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30年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篇1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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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0-5-4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掘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辉啊暖透了大江两岸，啊,中国,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一首歌曲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曲，一位伟人的英明决策从此掀开了中国大地改革开放的浪潮„„

深圳特区：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建立经济特区。1980年10月，国务院批准在湖里2．5平方公里范围内设立厦门经济特区，湖里成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发祥地。1981年10月15日，随着破土动工的一声炮响，厦门经济特区在湖里拉开了建设的序幕。1985年，国务院批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中央1985年85号文件说，“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是为了发展东南经济，加强对台工作，和平统一祖国大业作出的重要部署。”

深圳经济特区位于深圳市南部，东起大鹏湾，西至珠江口，北靠梧桐山，南临香港以深圳河为界。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7公里，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实际可开发面积110平方公里。设有全长86公里的特区管理线。特区范围包括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和盐田区。

一座建筑见证了一个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一个城市浓缩了一个国家改革开放的奇迹。深圳国贸大厦便是如此,她的诞生,创下了中国的数个第一:我国最早实行招标的建筑工程,在国内率先大面积运用滑模施工,以及抒写“改革开放神话”——“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大多数国人尚不知股票为何物时，新中国的第一张股票———“宝安股票”已在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然而，它却没人理睬。在这种情形之下，当地政府就发文要求党员干部带头买。随着示范推动和股票交易体制逐渐走向完善，股票价值开始迅速升温并形成热潮乃至狂潮。随着巨大获利机会的发现，人们从全国各地涌向深圳，他们有的甚至扛着大麻袋的钱和身份证，由此形成了当时轰动全国的万人空巷购买新股抽签表的盛大场面。

甚至发生踩死人的悲惨局面！国家为了控制局面，稳定社会，于是推出了设立铁丝网、和办理边防证的宏观调控方法来阻止大量的人群流，防止过量的人群流破坏当地的承载能力，要知道当时的深圳特区还处于发展阶段，各方面的基础设施都是很薄弱的。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方法加以控制，将会出现不可估量的后果！

从当年人们对“深宝安”不理不睬，怀疑、观望到认为买股票赚钱是合法捷径，再到现在频频挂在嘴边的“全民理财”，国人对投资理财的观念，不得不说是深圳特区开创并推动了“解放思想”的历史先河。随着股票浪潮的滚滚推进，时至93年国家才推出了《股票法》，实行了上封顶，下保底股票政策，由此结束了股票的效益最大化时代。【国家开发深圳特区，面临的是资金缺乏的瓶颈问题，于是就引进了金融产品：股票】

上海浦东开发区：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上海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制定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开发方针。200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浦东进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市委、市政府明确了“一个作用、三个区”的功能定位（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施建设“四个中心”国家战略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努力成为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区、自主创新示范引领区、现代服务业核心集聚区），标志着浦东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16年精心谋划，16年坚实步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在中央各部委、全国各省市大力支持下，浦东开发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建立了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城区框架，浦东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区位于上海市东部，长江三角洲东缘。东濒长江口，南与闵行区、奉贤区接壤，西和北分别与徐汇、卢

湾、黄浦、虹口、杨浦、宝山6区和崇明县隔江相望。面积为1210.41平方公里，人口268.60万。【国家开发上海浦东新区同样使用的是金融产品：股票】

天津滨海新区：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发深圳，到90年代开发浦东，珠三角、长三角迅速跃升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两极”，每一次的区域开发都带来一个相应区域板块的经济腾飞。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成为中国继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重点开发开放的区域。规划面积22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00万左右【国家开发天津滨海新区使用的金融产品是：股票+基金】

泛北部湾经济区：

泛北部湾经济区地处广西境内，它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崇左、玉林6个城市所属行政区域组成，面积4.25万平方公里，人口1250万左右。《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列为重点发展区域，目的是为了探索西部省区发展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益的经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以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为核心，并把临近的玉林，崇左两市的交通，物流纳入经济区统筹规划．它背靠大西南地区，面向东南亚国家，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大湄公河区域合作，泛珠江三角经济合作等多个区域合作的交会点，是中国沿海与东盟国家进行海陆交往的枢纽，是促进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的重要桥梁和基地，区域优势明显，战略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

促进北部湾经济区快速的发展，以广西辐射西南，中南，华南．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减少东西部的差距。撬动巨额民间储蓄，自发的参与到北部湾的经济建设中来，解决建设资金瓶颈问题！打造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塑造一个以中产阶层为社会主流群体的橄榄型社会．因为壮大中产阶级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是维系民间资本持续增长的沃土，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战略目标！

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相连的北部湾城市群，在中国与东盟，泛北部湾，泛珠三角等国际区域合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正因为它拥有这样独特的区位优势，所以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次区域合作发展中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2007年年初，中央参照天津滨海新区做法批准将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列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给予其对外交往、行政体制改革、土地管理改革、金融制度创新等方面先行先试的权力，这将产生双重的作用和意义。

2008年1月16日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国家发改委指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是我国西部大开发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点地区，对于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要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前面三极的经济浪潮已经过去，泛北部湾经济区现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沿海开发最后的一块处女地，由于它对内和对外的独特的区域优势和地理优势，决定了国家对它的重视与支持的程度！否则国家拿什么来对接中国—东盟经济自由贸易区！【打造泛北部湾经济区同样需要巨额的资金，打造北部湾经济区于是国家就引进了新的金融产品“引金入桂”，解决资金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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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改革开放30年篇2

一、机构人员变迁

1985年12月成立白银市财政税务局, 内设办公室、综合计划科、预算管理科、企业财务管理科、农业财务管理科、监察室等7个科室。1986年3月白银市财政税务局分设为白银市财政局和白银市税务局。1987年8月设预算外资金专管员4名。1988年5月增设监察科, 撤销原监察室。同年成立白银市人民政府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 挂靠市财政局。1989年4月成立白银市税收物价大检查办公室, 9月成立农业税收管理科。1990年5月成立白银市国债服务部。1992年成立白银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挂靠市财政局。1993年5月成立西区财政所。白银市财政局现拥有一支年轻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 现有职工65人, 平均年龄37.5岁, 本科以上学历37名, 占职工总数的53%。中级以上职称人员6人。市财政局机构从成立初的7个科室7位职工发展到现在包括办公室、预算科、文行科、税政农税科、社保科、综合科等13个职能科室, 2个下属副县级事业单位。

二、财政收支

白银市财政自1985年恢复建市以来, 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省财政厅的指导下, 经过改革开放后20年发展, 财政收入从1986年的6352.9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27.08亿元, 是1986年的近44倍多, 财政支出从1986年的10531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319176万元, 是1986年的33倍多。全市财政收入一年上一个新台阶, 为促进白银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保持社会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007年, 全市国民经济发展继续保持良好运行, 工业生产继续较快增长, 企业效益不断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消费市场稳中趋活,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事业得到加强, 民生问题进展顺利。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收入一直保持了高位增长, 增幅创历史新高;支出的公共性和公益性日趋突出, 均衡性明显好转。全市大口径财政收入实际完成27.08亿元, 完成计划的117.69%, 比上年增长33.53%。全市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70391万元, 占汇总预算的112.3%, 比上年增长25.82%, 剔除企业所得税政策性因素, 同口径增长19.81%。其中:市级收入完成36076万元, 为全年预算的117.32%, 比上年增长31.45%, 同口径增长19.21%;县区级收入完成34315万元, 为汇总预算的107.47%, 比上年增长20.39%。2007年, 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实现319176万元, 完成变动预算的92.3%, 比上年增长39.6%。其中:市本级支出实现84593万元, 完成变动预算的91.5%, 增长33.09%;县区级支出实现234583万元, 完成变动预算的92.8%, 增长42.11%。全市实现当年收支平衡, 预计消化历年累计财政赤字在2300万元以上, 各项重点支出得到了较好保障。

三、财政改革

建市二十多年来, 白银市财政, 按照党和国家的财政政策、法令, 贯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 执行“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 做到增收节支, 收支平衡, 略有结余。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白银市的建设日新月异, 市区内高楼林立, 鳞次栉比, 人潮熙攘, 车水马龙, 街道纵横, 一派现代新城市的景象。白银财政在这方面为国家积累了资金, 对促进生产和各项事业发展, 搞活经济, 支持两个文明建设, 发挥了社会主义财政的积极作用。多年来, 市财政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紧紧围绕全市经济建设为中心, 立足实际, 开拓进取, 不断完善财政管理, 强化财政职能。贯彻落实“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的方针, 适时制定和调整财源建设扶持政策和重点, 不断壮大主体财源, 巩固基础财源, 发展后备财源, 促进了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快速增长。2003年, 全市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大关, 2007年达到27亿元。同时, 不断改革预算管理, 硬化预算约束, 推行了“零基”预算, 实行了预算内、外收支统管的新型预算管理体制;积极清理整顿预算外资金账户, 建立了预算外资金银行专柜, 推行了“罚缴分离”制度和国库统一支付制度, 初步将市级有关试点单位纳入了统一支付范围, 使财务支出进一步规范;建立了规范的预算外资金监管机制, 提高了预算外资金使用效益;积极探索和加强财政支出改革和管理, 大力压减各种非生产性支出。积极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对有关办公设备、汽车等大额财政支出项目实行政府统一采购。改革工资支出管理, 实行了财政统一发放工资制度, 净化了工资支出内容, 推动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试点, 实现全市财政国库的统一集中支付。同时, 市财政局始终坚持“两手抓, 两手硬”的工作方针, 在不断提高财政管理质量和水平的同时, 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使两个文明建设成绩斐然, 树立了财政行业良好形象。

2007年, 全市继续加大各项财政改革工作。一是正式启动了会宁县作为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二是稳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根据改革总体要求, 研究扩大了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范围, 在全市全面实行了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模式。积极开展了乡村债务清理化解工作。建立了农村综合改革信息监管系统, 对农民负担情况实施有效监控。三是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全面完成了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作, 积极研究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四是规范了政府采购行为, 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范围。政府采购资金达到8629万元, 节约资金853万元, 节约率为9%。五是工资改革和规范津补贴工作进展顺利。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已全部完成工资套改, 并已发放到位。

四、财政现状

(一) 收入稳定增长, 财政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全市经济继续较快发展, 各级财税部门克服了白银公司厂坝铅锌矿增值税划转、稀土公司享受三线搬迁企业增值税先征后退税收优惠政策等困难, 认真落实组织收入原则, 积极研究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强化税源监控, 堵塞征管漏洞, 实行目标考核, 促进税收收入的及时入库。不断挖掘非税收入潜力, 强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措施, 确保非税收入应收尽收。加上红鹭、华鹭铝业公司企业所得税政策调整的有利因素, 全市财政收入稳定增长。2007年, 是白银市财政收入增幅最高、均衡性最好的一年。同时, 积极争取中央和省上的支持。共争取上级各类专项资金11.87亿元, 财政保障能力逐步提高, 有力地支持了全市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二) 解决民生问题的投入进一步加大。

