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语教学的十大神话

中国英语教学的十大神话（共8篇）

中国英语教学的十大神话 篇1

包天仁

2006.10.28

很高兴今天和大家见面。江苏省的学术会议我参加过多次，江苏是教育大省，英语教学一直走在中国的前列。众所周知，中国的英语教学类型是英语外语教学(TEFL)，与英语母语国家和英语作为二语的国家有很大的区别，还有很多人对此认识不清。随着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的外语界空前活跃，但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倾向。我要讲的中国英语教学的十大神话，是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学情和教情的错误理念。何谓十大神话？就是那些在中国不可能实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

第一个神话是交际能力是中国基础英语教育的教学目标（English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s the aim of China’s basic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首先我们做一点考证，即交际能力的说法对不对。我们经常提起的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在翻译这个术语时就出现了错误。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指的是交流能力或沟通能力，大家查阅一下牛津辞典，看看它的定义，查到最后也没有“交际”这个含义。我感到很奇怪的是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教授、硕导、博导，怎么连这个定义都搞错了？有人狭义地认为交际能力就是听说能力，听、说能力比读、写能力重要，而我认为读、写也是交际能力，而且是重要的交际能力。英语各项技能是互相关联的，不能说某一技能比其他技能更重要，而是要看能否获得这个能力。中国的英语外语教学中，翻译也是一项重要的技能。在中国没有英语语言环境，尽管有人认为听、说比读、写容易，也是很难达到很高的水平。中国人以学校正规形式学习英语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至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强调听说领先，却一直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学习英语要达到的目标是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才是好目标，我认为读写技能相对比较容易能够达到，因为读写能力的培养不像听说能力那样过多依赖语言环境，所以读写能力应该确立为我们的主要学习目的。大家可以参考国外一些国家的外语教学大纲，还有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课程标准。我们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也研究了这方面的材料，最近陆续翻译了英国《国家课程标准（英语）》，分六期刊登在今年的《语文教学研究》（3-8期）杂志上。近期将研究和翻译英国语文课程标准下的读写框架文件及相关教材和课程。我们研究了一些国家的课程标准，绝对没有哪个国家把读写两项技能忽略掉。刚才江苏省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就提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要求孩子到八岁的时候能够阅读英文文章，而我们的外语教学为什么要忽视阅读和写作哪？这不是舍本求末吗？英国的英语课程标准专门设有一个读写框架文件，要求基础义务教育阶段必须完成扫盲任务。我们在反对聋哑英语的同时，进行的是一种文盲教育。读写不重视，听说达不到，等于是外语教学的完全失败。这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还是我们上了当，还是我们无知？

有人说An authentic English environment can be created in China，在课堂上组织一些活动，布置一些任务，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尽可能地用英语交流，称之为authentic，这就是真实的场景吗？其实根本不可能是。现在使用的教材也好，报刊也好，甚至包括英语音像，都不能称其为authentic，不是real-life English，基本上都是改造的，充其量是China English，和英、美国家的英语还是不一样，怎么可能是authentic？有一些报刊宣传自己的材料纯正、地道，用来培养交际能力，那又是一个可笑的神话。为什么这种神话还在继续呢？就是在课本中和练习中出现的语言材料也不是真实的，侧重点还是在语言形式上。

第二个神话是把我们中国的英语语言教学称之为或误认为是二语教学(The type of ELT in China is TESL)。持这一观点的人论点是，二语教学就包括外语教学，二语习得理论同样适用于外语教学。这种观点是误导了我们，二语包括外语就是混淆了语言教学类型这个原则性和常识性的问题，学过语言学的人是不应该这样认为的。二语教学和外语教学有本质上的区别，主要区别有语言环境，教学目的，师资和教材等。可惜的是现在实验的新课标中，有很多理念是来源于二语习得和二语教学的做法，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所以说这个神话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话。著名语言学家Kachru将全世界的英语区分成三个同心圆，由里向外分别叫做the Inner Circle, the Outer Circle和the Expanding Circle，对语言环境作了精辟的分析。the Inner Circle指英语是母语的国家，the Outer Circle是二语国家，英语在这些国家里具备了社会功能，the Expanding Circle是把英语作为外来语来学习的国家，没有英语语言环境。我们国家就是在这个最外围的the Expanding Circle圈子里，教学类型是最难的，学生的短期目标就是为了考试。很多欧洲国家，还有印度、新加坡等二语国家的英语教学目的和我们的教学目的有所不同。即使是英、美国家（英语母语国家）的外语教学称为TEFL，和我们外语国家的TEFL仍然有所不同。他们是在有语言的环境下教授外国学生，并且这些学生经过了雅斯考试，英语具有了一定水平，教师是母语教师(NESTs)，而我们是在中国没有英语语言环境下，由中国教师(Non-NESTs)教授中国学生的TEFL类型，是不可混淆的。即使是在二语国家，学生们学习外语比较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而我们却忽视知识，空谈能力，把知识和能力对立起来。其实知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知识能力(K-ability)，只不过知识细分有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 knowledge)过程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罢了。国外一些教学理念我们可以借鉴(adapt)，但不能是拿来主义，照抄照搬(adopt)。我们的新课标里面很多内容都是照抄照搬的，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和实践的验证。教学类型有问题，教学目标的定位紧跟着也要出问题。

