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因素（共8篇）
影响薪酬设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种。/>(一)
内部因素/>影响薪酬设定的企业内部因素有许多，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1.
企业的经营性质与内容。在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中，员工主要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占很大比例;在高科技企业中，高技术员工占主导，这些员工从事的是科技含量高的脑力劳动，因此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比重不大。这两种类型企业的薪酬策略必定不同。/>2.
企业的组织文化。组织文化对薪酬设定有重要的影响，企业通常制定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薪酬政策，以表明它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地位。/>3.
企业的支付能力。经营比较成功的企业会倾向于支付高于劳动力市场水平的薪酬。这种支付能力一般只能够决定薪酬设定的最高限额，如何合理设定薪酬，还需考虑其它诸多因素。/>4.
员工。通常，如果企业希望员工能够进行某种行为，那么它就必须在员工一出现这种行为时，就给予该员工以奖励。因此员工的个人业绩水平是薪酬设定的重要影响因素。另外员工的资历、经验、潜力、技能也会影响薪酬的设定。/>/>(二)
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也涉及多方面内容，它们是：/>1.
地区、行业特点。这些特点也包括了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例如在讲求“平均主义”的社会中，薪酬设定的等级差异就不会很大。/>2.
当地生活水平。当地生活水平提高了，员工对个人生活期望就会提高，这给企业造成了较高的薪酬压力。/>3.
国家政策、法规。许多国家和地区对薪酬设定的下限和性别歧视问题都有相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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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薪酬设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种。/>(一)
内部因素/>影响薪酬设定的企业内部因素有许多，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1.
企业的.经营性质与内容。在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中，员工主要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占很大比例;在高科技企业中，高技术员工占主导，这些员工从事的是科技含量高的脑力劳动，因此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比重不大。这两种类型企业的薪酬策略必定不同。/>2.
企业的组织文化。组织文化对薪酬设定有重要的影响，企业通常制定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薪酬政策，以表明它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地位。/>3.
企业的支付能力。经营比较成功的企业会倾向于支付高于劳动力市场水平的薪酬。这种支付能力一般只能够决定薪酬设定的最高限额，如何合理设定薪酬，还需考虑其它诸多因素。/>4.
员工。通常，如果企业希望员工能够进行某种行为，那么它就必须在员工一出现这种行为时，就给予该员工以奖励。因此员工的个人业绩水平是薪酬设定的重要影响因素。另外员工的资历、经验、潜力、技能也会影响薪酬的设定。/>/>(二)
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也涉及多方面内容，它们是：/>1.
地区、行业特点。这些特点也包括了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例如在讲求“平均主义”的社会中，薪酬设定的等级差异就不会很大。/>2.
当地生活水平。当地生活水平提高了，员工对个人生活期望就会提高，这给企业造成了较高的薪酬压力。/>3.
1正式制度
1.1 社会保障制度
城乡社会保障的差异使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充分的社会保障。现行社会保障的不足直接影响了农村生活质量, 甚至因无法获得基本社会保障而间接致贫。
首先, 我国社会保障呈现城乡二元状态, 城乡社会保障无论是在覆盖率、保障水平还是保障项目上城乡不均等化。其次, 虽然目前有《县级农村社会保障基本方案》、《关于在全国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的通知》等规定, 但缺乏系统性的政策, 没有法律的刚性和权威, 难以保障实施的效率和效果。第三, 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理论上来源于各级财政提取、村集体收入提取和个人缴纳, 但是在落后地区财政薄弱, 农民社保意识差, 对现有社保体系信心不足, 社保资金无法按规定缴纳。因此, 零保障或保障不足不仅使农民更易意外致贫, 也迫使农民额外增加各种保障支出。
1.2 户籍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现行农村户籍制度的弊端和滞后性逐渐显现出来。首先, 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现行户籍制度将城乡分割, 劳动力流动受到严格限制, 大量农村人口被迫留在土地上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次, 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公民权利不平等。与户籍制度相匹配的一系列, 如住房、医疗、教育制度等附加制度只有城镇居民被赋予享受的权利, 对农民利益构成极大损害, 极度不公平。第三, 制约了中小城镇的发展。公民自由居住和迁徙的权利被取消, 人口城市化的自然历史过程被延误, 同时城镇建设的劳动力需求与户籍制度的劳动力限制迁移的矛盾, 城镇化发展缓慢。
1.3 就业制度
随着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扩大和农业技术的进步, 农村转移就业不断增加, 这虽然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增加了城市劳动力供给, 但是现行的就业制度不足为农民工的发展和农村脱贫产生了阻碍。在农民工保障方面, 农民工并没有获得与他们所作贡献相对等的各种社会保障, 增加了农民工“疾病致贫”、“意外致贫”的可能。城乡二元就业制度造成了城乡劳动力就业机会和劳动权保障的不均等, 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缩小了就业范围。
1.4 “公司+农户”
“公司+农户”模式也是扶贫开发的重要减贫途径之一。该模式从表面上看似减少了农民的成本, 而且农民完成了身份转变, 成为公司的“雇工”。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 农村以土地为代价成为公司员工, 加大了农民对公司的依附性。同时, 公司与农民地位不平等, 公司和农户利益分配不公, 公司剥夺了农民从生产到销售领域的收入, 而农民作为被动接受者其收入来源的途径越来越狭窄。因此, 农户承受的风险要远大于获得的收益。一旦公司破产农民将失去收入来源和土地保障, 如此只会让农民越来越穷, 甚至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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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公司和农户违约的风险, 即公司和企业并没有做到“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当出现情况1时, 农户获取较高的利润, 而公司会发生巨额亏损, 即便公司诉诸法律手段, 也收效甚微, 而且还容易破坏公司与农户的关系, 不利于长久发展。
当出现情况2时, 公司则直接把市场风险转嫁给农民, 农民作为散户完全处于弱势。即便有企业按照保护价格收购农产品, 那也是出于良心和道义的约束, 是一种“礼俗社会”的温情和道德的联系, 所有的亏损都由公司承担, 注定了这种“慷慨的担当”只能是个别企业的行为, 不可能成为一种现象和普及。
此外, 国家对“公司+农户”这一扶贫模式的政策与资金投入由企业传递为农民, 这一过程大大增加了企业对农民绝大部分政策性利益侵占的可能。公司和农户在追求利益的目的和方式上的差异, 使公司与农民关系存在不稳定性, 难以形成“利益共享”机制。
1.5 农村金融制度
就扶贫开发而言, 小额信贷具有瞄准精度高、还款率高等优点, 成为扶贫开发的主导方式之一。但是小额信贷就其本身性质而言, 也有其制度上的缺陷。
首先, 小额信贷要进行经常性的小组会议, 需要每周还款, 这对贫困农户和管理者而言管理成本都很高。其次, 小额信贷在改善贫困地区农民生产、生存条件方面的效果不显著, 被扶持的农户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第三, 出于项目成功率的考虑, 目前国内大多数小额信贷项目瞄准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贫困农户, 而是具备还款能力的“亚贫困农户”。由此可见, 小额信贷无法满足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需求。
1.6 扶贫对象
目前我国扶贫开发瞄准对象由之前的592个重点县转移到了重点村。但是无论是以贫困县为扶贫对象还是以贫困村为扶贫对象对农村扶贫均有诸多不足。
1.6.1 以贫困县为瞄准对象
以贫困县为瞄准对象有众多的不足, 其中之一就是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低。资金是推动贫困地区发展和减少贫困人口的重要因素, 而资金的使用绩效则是决定扶贫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指标。由于我国扶贫开发多头管理, 传递环节多以及贫困人口的非贫困县定居等原因, 扶贫资金传递损耗大, 目标瞄准性差, 监督机制缺失, 资金使用绩效整体偏低。据统计, 目前扶贫资金只有35.5%覆盖到贫困户, 44.5%则覆盖了富裕户, 另有20.2%花在了中等户身上。据估计, 扶贫资金的漏出率超过50%, 个别地方甚至高于70%以上。