一是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180万元, 以“两后生”为重点, 实施“就业技能培训工程”, 培训各类劳动力3.6万人。二是市财政安排配套资金200万元, 建成靖远曹若和会宁新庄、大沟三项重点人饮工程, 解决了10万农村人口的安全饮水问题。三是落实配套资金2219万元, 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部农村人口, 城市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城市非职工人群, 对公立医院的补贴基本达到省上规定的标准、扶贫济困病床制度覆盖市县公立医院, 基层卫生院人员工资由财政全额供给, “四个覆盖”政策得到落实。四是落实资金248万元, 提高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标准, 城市低保标准再次提高10%。五是落实下达县区专项补助139万元, 在原报酬补助标准的基础上, 按照每村每年补助2000元的标准, 提高了村干部报酬补助标准。六是市财政安排190万元, 设立了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政府助学金和慈善育才救助基金。

(三) 积极支持新农村建设。

市级财政安排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500万元, 区分三类不同地区, 用于支持试点示范。积极争取上级农林水事务专项资金21682万元, 安排农业专项资金、人饮工程配套资金、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大环境绿化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专项资金等1450万元, 兴建了白银银蒙等奶牛养殖示范小区, 奶牛饲养量达到7000多头,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167个。2007年, 全市农林水事务支出达到44141万元, 使农民收入增加, 农民负担减轻。争取专项资金7788万元, 落实兑现粮食直补资金1918万元, 农机具补贴220万元, 优质小麦良种补贴190万元, 农资补贴4137万元, 油价补贴1024万元, 能繁母猪补贴241万元, 奶牛良种及后备奶牛饲养补贴58万元。

(四) 加大解决困难群体问题。

一是在推行城市低保人员医疗保险改革的基础上, 实现了城市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城市非职工人群。二是按时拨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补助, 较好地解决了城市居民生活困难问题。三是争取上级补助2139万元, 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 14.78万绝对贫困人口纳入低保范围。四是安排专项配套资金, 使农村五保户供养标准由每人每年600元提高到1000元 (分散供养) 和1200元 (集中供养) 。五是支持开展了城乡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农村特困群众生活救助和城市社会救助;支持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 实施了残疾人危房改造工程, 对498户低收入家庭实施廉租房补助;安排和争取就业补助资金, 以创业带动就业, 以培训促进就业, 全市新增城镇就业1.2万人。

(五) 增加社会事业投入。

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 为贫困寄宿生提供生活保障,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运行良好。市级财政安排的教育专项达到2822万元, 争取上级教育专项资金10719万元, 共实现教育支出86470万元;安排农村卫生专项资金, 促进了农村卫生事业较快发展,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农民达到116.49万人, 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 2007年医疗卫生支出达到19309万元;安排文化事业专项资金, 支持了文化事业的发展, 丰富了城乡群众文化生活。

(六) 缓解县乡财政困难。

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提高县乡财政保障水平。共争取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总额达38948万元, 下达到县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额达到38096万元;认真落实“三奖一补”政策, 2007年争取奖补资金6220万元, 争取新增工资转移支付补助9357万元;认真落实省上实行的阶段性财政优惠政策, 县乡财政困难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七) 支持国有企业改革。

争取专项补助资金4185.86万元, 弥补甘宝公司企业改制资金缺口, 白银公司、靖煤公司等国有工业企业和农垦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基本完成。接收移交学校31所, 接受企业移交学校教职工和离退休人员3536人, 为企业轻装上阵, 提高经济效益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发展目标

增强财政实力, 做大财政蛋糕, 首要的是要做好财源建设这篇文章。财政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今后要更加积极地实施支持各种经济成份加快发展的财税政策, 加大财政对经济的扶持力度, 促进经济快速建康发展, 为白银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财力保障。

(一) 收入问题。

为国聚财是财政人的本职, 生财、聚财、理财三位一体, 不可或缺。财政部门在协调配合税收征管的同时, 在组织收入上抓好非税收入征管, 把该收的钱一定收上来。一要加强组织协调。积极主动地会同纪检、监察、物价、国资委、审计等部门, 加大对非税收入的监管力度, 逐步形成分工合作、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机制。按照“规范管理、方便操作、有效监督”的原则, 合理划分财政内部工作职责。二要抓好制度建设。根据省上修订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经营收益、资产处置、有偿使用, 以及新增建设用地、土地出让金、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收入管理办法, 将非税收入纳入规范管理的轨道。按照白银市的实际, 将制定相应的办法和措施。建立政府非税收入统计报告制度, 全面掌握政府非税收入现状, 努力实现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三要加快改革步伐。按照省上关于全面实行比较规范的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的要求, 加大工作力度, 加快改革步伐。从2008年开始, 所有县区都要全面推开非税收入收缴制度改革, 从体制、机制上保证非税收入的应收尽收。四要完善配套措施。规范票据管理, 建立以《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为主, 其他专用票据为辅的新型票据体系, 完善非税收入票据日常领用、保管、缴销、审核制度, 严格以票控收, 强化源头监管。要强化非税收入专户管理, 实行较为彻底的“收支两条线”, 原有的过渡账户, 要限期取消, 确保非税收入管理工作规范有效进行。

(二) 支出问题。

首先要抓好支出的均衡性问题, 结合白银市实际, 从预算编制、资金分配、资金下达、监督检查等环节入手, 制定具体的措施, 确保支出进度的均衡性。另一个问题就是财政支出的绩效问题。随着财政管理改革不断深化, 建立科学的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制度既有了外在基础, 也有了内在要求, 急需建立考核体系, 对财政投入的成本和产生的效果进行科学的衡量和比较, 从而加强对政府支出行为的约束与激励, 促进财政管理水平的提高。通过开展绩效评价, 分析, 评价财政分配资金的合规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三) 积极支持经济发展。

转变观念, 研究如何创新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 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除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外, 还要用足用好财政政策。财政重点要在八大支柱产业上下功夫, 通过对招商引资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土地出让金返还等政策来支持入住园区企业的发展, 拓展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思路, 丰富财政支持发展的手段, 转变财政支持发展的方式, 支持做大经济蛋糕, 夯实税收增长的基础。

(四) 解决民生问题。

处理好保运转和促民生的关系, 更加自觉地重视民生、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 把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地体现到民生上来。要按照“和谐抓民生”的工作思路, 充分发挥职能, 切实负起责任, 认真研究制定实施意见和工作措施, 变被动埋单为主动服务, 竭尽全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不断调整工作思路,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认真调查研究老百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给党委、政府提出办实事的建议, 视财力情况拿出积极稳妥的实施方案。

(五) 财政管理问题。

一要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要抓好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各环节的管理, 特别是把利用国有资产取得的收益缴入国库, 纳入预算管理, 基本实现资源配置的均等化, 逐步缩小部门之间的苦乐不均, 减少国有资产的损失浪费, 实现预算管理的公开、公正、公平。二要强化财政监督。尽快建立协调财政、精细财政、透明财政、绩效财政、法制财政、科技财政和民生财政, 财政监督要围绕财政中心工作, 采取具体措施, 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 自觉为大局服务, 为大局提供坚强的保障。要将财政监督工作贯穿于财政工作之中, 贯穿于财政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和改革的总体设计之中。要创新财政监督方式, 把财政监督与预算管理结合起来。要选择一些项目效益容易量化的专项资金开展绩效监督, 不断提高预算执行的及时性和预算监督的有效性。要把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出台的重大财政政策的落实情况作为财政监督的重点, 确保各项惠民政策落实到位, 真正把好事办实, 实事办好。

(六) 关于改革创新问题。

农村改革30年回顾与憧憬篇3

这次全会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是党的十七大代表中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部分基层同志和研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部分专家学者也应邀列席了会议。有关专家认为，此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加广泛地凝聚各方面的智慧，以使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契合8亿农民的意愿，表明了党中央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坚定决心。

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是率先在农村起步并取得突破的。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必将因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载入史册。

30年前，中国改革大业就是从农村发轫的。30年来，我们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农业发展越过了长期短缺阶段，呈现出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新格局；通过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推动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促进了农产品和农村其他生产要素的流通；明确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启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部署。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和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使中国农村成功地实现了农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迈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步伐。30年来，我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多元，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农村饮水工程和水利、公路、电网等方面的建设突飞猛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免费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接连实施，广大农民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广大农民实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开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新局面。

回顾农村改革发展30年历程，对于在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意义重大。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9次中央全会专题讨论、10个中央一号文件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统筹城乡发展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策措施和发展思路，清楚记载了党领导农村改革发展实践的历史轨迹。

回访曾经在农村改革中的带头人，今昔对比中，更清晰而富有质感地见证了改革的艰辛，以及改革给农村、农民带来的实惠，也让人们对于农村的未来充满希望。

回访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

淮河流域一个十旱九涝的村庄，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这里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三农”专家、政府决策者、海内外传媒……一波又一波客人接踵而至，希望从这里梳理中国农村30年发展进程，探寻农村新一轮改革发展思路。

这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一个承载太多期望的村庄、一个中国农村的缩影。

新华社记者近期再度走进小岗村，重访当年那几位冒着生命危险在分田协议上按下鲜红手印的“先行者”。

严宏昌父子：两代人的“工业梦”

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现年60岁，面庞黝黑，精神矍铄。回首三十年，严宏昌感叹道，小岗人几番创业，历经坎坷，“外界曾评价俺们‘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

在自己身上始终未圆的“工业梦”是他的心结。

1983年，“大包干”后第五年，严宏昌一家七口有30多亩地，一年收粮2万多斤，解决温饱绰绰有余。严宏昌到浙江考察，发掘那里似乎家家办企业，百姓抽的烟两三元一包，价格是小岗人所抽卷烟的三四倍。

严宏昌说，从那时起，他认识到种地只能吃饱肚子，“不搞工业不管用。”

1984年，严宏昌从浙江引进设备，办起塑料加工企业。他租下当年按“大包干”手印的村集体房子，投资5万元，从事塑料袋半成品加工。22天后收回投资，6个月赚了几万元。“这时有人说我搞资本主义，愣把电线剪了。”他说。