第三个神话又是一个错误观点，认为在中国的英语教学中交际法是最好的教学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CLT)is the best approach to China’s ELT）。交际法的特点是通过组织各种活动来完成各种交际任务，是要有语言环境，需要小班教学，对教师的语言水平要求比较高，一般是母语教师更适合，大部分中国教师很难胜任。交际法本身没有错，可以说交际法是听说法的进步，是行为主义倾向的教学法，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中国的教情和学情。这一教学法不是不可用，只是在中国用的场合比较少，我们强调过了头，走到了极端。任务型教学就是一种强交际法，起源于印度的Bangalore，是基于无意识学习策略的教学革新尝试，还没有成功就引进到中国来了。一些人大力推广任务型教学法，并将此法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认为比其他教法效果更好。实际上在中国进行外语教学，不可能有真实的任务，任务只不过是一种练习罢了，这一点在前几年的国际教师协会年会上(IATEFL)有过国际性大辩论，认为很多地方不适用。这种任务代替不了练习，也代替不了作业，更代替不了其他形式的教学活动。新课标也没有规定只能使用任务型教学法，而是提倡任务型教学法等各种教学法。我们经常强调新课改，新教材，新事物，并不等于旧的就过时了，就该摒弃。新事物往往是不完善的，我们在改革的进程上需要创新，但这种创新要在继承好的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突破，有所创意。明明知道交际法、任务型教学不适合于中国的实际教学，费时费力，为什么还有人在推波助澜？有人认为任务型教学法是最好的，但是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判断一个教学法优劣的标准应该是看它是否是省时省力，实用高效，而不是看这个教学法是否新颖、时髦。任何一种教学法都是需要实践来检验的。我们的外语教学总是在走弯路，例如小学重视语音却不早学音标，重视语法却淡化语法，重视知识却不主张讲知识，难道这不是诡辩吗？交际法的优点我们要吸取，比如强调语境，强调功能、话题等。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教学特点是decontextualized，即语言和语境是分离的。整体语言(whole language)、交际法等教学法认为语言总是伴随语境而出现。因此我认为这些直接法，包括弱势交际法，不适用于中国的英语外语教学实际。

第四个神话认为，中国的英语教学是输出型的教学(Output-based instruction is the best teaching model in China’s English teaching)，强调productive skills, 忽略receptive skills，concentrated input 被认为是浪费时间，过分强调“用中学”，新知识学完马上就用，而不是“学中用”。这也是受到国外教学思想的影响，课堂教学背离了中国英语外语教学的实际。课堂教学应注重学生“双基”的培养，侧重语言的理解性输入。教师如果不讲语言点，不讲语音、词汇、语法等项目，一味地让学生表演，让学生拿什么输出？课堂教学有一个误区，就是新知识授课结束之后，马上让学生表演，这是强人所难，增加了学生的焦虑感，违背了语言学习规律，这是需要纠正的一种倾向。为了让学生能够精确表达之前，无论是口头还是笔头，要让学生多听，多读，多模仿。学生语言学习都有一个沉默期，要沉默一段时间才能表达出来，所以在课堂上不要急于让学生语言输出。但在production阶段，因为大部分是在课外完成，可适当增加难度，达到举一反三。既然是输入型教学，输入有哪些形式呢？英国著名学者Michael Swan今年四月九日在英国Harrogate举办的国际英语外语教师协会年会上做的主报告中提出语言输入的三种形式。他的题目是：The input to language learning: two out of the three ain’t good enough，意思是：有三种形式的语言学习输入，仅靠其中的两种是不够的。Michael Swan讲到语言环境时用了flood一词，意指语言大量地输入，不强调规则，长时间沉浸在目标语言中，如同发大水，通常是指母语和二语语言环境下儿童学习语言。第二种形式他认为是intensive或者concentrated input。他指出最近五十年来，全世界英语教学界都忽视了这种输入。这种输入就是精选一些文章，一些样本，让学生不仅学习到语法，词汇，而且在文学和文化方面得到熏陶。第三种输入是analyzed input, 主要是针对成年人，这种输入不是培养兴趣，是以分析为主，直接分析语言，强调记忆，做大量的操练。我们的教学最忽视的是第二种，即concentrated input。中国的学生是在基本掌握母语的基础上开始学习外语的，因为没有语言环境，无法习得语言。我们现在的教材就是大杂烩，教师都找不到重点，学生更找不到。有人提倡建构主义，实际上建构主义是反现实、反科学的东西，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因为建构之前需要掌握一些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完成建构。因此只重视implicit，inductive，incidental learning等方式，在TEFL的情况下，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也是不允许的，应侧重举一反三。如果继续这种教学方式，外语教学的效率永远不会提高，只能是费时费力。语言学习是有沉默期的，要学以致用，但不是即学即用。所以，在中国要强调打好“双基”，培养学生的英语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五个神话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即课堂教学活动应该是以学习者为中心(The classroom activities should be learner-centred)。学生为中心的说法颇有争议，我认为在英语初学阶段应该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到了高中、大学阶段，学生具备了自学能力，掌握了基本的学习策略，可以以学生为中心。自学能力并不等于“自学”，什么都让学生自学，自己构建，实际上是让学生放任自流，教师的主导职责等于是放弃了。现在有很多时髦的词，什么接触、探究、感悟、合作、交流、发现、构建、激活等等，标榜以学生为中心，自主学习，似乎学生的“学”远比教师的“教”重要。教和学是相辅相成的，有学才有教，有教才有学，不可任意将师生教学的双边活动割裂开来，尤其是在英语外语教学条件下，教师的“教”显得更加重要。英语教师的语言基本功和教学能力往往决定了教学的成败。在英语环境差，大部分地区中、小学英语师资不甚理想的情况下，“教师第二”的观念是不可取的。另外学生的学习风格不同，应区别对待。有人说兴趣是学生的第一老师，我认为英语教师才是第一教师，兴趣其次。比如小学英语是为了培养兴趣，那么培养小学生的兴趣有很多种，把培养学生的兴趣作为唯一的或主要的教学目的是有偏颇的，没有成功哪里来的兴趣？这类说法都值得商榷。

