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思考（共8篇）
XX市“村为主”建设的调查与思考思考
一、XX市“村为主”建设发展现状
（一）“村为主”建设发展特点
近年来，随着农村各项改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农村村级组织建设发生了新变化，农民负担由重变轻，农村村组干部由多变少，村组干
部待遇由低变稳，村级组织引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能力得到加强，“村为主”作为一种时代的产物应运而生，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呈星火燎原之势。到目前止，共有620个村、54个居委会（其中城区居委会28个，乡镇居委会26个），除去城区28个经济势力雄厚的居委会外，乡镇646个村（居委会）中，集体经济实力雄厚、“村为主”程度较高的村17个，占总村数2.64；集体收入情况较好、能为群众办些实事、能够运行“村为主”的村109个，占总数的16.87；收支大体平衡、能够维持正常运转、“村为主”运转不畅的村340个，占总数的52.63；村级集体收入不高、难以开展“村为主”的村180个，占总数的27.86。总观我市“村为主”建设发展现状，尚处于自发的初始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自发性。从我市发动“村为主”的领导层面看，具有明显的自发性。我市大多数“村为主”运行模式，不是自上而下安排部署的，而是从基层自发产生的，是农村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过去，村干部在一段时期内仅仅扮演着“三要干部”（要钱、要人、要物）的急先锋，与村民距离越拉越远，村干部难当、干部没人想当的思想曾一度在广大农村占有较大比重。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民负担不断减轻，计划生育工作不断规范，村级以“村为主”治理村的愿望日益强烈，于是，一些乡镇因势利导对村级实行“村为主”管理，如导子乡2002年就探索“村为主”管理模式，2003年正式启动，2004年“村为主”各项管理制度已基本完善。可以说，“村为主”是对过去一段时期农村村级组织建设弱化的大反思、大纠正。
非典型性。从实行“村为主”的具体工作内容看，我市“村为主”具有明显的非典型性，即“村为主”仅仅停留在应付上级检查的被动局面，仅仅停留在税费上缴、计划生育等几个有硬性指标的主要工作上，计划生育工作“村为主”达到85以上，税费上缴工作“村为主”达到70以上，而发展公益事业和村级经济则明显滞后，公益事业实行“村为主”的还不到15，发展村级经济实行“村为主”的不足30，甚至相当一部分村没有开展公益事业，没有发展村级经济，村级组织在引领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路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不平衡性。从“村为主”建设发展布局看，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村为主”建设发展情况与乡镇富裕程度、村级集体经济情况、离城区远近、交通便利情况等有密切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发展不平衡性。离城区较近、交通较为方便、集镇较为发达的乡镇，“村为主”发展相对好些，离城区较远、交通不便、集镇相对落后的乡镇，“村为主”发展相对差些。比较富裕的乡镇，特别是产煤强镇，“村为主”发展相对较好。贫困乡镇“村为主”发展困难较多，难度很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情况较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较快的乡镇，“村为主”发展得相对较好。农业结构调整情况较差、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较慢的乡镇，“村为主”发展得较差些。
（二）“村为主”管理后的新变化
尽管我市“村为主”运行模式是自发的，具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村为主”运行后的成效十分明显，变化相当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变“要你当”为“我要当”。推行“村为主”管理以前，因干部待遇难以保障，普遍存在不愿当村干部的现象，村干部的上任往往要做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即使上任了，多数村干部积极性不高，工作不安心，有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的不辞而别，到外地务工经商，进了村级班子能够留下来的，多数是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素质不高的，农村中有本事、有能力的年轻人，特别是经济能人、政治强人、社会名人等各类优秀分子难以吸引到村干部工作岗位上来。试行“村为主”后，村干部经济待遇提高了，不少人原来不愿当村干部，现在是争着当村干部，乡镇也因势利导，对村级干部进行了精简优化，一些经济能人、政治强人、社会名人也被吸引到村干部中来。如南阳镇实行“村为主”前，30个村共有干部196个，实行“村为主”后，根据各村人口数量定职定编，小的村为3人，中村一般为4—5人，最大的村也不过7人，通过精简，全镇现有村干部116个，精简村干部80个，同时，该镇的经济能人、政治强人、社会名人所占村干部比例明显提高，由原来的不足3提高到现在的9。
语言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当今世界日趋便捷的交流加速了各种文化的交融碰撞。这样的社会背景使得语言使用个体需要学习更多的语言来满足日渐频繁的国际国内交流。语言使用者如何看待与自身关系密切的各种语言资源,即语言态度,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以往的语言态度研究多数将双语或多语环境下的语言态度单独进行研究,例如,只调查对本民族语、方言或者普通话的态度,较少将这些语言置于一个整体的环境下考虑。较明确地提出双语态度这个概念的学者是Colin Baker,他在《态度和语言》(1992)中明确提出双语态度,并进行了解释和调查研究。本文在研读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某个语言使用个体如果和几种语言均有关联,那么这几种语言就同属于语言使用者自身的语言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和谐的整体。以此为前提,调查语言使用者对与自身关系密切的两种或几种语言的态度,即双语(或多语)态度。具体来说本文以双语态度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在我国社会环境中,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汉语和本民族语的双语态度。在此基础上,分析被调查者的社会特征与其双语态度之间的关联。
(一)调查对象及样本基本情况
笔者2006年春到中央民族大学进行了田野调查。以2004级在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从中抽取了一定数量的样本作了细致的调查。最后共获得475个有效样本作为统计和论文写作的依据。475个有效样本包括民考民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和民考汉蒙古族、藏族、朝鲜族、壮族、苗族、满族和土家族大学生。男生占36.1%,女生占63.9%;蒙古族占20.6%,藏族占13.2%,维吾尔族占9.0%,哈萨克族占6.5%,朝鲜族占18.1%,壮族占10.5%,苗族占7.6%,满族占7.8%,土家族占6.7%。父母亲都是少数民族的占76.3%,一方是少数民族的占23.7%。居住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占47.3%,汉族聚居区的占13.4%,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区的占34.2%,少数民族和非汉族杂居区的占5.0%。
(二)资料的收集和数据的分析
资料的收集采用了问卷调查、现场观察以及访谈的方法。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一、基本资料,是被调查者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属性;二、双语态度的资料,是被调查者对10个双语观点的态度倾向,对这些观点的评价测评采用Likert量表,即在肯定和否定之间有一个平衡点,回答的选项在1到5之间形成一个量表,例如,5表示非常同意,1表示非常不同意。同时通过观察和访谈来验证问卷调查结果。数据分析采用了SPSS(15.0)软件包。文中使用Mean及Spearman相关系数来分析调查数据。
二 调查数据总体分析
本次双语态度调查共设计了10个问题,分为四个部分(具体见附录):一是调查双语态度的总体倾向性,包含三个问题:B1、B2、B10,通过这三个项目的调查可以看出被调查者对民汉双语的总体态度。二是从工具型动机着眼的调查,包含三个问题:B4、B7、B8。三是从融合型动机着眼的调查,包含了两个问题:B5、B6,这种动机是为了保持某种联系,和朋友保持密切关系,融入使用该语言人的社会中去。四是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看双语态度,包含两个问题:B3、B9。下面对调查数据进行总体分析。
(一)民考民(蒙、藏、维、哈、朝)各民族对比分析
1.双语态度的总体倾向性(B1、B2、B10)
从表1可以看出,民考民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各族被调查者在这三个问题上的评价基本一致,没有显著差异。各民族被调查者均非常同意B1和B2两项;均非常不同意B10。
2.工具型双语态度(B4、B7、B8)
从表1可以看出:民考民各个民族对B4、B7、B8这几个项目几乎均持支持态度(仅藏族对B8持无所谓态度)。但各个民族之间也有差异。通过计算各个民族在这三项上均值的平均值,得出表2。