认准“无工不富”的严宏昌上世纪90代又先后办起几家企业。不足一年后，在种种压力下，他忍痛把企业交给乡镇。

2001年，屡遭打击的严宏昌劝回在南方打工的大儿子严余山，又在村里办起防伪瓶盖厂。然而，企业红火不到半年，就被人不明不白地炸了，案件调查至今没有结果。严余山负气再次外出打工。小岗村从此没有形成像样的企业。

回想幾次办企业失败，严宏昌流露出壮志未酬的无奈。

严余山在第一次小岗创业失败后，到上海创办“上海小岗人工贸公司”，从事建材贸易，淘到“第一桶金”。他不安于现状，希望做一项有生命力的朝阳产业。2004年，他与合伙人取得高压节电技术实用新型专利，在上海创办第二家企业，从事高压节电设备生产。

随着上海生产成本不断提高，严余山又想回小岗村创业。他说：“这么多年小岗一直没有工业上的突破，改革开放30周年是一个好机会。”

2007年，他再度回乡，打算把上海作为节电设备的销售窗口，把小岗村作为生产基地。

对比两次回乡，严余山感叹最大的改变是人的观念。他告诉记者，第一次，村里人知道他从外面赚了些钱，对他很排斥，几乎没人与他说话。这次回来，很多村民主动找他，询问可以到哪里打工，甚至想跟着他创业；第一次回乡干了一年，连乡长都不认识，而这次各级干部非常关心他，帮助解决创业难题。

严俊昌父子：由传统耕作到现代农业

严俊昌是另一位“大包干”带头人。前些年，他曾想把外面的企业拉到村里投资。但企业来人考察，看到江淮分水岭易旱易涝，小岗村水、电、交通不便，就不感兴趣了。

与严宏昌不同，严俊昌认定小岗村这样的地方只能靠农业。

二十多年来，他和6个儿子一直在村里种地。在小岗村，每一棵树、每一段田埂都彻底分到户，土地过于分散、地块过小。严俊昌说，现在看来，这影响了农业生产能力提高。

很长时间里，农民背负沉重税负，又没人引导他们突破传统种植，父子几个与村里绝大部分农民一样，没能走向富裕。

2005年，小岗村在省里下派干部、村支书沈浩带领下开始实施改革——土地流转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兴起新型合作经济。

年近70岁的严俊昌头发花白，已不再下地耕作。他支持儿子严德友租地，搞规模化现代农业。小岗村口门楼对面是严德友经营的现代农业园：葡萄园。行间距整齐划一、专人施肥、葡萄套袋喷药，这个占地180多亩的葡萄园管理得井井有条。

严德友说，“大包干”后第二年粮食就够吃了，以后粮食逐年增产。但农民单打独干，一亩地产量再高也种不出“金子”。种葡萄每亩效益是种粮的10倍。通过土地租赁和串换，便于集中施肥、灌溉、除虫和管理，规模效益明显。

严德友带领几十户农民成立葡萄合作社并担任理事长。合作社统一买材料、统一技术、统一销售，成本下降，葡萄不愁销路。

合作社还吸收社员入股成立互助资金，为社员生产生活提供借款便利。只要有社员担保，借款手续极为方便，几个理事一碰头，当天就能拿到借款。

如今，八成以上合作社员一亩地纯收入能达到2000元以上。小岗葡萄节在滁州、合肥等地已举办五届。严德友介绍，不少村民主动找来，想把地租给合作社。如果资金充足，他想扩大种植规模。

记者了解到，除集体统一组织外，小岗村更多承包地是农户通过血缘关系、邻里关系等多种方式自己实现流转。现阶段，全村1800亩耕地已有千余亩实现流转，发展起粮食、葡萄规模种植和双孢菇产业等，每亩土地收益上升五倍、十倍，甚至更高。

关友江：从农民到旅游协会理事长

在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曾是一位只知道在地里辛勤种粮的普通农民。因为常常热心帮助村民，他威望高，在新一届村委会选举中当选副主任。

2008年，年逾60的关友江有了新职务——小岗村农家乐旅游协会理事长。

一座至少有50年历史的老房子，摆放着古老的农耕用具。庭院里，老牛拉着石磨，小鸡随处觅食，菜地上青菜绿油油。游客体验着农家生活，“大包干”带头人在一旁讲述曾经的岁月，与游客签名、合影。

不远处“大包干”纪念馆里，展板和画卷记述30年改革历程。馆外葡萄园、蘑菇大棚供人有偿采摘。留下过夜，可以品尝皖西口味的农家菜，夜晚聆听田野里各种生物欢快的合奏。小岗用“农村改革第一村”的牌子，兴办起别具特色的乡村旅游。

凤阳县旅游局副局长王启虎介绍，县里过去很少考虑在小岗村开发旅游。小岗村捧着“金”招牌，却没有找到旅游业发展路子。

近年来，随着葡萄园、蘑菇园、苗圃园漸成规模，交通、住宿条件改善，以红色旅游、乡村体验游为主的旅游业发展思路日趋明朗。

关友江的家率先成为农家乐示范户。推开院门，两层小楼青瓦白墙，庭院干净整齐。卫生间地面和墙壁的瓷砖擦得发亮，马桶、洗手盆、太阳能热水器一应俱全。

关友江负责组成监督小组，检查农家乐示范户的卫生、服务和价格。儿媳在县妇联组织下接受了厨艺培训。

小岗村去年接待游客万多人。今年以来，来自安徽、江苏、北京、浙江等地高校的众多学子前来参观，体验小岗村新变化。

贵州顶云农村改革启示：

改革需尊重民意

回想30年前，曾带领村民“大包干”，现年71岁的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顶云乡石板井村陶家寨村村民陈高宗十分平静地说：“冒着风险将土地承包到户，就是为了有口饱饭吃。”

那一年，这位貌不惊人的农民带领村民打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单位”旧体制，把土地包产到户。

顶云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因此先行一步。

包干到户顺民意

1975年，农业生产上不去，村民们吃不饱饭，大家推选陈高宗当生产队长。他认真思考了几天，提出三个要求，一是把生产队分成三个组，二是把土地分为三大块，队里15头耕牛按组分配，三是只管新账不管老账。

为吃饱肚子，全村30多户185人分成三个作业组，按组从事生产。1976年粮食打下来后，陈高宗一家七口吃了一年还剩1000多斤。而在过去，粮食只够吃半年。

尝到甜头，陈高宗开始琢磨“不如搞到户”。但在当时，“包干到户”这一提法要被“割尾巴”。干？还是不干？

又一年开春。春耕前，陈高宗把队里担任保管员、组长的5位村民叫到家背后一个名为灯盏窝的小山上。讨论了一天，大伙儿觉得，只有干才有出路。陈高宗下了决心：“要是被上面发现，我一个人担着。”

为了避免被发现，他们用石头作标记，把土地划分到户。栽秧、打田时大家一起，表面上看不出与过去有什么不同。秋收时，有其他人在场，就将粮食抬到集体仓库里，晚上才往自家屋里搬。

“那一年，我们终生难忘，”陈高宗说，“农民盼望已久的意愿终于实现了，饿饭成了历史！”

时任顶云公社党委书记的卢泽江回忆：“‘一大二公’的农业生产体制和分配制度下，大家‘出门一条龙，收工一窝蜂，鸭子翻田坎，出勤不出力’，干多干少一个样，粮食年年减产，还只准农民经营土地，不准经营其他东西。吃粮水平年人均200至300斤，全公社缺粮面高达80%以上。”

陈高宗的实践启发了卢泽江。与几位生产队长商量后，他决定试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作业组生产责任制，实行定劳力、定生产资料、定当年生产投资、定各种作物产量、定工分报酬，超产奖励，蚀产惩扣的“五定一奖惩”。

当年，全公社28个生产队有16个试行这一办法。即使在夏收作物遭冰雹，秋季作物受旱涝情况下，16个生产队个个增产，平均产量比上年增加三成。

卢泽江说：“尽管当时冒了很大风险，但我们坚信，尊重农民意愿没有错。”

“打包经营”合民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民生产积极性骤然提高。短短几年，农村实现历史性大跨越。但进入新阶段，这种模式出现了障碍。

顶云乡现任党委书记刘卫融介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群众吃饭问题，但一家一户的土地分散经营模式不适应现代农业规模化生产，农民靠土地增收有限。这个乡如今仍处于贫困状态。贫困人口4800多人，人均收入1700元。

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选择离开农村，外出打工人口占全乡总人口近三分之一，致使乡里每年有2000亩以上耕地“搁荒”。

自2004年起，顶云乡尝试“打包经营”，探索增效空间。所谓“打包经营”，指政府从分散农户手中集中土地，选择种植大户或技术能手统一种植。农户从承包经营者手中收取每亩500至600元土地租金，再到经营者的地里“打工”挣工资。

尝试获得初步成功。2007年，乡党委、乡政府决定在全乡推进“打包经营”。乡政府通过扶贫资金等渠道筹资100万元，对在全乡规划连片范围内规模种植的农户，政府每亩补助500元种子或农资。同时协调解决水、电、路使用及种植技术培训等问题。

为确保出让土地经营权的农户利益，顶云乡规定，租地规模在2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除向农户支付土地租金外，还须带动本乡农户参与种植和管理，同时向农户支付工钱、传授技术。

这一政策吸引邻近县、乡和外出打工的40多名种植能手前来承包土地。全乡以西红柿为主的蔬菜产业种植现已达5400亩。

深化改革重民意

刘卫融认为，顶云土地“打包经营”获成功，再次证明只要尊重农民意愿，就能解放农村生产力。

而“顶云经验”同样给研究者带来启示：只有尊重农民意愿，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实现农村跨越式发展。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所长聂秀丽说：“农民最懂得自己该干什么、怎么干。政府要为农民提供高效、廉洁的公共服务。”

李新全30年前任关岭县委书记，现年81岁，谈起当时情形，他说：“顶云没搞责任制前，有个叫吴正刚的小队干部给我写信，述说百姓艰难，强烈要求搞包产到户。我没有立即回信，而是走到群众中，发现实际情况其实更严重。”

他说，“担着巨大风险，我默认了顶云的做法。人民群众的观点从实际中得来，政府应主动倾听，认真对待。”

现任关岭县委书记王猛舟说：“现在摆在面前的是农村发展和农民奔小康问题。农民群众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农村改革主体。必须尊重农民意愿，才能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篇4

1、对改革开放30年首府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评价？

答：在首府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动下，首府的市民的素质有很大的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知识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也有所提高。我区的经济也有飞速的发展。

2、对改革开放30年，全国、全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都有哪些重要会议和重大部署？

