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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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论文 篇1

【摘要】“叙利亚问题其实是两种国际政治观的交锋，一派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希望维系国际旧秩序的欧美国家，一派是希望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俄罗斯、中国、印度、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清华大学欧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吴大辉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时有三个原则：第一，政权不能非正常更迭；第二，外国不能实行军事干预，包括对反对派进行武装；第三，不能实行制裁。这个思想，不仅是俄罗斯的，也是中国的、印度的、南非的、巴西的，所以这一次“阵线的分野非常明确”，新兴国家形成了一条战线。

【关键词】叙利亚

美国

俄罗斯

政治

2012年1月27日，摩洛哥代表阿盟向安理会提交了涉叙决议草案，此后，安理会就这一草案进行了多轮磋商。2月2日，安理会在摩洛哥提交的草案基础上形成了一份新的草案，草案虽然删除了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交权等内容，但仍保留了“全力支持”阿盟新倡议等内容。俄罗斯和中国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否决了由摩洛哥提交的、西方国家及有关阿拉伯国家等共同起草的涉叙决议草案。其余13个理事国都投了赞成票。在投票的记录中，中国和俄罗斯联邦投了反对票的主要集中在中东局势（叙利亚）和中东局势（巴勒斯坦）上。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北京时间2012年2月17日凌晨5点20分联合国大会就叙利亚问题的新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这一草案以137票赞成、12票反对、1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古巴、朝鲜、伊朗等国投了反对票。

据美联社报道，这份新决议草案与本月初遭安理会否决的草案相似，其主要内容包括要求叙利亚政府停止所有暴力活动，释放在冲突期间所有被羁押人士，从城镇中撤离所有武装部队，允许和平示威并允许阿盟观察员和国际媒体不受妨碍地在叙利亚进行活动。

另据新华网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16日在联大说，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行动，应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有助于推动政治对话、化解分歧，有助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团结，而不是使问题复杂化。

一、叙利亚所处的地理优势

从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到，叙利亚是处于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的“核心”国家之一。其周边国家都有着非常敏感的国际地位，包括伊拉克、约旦、以色列、黎巴嫩，以及北部的土耳其和与叙利亚跨伊拉克相望的伊朗。

叙利亚是小国中的最大国，是中东矛盾的汇集区。这个面积只有利比亚的十分之一，而人口则为利比亚的三倍以上的阿拉伯国家，无论是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都远比其他阿拉伯国家复杂。叙利亚局势的**震荡着整个中东地区，威力与埃及革命等同，威胁到了那些与之长期维持盟友关系的国家，同时也刺激各邻国争夺政治空白。叙利亚的**大到影响到了伊朗与美国及其盟军的关系，小到关系地区间的用水权。

叙利亚本身资源丰富，除了物产丰富、多种地形、良好的气候外，叙利亚丰富的文化和战略位置是造成叙利亚相继成为外国占领对象的直接原因。

叙利亚的地缘政治位置非常关键，位于中东地区的核心部位，政局是否稳定，谁上台执政，不仅关系到以色列的安全，也关乎整个地区的稳定和力量均衡，这时的外部干预必须慎重。

再者，叙利亚是地区大国，与伊朗有着唇亡齿寒的盟友关系，与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

二、主要国家对待叙利亚问题的态度与立场

（一）美国

美国认为，叙利亚是反对美国轴心的中枢。他们认为，叙利亚长期支持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破坏美国积极推动的中东和平进程；9·11事件以来，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黑名单。

南开大学副教授傅铸指出，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的短期目标是促使巴沙尔下台、推动政权更迭，长期目标则是在叙建立服从美国利益偏好的政权，将其改造成美式民主、自由国家。从包括奥巴马和希拉里在内的美国政要的表态来看，美国政府已经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好了准备，似乎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是在干预方式的选择上，美国似乎还不会仓促使用武力。

一旦美国拿下叙利亚,他就可借机对中国、甚至整个“南方经济”阵营进行扫荡。欧盟也会正式宣布加入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甚至联手水淹南方经济体，直至操纵并利用可控的金融甚至经济危机，在危机的可控之中去全面收编巴西、印度、南非等南方经济，形成天下围攻中国的场面，并最终在围攻中胜出。

（二）俄罗斯

有人说，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投否决票的原因是俄罗斯向叙利亚出口武器。不过，这些都只是俄更深层考量的表象。将在下月重返总统宝座的普京决心恢复俄罗斯的全球地位。实现该抱负的第一步就是要死死守住仅剩的几个从苏联那里继承来的势力孤岛。这些飞地的消失速度非常快。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阿舍·萨瑟说：“俄在本地区没有一个能与叙利亚媲美的势力基地。俄不愿失去它。”

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报道则认为，俄罗斯在安理会为叙利亚投否决票的深层次的原因，更多地与俄罗斯自身而非叙利亚有关。梅普政权仍对叶利钦统治下俄罗斯的混乱局面记忆犹新。跟叙利亚一样，他们认为俄罗斯自身也处在十字路口上。

在普京明确宣布他将重掌总统大权后，俄出现了骚乱。在俄官方眼中，西方以人权为借口颠覆“合法”政权的行动必须停止，因此它投了否决票.。

叙利亚是俄中东战略合作伙伴。作为叙利亚的传统盟国，俄罗斯在叙利亚有诸多利益，特别是其第二大港口城市塔尔图斯，是俄罗斯海军重要的海外基地，甚至是俄海军在东地中海唯一的立足点。对俄罗斯而言，叙利亚是一个竞技场，它能借此向美国和北约表达不满。即使俄军舰进入叙海域，也只具象征意义，俄罗斯不会为叙利亚火中取栗。

