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文化

抗日文化（共8篇）

抗日文化 篇1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源远流长、不曾中断，这是因为中华人民一直依靠顽强执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支撑着。这种精神可谓民族之魂。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这一精神，他指出：“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和„„直到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他将这一精神用之于抗日战争，“不到驱逐日军帝国主义出中国，使中国得到完全解放，这个奋斗是决不会停止的。”

这场历时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而载入史册。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反侵略战争和全民族解放战争，无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还是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伟大意义：一是结束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屡遭失败、备受屈辱的历史，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二是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历史阶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三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支援，同时也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独立，而且还产生、凝聚、形成了以中华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抗日战争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始终。

至今，抗日战争燃烧在中国大地上的烈火硝烟已经熄灭了六十八个春秋，绝大多数抗日英雄也早已安息于祖国大地。但是，抗日战争中所形成的战斗文化与战斗精神却将永世长存。

抗日战争中的战斗文化与战斗精神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日战争中所形成的战斗精神是比较早，持续和流传时间比较长的。

在中国东北战场上，有这样一支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同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英勇斗争，直到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它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在这场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以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赵一曼、八女投江等为代表的伟大人物和事迹创造了一个千秋万载、永恒不朽的光辉业绩，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英雄篇章，铸就了一种光耀千秋、彪炳史册的东北抗联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是中华人民抗日战争中战斗文化与战斗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涵可以概括为：捐躯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勇敢拼搏的英勇战斗精神；舍生忘死的不畏牺牲精神;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

一、捐躯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任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委。1940年2月，他率部在吉林深江（今靖宇县）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战斗，此时，一个叛徒因为忍受不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而出卖了抗日联军。不仅如此，这个叛徒还带着日本鬼子和伪军，将抗日联军包围了起来。这时的形势非常严峻，杨靖宇决定让主力突围，他自己则带领一支小部队断后以牵制敌人。他说：“我是敌人的眼中钉，吸引力最大。”杨靖宇带领战士们打退了敌人的3次进攻，到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出去时，留下的战士只剩下几十人和一部分伤员。转移伤员的干部请求留下来保护总司令，可杨靖宇严肃地说：“不行！现在，前有伏兵，后有追兵，在这严峻的时候，领导的责任是带好队伍，保护战士，不把伤员转移出去，我于心不安！”伤员转移走了之后，杨靖宇和他的两个小战士开始寻找吃的，连续战斗了三天三夜，又没有吃东西，他们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就在杨靖宇寻找食物的时候，敌人发现了他，所有的敌人都向他围过来，杨靖宇对着敌人猛烈射击，敌人也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过了一会儿，杨靖宇发现枪里面只剩下一颗子弹。这时，杨靖宇也身负重伤，他靠着一棵大树，吃力地举起手枪，两眼怒视着周围凶恶的敌人，毫不犹豫地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敌人吓得目瞪口呆。年仅35岁的杨靖宇壮烈牺牲了。

在国家、民族遭受危难的关键时刻，杨靖宇挺身而出，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他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广大群众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奋起抗战，勇赴国难，誓死保卫祖国。捐躯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杨靖宇身上得到了透彻的体现。

二、勇敢拼搏的英勇战斗精神

毛泽东同志曾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强调:“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东北抗日战争中第一次大规模阻击日军的江桥战役，就是表现抗日战士英勇顽强的最好例子。当时东北军有很大一部分投敌或退守辽西，日军在辽吉两省如入无人之境，没有受到任何阻击。黑龙江省军队人数不足三万而且战斗力比较弱，但主席马占山却力主抗敌，他在战争一开始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一省长官，守土有责，绝不能将黑龙江寸土尺地，让与敌人。我的力量固然不够，他来欺负我，我已决定与日本鬼子拼命，保护我领土，保护我人民。如果我打错了，给国家惹出乱子来了，你们把我的头割下来，送到中央去领罪。”（马占山将军抗战史料）江桥一役，因为抗日战士从上至下均有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才能英勇顽强，屡次挫敌锋芒，坚持战斗半月，创造了中国抗日战争首战以毙伤俘日伪军万余人告捷的巨大战果。

在面对敌人凶残的进攻和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东北抗日联军不畏强暴，勇敢拼搏，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人民坚决抵御外侮的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充分阐释了面对强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三、舍生忘死的不畏牺牲精神

赵一曼的原名叫李坤秦，1905年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里。但她却毅然投身革命，相继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到东北抗日游击区开展工作。她在《滨江述怀》的诗中抒发了自己坚定的抗日意志：“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936年6月30日被捕，日军对她施以酷刑，逼其招供。但她宁死不屈，还严词痛斥日军的侵略罪行。日军为了得到口供，将她送到医院看管治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也不忘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争取看护和看守人员。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开往珠河的火车上被敌杀害。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呼声中从容就义。时年31岁。

赵一曼没有死。她美丽传奇的一生，已化作中华民族舍生忘死、不畏牺牲的精神象征；赵一曼没有死。她用柔弱瘦小的身躯，在中国人民的心里铸起一座抗日爱国的丰碑。为了中华民族不受外族侵略，赵一曼英勇斗争，面对死亡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甘愿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体现了她舍生忘死、不畏牺牲的精神。

四、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

彭真同志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条件下进行抗日斗争。”东北抗日斗争确实非常艰苦。穆青曾经写到:“东北抗日联军这时几乎完全生活于冰天雪地、丛山密林间，时与野兽同居，饥寒相伴，没有房子住，便背着斧锯，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森林中砍倒大树，建造“密营”。后来“密营”又遭敌人破坏，从此他们就经年累月的在雪地上睡觉，火堆是他们最亲爱的朋友，腿骨痛时，火堆又成了他们的医生。”“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曾吃过树皮、马皮，甚至脱下自己脚上的靴煮食。数十天不见一粒粮食的事是极平常的。”“一到冬天，风雪寒冷的威胁在丛山密林中更加严重，大雪常深达腰际，偶一不慎，便会被风雪掩埋起来。由于敌人的封锁，他们买不到棉花和布匹，衣衫单薄，常有冻掉脚冻破脸甚至全身冻僵而死者。平常手一拿出来就即刻冻白，一离开枪栓手指就会粘下一层皮来。”（《一部震天撼地的史诗——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斗争史略》）但是，他们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苦的考验，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李兆麟等人也在《露营之歌》中发出了他们的怒吼: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

夺回我河山。

抗日文化 篇2

(一) 重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高度重视根据地文化建设, 结合抗战每一个阶段的基本形势、主要任务, 提出和实行了加强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 扎实推进根据地各项建设。全面抗战爆发前夕, 毛泽东就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提出, “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 我们也要文的了, 我们要文武双全。”“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 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毛泽东从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的相互关系角度, 阐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至于文化, 它是政治、经济的反映, 又指导政治、经济;它反映军事, 又指导军事。”为鼓励延安各机关、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办报, 毛泽东还提出要“全党办报”, 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 出版书报。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中央号召, 发展文化出版事业, 如在山西太岳根据地内除出版发行《太岳日报》外, 还出版了包括《文化动员》、《太岳导报》、《前线》在内的多种刊物。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繁荣, 使一些世代不识字的农民开始学习文化知识, 关心国家大事, 在政治上文化思想上得到启蒙和提高, 增强了干部群众的抗日意识, 提高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 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思想动力。