答：①呼和浩特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全体会议；②中央召开精神文明建设会议“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契机，扎实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和社会事务管理工作。”中对中央国家机关“十一五”期间和2006年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事务管理工作提出的要求。③内蒙古精神文明研究会成立大暨公民道德建设研讨会。④内蒙古研究部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⑤免除中小学生学杂费。⑥全国人民开展“八荣八耻”建设社会主义荣辱观。⑦奥运会的召开，开展“讲文明、树新风”的活动，使国名素质有明显的提高。

3、你记忆中，改革开放30年首府精神文明建设都有哪些深远的重大活动？（市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答：①每届的《昭君文化节》和《国际草原文化节》的成功召开。②关于中小学生道德规范的教育。开展市民行为陋习，深入开展“与文明同行，做可爱的呼和浩特人” ③继续深化“六个百万”（百万市民治环境、讲公德、明礼仪、铸诚信、强素质、献爱心）活动的同时，围绕做大、做实、做强的思路，着力做好三方面工作。④以落实“五个一批”为抓手，提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组织化程度。⑤以创建学习型社会为目标，为构建市民终身教育体系提供项目支撑。创建“学习之城”是提升城市“软实力”，推进科教兴市的重要抓手。

4、首府市民素质最差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突出的都有哪些不文明的表现？答：我觉得最差的时候是1998年到2000的时候，当时只要有个墙角的地方，不是垃圾堆，就是“厕所”，随地大小便的人随处可见，马路上也很不整洁。

5、首府市民素质是什么开始有所提高，具体表现?（也可以列举人和事）答：我觉得大概是2005年以后，府市民素质开始有所提高。随地大小便的很少见了。马路上也很干净，很整齐。十字路口的秩序也很井然，闯红灯也很少。

6、你认为首府精神文明建设有哪些成就？

答：①新修了很多公共娱乐场所（如东河广场、成吉思汗广场、各区区政府广场、大青山青少年教育基地等场所）②新乌兰恰特大剧院和新博物馆的免费开放。③新建了很多公共厕所，为市民提供了而方便。④道路扩宽，路灯明亮，路牌清晰。⑤对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的活动增多。⑥新增马路上的垃圾筒，给我们带来了方便。

7、你认为首府精神文明建设有哪些宝贵经验？

答：①帮助未成年人全面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使他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②在全区和校园中开展“我为首府提建议”的活动，向全区市民征求意见。

8、你认为今后应该如何更好的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答：①增加一些大型首府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动。②开展首府精神文明建设进校园活动。③在大街醒目地方增设标语。

答题人：呼和浩特市第39中学高二（3）班，罗森蔚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篇5

二、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得到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初显成效近年来，**县注重把计生工作重心放到基层，在农村推行村（居）民自治，建立了自治网络、配齐配强村（居）领导班子和计生专干，选好育龄妇女自管小组长、整建计生协会、形成村两委、计生专干、计生协“三位一体”服务管理体系，依法建立自治章程，明确自治途径，让群众对计生“事前参与、事中介入、事后评议”，使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实现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调动了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全县普遍推行了村(居)民自治工作。全县167个村（居）中，村村有计生专干，村村有人口学校、村村有计生协会，并选出育龄妇女自管小组长578名，95%以上的村敢抓敢管计生工作，初步形成“县指导，乡负责、村为主、组落实”的工作格局。

三、计划生育妇幼保健技术服务事业快速发展，广大群众生殖保健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四、坚持科学管理，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工作中注重方法创新，把现代管理的理念、手段、方法引入计划生育工作之中，全面加强计划生育法制建设，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引入了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服务的轨道。建立和完善了行政执法责任制、公示制度、评议制度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按照“七不准”要求，规范执法文书，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从xx年10月起，简化生育审批手续，同时行文取消不合法律法规的行政处罚、行政收费及各种保证金和抵押金，减轻育龄群众负担。1995年以来全县无一例因计生部门执法不当引发的恶性案件和集体上访事件，群众满意率达85%，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xx年，被省人口计生委评为“贵州省依法行政试点工作先进县”。

五、以计生“三结合”为重点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逐步完善

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取得明显成效

七、综合治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制逐步健全完善**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先后出台了《关于成立**县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流动人口成员单位和各乡、（镇）和机关部门的职责任务，落实了齐抓共管，分级负责、综合治理的格局。针对**县城流动人口集中的商业一条街（湖南街）集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发放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宣传品，聘请计划生育管理员，进行常规管理，改户籍地管理为居住地管理，对外来人口经营户逐户核查，纳入流动人口合同管理，合同签订率达100%，遏制了外来人口抢生躲生的势头，使流动人口变无序为有计划的管理服务。全县初步形成了党政重视、部门配合、群众参与、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流动人口的工作格局。

八、计划生育干部队伍建设得到加强按照思想好、作风正、懂业务、会管理、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要求，加强计划生育干部队伍建设。涌现了获得“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先进个人”、“贵州省人口奖”的黄祥友等一批热心人口计生工作，乐于奉献、敢为人先、工作踏实的优秀计生干部，现全县计划生干部队伍已由组建**县人民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的5人发展到143人，村级计生专干从无到有，全县167个村村村配有计生专干，并选配有578人担任育龄妇女自管小组长，为抓好人口计生工作夯实了组织基础和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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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独具**民族特色的宣传教育方式使婚育新风深入人心**县是“民族歌舞之乡”，民间艺术底蕴非常深厚，群众性文艺之花遍地开放。为把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之中，突出抓了“南皋苗年节”、“排调镇锦鸡文化节”、“龙泉山‘五月’杜鹃花旅游节”、全省“关爱女孩行动”启动仪式、全国“关爱女孩万里行活动”在**召开等大型宣传；举办了**县首届“计生杯”农民运动会；长青乡在春节和“三八节”等重大节日活动中，将“婚育新风”、“关爱女孩行动”内容融入男女老少都喜爱的花灯戏中进行表演；排调镇的也都、麻鸟、羊先等苗族村寨在“三八节”组织苗族妇女开展“苗歌唱计生”和芦笙、刺绣等民间文化体育比赛活动；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文化、教育、计生等部门联编了“婚育新风进农家”、“关爱女孩行动——控辍保学文艺节目”，下乡巡回演出，令群众喜闻乐见，深受群众的欢迎，使宣传教育的内容更富有针对性，更富有实际效果，全县广大群众的政策知晓率达95%以上，婚育新风深入人心。

十、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统计和管理服务水平得到提高我县把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作为提高计划生育统计和管理水平的突破口来抓，先后投入资金70多万元，为县、乡两级配置了微机等现代设备，并建成县级局域网和县、乡广域网，目前，各乡镇都开通了宽带（或拨号）上网，县、乡（镇）之间可通过网络上报和下传各种数据、文件材料，初步实现了无纸化办公和网络化办公，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统计信息的准确性。回顾过去，硕果累累，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在新的形势下，**县委、县人民政府正积极抢抓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新阶段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的机遇，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深化改革、狠抓落实，为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跨越发展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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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之回顾篇6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管理领域的改革也逐步推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进入一个深刻的变革时期。从1982年起, 我们先后经历了五次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即1982 年、1988 年、1993 年、1998年和2003年。应该说每一次改革, 面临的环境和任务是不一样的;同样每一次改革的结果, 也是有差异的, 总体上, 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螺旋式发展的过程。从过去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今天大体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

一、1982年的行政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干部年轻化

1982年开始的第一次改革历时三年, 其目的在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实现干部年轻化，减少层次, 压缩编制。

（一）改革背景

1982年，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第二，国务院机构庞大臃肿。据统计，从1976年到1981年，国务院工作部门从52个增加到100个，人员编制达到51000人。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编制也随之增加。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现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议》，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二）改革内容

1982年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改革了国务院领导体制。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了副总理的人数，设置了国务委员，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二，根据重叠的机构撤销、业务相近的机构合并的原则，精简了国务院机构，裁减合并了一批经济部门，大大减少了直属机构。国务院工作部门由100个减少到61个；第三，打破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退休制度，使一大批老干部退出了一线；第四，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四化”方针，选拔了一大批年轻的领导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各级领导班子干部的职数也基本实现了规范化的要求。

总结1982年的机构改革，最主要的成果：一是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二是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三是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这次改革之后，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职是一正二副或者一正四副，部委的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从64岁减到60岁，局级干部的平均年龄从58岁降到50岁。这次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提高了素质；在精简机构方面，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本次改革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政府职能没有转变。

二、1988年的行政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

1988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 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性的命题。这标志着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 开始突破只注重数量增减和单一组织结构调整的局限,向政府职能的重新选择、重新定位的转变。

（一）改革背景

1984 年, 党的十二届三中通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首次明确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政府机关实行政企职责分开, 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要求国家机构按照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1986 年, 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邓小平多次指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1987 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政府行政改革的任务。1988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1988年的中央政府改革便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进行的。

（二）改革内容

1988 年的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转变政府积能,下放权力,调整机构,精简人员,搞好配套改革。在改革政府机构的同时,推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抓紧建立和逐步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开办行政学院,培养行政管理人才。

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成为改革的重点，在经济管理部门中，又以裁减合并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司局为重点，非经济管理部门也被要求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职能、下放权力、调整内部结构和精简人员。如，将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合并，重新组建国家计委；撤销了煤炭、石油、核工业、机械、电子等一批专业经济部门。第二，加强宏观调控部门、经济监督部门、社会管理部门以及资产、资源和环境管理部门的职能、机构和编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计委成为宏观调控的“三驾马车”。第三，通过试点进行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编制（“三定”），在取得经验后总结推行“三定”制度。第四，力图解决、理顺中央政府各部门间的关系。

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在国务院66个部、委、局中，有32个部门共减少1.5万多人，有30个部门共增加5300人。增减相抵，机构改革后的国务院人员编制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

此次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在于按照转变职能的方向和原则,本着加强综合管理与宏观调控,减少直接管理与部门管理原则, 着重对国务院的专业经济部门和综合部门中专业机构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合并,为建立一个适应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的行政管理体系打下了基础。

三、1993年的行政改革——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1993 年国务院进行的第三次机构改革是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次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把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市场经济发展作为机构改革的目标, 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 在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一）改革背景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并要求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组织机构。1993年3月十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机构改革方案。这是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讨论通过机构改革方案。随后，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从1993年开始，又一轮自上而下进行的全国性的行政体制改革开始。