目前，在安理会，如果俄罗斯始终不退让，欧美国家也不退让，尤其是以海湾六国为核心的阿盟不退让，很有可能僵局无法破解。分析指出，不排除北约或阿盟绕过联合国，以一种国际维和的形式干预叙利亚内政的可能性。

（三）中国

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曾表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使用否决权数最少的国家。中国非常谨慎地使用否决权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而在涉及重大原则立场时使用否决权同样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他指出，从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现在，中国总共只使用了8次否决权，远远低于一些国家的使用频率和次数。“不能因为中国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就指望中国不使用否决权。在必须使用否决权时，中国当然要使用，该出手时，中国一定会出手。”崔天凯说。

崔天凯指出，此次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涉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表决时投反对票，完全是根据中方的原则和立场独立自主作出的决定。“我们当然非常重视其他国家的投票态度，但是我们的投票态度并不取决于别人的态度，而是取决于我们的重大原则和利益。”崔天凯说。

崔天凯表示，中国始终认为在国际关系当中不应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也不应通过外来干预去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这样的原则立场符合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中国投否决票虽然主要出于原则，但利益层面却容易被忽视，只不过，这个利益和叙利亚无关，而和伊朗有关。此前就有分析称，叙利亚只是西方的棋子，西方真正想“将”的是伊朗这个“军”。叙利亚之所以能够长期对抗西方，在中东地缘政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和中东地区大国伊朗的支持密不可分。而伊朗又是中国的第三大石油供应国。如果西方最后把伊朗也“拿下”，中国的能源安全可谓危在旦夕，届时中国很可能受制于西方。因此中国投否决票，并非讨好与中国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关系的叙利亚，而是叙利亚背后的伊朗。

（四）海湾各国

沙特是美国盟友，与伊朗关系紧张。亲美的沙特与叙利亚长期不和，对伊朗也有反感，最近伊朗还被指策划暗杀沙特大使。叙利亚是什叶派执政，而沙特阿拉伯则是逊尼派，双方在中东问题、恐怖主义等问题存在分歧，沙特东部地区的油田区有200万什叶派，那就是伊朗、叙利亚控制的，再加上整个什叶派的，沙特是想通过此事把什叶派切割掉。

以色列是叙利亚的死敌。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叙利亚始终是阿以交战的前线国家。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原属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至今尚未归还，导致两国长期交恶。

土耳其与叙利亚有密切经贸往来，但与叙利亚也有边境冲突。近年来，随着土以关系变冷，土叙关系蓬勃发展。土耳其通过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积极调解地方冲突，设法给该地区带来所急需的稳定。他们的大胆计划是建立由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组成的经济体。

伊朗与叙利亚同为什叶派掌权，但伊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敌人。叙利亚是1980—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唯一不支持伊拉克同伊朗作战的主要阿拉伯国家，并且是目前同伊朗关系最紧密的阿拉伯国家。多年来，叙利亚一直充当着地中海东部伊朗支持的各军事组织的疏导管，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境内的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叙利亚局势的变动，可能会彻底摧毁伊朗在该地区布置力量。

三、有关国内专家的观点

“叙利亚问题其实是两种国际政治观的交锋，一派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希望维系国际旧秩序的欧美国家，一派是希望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俄罗斯、中国、印度、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清华大学欧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吴大辉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时有三个原则：第一，政权不能非正常更迭；第二，外国不能实行军事干预，包括对反对派进行武装；第三，不能实行制裁。这个思想，不仅是俄罗斯的，也是中国的、印度的、南非的、巴西的，所以这一次“阵线的分野非常明确”，新兴国家形成了一条战线。

对于西方对叙利亚政权的压力，吴大辉认为，俄罗斯最担心的是这种对一国政权干预模式的传导，最终会危及自身。“俄罗斯认为如果叙利亚倒了，这些国家下一步就会联起手来打掉伊朗。俄罗斯非常担心未来干预的脚步离盟友国家越来越近，离俄罗斯越来越近，很有可能下一步就进入‘独联体’，进入中亚。这是一种模式，现在否决了对叙利亚的决议草案，就等于是滞缓了这种模式的再次实践。”吴大辉说。

中东问题专家、博联社总裁马晓霖分析说，3个深层次原因促成了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强硬姿态：一是俄罗斯在中东有很大的利益，俄罗斯现在仍是叙利亚武器的主要提供方；二是从地缘政治来讲，俄罗斯毕竟是大国，不愿意看到与它曾经有盟友关系的国家被美国一个个“拿下”，这样它的领导力、号召力和威信都会受到很大损伤，而且，也要防止重蹈在利比亚问题上犯的“错误”——授权建立禁飞区，导致北约等西方国家滥用安理会决议，铸成内战，颠覆政权。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3月份普京即将面临大选，俄罗斯强大的主流民意仍是希望俄罗斯做大国。“普京希望通过对西方的强势，证明他是俄罗斯大国复兴的真正‘领袖’、‘舵手’，进而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强国愿望和现实的民意，为竞选总统打气造势。”马晓霖说。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只剩下两个坚定的盟友，一个是叙利亚，另一个是伊朗。”吴大辉则说，俄罗斯在这一地区有核心利益，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是俄罗斯在“独联体”之外的唯一的军事基地；另外，俄罗斯与叙利亚有40多亿美元的军火交易，这些合同还没完全履行。