第六个神话是在中国英语可以自然习得（English can be acquired incidentally in China），由此引出的观点包括归纳（隐性）教学与概括（显性）教学相比，前一位更应加强，程序性知识（包括如何使用语言）比事实性知识（事实和规则）更重要，记忆是不良的练习方式等。实际上这又走到了极端，我们否定了知识就等于否定了教育。没有知识就是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不就是文盲吗？语言教学内容特别是语言规则，词汇和语音，都是需要教授和操练的。在中国仅靠习得是徒劳的，因为前面我已经讲到了，中国不同于母语或者二语国家，没有英语语言环境。同时我也反对教学变成练习、变成做题，复习教学陷入题海。考试本身没有错，主要是不分英语考试，主要是高考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信度和效度没有把握好，我们误用了考试。由于时间关系这方面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第七个神话是全英的课堂教学才是最好的（English-English classes are the best classes in China）。有人认为翻译不重要，不考虑文化差异，母语阻碍了外语学习，因此母语不应出现在英语教学中。我认为一些抽象的、复杂的内容不仅可以，而且应该用汉语解释，毕竟学生们已经掌握了自己的母语，适当利用母语进行讲解和解释，可以做到快速理解。现在那么多的公开课，一点母语都没有，全是英英互动，学生用英语对答如流，似乎不用教授什么都会了，这不是公开做秀吗？当然让学生多接触目的语，多创设英语场景，包括课外活动使用英语无可非议，是正确的外语教学原则，即使多用目的语组织教学活动，让学生多接触目的语，控制母语使用，但在必要时还要使用母语，母语不能够完全排除在外。有时候使用母语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新西兰著名作家Lewis强调，学习外语最好的方法，一个是翻译，另一个是重复。我还认为翻译是一种很好的教学和考试方法。对学生来说，母语学得好，对外语学习是一个促进，是一种正迁移，为什么不利用好？这种促进和正迁移同样适用于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掌握。美国的国家外语教学标准包含有五个C: communication, cultures, connections, comparisons, communities。cultures时强调不同国家的文化，强调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且通过学习又加深了对母语文化的了解，这是一种双赢。comparisons指的是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比较。我们怎么能把母语扔掉了？要把中国人变成外国人吗？我一直坚持认为，翻译是外语教学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很多的译著，各种翻译人才奇缺，翻译水平低下，直接影响中西沟通与合作，这与我们长期在外语教学中排斥母语，忽视母语的作用不无关系，应尽早纠正。

第八个神话是在中国双语教育是学习英语的最佳途径（Bilingual educ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learn English in China）。一些人认为双语更有效，其理由是双语教育或教学能创造出更好的英语语言环境，双语教育可以一石双鸟。实际上双语教学在中国一直没有形成气候。这一做法违背了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根据该法第二章第十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出台任何法律来支持双语教学属于“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外语扩大到其他学科，用外语讲授，增加了学生的负担。这样一来，不仅英语没有学好，其他各科的知识也没有很好的掌握。这种做法不是双赢，而是诸多弊端。因此我个人认为，双语教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有人讲稿双语教学可以创造语言环境，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不能把外语教学扩展到别的学科，那样要开设外语课干什么？

第九个神话是全球化的英语教材适用于中国英语教学（Global textbooks can be used in China）。其论点是功能-结构大纲优于语法大纲，多功能大纲是最理想的，英语教材没有必要本土化。以前的做法是把国外的教材直接引进使用，现在大多是把外国人引进来，搞开发合作，在中国编写教材。教学大纲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语法大纲，一类是功能大纲，而现在的时髦做法是合并到一起，称为多元化，或多元功能，搞出的教材令教师们无所适从。任何时候语法是仍不掉的，我们学习语言怎么能不学习语法，只强调功能？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开发出以中国人为主编写的教材，融合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充分考虑到中国学生的学习特点。我们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在教材编写方面做了一些积极的尝试。那种外国人编写的教材在中国使用有水土不服的负作用，使得一些劣质教辅类报刊大行其道。教材是学生的主要学习资源，是教师开展教学的蓝本和依据，这个资源没有开发好，导致了教学资源匮乏，费时低效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现在不少打着新课标理念的劣质教材，在行政力量的作用下强加给教师、学生使用，使英语教学雪上加霜。虽然教材多样化有利于竞争和选择，但是英语教材的乱象对教学和师生并不是一件好事。第十个神话是在英语教学中纠错是没有必要的（Correction is not necessary i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一些人标榜流利比准确更重要，纠错影响流利，学生在学习进程中会自我纠错。二语习得有一个语法监控假说，没有这个监控二语是习得不了的，特别是外国语学习，出现错误必须要纠正。语言学习就是在不断犯错误，不断改错误过程中学得语言，获得语言能力。有些人提倡的是不仅不纠错，而且要消灭考试中的改错题型。外语教学中，学生的错误不纠正，再加上没有语言意识，尽管有可能很流利，但还是词不达意，无法达到正确理解和沟通的目的。这里的关键是什么时候改，如何改，改什么？大的语法错误，比如说谓语错误，语音语调错误是一定要改的，因为形成习惯就难以改掉了。如果是小的错误，比如冠词错误，介词错误等，并不一定马上改正。改错方法有几十种，如corrective recast(即implicit negative feedback)只是其中的一种。作业当中的错误有的需要细改，有的需要粗改，教师不能对错误视而不见。学生们普遍有的错误要集中地改，个别的错误个别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顾忌到学生的“面子”，错误可以不公开地改，但教师首先要分析错误，以便能做到如何改和改什么。总之，有了错误早晚是要改的。