（二）改革内容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国务院综合经济部门、专业经济部门、社会管理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等,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提出不同的改革要求, 进行具体的改革调整。具体为：一是转变职能，坚持政企分开。要求把属于企业的权力下放给企业，把应该由企业解决的问题交由企业自己去解决，减少具体审批事务和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做到宏观管好，微观放开。二是理顺关系。要求理顺国务院部门之间、尤其是综合经济部门之间以及综合经济部门与专业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合理划分职责权限，避免交叉重复。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合理划分管理权限，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使地方在中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三是精简机构与人员。对专业经济部门，一类改为经济实体，不再承担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一类改为行业总会，作为国务院的直属事业单位，保留行业管理职能；还有一类是保留或新设的行政部门，这些部门的机构也要精干。对国务院直属机构、办事机构，除保留的外，一部分改为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一部分并入部委，成为部委内设的职能司局。四是规范机构类别。明确原由部委归口管理的15个国家局不再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而是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作为一个机构类别，并进一步规范了国家局与主管部委的关系。

1993年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实行了中纪委机关和监察部合署办公，进一步理顺了纪检检查与行政监察的关系。其主要成就在于, 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对传统的计划、财税、金融、流通、社会保障等体制进行了改革。初步构建了政府宏观调控体系。随着《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从1993 年10 月1 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 初步建立了对国家行政人员进行科学管理的规章制度。

四、1998年的行政改革——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1998年的改革是涉及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的目的是解决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等弊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的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一）改革背景

1997年十五大报告再一次提出要“推进机构改革”，认为当时“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在这种背景下，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序幕在1998年被拉开了。

（二）改革内容

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职能。明确政府宏观调控部门的主要职能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制定行业规划和政策，进行行业管理，引导本行业产品结构的调整，维护行业平等竞争秩序。二是调整部门分工。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在部门之间划转了100多项职能，相同或相近的职能尽可能交由一个部门承担，过去长期存在而没有解决的职能交叉、多头管理、政出多门、权责不清等问题有了很大改进。三是精简机构编制。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共10个：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中国轻工业总会、中国纺织总会。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各部门内设司局级机构减少200多个, 机关人员由3.2万人减为1.6万人。省级政府工作机构由平均55 个减少为40个,平均减少20%;人员平均精简47%, 共减编7.4 万。

这次改革, 政府职能转变较前四轮改革有了更大的进展, 突出表现在不仅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 而且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同时, 完善了国家公务员制度, 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五、2003年的行政改革——目标：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目标是，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

（一）改革背景

2000年世纪之交，形势有很大变化，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2003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随后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这样的形势下，2003年开始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加注重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加注重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

（二）改革内容

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二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三是健全金融监管体制，设立中国银行业监__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四是继续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组建商务部。五是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此外，2004年各级政府还以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加大了清理行政审批项目、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2005年4月颁布的公务员法，也对规范行政管理主体、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次改革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量的要求转向了质的突破，从重视形式转向了重视内容的调整，从表现层次转向了深度层次。此次改革没有对政府机构人员精简提出具体的数量指标，而是抓住重点，加强宏观调控和执法监管部门，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组织保障。第二，进一步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提出政府职能应集中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四个方面，要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第三，从整体上讲，本次改革就是为了解决国务院、中央政府目前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总结：回顾近30 年的改革成就，可以用“一个基本判断”和“一个历史性转变”来概括。所谓“一个基本判断”，即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力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所谓“一个历史性转变”，即基本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管理体制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变。尽管改革还要继续深化，深化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尽管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还要经过一些时间，但是，从总体上说，体制转换、政府转型已经取得重要成果。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篇7

1 30年发展历程

1.1 从推广喷灌技术起步,中国喷灌技术开发公司成立(1985-1987年)

从20世纪50年代我国灌溉排水事业起步开始,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全国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的0.16 亿hm2发展到0.49亿hm2。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北方大规模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进行打井抗旱,机井增加到229 万眼,发展井灌面积733万hm2,基本扭转了我国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

但由于当时农田灌溉大多采用粗放的地面灌溉方式和深水淹灌、串灌的方法,地下水水位下降、用水浪费现象突出,与此同时,输水渠道几乎都为土渠,渗漏严重,灌溉水的利用率极低。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水资源供不应求的矛盾日益凸显。

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应用立即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党中央、国务院将其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将喷灌技术列为“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课题。1985年,水电部成立了中国喷灌技术开发公司,重点解决喷灌成套设备与质量过关问题,建设若干推广示范区,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科技对国内有关喷灌设备制造厂进行技术改造。国家还划拨专项贴息贷款,支持农村集体兴办喷灌工程,扶持喷灌设备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喷灌设备生产线,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喷灌工程项目1 200个,发展喷灌面积10.6万hm2。

中国喷灌技术开发公司利用贴息贷款支持河南省水利机械厂引进了奥地利保尔公司喷头生产技术和专用设备,生产出ZY1和ZY2两种规格的喷头,后成为我国喷灌工程的主要产品;支持山西太原铝厂和南京轧钢厂引进了保尔公司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线,生产喷灌用快速拆装薄壁铝管和镀锌薄壁钢管及管件,很快缩小了与国外同类产品的技术水平差距,薄壁铝管已成为我国半固定式喷灌管道的主导产品。

1.2 灌排技术蓬勃发展,中国灌排技术开发公司应运而生(1987-2000年)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喷灌技术飞速发展,此时北方同步兴起管道灌溉、滴灌技术的热潮。1987年,中国喷灌技术开发公司更名为中国灌排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灌排公司),进一步扩大了业务范围。

鉴于我国微灌技术发展长期受制于国外垄断,1989年,灌排公司与北京塑料制品厂合作,着手研发微灌设备,历经4年,1993年成功自行开发出我国第一条内镶式滴灌管生产线,并完成了微灌系统配套所需的PE管件200余种产品。当年年底,灌排公司与北京塑料制品厂合资组建了北京绿源塑料联合公司(以下简称绿源公司),成为我国较早专业从事微灌产品研发与生产的企业。此后,在原有产品和技术的基础上,以绿源公司为平台,微灌技术产品研发不断完善革新:1996年,从以色列PLASTO公司整体引进了国内第一条管上补偿式滴灌管生产线,从DAN公司引进成套微喷头生产设备,从瑞士引进了我国第一条高速内镶式滴灌带生产线。到1999年,我国微灌设备的制造工艺和水平基本接近国际同类水准,微灌系统的产品体系基本完善,为我国微灌技术的迅速应用推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灌排公司还组建了北京通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研发与推广解决滴灌系统堵塞的过滤系统,产品达上百种,并可广泛应用于不同水源、不同地域、不同灌溉方式、不同水量、不同过滤精度要求等。

1997年,大田滴灌技术得到推广与应用,灌排公司结合新疆地区灌溉农业特点,与农八师水利局合作,开展大田棉花滴灌试验,当年1.67hm2地试验取得成功,次年试验扩大到66.67hm2,第三年新疆大田滴灌面积推广到几千公顷的规模。此后,大田滴灌技术推广达到几百万公顷,设备生产厂家多达几百家,滴灌技术发展成为新疆农业必不可少的种植手段。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因其减少渗漏与蒸发损失、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的优势,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北方地区日益受到欢迎。国家在“七五”计划重点攻关项目中,亦将其列为灌溉排水技术研究专题。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等有关部门,出台优惠政策进口聚乙烯塑料原料,满足各地发展喷滴灌和低压管道输水对塑料管材的需求。1993年,水利部成立了润华农水实业开发公司,负责承办农田灌溉管塑料原料的进口及向定点厂家供货。1994年,水利部成立了中国灌溉排水技术开发培训中心,并促进中日两国间在农田水利技术领域的合作,日方有5~7位专家常驻北京,与中方专家一起开展培训、技术开发和交流。1997年,水利部又批准成立水利部节水灌溉示范基地。

伴随着“九五”规划的到来,节水灌溉被列为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国家提出,把建设300个节水增产重点县作为重要任务。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把推广节水灌溉作为一项革命性措施来抓,通过以点带面,推动全国节水灌溉的普及。国家每年安排15亿元贴息贷款,由灌排公司具体组织实施。

为此,润华农水实业开发公司和灌排技术开发培训中心成建制并入灌排公司,整合后公司力量明显增强,职能范围扩大,负责组织使用信贷资金和进口塑料指标,推广节水灌溉新技术;培训技术人员,开展中日灌排技术交流,对灌排工程和乡镇供水工程进行评估、立项、规划设计、施工安装以及技术咨询工作;开展多种经营,研制、开发、生产灌排产品并经销灌排设备。至此,灌排公司逐步建立了以节水灌溉为中心,集农村乡镇供水、节水灌溉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项目咨询、技术培训、工程设计和施工于一体的产业化布局。

1.3 在治水新思路指导下,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改制而成(2000-2006年)

由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1998年,水利部党组提出治水新思路,并划定经济社会发展对水的5个层次需求:一是防洪安全,保障人的生命财产;二是饮水安全,维护人的生命健康;三是节水灌溉,保障粮食安全;四是经济发展用水,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安全;五是生态环境用水,保障生态安全。2000年,全国农村水利工作会明确要用3年时间,首先解决2 400万人的饮水困难问题。对节水灌溉工作提出了“两改一提高”,即对大型灌区进行以节水为中心的工程改造,改革灌区管理体制,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

在此背景下,灌排公司和培训中心改制变更为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灌排中心),几家企业成为灌排中心所属企业,后又将水利部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成建制划转到灌排中心。灌排中心根据国内灌溉技术的发展态势,适时通过编制和发布各类灌排产品技术标准和工程建设标准,不断完善我国灌排技术的标准体系,保证灌排技术应用推广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同时,灌排中心和有关单位合作成立了节水产品认证公司、灌排设备检测站、国家节水灌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和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水机现场检测站(山西运城),全面加强灌排产品的质量监管,这些机构为保证入市灌溉产品的品质、灌排市场的培育和良性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4 民生水利新理念的提出,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加挂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牌子(2006年-至今)

我国经济社会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党中央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水利部党组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积极践行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提出民生水利的新理念。陈雷部长明确要求,民生水利是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水利问题为重点,努力形成保障民生、服务民生、改善民生的水利发展格局,使人人共享水利发展与改革的成果。

“民生”与“水利”,概括为“涉及民生的水利建设”。其中饮水安全建设、提高灌排能力等为其主要内容。水利发展的薄弱环节在农村,因此,农村饮水安全、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高效节水灌溉、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农村水环境整治成为民生水利的重中之重。

在民生水利新理念的指导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成为水利部重点任务,投资规模是“十五”期间的8~10倍。正是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灌排中心加挂了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牌子,职能增加,业务不断发展壮大,技术支撑和服务的工作量成倍增加。