四、我个人的观点

在我个人看来，西方国家是打着“人道主义轰炸”的旗帜在进行干预别国的内政。帝国主义目前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目标是叙利亚，紧随其后的将是伊朗。美国将伊朗作为主要目标并不是为了报复，而是因为其拥有大量石油。

叙利亚由此就陷入了一场“自由与民主”的侵略。只要符合自己的利益，美帝国及其他小帝国有权侵略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任何国家。这次他们更是一石二鸟，不但能够拔除以色列在中东的眼中钉，更能进一步靠近伊朗。

阿拉伯世界相当多的国家，包括以色列，都普遍不希望看到叙利亚陷入内战与动荡。阿萨德一旦倒台，整个中东地区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较大变化。阿以或以伊之间一旦出现激烈的针锋相对，美国、欧盟、中国都无法保证不会被深度卷入，而最终的结果谁也无法保证。

更值得关注的是，叙利亚局势如果继续恶化，还很可能引发本地区教派势力间矛盾的公开化。自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这一地区的各教派就在积蓄力量，准备摊牌。叙利亚局势加速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土耳其与伊朗之间在这一地区的角力。一旦叙利亚的局势失控，那么本地区内各派势力之间的争夺必然会溢出叙利亚，波及黎巴嫩、伊拉克、以色列和约旦。

俄罗斯和中国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并不是在“保护”或“庇佑”巴沙尔政权。巴沙尔的命运最终掌握在叙利亚人民手中。但是，西方的强权政治和干涉主义既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侵犯了“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准则，也无助于结束叙国内的暴力冲突，只能激化矛盾，导致更加复杂的局面。而这一点，才是中、俄行使否决权的最核心意义。

西方大国和海湾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点：实现叙利亚政权变更，但不要使叙利亚爆发大战，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在此前提下，拆散叙利亚和伊朗的历史联盟，使伊朗的影响力缩回到本土，下一步为彻底解决伊朗核威胁奠定基础。

由于与叙利亚当局存在长期的政治和军事联盟关系，俄罗斯被认为在叙利亚问题上拥有关键影响力。叙利亚国家电视台也曾显示，数百人手持叙俄两国国旗，聚集在通向大马士革的一条高速公路两旁“夹道欢迎”拉夫罗夫一行。

国际政治论文 篇2

新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研究兴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 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 对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深刻质疑, 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要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评价, 在经济等“低级问题”日益向“高级政治”转化的过程中, 提倡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方法论的革命, 用新的研究方法, 主要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 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创建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关论著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 (1970) ;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 (1977) ;克劳斯·诺尔的《国际权力: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1975) ;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 (1977) 等等。到了80年代, 国际政治经济学到了理论构建时期, 作为该理论构建时期重要人物的罗伯特·吉尔平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作为其该时期重要代表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更是对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及流派进行了综合整理, 并掺杂作者自身重要的学术思想。使得该书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重要论著。

“没有国家, 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 这是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没有市场, 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 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世界绝不可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 但国家和市场的相对影响确实在随时地变化着”, [2]吉尔平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阐述中, 开启中了他创作本论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尔平本人在该论著英文版前言所说的, 他创作本书的意旨在于“对该领域反复探讨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课题的综述, ……在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直抒己见的同时, 我也吸纳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理论, ……并加深我闪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3]因此本文思路脉络清晰, 每章在重点介绍以前各派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思想观点的同时, 适当介入自己的评论, 并且不乏许多深刻的思想见解。在《国际关系:国作者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 前三章里, 作者介绍本书需要讨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第一章从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引出了国际经济学性质。第二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三大理论观点 (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综述, 并进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在于结构变革, 这种结构变革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经济中心转移;二是经济部门兴衰;三是经济一体化。

接下来的章节吉尔平探讨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的实质问题。第四章中, 作者探讨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持久效率这一主题。五、六两章讨论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问题。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关理论, 评价关于国际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第九章分析国家金融体系在连接国际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的虚弱本质对国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最后两章作为总结性的两章评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九章讨论了国际政治的转变, 第十章节讨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重要著作, 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吉尔平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并不是纯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论, 无论是在综述别人的思想观点时, 还是在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时, 吉尔平都时不时地注重理论与现实结合, 在书中, 可以看到诸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介绍, 具体形象的世界经济问题案例让理论显得鲜活而富于可读性。吉尔平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 并不是说简单的有理论有案例, 他这种结合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 让人感觉是理论又是现实, 是现实又是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显吉尔平驾驭理论与现实文字的高超。

第二, 引述介绍与自我评论相结合, 在综述别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 表明自己卓识观点, 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对别人理论思想进行综述时, 作者都用单独一节表明自己的批判, 并用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对此展开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提出某种代替旧观念的新理论显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 从一点出发, 我设法阐明我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间关系的理论。”[4]

第三, 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 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 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典型的表现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单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 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 吉尔平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 充分展示了他丰富的经济、历史知识和政治理论的深刻见解。这些知识学科的综合运用, 表明了吉尔平思维的广度与深度, 他企图运用崭新方法来分析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世界。