从表2可以看出,这几个项目的同意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朝鲜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这种差别的出现是和社会因素有一定关系的。从各个系了解到的情况是,朝鲜族民考民被调查者的工作机会较其他几个民族的学生相对多一些。“目前有2380多家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近84亿美元”(《解放日报》2004年8月4日)。由于一些韩国企业会招聘双语者,这种现实的需求推动着民考民朝鲜族被调查者支持双语,并且从实用性的角度给予朝汉双语更高的评价。蒙古语作为一种跨境语言与朝鲜语有相似情况。我国在蒙古国的企业相对于韩国在我国的企业少,网上的资料显示,“近五年来中国在蒙古国的投资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投资项目已经超过2000个(2006)”(《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1月27日)。这种经济往来的差异导致朝鲜语和蒙古语在供求上的差别。反映在工具型的语言态度上,朝鲜族对民汉双语的支持程度高于蒙古族。
3.融合型双语态度(B5、B6)
相关性分析显示,民族与B5、民族与B6之间的关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从表1可看出这种具体关联,即: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朝鲜族被调查者均同意B5这个观点,但在同意程度上有差别,同意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朝鲜族、蒙古族、哈萨克族、藏族;维吾尔族对此持无所谓态度。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各民族均同意B6这个观点,同意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排列为:朝鲜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可见,在融合型双语态度上,民考民各民族均显示出了赞成的倾向性,均希望通过学习民汉双语融入到本民族和汉族同胞的生活中去,结交更多的朋友。
4.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看双语态度(B3、B9)
从表1可以看出:民考民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各族被调查者均同意B3;维吾尔族持相反的态度。观察和访谈的结果也显示,某些维吾尔族被调查者说汉字难学,不好认,认为维吾尔语是简单易学的语言。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比较同意B9这个观点,朝鲜族非常不同意这个观点。在对这个观点的看法上,朝鲜族与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持完全相反的态度。
(二)民考汉各民族双语态度对比分析
1.双语态度的总体倾向性
从表3可以看出: 对B1和B2,藏族、朝鲜族均非常同意,蒙古族、壮族、苗族比较同意,土家族和满族持无所谓态度(没有调查土家族同学B2项)。民考汉被调查者均不同意B10项。
从总体倾向上看,民考汉藏族、朝鲜族被调查者对民汉双语的同意程度最高,其次是蒙古族、壮族、苗族,再次是满族、土家族。这点和语言能力有直接的关系。民考汉藏族、朝鲜族被调查者的本民族语能力较高,使用得较多;民考汉蒙古族、壮族、苗族被调查者的本民族语能力较低,使用得也较少,表现在双语态度上,民考汉藏族、朝鲜族被调查者对双语的支持程度高于蒙古族、壮族、苗族。满语和土家语基本濒危,满族和土家族被调查者均没有会且使用本民族语的,被调查者对民汉双语持无所谓态度。(邬美丽,2007)
2.从工具型动机着眼的双语态度调查
相关性分析显示,民族与B4、民族与B7、民族与B8之间的关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3中的统计是从均值看其具体差异,从中可以看出:①对于B4,非常同意的是朝鲜族,其次是藏族;蒙古族比较同意;壮族、苗族、满族持无所谓态度,土家族倾向于不同意。②民考汉蒙古族、藏族、朝鲜族、苗族、满族各民族均同意B7,但有差别,同意程度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朝鲜族、藏族、满族、蒙古族、苗族。壮族对此观点持无所谓态度,土家族不同意此观点。③民考汉蒙古族、藏族、朝鲜族、满族各民族均同意B8这个观点,同意程度从高到低排列,依此为:朝鲜族、藏族、蒙古族、满族。苗族对此观点持无所谓态度,壮族和土家族不同意此观点。
可见,从工具型动机着眼,民考汉朝鲜族、藏族对民汉双语的支持度最高。也就是说,民考汉朝鲜族、藏族有学好民汉双语的现实推动力,他们比其他民族更希望通过学好民汉双语找到一个好工作,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
3.从融合型动机角度着眼的双语态度调查
相关性分析显示,民族与B5、民族与B6之间的关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从表3可以看出:对B5,各民族同意程度各不相同,同意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藏族、蒙古族、朝鲜族、苗族。土家族、满族、壮族持无所谓态度。对B6,各民族的同意程度也各不相同,同意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 朝鲜族、藏族、苗族、壮族、蒙古族、满族、土家族。
综合看,在融合型动机上,民考汉各民族均显示出了赞成的倾向性。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同意程度上,根据统计后均值的平均数,同意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藏族4.15、朝鲜族4.02、苗族3.75、蒙古族3.67、壮族3.51、满族3.48、土家族3.35。可见,各民族被调查者均希望通过掌握两种语言与本民族和汉族同学保持朋友关系,提高自己的交际能力,融入各民族的集体中去。
4.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看双语态度
相关性分析显示,民族与B3、民族与B9之间的关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3中的统计是从均值看其具体差异,从中可以看出:对B3,各个民族的同意程度不太相同,同意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藏族、朝鲜族、苗族。蒙古族、壮族、土家族、满族均持无所谓态度。 对B9,藏族基本同意;蒙古族、朝鲜族、壮族、苗族、土家族、满族均不同意。
三 社会特征与双语态度
(一)升学类别差异(民考民与民考汉被调查者双语态度比较分析)
B1、B2、B10是从双语态度的总体倾向性上着眼的调查项目,相关性分析显示,B1、B2、B10与升学类别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412、0.275、-0.139,其显著性水平0.000、0.000、0.001均小于ɑ值0.05,所以B1、B2、B10与升学类别之间的关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从表4可以看出,在双语态度总体倾向性上,民考民比民考汉被调查者更加支持双语。
B4、B7、B8是从工具型动机着眼的双语态度项目,相关性分析显示,B4、B7、B8与升学类别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395、0.235、-0.124,其显著性水平0.000、0.000、0.003均小于ɑ值0.05,所以B4、B7、B8与升学类别之间的关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从表4可以看出,从工具型双语态度着眼,民考民比民考汉被调查者更加支持双语。尤其是B4项,民考民被调查者的支持度更高。
B5、B6是从融合型动机角度着眼的调查。相关性分析显示,B5、B6与升学类别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072、0.018,其显著性水平0.059、0.346均大于ɑ值0.05,所以B5、B6与升学类别之间的关联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从表4可以看出,民考民与民考汉之间在融合型双语态度上没有显著差异。
B3、B9是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着眼的调查。 相关性分析显示,B3、B9与升学类别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202、0.217,其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小于ɑ值0.05,所以B3与升学类别、B9与升学类别之间的关联达到显著性水平。从表4可以看出,民考民比民考汉更加同意B3;民考民略微同意B9,民考汉基本不同意B9;同时,民考民被调查者认为小孩从小既学本民族语又学汉语,可能影响本民族语学习效果,而民考汉被调查者基本不同意此观点。
(二)性别差异
性别因素是社会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的社会变量,由此甚至有性别语言学兴起。本文也将性别作为一个影响双语态度的社会变量来分析,下面分民考民和民考汉两类进行分析。
1.民考民被调查者
相关性分析显示,性别与B3、B4、B5、B9、B10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137、0.146、0.206、-0.185、-0.153,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46、0.034、0.003、0.007、0.026,均小于ɑ值0.05,所以性别与B3、B4、B5、B9、B10之间的关联达到显著性水平。具体差别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民考民被调查者中女生均比男生更加同意B3、B4、B5;男生比女生更加同意B9、B10。男生和女生在B1、B2、B6、B7、B8几项上没有形成显著差异。可见民考民女生比男生更加支持民汉双语。