1.6.2 以贫困村为瞄准对象
以贫困县为瞄准目标对瞄准对象的缺失催生了我国扶贫开发的对象由重点县转为了重点村。但整村推进也有缺陷, 其中最大的问题的巨大的资金缺口。据估算, 全国每个村彻底摆脱贫困投入资金需200万元, 在村级规划中脱贫所需资金和实际投入资金之间存在巨大缺口。
2非正式制度
短暂的贫困可能是由于物质的原因导致, 但是长期的贫困则主要不是物质因素作用, 而是一些非物质因素作用的结果。
2.1 农民思想观念保守陈旧
大多数贫困经济学家认为贫困通常是历史积淀的产物, 这种历史积淀不仅包括传统生产方式, 也包含意识形态。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 思想保守陈旧, 小农经济意识根深蒂固, 对新事物接受力弱。这些支配贫困地区居民生产与生活的思想观念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桎梏, 影响国家扶贫投入的作用力。
2.2 家 (宗) 族势力影响力大
以血缘关系为最基本结构要素的家族文化在农村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根基, 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家族势力逐步复兴及壮大, 并逐渐变成对公共权利的公然挑战。家族组织利用家族势力干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影响法律政策的贯彻落实, 加剧族际矛盾, 宣传封建迷信等以满足狭隘的族内利益, 严重影响了农村资源配置与扶贫效力的发挥。
2.3 农村当地富裕户的影响和挑战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农村大量涌现的富裕户成为农民群众的偶像, 在村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许多农民群众盲目地效仿和追随富裕户, 致使一些富裕户对村民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几乎可以和村级正式组织相提并论, 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超过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影响。这种“超政治”的号召力可能会对基层公共权利形成直接挑战, 影响国家扶贫政策在村级贯彻有效性。
贫困的原因是复杂的, 人和自然的关系, 人和人的关系, 国家和村庄的关系, 主流和边缘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贫困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对农村贫困和扶贫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国家扶贫政策要改变思路, 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着手或许是帮助农民集体脱贫的一条很好的路径。
参考文献
[1]廖慧.农村扶贫开发的制度探讨——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D].中南民族大学, 2010.
[2]辜胜阻, 成德宁.户籍制度改革与人口城镇化[J].经济经纬, 1998, (1) .
[3]林润.现行户籍制度及“附加值”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10.
[4]李杰.关于恩施市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思考[J].科技创业月刊, 2008, (8) :138-139.
[5]王培章, 汪上.“公司+农户”经济模式中的地方政府行为探讨[J].经济研究导刊, 2010, (17) .
[6]陈灿.中国反贫困战略的政策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 2008, (1) .
[7]查道林, 黄胜忠.村庄财政与反贫困的瞄准目标[J].理论月刊, 2004, (10) :167-168.
[8]张延君, 刘进宝.市场经济环境下扶贫工作机制思考[J].北方经济, 2007, (8) .
[9]柏振忠.武陵山经济协作区脱贫的现实困难与政策选择[J].理论月刊, 2011, (12) .
[10]王宏波, 张海龙.小农意识在市场经济中的转变[J].甘肃高师学校, 2000, (4) .
关键词：农民工；落户意愿；社会保险；场域；社会网络
中图分类号：F302.5；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4-0088-08
一、研究背景
基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社会现实，也构成了劳动力迁移的重要社会背景。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下，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一般不能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工作、居住和教育等权利[1]。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的巨大资源分布差异，落户城镇无疑可以使农民工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良好的生活环境、完善的社会保障等，并且最终融入城市。如今国家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但要加快城镇化建设的速度，同时也要加速推进“市民化”的进程。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公告，2013年我国的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68亿，其中外出农民工达到了1.66亿[2]，国家发改委目前也提出了6年内让1亿农民工落户城镇的计划[3]。
基于上述宏观的社会背景，以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衍生出了一系列现实问题需要关注和探讨。如，卢小君、李文彬研究探讨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现状、工作收入状况、子女的教育获得、身心健康状况等[4，5]。考察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实证研究还很少，而能否落户城镇是农民工走向城市、扎根城市并最终融合进城市的一个关键环节，值得关注。具体来讲，从制度性因素看，除了关乎农民工自身利益的社会保障，更有农民工乃至所有父母都关心的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两者对落户城镇意愿发挥着怎样的影响？有何差异？另一方面，从嵌入性的视角来看[6]，基于中国的关系主义文化[7，8]，个人的关系网络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9]，那么它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有何影响？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交往场域及从中而来的网络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0，11]，那么不同场域的网络会对落户城镇意愿产生怎样的影响？作用又会有哪些差异呢？本研究将尝试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农民工现在的迁移模式多属于“候鸟式迁移”模式，即大量人口的季节性迁移。要实现从“候鸟式迁移”到永久性迁移的转变，需要实现户籍、工作、子女教育、住房等多方面的转变，并最终落户到城镇。鉴于此，学者们对影响农民工迁移的不同维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主要视角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
1.人力资本与农民工迁移。人力资本因素往往影响着农民工迁移城镇的决定，已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时间越长、技能型职业类型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定居意愿[12，13]，接受过职业培训也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户籍转换意愿[14]。
2.社会保障与农民工迁移。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缺失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比如郑杭生等的研究中指出，农民进城务工的趋势会逐渐扩大，应当完善农民工的相关社会保障[15]。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及回流意愿也有着重要的影响[16，17]。
3.家庭因素与农民工迁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影响个人行为活动的基础性因素。叶鹏飞基于2007年7省调查数据发现，相对于人力资本，夫妻共同外出打工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有更强的影响[18]。魏万青根据2010年珠三角与长三角10个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同样发现夫妻在同城打工对落户意愿有显著影响，并且指出子女的教育环境质量也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落户意愿[19]。
4.社会网络与农民工迁移。个人总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因此时时都受到网络的影响[9]。刘茜、杜海峰比较了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发现政治社会资本比一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更大[20]。王玉君的研究指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对定居意愿的直接负面效应大于其通过归属感带来的间接正面效应[12]。
（二）研究假设