吉尔平的这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它以发展的视野对长期争执的问题重新阐述。全书紧紧围绕国家与市场这对主角, 以丰厚的经济学知识评述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和经济发展等问题, 在这些问题的评述中掺入国际政治学, 形成了具有吉尔平本人独到见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吉尔平这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的努力对于20世纪80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 该书也有不足之处, 全书中处处透露着美国霸权思维。在最后一章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中, 在谈到关于政治领导问题, 吉尔平更是当仁不让地指出, “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 需要一个领导。某种管理机制应能提供诸如稳定的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 并促进市场开放。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 驱使一个行为主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主体, 很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5]“几十年来, 这种政治领导 (或霸主责任) 一直由美国承担着。”[6]这使得吉尔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尔平的这种霸权稳定思维实际上在为美国继续其霸权提供理论基础, 吉尔平认为单靠美国一国霸权就能维持全球稳定是片面的。霸权稳定论中许多错误假设以点代面, 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这是我笔者我不赞同的。当然该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白璧微瑕, 并不影响该书成为一部优秀学术著作。

摘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该学科兴起于上世纪70西方经济危机之后, 8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 冷战结束后, 国际政治经济学更是在美国得到极大发展, 使得该新生学科趋向完善、成熟。作为80年代中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发展者, 罗伯特.吉尔平不得不提, 其重磅之作《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 汲取了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 全面地不偏不倚地阐述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各个流派的观点, 并渗入了作者自身许多独到的见解, 可以说, 该论著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是个重大的里程碑。

关键词：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3]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国际政治论文 篇3

莫伊尼汉是何方神仙，竟有如此神通而令恃才傲世的基辛格俯首称臣？说起来，莫氏在欧美学界和政界也算是位闻人，四十年代末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弗莱彻外交学院，六十年代执政于哈佛，与基辛格同事。七十年代是美国驻联合国和印度的大使。一九七七——一九八九年连任两届美国国会议员，曾任参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此公的专长并非是国际政治，而是美国政治，特别是族裔政治(ethnic politics)。正是出于对种族问题的敏感，他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底美国《新闻周刊》组织的“展望八十年代”的专题讨论中，以“俄国会分崩离析吗”(Will Russia Blow Up？)为题撰文，开篇就讲，“苏联帝国正处于巨大的内外交困之中。它将分崩离析，世界将随之震动”。在以后的年代中，不论是在参议院的讲台上，还是大学的开学典礼上，莫伊尼汉不断强调苏联的解体是一个日益迫近的事实。但是，他的这一看法在当时并没有受到任何注意。分析起来，他的这种先见之明在相当程度上受惠于他所倡导的ethnicity(姑且译为族性)研究。

一九六二年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内森·格拉泽(NathanGlazer)请莫氏一起参加一项研究纽约市少数族裔社会的调查。他们选择黑 人、犹太人、波多黎各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作为对象，分析这些移民团体的归属感，结果发现，他们是一种新的社会群体(newsocialaggregate)，具有强烈种族意识。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他们要比原来估计大得多，一句话，这些移民并没有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在美国这个“上帝的熔炉”中炼成全新的美利坚人。“熔炉”的神话被打破了，次年他们的调查结果以《远离熔炉》(Beyond the Melting Pot)这个引人注目的标题发表了。在书中，他们第一次在学术意义上提出并使用ethnicity这个词，来描述“族裔集团的性质和特点”。

由于他们的倡导，美国学术界开始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几个方面来研究ethnicity。一九七二年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American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召开了ethnicity的专题讨论会，并由格拉泽和莫伊尼汉编成题为《Ethnicity：理论与经验》(Ethnicity：Theory and Experience)一书，于一九七五年出版。这时，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越出美国国内政治的范畴，而在全球背景下进行考察。在他们的导言中指出，ethnicity对于理解当代世界政治非常重要。“新的社会分层(the new stratification)在很大程度上与ethnicity有关。它可能一直是如此，只是由于对财产关系的偏见妨碍了我们认识族际关系，它或者被看作是财产关系的衍生物，或者被视为史前时代的残留物。但是，现在我们已看到，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实现波黑、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之间平等的发展和相同的生活水准的努力是怎样的徒劳无功，……我们也看到，当大俄罗斯人标榜苏联境内族群(ethnic group)平等时，华盛顿的乌克兰人却在俄国的大使馆门前示威，莫斯科的犹太人则要求移居以色列。由此看来财产关系才是衍生物，ethnicity才是社会分层的根本动力，我们的假设是：在共同环境里，族群所具有的不同规范造成了它们之间不同的成功水平——在这里，是群(group)导致社会地位差别。这一现象既可以广泛地存在于财产关系减弱中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也同样存在于废除了财产关系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

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随之出现的种族际冲突似乎证明莫伊尼汉所倡导的ethnicity研究的重要性。近几年，有关著作层出不穷，连西方学者自己都叹息跟不上众多文献带来的新事实和新观念。莫伊尼汉的开拓之功得到承认，学术声望与日俱增。一九九一年他应邀在牛津大学CyrilFoster讲座上演讲，讨论ethnicity，人民自决权等问题，这些演讲在九三年结集出版，题为《地狱：国际政治中的eth-nicity》(Pandaemonium：Ethnic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当他在国际关系中讨论ethnicity时，莫伊尼汉注意到许多冲突发生在语言与人种相同的种族之间(如波黑冲突各方)，因此，影响和导致冲突的原因与种族对自身的安全感有关，他们对外族的威胁极为敏感，并成为种族归属感的重要因素。在他看来，国际政治中的族际斗争不是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独一无二的种族归属感与难以兼容的各种族自决梦想之间的冲突。种族归属感是客观存在的，但西方多年来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这种归属感发展成为一种力图建立独立国家的民族意识。因此，听起来美妙无比的自决原则可能成为无休止的族际冲突的堂皇借口。正是对这种自决理想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忧虑，他才借用密尔顿在《失乐园》中所描述的地狱作为自己的书名。在书的结尾，他意味深长地写通：“地狱是小鬼的生存之地，他们深信伟大的撒旦最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啊，可怜的小鬼们！”莫氏的隐喻在暗示，世上的芸芸众生是否太迷信民族主义与民族自决的梦想了，殊不知其中暗藏杀机！环顾世界，有太多的自决美梦变成种族屠杀的恶梦。莫氏呼吁，联合国该是重新考虑民族自决原则的时候了。