2.民考汉被调查者
相关性分析显示,性别与B1、B2、B3、B4、B5、B6、B7、B8、B9、B10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028、-0.046、0.075、-0.040、-0.071、-0.072、0.036、0.017、-0.072、-0.052,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656、0.454、0.225、0.515、0.250、0.247、0.561、0.783、0.242、0.398,均大于ɑ值0.05,所以性别与双语态度10个项目之间的关联均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也就是说,民考汉被调查者在双语态度上没有性别差异。
(三)父母亲是否属于同一民族与被调查者的双语态度之间的关联
如果被调查者的父母亲同属于一个民族,在家庭内部就会有更浓的民族气息,使用本民族语的几率一般也较高;如果父母亲中一方为少数民族,另一方为汉族或其他民族,那么家庭内部的民族气息一般会淡一点,使用本民族语的几率一般也低一点。这种从小生活的家庭民族背景会影响被调查者的双语态度。
相关性分析显示,“父母亲是否属于同一民族”与被调查者对这10个观点的评价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531、-0.263、-0.333、-0.485、-0.117、-0.194、-0.274、-0.221、-0.140、0.203,其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0、0.000、0.000、0.000、0.011、0.000、0.000、0.000、0.002、0.000,均小于ɑ值0.05,所以“父母亲是否属于同一民族”与双语态度之间的关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具体差异见表6。
B1、B2、B10三项是从总体着眼的调查。从表6可以看出,总体来看,父母亲都是少数民族的被调查者(以下简称为族内婚)较父母亲一方是少数民族、一方是汉族(以下简称为族外婚)的被调查者更加支持双语。B4、B7、B8是从工具型双语态度着眼的调查项目。从表6可看出,父母亲是族内婚的被调查者更加希望通过掌握民汉双语来获得经济利益,而父母亲是族外婚的被调查者对掌握民汉两种语言有利于获得经济利益这种观点持无所谓态度。B5、B6是从融合型动机着眼的双语态度调查,同样的,父母亲是族内婚的被调查者更加希望通过掌握双语来交更多的朋友,保持和汉族、本民族朋友的联系。B3、B9是从语言学习的角度进行的调查。对B3,父母亲是族内婚的被调查者比较同意,父母亲是族外婚的比较不同意。被调查者均不同意B9,但是,父母亲是族外婚的比父母亲是族内婚的更加不同意这个观点。
(四)从小生活的社会居住环境与被调查者的双语态度之间的关联
相关性分析显示,被调查者从小的居住环境与B1、B4、B9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157、-0.105、-0.167,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1、0.022、0.000,均小于ɑ值0.05,所以居住环境与B1、B4、B9之间的关联达到显著性水平。具体差别见表7。
从表7可以看出,对B1、B4、B9三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表示非常同意,即少数民族聚居区认为学会民汉两种语言很重要,且容易找到工作的人最多,其次是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区的,第三位的是少数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最后是汉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被调查者。对于B9,只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被调查者略微同意,其他均认为小孩既学本民族语又学汉语不会混淆,不太影响本民族语学习效果。可见,被调查者从小生活的社会语言环境会影响其双语态度。
四 调查结论及意义
(一)多数被调查者有积极正面的民汉双语态度
调查显示,大多数少数民族被调查者有积极正面的双语态度。文中工具型双语态度的调查显示,所有民考民被调查者,所有民考汉蒙古族、藏族、朝鲜族被调查者均有学习民汉双语的经济推动力,希望通过学习汉语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民考汉壮族、苗族、满族在工具型双语态度上显示出无所谓态度,而土家族持不同意态度。
融合型动机的调查显示,无论是民考民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还是民考汉的蒙古族、藏族、朝鲜族、壮族、苗族、满族、土家族,均在此调查上显示出同意的倾向。各个民族均希望通过掌握两种语言融入到本民族和汉族的社会中去,均希望通过掌握民汉两种语言能扩大自己的交际圈,交到更多的本民族与汉族朋友,希望与各个民族的同胞一起生活,融入到彼此的生活中去,成为一个融洽的大家庭。访谈中不少被调查者说到汉语是我国的通用语言,我们是中国人,应该学好汉语。可见,他们在心理上有对本民族的认同感,更有着对祖国的强烈认同感。
(二)双语态度和“升学类别”“性别”“父母亲是否属于同一民族”“从小生活的社会居住环境”几项有显著关联
民考民被调查者对双语的支持度明显高于民考汉,这种支持主要表现在工具型双语态度上。即民考民被调查者更加希望通过掌握双语获得经济利益,找到好工作。同时,与民考民被调查者相比较,民考汉被调查者觉得学会民汉双语更难一些。
民考民被调查者中女生对双语的支持度高于男生;民考汉被调查者的双语态度无性别差异。
父母亲都是少数民族的被调查者较父母亲一方是少数民族、一方是汉族的被调查者更加支持双语。这种差别尤其体现在工具型动机的双语态度上。可见,从小生活的家庭民族环境会影响被调查者的语言态度。
被调查者从小生活的社会语言环境会影响被调查者的双语态度,被调查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越是生活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对双语支持度越高。
(三)本次调查的实践意义
1.工具型学习动机是被调查者学好双语的现实推动力
不少民考民被调查者均在工具型态度上对双语给予较大的支持度。他们认为学好民汉双语有助于找到好工作,并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这就激发着他们学好汉语。而民考汉被调查者,尤其是壮族、苗族、土家族、满族并不期望学会本民族语获得经济利益,所以对民汉双语的支持度不太高。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学好民汉双语的现实推动力。可见,一门语言要想广泛传播,首先必须应该有现实的市场。目前,汉语国际推广已经成为一项国策。如何在国内和国际上扩大汉语的市场?先应增大对汉语的需求量,例如某些场合应该适当规定使用汉语。马庆株先生(2006)曾提到过,在出口中国商品时,应在产品上标注“中国制造”几个汉字,或至少标注汉语拼音。此外,面对现在种类繁多的英语水平考试,应该增加一些汉语水平的测试项目。目前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和针对外国人的HSK(汉语水平考试)就是两种较为普遍的考试形式。诸如此类的措施都能拉动对汉语的现实需求,提高人们对汉语的重视程度,增强人们学习汉语的工具型动机,扩大汉语的推广范围。
2.融合型动机是被调查者学好民汉双语的心理动力
民考民学生的本民族语水平非常高,汉语是他们需要掌握的第二语言,但是大部分民考民被调查者均认为学会民汉双语并不难。他们对自己祖国的文化很感兴趣,学习汉语的融合型动机较强,所以觉得学好汉语并不难。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果学习者抱着想了解中国文化、想融入中国社会的目的学习汉语,那就会有较强的心理推动力,学习起来也许会更加勤奋、更加自觉,这样的学习效果可想而知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汉语教学中注重教一些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也许更能引起学习者的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3.对增强汉语师资实力和汉语口语教育的启发
朝鲜族和蒙古族被调查者使用的均是跨境语言,这部分学生如果经过一定的培训,能够分别加入到对韩国、对蒙古国留学生的汉语教学队伍中,对教学效果的提高应该有一定意义。这部分学生不仅热爱自己的母语,也热爱自己国家的国家通用语汉语。由他们担当针对某些群体的汉语教师,可以起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更有利于汉语国际推广。
此外,家庭和社会语言使用环境会影响被调查者的语言学习,这启发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加入实景的口语练习,建议学生住到中国家庭中,身临其境地学习汉语,学习效率会更高。
马庆株先生认为中国语文现代化要规范化、信息化、国际化。其中汉语的国际化是一个需要用时间和努力来实现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因决定外因,只有进一步加强国内的语文教育,才能保证汉语走向国际,做到固本强体。在国内,不仅要加强汉族学生的语文教育,例如在大学阶段开设大学语文课,而且要加强少数民族同胞的汉语教育。这样,才有可能为汉语走向世界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相得益彰,才能促进汉语国际推广事业蓬勃发展。
附录:语言调查问卷
您好!我们的调查是为了了解大学生的语言情况。希望您能根据实际情况回答,协助我们完成这份问卷。占用您的宝贵时间,我们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个人基本情况:
C1.您是:1.男 2.女 C2.您是族 C3.您父亲是_____族 您母亲是_____族
C4.您家所在地是:1.本民族聚居区 2.汉族聚居区 3.本民族和汉族杂居区 4.本民族和非汉族杂居区
二、表格题,您同意下列观点吗?请在符合您心意的空格里打√号
请完成下列句子:B27.我觉得本民族语
访谈问题:您觉得民族人必须说本民族语吗?为什么?