被篡改的中国神话 篇2

《山海经》是一部永远无法读完的图书，一旦打开，就难以将其闭合。它不仅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碎片化叙事，而且展示出上古人类观察世界的方式—好奇、天真、对所有异象和奇迹深信不疑。而这正是21世纪中国人最缺乏的事物。在世故和心机的酱缸里翻滚了两千多年，《山海经》早已失去当年最纯真的读者。

战国之前，上古神话源出多头

在两千年以前的战国时代晚期，我们约略看见了它的作者—一位年迈的巫师，面对青铜灯盏，借助昏暗的光线，翻译、抄写和拼缀那些来自巴比伦、天竺、安息、大秦和本土的书卷。越过莎草纸、羊皮书、竹简和丝帛的缝隙，他像炼金师一样在狂喜地工作，采集那些破碎的事像，按东南西北及其山河的方位加以重组，犹如从烧杯中汲取金黄色的汁液。他被文本里的各种“幻象”所包围，脸上露出了狂喜而忧虑的表情。他看到了这部典籍的曲折命运。

经过秦始皇于公元前213至212年的大规模焚书，最优秀的先秦神话早已灰飞烟灭，只有这部被视为经典的奇书，被西汉儒学家“意外地”发现，并超越自身命运而重返人间，成为唯一能够跟儒家典籍并置的“异端邪说”，甚至以一种不和谐的面貌，介入儒学家改造历史真相的运动。

《山海经》究竟告诉我们什么？它究竟是中国巫师的杰作，还是西亚商人带来的世界地理手册？它为什么能够描述赤道太阳垂直照射的效应，并记录了北极圈内长昼永夜的非凡景观？为什么它既有对澳大利亚袋鼠“夔”和笑鸟“……”的表述，也有对南美洲玉米的暧昧记录？究竟是谁走遍整个世界，把这些广泛的地理知识，传播给一个在远东崛起的民族？

战国之前，上古神话源出多头，而叙事驳杂，风格斑斓，本土和异族的意识形态，并置于东亚的广阔空间，始终未能获得有效的梳理。这是早期神话的基本特征，也是王国时期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这种纷乱的状态，无疑是开发性社会结构的表征，但它也为民族国家的自我认知，制造了巨大的障碍。

在战国晚期，也即轴心时代晚期，一种强烈的汉文化主体意识开始生长起来，企图以王国的权力结构为镜像，构筑大一统的帝王世系，由此构筑民族国家的权力轴心。纷乱的帝王世系谱系一旦获得统一，就能形成单一的历时性轴心，而为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生长和运转，设定了一个最重要的内核。

汉代儒生集团是先秦神话的最大敌人

战国是汉民族进入自觉的转折点。它的神话叙事，包括神话的历史化和帝王叙事，为此后的秦汉两朝帝国的意识形态建构，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在一个互相兼并和大一统的普遍价值观的支配下，历史叙事开始苏醒，一些重要的史书开始出现，而重构统一的上古帝王世系表，成为历史叙事的首要题材。在这样的诉求下，《五帝德》和《帝系》应运而生，它们利用各种神话传说资源，煞有介事地编织了一个统一的上古帝王传承谱系。顾颉刚大肆嘲笑和批判了这种制造“伪史”的行径，声称那是“在战国的大时势下应有的鼓吹”，而汉儒是这种历史叙事的始作俑者。

尽管顾颉刚的这一观点在断代上有所失误，却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先秦神话的最大敌人。它们并非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和翦灭楚国王室的汉王朝，而是汉代儒生集团。这个集团经过秦代的挫败，指望在新时代获取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这种策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在开国大典之后，游说皇帝，推高儒学的官用价值，也即让儒学成为专制主义的重要饰物。董仲舒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他的个人努力，令西汉朝廷启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元前134年）的国家主义程序。而后，经过汉宣帝刘询主持召开的石渠阁会议（公元前51年）和汉章帝主持的白虎观会议（公元79年），最终形成官方儒学的文化格局。儒家就此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显示帝国权力对思想的完美征服。

但这其实是一种双赢的格局：帝国获得了儒家士大夫的权力支持，而儒家则获得了知识的最高话语权。文化权力的获取，导致儒家可以放手一搏，以注释、改写、伪造（分为在真本中插入伪造的句段之局部造伪，和整本典籍的伪造）等手法，借此篡改先秦历史文献，以实现儒学意识形态的世俗传输。参与这场典籍改造运动的人士，包括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刘向刘歆父子等，时间从西汉武帝时代，到东汉王莽时代，长达两百多年，可谓风起云涌。而参与改造经典的，并非只有儒家一脉。秦汉两代，狭义的“儒生”，多指研习孔孟之学的士人，而广义的儒生，则指所有识字能书的士人，其中当然包括老庄之士和方士。后者最终合流成为道士集团。