(二) 强调文化建设要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的实现。

全面抗战开始后, 发动全民抗战、夺取抗战胜利,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转变革命策略, 大力加强文化建设, 积极培植抗战力量, 确保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党的文化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抗战时期, 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争取抗战胜利, 因此, 文化建设就要紧紧围绕着有利于抗战事业发展来推进。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 毛泽东就提出, 文化事业必须服从目前抗战的需要, “新闻报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 一切适合于国防的利益。”1937年8月25日, 毛泽东又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提纲中提出:为适应当前抗战的现实, “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 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7年11月, 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指出:“学习的人、教育的人都是为着一个目的, 这就是挽救民族与社会危机。”1938年4月,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成立大会上指出:“战争规定一切和改变一切, 目前的战争是打日本, 教育的方针也是打日本, 教育方针是根据政治方针而转变的。国防教育的任务是教育和训练全国人民参加抗战, 求得民族解放。”1940年底, 毛泽东在起草的党内指示中, 强调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

(三) 发挥文化建设凝聚抗战力量的伟大作用。

毛泽东认为, 中国的抗战是以弱对强, 要想取得抗战最后胜利, 必须凝聚起全民族伟大力量, 加强文化建设无疑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早在1936年9月, 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 就提出要同包括文化界人士在内的各抗日爱国团体合作, 组成一个联合抗日阵线。他早在1936年11月就已经指出, 文学艺术家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运动中“有很重大的任务”。1939年11月中旬, 毛泽东又提出, 文化界与外界要加强联系。为了推进文化建设, 巩固和扩大文化领域统一战线, 1939年12月初, 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提出:“对于广大的同情我们的党外知识分子, 则应该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 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和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 组织到文化运动中去, 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1940年11月, 毛泽东又指出, “在文化上, 要废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倡的文化教育, 将它改变成为一切参加抗战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教育。”

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对河北文化建设的启示

毛泽东同志密切结合中国革命实践, 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确保文化建设沿着正确道路不断前进。他的一些做法对指导我党开展“五位一体”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西柏坡是毛泽东同志指导三大战役所在地,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深刻分析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 对于建设河北文化强省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 以河北精神凝聚文化发展力量。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 推进河北省文化建设进入全国第一方向步伐, 至关重要的是强思想道德建设之魂, 以此引导社会思潮、弘扬社会正气、培育文明风尚、凝聚精神力量。抓核心,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党员、教育群众, 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为核心的河北人文精神, 掀起学雷锋、树新风、扬正气的热潮。

(二) 以解放思想创新文化发展理念。

文化创新最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创新, 只有不断实现思想观念、理论观点的创新, 才能展开绚丽多彩的文化形式, 焕发坚不可摧的文化力量。新时期河北省文化产业要大发展, 必须解放思想、锐意创新、加大改革力度。在观念上必须实现“三破三立”。破除将文化仅仅作为只讲投入不讲产出的公益性意识形态属性的传统观念, 树立文化经济价值和产业属性的新认识;破除将文化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对立起来的观念, 树立以充分满足社会文化需求为标准的生产效益观念;, 破除把发展文化产业看作只是文化系统的事, 是发展文化的一种权宜之计的狭隘观念, 树立文化产业发展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的新认识。

(三) 以创新驱动加快文化发展步伐。

从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 必须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创新的步伐。要支持国有大型文化企业转企改制, 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和文化管理体制改革, 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国有文化单位改革, 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要植入科技元素。科技元素融入文化大发展, 将以独特的方式增强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将使文化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

(四) 以借鉴经验减少文化发展错位。

扩大开放是推进河北省文化产业进入全国第一方阵的动力源泉。河北省历史上曾因开放盛名一时, 未来的河北也必然要靠开放振兴崛起。要充分利用河北省独特优势, 深入研究区域间要素转移规律, 做深、做细、做实对外开放这篇“大文章”。要塑造开放整体新形象。充分发挥河北省近邻北京、交通便捷、土地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按照产业错位发展、基础对接延伸、服务同质推进的要求, 在定位、规划、基础建设等方面搞好与北京的全方位对接, 综合启动财政、税收、金融、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等方面的主导力, 选择可以充分发挥综合效应的项目, 整合宣传文化口分散的国有资产, 组建行业性地域性文化企业集团, 实现与现代文化产业发展大趋势接轨。

(五) 以科学统筹提高文化发展效率。

青海抗日时期的文化宣传斗争 篇3

自“九·一八”以来，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斗争，“七·七”事变之后，点燃起全民抗战的烽火。那时，青海虽处抗战大后方，只遭受过两次日本飞机的轰炸，没有直接受到日寇的蹂躏，但青海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同仇敌忾，投入到积极抗战的行列中。下面，我仅从文化宣传活动方面，谈谈青海民众在抗战时期所做的斗争：

一、新闻宣传

众所周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青海的现状正如黎丹等所言：“唯我青海同胞多数是游牧生活，讲实业没有工厂，讲交通没有好路，讲教育识字的不够二百分之一，讲生活又没有吃穿，过着牛马生活的十有七八……”加之马家封建专制统治，人民政治生活，很不自由。当时所办的报纸期刊都不多，发行量更少，1944年，中国新文化服务社西宁分社负责人孙昌龄和沈克敬为发行进步书报事，遭当局逮捕，严刑拷打后被活埋，就是一例。

在抗战时期，青海只有《青海民国日报》《青海评论》《新青海》等为数不多的报刊。但是，一些有识之士与众多爱国青年，配合全国全面抗战的形势，在南京由青海西宁回族青年穆建业等人1933年所创办的《突崛》刊物，针对勾结日帝，出卖祖国的汉回奸贼，做了无情的揭露。李洽（笔名白虹）等青海学子所编《新青海》月刊上，向内地介绍青海现状，对抗日保国，慷慨直言，他还出版了诗集《动乱的街头》和激励青海人民斗志的《抗战中迈进的青海》一书。1937年10月，署名“东”的作者，在第五卷发表《空战》一文，记述了我空军对日进行的紫金山、烈士墓、燕子矶上空的几处激烈空战。同时，也报道：“1937年10月青海青年乐都人基丕，参加万国红十字会上海大世界难民收容所服务时，因是战事中心，人多杂集，疾病蔓延，而染霍乱症，不济去世，乃我青海青年为民族抗战牺牲者，为君第一人耳！壮哉、伟矣！”还刊出过毅君文章《日本真可怕吗？》文章通过对“血战居庸关”的赞扬和对日本经济（国债）、资源、农业、人口等条件的分析，纠正国民的幼稚心理与“恐日病”。还在油印本上发表《告青海青年》《太平洋战争的观察》等文章。另外，也通过李海邦《翰海盆地》、薛文波《祭海记》等文章，介绍大后方青海的丰富资源和各少数民族联合抗日，保卫祖国的决心。