作为学者，莫伊尼汉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ethnicity这一概念，而且成功地把它应用到国际政治的研究中。六十年代以来，ethnicity成为一个日益流行的新词。正如翻译家董乐山先生所指出的，它大有代替原来使用的nationality一词的趋势(“Ethnic和Ethnicity”，《美国大观》一九九四年第四期)。何以有这一变化呢？这先要从词源学上进行考察。nation(民族)的词根源于拉丁文动词nasci(意为出生于)，其名词形式为nationem。ethnic则来源于古希腊文中最接近nationem含义的ethnos。因此，两词词根不同但含义相近。之所以要用ethnicgroup和ethnicity代替nation和nationality，主要是后者被赋予了国家的含义。诚如费孝通先生在回忆其先师人类学家史禄国文章所指出的，作为最早使用ethnos来代替nation的人，史禄国是避开nation后来包含的国家这层含义，“为了把民族和主权国家脱钩，他采用了拉丁文Ethnos”(应为希腊文——引者。《人不知而不愠》，《读书》一九九四年第四期)。虽然莫伊尼汉在其著述中从未提及史禄国(Shirokogorov)的大名(可能是由于史氏“后半生排除在当时学术圈子之外”)，但他使用ethnicity也是出于同一目的，在他看来，“民族(nation)是族群(ethnic group)的最高形式”。首先它是对祖先主观上的认同，其次，它在客观上要求组成地域自治体：其形式可以从地域聚集(regional assemble)到完全独立。但作为族群显然只要符合第一个条件即可。莫氏还认为，“民族国家看来再也不倾向于相互战争，但族群却在时刻厮杀。更糟的是，这些冲突不可避免地波及国际政治”。

由于ethnic一词的流行，还出现了用ethnonationalism代替nationalism(民族主义)的倾向。不过，就连它的使用者，国际种族冲突研究的顶尖学者沃尔克·康纳(Walker Connor)也认为，如果在原始意义上使用民族主义一词，即它只表示对本民族的忠诚与认同，而不涉及对某一国家忠诚的话，新词和老词无甚差别。只是现在一提起民族主义必然会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使用ethnic group，ethnicity和ethnonationalism的目的都是为了与nation，national-ity和nationalism中暗含的国家这层含义脱钩。

这一术语的变化的确为研究国际政治中的族际关系提供了方便。首先，它比较符合二战后，特别是非殖民化完成以后、世界各地都建立了独立国家这一现实。因为一旦用民族(nation)这个词，很容易地把它与国家或成立国家的合法要求(根据民族自决原则)相联系。而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族际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不能有这种成见。一个族群的成员对本族的认同和忠诚，与对所在国的认同和忠诚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或者可能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比如，我们可以把以色列的犹太人或者信奉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称为民族，在这里他们对犹太传统的认同与对国家的认同是一致的。但如果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称为民族显然不合适。但另一方面，他们虽然成为所在国家的臣民，但的确又认同于自己独特文化传统，因此称为族群更为恰当。同样，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的华人也可如此称谓。由此看来，族群至少有三种状态或发展前途：(一)它可能作为某一国家多族群的一部分永远保持其ethnicity。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这种由多族群组成的国家，像韩国日本这类真正的民族国家实在寥寥无几。(二)它可能会溶合于另一个族群从而失去自己的特性，诸如美国社会中的德意志人和中国社会中的满族。(三)它也可能由于对所在国家内的统治不满(主要是族群之间的不平等感和被剥夺感)而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民族，并最终建立或试图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像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各民族已经做的那样和加拿大魁北克人以及其他要求独立的民族试图做的那样。这种可能性的后果最为复杂，也极易引发国际冲突和族际屠杀，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地区和国内冲突的根源，值得深入研究。

其次，它的内涵比较丰富，也较少主观价值之影响。比如在讨论卢旺达图西和胡图两族的屠杀，伊拉克和土尔基境内库尔德人的反叛，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分离运动，俄国境内的车臣冲突，以及波黑长达三年之久的内战时，用种族冲突(ethnic conflicts)要比用民族冲突更为合适和科学。

虽然本文讨论的是ethnic group和ethnicity，但如何用中文来表达其中丰富的含义，实非易事，诚如董乐山先生所云：“踟蹰岂止旬月”。他建议根据所涉及的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译成“族裔、教族、种族”和“民族性、种族性、族裔性”。这不失为良策，但问题是，在一般的理论探讨时，就不得不找出一种较为抽象的译名。我只好勉为其难，姑且译为“族群”和“族性”。不当之处，还请专家指正。

Daniel Patrick Moynihan，Pandaemonium：Ethnicity inInterntional 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Wa1ker Connor，Ethnonationalism：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国际政治专业就业方向 篇4