两汉系文物造伪源头

晚清学者廖平撰写《今古学考》、《古学考》、《知圣篇》和《辟刘篇》等，指出今文经是孔子的真经，而古文经则是刘歆窜改的产物。1891年，康有为更以高亢的声调，痛斥东汉刘氏父子篡改包括《史记》在内的多种典籍的无耻行径，作者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手法恶劣，是为“篡贼”，声称自己“不量绵薄”，要“雪先圣之沉冤，出诸儒于云雾者”。顾颉刚也宣称，刘歆编造“汉应火德”以及世系德表的目的，是给王莽篡位制造理论基础。

但经籍造伪和篡改，并非像世人想象的那么轻易。多数经籍早已流传天下，仅仅在一套竹简上造假，效果甚微。此外，作伪者还须握有管理皇家图书馆的权力，并且上下串联，内外呼应，严密行事，方能得逞而不至于败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钱穆才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一书中为刘歆鸣冤，说他们没有作案的可能。

这两种观点在民国年间爆发激战，始终没有和解的迹象。但无论如何，造伪终究是一种不争的事实。汉代造伪之所以蔚然成风，不仅是因为某些典籍流传稀少，甚至可能是一个孤本，而且是基于竹简的特殊结构。采用纬编方式将简片串联起来，这种活页式的结构，令伪简片的插入变得轻而易举。在上下文便于衔接的前提下，插入写有篡句的伪简片，再用细绳重新加以装订，一般很难被识破。篡改者只要雇用技术良好的匠人，采用相似的竹（木）料、刮削工艺和书法风格，就不会留下显著痕迹。其次，是在单片竹简上刮除原字并改窜新字，也十分方便。第三种方式更是易如反掌，那就是在多卷竹简中直接加入一个伪卷。当今中国的文物造伪传统，其源头盖出自两汉。

作为“集体之作”的《山海经》，因其文本的开放性，篡改变得易如反掌，例如它所描述的凤凰，竟然全身上下左右，都贴满圣贤孔子的标语—“德”、“义”、“礼”、“仁”、“信”，俨然是一位展翅高飞的儒家信徒，而这类意识形态词语，在该书其它地方从未出现，显得十分突兀，显然是儒家偷塞私货的结果，但至今都没有被聪明的经学家们识破—

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山海经·五藏山经·南山经》

就在康有为怒斥刘歆篡改“太史公”文本的同时，“太史公”本人的作为，却遭到了意外的遮蔽。这个蒙受后人“篡伪之痛”的司马迁，正是两汉学者编造历史、并用历史叙事来取代神话叙事的始作俑者。尽管《史记》具有官方身份，但其所载史实，被后世证明有大量不实之处。以往的史学家，多以为那是司马氏对原始材料“有所不察”的缘故，但在我看来，其中更多的是一种蓄意的编造。司马氏的“篡改”，是在正典写作中注入个人观点，甚至直接用神话材料去编织史实，如“黄帝本纪”之类，反而无人诘问。太史官的主流地位，捍卫了这种改写和编造的权力，令其散发出正统、客观、公正和煞有介事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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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受到广泛支持的另一原因，在于蔑视神话和热爱历史，正是汉代儒家理性主义的主要表征，它要剔除所有的“乱力怪神”，并把其中有价值的信息采为信史。

以先秦的文献代替上古神话

典籍篡改者的行列里，并非只有儒士一种，道家、阴阳五行家和术士，也加入了这个庞大的队伍。所不同的是，后者从不伪造先秦典籍，而是直接利用神话叙事，伪造黄帝和他人的对话录，由此推出《黄帝内外经》、《素女经》等数十种伪经，仅湖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就在13种以上。此类上古经典的造伪，从未有人追究其造伪责任，这可能是因为“造伪”的痕迹过于明显，近乎赤裸的游戏，在汉代的知识语境里，此类假托黄帝之名的手法被视为文学修辞，而非蓄意的历史欺骗。

鉴于先秦典籍造伪蔚然成风，除了汉代，其他朝代的士人也竞相仿效，前赴后继，不断形成新的浪潮，不仅把中国变成文化造伪的超级大国，更为当下的神话研究，设置了严重障碍。另一更为严重的情形在于，神话典籍的鉴定及其整个神话研究，从未成为中国经学的主流，也没有受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关注。在本朝，上古神话只是三种人关切的对象：作家，如鲁迅、沈雁冰和闻一多；学者，如顾颉刚、岑仲勉、丁山、徐中舒、钟敬文、袁珂、饶宗颐等；印度文化研究者，如徐梵澄和季羡林等，但人数稀少，影响细微，从未进入所谓“国学”的核心层级。

中国历朝知识分子的最大过失，就是用轴心时代（先秦）的文献代替上古神话，以为那就是民族国家的文化起源。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与此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对希腊神话及其奥林匹亚神学做出必要的响应，就无法掌握古希腊艺术和哲学的内在本质。

而自从西汉以来，包括魏晋、唐宋、明清、民国及当代研究者，仅仅把神话作为一个附庸性现象。而1949年以后各地文化馆采集的民间神话故事，多经过阶级斗争理论的篡改，变得面目全非，乃至呆傻可笑。在政治学、历史学和实用主义学术观的多重挤压下，神话没有得到保卫，反而缓慢走向湮灭的终局。而民族国家的精神起源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空白。

朱大可 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崛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当时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其范围包括文化哲学、历史文化和大众文化等。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记忆的红皮书》等。