《新青海》被查封后，第九世班禅曾建议创办蒙藏刊物。1938年，以喜饶嘉措大师为首的蒙藏委员会爱国者们在重庆创办刊物《蒙藏月报》。喜饶嘉措与杨质夫等，1939年在《蒙藏月报》“抗战专号”上，发表《如何抗战到底》一文，宣传民族团结，联合抗日的策略。同时，第九世班禅在喜饶嘉措、杨质夫陪同下，在青海湖“祭海”之际，对蒙藏王公、千百户头人，宣传抗日，保卫祖国，动员民族群众，以实际行动投入抗战。他们深入甘青藏区各大寺院和蒙古二十九部族，宣讲喜饶嘉措所写《白法螺的声音》，宣传民族抗日。

青海爱国学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编出《学生抗日旬刊》，发行1000多份。青海知识界通过报刊《昆仑》《青海青年》《乐都青年》《湟中青年》《星月》《师道》等，运用各种形式的文体与全国人民一道，声援抗战。就连1937年10月，西宁回中师生所创办的半月刊《星月》，在倡导爱国爱教的同时，也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以较多的篇幅刊登有关抗战的言论、报道及文艺作品，在激发回族青年爱国热情方面起到积极作用。青海乐都人甘德泽在《西北通讯》发表论文《西北精神》。

《青海民国日报》自1931年创刊后，已经开始了对抗日活动的报道。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尤其是爆发“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全面抗战开始，迫于形势，青海新闻检查，开始略有放松。《青海民国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不间断地向读者报道国内抗战信息，1939年1月24日，头条报道了青海省抗日部队八十二军师长马炳丞在河南收复被日本侵占淮阳重镇的消息《马炳丞师长告捷》。之后，对于汪精卫叛国投靠日本，民众愤怒，在报上突出位置，发表言论，进行了声讨。在《战斗中的河北》一文中，说到抗战力量时，还提到“数量甚多质量颇强的许多游击队”，明显地公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力量。其中，在1939年5月28日的言论中，登载署名文章《苏联当年是怎么应付困难的？》，针对当前全国联合抗战时的经济困难，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度过困难的经验，并注明取材于莫斯科《苏联共产党历史》。这在马家统治时期是少有的。许多社论、评论，对于抗日动员、分析抗战时局、反对汉奸汪精卫起到积极作用。

中央通讯社青海分社1943年成立后，负责人原春辉也曾经发布过一些有关抗日战绩的内容。

二、文化宣传

由于青海地处西北大后方，民众生活十分贫苦，文化教育落后等原因，原来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比较少。“七·七”事变以后，青海作为战略后方，逐渐和内地接触增多，经济也得到初步发展。

1936年到1945年间，《青海民国日报》先后开办副刊和专栏《海心》《救亡歌咏》《时代文艺》《抗战青年》《青海文艺》《吟篓》《塞萤》《蕙风》《草原》《从军之声》《青海女青年》等，所发表的散文、杂文、诗歌、议论等文体中，都有抗日的内容。如由“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所主编的《从军之声》，主旨就是为了动员我省知识青年从军抗日。在1944年11月9日编发的第一期“前言”说：“本省青年，极爱护祖国……但或因对从军办法，不甚明了，致未能顺利以偿愿者，特辟‘从军之声的小小园地，打算把知识青年从军的各项法令和各地知识青年从军的消息，贡献于本省知识青年之前，同时也希望把各位知识青年对于从军的珍贵意见登载出来。”特别是1943年由王云阶主编的以音乐理论研究为主旨的《乐艺》专栏，虽然只办了15期，但所发表的有关抗日内容的歌曲与民歌“花儿”，对民众留下了深刻影响。其中《塞萤》也时有有关抗战内容的评论、诗歌、散文、民歌出现。如罗麟在《塞萤》发表评论《救贫乎？救愚乎？》，李作英（笔名阿英）1934年底，在青海“辚辚社”发行刊物《轮影》上发表许多抗日诗文，遭受两次牢狱之苦。他在1944年以32岁龄参军抗战时，马步芳劝他别去，李当即回答：“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国都快要亡了，救国还分什么年龄大小？”他在汉中军营二零师担任《青年周刊》编辑时又发表了许多正义凛然的抗日诗文。青海土族女诗人李宜晴在抗日战争中，激情满怀地写道：“未扫狼烟归不得，谁赏中秋明月？”“摩剑作龙吟，待扫尽，东南烽火，欧亚风狂。”

上世纪30年代的知识界人士，莫不知道《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所写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短短几个月内再版7次。他只身一人，从1935年12月底经甘肃永登入青海大通至西宁，他以革命新闻记者敏锐的目光，深入采访，为《大公报》所采写的《庄浪河至大通》《到了西宁》《马步芳的政治作业》《动荡中的青海》《班禅在塔尔寺》《回教过年》《过达坂山》《祁连山中》等13篇通讯，生动描绘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青海，黑暗、腐朽、愚昧和贫困的状况，深刻揭露了当时青海的经济凋零、宗教矛盾、民族压迫等问题，如实反映青海民众和广大宗教界人士反抗日本侵略的强烈爱国精神，打破了军阀的长期封锁，社会反响强烈，让读者思考民族和祖国人民的未来。

三、外地文艺界名人在青的宣传

1937年至1945年间，先后来到青海的文艺界名人有作家老舍、音乐家王洛宾、画家张大千、画家沈逸千、电影导演郑君里、舞蹈家吴晓邦、音乐家王云阶、歌唱家吴樾荫、画家戏剧艺术家李朴圆、戏剧工作者崔超等。

著名作家老舍在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怀着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极大兴趣，在深秋季节自兰州来到青海。当时，有许多知识青年和爱好文学的教师都已读过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作品，老舍来青海的消息，迅速在西宁传开。他应邀为西宁师生作《什么叫新文学？》学术报告时，围绕抗日救国号召：“不分男女老少，有文化的人都拿起笔来，写民族团结，写民族仇恨，写保家卫国。”他还慷慨激昂地以高度的爱国热忱讲到：“不抗日无以图生存，不团结无以图救国。”并在一次座谈会上讲《怎样写作？》时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艺工作者不应有‘治国安邦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思想，应该走在时代生活的前面。”老舍文白相间，古今列举的睿智论述，给青海文艺界耳目一新，送来一股清风的感觉，对今后的创作影响很深。他走后，学校师生自办文艺小报，《青海民国日报》也开辟副刊，一时文艺写作蔚然成风。