国际政治是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才有的本科专业，该专业主要研究方向有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政治学、法律(非法学)。国际政治专业就业方向：政府、事业单位：对外宣传、公共外交、外国人接待外国人的.工作、生活的安排；新闻出版类单位：国际版编辑、国际版评论员；教育行业：翻译，国际学校执教，语言机构执教，互联网运营，教育产品，留学产品；金融机构；企业公司公共事务部门和做国际政治形势与投资环境调查的咨询公司。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内对本专业实际需求的岗位领域还是很多的，公务人员、科研人员绝对总量较少，这一点对任何专业都是一致的，而商务类岗位需求一直高涨，愿意考研和从事公职工作的同学，出路还是很广泛的。

《国际政治研究》稿约及注释体例 篇5

一、本刊是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研究国际问题的综合类学术性刊物，内容涵盖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组织与国际法、世界经济、中国外交、国际战略、国别和地区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比较政治、台港澳研究、口述外交等方面，欢迎投稿。

二、来稿请用A4纸单面隔行打印，字体为5号字，同时提交Word格式的软盘。一般不收手写稿件，请见谅。

三、论文稿件篇幅（包括注释在内）以六千字到八千字为宜，最长不宜超过一万字，书评稿件篇幅以四千到六千为宜，学术动态等稿件篇幅限制在三千字左右。来稿请在正文之前附上简短的中文内容提要（一般在200字以内），以及关键词（三至五个）。

四、本刊编辑部有权对来稿作一定的修改或删节。作者如不同意，请在投稿时声明。

五、凡在本刊发表的文章，一律文责自负，严禁一稿多投。稿件寄出三个月内没有收到本刊用稿通知的，可改投他刊。未被采用的稿件本刊不负责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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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来稿请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收，电话：010-6275-5560，6275-9984，传真：010-6275-1639，电子邮件：yuankan@pku.edu.cn。或直接将论文打印稿及软盘各一份送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内“院刊编辑室”信箱。凡以电子邮件方式投寄的稿件，无需再提交软盘，但仍需要提交论文打印稿一份。

八、文中第一次出现的不常见的外国人名、地名及机构名称或专业术语时，请在中文译文名称后加圆括号注出原文，其它常见人名、地名无须加注原文，但应为约定俗成的译名。

九、凡涉及引文或引证的观点，请注明出处。本刊采用脚注形式，注释内容必须包括作者、书名或文章名、编者或译者（如果有的话）、城市及出版社、期刊名、出版日期、期刊的卷期数字、引用的页码等。举例如下：

1、中文图书请按以下格式：

（1）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2）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32—33页。

2、中文文集内的文章请按以下格式：

陈忠经：《胸径开阔，放眼世界――研究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初步体会》，引自梁守德主编：《国际政治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3、中文期刊请按以下格式：

陈乐民：《黑格尔的“国家理念”与国际政治》，《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第137页。

4、中文报纸请按以下格式：

（1）黄泽全：《为中非合作尽力》，《人民日报》，2002年1月16日，第7版。（2）《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选出新主席》，《人民日报》2002年1月16日，第7版。

5、外文图书请按以下格式：

(1)Carlton J.H.Hayes, Essays on Nationalism（New York: The Macmillian Company, 1928）, pp.45-48.(2)Michael E.Brown, ed.,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78.6、外文文集内的文章请按以下格式：

Anthony D.Smith, “The Ethnic Sources of Nationalism,” in Michael E.Brown ed.,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1-24.7、外文期刊请按以下格式：

Joseph S.Nye, “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Summer 1987), p.4.8、外文报纸请按以下格式：

Clayton Jones, “Japanese Link Increased Acid Rain to Distant Coal Plants in China,”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6, 1992, p.4.（这里的p.4指的是第4版）

9、当再次引用同一资料来源的资料时，只需注明作者姓名、著作名（副标题可省略）和资料所在页码；如在同一页且紧接同一资料来源的上一注释，可以用“同上”（论文）或“同上书”（著作）代替作者姓名、著作名；资料如果是英文，且注释紧挨着，则用ibid.代替作者姓名、著作名，如果有间隔，可以只注明作者姓名、著作简短标题和资料所在页码。例如：

（1）（2）（3）（4）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第45页。同上，第23页。

Carlton J.H.Hayes, Essays on Nationalism, p.45.ibid., pp.12-13.10、引用互联网资料，须注明作者、文献名、网址和时间，例如：

（1）黄彬华：“日本第三度陷入衰退”，http://.sg/yl/tx001_171201.html，2001年12月17日。

（2）Ashuthosh Varshney, “Ethnic Conflict and Civil Society: India and Beyond,” http://www.wws.princeton.edu/world_politics/apr01/conflict.html, December 17, 2001.十、以上稿约及注释规则仅是本刊采用的基本规范，有待进一步加以完善，欢迎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在没有变动之前，各位惠赐本刊的文章，务请按以上规则撰写注释。

《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

国际政治中的软权力因素研究 篇6

1. 软权力的内涵

顾名思义, “软权力”是相对于“硬权力”而言的。约瑟夫·奈认为, 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世界权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过去, 对一个大国的考验是其在战争中的实力, 而今天, 实力的界定不再强调军事力量和征服, 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正变得日益重要。在以前尤其是冷战时期, 硬权力是东西方对抗的核心, 特别是大国之间使用军事力量来平衡国际体系的实力地位。现实主义注重的也是硬权力的作用。现如今, 随着美国和苏联全球军事对抗的结束, 经济、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在世界变革的情况下, 所有国家, 包括美国, 要学会通过新的权力源泉来实现其目标:操作全球相互依存, 管理国际体系结构, 共享人类文化价值。约瑟夫·奈把这种新的权力源泉称作“软权力”。“软权力”的新的表现形式日新月异, 特别是在文化、教育等方面, “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的。

