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批评方法（共8篇）
李长中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诞生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欧美.关注所有女性的边缘化问题。多数女性主义认为我们的文化是父权文化：即以服务男性为主导。女性文学批评家尝试解释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权力因性别失衡如何被反映在文本中，或如何受到文本的挑战
主要从性别的视角对文学创作和批评进行研究: 1 以女性视角重新解读文学作品;
2 挖掘被埋没的女作家作品,寻觅女性文学传统. 3 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方式和表达方式.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一 诞生的条件 1 社会条件:
西方两次妇女解放运动:
(1)第一次浪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妇女获得选举权.
(2)第二次浪潮:20世纪60年代,争取女性再就业、教育和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权利.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2 学术条件:
(1)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更新和发展为女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思路和方法论的启示.(2)女性主义两个先驱:
弗吉尼亚•伍尔夫
西蒙•德•波伏娃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伍尔夫:
英国意识流小说家，
1929年《一间自己的屋子》,为女性主义批评奠基了基础. 主要思想:
肯定了女性文学传统.剖析了女性文学不能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现实根源-----经济不独立.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3 提出了“双性同体”的思想:
柏拉图《会饮篇》
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个是男性的力量,一个是女性的力量,女性往往外柔内刚,男性往往内柔外刚,没有纯粹的男人和女人.
“双性同体”才是理想的人格形象.解构了男女二元对立观念.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法国的波伏娃:
《第二性》(1949年),被称为西方妇女的圣经.
著名观点:
“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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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权主义批评的两大形态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沃尔特在《走向女权主义诗学》提出：
1、女权批评：（作为读者的妇女）关注文学现象的意识形态性。
对妇女形象的忽视和歪曲；
男性建立的文学史对女性作家的有意或无意的疏漏；
父系制度对妇女读者的控制和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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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打破男性中心主义的研究视角，引入一种性别视角：
“我们第一次被要求作为女人去阅读文学作品，而从前，我们，男人们、女人们和博士们，都总是作为男性去阅读文学作品。”
肖瓦尔特的精神分析模型认为性别差异为心理的基础，以性别和艺术过程的关系为重点。强调女性差异是封闭合需要之外的意义的自由抒发。肖瓦尔特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女性主义关怀放在社会背景中的文化模式，承认阶级、种族、民族和历史差异，以及时间和空间对女性的决定因素
作为世界最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典型，哈姆雷特在剧中有父子冲突，以及在其两性之间的冲突，剧中妇女发挥了多种双重性。哈姆雷特抗拒着一个女性的身体，他的母亲的身体，反过来，他一直被那个身体反作用着。哈姆雷特认为性是邪恶的，这表现在他对克劳迪斯的厌恶和对自己母亲的厌恶，以及他对欧菲莉亚的残酷谴责，也同时表现在由于自己出自那个身体而产生的自我厌恶。他最彻底的仇恨源自他无意识中压迫着自己的性冲突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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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女性化（feminine）”阶段（1840至1880年），在此期间，女性作家模仿优势传统；第二阶段，“女权主义（feminist）”阶段（1880至1920年），在此期间，女性主张少数群体的权利并进行抗议；第三阶段，“女性（female）”阶段（1920至今），在此期间，反抗，即揭示男性文本厌女症，被女性文本和女性的重新发现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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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得女性视角？
“女性主义批评的第一个行为就是：从一个赞同型读者变成一个反抗型读者，通过这种拒绝赞同的行为，开始把根植于我们心中的男性意识祛除掉。”
女性阅读要保持一种独立而清醒的女性意识，以一种抗拒性的态度去阅读男性文学作品。
第八章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
2、女性批评：（作为作家的妇女）
研究女性写作不同于男性写作的模式，追寻被淹没的女性文学传统。
父权制社会中，写作被视为男性的特权。
梅里美眼中的乔治·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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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关键词：
1、“天使”与“妖妇”：
美国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 “天使”形象：温柔、美丽、顺从、贞洁、无
私、大度等。
实质是将男性的审美理想强加在女性身上，剥夺了女性形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把她们降低为男性的附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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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妇”形象：三类：
（1）失贞者：充满激情、缺乏理性、淫荡色情、是欲望的化身。
（2）男性化的女人：有男性智慧、顽强意志、野心勃勃、心狠手辣。
（3）悍妇形象：丑恶、刁钻古怪、泼辣凶悍、泼妇。
本质上是对女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厌恶，压制了女性的自我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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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声话语：
用精神分析的方式解读女性人物形象，三类：
（1）在压抑中认同，完全屈从父权制的女性形象。
（2）在压抑中反叛，勇敢地反抗父权制的女斗士形象。
（3）在压抑和反压抑中导致人格分裂的疯女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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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作家在男性霸权文化中深感身份焦虑，她们也在压抑和反压抑中进行创作，表现出“双声话语”：
社会的声音：表面的显性声音
自己的声音：深层的隐性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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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声话语”理论来读，
主宰的故事：女性文本对男性主宰文化不得以模仿和利用的结果。
失声的故事：女性自己独特的生命感受，和男权社会文化格格不入。 如：《简·爱》
主宰的故事：灰姑娘的故事
失声的故事：追求女性的人格尊严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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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身体写作”
女性主义批评的解构策略：