郑君里来青海前，已经是颇具名气的影艺界导演，1940年冬季，他为拍摄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携摄制组到青海，拍《塞上风光》专集。他们于正月十五，在塔尔寺大经堂拍摄僧众集体“为抗日将士胜利祈愿大法会”的盛况，将青海农牧民为抗日捐毛献马的热烈情景，摄入镜头，让全国民众看到青海抗战的实况，由此，内地许多报刊对大后方青海人民支持抗日的动人情景写出了评论。他还热情地为刚成立的“儿童抗战剧团”辅导活报剧演出和歌咏演唱。第二年郑君里再次来青拍摄影片，请时在回族中学任教的王洛宾饰演女牧民卓玛的帮工，从而，王洛宾以后所整理改编的脍炙人口的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由美国歌唱家罗伯逊唱遍五洲四海，成为世界了解青海的一首传世佳作。

李朴园，是画家、戏剧艺术家，原在杭州艺专教授。后来任西北抗日戏剧宣传对队长，1941年春，他率队到西宁，为青海人民演出了大型话剧《日出》《雷雨》《野玫瑰》等，小戏《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等，歌曲《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抗日游击队歌》《保家乡》等，都是当时抗日大后方流行的名剧和名曲。在省府礼堂山陕会馆为公众演出时，场场引起哄动，特别是小戏，每次都引起强烈的共鸣。当演员从观众中进场挥拳打小姑娘时，观众也蜂拥入场愤怒打演员，群情激愤，连连挥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团结起来抗战到底！”感人至深。很快，小型活报剧在学校流行开来，非常活跃。他们还在西宁展出了形象生动的“抗日漫画展”。戏剧工作者崔超也于1945年，从兰州率西北剧团来青演出大型话剧《岳飞》《钗头凤》《洪宣娇》等，但受当局阻扰，只准演出了《钗头凤》。不久，马步芳下令，将“儿童抗战剧团”改名为“儿童剧团”，取掉了抗战二字。西北剧团派人在中心小学为“儿童剧团”作示范，演出了一场抗日小节目。这些广场小话剧和对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在青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宁各中小学演出话剧十分活跃，尤其是西宁师范和湟川中学，不断有新剧上演。他们演出过话剧《日出》《塞上风云》《台儿庄大捷》，儿童抗日剧《古庙钟声》等。

在外来文艺界名人的影响下，青海湟源人魏经邦在校就读时，曾在学余时间参加《日出》《雷雨》等演出，还在假期组团前往汉中、宝鸡、西安等地演出，受到民众热烈欢迎。从此，也为封闭的青海开拓了话剧这一“文明戏”的先河。

画家张大千先生，1943年来青海，他在塔尔寺搜集壁画材料，与友人讲授国画技法，带走夏吾才让等青年画僧，去敦煌临摹壁画，后来经驻守敦煌保安团青海籍团长的大力帮助，将临摹的珍贵画品在四川展出，震惊中外，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弘扬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同样是为抗日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李朴园和张大千先生的影响下，青海画家张之纲创作的国画《胜乎？败乎？》立意新颖、气势宏大，曾参加全国美展，受到徐悲鸿和傅抱石大师的赞赏。

舞蹈家吴晓邦，在1945年偕夫人盛婕来青考察民族民间舞蹈，在西宁文艺界邀请下，为西宁剧团教授舞蹈技艺，并增加了一些学生，开设“舞蹈训练班”，每天省府礼堂教练基本功4个小时。期间，为各界上演舞蹈《进军舞》《思凡》《扇舞》等，技艺超凡，寓意深刻。亦为抗日做出了贡献，还为青海培养了人才。

王洛宾是青海人最为熟悉的音乐家了，他在青海有过12年的文化生活。1937年，他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来青，参加了公演的小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第二年那再次来青，组织了“青海抗战剧团”，为宣传抗日，动员民众做了大量工作。他和李朴园等为许多业余剧团辅导话剧，教唱歌曲，一时间，西宁街头到处是《打回老家去！》《工农兵学商一起联合起来》《大刀进行曲》《吕梁山的呼唤》《松花江上》……抗日歌曲，响彻云霄。1939年9月，他应郑君里邀请，参加《民族万岁》的拍摄，在三角城羊场扮演藏族青年，与当地部落达玉千户的女儿卓玛，同拍了一组牧羊的镜头。拍完后，他吸收青海“花儿”、哈萨克族民歌的美好旋律，整理改编出《在那遥远的地方》《流浪的哈萨克》《半个月亮爬上来》《美丽的姑娘》《小马驹》《黄昏里的炊烟》等传世佳作20多首。他改编的抗日歌曲有《东山上太阳升起来了》《哪里来的骆驼客》等，在青海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男女会唱。他在青期间，搜集加工了西北民歌750首，创作歌曲300首。为激发青海人民的抗战热情，为宣扬青海高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抗战期间从外地来青海的艺术家们，他们以强烈的民族感情、昂扬的爱国热情，为大后方的民族抗日做出了贡献；用生动、形象、丰富的内容，在青海高原播撒了新文化的种子。

四、抗日歌谣

民谣是时代的心声。正当中国土地遭受日本占领，中华民族受到日寇掠杀的时候，地处大后方的青海各族人民，从农村到牧区，群众以民歌、民谣来表现自己爱国的心。一方面对黑暗统治发泄不满，另一方面直接表示对抗日的心情，有关这些内容的民歌，像黑夜的星星，不胜枚举。如“花儿”《百姓活哈的孽障》：“上山的老虎下山的狼，凶不过马步芳匪帮；今日款子明日粮，百姓们活哈的孽障。”《马家的青海没太阳》：“马家的青海没太阳，五谷花草都不长；百姓们吃的是汤和糠，马步芳吃的是人参汤。”《黑云遮住了太阳》：“天拉黑时天不亮，黑云遮住了太阳；‘杀民主义的‘刮民党，中国的老百姓遭殃。”《穷寒人活人者怨怅》：“当过了裤子没挡住戗，又当了破烂的房房；财主们嘴大牙齿长，穷寒人活人者怨怅。”……这些“花儿”不仅诉说了贫苦人的艰难时日，同时，将其根源直接指向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和马步芳残酷的黑暗统治。

抗日文化 篇4

日本后勤研究专家青木孝治(参加过侵华战争)，有一本研究日军钢盔的著作，叫《陆军铁帽物语》，居然有不少新的发现。比如，日军战斗帽后面的那个“屁帘儿”，有人说，是用来防中国大刀队砍脑袋的。青木的研究表明，它是为了防晒，分成几片，可以通风，虽然样子有点寒碜，但效果确实不错。日军的钢盔虽然威风，却也带来了不少烦恼。

冻住脑袋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根据到欧洲观战的武官的报告，开始让士兵装备钢盔，但一直没有正式使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日军的钢盔基本没有派上用场。

真正用上钢盔，是在黑龙江和马占山部作战时。面对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不断增兵，双方在江桥、齐齐哈尔等地展开了一系列激战。

日军使用了大批新式装备，不但让钢盔得到了检验，还使用了装甲车、坦克等武器，这是日军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坦克。日军攻击马占山部所用的雷诺FT-17坦克，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北大营东北军仓库里夺取的。

坦克的使用，被证明在破袭战中非常有效;钢盔的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日军的伤亡。但是日军发现，钢盔存在相当大的问题。由于钢盔的里衬太薄，在黑龙江寒冷的天气里，日本士兵出汗后，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快脑袋就会和钢盔冻在一起。如果强行摘取，还会连皮带肉扯下来。

