人。这样, 马克思就大致确定了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劳动—社会—人。

当然, 此时的马克思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 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 (即人的) 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等于人道主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等于自然主义, 它是人和自然之间,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5]但是, 马克思已经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他始终面向工人阶级, 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他从国民经济学的事实出发, 关注工人阶级的生存活动, 指出, 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工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 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 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劳动是异己性的, 因而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 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因此, 结果是, 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吃、喝、生殖和居住等动物机能时, 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 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 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在资本主义社会, 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样,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进一步的前进, 就是超越费尔巴哈。

1845年春,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马克思第一次全面地归纳了他的新世界观的基本要点, 集中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其中的基本思想在随后不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详尽的发挥, 既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 也是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的形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 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就是说, 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 也不是从口头上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 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的人, 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6]费尔巴哈认为, 要建立新的哲学, 就必须对思辨哲学和基督教神学进行批判, 而批判的中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因此, 人的问题是费尔巴哈攻破这两种哲学的有力武器。而且, 费尔巴哈找到了批判的依据。他呼吁:“消除人类由来已久的关于彼岸和此岸的矛盾心理, 以使人类能全心全意地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现世和现在。”[7]基于此, 费尔巴哈认为, 思辨哲学与神学有共同的本质, 并把黑格尔哲学称为“理性化和现代化了的神学”, “黑格尔哲学使人与自己异化, 从而在这种抽象活动的基础上建立起它的整个体系”[7]。这样, 费尔巴哈又认为, 哲学的本质特点是与人的本质特点相符合的, 只有人化了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 未来哲学的任务就是将哲学从僵死的精神境界重新引导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精神境界。

毫无疑问, 对费尔巴哈批判思辨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依据, 马克思是肯定的。但是, 进一步的问题是, 人的本质是什么?对此, 费尔巴哈的关键之点在于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证方法:其一是从人与自然的本体关系中解决人的本质, 这是他解决人的本质的最基本的原则, 它的错误在于自然本体绝对化, 即成为—切事物的本质, 于是人成为自然存在物;其二是从人与人的统一中思考人的本质。但这个“统一”并不是统一于社会关系, 而只是“你”与“我”的统一, 因而统一的人并不是真实的人, 只不过是抽象的人。这说明费尔巴哈的哲学不仅是人本主义的, 而且是“自然主义”的。与费尔巴哈相反, 马克思提出了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 其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活动。

唯物史观首先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和生产过程, 并认为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这个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对“现实的人”作了明确的规定:“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 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6]在这里, 马克思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根本之处在于, 不是把人归结为自然的人, 而是认为人创造环境, 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在马克思看来, 脱离了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所谓“现实的人”仍然是不现实的、抽象的人;考察人的发展过程必须以实际社会历史过程为基础, 以物质生产的发展过程为基础。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完成了哲学上的“双重变革”:既是历史观上的变革, 又是人学观上的变革。这一“双重变革”统一于唯物史观的创立。

三、指明人类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

《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著作, 也是一部哲学著作, 对人的问题的哲学分析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 《资本论》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人这个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不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分析看做是研究的根本目的。对马克思来说, 其目的在于借助于这种分析, 为全体劳动者论证“扬弃”现实社会的可能性和寻找现实的途径, 以便创立没有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 使每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资本论》及其手稿, 论述了人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 探讨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命运, 以及共产主义新人的培养和形成问题。马克思是从对社会的研究进入到对人的研究, 而不是相反。《资本论》“不是从人出发, 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8]。马克思认为, 人是生产的主体、历史主体, 是人类历史的前提, 但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产物, “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9]马克思主义研究人, 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 然后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10]。而“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根源则在于社会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人的发展的学说的独特的贡献, 就是着眼于社会关系及其历史变换来考察人的解放。他们认为, “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4]马克思正是从人的社会关系对人的发展决定作用的角度, 把人的存在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相对应的社会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这时候, 人受自然支配, 人们依照血缘或地域关系结成共同体才能生存,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没有联系”, 或者只有以自然血缘或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

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相对应的社会经济形态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它克服了人的自然局限性, 消除了人的依赖关系, 使得满足人本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活动只有变成追求交换价值的活动才具有经济意义。也就是说, 商品生产和交换使人与人的关系通过物 (商品) 间接表现出来, 马克思把它概括为“物的依赖性”。尽管这种“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 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11]。但是, 在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主义阶段, 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而只有这样的条件, 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70-40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89.

[3][德]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20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208-58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23-13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72-73.