我就像爸爸妈妈的宠物，每天在房子、车子、教室三个笼子里养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被“放生”。
一个小学生在作文中表露自己的心声。
学生忙于应付，老师疲于对付，如同玩笑的答辩，让人痛心。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戴建业建议取消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
与人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没有先进的数字设备则无法实现；但没有真心付出，这种亲密关系同样无法达成。
谷歌执行董事施密特称，数字设备的过度连接已伤害了年轻人的生活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70年代一本练习题，一碗绿豆汤，高考花费5毛钱；80年代考前买套好文具，花费10元钱；90年代买复习资料，喝妈妈熬的鸡汤，药费350元；00年代请家教、住宾馆，高考花费5000元；10年代请一对一补课，订营养餐，租学区房花费4万元……
这是日前网传很火的“高考成本变迁示意图”。
以家庭為生活重心、爱慕丈夫、照顾子女，尽力维持婚姻生活的美满和谐。
台湾“教育部”重修词典时对“新好女人”的定义。
“妹子，609爷们走了，力争三年高富帅！”“爷们，403妹子走了，力争三年嫁个高富帅！”
大学毕业前夕，中南民族大学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分别挂出的两幅大标语。
中国：小学累、初中苦、高中拼、大学混。欧美：小学玩、初中混、高中学、大学拼。
中国欧美教育对比。
中国妇女有6.5亿，是世界上最大的女性群体，有着最高比例白手起家的女性富豪，63%的中国GMAT考生是女孩，她们获得MBA学位的迅猛程度令男性脸红。然而，不管如何雄心勃勃或事业成功，她们仍受约束。这次不是双足，却也同样压抑：婚姻。
美国沙龙网发表题为《剩女们：事业成功的中国女性“剩”一代》的文章称。
调查
青少年乱花钱现象严重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网络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4.9%的受访者认为现在青少年乱花钱现象严重。受访者中，80后占40.8%，70后占38.5%。67.7%的受访者为父母。
家住山东泰安的王俊红的孩子今年上小学三年级，月零花钱经常超过500元。王俊红和丈夫都是普通工人，一个月总共才赚3000元，孩子的零花钱对他们而言实在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王俊红说：“为了让孩子懂得节俭，我们费了不少口舌，但每次孩子一伸手，我们却总是不忍拒绝。”王俊红告诉记者，上次一个同学过生日，孩子竟然花200元买了个生日礼物。“他一点儿都不知道我们赚钱的辛苦。就一个孩子，打不得骂不得，又不知道怎么教他正确的金钱观念和理财意识。”王俊红说。
调查中， 97.8%的人认为现在的青少年缺乏理财意识。对于孩子理财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只有23.6%的受访者觉得身边的家长足够重视。
“理财教育非常重要，财富行为关系到道德行为。”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洪明认为，孩子理财观念缺失，父母是直接影响者。他指出，现在父母在培养孩子理财问题上存在两种错误极端：一种是害怕跟孩子谈钱，不让孩子参与消费，什么都包办；另一种是很放任，没有计划，孩子要多少给多少，缺乏对孩子的监管。这两种做法都会导致孩子形成畸形的理财观念。
青少年理财意识缺失的原因何在？调查显示，83.1%的人认为是受社会上攀比风气的影响；73.3%的人认为原因在于父母对孩子的娇生惯养；69.4%的人表示是由于父母没有培养孩子理财的意识；57.5%的人归因于社会压力大，父母无暇顾及孩子，随便给孩子钱；47.2%的人认为是由于孩子在应试教育下忙于学习，没有赚钱不易的切身体会。
家住天津的周强告诉记者，孩子经常以“买书”为由向家里要钱。后来跟孩子老师沟通才发现孩子把零花钱全“贡献”给了小卖部。于是，他狠狠地教训了孩子一顿。过了两个星期，周强发现，孩子竟然从家里偷钱。
对于孩子缺失理财观念可能带来的后果，“形成不良金钱观，使孩子误入歧途”（83.0%）、“使享乐主义超前消费的畸形文化蔓延”（77.2%）、“养成奢侈浪费之风，不利于培养勤俭节约的习惯”（73.9%）排在前三位。调查中，95.2%的人认为理财能力是生存必备技能之一，应该从小培养。
“青少年不是财富的创造者，仅仅是消费者，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应该了解财富的创造过程。”洪明指出，理财教育是一套完整的体系，钱从哪里来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财富如何储存和保管，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消费的问题。
洪明建议，理财教育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比较合适，家长要告诉孩子如何合理花钱，如何使用银行、存款取款等基础的金融工具。而在此之前，日常消费中，家长就要灌输给孩子一些节约、不攀比的观念，主要是品德教育。
公众对于培养青少年的理财观有什么建议？调查显示，“家长应重视培养孩子的理财意识，积极进行引导”获选率最高（83.0%），其次是“父母不能娇惯孩子，多让孩子体会劳动的辛苦”（77.5%）。其他还有：“应引导孩子学会感恩父母、建立责任感”（66.8%），“学校应该开一门理财课”（50.8%）等。
（《中国青年报》）
思考
不爱提问的学生与逆来顺受的草民
邓公明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超过20%的中国大学生从未在课堂上提问或参与讨论，而有这一做法的美国大学生只有3%；只有10%的中国学生“经常提问”或“很经常提问”，美国大学生则约有63%。
上述两项数值差异明显，不仅反映了中美两国教育和学生的两种状况，也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现实。那么，中国学生的不提问习惯是如何养成的呢？调查和分析称，有些学生不愿提问是怕自己提的问题“愚蠢”。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积极提问有可能带来风险，如冒犯教师和官方结论、得不到好成绩等。
学生不愿提问其实是不敢提问，主要是不敢提出与教师和教材不同观点的问题。在不少学校，尤其是人文和社科专业，有些问题是禁区，连教师都不敢触及，更何况学生。一些高校的教师就曾对学生讲，对于“板上钉钉”的问题，没必要再去讨论和提问，更没必要作为研究课题和毕业论文选题。
所谓“板上钉钉”的问题，一是学界迄今已有定论的，二是有官方结论的。其实，“板上钉钉”的问题很多未必就是“板上钉钉”，一是它需要实践和时间检验，二是新的研究成果和证据，可能会颠覆原先的结论。
不愿和不敢提问的学生步入社会后，很可能成为不愿和不敢多事的“草民”，即使从事科学研究，也会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不愿提出问题对于科学来说，是事物的客观规律和真相长久得不到确切认识，由此阻碍科学成果的发现和应用，不利于科技造福于社会；于社会和文化来说，会阻碍真相的认知，造成民智低下，延缓人类文明的发展。
远的不说，2003年中国爆发的非典，人们记忆犹新。当时，最高权威机构的专家提出非典的病原体是衣原体，建议用利福平治疗，因为该药对衣原体是特效药。但另外一些专业人员通过研究认为，非典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可由于不敢冒犯权威，不敢提出不同意见。结果，不仅失去了首先发现冠状病毒的机会，还让不少患者在药不对症的治疗中病情恶化甚至死亡，同时引发公众和社会更大的恐慌。
中国学生不愿和不敢提问，固然与性格和文化有关，但更与多年的教育有关。许多孩子从启蒙之时（这个阶段在中国由于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忽悠，从幼儿园甚至胎教时就开始了）就被要求做一个听话的孩子，要服从父母和老师，要遵纪守法，却很少跟他们提及公民应有的权利，比如言论自由，拥有选举权、知情权，以及作为一个公民应当具有的民主、公正和平等意识。如此教育的结果便是，学生在学校不愿提问题，也提不出问题；到了社会则成为顺民或草民，既没有自主性，更谈不上创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公民教育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要求学生遵纪守法、勇于助人、与人为善，更强调一个公民要有正义、公平的意识，要懂得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是如何运作的，认识到权力的获取和实施，应有正當性和符合伦理。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鼓励学生质疑，充分发掘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从敢于提问的学生到合格的公民，才是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成长路径。
（《中国剪报》）
资讯
高考考生人数连降四年
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为915万，比去年减少2%。2012年全国安排普通高校招生计划685万人，预计今年全国平均录取率为75%。今年已是我国高考报名人数自2009年以来连续第四年呈下降趋势，且创4年来的新低。1999年高考扩招后，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开始了长达9年的迅猛增长，但到了2009年出现变化。2009年，全国有1020万人报名参加高考，高考人数首次下降，到2010年，这个数字降到957万人，2011年下降至933万人，今年则再次减少18万人。
而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为834万人，这也意味着当年有84万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2010年，弃考人数达81万。2011年，放弃高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仍为80万。教育部最新的2012年高考报名人数介绍，今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弃考人数依然超过80万人。上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高考报名人数持续下降的这4年时间里，全国已经有超过300万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接近四年报考总人数的一成。
除了出国留学这一重要因素外，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还有一些学校为保住升学率“劝说”毕业生放弃高考、学生自觉高考无望放弃报考等原因。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认为，学生弃考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重了高校已经面临的生源危机。
关键字 南京珠江路盗版市场
1．背景资料
1．1 “北有中关村，南有珠江路”
这是一句振奋人心的口号，蕴含着百万南京人的美好愿望，散发着古都金陵少见的壮志豪情。南京珠江路作为华东地区最大的IT产品集散地，凭借长三角强大的制造业腹地，关键的水陆交通枢纽位置，国内数一数二的教育资源，以及政府的大力投入，成为一支备受瞩目的“潜力股”。