右图 《山海经》里描述的世界地图。

中国英语教学的十大神话 篇3

一、摘 要

神话是指古代人类受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限制，不能科学地解释外物和自身，便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和社会现象拟人化或超自然化，以远古诗歌或散文为载体，用以说明世界起源、自然现象、社会生活和人生奥秘的故事和传说，在用文字记录成文之前，大多是通过民间长期的口耳相传。神话是人类最古远的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学的最初源头，也是原始民族观、信仰意识等精神文化内涵的主要载体，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雏形，对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神话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与文化精神，制约着民族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影响着民族的精神性格、生存方式与文化走向及社会发展。对于中西神话作比较研究，探索两地先民对自然万物、社会生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的差异，探求蕴藏在神话中的潜质和依存在神话中的民族文化、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对于增近了解、促进交往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适应形势的要求，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正文

神话，在世界浩瀚的文学史上无疑是一朵奇葩。神话记载的是神的活动，反映的却是人类的思想和理念，因而它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虚拟和想象，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神话是“通过人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的产生依赖于人的“自意识”的形成，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会有不同的文化和思想体系，因而也就会有不同的神话。

中国神话传说主要是指汉族的一些神话传说，道教的、佛教的以及远古的神话。而西方神话传说则主要包括古希腊神话和《圣经•旧约》。

1、主题上的相似

（1）神话都有十分相似的主题: 世界起源、人类起源、灵魂不灭、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等等。如关于天地人类的起源,中国神话中盘古生于浑沌之中, 开天辟地。女娲补天,传土作人。古希腊神话中卡俄斯与妻子浑沌之中先创光与昼, 然后创天地,天地生神族，神塑土作人。圣经中，造天地和造人的都是上帝。这意在说明天帝或神族创造出宇宙及人类,人类的诞生与土地密不可分。

在《中国神话与“两希”神话比较》中宗凡滟从创世神话、造人神话、洪水神话、星宿神话、惩罚神话五大类型出发，对中国神话和“两希”神话进行了比较、分析，探索中西先民对世界认识异同的根源，从而发掘民族早期中西思想和民族精神的异同之处。

在《初探中西神话传说中的相似主题》中周含通过“创世造人”、“大洪水的传说”、“世界中心的山”、“天堂与地狱”这几个相似的主题进行比较，来探讨中西方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共同之处。在《中西神话传说中的几组共同主题》中王颖认为在中西神话传说中, 存在着“ 创世造人”、“劫后重生”、“塔树通天”、“徒劳无功”等四个共同主题。在《从神话看中西文化异同———中西创世神话比较》中卢沁钰把西方的创世神话, 伊甸园神话, 挪亚方舟与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盘古开天辟地, 伏羲、女娲兄妹和女娲补天分别作的对比研究，反映出中西文化的相似处和差异性。在《从神话看中西古代文艺观的差异》中江宁康从起源类型、洪水类型、太阳类型、火的类型、英雄类型五个方面阐释主题内容的同异：天帝或神族创造出宇宙及人类, 人类的诞生与土地密不可分；在自然灾害面前，中国的天帝法力失灵而人世的疏浚水利见效, 神与人君合一,西方的神族法力无边,人世仰仗神赐才得以再生；文艺受神的掌管,日神掌管艺术并给人间以光和热,文艺有激扬人心的作用；火是人类生存的必需,中国由人世实践取得了火,古希腊人相信火自天来, 非人力可为；平定人类社会的英雄,在中国是人世的君王,在西方是借助神力并最终变成神的神人之子。

（2）对自然现象的神化的解释

如有名的洪水神话，中国是大禹治水、古希腊是丢卡利翁和皮拉、希伯来是诺亚方舟，还有比如,打雷了,古人无法科学地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便认为是天上的神仙在发脾气了。古希腊神话中掌管雷电的是天王宙斯,中国的古代神话中也有雷公。人们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把大自然当作神来顶礼膜拜,并演绎生成种种神奇、浪漫的神话。例如,希腊神话中有太阳神阿波罗、月亮女神阿耳忒弥斯、海神波塞冬,等等;中国的神话也有诸如水神共工,火神祝融,太阳神炎帝,等等。

（3）对古人原始生活的记述

神话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反映古人征服自然的愿望和壮举,记述部族起源、发展,以及部族战争的英雄神话与传说。比如,中国的古代神话“夸父追日”,反映了原始先民追求光明的精神。“精卫填海”中炎帝的女儿“游于东海,溺而不返”,她化作精卫鸟,衔石填海,这是古人颂扬锲而不舍精神的神话故事。《山海经:大荒北经》里记载了黄帝与蚩尤战争的一个片段:“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这其实是原始部族战争的反映。古希腊神话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众多故事实质上是历史附会神话的产物。古希腊神话也有众多的英雄传说,比如:大力神赫拉克里斯立了十二大功,被高尔基称为“人类最早的劳动模范”;伊阿宋为了个人荣誉,率领众英雄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夺取了金羊毛;奥得修斯设计了木马计,帮助希腊联军在特洛伊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希伯莱中的《出埃及记》等等。

关于神话起源方面，蔡恒在《中西上古神话比较研究》中认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都十分的有限。他们在自然的力量面前, 显得无能为力。因此, 就把自然界各种变化的动力, 归之于神的意志和力量。他们认为, 这些变化莫测的现象, 都是一种超乎一切的神指挥着、控制着。于是, 在他们的心目中, 一切自然力都被形象化、人格化了。随后他们又在生产劳动中, 依照自己的英雄人物的形象, 创造了许多神的故事。