[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荣震华, 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105-227.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41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Ⅱ)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3:54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669.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及启示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能动和受动

中图分类号：B024文献标志码：Ａ

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对实践活动中由于自身不合理的生产行为和社会行为所引起的不利于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后果逐渐重视，生态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人类已经开始了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空前退化甚至全面恶化而导致的全球生态危机的全面反思，对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展开了重新审视。为了更深入地探讨生态问题，笔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梳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问题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和学说见解精辟，对于今天我们探寻当代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途径，建设生态文明，仍然具有突出的时代价值。

一、人是自然的存在物

人作为一种存在，与置身其中的自然界是什么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2]128恩格斯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45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5]518人的存在和发展皆以自然界为基础。“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2]168这个外部自然界就是人的外部环境。马克思把自然界也称作“感性的外部世界”， [2]95认为它给人提供自己生存的生活资料和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离开这种“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人的劳动便无法进行，人的生命延续也无法实现。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离不开自然界。那么，人是如何与自然界的另一部分即“人的周围自然”实现联系的呢？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是人类活动的要素，是劳动把人类活动和自然联系起来了。

自然是人类活动的要素。作为人的外部环境的自然，首先也主要地表现为人类活动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自然是“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包括土地这种“最初的劳动工具、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这些都是“劳动的自然客观条件”，“正像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一样，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6]483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仅把自然看作是人类活动的外部条件，而且进一步认定，第一，自然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要素。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认为，由劳动过程所实施的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已经使得自然作为人类生产劳动过程的一个要素出现了。这时候的自然是已进入人类活动、首先是物质生产活动之中的自然。这是在外部自然条件下把人自身的自然能力激发起来的自然，是人的自身自然支配外界自然物质的自然，是两种自然在人的活动、人的劳动的统一。第二，自然是科学活动的对象。作为人类生产活动要素的自然，同样存在于人类的科学活动之中。马克思很早就把科学看作是人类的一种活动，看作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是“科学劳动”，它也会“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121。科学活动的首要内容就是认识自然，从“精神上掌握自然”，然后在生产过程中“驱使自然力”为人类的需要服务。

劳动把人类活动和自然联系起来了。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7]201-202人通过劳动不断地改造、支配自然界，给自然界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的烙印。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人通过“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8]561

马克思还具体分析了影响劳动生产力的因素。一是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二是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正因为劳动生产率与自然条件如此“息息相关”，所以马克思认为，他对地租所作的详尽的考察，实际上也是“研究自然条件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劳动生产率”。[9]

马克思恩格斯还把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作了区分，认为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物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7]208-209就人类占有自然物质来说，人与自然之间是存在差异和矛盾的。只要有人类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存在。与劳动过程不同，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生产过程，“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6]24它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特定的“生产关系”或“社会经济形式”的生产过程，是双重生产过程，它包括了“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就启示我们，第一，人应该像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爱护自然，同自然共生共长。人作为有意识的自由的生命体必须与自然界实现和谐统一，人的精神生活的充实和物质生活的满足都要以自然为基础。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人们就什么也不能创造。第二，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要采取辩证的方法，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作为一种智慧的存在，既要探索自然，又要改造自然，对自然环境采取既斗争又合作的态度。只有这样。人类的生存资源才能不断扩充，生存条件才能不断改善。第三，生产关系决定和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生产关系相互制约。对此的进一步探讨，见本文的第三部分。

二、人是能动和受动的存在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和自然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机器的研制与使用、新大陆的发现、填海造田等，成了人类征服自然的重大成果。人类通过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改变自然界的自在存在，使之发生合乎人类目的的变化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类不断地积聚和施展着自己的主体能力，强化自己的主体功能，实现自己在人和自然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地取得征服自然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是以承认自然的先在性、客观性和制约性为前提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541人类只有不断地认识自然规律，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按客观的自然规律办事，才会使自然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否则，人类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无情报复。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0]383这就表明，人不仅是能动的存在，而且也是受动的存在。人能动地利用和支配自然界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可以脱离自然界的制约而肆意妄为，要求自然界一味地服从人类。人的能动行为是受动中的能动行为，人的能动性的释放始终受制于自然界固有的规律和本性，尊重客观的自然规律是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先决条件。

恩格斯曾深刻地研究了人支配自然界和服从自然界的关系。在恩格斯看来，人高于或优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能够通过认识和改变自然而支配自然，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5]519。也正因为如此，人是惟一能够改造和支配自然界的存在物，人的这种能动的主体地位不容否定。问题在于人类既要认识到自己相对于自然界的主体地位，又要认识到自然界对人的客观制约性和依存性，我们对自然界的支配决不能超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许可的限度，决不能割裂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之间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5]519-520