然而，口号提出的这十年来，尽管珠江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气也有增无减，但它和中关村的客观差距却是越拉越大。而这种差距，又集中地反映在软件因素（城市政策、形象、市场定位等等）的缺失上。盗版的猖獗，既是造成这种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对珠江路的整体形象有极大的损害，因此是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1．2 盗版形式的分类
目前市场上盗版的内容主要有音像制品和电脑软件（包括游戏）两大类。珠江路上的盗版以电脑软件起家，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盗版音像制品逐渐迎头赶上，现已和软件成分庭抗礼之势，毕竟电脑软件的群众基础比起电影、音乐来还是相形见绌。
从手法上，可将珠江路盗版产品分成三大类：
① 光盘型盗版：刻录盗版光盘，目前主要有CD-ROM、DVD、CD三种介质。这是最猖獗的盗版形式，目前已相当成气候，难于治理。
② 硬盘预装型盗版：由电脑销售商们在装机的时候为客户安装自己手中的软件，在兼容机市场上已成行业“惯例”，但相对好治理。
③ 最终用户盗版：正版用户自己随意转借、滥用手中的产品，主要原因是用户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
本文将主要讨论最引人注目的光盘型盗版。
2．现状透视
2．1 盗亦有道？！
这是一句时常挂在盗版从业者口中的话。合不合法的问题暂且放在一边，盗版行业兴旺发达靠的就是这一个“道”字。此字有两解。
一解曰“道德”。可能有人会说：“盗版商还能讲什么道德？”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盗版商早早就把“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的舒心”这句服务性行业的标志性口号落到了实处。首先，盗版产品越做越精致，内容越来越丰富。游戏方面，著名的“藏经阁”系列将经典游戏的新老版本一网打尽；电影方面，有新兴的“看电影”系列将最新大片的碟版收录其中；CD容量不够大，就换成DVD的，一部装上去还有剩余空间就帮您再加一部……真是没有想不到的，只有做不到的。其次，零售人员态度亲切，退换货毫不啰嗦，买多了打折优惠，老顾客拉拉家常，有什么需求还可以帮您采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便宜！CD3块，DVD4块，还不算打折的。当然，这有一点夸张成分。有的碟片内容与外部标称的不符，有的质量太烂读不出来，有时候退货会比较麻烦（事实上因为就几块钱多数人也就懒得再跑一趟了），但和用正版比起来，盗版的吸引力仍然是巨大的。
二解曰“门道”。经过多年的摸索经营，盗版商建立起了完整的产品渠道。珠江路上的盗版主要是周边地区和附近省市的地下生产线生产的，由大户运过来，集中在某几处据点再以稍高的价格分销给各家商贩，然后大的商贩再转发给小商贩，小商贩再将盗版光盘销到消费者手中。这样，源头“大鳄”的身份情况就被很好的隐藏起来，清查行动只能逮到一些“小虾米”，无处深究。另一方面，底层小贩在与执法部门的多年持久战中也练就了一身“游击”技巧，从一开始的抱着纸盒半流动推销，到驻扎商场角落，到借用珠江路两侧的市民住宅楼，行动越来越隐蔽，也越来越难处罚。现在的情况一般是先有民工妇女手持光盘封套在街上揽客，有初步意向的购买者会被七绕八拐的引到附近民居的一个小房间里尽情挑选。用民工妇女的原因是她们在清查行动中可以当街撒泼，被带走也查不出身份；而道路两侧民居中的下岗市民利用自家房屋作交易据点则十分安全，到目前还没听说过有因为卖盗版而被抄家的。最有意思的是，现在连底层小贩都已建立起自己的行规，对路盘分区而治，统一定价，碰上清查提前放风，遇到新入行的联手对付，这说明市场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
应当指出的是，这两“道”并不是在盗版产业刚兴起时就存在的，它是盗版商们经过长期摸索后的结果。在我上初中的时候，花10块钱在流动摊上买一张只有一个软件的盗版盘结果回去发现不能用，再回来又找不到人的现象很普遍。报纸新闻上也屡屡有路边小贩们被人赃俱获、坐地大哭的“血”的教训。顾客的选择和执法的压力共同对盗版销售商们进行了“适者生存”的筛选，才使得珠江路上的盗版产业有了现在的规模。
2．3 政府的出路
从珠江路上商城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研究园求贤若渴、道路景观大变样等一切迹象中不难看出玄武区、南京市、乃至江苏省政府对于珠江路的重视程度。他们避而不提开头的那句口号，而是虚心的向成功者学习，默默的发力，期待着能把珠江路建设成城市品牌。这种态度很值得欣赏。但在打击盗版方面，政府尽管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效果却不理想，每每死灰复燃，给路面交通、区域形象都带来严重的损害。我通过一些观察思考，觉得以下几点可能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首先，执法效率问题。珠江路上的盗版问题没有专门的部门进行监管，每一次的清查打击行动都需要联合文化、公安、市容等多个部门进行，不仅沟通不便、效率低下，在具体行动时还会产生各自为政的情况。像春节以后的至少半个月时间内，还没从假日中缓过劲的各部门根本无法统一行动，盗版又迎来一个黄金销售月。我于正月十四（2月11日）走访珠江路就发现小贩们的活动明显大胆了许多。在这点上，北京市对于中关村的改革思路是值得借鉴的，北京中关村由一个综合局统一监管，路面秩序明显好过珠江路。就我于近两年来多次走访的情况看，中关村中心地带虽人潮汹涌但无突出的路面小贩活跃痕迹，这就表示“治标”取得了效果。在“治本”目前还很难实现的情况下，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其次，全民知识产权意识的普及。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事实上这些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法制不断健全的未来，人们由于对自我价值的尊重和对社会价值观的遵守，自觉抵制盗版是有可能实现的。外国不就有人（通常是出身于中产阶级世家）“笨”到为自己的两台电脑买两套不同的正版Windows吗？只不过，这个过程在中国的实现将会极为漫长。
再次，无业人员的安置问题。这也可以算是“釜底抽薪”的治本方法之一。道理很简单，如果人人都有饭吃，卖盗版者又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自然不会有人干了。但严峻的现实是：城市下岗工人加上涌入的民工几乎是个天文数字。从他们的角度考虑，卖盗版门槛低，活儿轻松利润率高（每转手一次利润都能超过100%），而且市场需求也很大，负面因素恐怕也只有“面子上过不去”、“说出来不好听”、“有被抓的风险”这么一两条了吧。因此这个社会性的大问题需要等到条件成熟时才会有解决。
纵观全局，治理盗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决心。“事不在难也，在不为也。”北京市可以为中关村破例设局，撇开这其后可能的特殊背景，这种魄力和气度也是为人称道的。南京市政府如果真的想把珠江路这块牌子打响，就必须要拿出适合自己的新思路。至少应该先把盗版产业彻底打入地下，不能让它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2．4 市民的选择
考虑一个普通人在面对一个问题时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最恰当的方法就是从他本身的利益出发去分析。就像前面分析了盗版商人在“入不入行”这一问题上的立场，饿得没饭吃的或者是不在乎所谓脸面的很容易就会入行，其他人也会有各自的选择。
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大问题还没得到妥善解决之前，老百姓在其他方面往往是“能省则省”。这样一来盗版凭借巨大的价格优势必然会占得上风。那么究竟什么能让老百姓们心甘情愿地把白花花的银子花在正版上呢？我觉得有这样几条出路比较可行。
① 某些软件的信誉与服务保障。根据近些年的正版销量统计，居高不下的往往都是杀毒、安全防护类软件。用户们为了自己电脑的安全考虑，会觉得正版软件质量过硬，后续升级服务全面，把钱花在上面值得。这和不少人喜欢买品牌机而不是兼容机是一个道理。
② 某些超低价正版CD、DVD。现在有不少发行音像碟片的厂家都在用这个杀手锏。往往是一部大片快要下档时（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去年的《天下无贼》和今年的《无极》），10元以下的正版DVD就已经上市，如果之前安全工作做得好的话，很可能市面上还没有质量好的盗版出现。如此一来，正版不贵又新又好，必然可以占得大量市场份额。
③ 网络上可以免费或是很方便付费下载的东西。这可以说是盗版遇到的真正杀手！宽带在南京的普及率已经很高，如果盗版盘里面装的东西网上都能下到，市民何苦还要跑出门老远再讨价还价呢？在这种情况下，下载价格哪怕比盗版稍高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比如现在瑞星杀毒软件的网站上就有下载版瑞星杀毒软件出售，只需银行卡付费10元，这就是开拓正版市场的好方法。
3．结束语
这次调查让我对珠江路上的盗版市场情况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以前眼光只盯着那些在街头游走的“托儿”，没想到在他们的身后是一个已经具有如此规模的地下产业。发人深省的是，地下的盗版产业和地上的电脑装机销售业一样，同时经历了从鱼目混珠、奸商横行到优胜劣汰、势力重组，最终诸侯割据、共治一方的发展过程。政府对于电脑销售业投入了大量硬件资源，对于盗版产业则是坚决打击，但是，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两者却走上了相同的发展道路。可见，市场的力量是无穷的。要想彻底打击盗版，除了要投入坚定的决心和不懈的努力以外，更要遵循客观的市场规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运用现有的资源，才有希望改变盗版与正版之间的市场天平。
参考文献：
1．珠江路上软件保护的现状分析 樊永富 法律论文资料库
一、会计集中核算取得的成效
1、进一步规范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后，取消了单位的银行帐户，由核算中心在商业银行开设统一的帐户，实行集中管理，分户核算，全面掌握了单位的资金流向。在支出时，由核算中心负责审核各单位的原始凭证，并按资金的不同来源和支出内容按统一的口径办理资金结报，填制记帐凭证、登记帐簿、编制会计报表，改变了过去单位会计在核算时随意或有意改变收入截留、转移收入、改变资金用途、任意使用会计科目的现象，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为领导决算提供较高的参考价值。
2、加强支出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会计集中核算后，财政对单位的支出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找到了一个监督于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监督机制，改变了单位过去财务的暗箱操作为现在的阳光作业。由于单位的每一次支出都必须经过核算中心的严格审核，不合规定的票据不予受理，不合理的开支不予报销，对那些超范围，超标准，变相搞福利的违纪、违规支出坚决予以拒付。这种“单位用钱，财政管理”的方式，不仅支出得到有效控制，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而且对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待遇攀比，也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3、强化了财政支出的监督，提高了理财水平。集中支付、统一核算拓展了财政管理职能。财政对预算资金的管理，由以前的事后监督变成了事前管理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控。特别是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集中核算前，由财政拨给单位后，由单位自行安排使用，对资金的使用情况，效益如何只有在事后监督检查时了解，因此，对于一些移用、挪用、乱支现象，即是被查出，但总因既成事实，无从处理。集中核算后，中心对单位各专项支出按照支出项目内容分别核算，并对支出内容与项目是否相符进行审核，有效地监督单位专项资金使用全过程，解决了财政监督与管理上的“缺位”、“滞后”问题，达到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有效地杜绝擅自改变资金用途、乱支滥用的现象。