2. 软权力的特征

(1) 软权力通过非强制性和吸引性起作用

软权力往往是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等非强制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等强迫的方式来起作用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在现如今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作用大大降低。在现代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市场的力量来传播它们所主张的价值观念, 这也是它们所倚仗的文化战略。西方的文化产品由于加入了高科技因素而更加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文化吸引力是一个相对便宜并且有效的“软权力”资源, 它们可以不用付出很大的成本而取得很大收益。拥有软资源的国家放射出影响力, 它使得外部的相关行为者都受到这种放射力的影响, 以至于这个国家可借此达到其国际战略目的。

(2) 软权力具有非垄断性和扩散性

我国学者王沪宁认为文化和知识是不能垄断的, 文化和知识越是传播, 软权力越大;越垄断, 力量就越小。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 软权力才会产生越来越强大的力量。而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 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的支柱。硬权力的资源如核武器和领土主权的占有等, 只能是被某些国家独占。而软权力的基本资源不同于硬权力的基本资源, 它不能被其他政治实体所垄断。正如约瑟夫·奈所说:“如果将软权力定义为对其他行为体价值观念的影响, 并非只有国家才可以垄断这种权力。”

(3) 软权力具有深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果一国不单是靠硬权力而是注重发挥自身的软权力优势来影响和改变他国, 那么, 这种影响要比只使用硬权力所产生的影响深刻得多。这是因为硬权力的影响一般是一种硬性的, 它是通过威慑和强制来起作用的, 而这种方式并不能征服一个国家的一切。相反的软权力的效果是深刻的无形的, 它可以彻底的吸引并同化一个国家。它无形并且难以防范, 国家不能忽视软权力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

(4) 软权力与硬权力相互影响, 软权力效用的发挥需要有硬权力的支持

其一, 硬权力可以产生软权力。物质上的成功会使得其文化和意识形态更加具有吸引力;相反的如果一国的经济和军事衰落, 那么它不仅丧失了硬权力, 也丧失了部分影响他国的能力和部分吸引力。其二, 软权力能够加强硬权力的效用。历史上, 弱小国家经常联合起来, 平衡和限制强国的权力。但如果强国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同时也拥有强大的软权力, 这样, 在弱小国家的眼中, 大国就不再是威胁而是一种吸引, 小国结成联盟平衡大国的局面就很难会出现。因此我们可以说软权力加强了硬权力的效用。其三, 软权力效用的发挥需要硬权力的支撑。硬权力强大的国家一般都会有很大的优势, 比如美国具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 它并没有出兵占领其他国家, 但却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二、软权力在国家崛起中的作用

1. 文化吸引力是国家崛起的有力条件

文化看不见, 摸不着, 但它却是无处不在, 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事实证明, 强大的文化是民族赖以生存并取得国际竞争力的动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极力倡导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就是一种文化吸引力的扩张与渗透。约瑟夫·奈也认为“高雅文化的交流时不时为美国创造了软力量”, 而“流行文化的吸引力帮助美国达到了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 例子之一, 就是二战后欧洲民主的重建。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的建立是旨在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经济和军事手段, 但流行文化也发挥了作用。

2. 民族凝聚力是国家崛起的内在基础

民族凝聚力就是把民族全体成员团结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并确保民族生存、发展的内在力量。它是属于精神上的, 虽然这种精神软权力只是影响到实力的发挥情况, 而不会影响权力的本身。但是, 有时候它却是能够起到关键作用, 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正如摩根索所说的那样, 国民性是会影响到国家政权的, 因为那些在平时和战时为国家办事的人, 制定、执行和支持国家政策的人, 选举和被选举的人, 造成舆论、产生舆论和消费舆论的人, 都或多或少带有构成国民性的理智和道德特性的烙印。从历史上看, 一个弱小民族如果能够紧密团结在一起, 同仇敌忾, 齐心协力, 往往能够战胜敌人取得胜利, 相反, 一个民族的分裂和内部斗争则会引起国家的灭亡。二战初期, 中国遭到了日本的突然袭击, 损失惨重。然而, 面对国家的生死存亡, 中华各民族团结一心、同仇敌忾, 表现出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高昂的民族士气。中国在卫国战争中能够战胜强大的日本法西斯, 这与中国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分不开的。约瑟夫·奈也在其著作中指出:“美国社会质量的下降或不得人心的内政能削弱我们的吸引力, 既而威胁我们的软力量。”

3. 制度创新力是国家长盛不衰的不竭动力

制度是指国家制定的一系列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创新力又称创新能力。创新力按主体分, 最常提及的有国家创新能力、区域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 且存在多个衡量创新能力的创新指数的排名。制度创新是指在人们现有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条件下, 通过创设新的、更能有效激励人们行为的制度、规范体系来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变革的创新。所有创新活动都有赖于制度创新的积淀和持续激励, 通过制度创新得以固化, 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持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这是制度创新的积极意义所在。制度的不断创新使一个国家居于国际关系的领导地位并成为其他国家争相效仿的对象。纵观古代中国和近代英国法国乃至现在的美国, 他们都在各自的时代里居于国际格局的主导地位, 这与他们在各方面都有着制度的创新十分不开的。比如英国, 从颁布《大宪章》明确国王也必须遵守法律到《权利法案》的颁布标志着君主立宪制的形成, 从责任内阁制的形成到代议制民主不断完善, 这其中制度创新体现的淋漓尽致, 正是由于制度的不断创新, 英国才能创造出“日不落帝国”的辉煌。