2、内容上差异性

（1）中国神话注重对女神的赞颂，西方神话中则是男性受到特别的尊崇。

在人类起源上，中国的神话中说，女神女娲造人，独立创造了人类，之后炼五色石补天，除恶龙，逐猛兽，填塞洪水，使民众重新安居乐业。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从不表彰自己的功劳，也不炫耀自己的声誉，因而被尊为“功劳上达九天，下及黄泉”的慈爱、谦逊、伟大的人类母亲。此外，“精卫添海”的神话中，炎帝之女女娃被水淹死，化做一只精卫鸟，衔西山树枝、石子以填东海，表达了中国女子改造自然的渴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希腊神话则把创造人类的功劳归于男神普罗米修斯，所造之人也仅仅是男人，没有女人。而第一个女人潘多拉却是宙斯为惩罚男人由众神拼凑出来的。她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灾难、贫穷、饥饿、瘟疫、疾病、战争和死亡。希腊神话中明显的反映的是扬男抑女的思想。（《中国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神话之比较》高红樱）

（2）中国和西方关于诸神诞生的神话有巨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和英雄大多是因感生受孕而出生，如关于颛顼的出生是“瑶光之星如蜺，惯月正白，感女枢幽房之宫，生黑帝颛顼”；关于少昊出生据记载是“黄帝时，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而生白帝朱宣”；女狄吞水中月精而生夏禹，姜嫄感巨人足印而生周人始祖后稷，庆都感赤龙而生尧。西方神话中却绝少此类似的感生神话。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和英雄多是神与神、神与人交媾衍生出来的。赫西俄德的《神谱》中的以宙斯为主神的奥林匹斯神统中诸神皆为宙斯的血亲。宙斯是名副其实的“万神之父”。

（3）中西方神话体系不同。古希腊的神话世界犹如人间，最高统治者是众神之神宙斯，在他的统治下，有大臣即各种各样的神。他们分工明确，血缘清楚，各司其职。如雅典娜是智慧的化身，专司纺织、雕刻、制陶等专业技术；太阳神阿波罗主管光明、青春、医药、音乐和诗歌；中国的神话世界虽然也有创世纪神盘古、女娲和后羿、夸父、禹、蚩尤等超自然力的神，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血缘关系清楚、社会分工明确的神世界。

3、思想观念上的差异

在神话观念方面,希腊神话中的神与人是同形同性的。众神有着凡人所有的喜怒、好恶、欲望等情感,而且各自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如宙斯的风流、赫拉的极强嫉妒心,赫尔墨斯的虚荣等,众神并没有被塑造成抽象道德的化身。他们具有和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充满着凡夫俗子的种种感情欲望——恋爱、嫉妒、争斗等，真实全面地表现了人的品性和本性，有很强的世俗性。神与人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希腊神话更像是“人话”。中国神话中的“神秘”色彩则浓厚了许多。“神”在先民的心中庄严而又肃穆。对于“神”,他们是既恐惧又崇拜。具体到神的形象,也与人是不同的类别,中国神话中的“神”十分奇特,通常是与“怪”相联系,甚至从中能够追寻到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痕迹。例如,创造人类的女娲是人面蛇身,神农氏是牛头人身。这些神的形象,都是典型的鬼灵精怪,给人一种敬畏感。此外,中国神话中的“神”不像希腊神话中的众神那样具有人的情态和内涵,他们的个性大多平面化,而且与生俱来,恒定不变,有时还成为某种抽象道德的化身。例如,女娲的身上始终体现的是仁慈善良的母性精神,而开天地的盘古,逐日的夸父,则被赋予了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富有牺牲的精神。总之,在中国神话中的“神”身上缺少人的丰满的性格特征。

在《从炎黄战争和特洛伊战争神话中看中西神话的差异》中李瑞仙认为中国留传下来的神话, 是产生于上古时代的“原始神话”；而希腊神话传说,则是属于“文明神话”, 是古希腊进入文明社会之际, 经过进一步文学加工的上古神话传说。中国神话片段散乱,而且描写粗略。希腊神话完整, 情节丰富。中国神话人神异形异性,多是人面兽形,或由兽形幻化而成,具有高度神圣化特点。而希腊神话人神同形同性, 具有高度人格化特点。神中国古代神话神都是高高在上,几无七情六欲。希腊神话中的神外形与人多无差异,人间种种喜乐争斗也发生在诸神之间。特洛伊战争的原因,是由于帕里斯把金苹果判给了阿弗洛迪特,因为后者许他以天下第一美妇。

在《简析中西神话差异》中李翠萍从中西造人神话的差异、神的形象差异、人神对立和天人统一的差异、伦理道德和个性自由的差异四个方面反映中西民族精神和风貌的差异。在关于希腊神话和中国神话在神话体系、人生观、形象塑造等方面的差异及形成原因方面，杨姗姗在《略论中国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神话的差异》中认为，希腊神话体系表现为完备、丰富、具备逻辑性，而中国神话表现为短小、丰富、散乱。在人物形象方面，中国神话英雄不食人间烟火，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注重品行与德操。古希腊神不但集中了人类外貌美的诸多优点，而且完全按人的心理动机思考和行动。他们具有和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真实全面地表现了人的品性和本性，有很强的世俗性。