二、存在的问题
1、适应范围不广。会计集中核算是将原分散于单位的会计核算集中由核算中心统一核算，所以它适应的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它只适用于单位比较集中，业务来往比较单纯的行政机关。对少数所属机构分散，资金来源渠道多，流动量大，项目资金比较复杂的部门和单位以及有单独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就难以做到，如学校、林业、水利、交通等事业经费。
2、资金管理和核算不全面。由于各单位的业务情况不同，往来款项错综复杂，五花百门，所以对往来款很难做到纳入集中核算，因此，少数单位存在侥幸心里，在往来款中，混杂着很多隐性收入，有的单位甚至将上级补助资金，也隐蔽在往来款中核算，逃避了预算外资金管理。
3、会计主体问题。目前会计集中核算中心，大部分是财政部门的一个内设机构，没有法人资格，也不是会计主体，其职能无非是集中替单位进行会计核算。是一种中介代理机构的行为，而会计主体、法律责任、预算编制、理财机制仍是单位。这不但与“会计法”相违背，而且给工作带来许多弊端。如部分单位领导和报账员不愿得罪人，没有很好把关，把矛盾转移给核心中心，将一些明知不符合规定的支出也送核算中心结报。
4、资金使用效率仍然不高。会计集中核算后，在国库资金的拨付上仍没有脱离原状，无非是把原来拨给单位的财政资金改拨到核算中心，原来沉淀在单位的资金现沉淀在核算中心，据了解，我县纳入集中的54个行政事业单位，正常性沉淀在中心的资金在3000万元以上，而国库则起不到拓宽调度的作用，这与财政部实行国库单一账户，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目的。不相符的，偏离了改革方向。
5、费用开支的审核难把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目前费用开支标准比较混乱，各级财政部门制定的有之，上级主管部门制定的有之，地方各自制定的也有之，到底哪些可以执行，哪些不可以执行，核算中心难以把握。另外，现行有些开支标准又太低，不符合实际，有些合理的支出又没有规定具体标准，因此，各单位支出结报的标准很不统一，核算中心难以掌握。
关于医改监测专题调查设计方案，要做到定性与定量调查的相结合，面上调查与典型研究相结合，关键是做好定量调查，用调查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以达到定性分析的目的。以此来了解和掌握新医改的阶段性进展，总结改革取得的有益的经验，分析和研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及原因，为完善我国的医药政策提供循证的依据和信息支持。
⑴ 根据此次医改监测专题调查的目的，收集所需资料；
⑵ 确定调查问卷形式，根据调查对象和调查范围来设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家庭询问调查、卫生机构问卷调查、医务人员问卷调查及专题研究等）和具体的实施方案；⑶ 列出标题和各部分项目（包括家庭询问调查、卫生机构问卷调查、医务人员问卷调查）；
⑷ 征求专家队调查方案的意见，修订调查项目的内容；
⑸ 试测，以30—50人为试测样本，求出信度、效度；
⑹ 进行项目分析，重新修订；
⑺ 正式进行测试调查。
2、政府文件要求，各省要集合实际，组织专家对研究方案进行讨论、修改、完善，除了完成卫生部的问卷之外，我们是否要结合陕西的实际进行修改、完善，甚至补充先关内容？
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卫生资源也具有分布地区和城乡的差异，发展不平衡。像东部发达地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政府财政相对于西北地区要充裕，加上应急机构，人力资源和物资配备也有明显差距，会造成调查问卷在健康状况，就医行为，药物制度实施等多方面有着一定的差距。因此调查问卷结果的差距也就显而易见了。
陕西省宝鸡市作为西北地区欠发达的地区，其在过去几年里积极推进新医改，并且作为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其代表西部欠发达地区近年来在医改方面的进展。因此，我们在完成卫生部的问卷之外，对结果的评价与分析要结合陕西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卫生资源的配备进行修改，完善，并且补充一些相关的说明。以达到可信、有效地测评效果，以使其更能精确的反映当地的实际情况。
3、政府文件要求，在正式调查前要进行预调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卫生厅认为时间紧，拟省略，是否可行？
预调查不可省略。在在正式调查前进行预调查，是为了及时纠正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不足，有利于正式调查问卷设计的更合理，和确保在正式调查实施中的问卷调查质量。对于时间紧的问题，可以削减预调查的数量。
4、当前医改评价的核心指标到底有哪些？
医改评价的核心指标包括：国家基本药物使用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标率、千人口全科医师数、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实际水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抗生素使用比例、居民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等。此次的医改监测调查通过定量指标调查、分析和研究，了解实施效果，研究我们下一步的政策。
5、我们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考虑？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矛盾：社会成员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而社会所能提供的医疗卫生资源却是有限的。那么，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以及不同的医疗卫生需求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即首先解决保障谁和保什么的问题。
并且在我国，无数的事实表明，现实生活中不仅存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提，也存在医疗资源的浪费，流入及投入效率低下等问题。
1 苍溪产业发展现状
苍溪是农业大县,由于二、三产业所占经济比重较低,县域经济发展一直长期滞后。近几年县委、政府认识到苍溪贫困的根源以后,非常重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注重培育优势产业,现已收到明显成效。
一是通过推广“六个一”(一个骨干经济园,一口沼气池,一口防旱池,一眼卫生井,一条硬化路,一套生态农居)+“三配套”(园圈气生态循环建设配套,退改调生态环境建设配套,生态庭园经济与生态庭院文化建设配套)的户办工程模式,逐步培育出以中华猕猴桃、苍溪雪梨为主的水果产业。到“十一五”末,全县规划种植猕猴桃5333.33hm2,现已种植4533.33hm2,2007年产桃1万t,产值达到6500万元,如果5333.33hm2全部进入盛产期,年产量将达到5万t,年产值将达4亿元。规划种植雪梨12000hm2,现已种植10000hm2,2007年产梨7.5万t,产值达到6000万元,如果12000hm2全部改良为新品系进入盛产期,年产量将达到10万t,年产值将达到1亿元以上。
二是通过推广引进良种、科学繁育和改一家一户传统饲养为规模集约化养殖模式,逐步培育出以生猪、家兔为主的畜牧产业。到“十一五”末,全县规划年发展生猪170万头,2007年出栏商品猪130万头,猪肉产量已达到9.1万吨,年产值达到14亿元,如果年发展量达到了170万头,猪肉产量将达到12万吨,年产值将达到18亿元。规划5年后存栏兔达到1000万只(其中毛兔500万只、肉兔300万只、獭兔200万只),现在存栏量已达到500万只。2007年兔业产值达到4亿多元。实现存栏兔1000万只以后,兔业年产值将达到8亿元。
三是通过开发县水能资源和天然气资源,正在做大做强能源产业。苍溪东河六级小水电开发已进入建设高潮期,现已有两级建成投产,由国家立项的嘉陵江流域苍溪航电工程和亭子口水利枢纽工程今年也已启动。这8处电站全部建成后,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2.8万k W,年发电量将达到34.5亿k W·h,不仅可以极大地满足四川及周边地区用电,而且可以带动生态旅游和水面养殖,使农民增收,财政增税。中石油在苍溪九龙山已开发出17口天然气井,日产气150万m3。中石化2006年又在苍溪发现“元坝构造”海相气田,目前初步探测储量在1.5万亿m3以上,很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气田。规划开发70口井,现已有10多口井开钻,“元1井”和“元2井”已完钻点火试气成功。
水果、畜牧、能源产业,已成为革命老区苍溪的三大特色产业,产业优势、规模优势、资源优势正在逐步凸显,但由于现在还仅仅处在生产原料和销售原料的初级阶段,农民收益不高,财政增税甚微。
2 产业对接理性思考
要想把产业链做活,提高优势产业对县域经济的贡献率,从根本上解决灾区人民恢复重建和长远发展致富的问题,就只有走产业对接的路子。解决产业对接,就要在原料生产地建加工企业,使优势产业就地加工、就地转化,提高产业原料附加值,变产业优势为商品优势、经济优势。
过去,苍溪工业受交通、通讯、燃料、电力等因素制约,通过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发展,过去的劣势今天已变成优势。现在,兰(兰州)渝(重庆)铁路和南(南充)广(广元)高速都已正式立项,今年将开工建设,苍溪就自然地进入到交通快速通道。有线、无线通讯已在苍溪全覆盖,全县境内都可用电话直通全球。县境内已开发出大量的天然气,燃料既环保又经济。电力已变输入地为输出地,结束了经常停电和因季节性缺电的历史,电力接通国网,同网同价。除了这些有利因素外,苍溪还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充足的淡水资源、高质量的生态环境资源,等等。
围绕苍溪现有的特色产业,苍溪需要引进以加工猕猴桃、雪梨为主的饮品、保健品、方便果蔬生产线企业;以加工猪肉为主的军需食品、出口食品企业;以加工畜禽皮毛为主的服装生产企业;以就地转化利用天然气的化工生产企业等。除了这些以外,还可以引进其他劳动密集型企业。结合农产品加工和天然气深度开发利用,把苍溪定位成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来建设。
如何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吸引来,需要研究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我们建议:为促进农业发展,可以给农产品加工企业出台贴息助农贷款、定期租用土地、享受农用电价、一定时期以内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依靠政策刺激东部地区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向西部地区转移。也可以在税收、用地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把东部的军需食品、出口食品、航空食品等企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国家在研究企业立项和作经济发展规划时,应优先考虑把工业项目向西部倾斜。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开发出来的天然气,尽可能出台一些政策让其就地转化。国家在出台扶持灾区和扶持老区政策的同时,还要兼顾人才支持、科技支持、资金支持。