（1）解构男性中心主义文学史，追寻妇女文学传统。（2）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叙述视角，建构以妇女经验为中心的叙述角度。（3）解构男性中心主义语言权，建构女性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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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女性主义者提出“身体写作”：
就是让女性从专制的“文化彼岸”回到身体，用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来写作。
女性使用的语言与女性的肉体感受相联，它是反理性的、无规范的、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的语言，是女性表现自我体验的独特的“女人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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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案分析：
1、《简·爱》的女性主义叙述声音
美国批评家兰瑟在《简·爱的遗产：单一性的权利和危险》：
塑造了一个“惟我独尊”的女性叙事主体形象，她的叙述声音贯穿了整个小说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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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疯女人伯莎就是简·爱：
美国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
一、文化唯物主义与媒介话语
在中文世界的学术话语中,“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这一概念有两个源头。一是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成名作《人类学理论的兴起》,及后来的《文化唯物主义》一书。哈里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命题的基础上,通过对人类学中既有理论派别的批判性考察,试图建立一种旨在有效分析社会文化现象、具有科学性的研究策略或范式,完成自己新实证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及方法论体系的建构。与流行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不同的是,哈里斯根据现代人类学的最新发展,不再以物质条件作为核心范畴构建历史唯物主义,而代之以人类的文化活动为中心,尤其是将日常生活经验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重新发掘历史唯物主义潜含的科学性。譬如,在对语言行为的社会地位的论述中明确指出,传播包括语言,在协调基础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三者之间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语言本身“不能被看作是基础结构、结构或上层建筑所独有的组成部分,也不能被看作是行为或思想所独有的现象”[1]。体现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风潮之后,人类学界对特殊文化形式———语言范畴的重视和省思。
与传统社会理论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论相比,哈里斯对人类社会生活作了更为多面、复杂的分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造,作出巨大贡献;但整体上看,他并没有解决现代社会日益繁复驳杂的文化的地位问题,相反依然在“二元论”的终极隐喻中寻求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合理解释。在中文世界,文化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或方法论基础,并被广泛推崇的是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作为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中坚人物,他需要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与理论策略诸方面找到新的学术动力,以便回应工业革命以后引发的种种现代性及后现代性问题。威廉斯认识到,社会政治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推动历史发展的规律,得到广泛的宣示和解析,而包括识字、先进传播方式在内的文化革命却并未得到重视,甚或遭到抵制。[2]这既来自对历史现实性的漠视,也根源于对“文化”内涵和外延的精英主义观察方式。他借助人类学视角,强调了文化的日常性、普通性,反对将文化仅仅看成是经济条件、身份地位的折射物,或者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的宰制性的工具。所以,重新设立“文化”范畴,并将其置入社会和政治理论的核心,成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建设的基石。
威廉斯认为,任何有关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探讨,都必须考虑到具有决定作用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前提,它通常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这些原初论述时使用的隐喻性的词语,在其普及化过程中往往被当作精确的概念或者对社会生活的描述性术语,逐渐脱离了语境上的“关系性”,最终成为相对封闭、抽象的范畴或领域。事实上,真正应该关心的并非“基础”、“上层建筑”概念本身,而是“具体的、不可分割的现实过程”。他把这些区别于经典或变化了的思想传统的理论观点、研究原则,称作“文化唯物论”,即“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3]。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带来文化研究观念上的颠覆性的转变:其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二元论隐喻模式被消解,使历史唯物主义在工业社会、后工业(消费)社会依然具有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解释能力;其二,包括文学、艺术、传媒在内的符号形式不止是被决定的上层建筑问题,同时也是与经济、科技等生产性力量一样的物质实践问题。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范式,尽管“没有充分陈述通俗媒介文化在话语方面的开放特性”,可他却通过对媒介、民主和共同体等现代社会诸多重要议题相互关系的论辩与申说,为传播媒介的话语分析方法提供了“当代的批评里所没有的形式”[4]。从普遍意义上看,媒介文化可以从“完整的社会秩序”层面去解释,它是由各种社会活动组成的“秩序”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从个体“信息精神”层面看,媒介文化又构成了各种社会活动的全过程,并通过语言、艺术风格、脑力劳动等具体形式展现出来。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它极度依赖于语言符号等具有表征性的实践意识和动态系统,甚至“本身就是一种公众话语”[5],这些言语符号以及组合成的话语形式,不再是与“现实”、“世界”相分离的、封闭的物质要素,而是流动的现实过程的一部分,既被社会活动所渗透,又渗透到所有社会活动之中,具有着物质实践和意义象征的双重属性[6]。因此,媒介话语是“一种能动的社会语言”,一种“经验的接合表述(the articulation)”,一种“显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社会在场(social presence)”[7];它隐含着意识形态策略,是权力角逐、斗争的竞技场,并作为文化资本参与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
二、媒介话语的实践意识
在批评理论领域,多利默、辛菲尔德曾在合编的论集《政治的莎士比亚》中,按照文化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方法,概括出“历史语境、理论方法、政治倾向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综合”的批评原则,通过关注莎士比亚和早期现代戏剧的各种“机制”(institutions),分析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剧场演出等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8]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根据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方式的大众传媒的独特性征与批评方略,可以从物质技术、历史变迁、传播属性等不同层面,重新阐释传播体系规制下媒介文本的生产机制与意指实践,并探究其具体的话语表征功能。
(一)话语活动的物质性