面对这种古怪的情况，日军不知如何处理，有人采用热水浇钢盔的办法，结果将被冻结的头皮直接剥离。

宿营的时候，头皮和钢盔被冻在一起的新兵摘钢盔时，经常发出阵阵哀号。日军攻占齐齐哈尔，阵亡300余人，而因为冻伤减员近20xx人，其中不少是这种钢盔带来的“头伤”。

为此，日本士兵在钢盔里垫上纱布或者棉布，样子虽不好看，但是解决了冻伤的问题。

成为靶子

诺门罕之战时，戴着钢盔的日本士兵因头部中弹而死的人数，甚至多于不戴钢盔的士兵。

难道苏联人使用带有磁性的子弹，专打钢盔?钢盔的主要作用是防御弹片，保护头部。由于钢盔是一个弧面，如果子弹不是正面击中钢盔，大多会滑飞，这就是钢盔有防护作用的原理。

诺门罕之战时，头部中弹的日本士兵，多半是钢盔正面被命中，钢盔被洞穿，脑袋当然难保。苏军的枪法为何这样准?日军派出专家到前线考察，方才真相大白。原来，日军使用的钢盔，前面正中有一个小红五角星。红色最醒目，苏军很远就能发现，瞄着小红五角星开火，一击必中。

诺门罕之战后，吃了大亏的日军，被迫取消了钢盔正面的小红五角星。

“军神”之死

饭冢国五郎，日本陆军101师团101联队联队长，号称“军神”。此人喜欢顶个破钢盔，挥舞战刀，又冲又杀，十分张扬。

做到联队长，手下有几千人，按说，在第一线戴钢盔耍酷的机会不是很多。不幸的是，有人请饭冢耍酷。这人就是日本战地记者小俣行男，他到庐山前线采访饭冢。

在庐山一线，中国军队奋勇抵抗，巧妙利用地形，与日军顽强周旋。日军虽然装备精良，无奈庐山山形雄奇，道路险峻，故久攻不下。中国军队把迫击炮搬上山顶，炮弹“如同雨点从天而降”，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

与饭冢作战的是中国陆军160师，师长华振中。这是粤军戴钢盔的部队，绝对是一支精兵。双方在东孤岭浴血苦战，饭冢连续发动15次进攻，依然无法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白白损兵折将。

由于连日苦战，饭冢被晒得极黑，眼里全是血丝，胡子多日未刮，显得相貌狰狞。

记者小俣行男建议饭冢比画几下，以便提振士气。

被几个记者一捧，饭冢推辞不过，记者们特意选了一个比较符合战场气氛的高地，饭冢拔出指挥刀，又吼又叫，又蹿又跳，很快，记者们拍完了胶卷。后来，从照片上看，拍摄效果的确不错，如果饭冢活到战后，可以考虑去演电影。

饭冢的“外景地”虽然适合拍摄，却在中国阵地对面，那里正好有160师的一个哨所。视线内的目标太多，中国哨兵未必都能注意到。日本记者为了突出效果，给饭冢扣上了一顶钢盔。当时，日军钢盔的涂漆工艺不过关，又正值炎热季节，长期暴晒，偶尔又是一场大雨，时间一久，钢盔的绿漆剥落，露出钢底，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远远地，中国哨兵发现有一个灯泡似的东西，定睛细看——哦，是个鬼子啊!虽然看见了，中国哨兵也没办法，距离太远，“汉阳造”够不着。

看着饭冢表演，几个中国哨兵越看越烦。突然，眼前一亮，几个中国老兵沿着战壕走了过来，他们背的不是“汉阳造”，而是三八大盖。

三八大盖，即日本造三八式步枪，因为枪机上有一个拱形防尘罩而得名，其射程远，射击精度高。

饭冢所在的那个高地，“汉阳造”打不着，三八大盖的射程可是正好。看到三八大盖，哨兵赶紧把几个老兵拦下，让他们看看对面饭冢的表演。

饭冢扣着一个钢盔，赤膊，几个中国老兵分辨不出他的身份，但看他耀武扬威的样子，一致觉得这赤膊鬼子太猖狂了。

老兵枪法好，把枪一端就瞄上了。那边采访已经到了尾声，饭冢一转身，正好把面门亮了出来。这时候，中国老兵也瞄好了，一扣扳机，“砰”，饭冢应声倒地。

附近的日本兵赶来救护，发现这一枪正从饭冢的心窝穿过……饭冢在101师团被称为“勇将”，他的死亡，对前线日军的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中国军队对此事的记录，来自于独9旅官兵的回忆，并不是日本方面的材料。遗憾的是，虽然有此段记载，却没有击毙饭冢的中国老兵的名字。

言归正传，钢盔反光暴露了饭冢，算是铁帽给日军带来的又一个悲剧。不过，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太平洋战争开始逐岛争夺，日军在钢盔上涂抹煤焦油，才多少降低了其反光度。

并非无用

1945年的一天，一支日本军队出炮楼扫荡，晚上找了个山村宿营。

日军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村子表面很平静，实际上却是八路军的一个重要据点。

八路军悄无声息地溜到打谷场，埋伏下来。

吃完晚饭，日军小队长吹哨，召集部下晚点名，地点就是打谷场——村里平坦的地方。

这时，一个日本新兵手忙脚乱，闹出了笑话。日军条令规定，晚上点名，穿军便服即可，而这个新兵没有记住，居然戴了沉甸甸的钢盔前来点名，引起众人哄笑。

笑声未绝，忽然，雷声炸响，电光四射——八路军战士扔出了手榴弹。

有理由判定，这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其理由有二：第一，八路军战士的投弹动作准确，肯定都是把手榴弹拉火后等上两秒钟再扔的。结果，手榴弹凌空开花，打谷场上的日本兵连杀伤死角都找不到;第二，这支八路军用的手榴弹，不是那种内置黑火药、一炸两片的边区造手榴弹，而是缴获自日军的破片卵形弹，虽然这种弹的投掷距离不如国军的德式手榴弹，可是破片多，散布广，对露天的日军杀伤力极大。

抗日英雄 篇5

1、在抗日英雄中，还有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这一群——— 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八路军主力转移而英勇跳崖；

2、“八女投江”，为掩护抗联大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

3、杨靖宇，忍饥受冻孤身战斗至死，当敌人剖开他的胃，里面全是树皮草根与棉絮；

4、王二小：

中国少年抗日英雄。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机智勇敢的小英雄王二小，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残酷地杀害了，牺牲在涞源县狼牙口村，年仅13岁。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

5、赵一曼

赵一曼的原名叫李坤秦，她1905年出生在四川省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里。她勤奋好学，从小就向封建习俗示威。她逃脱了裹小脚的恶习，她还带头把长辫子剪了，从此走上了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1926年赵一曼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山省。在这紧急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发动人民抗日战争。赵一曼就是其中的一员。在复杂的对敌斗争中赵一曼经受了种种挑战。为了便于工作，她毅然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乡下，一直到牺牲，她一直没见过自己的孩子。