1.社会保障、子女就学与落户城镇意愿。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组成。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为农民工落户城镇提供理想的帮助，但进城的农民工由于政策制度、自身经济状况等的限制，往往没有享受到全面的社会保障。若能够享受到全面的社会保障，不仅能为农民工减轻经济上的负担，也能提升他们对城市的安全感、归属感等，从而提升他们落户城镇的意愿，后者甚至更重要。从现实来看，目前的社会保险很多都是以“三险一金”和“五险一金”的方式来购买，国家也正在逐步完善从“三险一金”到“五险一金”的过渡。为了察看“三险一金”和“五险一金”的独立影响，以及这二者体现的制度性差异，下面将分开考察这二者对落户意愿的影响。基于此，我们推出如下假设：
假设1：社会保障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1a：购买的社会保险种类越丰富，越能显著提升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
假设1b：购买了“三险一金”及更多保险的农民工，相比于其他农民工，前者的落户城镇意愿更强。
假设1c：购买了“五险一金”及更多保险的农民工，相比于其他农民工，前者的落户城镇意愿更强。
另一方面，子女教育问题也是影响农民工落户意愿的重要制度性因素。由于相关制度的限制以及繁琐的手续，不少农民工的子女无法进入公办学校与打工者子弟学校，并且私立学校昂贵的学费也让农民工家庭负担不起，因此农民工的子女往往面临无学可上的困境[21]，在“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文化观念下，若子女能够在父母打工的地方就学，这将会大大提高农民工家庭落户本地的意愿。基于此，我们推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子女在其打工地上学的农民工，他们落户该城镇的意愿会更强。
2.交往场域、社会网络与落户意愿。场域与惯习是布迪厄提出的重要概念[22]。传统的中国社会强调关系、人情，且社会流动性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大量研究发现，基于传统特征的先赋性场域网络如亲戚、老乡等在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3]。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的转型，大量资源开始需要从市场渠道、制度渠道、工作场所等获得，因此从自致性场域发展而来的各种关系网络将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9，24]。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发现，对于不同场域的网络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具体影响，可推出如下假设：
假设3：总体上看，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3a：亲属网络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无显著影响。
假设3b：拥有本地朋友网络会显著提升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
假设3c：拥有工作同事网络会显著提升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
假设3d：拥有组织制度网络会显著提升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
三、研究数据与变量设计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源于2013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该数据以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建设兵团2012年全员流动人口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用多阶段分层不等概率（PPS）抽样。其中，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部分，在上海松江区、无锡市、武汉市、长沙市、西安市和泉州市各抽取了2 000名流动人口，苏州市抽取了4 000名流动人口，陕西咸阳市抽取了1 000名流动人口，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6 878。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具有农村户口的流动人口，因此，最终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是14 920。
（二）变量设计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落户意愿，在问卷中通过询问“若无限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获得，情况分为“是”“否”两类。
2.自变量。（1）社会保险。问卷中询问“您在本地有下列何种社会保障”，具体分为8类，即“城镇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商业医保”“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具体分析时，生成了3个新的变量。首先是“社会保险总类”变量，通过将8类累加生成。其次是“三险一金”变量，同时拥有城镇养老保险、城镇医保、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或拥有更多保险类的农民工为此群体。最后是“五险一金”变量，同时拥有城镇养老保险、城镇医保、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或拥有更多保险类的农民工为此群体。（2）子女就学情况。问卷中询问了农民工最多5个子女的基本情况，在变量的操作化时，将2岁到22岁的农民工子女视为在学龄阶段的子女，其中任何一个子女在本地就学则视为“学龄段子女在本地就学”。（3）社会网络变量。问卷中询问“除上班时间外，您在本地平时与谁来往比较多？”，交往对象分为8类：“一起出来打工的亲戚”“一起出来打工的同乡”“本地户籍亲戚”“其他一起打工的朋友”“本地户籍同事”“政府管理服务人员”“本地同学/朋友（不包括同事）”“跟人来往不多”。
由于此题是多选题，因此在具体分析时生成了4个新的变量：“亲属网络”变量，即交往中是否拥有“一起出来打工的亲戚”“一起出来打工的同乡”或“本地户籍亲戚”“本地朋友网络”变量，即交往中是否拥有“本地同学/朋友”“工作同事网络”变量，即交往中是否拥有“其他一起打工的朋友”或“本地户籍同事”“组织制度网络”变量，即交往中是否拥有“政府管理服务人员”。将“与人来往不多”单独作为一类放入模型以进行控制。
3.控制变量。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因素很多。基于此，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本人及配偶教育水平、配偶是否在本地、目前职业的在职时间、上个月平均每周工作天数、工作单位类型、职业声望分数[25，26]、本人上个月的收入（取对数）以及家庭在本地上个月的总收入（取对数）。所有变量的具体测量和描述性分析见表1、表2。
由表1可见，农民工群体中愿意落户的比例为52.59%，表明整体落户意愿较高。从社会保险的总类平均值来看，农民工平均拥有的社会保险数量只有1种，而同时拥有“三险一金”和“五险一金”的群体也只占了很少的比例，分别为5.12%和2.14%，间接说明了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上的缺失。农民工的学龄子女在本地就学的比例为30.76%，整体比例偏低。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看，密切来往中拥有亲属和工作同事的比例较高，分别为87.30%和66.24%，而密切来往中拥有本地同学/朋友和政府管理服务人员的比例很低，分别为17.61%和3.67%。
四、实证分析
由于落户意愿为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一）检验社会保险的作用
表3是社会保险变量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结果。从模型1来看，社会保险总类的回归系数为0.085 3，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购买的社会保险总类每增加1类，农民工愿意落户城市本地的发生比会增加9%，因此假设1a得到证明。模型2中，“三险一金”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179，且在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与没有同时购买“三险一金”的农民工群体比，同时购买了“三险一金”及更多保险种类的农民工愿意落户的发生比是前者的1.20倍，因此假设1b得到证实。模型3中，“五险一金”变量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与没有同时购买“五险一金”的农民工群体相比，同时购买了“五险一金”及更多种类保险的农民工愿意落户的发生比是前者的1.40倍，假设1c得到证实。基于上述三点可得，假设1得到证实，社会保险状况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确实有显著影响。同时，相比于“三险一金”“五险一金”的影响更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二者效应的制度性差异。
（二）检验子女就学情况的作用
表4的模型4反映的是学龄段子女是否在本地就学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影响。模型4中，学龄段子女在本地就学变量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与没有学龄段子女在本地就学的农民工相比，有学龄段子女在本地就学的农民工落户本地的意愿更强，愿意落户的发生比是前者的1.51倍，由此假设2得到证实。
（三）检验社会网络的作用
表4的模型5反映的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影响。从模型中可以看出，亲属网络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亲属网络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假设3a得到证实。本地朋友网络、工作同事网络和组织制度网络的影响系数均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假设3b、3c、3d均得到证实。总体来看，社会网络确实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假设3得到证实。