2 30年发展成就

30年来,在水利部党组的正确领导下,灌排中心始终把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农村饮水安全技术保障作为第一使命,不断推动中国农村水利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2.1 技术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多年来,灌排中心不断适应农村水利发展新形势,加强技术力量的整合。引进高学历人员,加大业务骨干培养力度,同时吸收一批老专家以及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技术人才,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技术精湛、作风扎实的专业队伍。灌排中心由创建初期的20余人,发展到现在的184人,其中事业编制59人,企业员工125人;高级以上职称占45%;博士12人,硕士40人。专业涵盖了农田水利、水利工程、给排水、农业机械、计算机、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等各个方面。目前中心设有7个职能处室,5个项目组。分别是办公室(人劳处)党办、计划财务处、节水灌溉处、工程咨询处、技术开发培训处、对外合作处、农业开发处7个职能处室;农村饮水安全中心综合管理组、咨询评估组、技术开发组,农村水利信息化组和技术研发组。有5个所属单位,分别是水利部节水灌溉示范基地、中冠供水开发有限公司、润华农水实业开发公司、农村水利设计研究所(北京淼鑫节水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中灌绿源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2.2 科技创新取得丰硕成果

灌排中心完成的《全国300个节水增产重点县建设技术推广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合作完成的《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水利专题)》获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一等奖,《大流量双吸离心泵压力脉动调控与节能关键技术及应用》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农村安全供水集成技术研究与示范》获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若干重大技术问题研究》、《全国灌溉用水定额编制研究》、《中部四省大型排涝泵站更新改造规划相关重大问题研究》、《大型潜水泵站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获水利部大禹水利科学技术二、三等奖;《西部地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研究》获2007年度中国发展研究奖一等奖等等。研发的节水灌溉、饮水安全等产品取得国家发明专利5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12项。

2.3 重大战略课题研究、规划编制科学规范

灌排中心先后完成了《21世纪初中国农村水利发展战略》、《农村水利发展重点对策研究》、《农业节水发展战略研究》、《全国灌溉用水定额编制研究》、《全国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与评价》、《国内外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对比研究》、《面向小康社会的农村水利建设标准与评价》等多项水利重大课题研究,为农村水利规划制定、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提供了科学依据。协助水利部主管司局完成了《全国节水灌溉规划》、《全国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十二五”规划》、《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规划》、《全国大型泵站更新改造“十二五”规划》、《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规划(水利专题)》、《全国现代灌溉发展规划》、《全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规划》汇编、《全国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十二五”规划》等多项行业专项规划的编制。

2.4 技术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灌排中心承担《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灌溉与排水工程技术管理规程》、《节水灌溉设备现场验收规程》等技术标准编制和修订63项,完善了农村水利标准体系建设。积极致力于节水灌溉技术推广,近年来,结合行业重点项目,依托财政部节水灌溉技术推广专项经费,与国内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单位合作,集成不同类型区适宜节水灌溉技术模式,推广使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探索与实践基于ET(耗水)控制的水资源管理先进理念,推进灌溉管理改革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促进了节水灌溉的快速发展。平均每年举办培训班20余期,培训人员达到1 500余人次每年,编写培训教材60余册。定期印发“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水利技术论坛”参阅资料。主办《节水灌溉》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两刊和中国节水灌溉网。承办全国泵站运行工、渠道维护工技能竞赛等等。作为中国农业节水与农村供水技术协会和中国灌区协会挂靠中心,全国大中型灌区、灌溉排水技术研究单位和灌排企业会员达到400多个,在农田水利行业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2.5 技术服务水平极大提升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全国402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技术改造、300个节水增效重点县建设、东北节水增粮、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大中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等项目的实施,国家均给予了大量投入。灌排中心根据农村水利的性质和特点,积极配合农村水利司,提供人员和技术服务,严格规范管理,认真做好各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评估、监督等管理工作。在管理体制上大胆改革,勇于创新,推进信息化建设。确保了国家巨大投入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高了资金投入的使用效益。

2.6 对外交流与合作全面开展

灌排中心积极推进中外技术交流与合作,承担了农田水利中日合作、中英合作、世界银行“节水灌溉贷款项目”和全球环境基金等项目的具体管理与实施工作,水利部委托的“中日农田水利交流”和“中泰科技合作与交流”秘书处工作。开展了与世界银行、国际灌排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技术合作与双边交流活动,成为世行学院南南合作100个合作伙伴之一,同时是国际灌排委员会研究与培训计划中国研究与培训中心。与英国、日本、美国、巴西、伊朗、泰国、也门等20多个国家就灌溉排水、节水灌溉、用水户参与管理、农村供水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技术交流,建立了技术合作关系。主要领导先后担任国家灌排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为我国农业灌排技术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地位。

2.7 党建和精神文明硕果累累

灌排中心党委作为基层党组织,现有11个党支部100余名党员,在部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服务水利中心任务为核心,以狠抓党员队伍建设为根本,培养和造就了一支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爱岗敬业、廉洁自律的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党员干部队伍。多年来,面对日益繁重的农村水利工作,出色完成各项任务,为农村水利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1年荣获部直属机关先进党委称号,连续获国家机关精神文明和水利系统精神文明单位称号,《灌排之歌》在全国水利系统“水歌曲”演唱大赛中获原创节目演唱一等奖和原创作品金奖。组织开展“青年创新节水”实践活动活动被评为“水利部基层党组织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优秀学习案例”。每年七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开展了“走基层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承担编写了《农村水利专业从业人员行为准则》。组织灌溉水文化调研活动,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带领6个调研组对湖北长渠、山西智伯渠、云南元阳梯田、新疆坎儿井、陕西郑国渠、广西灵渠、四川都江堰等古代水利工程进行调研,形成7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在中国水利报上予以系列报道。开展了创建“七好”文明处室、争做优秀职工活动。共青团开展的“根在基层”调研活动获中央国家机关“根在基层”十大优秀调研实践活动表彰。同时注重凝练灌排中心文化,塑造共同价值,设计了 “灌排旗帜”“灌排徽标”“灌排之歌”等一系列灌排文化标志,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增强广大职工的归宿感和自豪感。

回顾过去的30年,我们欣喜地发现,这30年是灌排中心大发展的30年,也是中国灌排技术大进步的30年,更是成果丰硕的30年。今天的灌排中心,已经成为国内唯一拥有从项目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施工、工程咨询评估,到项目管理、农村水利培训、农村水利工程监理、对外国际合作,全面服务于新时期农村水利的事业单位。通过全体职工的不懈努力,已经奠定了灌排中心在国内农村水利技术服务领域领军者的地位。

经验弥足珍贵,启迪昭示未来。总结回顾30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应遵循并运用好以下基本经验:一是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是发展的根本保证;二是围绕部党组中心任务开展农村水利技术服务工作,配合有关司局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是发展的核心任务;三是立足农村水利主业,积极开展高新技术示范与推广,扩大与基层的技术合作,是所属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3 发展展望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部党组决策部署,以全方位技术服务支撑农村水利新发展为目标,以密切协作配合、服务农村水利重点任务为中心,以技术服务、推广、研发与国家重点课题研究为着力点,围绕农村饮水安全、高效节水灌溉等农村水利发展新目标新要求,进一步强化支撑能力,提高服务水平。展望未来,灌排中心将在节水、节能和水处理新技术推广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此,要扎扎实实做好以下技术服务和推广工作,保障农村水利又好又快发展。

3.1 在农村水利发展战略研究和规划编制上要有新思路

面对农村水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灌排中心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一是开展农田水利、农村饮水安全发展战略研究,提出灌区现代化升级改造的技术标准、建设标准和技术指南,灌排中心将成立农村水利发展战略研究部,积极主动开展相关工作。二是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三五”巩固提升规划、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和全国节水灌溉“十三五”发展规划等农村水利专项规划工作。三是做好国际灌排技术与研究计划中国中心,开展国内外农田水利对比研究等工作,每年定期派技术人员参加国际灌排大会进行学习交流。

3.2 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广上要有新举措

根据部领导的指示精神,结合高效节水灌溉区域推进工作计划,灌排中心选择东北、西北、华北、南方等典型地区,集成水利、栽培、农机、管理等先进技术,率先建设全国高效节水灌溉规模化发展示范区,推动节水灌溉技术在全国的普及和发展。一是建立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工作站,由灌排中心牵头,与内蒙、新疆、甘肃、黑龙江、河北、广西和浙江等省区水利厅联合建立7个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工作站,制定工作方案,主要技术力量深入基层第一线,进行跟踪监测、提供技术支援,打造高效节水规模化精品工程,提高重点地区的节水灌溉技术水平。二是建立专家库,形成对口支援机制,吸纳水利、农业、农机等各方专家,定期召开专家和节水灌溉龙头企业座谈会。三是加大节水灌溉技术宣传和服务力度,办好《节水灌溉》、《中国农村水利水电》杂志和中国节水灌溉网。四是做好节水产品认证和信息年报工作,为基层提供先进技术、典型经验和质量可靠的节水产品。

3.3 在技术标准编制、业务培训上要有新成效

农村水利事业发展需要一系列标准、规范、定额作为技术支撑。灌排中心承担编写、修订的农村水利技术标准多达63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标准、规范需要定期修订,灌排中心将对标准修订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严格执行标准编制进度,确保标准能够及时颁布,并加大标准的宣传贯彻和培训力度,保障技术标准的修订能满足农村水利发展的实际要求。

3.4 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巩固提升上要有新进展

完成《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三五”巩固提升规划》的编制工作。重点开展以工程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机制研究,抓好水质保障和水质监测工作,强化县级水质监测中心技术培训。开展全国农村居民点生活排水的前期研究工作。做好“农村安全供水技术集成与示范”等技术推广工作,进一步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研发,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持续发挥效益提供技术支撑。

3.5 在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上要有新提高

一是根据《全国现代灌溉发展规划》,以转变灌溉发展方式和提高灌溉现代化水平为主线,提出灌区现代化升级改造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指南。做好前期技术服务工作。加强渠道防渗防冻胀、建筑物补强和更新改造、新材料应用、量测水管理、灌溉现代化等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的相关技术研究推广工作。加强项目建设的检测和评估,引进推广全渠道控制系统等国际先进管理技术,实现对灌区水量的全局控制和调度。二是积极与财政部农发办沟通,研究加强中型灌区节水改造投资规模,进一步完善管理方式,力争每年改造180 个灌区,到2020年完成节水改造任务。每年在中型灌区开展3~4个现代化升级改造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结合试点工作。