1935年赵一曼在白雪茫茫的山林中被捕了。敌人用用尽了残酷的手段，也无法使赵一曼开口。1936年8月2日，敌人用子弹取了赵一曼年轻的生命。

6、左权

永远的丰碑 左权：党之模范

抗日演讲稿 篇6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我，作为一名中华儿女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因为，我们的祖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是历史天空里一颗璀璨的明珠。但有一件事却使我陷入深深的思考中。

记得去年夏天爸爸带我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一进展厅我就看到一个醒目的雕塑，它的造型是一本翻开的书，上面写着两个大字：“勿忘”！我问爸爸：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爸爸说你参观完就知道了，就这样我带着一丝好奇走进了这65年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地区, 在这里我看见了大量日本侵华的武器、工具及图片。装在玻璃柜里的中国劳工的遗骨，是那样令人触目惊心。万恶的日本侵略者，用哄骗“招工”的办法抓来大批贫苦农民作劳工，修建这些地下要塞。他们在这里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一年四季，天天在日寇的皮鞭下干十几个小时重体力活，累死、病死、饿死、被打死的不计其数，工程结束时，为了保密,残无人道的日军把劳工分批用铁丝把肩胛骨穿在一起,集体枪杀，活埋„„

走出日军工事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如今草原上的硝烟已随风飘散，放眼望去，呼伦贝尔草原一片绿色，但耳边却仿佛仍能听到从那工事深处传来的阵阵中国劳工的哀鸣，声声血泪的控诉，似乎在告诉更多的人：勿忘呵,勿忘国耻！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在日本侵略者的面前，中华各民族凝结成了一股绳，一条心，在民族存亡的最后关头，爆发出了民族的最强音。日本帝国主义在海拉尔实行殖民统治13年，对人民实 1

行高压统治，使各族人民饱受磨难。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海拉尔各族人民以不同的方式奋勇抗争，抗日英雄——苏炳文、父子英烈——张级

三、张贵霖、血泪劳工——张玉甫等，是他们，我们的先辈、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了抗日战争的宝贵胜利！公元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先辈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的不屈不挠！我们的民族在战争的血与火中洗掉了自身的污垢，像凤凰涅盘一样获得了重生。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岁月的脚步匆匆走过65年，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悲痛欲绝的哀伤、洗刷不尽的血泪、永志追思的英烈和伟岸壮阔的史诗，更是追求和平的渴望、永不再战的期盼、强国富民的决心和睦邻友邦的祝愿。

65年前我们经历了落后挨打的耻辱，65年后我们更证明了众志成城的民族力量!

６5年前，当中华民族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血火淬炼的抗战精神，在历史的星空定格成永恒。

６5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能击败任何外来侵略，而且必将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抗日“神剧”的创作矛盾 篇7

一、同质化题材饱和与电视剧创新之间的矛盾

教条的历史没人看, 敏感的历史又无法呈现, 逼迫着创作者借历史的壳装游戏的梦, 将抗日剧改编为一个个充满现代消费元素的舞台秀, 披着政治正确和民族正义的外衣, 行着肆意篡改历史真实的实际, 在博取观众的讶异和谑笑时, 把民族经历的残酷与创伤, 转变成充满各种刺激元素的商业游戏。

以往, 抗日题材的电视剧容易对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完美刻画, 突出正义方人物形象的“高、大、全”, 这样的演绎在新时代遭到观众诟病, 走向困境。2006年, 从传统制作思维中跳出的电视剧《亮剑》, 因其对英雄人物的个性化塑造, 与之前的僵化形成创作反差, 在观众中赢得好评。随后, 一系列类似题材电视剧迅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抗日英雄阐述路线。

这一创作思路延续至今, 原本独具匠心的创新成了家常便饭。创新——被模仿——同质化, 成为抗日剧创作的普遍现象。为了寻求新的突破点, 一些融合多种题材和元素的剧本应运而生。

历史剧既是改编自历史事实, 就要有对基本事实的尊重, 在此前提下才可以合理想象、丰富细节。实际情形却是, 历史题材剧“挂羊头卖狗肉”, 空有一副历史的架子, 却无基本的史实和合理的逻辑, 胡编乱造、天马行空, 要将民族创痛作为这个“秀场”的一道幕布。

严肃对待历史, 是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表现, 创新绝不意味着对历史人物, 尤其是对历史真实的篡改, 这样不仅会误导青少年群体, 也是对民族苦难史的亵渎和玩弄。荒诞可以是艺术创作的一种方法, 但它不适用于调侃历史的常识与是非曲直。历史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和灵魂, 世界上有哪个历经二战的国家, 将那段民族的苦难幻化为意淫式的虚假想象?

将抗日题材同其他的内容形式融合, 造成了既有历史又有传奇、既有事实又有玄幻、既有抗日又有武侠的杂糅剧。这本质上体现了历史剧市场的饱和和创作困境, 从业者困守围城而出现的审美偏差。

二、唯物史观与大众趣味的矛盾

历史题材的电视剧要把艺术创作与脱离实际的神化虚构区分开, 遵循逻辑反映事实。不少受众在观看抗日剧时往往有一种潜在的精英史观, 他们更喜欢看到屏幕上的主人公机智勇猛、英雄不死。但娱乐有底线, 娱乐化的抗日历史剧, 成了误导青少年抗日史常识的精神麻醉师。

电视可以娱乐, 但历史不可以调侃。导演们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对历史做出不同的解读并以此为灵感制作电视作品本无可厚非, 令人警惕的是打着历史旗号, 却全然脱离事实范畴和逻辑思维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的刻意造假行为。

游戏化的拍摄方式、传奇性的人物形象、科幻式的电视情节, 观众看了觉得过瘾刺激。电视作品中经常会出现抗日英雄以一当百、奋勇杀敌, 却从不受伤的情节, 暗合着中国观众的心理, 但忽视战争残酷性的情节, 缺少了合理逻辑的人物演绎, 塑造的却是历史虚无的价值观念。炮火还未远去, 历史已被解构, 抗日剧无意识中传达出的危险也恰在这里。

屏幕上衣着光鲜靓丽的酷男抗日英雄、价值不菲的先进装备、夸张离奇的人物技能, 早已超出抗日剧所应表现的内容。

三、制作风险与内容热度的矛盾

严格的审查制度给电视剧制作带来了风险, 敏感的历史话题不敢触及, 普通的历史题材缺乏热度, 热播剧的制作成本又很高, 制作商索性将观众爱看的爱情、武侠、俊男美女、个人英雄主义, 全部放进抗日历史题材的外套里, 既规避了风险又吸引了观众。