对新闻传播技术的考量,是媒介批评有别于文艺批评、哲学批评及社会批评的重要标尺之一。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语言符号行为和话语组织过程都面对一个共同的变量,即技术性的物质手段。在媒介话语分析中,技术视角包含话语本身的技术性勘察和媒介技术操作方式的不同带来的话语组织的异质性。从泛媒介论的批评理论看,一切人工制品,不管是口头的、书面的,还是电子的或人体器官直接间接生产的人工制品,都是技术;这意味着,话语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也是一种物质性技术,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技术化的表达实践与符号理解。对于不同历史阶段主导性话语生产机制的差异,沃尔特·翁作过细致的区分,他认为言语为核心的口语文化里拥有独立的话语,如套语、箴言和预言等,但整体对人而言“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是从无意识的深处涌入意识的”,而文字就像柏拉图说的是外在的、异己的技术,“完全是人为的东西”,“把言语转换为文字的过程受到有意识制定的、说得清楚的规则的制约”[9]。同时,翁也强调了口语文化的社会性,尤其是口语文化中暗含的规则、语法,直接影响到不同群体话语的组织模式和表达机制的形成;不过与之相比,文字的物质技术特性、并作为“独立的话语”更为显见。
随着大众传媒物质手段的演进和发展,媒介话语日益呈现多元化的色彩。新闻、广告、公共关系、娱乐等不同领域的话语,相互借鉴并日趋丰富,既给媒介话语分析带来鲜活的资源,又让话语分析的批评模式走出单一化、封闭式的格局。以媒介技术的操作方式和话语的应用特征为例,即便在“读图时代”,报刊话语依凭其“文字性”和深度写作策略,在媒体市场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并能满足传统型受众的阅读需要;而在现代社会具有统治力的电视媒介,以其对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的综合把握和运用,在信息传输和娱乐消遣方面,为社会大众提供精彩纷呈的栏目,电视画面的真切性、流动性和延续性赢得广泛受众,电视话语的表达方式、叙述结构融汇了书面文化和口语文化某些精髓,尤其对日常生活话语的灵活使用,使得媒介话语与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联系得更加紧密;在数字媒介出现并繁荣之后,语言生活不再是传-受式的习得、模仿,而真正成为互动式传播、交往行为的创造性领域。总之,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媒介形态的分殊乃至融合,促成话语技术的多样化和异质风格。
技术决定论者常常将技术的演进,看成是社会关系、传播模式、话语实践的重要变量,或者说,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会有新的媒介形态出现,进而产生特定的文化形态和语言生活。事实上,话语本身的技术性和媒介技术引发的话语风格的异质性,是以相互交融的方式存在于具体的媒介实践和意义生产过程中。就像电报的发明,既是电子技术创新的结果,同时由于按字计费的经营方式,鼓励了一种“简约主义”的话语风格,最终形成非个人化的、商业和规则驱使下的语言组织模式。这些多种力量的牵扯、缠绕,来自社会环境的整体性变动,按照威廉斯的说法,是“社会意向”运作的结果。在某一特定的社会阶段,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之间形成互动关系,科技是否获得有效使用得益于由个人意向汇集而成的社会意向,并通过优势团体塑造、推广。[10]媒介话语也是如此,社会环境的变迁带来生活方式的变革,大量表征新的社会经验的话语陆续涌现,借助多元化媒体的组织、接合和传播,又重新建构实体性的社会生活和家庭关系。那些更具民主潜力的新兴媒介,大众对话语组织、模式建构的参与度越高,其风格与日常生活经验更为接近。
(二)话语秩序的历史性
语言符号与意识活动有着同样长久的历史,根植于人类相互交流、交往的需要。在整个物质生产和传播实践过程中,言语、语言或话语,既是传递意义的载体和工具,又是传播媒介本身,是社会中的核心活动要素之一。文化唯物主义是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方法和研究策略,作为“在创造的手段和环境中,对所有的意指形式的分析”,是以隐喻性文本的理解、阐发为基础,因此可以说,充分的历史语义学“等同于文化唯物主义”[11]。在人类出于生存、发展需要建立的各类书写、传播形式中,话语的叙述与表征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大众传媒兴盛、发达的20世纪至今,媒体语言一直成为人际沟通行为、社会结构秩序的“显示器”,语言形态、语义应用的更新与嬗变,能够直接窥见“现实”、“世界”、“人类”、“自然”等范畴关系的重构、理解的迁移。在现代中国的报刊媒介中,“无产者”、“干部”、“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工农联盟”等一度是热门或流行词汇,在各类媒介话语秩序中占有独特位置,但随着当下思想观念的解放、市场经济的推进,逐渐很少作为关键词语出现;还有的词汇,如“革命”、“家庭出身”等,则在话语使用中转换了之前狭隘政治化语义。凡此,都反映了媒介话语的语义变迁和语用涵化。
词项组合、词汇意涵的变化,并不只来自于概念在使用过程中意义的自然延伸,或语言政策规制、引导下的语义复制,更是特殊历史情境带来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经验模式的表征,那些重要的语篇形式、言语行为,在媒介机构、公众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并成为日常交际行为和大众传播实践里共享的象征性符号,与社会情势、时代风尚交相呼应,“蕴含了一种不仅是思想的而且是历史的结构”[12]。媒介话语的结构性征及其意义生产机制的演变,既是现代社会鲜活的语言发展史,又是一部价值观念史。所以,媒介话语分析,需要在把握表层的词义转换、变异的基础上,还要更加深入地理解文本结构、话语秩序背后的动力机制和影响因子。语言或话语实践的这种历史性,有时是通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实现语义转变的,有时是经由大的历史变局或科技革命完成的。像晚清到民国初期,白话报刊的大量涌现、启蒙主义话语方式的建立,正是社会结构、政治生态面临重组的趋势的呈现;而当下网络媒介中不断孳生的新语汇、新的话语表达行为,也是媒介技术快速发展之后,社会价值取向消费化、娱乐化乃至民主化的表征。
对媒介话语历史层面的重视,还体现在传媒的本体意义上。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是新闻内涵的一般性界定;这意味着,新闻报道文类属性中包含着时态性和事态性,或者说,能够被称作“新闻”的话语结构,既明确区别于编年式、纪传式的历史文本,又与历史叙事有着相同的属性。今天的新闻事实,必然会成为明天的旧闻抑或历史,所以说,“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将来的历史”[13]。分析新闻和历史的核心命题———真实性问题,都必须研究叙述话语的结构模式和修辞策略。在传统新闻观和历史观中,叙事被看作中立、客观的事实的“集装箱”,报道与陈述模式依凭自然化、通俗化的话语方式直接呈现,新闻或历史事实本身就是由“真实的”、“生动的”故事构成;这种对“真实性”事件的认知和理解,忽略了故事的话语性征与叙述过程中的策略应用,难以真正把握客观事实讲述、再现媒介葆有的限制功能。正如海澄·怀特所言,“叙述说明不会仅仅包括对事件的表述(单纯存在事物的陈述)和争论,它们还会包括一些诗意的和修辞的因素,只有通过这些手段才能使一系列的事实转变为一个故事”[14]。和历史话语一样,媒介话语是通过对已发生事件的“去陌生化”处理,揭示或提炼大量表象中的真实境况。
(三)话语传播的经验性
大众媒介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实践方式之一,话语分析就是对这种文化实践活动的拆解、把握和判断。在20世纪“语言论”转向之后,语言及其作为话语结构的具体运用,不仅是语言学、修辞学学科内部的操作技巧行为,也是集中体现社会文化结构、日常生活现象的符号象征领域,话语组织与社会文化之间形成超越“反映论”模式的修辞性的互动关系。在此意义上,媒介话语被视为建构性的(尤其在批判的语言学知识谱系中),既建构社会主体、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体系,又通过日常经验的再现和表征实践,完成文化再造过程中意义的共享与传播。各类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利用不同的媒质,像报纸新闻话语、广告劝服话语、电视娱乐话语等,都通过自身的优势展示话语形式的丰富性、多变性乃至经由媒介融合建造新的、复杂的话语生态系统。以广告话语为例,作为文化形式的广告,其早期主要是通过商品信息传递获得社会的认可,话语编码是直接的、简约的;在广告越来越成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支柱、成为商家企业发布和推销产品的重要方式,广告话语的意义陈述与产品实体之间,渐渐出现某种“间性”;当生产型社会被消费型社会取代,大众的日常生活日趋艺术化、美学化,广告文本更多地利用设定性、煽情性话语方式和修辞策略,达致同一性文化趣味、价值观念的构建。
媒介话语的修辞功能或社会作用,更多来自其蕴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在大众传媒体系中,话语的意义生产和社会效果,需要通过规制化的组织、机构完成,不同社会领域或机构背景中,会因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介入”,出现不同的话语类型,进而形成习俗化、标准化的语言规范和编码程序,以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个体对世界的意义体系。同时,媒介话语的意识形态的型构过程,又是借助特殊的权力关系运作的;如同词语表达所包含的意思那样,“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实践不是相互独立的,因为意识形态作为权力实施和权力斗争的一个方面,是在权力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意义”[15]。这种权力曾经是党派争讼、政治攻讦的工具,是知识、“真理”的象征性表达,如今日益微观化、经验化,进入大众社会中的日常生活实践。媒体权力不仅通过媒介机构的文本制作制度、意义生产方式呈现出来,还经由迎合、塑造社会中普通个体的言谈、举止及价值、趣味予以实现。在消费主义逻辑中,媒介话语的权力结构因与日常生活的接合,逐渐弱化了灌输性、指使式的意指实践,而是在集束符码的传输中,使得文化权力和身份意识常识化,成为差异化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最隐晦、又是最革命的结构性力量。