另外，控制变量也显示了有意义的结果。由模型6可见，个人及家庭的经济状况、年龄、教育水平对落户意愿都无显著影响；男性相对于女性，前者落户意愿更为强烈；配偶的教育水平越高、配偶在本地居住会显著提升被访者的落户意愿；最后，个人在本地的在职时间越长、每周的工作时间越短、职业声望越高则落户意愿越强。
（四）不同因素作用的比较
表4的模型6是同时放进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性因素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无大的变化，结果稳定。在核心自变量方面，社会保险总类、学龄子女是否在本地就学，以及本地朋友网络、工作同事网络、组织制度网络的回归系数几乎无变化，仍然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因此说明了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存在着相互独立的作用。
那么，不同因素的作用大小有何差异？或者说回归结果中呈现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基于模型6，利用系数比较的T检验方法，对不同因素的作用大小进行统计检验，具体结果见表5。
从检验结果来看，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大小上，社会保险和三种网络之间均无显著差异，但是子女就学情况的影响显著大于社会保险、本地朋友网络和工作同事网络，而子女就学情况的影响与组织制度网络间无显著差异。
五、结论与思考
（一）结论
1.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对落户城镇意愿都有显著独立的影响。此次分析将社会保险和子女就学情况作为制度性因素，以不同场域的网络变量作为非制度性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享受的社会保障越多、学龄段子女在其打工地就学都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说明了制度性因素的重要性。非制度性因素方面，社会网络作为人与社会发生联系的另一座重要桥梁，也显著影响着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总体上看拥有本地网络越广泛、越丰富的农民工，他们落户城镇意愿也会更强。
2.不同因素的作用程度存在差异。不同因素由于背后的作用机制、理论内涵、测量尺度不一，因此很难进行确切比较。这里使用了系数比较的T检验法，对有显著影响的核心自变量进行了初步比较。结果发现，作用程度最大的是子女就学情况，这应该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体现。在4个不同场域的网络中，传统场域的亲属网络作用微弱，而基于现代社会场域的自致网络如本地朋友网、组织制度网的影响很大，这说明，在现代化、市场化的转型背景下，后天的不同场域发展而来的各种网络对人们获取不同的资源非常重要，而政府服务人员所特有的各种组织资源更加重要，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
（二）思考
从社会现实来看，为了提升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完成“候鸟式迁移”到永久性迁移的转变，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努力。一方面，需要继续改进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进城务工人员能享受到平等的待遇，得到更多的制度性支持，同时，孩子的教育问题更是牵涉到很多农民工父母的心，对落户城镇意愿的影响非常重大，因此这方面需要更多的投入和关注。另一方面，努力创建一个多样、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使得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能够良性互动、建立和谐友好的关系网络，这对于外来人员了解城市、走进城市并能最终融入城市也必不可少，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1] 刘林平，胡双喜. 土地、孩子与职业稳定性——外来工落户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南通大学学报，2014（2）：29-37.
[2] 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3] 新华社.两会授权发布政府工作报告[EB/OL].[2015-03-16].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lh/2015-03/16/c_1114659488.html.
[4] 卢小君，孟娜.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1）：36-40.
[5] 李文彬.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执行阻滞研究综述[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1）：11-16.
[6] Granovetter，Mark S.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481-510.
[7]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香港：正中出版社，1986：35-40.
[8] 金耀基.关系和网络的建构——一个社会学的诠释[J].二十一世纪，1992（8）.
[9] 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2）：77-89.
[10] 刘林平，王茁.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80后农民工与80前农民工之比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36-150.
[11] 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J].社会学研究，1996（5）：20-30.
[12] 王玉君.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十二个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人口研究，2013（4）：19-32.
[13] 李强，龙文进.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2）：46-54.
[14] 秦立建，王震.农民工城镇户籍转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4（5）：99-106.
[15] 郑杭生，洪大用.重视和发展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事业[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1995（2）：49-54.
[16] 石智雷，施念.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与城市融入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4（2）：33-43.
[17] 余运江，孙斌栋，孙旭.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影响吗？——基于上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4（6）：102-108.
[18] 叶鹏飞.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分析[J].社会，2011（2）：153-169.
[19] 魏万青.从职业发展到家庭完整性：基于稳定城市化分析视角的农民工落户意愿研究[J].社会，2015（5）：196-217.
[20] 刘茜，杜海峰.留下还是离开——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J].社会，2013（4）：103-116.
[21] 王春光.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变化[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4）：51-56.
[22]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导[M].北京：中央翻译出版社，1998：131-134.
[23]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42-52.
[24] 张文宏.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网络资本的变迁[J].社会，2008（3）：73-80.
[25]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2004（3）：136-146.
为了确保幼儿园的安全，在对师生的安全教育常抓不懈的前提下，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做到有安全事故逐级上报，防止事故的扩大，为此特建立安全信息上报制度。
一、班级矛盾应做到“矛盾不上交”，班主任能解决的矛盾力求自己解决。
二、班级幼儿在班内出现安全问题，由班主任负责立即送往医院治疗，并第一时间报告幼儿园园长，同时电话告诉家长。幼儿在园外出现安全问题，由当事人报告给班级老师，再由老师报告给园长，逐级报告，以便了解幼儿情况。
三、幼儿发生重大事故，幼儿园必须及时上报中学备案，必要时与当地派出所联系。
四、教职工发生事故，一般由幼儿园主要领导负责解决，重大的必须上报中学。
五、所有事故幼儿园必须有书面调查材料报中学。
六、充分发挥幼儿园各部门的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搜集治安保卫情报信息，及时报告给园长。情报信息要及时、准确，不瞒报、不漏报、不错报。
七、园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对信息要整理、登记，及时搜集整理，认真分析情报信息的内容，提高信息上报的质量，逐级上报治安情报信息。
八、幼儿园设专人负责安全信息的上报，上报信息要完整，要具备何时、何地、何事、何因、何果的“五何要素”。
九、幼儿园园委会向全园教师、家长、司机公布电话号、手机号、qq号，并保证24小时内信息随时都能传输。