关键词：家计调查；隐私权；行为自由
中图分类号：D912.5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4.02.025
家计调查行为对我国的社会救助事业来说是一种新兴的事物，但由于其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以及对公共资源利用的积极性功能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得到广泛推广。然而，强调家计调查对于被调查者个人信息的公开将不可避免地触及被调查者的隐私权以及个人行为自由保护问题。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而保护个人隐私权已经成为社会公众的普遍需要，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此，如何有效协调和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私权之间的冲突，将是我国社会救助事业深入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
一、家计调查行为之价值考量
社会救助是公民因社会的、个人的、生理的或心理的原因陷入无法自力解决的困境时从政府和社会获得的物质和服务的福利。从其特征来看，具有政府的单方面授予行为特征，对此一般会有一套被称为“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的法定程序来审核申请人的收入情况，能否得到救助的关键是申请者个人收入或家庭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以及其贫困程度。大部分进行社会救助的国家都规定，对申请社会救助的，应对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收入及资产状况进行审查，不足特定标准时才予以救助[1]。例如在澳大利亚，老年救助金领取人在获得148澳元/周的救助金的同时，可以保留价值12.575万澳元的资产（不含自由房屋的价值）和50澳元的其他收入，而在瑞典申请人必须是几乎一无所有才有资格领取救助[2]。社会救助属于授益行政行为，而授益行政行为主体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是一种社会经济资源的再分配[3]。它以行政主体的强制性干预来实现这种社会动态平衡；因此，要实现授益行政行为的预期目标，只能牺牲一部分的权利和资源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要和利益。授益的结果是：“社会中被授益的一方相对人具有真有资源的优势，而另一方没有获得授益的则处于相对弱势。”[4]为了维护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实现社会公平，防止旨在维护社会公平的社会救助制度不至于在其运行的过程中产生新的不公平，社会救助需要设置正当程序，使社会救助行为的过程处于法治的控制下，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真正做到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救助的人身上。
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和质疑：他们认为，一方面，从家计调查的节约社会公共资源的功能有被夸大的可能。这是因为家计调查的设置一般都有人力物力的大量投入，这一点从国外的社会保障事务财政开支不断高涨可以得知，其财产调查的管理成本高，容易成为申请人和官员之间摩擦的潜在根源[5]112。而且从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的改革过程来看，其也曾尝试过进行非财产调查型补贴的方式来支付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社会保障，如英国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改革即是如此。这些改变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家计调查的管理成本相比其行为所减少的救助资金来说，前期也许是有效益的，但随着管理成本的大幅提升之后就不再有效益了。另一方面，从对基本权利之侵害的角度观察，家计调查的行为有可能侵犯或限制公众的下列基本权利：
一是对隐私权的侵犯。在进行家计调查行为时，接受调查的申请人或家庭对于调查机构必须是无保留的，调查的范围当然就包括一些也许是申请人所不愿公开或曝光的个人隐私。对此，接受调查的个人或家庭往往是非常反感和抵触的。在英国，财产调查似乎被申请人所憎恨，因为它使申请人蒙受耻辱，也因为当局在调查认定个人的财产和生活安排时有侵犯隐私之举[5]113。所造成的耻辱感和不申领国民救助的问题愈加突出——尤其体现在领取养老金人群中[6]。具体来分析家计调查行为是否涉及对隐私权的侵犯，按照一般侵权法理论，对于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必须包括两个条件：一是被侵权主体是否有“合理隐私期待”，即接受调查行为的申请人或家庭按照社会一般观念是否被认为是合理的期待。二是侵权行为是否会对公民之隐私权构成现实威胁，即家计调查行为是否对接受调查的个人或家庭的隐私造成实际的威胁。分析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接受家计调查的个人或家庭若想获得救助必须接受全面的财产和收入状况的审核，这不可避免地会暴露一些申请人或家庭无法自力的现实，这种现实对于一个需要获得尊严的社会成员来说都会产生不安或不悦，因此可以认为接受调查的个人或家庭实际上是具有隐私期待，而且是合理的。从另一方面看，家计调查行为中所涉及申请人或家庭的个人信息或个人秘密已经由不公开到调查工作人员知情甚至于对社会公开，这对于申请人或家庭来说其自身的隐私将收到严重的威胁。
二是对行为自由的侵害。对社会救助申请人进行家计调查行为是申请人获得社会救助的必经程序之一，而且必需是符合其设定的符合救助标准的个人或家庭才拥有获得救助的资格。对此，申请人为了能够获得救助资格，往往会采取两种方式来应对：一种是申请人隐藏收入来源和财产，逃避调查行为对其自身和家庭财产的真实调查；另一种是在进行家计调查的阶段按照低于当地生活保障标准的生活水平安排生活，如《深圳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第10条第1项规定不能拥有空调等“非生活必需品”，要申请获得救助的个人和家庭就不安装空调等家电。不管是哪种情形，家计调查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会对申请人的生活习惯或行为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心理制约，并由内而外地构成行为上的限制，除非申请人默示同意或认可调查行为，即忍受其对自己和家庭之隐私或行为自由的可能侵害。行为自由或称为行为自决的权利是各国宪法都明确规定的自由权利，属于一般人格权的范畴，个人行为除伤及他人权利、违反限制秩序或社会道德外，应有完全作为或不作为的自由。在家计调查行为中对于申请人或家庭的行为限制或心理制约，侵害了申请人或家庭成员的行为自由。
二、家计调查行为之正当性及其限制
一边是公共利益和综合治理等公众社会公平，一边是隐私权和行为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二者都是人类社会发展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条件，家计调查的行为该如何平衡这两种价值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按照莱昂·狄骥的“社会连带”理论观点，“人们相互有连带关系……人们想要生存，就必须遵循连带关系的社会法则”[7]。即人们将其行为服务于社会相互关联性的实现，因而对整体中所有个人权利的捍卫必然要求对每个人的个人权利加以限制而“现代的实际条件下，只有国家才能够通过命令和允许的方式，合法地行使任何其他共同体不可实施的强制力”[8]。因此，一方面鉴于个人的发展对于社会连带性的实现和发展必不可少，国家应对个人权利予以充分尊重；另一方面，为了确保所有人的个人权利，国家又有权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因为这种限制对于避免个人之间相互伤害或包含公共利益是非常必要的[9]。可见，为保障所有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公众应容忍和接受国家或社会公共力量对其基本权利的限制。
但是，公众容忍对其基本权利的限制是有一定限度的，任何对其基本权利予以限制的行为都必须接受法律保留原则的检验，即“任何对基本权的剥夺、利益的侵害和义务的负担，非有法律依据不能行使”[10]。这一原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针对传统国家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防止公共力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在特定的情形下，基于法律的明确授权，国家可以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因此，为保证在社会救助程序中家计调查行为的正当性，在立法授权和具体审批时，应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二是目的正当性原则。这是社会救助中进行家计调查行为的首要原则，也是必需首先端正的原则。进行家计调查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有限的公共资源的前提下要使得这些资源能够尽可能用于最需要或最恰当的家庭或个人，因而不得不采取一定的甄选和排查方式予以确认。这种目的的家计调查行为明显具有正当性。
二是维护人性尊严原则。由于家计调查的行为极易造成对受救助者的隐私或行动自由的侵犯或干扰，因此在选择家计调查的内容和范围等方面必须慎之又慎。同时，在家计调查行为中必须贯穿维护人性尊严原则，给予受救助者作为人的基本尊严。
三是透明化原则。一方面在申请社会救助之前和接受家计调查期间，调查主体应以适当的方式将家计调查的内容、范围等程序告知给接受家计调查的家庭或个人，使一般公众得以知悉，以便公众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作出选择。
三、家计调查行为的法律规制
在我国，社会救助中的家计调查行为所带来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专家和学者的重视。在所制定的《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中对社会救助申请的审查手段进行了相应的规定，第13条第2款：“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有关专项救助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财产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查询社会救助待遇申请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存款或者持有有价证券的情况。”上诉规范性文件针对受救助者的申请进行审查的角度来规范家计调查行为。笔者认为基于上诉之基本原则，在具体立法时还应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调查主体与监管问题