话语与意识形态、权力的融解、媾和,无论从心理认知逻辑还是表征实践领域,都改写了有关传播媒介的语言符码的传统观念。就像保罗·吉所说的,“交流信息”是语言至关重要的功能和目的,但绝不是惟一功能,通过社会实践才能产生意义的语言,还具备支持社会活动的开展和社会身份的确定,维持不同文化、群体和机构中人的归属的根本功能。[16]媒介批评中的话语分析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关于社会实践的理论和方法。在现代社会中,经由政治的民主化、传播的多元化,先天性的身份地位、种族区隔已经日渐淡化,但社会结构中依然存有严格的层级划分,拥有社会文化资本的权势阶层或群体借助既得的财富、权力,掌控着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运行机制和分配规则,并通过交际和话语的方式施行、维护甚至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框架。阶级话语、种族话语和性别话语,作为文化场域的主要不平等机制产生的实践形式,也在各种媒介话语表征中呈现。权势阶层以“文化霸权”(Hegemony)的方式,占据了媒体话语的主导权,协同、调控着思想舆论、价值理念、审美趣味的生成、延展和稳固,同时其压迫性和固有的偏见,也不断遭遇被压制群体或弱势群体,从不同信息渠道表达意见的话语、修辞行为的抵御和反抗。媒介话语体系里蕴含的冲突、平衡和斗争关系的研究与阐释,正是“分析社会历史中的挑战和变革的条件之一”[17]。
三、媒介话语分析的在地思考
当代媒介话语分析的普遍性观念,源自批评的话语分析或者批评语言学的知识与实践,研究者大都将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作为核心概念和解释框架,吸纳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及符号学思想,透析包括日常交际、情景会话、大众媒体在内的语言文化形式的建构主义功效。这种批评模式,对于传媒业背后支配性的生产方式、受众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意义理解行为等,有着全面、不乏深刻的洞察。近年中国媒介批评领域,通过借用一般性话语分析理论解析本土媒介事实或案例,业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使媒介分析在传统的实证研究和批判分析之外,获得新的阐释原则和探究路径。
但是,媒介话语与社会变迁、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并非任何一种现成模式所能涵盖;相反,它依赖于媒介文本、媒介现象得以生成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创生机制。即便在当下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西方媒介理论已经成为全球媒介霸权的一部分,媒介理论以及媒介实践仍旧反映出了一些其他传统”,“因为文化以及长久以来的历史经历具有根本性的不同”[18]。像话语行为中词项的选择、语义的生发乃至修辞伦理等,在相异的民族传统、制度安排中,都会同中见异。像当代中国的口头、书面乃至视觉话语的结构模式、语义空间及认知逻辑,都深深烙下文化积淀、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印记;尤其是汉语言的语用传统,仍然是言语传达和理解的基石。这意味着,媒介话语的分析模式必须在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更加重视对话语组织、修辞策略“在地性”(Locality)实践及其变动机制的研究,对话语的社会政治、人际传播及文化传承等功能,在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总结其独特性征和意指实践。
作为一种多学科或跨学科的批评行为,话语分析注重对传播过程中超句单位的宏观语义分析,尤其强调“结构”、“语境”、“理解”三个方面,是整体性的语用材料及生产过程的研究。[19]这种对语言社会实践性的偏好,与文化唯物主义不仅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而且后者还能够为前者提供更加开阔的视野和理论资源。文化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语境化的理论”,它试图在社会结构理论的“内部批判”与文化斗争理论的“历史根基分析”之间架设桥梁,辨明文化产品赖以制造和流通的各种关系渠道,在此,“文化不是生产的反映,其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实践”。[20]人类在借助传播媒介交际传播过程中,话语的生产组织、结构模式和意义理解本身,都带有语境化或“在地性”的社会实践特征。无论是媒介话语的技术性编码、不同媒介技术引发的话语形态变迁、乃至话语领域中的权力斗争,必然是具体的、与其他实践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成有机联系的互动过程。而且,现代传播的话语实践,就是文化实践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对于特定时期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知识信仰,不只具有型构力量,也是客观的表征形式。
媒介批评中话语分析方法的文化唯物主义重构,意味着话语分析对新闻传播领域的深度介入。从国内过往话语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情况看,“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及其内含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决定了不能满足于对新闻传播话语进行一般的话语分析”,“因为每个学科产生的环境、存在的理由、自身的特色,都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不加区分地将其他理论与方法尽收囊中”[21]。文化唯物主义视角,有助于我们在“媒介全球化”的进程中,按照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及媒介学的学科独特性和发展逻辑,重新认识“汉语世界”媒介话语的结构、机制和功能,尤其通过对本土传播话语的物质性和实践性的动态分析,有效揭开特定社会语境下大众传媒的权力的面纱,为建立和谐传播秩序和共同文化愿景,开辟平等、参与性的公共话语空间。
摘要：话语分析近年被广泛引入传播研究领域,并已成为热点。本文透过文化唯物主义视角,试图提出一种媒介批评的话语分析模式。从行为层面看,不同传播媒介的话语结构具有异质性,但作为技术性的物质手段和符号表意行为,都是流动的现实过程的一部分;从历史层面看,媒介话语的语义转换,蕴含着话语表征机制、理解语境的差异,是社会情势、价值观念嬗变的结果;从传播层面看,世界意义体系常识化、经验化的处理方式,具有维持差异性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媒介批评的话语分析方法,有助于重塑积极、批判的话语阐释空间。
关键词：虎妞；女权；男权意识；反抗
一、男权话语下对虎妞的偏见
（一）虎妞是男性作者塑造出来的角色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系统中，女性只是被男性塑造出来的角色，她们并不是主体而是“他人”，这一点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很容易找到根据。男性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通常以男性的标准去塑造并评判女性形象，所以作为一名女性读者，我们在阅读这些男性作家的作品时，要时刻警惕其中的男权意识，不要被他们所支配。
老舍作为一名男性作家，其潜意识中难免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男权思想。虎妞就是老舍从男权视角出发，塑造出来的一个泼妇形象。在《骆驼祥子》中，老舍对虎妞的形象进行了丑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老舍对虎妞的外貌进行了丑化。“她的脸上大概又擦了粉，被灯光照得显出些灰绿色，像黑枯了的树叶上挂着层霜”，在作者笔下即便是擦了粉的虎妞也是如此难看，足见作者对虎妞的厌恶。男权话语中向来把女人的容貌作为评判女性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外貌无关乎内心，这一标准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而老舍过分夸大了虎妞外貌的丑陋，更是体现了他的男权意识。
其二，老舍强化描写了虎妞的性变态，对这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虎妞毕竟是一个三十七八岁的老姑娘了，在遇到自己心爱的人之后，她把自己长久以来的压抑释放出来，其性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疯狂的，但也是合乎人性的。反之，同样的事情放在男性身上，大家就会觉得理所当然。然而在男权意识的支配下，虎妞性欲的释放并没得到作者和读者的理解，反而被批判为贪欲和淫荡。
（二）把祥子悲剧的主要责任归于虎妞