十、掌握火警（119）、匪警（110）电话号码，同时要知道教育主管部门电话：***，以便出现情况，每个人都可在最短时间内报警、报告。
江垭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门卫管理制度
为了提高幼儿园安全管理力度，对所有进出人员及物资进行有效监控和严格管理，实行责任副园长负责制和保育教师值班制，对两园门卫工作进行管理。特制定门卫管理制度。
1、副园长和值班教师负责本园安全保卫工作，定时开锁大门，钥匙不能转交他人，坚守岗位，尽职尽责，维持园内正常工作秩序。有值夜班的园所，夜间只能是专人守护，不许教职工友人逗留和住宿。
2、值班人员按时巡视检查院落及重点部门，夜间应提高警惕，防盗、防破坏，遇到临时暴风雨查看全园各处门窗，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不能及时解决的要及时报告领导，与有关方面联系，防止事故发生。熟记火警、匪警、急救站等电话。
3、副园长负责工作时间各类人员的来访接待，询问及解释工作，重大问题及时与园领导联系。对外来的文件、报刊、杂志负责登记后，发放各处。
4、副园长每天检查院落、操坪和大门外的环境卫生，保持园容整洁，及时清除活动场地危险物品，（砖块、石子、玻璃、小刀、铁丝、有毒物品等）防止事故发生。发现活动场地玩具、用具有隐患或险情，及时登记和报告领导，采取措施进行整改。
5、园内大件物品出园门，必须履行检查，确保财产安全。
6、衣着整齐，礼貌待人，工作时间不聚众聊天，不擅离职守，实行幼儿园封闭式管理，严防幼儿个人跑出园门。
7、工作时间无特殊情况，一般不传私人电话。进出园门的所有人员必须进行进出登记。
为了切实做好矿井隐蔽致灾地质因素普查工作确保****煤矿长治久安消除或减小隐蔽致灾地质因素对矿井安全生产的影响按照《煤矿地质工作规定》要求，结合《****煤矿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报告》和《煤矿地质工作规定》第四章具体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一、矿井隐蔽致灾地质因素普查领导小组
组 长：总工程师
副组长：地测副总 机电副总 通防副总
成 员：地质测量部部长、通风科科长、安全监察部部长、机电科科长、生产技术部部长、防治水专职人员、通风专职人员、各区队技术员
二、隐蔽致灾地质因素普查领导小组职责 范围
组 长：全面负责组织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工作的开展，保证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工作开展过程中所需资金、设备、仪器仪表落实到位。
副组长：协助组长工作，负责组织制定整改方案、安全技术措施，重点负责隐蔽性调查工作的跟踪、督促检查，负责自己专业内隐蔽致灾工作日常业务安排落实
成 员：在组长副组长的领导下共同开展完成隐蔽致灾地质因素普查工作并负责编制专业内的安全技术措施，和整改方案工作，区队技术员负责本区队内的隐蔽致灾专业知识培训科室技术人员负责督促帮扶区队人员共同提高专业知识。
三、矿井隐蔽致灾地质因素普查范围：
1、地表防洪灾害的排查
①相关科室对矿内及矿区周边的地表径流、塌陷裂隙区渗水情况、暴雨过后地表塌陷裂隙区积水情况巡查进行详细的排查勘测并在本矿相关图纸上及时准确的绘制出具体的位置。
②相关部门对矿周围的防洪排水沟每月进行一次全面的排查工作，及时清理防洪沟，保证防洪沟内的清洁，发现有损坏的地方及时进行修复，保证防洪排水沟的完好。
③在雨季期间加强防洪沟的巡查工作，对井口较低位置采取相应的防水措施，防止强降雨期间，积水涌入井筒内，发生事故。
2、井下隐蔽致灾因素排查
1）采空区
①经常深入井下现场，负责每月对全矿范围内采空区的监控检查，负责协调施工单位经常性地对矿山重点部位及井巷工程进行监督监测，协调本系统人员对重点部位的监测资料整理，圈定地表及井下采空区范围，并做好相关图件的归档工作。
②坚持经常对新旧采空区进行实测，并及时准确的绘制当前采空区位置实测图，对在实测或井下隐患排查过程中，对发现重大安全隐患，可能诱发大的地质灾害时，应及时向组长及副组长汇报。
③根据采空区与我矿重点场所影响关系，以及井巷工程、保安煤柱、矿体的相互位置及影响程度，从技术上进行论证，确定我矿当前监测重点。④在采掘活动开始前确定矿区范围内地表采空区、地表塌陷区、地表错动区关系及影响范围。
⑤ ⑥推广应用在采空区监测地质灾害预测方面的新技术、新成果，负责研究采空区变化，并对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给与技术的论证并采取相关措施。
⑥确定的采空区影响范围，圈定并标识通知相关人员，防止人员误入。
⑦在回采过程中，对地表采空区塌陷范围进行现场观测，对塌陷情况及时汇报矿总工程师，并制定出采空区塌陷超前情况或者老顶空顶面积大未垮落情况的相关技术措施。
2）废弃老窑（井筒）井巷和封闭不良钻孔普查
①对矿区内及矿区周边的可能影响本矿的老窑及废弃井巷进行摸底,并在本矿的相关图纸资料上绘制出具体位置,并定期进行观测及排查。
②对井下已采完的工作面的防火密闭进行观测，并及时汇报出现的问题。
③定期了解相邻矿井的回采情况，如有开采的矿井，调查清楚其废弃井巷是否对本矿的
④井筒、工业广场及附近汇水沟每年雨季前要清理附近杂物，疏通排水通道。
⑤在井下发现下矿水量有变化时或降特大暴雨、地表水体变化等特殊情况，要及时对井筒周边水位进行测量。⑥若矿井后期对对井田范围内废弃井筒进行充填，对井筒充填方案和回填工程监督。
⑦在周边矿井关闭后，在井筒没有回填前，要经常协助公司技术服务中心人员，采用电测法对井筒水位进行测量，密切关注水位变化。
⑧在工作面采掘工程接近钻孔之前，必须对钻孔资料进行查阅，全面了解钻孔的封闭情况，编制采掘工程过钻孔设计方案。
⑨对于钻孔资料不详、模糊的钻孔，必须以“封闭不良钻孔”对待，在设计说明中必须明确提出来，要留足防隔水煤柱，并制定安全技术措施，作为视在安全隐患来处理。
⑩在设计中明确告知施工单位，所要揭露的钻孔数量及位置，以及钻孔的封闭情况，让施工单位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防患于未然。
3）断层、裂隙、褶皱、陷落柱、导水裂隙带等地质构造普查 ①建立年预报、月分析的地质构造预报制度，年初按照采掘工程计划，对采掘工程可能遇到的断层、褶皱等地质构造进行预报；每月根据月度采掘工程计划，和井下采掘巷道揭露情况对各掘进头面，进行逐头逐面分析，准确分析巷道层位关系，对可能穿层巷道、或过老空老巷、断层等地质构造要提前通知生产区队，提出建议，并督促区队制定、落实安全技术措施。
②建立钻孔资料分析制度，在巷道超前钻探结束后，要及时根据钻探资料，进行钻场分析，对钻孔中发现的层位变化等情况，分析前方可能存在的地质构造情况。③建立井下收集地质资料制度，岩巷工作面每掘进10m收集地质资料一次，收集地质资料包括岩层和巷道走向角度，如发现地质层位变化及时分析可能遇到的地质构造。煤巷掘进工作面每掘进20m收集一次，收集煤层倾斜角度和巷道走向角度外，还应收集煤层厚度情况和顶底板岩性，煤层破碎情况。
中共湘潭市委党校 李 锋
内容提要：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重大意义，但目前我国在建立与完善独立懂事制度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和障碍，本文主要分析了其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六大障碍因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思路。
关键词：独立董事
公司
治理结构
股东利益
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来，独立董事制度成为了社会焦点，被誉为是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良药。不可否认，引入董事制度，对于改善董事会结构，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以及保证公司规范运作，起到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认识到一项制度的建立到健全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探索。美国最早在70年代出台类似规定至今已有几十年历史。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独立董事制度仍有诸多不足之处，公司丑闻不断。所以我们应认识到完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也应看到在完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过程中至少存在六大障碍因素，本文以下将就这些因素略做分析。
一、功能定位因素
在我国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合理地对其功能和使命进行定位。我们不能期望独立董事完全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公司，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为公司或股东做很多的事。因此我们应该注意给他们的任务要少而精，明确，这样也许能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
美国公司治理结构设计主要是要解决内部董事和高层管理人员与股 东分离的治理问题。独立董事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董事会中基本是作为被选择的股东代表，根据股东和社会的利益去监督和监控公司的管理层，并且被期望利用它的诚实和能力去审视公司的战略、计划和重大的决策。美国著名学者马切的研究显示，美国公司董事所做的非常少，不做的惊人的多。董事往往疏于确定基本目标、公司策略、或公司总政策，甚至懒于对提交他们批准的政策提出一些有洞察力的问题。因此，很多学者建议放弃董事会在决策方面发挥作用的幻想和假象，能够在监督方面发挥一定作用就不错了。美国公司法理的现实情况也确实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尽管存在不同看法，但可以说在美国人们已经普遍认为监控即使不是董事会的唯一职能，也是其主要职能。1997年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的声明指出：“首席执行官、公司高层管理团队的选择和评价大概是董事会的最重要的功能”。