从历史上看，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强调自然对人的决定作用，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忘记了“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另一种强调人们对自然界的技术征服，夸大了人的力量，看不到自然的优先存在地位，忽视了自然可以成为异化的力量对人实行统治和报复。实际上，不管是人对自然的绝对统治，还是人对自然的绝对从属，都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应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克服了以上理论的片面性，既强调了人类要合理的干预自然，使自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同时又强调了人类应当限制自己的行为，尽可能地对自然生态加以保护，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持续的和谐之中。

当代的各种全球生态问题都有深刻的认识根源。英国经济学舒马赫曾说；“出现这么惊人、这么根深蒂固的错误，与过去三、四个世纪中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在哲学上……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11]人类往往能够看到眼前的胜利和直接的结果，而忽视难以察觉到的长远利益和间接影响，特别是对那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的后果往往不能充分预料，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迅速增长的今天，往往以征服者、支配者自居，想不到自然对掠夺式开发也会做出反应。实践证明，人类一旦撇开自然界的制约性去任意活动，自然就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人类甚至会毁灭整个人类。人类应当及早觉醒，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决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肓目地“征服自然”。

三、天人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制约

人与自然的矛看，有人类认识方面的原因，更有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人与自然的关系同社会关系是相互制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紧密结合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以劳动为中介的社会生活中来考察。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在实践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同时发生的，这两种关系互为中介、互相制约。现实中社会关系的异化势必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同样反映了社会关系的恶化。因此，只有在把握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正确解释和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实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劳动和人的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异化的社会根源。一是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资本统治一切，其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就是极力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使少数人发财致富，以牺牲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换取直接经济效益。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批判过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存在着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状态的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限制的逐利欲望和巨大的竞争压力，往往造成过度生产和掠夺式经营以及劳动者生活消费的不足，单纯而盲目的经济增长追求导致资本家阶级不计代价、不顾后果，因而对生态的破坏有其必然性。二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的盲目增长割裂了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联系，加剧了产业对生态的破坏。其一，在资本家的工厂中，对自然的破坏与对工人的剥削是交织在一起的。其二，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带来了人口的高度集中，使生态破坏更加严重。其三，农业的发展也是以污染和破坏土地的持久肥力为特征的，这是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后果。三是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必将产生异化劳动，这具体表现在劳动成果与劳动相异化、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的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2]95以上三种异化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生态异化成为一个统一过程；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抗状态，使得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和政冶危机成为必然。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地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益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10]385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而不管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冲毁了毫无掩护的沃土，只留下赤裸棵的岩石。因此，要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的关系，“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现完全的变革。”[10]385只有通过社会变革，消灭剥削、压迫制度，消除惟利是图和高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清除资本对人和自然的统治，才能使人获得社会解放，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认为，解决生态问题的社会机制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2]926-927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理想状态，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建立“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12]96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4]603。“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3]77这样的理想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3]79。

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相互制约的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关系与生态危机密切相关。如果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利益对抗的基础之上的，它在本质上就是妨碍人们正确地运用自然规律的。

近年来，学界往往把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所谓的以人类的利益为根本价值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事实上，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根本就不曾有过什么抽象的人类利益，有的只是各种不同的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因此，在人们现实的实践活动中起作用的不可能是把人类的利益奉为根本价值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只能是以各种特殊的个人利益或群体利益为根本价值尺度的个人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各种特殊的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之间是相互对立、彼此冲突的，这就决定了个人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在处理个人与个人或群体与群体的关系时，个人中心主义或群体中心主义总有解不完的难题，任何利益主体的损人利己的行为都要受到别的利益主体同样行为的制衡，那么，一旦将它们应用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所导致的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侵害在达到某种总的累积性结果或最后的限度以前，几乎是无法遏制或很难遏制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自己特殊的、眼前直接的利益，丝毫不考虑也不可能去考虑尊重自然规律或要顾忌自己的行为对自然界的长远影响。从这个角度看，由历史上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所导致的当代各种全球生态问题，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对抗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因此，要真正解决和克服当代的各种全球生态问题，还必须从根本上建立起人们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版，1995：349.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版，1995.

[3]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版，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版，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版，1995：483.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版，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版，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版，1995：324.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版，1995.

[11] 舒马赫.小是美好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