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从一个有理想的车夫变成一个堕落的人渣，他的悲剧命运是值得同情和深思的。但是之前的学者往往对祥子同情大于批判，把祥子的命运悲剧过多地归罪于虎妞，代表观点有：虎妞引诱了祥子，她的过度性欲摧毁了祥子的身体，她的霸道摧残了祥子的精神，她难产而死给祥子造成了精神上的打击。总之，在他们看来，虎妞是罪大恶极的，而祥子似乎始终是一个受害者。然而从女权主义批评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些观点，我们不难发现这是男权话语下的偏见，对虎妞是不公正的。
其一，在虎妞和祥子的关系确立问题上，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于虎妞的引诱。在虎妞和祥子发生关系那晚，祥子早已感觉不对劲，然而他对虎妞的脸、衣裳、红唇都感到了一种新的刺激，他“觉得非常痛快，大胆；极勇敢的要马上抓到一种新的经验与快乐。”显然，祥子本身也是一个充满欲望的性主体，他渴望肉欲的宣泄，所以说在祥子与虎妞的性关系中，不能说是虎妞勾引了祥子，而是双方互相主动吸引的结果。在文本中，老舍抹去了在性关系中祥子的主体性，隐瞒了虎妞和祥子共鸣的事实，这是不当的。部分学者因此指责虎妞淫荡、下流，完全是出于男性既沉溺于性又恐惧性的男权思想，让虎妞受到了不公正的道德谴责。
其二，有人认为虎妞的霸道给祥子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这一点是有待商榷的。虽说婚后虎妞掌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对待祥子有霸道之处，但也无非就是让他做些家务活而已。反之，如果是祥子掌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而任意支配虎妞便会被大家所接受，这就是男权意识长期以来对人的思维观念产生的无形的影响。
其三，长期以来，大家把虎妞的死看成是对祥子的一个重大打击，始终把祥子作为受害者，而把虎妞作为一个施害者，这是不公正的，虎妞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一方面老舍把虎妞的死完全归咎于其自身，认为是虎妞食欲上不知节制又不运动造成了难产，她的死是咎由自取；另一方面老舍强化了虎妞的死对祥子造成的沉重打击。这样有失公正的描绘给读者造成了心理上的偏见，感情的天平偏向了祥子一方，所以虎妞难产而死非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同情，反而让大家更加厌恶她，这显然是男权意识下对女性生命的漠视和无形的压迫。
二、虎妞的聪明才智
虎妞虽然长得又老又丑，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个聪明又有能力的女人。在女权主义看来，女性应该享有跟男性同等的工作机会，那么女性必须要有能力和智慧，才能立足于社会和职场。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虎妞身上有着很多出色的才能，即便不依靠他人，她也可以独立生存，我认为这是虎妞女性意识的一个体现。
（一）出色的管理才能
在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社会系统中，中国传统女性常常缺乏独立的人格和基本的生存能力，长期以来，她们把“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畸形的价值观奉为自己的人生教条。在这一点上，虎妞打破了男性对于女性的角色限定，初步具有了独立性。
虎妞的管理才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她“帮助父亲办事是把好手……父女把人和车厂治理得铁筒一般。”这一点也得到了刘四爷的认可，他知道虎妞很有用，所以不愿意把她嫁出去。很显然，虎妞已经参与到了社会事物当中去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管理车厂可以算作是她的一份工作，她已经打破了“女主内”的男权观念，有自己的一份职业。虎妞出色的管理才能拿到今天来看实在是让人佩服，但是在当时男权意识浓厚的氛围中，一个能干又强势的女性显然是不符合男性对女性的角色要求的，但是我们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看到的却是一个会经营，懂管理的职业女强人型的虎妞。
（二）深刻的洞察力
虎妞的聪明才智还表现在她对人对事深刻的洞察力上，这一点在刘四爷的生日宴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刘四爷因为收到的寿礼太少，在朋友们还没走净的情况下，就开始大肆咒骂，虎妞深知经营车厂必须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而父亲这样做无疑会影响到车厂的生意，但是她并没有冒失地阻止父亲，而是洞悉周围情况之后选择了沉默。虽说虎妞性格比较粗犷，但是在对人和事上，她有着灵敏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并能够快速地思考，做出合理的判断，这一点恰是作为一名职业女性身上所必须具备的才能。之前大家过度地批判虎妞太精明，可是作为一个女性要想获得跟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就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
三、虎妞身上凝聚的女权意识
（一）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抗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父权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父权意志是家庭的最高法则，子女的意愿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在传统道德规范中，女性在婚姻问题上要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使得她们失去了追求爱情自由的权利，很多女性在父权的压制下只能被迫屈服。
然而虎妞却是一个敢于挑战权威的女性，她敢于追求爱情婚姻自由，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在那个时代发出了被压迫女性的反抗之声。刘四爷并不同意虎妞和祥子好，但是虎妞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威胁而放弃自己的爱情，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祥子。对待爱情，虎妞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勇于追求自己信奉的爱情，单从这一点来说虎妞便值得大家敬佩。同时，虎妞还敢于违抗父命，勇敢地冲破传统道德的束缚。父亲不同意，她就自己租房子，置办嫁妆把自己嫁了出去，把婚姻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中。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理想，她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放弃了自己原本衣食无忧的生活，从这一点而言，虎妞是一个具有抗争精神的大胆女性，她身上的女性意识已经苏醒。
（二）捍卫女性在婚姻中的正当权益
中国传统的夫妻关系倡导夫为妻纲，女性成为男性的牺牲品，女性的合法权益完全被漠视。但是虎妞却是一个敢于打破既有规则的女性，她用实际行动争取到了女性在家庭中应有的尊重和权利。
文中描绘了这样一个片段：祥子吃完饭后就躺在了炕上，这时虎妞说：“嗨！帮着刷家伙！我不是谁的使唤丫头！”。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体系里，女人就是主内的，所以女性做家务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虎妞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女性，她敢于站起来反抗长久以来男性制定的规则，争取自己在婚姻中的合法权益。此外，虎妞还深知掌握经济大权在婚姻关系里的重要性，她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努力获得了家庭的话语权。她敢于对祥子的一些行为表示不满，不再是一个忍气吞声的传统女性，而是一个具有反抗意识和独立个性的女性。
长期以来，大家把虎妞解读成一个霸道、厉害的悍妇，我认为这是男权话语下极大的不公正，我们应该抛却偏见，给予虎妞一个客观的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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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从广义上来说可以看作是20世纪发生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种社会思潮，其兴起于五六十年代的法国，之后迅速蔓延到欧美各国，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思潮。从狭义上来讲，结构主义一般指现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文学批评中的一种方法。结构主义造就了许多结构主义文论家，在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涌现了前后“四子”作为突出代表。“前四子”是列维-斯特劳斯、福科、阿尔都塞和拉康；“后四子”是巴尔特、格雷马斯、托多洛夫和勃瑞蒙。前后四子共8人,其中前四子加上巴尔特被人称为结构主义的“五巨头”。结构主义文论的特征包括：注重采用语言学理论和术语方法，强调二元对立；强调整体观，重视部分之间的关系；注重探讨文学的深层结构；把叙事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此篇批评案例主要介绍了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格雷马斯三个结构主义文论家的批评观点和分析方法。