我们在上市公司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它的功能和使命的定位和制度设计应该与美国实行的独立董事制度是不一样的。我国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还没有受到挑战。虽然董事会与经营层基本重合的现象相当普遍，但基本上不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如果独立董事能够对控股股东及其派入上市公司的董事、经营管理人员的违规行为起到制约作用，使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的利益只能通过上市公司的价值提升和利润分配来体现，就可以使控股股东与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一致，那么剩余的事情就可以由控股股东与公司内部董事、经营管理层来完成。控股股东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心，会有足够的激励促使其对公司董事、经营管理人员、公司员工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其自身利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且由于其控股地位及其在公司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的影响，他完全有能力和力量实施有效的监督。因此，“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的功能应该集中 定位于对控股股东及其派入上市公司的董事、经营管理人员与公司关联交易的监督和审查。”①这一点对于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立法执法因素
这体现在相关法律制度的滞后、不完善和已制定的法律执行不到位两个方面。一方面，现有的《公司法》没有给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董事以明确的生存空间和条件。而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目前还没有上升到法律这个高度，其效力、作用自然无法与法律相提并论。在美国不但有专门法律对独立董事有规范，而且独立董事的董事会中属强势群体，占董事会成员的2/3，这样可以有效实现独立董事的作用。而我国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在人数上不占优势，在法律上又没有被赋予特殊表决权，属于弱势群体。目前，国内一些企业设立独立董事其实中是一种顾问性质，有其名而无其实。因此首先应通过立法使独立董事的责任与权力相统一，使独立董事真正成为全体股东利益的保护神，使独立董事不仅仅出于本身的觉悟行事，而应通过制度、法律来保证。另一方面我们已制定的法律往往不能有效执行，导致制度流于形式。比如《公司法》规定，凡董事会作了错误决定，如果法院认为确实是他的责任，这个时候，没有投过反对票的董事都要负责。但这个规定并没有被执行。反过来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这个规定能被有效执行，那么现在被暴露出如此多的上市公司极大侵害股东权益的局面恐怕也不会出现了。而在国外，有利益机制使《公司法》、《证券法》必须认真执行。比如一些律师事务所和中介结构时刻在关注公司的经营情况，如有异常便可邀集股东通过法律程序来起诉董事会。所以在国外担任独立董事还要买保险，以免受蒙蔽而出差错。而在我国，一些独立董事似乎是“无忧无虑”，出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丝毫的恐惧与忧虑。因此，要使独立董事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在迫切需要 制度相关法律的同时，同样迫切需要加大执法力度，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独立董事制度才不会流于形式。
三、选任机制因素
为保证实现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证监会在《指导意见》第三条规定了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此规定看似较为完备，实际上难以真正起来作用。因为对于保证独立董事“独立性”的选任程序，《指导意见》忽视了一个事实：独立董事候选人由谁来提名，如何选举产生、决定着他们将代表谁的利益，以何种立场去作出判断和行事。因此，如果说独立董事是作为公司整体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或许还可以说是作为社会利益和与公司利益相关者）的代表进入公司董事会，以控制股东及其派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在公司中代表控制股东利益者为主要监督对象，那么就不应该由控股股东或其控制的董事会选择或决定独立董事候选人。在选举投票时，控股股东及其派出的董事应该回避表决。否则，如果让控股股东及其派出的董事在独立董事选举中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而选出的独立董事所要重点监督的正是选择他们的控股股东及其派到公司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能指望他们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呢？当然，这个问题在具体操作上会有许多困难，但有困难并不代表不需要解决，至少我们应朝这个方面去努力。
除了推荐和选举独立的董事的程序以外，要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还要明确规定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应该与其承担的任务相适应，独立董事应当具有基本的法律、经济和财务知识，才可能真正对关联交易作出有自己主见的判断。
四、人才能力因素
中国证监会在《指导意见》中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应 占到1/3强。目前深沪两市有近千家上市公司没有选定独立董事，即使按每家2人计算，至少还需要两个千名独立董事。而对独立董事的要求和其应具备的素质使之不能“粗制滥造”。这将是一个巨大的人才需求缺口。从各公司已设立独立董事的情况看，主要是聘请国内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大学教授、证券从业人员担任独立董事。由于人力资源的稀缺，这些专家学者往往同时受聘为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那么，在时间和精力上恐怕很难达到证监会所要求“独立董事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公司董事职责”。
独立董事不但需要时间和精力去经营公司，要需要一定的专业素质。在英美国家，由于存在的相当发达、完善的经理市场，独立董事一般都是由本公司退休董事、其他公司的董事或退休董事担任的，也就是说是由专业人员担任的，进而形成了一个细分的独立董事市场。独立董事的信誉是他通过长期的管理成绩得到的市场评价，尽管关于独立董事自身的能力问题也会引起人们的争议，如一个独立董事可能在其本行来是成功的，那是否能保证他也有在其他行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呢？而在中国由于缺乏完善的经理市场，更别谈独立董事市场了，虽然很多独立董事是由经济学教授或法学教授担任的，“我们不否认他们在其本专业的素质，但其对公司经营、对公司财务是否是具有一种敏感性却是让人怀疑”②。而且，目前的独立董事对其职务的重视程度和对其责任的理解也是值得探讨的。因此，就是远来看我们需要积极培育经理市场和独立董事市场，形成良好的市场选拨机制，减少选择的随意性，保证独立董事的质量。
五、激励机制因素
为了激励独立董事的主动性、积极性，《指导意见》第7条第5款明确了“上市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从经济的角度对独立董事的 劳动价值予以了肯定。但其中又规定，“津贴的标准应当由董事会制订预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公司年报中进行披露。”这就可能带来以下的问题：
首选，缺乏统一的津贴标准将会挫伤独立董事特别是小公司独立董事的积极性。因为不同规模、不同经济水平的上市公司，其给予独立董事的津贴肯定不一样，但独立董事们付出的劳动却是大致相同的，长此以往，小公司独立董事的积极性可能会受挫。
其次，过于强调报酬激励可能在效果上适得其反。如果独立董事的经济上依赖于公司所给的的报酬，其独立性就可能受到影响以至削弱。当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且独立董事的报酬颇丰时，独立董事可能会为保住自己的职位而在一些关键性或有争议的问题上依附于董事会，不发表独立意见。这样独立董事的价值无从体现。因此，在独立董事的报酬标准的确定以及支付的保障规定上要充分考虑对其独立性及公司利益的影响。
六、责任承担因素
中国证监会《指导意见》第7条第6款规定：“上市公司可以建立必要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障制度，以降低独立董事正常履行职责可能引致的风险。”这是《指导意见》中对董事法律责任承担仅有规定。而且用词为“可以”并非“应当”，可见独立董事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从目前上市公司的实践中来看，也没有涉及独立董事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甚至独立董事们对其职务的责任尚缺乏足够的认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坦言“我当初在某些公司担任独立董事时对独立董事的职责理解还不够充分。”国内经济学界泰斗人物尚如此、何况其他人。而在独立董事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独立董事当选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保险，因为独立董事责任重大，职权重大，义务同样重大。独立董事承担法律责任一般是如下情形：一是被公司大股东及管理层收买而共同从事违法、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二是因为 本人知识能力的局限，而行违法之事。独立董事承担法律责任的实例在国外举不胜举。这一定程序上促使独立董事尽最大的注意义务、勤勉义务及忠实义务。能较有效保障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因此，在我国独立董事区别于公司内部董事应尽到的注意义务、忠实义务、勤勉义务、竟业禁止等具体内容为何，违反之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等等都应该进一步明确、细化、否则将难以真正保证独立董事能客观、公正、准确地行使职权。在独立董事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上，应区别于董事，经理，宜采用过错类责任原则即“董事会的决议或董事的行为虽然给公司赞成损失但只要独立董事能证明其已经合理地尽到了相应义务的，可不承担赔偿责任”。③因为无错责任对独立董事来说风险很大，可能遭受到的损失会大大超过其可能的利益。这虽然可以增强其责任心，但反作用也十分明显，独立董事顾虑过重，压力过大，不敢行使职权。