也正因此, 我们在屏幕上看到了衣着光鲜靓丽的酷男抗日英雄、价值不菲的先进装备、夸张离奇的人物技能;骑着类似好莱坞大片里的精装改良摩托车从二楼高的地方直接飞跃宽阔的大街进入到街对面二楼的窗户里;被炸弹击中的汽车能从地上一跃而起飞向高空, 这一系列的剧情早已超出抗日剧所应表现的内容。豪门恩怨、爱恨情仇、赌场风云与科幻大战等元素在抗日题材的掩盖下, 更容易通过审查投放市场。制作风险与内容热度的矛盾, 体现了制作方投机取巧的动机。

四、市场效益与理性价值观的矛盾

当下国内电视剧创作受到了多元文化思想与价值观的挑战, 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把电视剧拉入了市场化的制作轨道, 对历史文本的解构与重构也遵循着商业化的原则, 解读历史剧所要求的历史态度也在利益面前被抛弃, 将历史生产成泛滥的商品供受众消费。

尽管电视剧的创作者有选择创作的自由, 但是对史料的考证查阅, 借鉴吸收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却是必须的工作。观众对导演编剧及其作品的包容态度, 是建立在整体真实并有所创新的基础之上的, 而非将天方夜谭色彩的历史剧照单全收。“天马行空的想象无伤大雅”是普遍存在于创作者中的观念误差, 甚至认为情节越是离谱越受欢迎, 殊不知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戴着镣铐的舞蹈, 要在一定的束缚下跳出新意和与众不同的姿态。

无史可依的历史剧一旦被观众信以为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不论是对历史的态度还是价值观, 都会因接受和分析电视剧传达的信息而出现偏差, 进而表现在观众审美对诸如此类电视剧的追捧, 而这种反馈又会促进新的一批缺乏事实基础和逻辑思维的电视剧投入市场, 形成恶性循环和劣币驱良币的示范效应。

抗日名将周元 篇8

周元，字凯之，1894年生，壮族，广西宁明县明江镇洞廊村人。年幼家贫，无钱上学，给本村富家牧牛，分担家庭生活担子。贫困的生活使他早熟，体恤民情。时清王朝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恨，反帝反清的斗争风起云涌。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1909年未满16岁的周元毅然离家，参加南方国民革命军，投身到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洪流中去。

在革命军营里，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使他眼界开阔，思想上起了急剧的变化，由一个单纯的牧童成长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战士。他勤奋好学，自学成才，从军才两三年便具有初等文化程度，以模范班长的身份考入龙州教导团，毕业后任排长，不久升任连长。他参加过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在战斗中机智勇敢，屡立战功。1925年升任营长，驻防桂林。他当上军官后，深感肩上的担子重，所以他更加努力学习，掌握军事理论和技术，以便带好兵，指挥好战斗。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他都广收博览，悉心钻研，并运用到实践中去。戎马倥偬，亦未间断。他的知识面也很广泛，对天文、地理、数学、古诗词、琴棋书画都感兴趣，因而使他由一个文盲的士兵锻炼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指挥官，并具有将才风度。1930年提升团长。

周元治军有方，对战士的军纪，训练演习要求很严格。他告诫部下说：“没有严格的纪律的军队，就不是一支好军队，就不会在战场上夺得胜利。”平日操练，他亲自做示范，一个动作一个细节地纠正，直到合格为止。生活上和下级同甘共苦，关心他们的疾苦，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因而深得部下的爱戴。他的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士兵很少被关禁闭，打起仗来冲锋陷阵，勇猛刚强，被称为桂系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他被誉为桂系能征善战的将领。1934年升任少将副师长，同年进南宁军官学校第六期高级班深造。1936年夏以优异成绩毕业，出任第１５军４３师(后改编为第４８军１７３师)少将副师长，驻守广西荔浦县。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寇大举进攻我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元以少将副师长兼５１７旅旅长身份，率１０３３、１０３４兩个步兵团北上抗日。临行前，周元把亡妻遗下的三个儿女托付亲人，慷慨激昂地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全面进攻，其目的就是要亡我中国，灭我民族，要我们中国人当亡国奴。我是炎黄子孙，我是中国人，我是军人，保国卫民是我的神圣职责，即使是不幸战死沙场，为祖国为民族而死，我死亦无憾!孩子们就拜托你们了。”表现出他忠心报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1937年9月中旬，周元部从广西荔浦县出发，乘船下梧州出广州，然后乘火车北上集结徐州，归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廖磊第２１集团军战斗序列，准备开赴滋阳布防。适逢淞沪告急，又奉命率５１７旅驰赴上海战场。10月15日夜接守蕴藻滨陈家行并谈家头之阵地防务。自16日拂晓起即与日寇展开战斗。当时战场上没有预备兵团，部队是逐渐加入的，凡从后方运到的部队，未得喘息即投入火线。敌人利用炮空优势，每日飞机轮番轰炸和炮击，由于缺少坚固的工事，我军伤亡很大。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周部官兵发扬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忘我的斗志，浴血奋战，坚守阵地。10月17日上午，周元在陈家行指挥战斗时，不幸中弹负重伤，但他仍带伤指挥作战不下火线。战斗结束，始送医院治疗。病稍愈又返回前线继续杀敌。上级鉴他忠勇顽强，战功显著，提升为４８军１７３师中将副师长兼５１７旅旅长。

上海郊区地势平坦开阔，适于敌人优势火力的发挥。由于我阵地是临时构筑的土质工事，每当敌炮弹命中，便将我守军连人带枪埋盖。加之敌机疯狂扫射，使我守军几乎不能抬头，我军虽英勇抗击，但伤亡重大，一个军一个师均伤亡过半。蒋介石感到兵员难济，遂下令撤退。淞沪战场转移后，周部转战于苏浙皖一带。1938年4月中旬由舒城开到淮南田家庵，接防高塘湖西岸及洛河集以东地区。

日寇占领上海、南京后，自12月起，循津浦路南北对进，企图夺取徐州。1938年3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部队在山东台儿庄，迎击进犯的日军七八万人，给精锐的板坦、矶谷师团以重创。日寇吃了亏，耿耿于怀，要报这一箭之仇。4月初又调集13个师团30余万兵力，企图吃掉徐州地区的李宗仁部。敌军从天津连云港南京三路夹击，分进合围。敌先以其第三、九、十三等师团及井关机械化部队渡江北犯。4月下旬陷蚌埠，再次分兵，东路沿津浦线，直赴徐州；西路顺涡河，水陆并进，妄图攻蒙城，陷涡县，取毫县，夺商丘，切断陇海铁路，迂回包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的60万中国军队。为了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与敌决战，李宗仁作出了有计划撤离徐州地区，实行战略转移的部署。当即电令驻守淮河中下游地区的廖磊第２１集团军坚决阻击津浦路南段之敌，掩护主力撤退。廖部奉令后，即以总预备队第１７３师师长杨俊昌、副师长周元各率步兵一个团星夜兼程，前往宿县、蒙城布防。于是，周元决定率领实力最强的１０３３团(团长凌云上，广西桂平县人)前往执行任务。