列维-斯特劳斯是结构主义的领袖人物，他致力于用语言学的方法、概念和术语来分析非语言学的材料，人类亲属关系、古代神话和原始人类思维本质是其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其中古代神话研究占中心位置。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和人类的语言活动一样，都有一个人类永恒的普遍结构，这使得尽管神话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大的随意性，既不连贯，也没有逻辑，但从各地搜集来神话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为了证明这一普遍结构的存在，列维-斯特劳斯首先分离出神话的基本成分——神话素，然后按照二元对立的方式排列出神话素的组合方式，进而显示出神话的深层结构，并由此揭示出神话的本质特征及意义。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的分析体现了结构主义方法以二元对立关系来运作的特点，这对此后的结构主义文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他对神话的研究所表现出的和谐一致性，却是他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特殊性的分析所产生的结果，他分析神话时将重点集中于神话故事的纯粹的框架，但却忽视具体的情节。
罗兰·巴尔特是法国最重要的文论家和批评家之一,也是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过渡的关键人物之一。《写作的零度》是其成名作，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写作时“零度”的介入的观点。他所说的“零度”写作也就是零度风格,体现为对作者主体性的遮蔽,即以一种超越个人的结构来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状况。当然巴尔特并不否认某个作家确实以零度介入写作，但他的写作在整个写作系统中被整合,实际上也就是非零度化了。巴尔特的此种观点正吻合了结构主义者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认识以及系统高于个别元素并决定其意义的主张。巴尔特还认为文学符号系统包含着两个相关层次，第一个层是表层的语言系统，也称外延系统，第二层是深层的语言系统，又称内涵系统。他的这一观点最终形成了结构主义关于文学作品都存在表层和深层两个结构系统的划分，也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其另一部力作《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巴尔特借助语言学中演绎方法，把叙事作品划分为“功能” 层、“行动” 层、“叙述”层三个描述层次，“功能” 层是叙事最基本的层次，它可以是单词、句子，也可以是句群，甚至是整个作品。“行动”层又称人物层，它主要处理人物关系的结构，巴尔特认为人物仅是行动的参与者而不是有生命的人，人物的描述和分类的依据是他们做什么而不是他们是什么。“叙述”层是叙事文学中的最高层次，在叙述层中叙述符号把功能层和行动层结合在一起，使叙事作品自身成为一个交流体系。此外，巴尔特认为文本可以划分为“读者的”文本和“作者的”文本，这两种不仅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本，同时还引发了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读者的”文本多是一些封闭性的且清楚明了易读懂的文本，阅读时读者多是被动的接受，“作者的”文本，多是一些带有空缺的开放性文本，它要求读者积极介入到文本中，建构文本的意义，对文本进行再创作。由此可以看出，巴尔特开始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引入读者的研究，也标志着巴尔特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
罗兰·巴尔特对结构主义有许多独到且具开创性的见解，他的理论和实践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和文学符号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其理论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他认为人物仅是行动的参与者，只注重人物的“功能性”，而完全否定人物的“心理性”，这种“功能性”的人物观和19世纪以来的传统小说的批评家所持的“心理性”人物观截然对立。客观来说，两种人物观都各自有其局限性，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分析对象只是文学作品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而且在面对自己的分析对象时把自己的分析重点集中在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格雷马斯是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他对叙事模式的研究深受俄国文论家普洛普的影响，受普洛普对民间故事研究的启发，他认为文学叙述与语言学的句子一样，可以加以语法分析，一个叙事文本可以看做是一个被扩展的句子，虽然叙事作品千差万别，但就结构而言，它们有着共同性，或者说共同的“语法”。他在《结构主义语义学》中提出了三对两两对立的六个行动位的模型，分别为主体和客体，发者和受者，对手和帮手。此外，他又在总结了普洛普为俄国民间故事总结出的31种“功能”的基础上，把行动模态划分为四个，包括：产生欲望、具备能力、实现目标和得到奖赏。许多语言学家运用格雷马斯的理论成功地分析了许多文学作品，由此可见，通过格雷马斯的归纳，叙事作品的故事确实如语言具有语法结构一样，可以成为进行语义分析的对象。但是，格雷马斯的归纳过于抽象和简单，从而偏离了文学的复杂和具体。
审美是文学艺术独特的本质特性，因而文艺批评往往强调其审美价值，却忽视意识形态价值，甚至认为意识形态价值损害了审美价值，这种片面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以狭隘的审美观来肯定某些作品和文字群体，有意无视意识形态。这在当前的文艺批评实践中有很多深刻的教训，如女性文学的长足发展本是文艺界一大幸事，但是随着女性文学多元化，作家队伍也逐渐鱼龙混杂，出现所谓的美女写作、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等等“伪文学”，但是一些文艺批评者却无视这些因素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却对那些虚无缥缈的文字和变异的审美情趣大为赞赏，冠之以“女性意识的解放”、“文学的解禁和突破”等等谬名，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引入所谓的人权和女权思想，对其合理性进行多方面的论证，甚至还追溯到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如何不合理，以所谓的历史发展观来证实当前体现这种女权意识崛起的女性文学的合理性。这种文艺批评的出发点是合理的，但是其论证立场是错误的，女性文学的崛起虽与女权意识有关，但女性文学的根本是文学，不是政治学，更不是性学，如果文艺批评片面地强调其社会意义和性意识，其结果只会使女性文学离真、善、美越来越远，离文学越来越远，甚至完全背离了文学。
以西方的审美观来审视中国文艺，并试图把中国文艺改造为被西方认可的文艺，达到所谓全球化之目的。当前文艺批评存在十分严重的片面化倾向，认为这是中国文艺唯一的出路，完全忽视国人对文艺的需要，意识形态的方向发生偏离。如某些国产大片，在演员阵容、前期拍摄、后期宣传等等方面都极尽炒作之能事，中、日、韩三国偶像演员的加盟，日本漫画家的操刀，在长城上的作秀，“无极门”之搞怪，馒头血案的纠缠，完全脱离了电影艺术本身以及对观众的审美需求的满足，电影评论界也把精力投入到一些与电影无关的无聊纠葛。正如《可可西里》导演陆川所言：“如今中国电影界的文艺批评现状本来就不健全，电影过度宣传已经越来越常见，在利益的驱动下，民众反应与电影评论越来越脱节。”在对待这些影片以及相关炒作事件方面，电影评论界已经集体失语，幻想着这种多国演员和制作人员共同拼凑的无多大意义的作品能够被西方审美观所认同，入围奥斯卡实现所谓的走向世界。
以自由化和多元化的审美观批评中国文艺，这种自由化和多元化并非引导文艺达到“百花齐放”之局面，而是出于私人化和团体化的目的，企图以此抵制主流意识形态获得话语权，使意识形态多元化甚至解构意识形态以实现小团体利益。近几年，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崛起，各种裸体艺术、人体盛宴、写真集、激情视频等等都冠之以“行为艺术”而冠冕堂皇地进入大众生活空间。文艺批评并未对此作出合理的引导，甚至还推波助澜，致使这种庸俗和粗痞的风气逐渐泛滥。如近年来一些电视节目扛着“大众文艺”的旗号，以一种极端庸俗化的方式迎合一些人窥视、猎奇和性的欲望，模仿境外的庸俗娱乐之风，文艺节目的语言日趋粗痞甚至下流，但是文艺评论界却对此保持缄默，甚至以某种方式对此予以默认，全无社会责任感和文艺良知。文艺批评一方面应当鼓励新兴文艺形式的成长和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文艺立场，我们倡导多样化，但并非无节制的庸俗化、粗痞化，并非是解构意识形态甚至抵制意识形态，我们仍然需要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对我们的艺术进行规范化，弘扬高尚的精神品格和思想道德观念。