3.6 在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技术服务上要有新提高

建立水利技术专家库,做好项目事中事后检查评估工作,编制《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计参考图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概(估)预算编制技术要点》。做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的宣传贯彻与培训,改进项目管理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为进一步加强小型农田水利项目管理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7 在大中型泵站节能技术改造上要有新亮点

对全国中型泵站现状及老化状况进行调研,编制《全国中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规划》的思路和大纲,做好规划前期准备工作。加强泵站节能技术研究和推广,重点开展五项标准化节能技术:一是泵站综合节能技术和高效率水力模型的研究推广;二是高扬程多级提灌泵站系统调度技术;三是电机调频和水泵叶片调节技术;四是水泵抗磨蚀新技术;五是泵站自动化和信息化节能标准化设计方案推广。通过以上技术推广,使大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节能效益大幅度提高(节能30%以上)。

3.8 在节水技术和产品研发上要有新突破

一是创新资源型节水和ET管理的新理念,在DEF海河流域项目中开发遥感ET系统,还将成立项目组(ET监测中心)开展ET监测工作,通过控制用水指标实现对ET的监测和管理,力争使节水灌溉宏观管理再上新台阶。二是做好灌溉水利用系数测算分析工作,以大中小型样点灌区为基础,构建全国灌溉水利用系数监测分析网络,完善量测水设施,跟踪监测分析灌溉用水量、灌溉水利用系数动态变化,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定额管理”提供科学支撑。三是加强中心产品研发工作,以节水节能为重点,加快5个发明专利和12个实用新型专利成果转化,开展高效节水模式、灌溉现代化技术、喷微灌、灌区水计量、信息化等产品研发。

3.9 在农村水利信息化建设上要有新进步

一是做好节水灌溉网,为全行业和社会分享最新的节水灌溉技术和农村供水技术。二是配合农水司完善全国农村水利管理信息系统,做好基础数据采集和信息更新,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做好“十三五”农村水利信息系统的升级改造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三是以水利部节水示范基地为依托,建立农村水利技术信息发布平台。

3.10 在人才队伍建设上要迈新台阶

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培养一批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技术骨干,不断提升创新能力、研究能力和技术服务能力。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和领导班子建设,深入开展“三严三实”教育,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发扬“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行业精神,爱岗敬业,勤奋工作,为实现农村水利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仰斌,张国华,谢崇宝.中国农村饮用水源现状及相关保护对策建议[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7,(11):1-4

[2]　李仰斌,张国华,谢崇宝.我国农村生活排水现状及处理对策建议[J].中国水利,2008,(3):51-53.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篇8

一、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的阶段特征

与实践相伴而行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同实践发展一样,呈现出阶段性的面貌特征。

第一阶段质疑与争议阶段(1979年—1985年)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虽然大陆的流行音乐还处于萌芽阶段,但音乐评论界却开始积极介入,他们以《人民音乐》、《音乐研究》、《北京音乐报》(1989年改为《音乐周报》)、《黄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等音乐核心期刊、报纸为平台,就当时音乐文化界的思想意识和音乐实践的新动态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其间争议的焦点有:

1.对新时期流行音乐所持有的观念态度以及流行音乐性质问题展开探讨

这个时代多数人对“流行音乐”过敏,甚至“谈流色变”,人们宁可用国际上已有的称谓“通俗音乐”来替代“流行音乐”的叫法,以便回避与二三十年代旧上海的“时代曲”及当时潜入大陆的所谓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产生连带关系或联想作用。这恰恰引发了一系列有关“流行音乐”概念性的争议。

当时有大量的文章对流行音乐、通俗音乐、轻音乐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认为对流行音乐概念的清晰度,将左右到人们所持有的观念态度,更进一步影响音乐艺术的创作表演实践和整个社会风尚。

文章普遍认为“流行音乐”是一种消极、庸俗的音乐,“是三十年代的靡靡之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二者一脉相承,是音乐生活的一种污染,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观念、爱国主义思想及社会风尚背道而驰。”但宋扬的《群众歌曲?流行歌曲?》一文则认为流行歌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看成群众歌曲,时乐濛在《我对通俗歌曲的理解》中也认为通俗歌曲是人民大众音乐生活的主体,它的社会价值关键在于它的质量而不在于它的称谓。

这些音乐批评与理论研讨,以严谨的治学作风对几个概念内涵进行疏理,并就流行音乐的历史发展渊源、性质内涵、艺术特征、社会影响等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以期引导人们对流行音乐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其中一些观点难免武断和偏激,也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对新生社会音乐现象认识的局限性。

2.对流行音乐作品和表演实践问题的争议

首先,是对港台流行音乐的争议,并聚焦于邓丽君演唱的流行歌曲,尤其是一些30年代旧上海流行的“时代曲”——《何日君再来》、《美酒加咖啡》、《夜上海》等作品,当时被认为是“靡靡之音”。1981年以《北京晚报》、《北京音乐周报》为平台对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展开了一番争论。周荫昌撰写的《因人立废,不可复次——从〈何日君再来〉谈起》一文引发了丛木、梁茂春、犁力等人的积极回应,畅言他们对《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的优劣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其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其次,是对大陆抒情歌曲创作实践的探讨。改革开放后近十年,大陆“抒情歌曲”的创作如火如荼,1986年,文化部、广电部主持的“全国青年喜爱的歌”这一活动,不仅对抒情歌曲的创作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而且也是这一音乐文化景观的生动记录。理论界对大陆流行音乐的先驱——抒情歌曲做出了相应的反映,1986年至1987年发表于《北京音乐周报》上的众多文章纷纷就这些具有通俗化倾向的抒情歌曲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音调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

再次,是对大陆初露端倪的流行歌曲的评议。具有探索意味的大陆早期流行歌曲——《幸福不是毛毛雨》、《军港之夜》,它们的艺术形象、艺术格调、音调及演奏风格、歌词的立意等问题也成为音乐评论的热门议题。

最后,是对表演实践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李谷一、朱逢博、程琳和谢莉斯等人的演唱风格以及演唱歌曲的争论上。

1979年底,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乡恋》的探戈舞曲节奏及演唱者李谷一的“气声”唱法引发了从专业音乐工作者到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争议大波。以严伟《听李谷一唱〈乡恋〉有感》为代表的系列文章,普遍认为“这是对港台流行音乐在风格上的低级模仿”;然而《动人的佳作》、《博采众长自成一格》、《亲切感人的抒情歌曲》则道出了欣赏这种唱法,并认为它是一种创新的呼声。之后,歌唱家朱逢博、谢莉斯及刚刚崭露头角的小歌星程琳都因“演唱风格”成为音乐评论界关注的人物。

这些音乐评论各抒己见,褒贬不一,既反映出人们对大陆长期以来一统天下的“高、尖、硬、响”的演唱风格向港台流行歌曲“轻、柔、低、绵”唱风的转变而持有的开明观点,也反映了部分不适应这种变迁而持有的相对保守思想。

总的来说,这个阶段中国流行音乐的实践在模仿式的探索中萌芽成长,理论批评则在质疑与争议中初步成型。以音乐专业人士为主展开的质疑与争议此起彼伏,打压与扶持各不相让。从表面上看,音乐批评与理论研讨大都仿佛在就事论事,广泛地探讨通俗音乐、流行音乐、轻音乐等概念内涵,争论关于表演风格、演唱风格、歌曲创作风格等实践问题,但实际上却是在探讨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流行音乐这种新兴的音乐艺术的本质性以及它是否应该在中国大陆存在、扎根、发展,它对国家、人民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有多大,也就是说,它触及到音乐界一个思想是否解放的根本性问题。这些争议从现在来看有失偏颇,有些言论甚至危言耸听,让人觉得流行音乐在中国大陆命运的不可预测,但恰恰也是这些评论,这些激扬的文字,给了流行音乐一个引人注目的机会,使当时还处于蹒跚前行的流行音乐扩大了其影响力,无形中为流行音乐的发展铺陈着道路,推动了流行歌曲这一新生事物在大陆的前行。

第二阶段认可与探究阶段(1986年—1996年)

1986年至1990年,诸多核心音乐期刊上依然陆续刊登有关流行音乐概念辨析,批判与思考性的文章。说明在这个破冰前行的情势下,流行音乐要得到社会认可绝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它以新的方式不断地警示着人们对流行音乐性质进行再思考。但是有些态势却令人欣慰:

1.流行音乐研讨会对理论的推动

这个时期,文化部门开始更加重视流行音乐这一新兴音乐文化现象。1986年,全国各地召开的大大小小的流行音乐研讨会不下几十个,随后这种研讨会依然陆续地举办。①

1988年在河南郑州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最具深远意义。会议不仅聚集了全国各地通俗音乐创作、表演、评论方面的专家,而且牵动了各地文化部门和广播电视媒体的神经。“关于它(流行音乐)存在的合理性、产生的必然性,已经不再是这次会议关注和争论的中心,会议自始至终围绕通俗音乐的现状和它面临的使命这个主题展开了理论研究。”②除此之外,还探讨古今中外通俗音乐的历史源流,介绍和分析国外流行音乐的理论,讨论通俗音乐的名称、它的民族性和艺术性和商品属性等问题,并对通俗音乐今后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这些研讨会的举办标志着理论批评从第一阶段——民间自发性的探讨,上升到了有组织的集思广益的研讨阶段,它们广泛地探讨流行音乐过去的成败得失,流行音乐面临的局势,并提出建议,为流行音乐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对流行歌坛现象跟踪

首当其冲的歌坛现象是“西北风”的兴起。1986年由《信天游》唱响的“西北风”歌曲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并且由此乘兴而掀起的“东北风”、“东南风”真可谓风卷东西南北方。“西北风”歌曲的异军突起引起了音乐评论界的高度重视,发表于《音乐天地》1988年8期的几篇文章很具有代表性。比如杨瑞庆的《面对西北风歌潮的思考》,孙焕英的《西北风——中国通俗歌曲的回归》以及彭根发的《有感于“黄土地旋律”的拱起》,对“西北风”歌曲兴盛的文化根源、社会心理做了比较充分的探讨,对其艺术特征也做了一定的分析,论证了“西北风”歌曲兴盛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随后是摇滚乐。崔健的《一无所有》为中国流行音乐发出了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在音乐批评理论界同样一石激起千层浪。金兆钧的《崔健与中国摇滚乐》一文,剖析了崔健的摇滚乐在中国的地位及价值,是正面评价崔健摇滚乐的佐证。随后近十年,中国新兴摇滚乐的发展状况及前景,摇滚乐的沉浮起落及其社会文化动因都不同程度受到理论批评的关注。韩钟恩的《当代知识分子与摇滚乐及其文化转型》代表了理论界从另一层面对摇滚乐的研究。