参考文献：
① 殷少平：《关于独立董事制度的思考》，载于《中国证券报》2001年4月25日； ② 李哲、董海峰：《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现实下的思考》，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一期；
③吴建斌：《我国公司法移植独立董事制度的思考》，载于《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二期
联系地址：中共湘潭市委党校理论信息室（411100）
一、正式制度
凡勃仑在《有闲阶级论》中声称“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 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综合, 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 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状态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 (凡勃伦, 1964) 。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中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 (康芒斯, 1962)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一些游戏规则, 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 (North, 1992) 。拉坦则认为制度是“一套行为规则, 它们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 (拉坦, 1994) 。青木昌彥则认为, 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持系统 (青木昌彦, 2001) 。制度既可能指制度结构, 又可能指一项具体的制度安排。前者是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后者是指支配经济单位之间有可能的合作与竞争方式的一种安排。在诺斯看来, “制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一词的最通常使用的含义了” (诺斯, 1994) 。本文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划分来讨论制度对交易费用的影响。所谓正式的制度安排是指明确表述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如何做等信息的一些规则, 而且这些规则常常以条文或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则很难有具体条款可查, 常表现为惯例、习俗、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
正式制度对交易费用的主要影响就是节省交易费用。正式制度基本作用之一就是规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是对人们行为做出的规定。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主体客观上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特征, 而且具有向他们转移成本或运用不正当手段争取更大利益份额的机会主义倾向, 威廉姆森认为, “虽然双方在实现联合利润最大化的适应方面都有长期利益, 但各方也都希望在每一次适应性修改契约后能占有尽可能多的收益。于是可能进行的有效适应导致费时费力的讨价还价或者甚至更糟, 使收益在对成本高昂的子目标的追求中消失殆尽。显然, 减少机会主义影响或提供信任度的规制结构是需要的” (威廉姆森, 1996) 。制度能增强互利共存的习惯, 达到抑制机会主义和恣意行为的目地, 从而减少经济交易中的交易费用。
二、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以被看作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非正式制度对交易费用的影响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伦理道德对交易费用的影响
社会伦理道德对交易活动的影响进而对交易费用的影响大致表现在: (1) 对交易者的影响。伦理道德具有不同的层次:一是人类整体的道德价值意识;二是在某一特定地域范围内生活的人们共同遵守的道德价值观念。两者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不同的, 前者对全人类范围内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如自由、平等、公正等;而后者则只对一定范围内的人们的经济活动具有约束力。上述两层次的伦理道德因素制约着交易主体的交易方式, 从而引起交易费用的变化。另外, 行为主体在交易活动中, 采取怎样的方式, 与其价值目标有着紧密的联系, 伦理道德通过制约交易主体的行为方式影响交易费用。 (2) 对交易物的影响。这里的交易物指的是产权。一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是一定产权制度确立的价值依据。另外, 一定的伦理道德观念还规定产权界定的范围。并非所有的权利都能作为产权进行界定而进入商品交易市场。产权的界定得基本依据就是人类所奉行的一些基本伦理道德原则。 (3) 对交易活动的影响。在对交易主体的交易活动所引起的行为结果进行评价时, 主体更多地是从自身行为的直接目标出发评价自身的行为价值, 而社会的评价则要复杂和丰富得多, 不仅是经济效益, 更多的是社会效益。社会效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伦理道德的考量。伦理道德制约交易活动的后果评价, 进而影响交易费用。
2.文化习俗对交易费用影响
哈耶克认为, 习俗是在文化演讲的过程中形成的, 它们的基础是人类的经验。经济学家韦森认为, 习俗是指个人在其活动与社会交往中所呈现的诸多事态的同一性, 即在个人行动中所呈现出来的诸多“原子事态”中重复的、稳定的和驻存的一种行为事态轨迹, 一种重复出现的个人活动的“原子事态”。当人们长期按某种习俗行事, 他们就会惯性地或无意识地认为应该保持着这种现象型行为的一致性。这样一种习俗也就会逐渐地或潜移默化地向人们的心里层面推进, 从而转化为一种社会规范和文化传统。文化习俗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主要有: (1) 文化习俗节省交易者的搜寻费用。习俗本质上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 并经历代相传而逐渐沉淀下来的一种共同的经验的汇集。以经验形式存在的文化习俗, 是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 处于同一文化习俗熏陶下的人们在交易过程中不必过多地耗费人力和物力考虑别人是否遵守交易规则的问题, 而只需根据经验按约定俗成的方式交易即可。 (2) 文化习俗节省交易者的谈判费用。文化习俗作为人们共同经验的集合, 具有相对稳定性。这种相对稳定的文化习俗能够使人类的某些行为趋于一致性, 促进可预见性, 交易者可以依靠习俗来增进对交易环境及交易过程的信任, 从而可以减少交易费用。
3.意识形态对交易费用的影响
林毅夫指出:“意识形态可以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 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 (林毅夫, 1994) 。诺斯概括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 (1) 它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 (2) 与公平、公正相关的道德和伦理评价标准, 明显地有助于缩减人们在互相对立的理性中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成本; (3) 当人们的经验与思想不一致时, 他们会改变其意识观点。他们会试图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合理解释, 即新的意识形态来节约认识世界和处理相互关联的费用。同时, 诺斯还总结了成功的意识形态的特征: (1) 意识形态“由互相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 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 (2) 意识形态能够克服“搭便车问题”; (3) 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 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 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交易费用主体内部、交易主体之间的作用, 它通过协调交易主体内部、交易主体之间, 以及交易主体与交易环境的关系达到一种稳定均衡的状态, 从而减少摩擦和损耗, 降低交易费用。王跃生曾论述了俄罗斯制度变迁中非正式制度交易费用的影响:俄罗斯人特有的情绪化、容易冲动和脱离实际的性格特点,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苏联解体、全民公决、总统大选等近年来的一系列重大制度变迁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起到了简化决策过程、节约交易费用、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作用。“八·一九”时期中叶利钦振臂一呼便应者如云, 庞大的苏联超级大国转瞬间土崩瓦解。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 没有情绪冲动的影响, 如果按正常的谈判和协商程序来决定制度的取舍, 其过程断不会如此简单 (王跃生, 2005) 。
摘要：交易费用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重要基本概念。本文主要围绕影响交易费用的制度因素分析展开, 对影响交易费用的正式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等因素进行了具体说明。
关键词：交易费用,制度因素,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凡勃伦.有闲阶段论.商务印书馆, 1964.139.