以上三种文艺批评之所以偏离其价值观，其根源在于文艺批评中渗入了个人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无视当前中国文艺现实及其存在的核心问题，片面地强调个人意志和私人化的目的，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文艺良知。而社会主义荣辱观则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主要是倡导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崇高精神品格。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这种强调审判价值而忽视意识形态价值的文艺批评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结合起来，以荣辱观来完善文艺批评的价值观。
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思想导向，这是根本的政治立场问题。此处的政治是广义的政治，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政治，原创文秘材料，尽在文秘知音wm338.com网。并非行政意义上的政治，这种大政治是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质量。因此文艺批评必须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挖掘和推介此类主题思想的文艺作品，批评和抵制那种有损于国家和集体利益、有悖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文艺活动，充分发挥文艺批评的舆论导向作用。
以提高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素养和文学艺术学素养为目的，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伦理观念价值、科学观念价值和美学观念价值。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通过人们的观念层面而起作用的。而文艺批评作为对文学艺术的一种评价活动，必须深入到人们的观念层面，提取出文学艺术中体现高尚的道德情操、科学的知识理念和高雅的审美趣味的因素，发挥文艺作品的认识、教育、审美、娱乐等功能，使人们在文艺批评的引导下通过文艺活动的熏陶，逐渐形成崇尚科学、诚实守信和艰苦奋斗等等崇高的精神品格，并提高人们的艺术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
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原则，这是文艺为人民服务根本方向的体现。文艺批评不能仅仅以纯粹的审美观为原则，而应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并且积极推动贴近群众生活的文艺创作的发展，对那些远离群众生活和实际情况的无病呻吟和虚无缥缈的文艺创作持批判态度，倡导内容充实和情感饱满的创作倾向，在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之下引导文艺创作走大众化之路。
批评孩子是一门学问，多次批评孩子不见效，其实有的时候批评的方式出现了问题。我在这里整理了相关知识，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翻老账的批评方式要不得
经验告诉我们，“翻旧账”的方式不好用，这是为什么呢?
1、不符合孩子的年龄特点
孩子记得最清晰的是当时、当天的事，一两天之前的事就需要成人的提示。即便想起来，也不如当天的事那么清晰、详细。
大人批评孩子时劈头盖脸翻老帐，其初衷是想引起孩子的重视，让孩子意识到这些事情的严重后果，督促其尽快改正。但恰恰忽视了孩子的记忆特点。
2、会造成对孩子的二次伤害
批评孩子，我们总是希望以小见大，一针见血，但往往会夸大事情的危害性，对孩子的定性也过于宽泛。
批评本身已经是对孩子的提醒，而过分的表情、动作和措辞，对孩子的二次伤害会比做错事本身更严重。
表达准确，让孩子明白错在哪儿
为什么家长的叮嘱不凑效?可能是 TA 根本就没明白家长话的含义。“好好表现”是个太模糊的概念。到底怎样做才算“好好表现”?孩子根本就不明
白。
这一点可以借鉴幼师和孩子交流的经验。
游戏活动时，老师对孩子们说：“排成直线走”，孩子没什么反应。老师马上换种说法：“在前面排成一条毛毛虫”。孩子们很快就能排成一列了。因为这样说更方便孩子理解。
所以，不管是批评孩子还是日常沟通，家长都要尽量说话形象准确。这样不光能提高亲子交流效率，对孩子的思维能力也是很好的锻炼。
多管齐下，注重效果
1、告诉他你的经验
在孩子眼中，大人是不会犯错误的。可以将你小时候犯的错告诉他，把你的淘气、闯祸告诉他，把你害怕别人告状的心情告诉他。孩子才会放下心里的负担，因为他觉得你很可亲、可爱。
2、告诉他你的担心
大人总喜欢在孩子面前藏起一切，装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似乎这样就有了威严。其实，把你心里的忧虑、担心告诉孩子，让他知道自己的表现是多么地让老师担心、失望。体验到大人的感受，孩子会对自己的表现产生愧疚，因为没有孩子想让老师失望。
3、善用你的沉默
喋喋不休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容易使言行激化，削弱教育效果。往往是你说累了，孩子也烦了。短时的沉默，可以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也可以留出孩子反省的时间。
倾听孩子，理解孩子
1、耐心地听一听孩子的心声
孩子做错的每一件事，都是有原因的。对于做错的事情，孩子可能有自己的看法，一开始，他并不觉得那是错的，所以，在批评之前，听一听孩子的解释，他的话会帮助你处理好这件事。
2、重视孩子的辩解
批评孩子时，我们总是希望孩子认真听，不插话，不辩解，认为这样就是承认错误、接受批评的好态度。我们不妨给孩子说话的机会，让孩子说一说他的想法，吐一吐他的怨气，了解他对错误的认识程度。
3、给孩子思考的时间
批评孩子是为了减少类似事情的发生，尽可能少地再次批评，让孩子学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学会自己解决问题。不要把你的建议马上告诉孩子，让他想一想，错在哪儿，该怎么办，类似事件如何预防，让他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
不要在这些时候批评孩子
//1 不要在外人面前批评孩子//
在批评孩子的时候
一定要以保护孩子自尊心为前提
可以把孩子带到没有外人的角落
尽量在批评的同时
树立孩子自信心
告诉他虽然犯了错但他还是很棒
//2 不要在孩子后悔时批评 ta//
有时候一些错误
孩子已经尝到了后果
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错误
本来就很难过
这时候上去批评
简直是又给孩子补了一刀
//3 不要在吃饭的时候批评孩子//
很多家庭喜欢把各种问题拿到饭桌上说
虽然原因也可以理解
因为吃饭的时间是大家最能聚齐的时候
可是总是选择在吃饭的时候批评教育
久而久之会带来孩子的心理负担
想到吃饭就要挨骂
对吃饭产生恐惧心理
一到饭桌上就想快点吃完
甚至对正常的饮食消化都产生影响
通过读《她们自己的文学》我们可以看出, 所谓的“女权主义”只是“女性”文学演变的一个中间的和过度的阶段。她所描述的从“女性” (feminine) 到“女权” (feminist) 再到“女人” (female) 的发展轨迹也正应和着女性摆脱自身的“附属品”地位发展到“独立”的运动过程。肖瓦尔特总结出这一过程要经历三个阶段, 即从“模仿” (imitation) 到“反抗” (protest) 再到“自我的内在统一性的发展” (self-discovery) 。“模仿”阶段, 男性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 女性的价值则在于尽可能的接近男性的生活和创作模式, 女性自身的价值并没有真正的独立地位, 她只是从属于男性的权威, 并只能把男人当成一面镜子去衡量自己的行为。因此, 当时所谓的“自我”、“主体”都只是男性的专利, 而女性的价值则仅仅地体现在“婚姻” 、“家庭”等等以“自我牺牲”来辅助男性中心地位的关系之中。但是, 女性写作的兴起开始瓦解了这种男性主体, 女性附属的等级地位, 女性创作的初衷为“自我表达”的需要。
在《走向女性主义诗学》 (Towards a Feminist Poetics) 中, 肖瓦尔特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清楚地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女权批评 (Feminist Critique) 涉及到的广大的妇女读者, 即作为男性所创作文学的欣赏者, 改变女性读者对一个给定文本的理解, 引领我们去体会其中性符号的意义。这种批评方法注重对作品进行社会的、历史的分析, 内容包括作品中的妇女形象, 对妇女形象在作品中的忽视和歪曲以及男性对妇女所持的态度。此批评是面向男性的, 只是研究男人心目中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 不能了解妇女的实际经验和感受。第二类是女性批评 (La gynocritique) , 涉及到的是作为作者的妇女, 研究有妇女创作的妇女, 研究有妇女创作的文学历史, 主题, 类型和结构, 它包括妇女的心理学, 语言学和妇女有关的问题, 个别女作家文学生崖的轨迹, 文学史。当然, 也包括特定作家和作品的研究, 这种批评方法, 奠定了女性亚文化群的假设, 是以妇女写作为中心, 并关涉妇女亚文化群的批评, 这种女性批评才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重点所在。在《走向女权主义诗学》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划分得到了充分的认可, 她的界定清晰而富有理论色彩, 赋予女性的阅读和阐释以合理性, 并否认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和男性理论之间的瓜葛。这部作品的理论常被人引用在女权主义文论批评上, 有着不可言喻的重要地位。