再次是“新民谣”、“校园民谣”。秦杰的《民谣与民歌》与金兆钧的《民谣运动,请刹车慢行》这两篇文章对1994年兴盛的“新民谣”以及后来被冠以“纯真年代游吟诗”美誉的“校园民谣”做了真实的报道与评论。

3.流行音乐的创作技术理论、演唱理论,音乐史学、社会学、美学等角度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理论研究也在逐步展开

创作技术理论是我们认识和掌握音乐必不可少的途径,这个时期理论界在流行歌曲的和声、曲式、旋律形态、民族风格等问题的分析上较早迈出了尝试的步伐③。

从1986年第二届青歌赛设置了通俗唱法奖项以后,通俗唱法的理论研究不再停留在评价与责难上,而是更加切入实际地探讨方法。陆续发表于《人民音乐》、《黄钟》、《中国音乐》等核心期刊上的文章④为后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资料。

音乐史学的研究梳理了我国近代史上流行音乐的几次潮头,清晰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渊源。曾遂今、金兆钧、杨晓鲁等人在流行音乐社会价值论、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理论研究领域里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而《流行音乐问题与音乐美学问题研究》(修海林)与《中国新时期流行音乐创作的美学观念》(金兆钧)都让人看到了从美学角度切入流行音乐研究的星星之火。

这个时期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纷繁复杂、歌坛潮起潮落,恰似一个经历着光荣与梦想的时代。理论界顺应时代的需要,在对流行音乐认可的前提下,展开了一系列的音乐批评与理论研讨。可喜的是,这些研究已经逐步摆脱就事论事的层面,并从表层逐步深入到里层,从现象到形态技术理论、从演唱方法拓展到音乐史学、社会学、美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其特点可以概括成跟踪与探究、认可与引导、推动与拓展的理论研究态势。

第三阶段深化与超越阶段(1997年迄今)

之所以将这个阶段称为深化与超越的阶段,是因为从音乐史学、实践技术理论、普及欣赏、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具备体系特征的流行音乐专题研究开始浮出水面。

1.史料研究拓展了时空隧道。代表性的专著或编著有《十年——1986—1996中国流行音乐纪事》,它集中展示了1986—1996年的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状况和音乐批评与研讨的热点。金兆钧的《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是第一部把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作为整体来论述的专著;此外付林的《中国流行音乐20年》、李皖的《倾听就是歌唱》、于今的《狂欢季节——流行音乐世纪飓风》、李皖的《李皖的耳朵——触摸流行音乐的隐秘脉络》几部专著都具有史料和评论相结合的性质特征。

2.实践技术理论走向专业而系统。例如,翟继峰、张桐柱合著的《通俗歌曲理论与运用》对当代流行歌曲作曲法、演唱法、配器法也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付林的《流行歌曲写作新概念》则更为集中地研究流行歌曲音乐部分的创作理论。《流行音乐和爵士乐和声学》(任达敏著)部分内容涉及到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和声分析。

《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文学阐释》(马树春著)和《当代流行歌曲修辞学研究》(王彬著)这两部专著分别从文学与修辞学角度对当代流行歌词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流行歌词写作新概念》(付林、王雪宁著)则更多地传授创作流行歌词的理论方法。

《通俗歌曲演唱技巧》(李艳梅主编)、《流行歌曲演唱新概念》(付林著)等著作对流行歌曲演唱进行了专题研究。

3.流行音乐欣赏与普及性手册遍地开花。上海音乐学院陶辛主编的《流行音乐手册》;陈国权的《请跟我来——通俗音乐欣赏》;郭静舒的《中外通俗歌曲欣赏》著述把古今中外的流行音乐揽括在研究中,是很好的普及性欣赏丛书。

4.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亦不容忽视。王思琦的博士论文《1978—2003年间中国城市流行音乐发展和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关系研究》,开拓了从文化学角度对流行音乐进行专题研究的领域。雷美琴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审美品评》,在音乐美学领域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另外,肖鹰的《〈阿姐鼓〉与90年代文化》,李传华的《通俗音乐美学探析——兼谈通俗音乐发展趋势》,赵勇的《从精神涣散到听觉退化——试析阿多诺的流行音乐接受理论》,周海宏的《有关“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审美价值问题的分析》等文章立足于美学的角度,分别对新时期流行音乐进行审美探讨,对发展进程进行鸟瞰,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阐释,均具有一定的学术深度。

当流行音乐实践已进入被誉为“怀旧与回顾”的季节时,音乐批评理论研究也开始沉淀,进入反思、归纳、深化的阶段。这个时期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不再只是现象的附属或是回应,而具有了更多的独立性,也更加理性,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拓展,开始出现能自成体系的,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专题研究。研究队伍在不断充实,有不少学院派人士的参与。特别是研究者们对“如何进行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如何借鉴国外流行音乐研究前沿的方法论,目前国内流行音乐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等流行音乐研究方法的反思给后来

者带来极大的启示。

二、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的焦点及方法论探讨

1.流行音乐的定义

流行音乐的概念内涵是研究者们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这不仅因为民众对当代流行音乐的概念内涵产生过较多偏颇的理解,诸如“流行音乐就是流行的音乐”、“流行音乐就是黄色歌曲”等,更因为概念内涵的定位直接影响到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及时间历史范畴,从而关系到研究语境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当代研究者大都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pop)加以解释,并对当代流行音乐的文化内涵进行考察,认为当代流行音乐是具有城市性(包含商品性、时尚性、娱乐性)、非主流意识(亚文化特征)、科技性等丰富文化内涵的多细胞体,力求澄清社会上

对流行音乐概念混淆、误解的现象。

2.与流行音乐相关的社会学问题

研究流行歌曲的社会学问题主要从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产生、发展、流变的社会动因,流行音乐的社会价值,流行音乐的传播理论,流行音乐的商业性,青少年追星现象的心理探究,卡拉OK、排行榜、MTV效应等方面入手。但从流行文化的角度,宏观地把握有关流行音乐的本质属性、流行音乐的内在矛盾冲突、流行音乐

发展变迁的社会心理则有待于深入系统的探讨。

3.流行音乐与教育的关系问题

流行歌曲能不能进大、中、小学课堂是争论已久的话题。从一开始的明令禁止,到后来的默许,再到善意的引导,这是一个艰难的蜕变过程。如今流行歌曲能不能进课堂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如何科学地利用这一拥有大量听众的音乐资源,为学生树立理性的审美观念、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同时开发合理适用的配套教材,建立系统、完善的教学体系,寻求个性化的教学方法,逐步将流行音乐从民间的,大众化的层面提升到专业

教育的水平,还是摆在流行音乐理论界和教育界面前

的艰巨任务,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4.流行歌曲的词、曲、唱

歌词的研究大都从传统的文化学、修辞学以及流行歌词的创作特点及方法等角度涉猎⑤,它的音韵学研究理论还鲜为人触。旋律形态学的研究也有待于系统

深入化。

“通俗唱法”与“流行音乐”是当代音乐生活的中一对孪生议题,就“三分法”(即美声、民族、通俗)的合理性多数人持有“‘三种唱法的藩篱是可以打破的,它们存在互相交融的发展趋势”的观点,并脚踏实地地探索“通俗唱法”的发声方法特点以及它存在的弊端和改进的措施。但对流行歌手们各自的音质、个性与特色、“唱”及“演”的技法、风格等方面的审美研

究却较少涉足。

5.流行歌曲的民族化问题

流行歌曲从传统的民族音乐中汲取营养成分,给流行乐坛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是大陆流行歌曲创作的一个普遍现象。从80年代的“西北风”到90年代的“新民谣运动”,都反映了流行歌曲从民族音乐中寻求发展的趋势。流行歌曲融合民族音乐元素,浸染民族气质,创作出大气的、原创性的作品是理论研究要探寻的方向。此外,“翻唱民歌”是将民歌流行化,但怎样的“翻唱”才是成功的演绎,给人带来美感、重新体现民

歌在新时期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6.流行歌曲的雅俗问题

对于流行歌曲的雅俗定位及雅俗品评,人们或就“通俗本质”而谈,或持“大俗必大雅”的观点,或认为当代的流行歌曲就是过去的民歌,不妨称之为“新民歌”,争议虽然沸沸扬扬,然大都浅尝辄止,针对具体

作品的雅俗的层次、品味、格调以及它的形态表现的研究均缺乏力度。

三、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前景展望

1.理论研究队伍问题

当21世纪来临,给流行音乐发展研究带来了新的前景,有些专业学院开设了流行音乐课程,不少流行歌曲被选编进了基础教育中小学的教材里面,社会各界对流行音乐的重视为流行音乐的研究者们带来了信心,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氛围。专业人士在不断介入流行音乐的理论研究领域,许多音乐院校的硕士、博士生也都将流行音乐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课题,这是特别值得欣慰的新动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的不足,比如,目前理论研究队伍与实践者缺少沟通,形成理论与实践各行其道的局面;乐评人与专业人士各自为阵,没有联手意识;大陆与港台研究缺少互动交流,没有形成强强联手的系统研究氛围,这些因素都将制约理论

研究的发展步伐。

2.理论研究方法问题

首先是哲学美学研究方法论。目前,从哲学美学角度切入的真正有分量的理论研究还是很单薄。如何合理地借鉴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如何在哲学美学领域寻找支撑流行音乐研究的理论基石;流行音乐的哪些方面亟待纳入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以至于在实践中已经和“艺术音乐、民族音乐”成鼎足之势的流行音乐

不要徘徊在哲学美学视野之外而被理论研究边缘化,是研究者应该思索的问题。

其次是风格研究及微观研究。国外的流行音乐早已有成熟的风格归类,而中国的流行音乐却避而不谈风格,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流行歌曲作品的形态分析、歌手演唱的个案研究等微观研究也相当薄弱,这些

都是理论应当加强关照的方面。

3.学科建设问题

目前的史料过多汇编的痕迹,或带有个人写作的感情色彩,跨越的年代不够。教材的编写、音乐作品的资料库这类系统化的史料建设还相当零乱。将流行音

乐作为专业来开课的音乐院校也是凤毛麟角,学科建设的问题极其艰巨。

总之,我们期待一个理性而强大的理论研究队伍,呼唤崭新的研究方法,并建立健全合理的与实践配套

的理论研究体系呈现于世人面前。

①1986年第三届“国际通俗音乐研究大会”和首届“社会主义文化中的通俗音乐理论讨论会”;1988年1月《音乐研究》和中央音乐学院共同召开的关于流行音乐座谈会;1988年河南郑州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1993年3月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平台围绕流行音乐话题展开的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