5月6日晨，周元率领指挥所人员数人，警卫手枪兵四名，带手摇发报机一台，乘坐军部派来的汽车，先到寿县军部听候指示，后率兵由寿县出发，经正阳关、埠阳向蒙城前进。当天下午3时到达蒙城时，正遇敌机轰炸县城，指挥所人员只好弃车步行入城。当时蒙城刚遭到日机轮番轰炸，房屋倒塌焚烧，烟火弥漫，县长蔼昆山弃城逃窜，群众呼儿唤女，人心惶惶。周元当即侦察县城内外地形，策划城防部署方案。蒙城地势平坦，县城狭小，城墙单薄，且大部分是土墙，易攻难守，不堪敌人炮火轰击。只有北面城垣脚下，有涡河隔着，敌人不能徒涉，较为有利。

5月7日拂晓，１０３３团大队人马陆续到达，该团团营干部多为广西籍。全团官兵2000余人，皆参加过淞沪会战，具有作战经验。此次守备蒙城，人人摩拳擦掌，个个斗志昂扬。部队到齐后，周元立刻率领团、营长实地勘察，指示防守战斗事宜。全体官兵加紧挖战壕、筑工事，以李竹园为左翼，李庵桥为右翼，设指挥所于民众教育馆，严阵以待。

中午，接涡河南岸双洞集附近我侦察部队报告：敌骑兵百余，已越过河溜集，向我搜索前进，其后续部队，亦向我急进中，战斗迫在眉睫。此时，我军各部已完成掘散兵壕及树干鹿砦，各城门均用石条及沙包阻塞，各街道亦用石条、沙包作横墙数道，各家屋内亦按需要开凿枪眼，准备巷战或逐屋白刃战。下午4时，日寇先头部队3000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蒙城发起猛烈进攻。外围阵地李竹园、贾水园、万家猪行、黄碾盘等处战斗激烈。入夜，周元率部杀出南门，意欲摸黑迂回敌后，接应救援两翼。不料刚绕到城东南飞机场，突然与后续日军遭遇，数次冲杀，均未闯过，只得退回城内。外围守军旋遭分割包围，大部殉难。第二营营长蓝权、第三营营长贾俊优及中校团副等均已阵亡。两营的连排长亦伤亡殆尽，两翼阵地失守，日军向城垣逼近，炮轰我守军阵地。

8日拂晓，日军又以飞机猛轰城垣。9时，敌后续部队2000余人到达，蒙城陷入重围，城内剩二三营的部队300多人，守备东南西三面城垣。10时，敌人发起总攻，以飞机轮番轰炸，以步骑四面攻击。守城将士怀着与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拼死抵抗，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奋战一整天，日军仍被阻于城外。

经过5月8日的激烈战斗之后，我军仅剩200多名疲惫士兵，守卫全无防御的孤城。在面临有炮空联合、有战车掩护之优势的强敌包围进攻，在有城池被攻破、全军覆没之虞的情况下，周元于黄昏时分急电廖磊总司令。电云：

“四面包围之敌与我激战一昼夜，敌在炮空掩护下，屡向我突击，互争西南门各要点，血战终日，我军已伤亡过半，弹尽粮绝，迫得逐步向城内退守，准备刃战，与城共存亡。城垣不坚，今日西南门已被突破数处，情况危急，乞设法于晨前运弹药来蒙，俾得救济，并饬援军兼程前进，以挽危局而奏反击之效。”

电报拍出后，至9日凌晨3时接到廖磊电报云：“电悉，为发扬本军报国声誉，望周副师长督促所有兵力，务必固守，与城共存亡……”等语。读上述复电，周元立即决定：除留一本密码本外，其余的密码本及所有文件即行悉数烧毁；通知凌团长亦将官兵名册及所有文件全数烧毁。凌团长提议，既然总司令要我们与蒙城共存亡，唯有将守备北关之第一营部队百余人调入城内，与敌人拼搏到最后一兵一卒。周元副师长不同意，以沉重语气说：“抗日战争，既然是我们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战，现在蒙城已经不能守，已失去迟滞日军主力北上的价值。总司令要我们与蒙城共存亡，只要我死在城内就可以交代，你们不应都陪着我一起殉难，作无谓的牺牲。要知道这是长期战争，你们将来报国的机会还多。现在我命令：凌团长即率领北关部队突围出去，务须当面报告廖总司令，说我遵照他的电令决心与蒙城共存亡。我死也要死在城里，只希望将来忠烈祠应有我的牌位，如愿足矣!”凌团长等同声说：“我们要随周副师长与蒙城共存亡!”周元以严厉的口气说：“这是命令！难道你们在此危急关头就不听我的命令吗?”凌团长等含泪而别。

5月9日凌晨，传达兵进来报告：敌军以战车开路，已经攻进南门，我守南门及东门城垣的部队，均已退守到街上房屋。由于敌人战车扫射各街道，各部队失去了联络，此时已有战车向北门开来了。周元拔出手枪，在部属面前振臂高呼：“中国的土地岂容日寇践踏，我们非打走他们不可!人在城在，誓与蒙城共存亡!”全体官兵齐声响应，包括勤杂、佚役，都端起明晃晃的刺刀和日寇拼杀起来。白刃相接，叮有声，惊天地，泣鬼神。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往返冲杀，与日寇展开激烈的巷战，日军死伤甚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不久，四门皆陷，日寇蜂拥而进。周元率部与敌作最后拼杀，从鼓楼杀到漆园街北首，被日寇团团包围。在激战中，周元身中数弹血流如注，但他仍愤怒地举起手枪，对准面前鬼子射出最后一颗子弹而壮烈牺牲。凌团长率士兵十余人至夜突围而出。

蒙城陷落后，敌人因伤亡惨重，丧心病狂，惨无人道地将被俘官兵及重伤官兵用铁丝穿其手心拉至城西侧百子庙中心坑集体屠杀。

周元所部虽全军覆没，但毙伤日寇2000余人，赢得了时间，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掩护了主力部队顺利转移，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周元所部将士为国家为民族英勇献身的爱国精神，深受全国人民和蒙城人民的敬仰。当时全国各报刊包括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纷纷报道周元将军抗日殉国的壮举。蒙城人民为悼念周元及殉国烈士，将他们的遗骨集中安葬在城郊庄周祠松树下，筑一大坟墓。每逢清明节，各机关团体，人民群众纷纷前往祭扫。蒙城县城曾经一度改为周元镇，乐育小学改为周元小学，并把周元英勇抗敌事迹编为乡土教材，宣传教育后代。周元殉国当年，在桂林市南郊(瓦窑附近)建有“故陆军中将第１７３师副师长周元抗日阵亡纪念塔”。塔的一面刻有李宗仁手书“成仁取义”四个大字，塔下为周元衣冠冢，“文革”中已被毁。1985年５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周元将军为革命烈士。

1987年5月13日，值周元将军抗日殉国50周年，蒙城各界隆重举行纪念大会，党政军负责同志出席大会并讲了话。周元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孙女应邀参加了纪念大会。会场挂的挽联是：

抗日寇，周元将军一腔热血洒蒙城，青史永在；

卫漆园，桂粤壮士三千忠骨葬皖北，浩气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