文学记载着社会的进程与变化 , 通过阅读了解文学 , 我们已看到女性主义者们一直在努力、在呐喊、在警世 , 并且已经开辟了一条女性主义天地。伍尔夫时代 , 女权运动是一场为女性在政治上争取一席之地的运动高潮。女性确实从经济地位低下、物质清贫、身心受着双重压力、被奴役的悲惨境况中解脱出来, 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次高潮 , 女性主义在争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方面取得了更广的权利和相对多的平等待遇, 女性主义理论开始向父权宣战。然而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两性形象的建构 , 仍存在着大量歧视女性的现象。女性有必要、有责任为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 为争取两性平等做出应有的努力和斗争。女性已经改变了在男性主宰社会中完全受人支配的地位 , 但要达到两性平等还任重而道远。如果说伍尔夫已经唤起了女性自觉的女性意识 , 那么在前人的经验和旗帜下 , 在争取两性平等的道路上应该继续努力前行。
摘要：伊莱恩·肖瓦尔特是英国著名的女权主义批评家, 她的成名作《她们自己的文学》自1977年问世以来就使女权主义批评在文学评论界得到了重视。这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对西方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影响, 是女权主义文学史研究的成熟之作的代表。
关键词：《她们自己的文学》,女权主义
参考文献
[1]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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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女性主义 文学批判 本土文化 两性和谐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判发展简史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外界隔绝。而早在1970年，西方就产生了女性文学思潮及其批判主义；而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才出现了女性文学研究的萌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没有开设女性文学相关的课程。而直到80年代后期，才有部分高校开设了研究女性文学及其批判主义的课程。而直到今天，中国的女性主义及其批判思想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基础之上，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和造诣。通过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进行深入研究以后，扩充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新内涵和新思想。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判有了更大的进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判思想的视角和方向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出现了大量的女性主义文学著作，至此中国的女性主义批判文学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
二、主要的研究内容
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判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判包罗万象，涵盖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方方面面。中国女性主义从一种整体格局的形势出发，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命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学者贺桂梅提出了“不放弃历史唯物论中的阶级批评思想，讨论基于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的观点，开始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批判文学的基本研究资源之一。与此同时，结合马列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应用，我们可以将马列主义中的阶级及其斗争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提出的性别理论以及女性文学写作理论相结合，结合中国的本土文化和国情，女性主义文学就有了深厚的发展根基。当然，这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判迈入了跨学科的行列，而对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和发展需要结合中国的国情，采取多样化的研究策略，才能解决中国女性主义批判文学发展的困境。
三、表现特点
中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文学批判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虽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资源并没有西方人文思想那么丰富多样，然而在80年代后期，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判主要针对男权主义进行研究。1989年，学者王绯指出父权文化的罪恶性，并对女性具有严重的伤害性。她认为创造并批判父权主义的时候，主要目标就是批判父权文化的罪恶本质，伸张女性人权，最后进行文学批判。与此同时，西方的女性主义对男性也存在偏激认识的时期。到了21世纪初期，女性主义的偏激阶段才正式结束，女性主义逐步和男性主义开始交好。在2001年出版的《中华读书报》文中，英国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学者莱辛指出过去的偏激性，开始反对打击男性主义的行为。而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判开始着眼于中国本土文化和国情，建立本土的研究基础和理论。女性主义开始关注本土民族文化，开始以文化的视角去观察和研究女性主义文学批判，最终结束了将一切问题归为男性文化的根本问题。
四、发展前景
在西方国家里，女性主义主要包括：基于平权主义的温派以及基于霸权主义的激进派两大派别。早期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判盲目引进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判思想，激进派占据了主要的地位。然而由于东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早期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判盲目跟从西方女性主义批判并没有实质性的发展。那么，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判应该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批判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之上，要结合本土文化和国情，建设属于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判理论，走中国的发展道路，要注重女性主义文学批判及其思想在关注和保障中国女性地位以及女权方面的重要作用。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判歪曲了女权文化和男权文化，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判不宜盲目跟从，一定要结合本土文化和国情，要摒弃盲目的女性主义文学批判思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判发展到“性别诗学”的阶段，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判的精髓以后，逐步实现了构建了中国式的女性主义文学批判理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判出现了“女性诗学”思潮，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开阔眼界视野，不断丰富研究课题和内容，注重基础理论建设。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判应该避免男权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偏激性，要注重男性和女性文化的同等重要性，共同建设基于两性平等的文化理念，才能体现人性的平等和美好。
五、结语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判理论的发展逐步摒弃了男性文化或女性文化的偏激，开始具备了审视自身局限性以及偏激性的辨别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判开始注重本土文化和国情，这将有利于发挥女性主义文学批判的最终价值归宿，有利于关怀女性、男性，促进两性和谐发展，实现人性的平等和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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