对社会救助程序中家计调查的行为如不加以必要的限制，任由主管部门调查，势必会对受救助者的基本权利造成恣意伤害，因此，立法上应明确规定调查主体的资格条件并授权特定部门对之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
根据社会救助的理论，社会救助对于政府来说，属于一种积极权利，而且往往涉及国家对某种经济资源的分配、干涉和制约，由此，它的产生几乎难以对应自由价值观，往往被认为是推行某种家长式统治的缘故[11]。正如在桑斯坦的概括中所描述的：“相反，福利的规定，或是政府保护个人免受种族歧视的规定，被认为牵涉了‘积极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构成了对既存配置及普通法原则的干预。”[12]而家计调查行为严重受到这种家长式的强制推广模式的影响，缺乏相应的监督和管理。在这种背景下，造成了政府与受救助者地位的差距过大，完全处于被支配和被动的地位，使得受救助者最基本的权利和尊严得不到应有的保证。由此，可以认定家计调查行为的调查主体是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主体的资格的审批。按照莱昂·狄骥的“公务”理论，即“公务服务的概念正在逐渐取代主权的概念而成为公法的基础”[13]40，而这种公共服务“可直接由政府来进行管理、或是进行分散化管理、或是由政府的委托人来经营”[13]61。因此，国家以外之其它具有公共职能之组织或个人，基于国家的专门授权或委托也可以取得调查行为的主体资格。这样的话，能够进行家计调查行为的主体应该包括两种：一种是国家机关；一种是具有公共职能之组织或个人。从目前各国的实践中都能看出，国家机关的调查行为资格是具有正当性的，而其他组织或个人的资格则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对此我国目前也仅仅采用了国家机关调查的方式，这一方面是由于家计调查行为涉及社会公共安全和社会重大公共利益的分配，除了有能力和公信力的公务单位之外，很难有主体能够承担起这个重责，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的福利组织发展相对滞后，因而其并不具备完成进行社会福利分配等社会功能。可以说，我国进行家计调查的主体目前来说仅限于公务单位，但今后随着福利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发展，也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主体。
第二，对调查主体的监管。对于家计调查中对于调查行为的监管各国的做法不一，有采用政府主管机关监管的，也有采取立法部门审批的，但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倾向于由行政主管机关监管来具体负责。考虑我国目前的情况，由于缺少法律的规制，我国的家计调查行为基本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对于调查主体没有任何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因此，尽快对在家计调查中的调查主体进行统一的规制是非常有必要的。目前要制定一个统一管理的运行机制来监管全国的家计调查主体还存在相当大的难度，一方面由于国内民政机构的体制建立非常不平衡，有些发达地区的机构建立较好，而有些贫困地区的机构建立就比较滞后，就不用说其监督机构的设立问题，其操作上统一难度很大，而且本身监管就是一个成本相对巨大的工程，在资金问题没有妥善解决前，统一的运行机制是基本不现实的。因此，目前亟需做的是授权县级以上行政机关监察部门对家计调查行为进行统一的监督和管理，待条件成熟时再进一步集中统一管理。
（二）调查的范围与隐私权保护问题
家计调查行为的范围与隐私权的保护是调查行为中很容易出现矛盾的问题，对此，其包含三个必需涉及的问题。
第一，何谓隐私权，其范围或称之为边际如何界定？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14]。隐私权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等。自1890年美国的路易斯·D.布兰代斯（Louis D.Brandies）和撒莫尔·D.沃伦（Samuel D.Warren）提出隐私权概念以来[15]，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以直接（明文规定）或间接（归于侵害名誉权等人格权）的方式确立了对隐私权的保护，而《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①也对此作了相应规定[16]。并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民主的进步，公民权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和多元，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将会成为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是否只要是调查行为就可以漠视被调查者的隐私权？对此的回答自然是否定的。因为任何公民都有权保护自己的隐私，有权防止他人窃取、披露和传播自己的隐私。接受社会救助的主体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分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同时并不代表他们要以放弃对个人私权的维护作为代价。家计调查行为的开展对于公共利益的维护以及福利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显然是有一定益处的，但这不能成为漠视被调查者隐私权的理由和借口。反之，家计调查行为如果不重视对个人隐私权的保障就会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如对于有些特殊疾病患者的家计调查所涉及的患者病情，尤其是精神病或传染病，一旦被调查者的个人信息被传播出去，就会对病人及其家庭造成难以预料的困扰。
第三，调查行为中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权的平衡与协调。随着我国社会救助事业的不断发展，家计调查行为中的公共利益要求的信息公开与个体私权保护边界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地引起各方的关注。在推进家计调查的程序化与法制化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对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的保护，同时在相关宣传和信息公开上需要对被调查者的隐私权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通过承认一个人的边界来表示对他的尊重；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放弃对边界的主张和容许他者接近来邀约亲密关系”[17]。因此，家计调查中的信息公开应以人为本，不能因片面追求相关信息的全面完整而置被调查者的隐私权保护于不顾。
当然，在涉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以及突发性事件的情况时，从保护公共安全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可以将被调查者的个人信息予以公布，但一定要以保护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
（三）调查内容之利用与管理问题
由于家计调查所涉及的内容包含一些对于接受调查个人或家庭的隐私权和行为自由的侵害，因此，对于调查所得的内容要严格其使用、保存、保密、销毁和排除程序，以防止对接受调查的个人或家庭之基本权利再度造成侵害。具体而言，第一，家计调查经办机关及其管理部门对家计调查中所获取的个人或家庭的相关信息应作保密处理，并做好保密工作，不得擅自公开，更不得随意传播或泄漏。基于调查行为的全面性，家计调查机关的公务人员很容易在调查行为中触及接受调查的个人或家庭的诸多隐私，因此，进行调查行为的公务人员很容易成为传播个人或家庭信息的源头。接受家计调查的个人或家庭因为需要获得社会救助而将涉及隐私的个人或家庭信息告知公务人员，但这并不意味着接受调查的个人或家庭无条件地放弃了自己的隐私权。除非经过接受调查的个人或家庭的明示许可，否则调查机构或公务人员不得对其所了解或掌握的隐私进行披露、宣示、威胁以及除为统计、科研的范围以外的其他不当使用，否则即构成侵权。
第二，对于须公示的接受家计调查个人或家庭的资料和信息，经办机关及其管理部门应作避免或减轻隐私权侵害的技术处理，这主要涉及对接受家计调查个人或家庭的姓名、肖像、身份证号码、住址、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并且对于因确有必要不得不公布的信息，应严格按照国家法律和上级规定对应当强制公布的内容予以公布，对可以公布的内容视需要或根据规定予以公布，而对于不应公布的内容则不得公布，以防止侵害被调查者的隐私权。
由此，在家计调查行为中，尽管基于宣传和监督的需要有必要公开被调查者的相关信息，但这种公开应以不侵害被调查者的隐私权和行为自由为限的。惟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家计调查行为维护公共利益以及福利资源最大化利用的积极性效能，同时切实保护被调查者个人和家庭的基本权益，从而实现公权与私权的平衡与协调，进而更好地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
注释：
①参见《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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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Robert C.Post.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rivacy：Community and Self in the Common Law Tort[J].Cal.L.Rev，1989（77）：957962.
（责任编辑江海波）
Abstract：Household income survey behavior is a double edged sword.On the one hand， it maximizes the function of the maintenance of public interest and welfare resources，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threatens the privacy and freedom of the public.Legislation needs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public interest to protect fundamental rights and personal protection and other basic elements.It should be guided by 3 principles of purpose legitimacy，safeguarding human dignity and transparency to make clear the issues of investigation subjects，supervision，scope， privacy protection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investigation and management issues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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