[2]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1962.87.
[3]North, Douglass C, Institutions, ideology and economicperformance.CATO Journal, Winter1992.
[4]v.W.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 1994.329.
[5]青木昌彥.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28.
[6]L.E.戴维斯, D.C.诺斯, 科斯等著.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 1994.271
[7]威廉姆森, 陈郁编.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规则.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 上海三联书店, 1996.32～33.
[8]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 1994.379.
[9]韦森.习俗的本质与生发机制探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5.
[10]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 1994.78.
[11]陈蓓丽.论非正式制度对交易费用的影响.中北大学学报, 2006, (2) .
【关键词】公路交通 经济发展 制度
一、引言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交通运输在社会生产、流通以及消费分配的各个环节的协调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近年经济社会的发展，公路交通行业在发展中已取得不错的成绩。随着建设速度的加快，公路交通经济也随之发展增长，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我国政府近年提出了公路和水路重点发展的目标，实现三个阶段的发展，一是实现公路和水路的资源紧张问题，改善公路水路运输；二是实现公路水路在经济社会中国的适应性；三是基本实现公路和水路的现代化建设。从这点上来说，可以看出公路现代化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相关文献指出，交通的发展依赖于资金、技术以及劳动力等相关因素。本文将结合实际浅析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
二、相关理论
作为一个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我国在公路经济的发展中，制度是一种常态，并且作用越来越重要，甚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制度可以决定其他生产要素对公路经济的发展，包括生产水平、生产质量以及生产效率。因此，资金、技术以及劳动力必须基于制度因素才能在公路经济中起到影响作用；其次，在体制和相关制度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其他因素能发挥的余地较少，相关文献将其称为生产要素的制度性边界。此处的边界可以制约生产的效益和产能，也可以决定一个行业长期发展的能力，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技术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两者既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
三、公路交通制度对公路经济的影响
制度是一個国家或组织未来实现某种目标而制定的行为准则，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在推进中国公路交通经济发展上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主要经历了以下时期：首先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公路建设，并加强了对公路运输行业的管理，将公路运输纳入国家的计划经济范畴。由于这个阶段国家经济建设处于基础恢复时期，因此公路交通增长快，公路交通带来的经济发展也较为明显；其次是“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这个时期国家对经济建设进行改革，具体的区域投资计划体制下放到各个地区，因此相应的公路建设投资也同时取消，随着而来的是公路建设经济的负面影响。在投资不够畅通、公路主线建设不完善以及相应的人才流失的前提下，这个阶段的公路经济发展出现低迷现象。有关文献统计表明这个时期的相关经济指标年增长率由原来的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货运经济的年增长率更是下降到3.2%。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国家处于动荡时期，各种交通建设制度也被遗弃，社会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个时期的公路交通经济持续低迷；再次是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个时期国家的相关部门要求将公路交通搞通、搞活、搞上去，并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例如“有路大家走车”“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一起干”等。在国家政府的重视下，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建设的公路交通经济新局面。在中央政府统筹发展规划，各地分层管理，联合建设的制度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和相关公路建设制度的完善和制定使得公路建设速度达到建国以来的最快发展速度。其中公路货运经济就增长到27.4%，其他客运量、旅客量年均增长率到达18%以及18.6%；最后，到了现阶段。1985年交通运输部开始对行业建设提出了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的制度建设，并且对具体的公路建设要求提出了综合权衡、监督服务和组织协调的具体实践。到了1995年，国家发布了培育发展道路交通市场的相关制度和意见，提出在新世纪建设一个开放、竞争而有序的道路运输体系。与此同时，各地的交通部门分别对道路的准入以及经营行为规范做了制度上的指导和保障。这个阶段，我国公路建设和相关经济发展都取得较大的成绩，公路交通经济总量也成为社会经济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高速公路的发展，到了2002年，中国建设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并且依托公路交通快速发展的客运经济也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相关统计表明其平均车日行公里到达700Km，而货运经济也快速增长，成为物流系统的一个关键环节。
综上所述，自建国以来公路交通经济都是基于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改革开放到如今公路交通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本在于国家政府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制度和方针。相比之下，其他国家或地区公路交通经济的发展，在相关层面上体现的是技术、资金以及劳动力方面的欠缺，实际上却是制度和方针的不合理。因此要提高公路交通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仅要注重上述其他因素对其影响、注重资源的优化分配以及如何利用，更要制定好相应的制度和政策，并通过行业改革找出适应社会发展的道路。
四、结束语
公路交通经济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路交通建设发展的基本动力。公路交通经济的发展受影响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技术、资金、劳动力以及需求等等，而最为根本的在于制度因素。一个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能够提高公路交通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促进技术、资金等其他影响因素的发展。本文浅析了公路经济建设的制度因素相关理论并对建国以来我国道路交通制度在公路交通经济建设中的影响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1]于春荣.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关系的理论与实质分析[J].中国城市经济.2010（06）
[2]王敬娟.完善管理机制 提高运行质量[J].理论界.2007（09）
[3]李欢欢，贾元华，宋广辉.环城高速公路对沿线地区城镇化影响分析[J].综合运输.2005（02）
[4]李晓峰.中国高速公路管理体制模式选择研究[J].交通世界. 200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