4. 国际制度塑造力是国家崛起的重要平台

国际制度主要是指: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 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用以规范与组织彼此关系的原则、准则、程序以及规则, 是国际社会交往以及社会秩序赖以展开及形成的规则与规范”。国家合法的有秩序性发展的关键是一个国家对国际制度的创建和参与。“国际制度不仅是大国手中的工具, 也是国际社会的整体融合需要的一种秩序, 乃至某种程度上是国际社会的价值判断。国际制度不仅是一种主观需求的产物, 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着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国际制度对于国际政治来说有巨大的作用, 它的作用表现在作为衡量国际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塑造或影响国际行为的一种尺度, 主要体现在服务、规范、惩罚、示范等作用。一个国家如果要获得他国的尊重, 那么它就必须自觉遵守国际规则, 只有在制度框架内定义国家利益, 才能对国家的国际战略选择起到影响和示范作用。同时, 合法性是国际制度的另一个特点。这种合法性来源于大部分国家的广泛参与。因此,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确立和参与良好的国际制度的话, 势必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共鸣, 从而获得支持, 赢得尊重。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05.

[2]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43.

NEED:国际政治心理师 篇7

翟 崑zhaikun@yahoo.com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室主任

恐惧药方

恐惧是人类天性。中国的新航天英雄翟志刚在神舟７号发射之前接受央视记者采访说，他们一直在艰苦卓绝地练习如何克服对太空的恐惧。记者问，能克服吗？翟志刚回答，没真正到太空去过，不知道是否已经克服了恐惧。可以想像，当翟志刚在太空中探头出舱说“感觉良好”时，那瞬间的恐惧也许真是荡然无存了。

翟志刚的“感觉良好”的价值至少与他在太空行走的“一小步”等量齐观。“一小步”是中华民族技术突破的一大步；“感觉良好”是中华民族克服恐惧心理、亲近太空的一点通。

当《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出《五星红旗，飘扬太空》时，是否会加剧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是否会加剧他们对“和谐世界”的怀疑？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曾感叹，“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前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主席蓝普顿，点出了西方人为什么会恐惧中国崛起，“人们害怕他们不懂的事物，害怕变化太快的事物，也害怕庞大的事物。对西方世界来说，中国是所有这些。所以，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其他国家出现担心甚至恐惧的心理也是自然的。然而，与对中国的恐惧心理的增长相比，中国实力的增长要快得多、显著得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已经做得很好。中国要在未来做得更好”。

卸去政治面具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看完奥运会后说了三句可能载入历史的话，或许也是祛除西方恐惧的药方，“西方必须消除对中国的历史傲慢”，“中国精神将塑造中国未来”，“北京奥运会标志着现代中国的现实变得愈来愈清晰，对中国的无知和恐惧会逐渐减弱”。

以毒攻毒

在俄格冲突问题上，美国和俄罗斯都难逃其咎。主流意见认为这场悲剧建立在双方破坏国际规则的心理基础上，一个巴掌拍不响，应该各打五十大板。英国《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看得真切。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西方，“我们必须承认西方错误地对待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他也直指俄罗斯的问题，“俄罗斯迄今为止并未接受西方这一根本原则——邻国的稳定、繁荣与民主是件幸事。俄罗斯仍活在零和关系的概念世界，不仅因为它根据权力等级来看待国际关系，也因为它对国内政治也是如此看待。帝国主义与专制统治相辅相成。用伊斯兰教的话来说，当今俄罗斯仍活在‘战争区’”。

各打五十大板，马丁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给出如下弥合双方心理冲突的建议：

·西方得承认错误地对待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俄罗斯也不应以恶报恶。

·西方既要邀请俄罗斯的邻国加入北约，也要欢迎一个真正民主的俄罗斯加入。

·西方只作能兑现的安全保证，实现能源资源多样化，尽快让乌克兰与格鲁吉亚融入欧洲经济，俄罗斯应改变马基雅维利式的做法。

承担责任

当西方陷入列强瓜分之际，美国创意了“利益均沾”，如今，美国人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提出“责任分担”。从逻辑上看，“责任分担”论简单而合理，洋溢着历史范式变化的激动人心。但从历史进程看，这一范式转变需要克服各方推卸责任的心理障碍，也需要有勇于承担责任的宽阔心胸。

比如，美国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中国代表的新兴力量，谁更应为ＷＴＯ多哈回合的失败负责？

美国著名的国际经济学权威、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狠批中国和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他认为，中印在最后关头的结盟导致多哈回合失败，这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谈判的政治格局，给全球贸易体制留下巨大真空，双边和地区协议会猛增，这将威胁整个世贸体系，无论美欧日，还是中印，都将因此受损。

而哥伦比亚大学的Ｊａｇｄｉｓｈ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教授，却狠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正使美国从利他霸权堕落为利己霸权。更可悲的是，麦凯恩和奥巴马对此均无能为力，奥巴马将执行典型的出口保护主义，麦凯恩尚未理解到应该从制度层面对美国进行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