关于中西神话差异的原因，杨则认为由地理因素、历史原因、民族心理因素、宗教、信仰的差别这几种因素引起。在《人的神话与神化的人——中西神话比较探析》中李娅菲认为，由于地理环境、心理结构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差异, 造成了各自神话的变异和差别。在《谈谈中西神话不同的思想根源》中何鹏认为中西方神话的差异与中西方的地理环境、人民当时的生活方式、神话产生的时间，以及所有的哲学都是有关系的。

在审美情趣方面，中国神话与西方神话形成了庄严悲壮与活泼欢快的鲜明对比。人们熟知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鲜明地透视出远古生存环境的恶劣、艰苦。灾难与痛苦使中国先民成为“早熟的儿童”，他们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历经了大悲大痛后，经过世代的遗传，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神话世界中，用幻想的方式记载了创世英雄们为生存与自然拼死搏斗的悲壮场面，使得中国神话天生具有悲剧色彩，庄严沉郁，令人压抑。古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天然的港口，富足的生活，使他们乐观向上、朝气蓬勃。其神话也处处呈现出儿童的天真活泼，神们都过着无拘无束、安居乐业的神仙日子，因而古希腊神话活泼明朗，很少有中国古代神话中沉重、悲壮的气氛。

4、民族文化的差异

在民族信仰方面，不同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作用下，西方和中国神话分别体现出“崇力”与“崇德”两种神话特质。西方的神话中，赞美崇拜的不是救苦救难的“德者”，而是叱咤风云的“力者”。而“力”的最高形式是战争。王位都是通过战争取得的，而不是“禅让”。中国则是三皇五帝式的圣德。中国神话中的神为人们所称赞的是因为他们锲而不舍，救世拯民的努力以及熔铸在精神品质中的“德行”。中国神话中创世女娲、天辟神盘古、夸父、文化英雄神农、后羿、治理水的大禹，他们为了整体的利益毫无顾虑的做出自我牺牲，成为美德与贤能的化身。

在人生观方面，中国神话与西方神话体现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不同倾向。中国原始初民生活在险象环生的恶劣环境之中,面对天塌地陷、洪水滔天、烈日炎炎、凶禽猛兽随时侵袭人的恶劣环境,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单薄、太渺小了。为了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生存下去,原始初民不得不成群结伙, 协调动作,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去抗御自然,以维持起码的生存。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维护群体利益、坚信美好未来的民族个性熏陶和化育了中华民族并代代相传。因此，中国神话中受到讴歌赞扬的英雄也是牺牲个人利益、克己奉公的典范。盘古开天辟地，死后眼睛变为日月，手足、身躯变为大地、四极和五岳，血液变成江河，头发变成了星星，他把自己的一切完全彻底地奉献给人类；大禹新婚四天就离家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古希腊神话恰恰相反，它大力提倡的是个人主义，张扬个性，放纵原欲，尽情地享受现实世界生活，实现个人价值。宙斯虽是高高在上的天帝，却时常到人间寻欢作乐，美狄亚为爱情而背叛祖国，赫拉出于嫉妒而报复伊娥，帕里斯为女人而把金苹果判给阿佛洛狄特„„这些在古希腊人眼中都是正常的，值得称赞或是可以原谅的。这是因为古希腊人的海上生活刺激了独立不羁和追求自由的精神个性的形成，他们意识到独立、自由的价值，关心的只是如何发展自己以应付来自大海的挑战，因而推崇自我为中心的个性主义与原则。腊神话中尽管有的神具有英雄气质，但他们终归追求享受，注重自我实现，体现了个人主义倾向。

在自然观方面中西神话体现了“天人合一”与“天人对立”的差异。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古代先民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生存问题。中华民族的祖先只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违农时，顺天行事，就可以得到生存的基本保障。和谐有序的农业文明，循环封闭的生存环境，使原始初民把大自然当作他们衣食住行的主宰和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朋友。“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大自然幻化的诸神，不是某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是可以和人类和睦相处的道德力量。古希腊神话多写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和人对神的抗争，希腊诸神常捉弄甚至三番五次地想毁掉人类。古希腊海洋文明孕育了驾役自然、征服自然的“天人对立”的思想。长期的海上冒险和漂泊不定的生涯，使古希腊人感受到大海的神秘和力量的巨大，惧怕大自然的威力，又不甘屈服于大自然的淫威，遂使古希腊人逐渐形成了人神对立的观念。

在《中西神话与中西文化传统》中何文祯从天人对立与天人合一、善恶同源与善恶分明、以美主善与以善主美三个方面阐释中西文化传统的对立。

在《从中西神话之异看文学民族特色的历史渊源》中刘长通过中西神话异质点的比较,得出“在神话的深层结构中, 深刻地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早期文化, 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在民族精神的底层, 转变为一种自律性的集体无意识,深刻地影响和左右着文化整体的全面发展”的结论。

在《跨文化视角下的中西方神话对比研究》中莫柠源从跨文化交际学角度，运用霍夫斯塔德的文化价值观理论分析了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得出“中国神话表现出的价值观为集体主义、高权力距离、较强的不确定性回避、女性化和很强的长期取向倾向。希腊神话表现出的价值观为个人主义、低权力距离、较弱的不确定性回避、男性化和较弱的长期取向倾向”的结论。

在《神话传说折射出的中西方文化差异》中尹晓予论及中西民族文化差异：中国文化注重和谐，伦理至上；源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文化注重个性，探究智慧。最后得出结论：希腊神话及西方民族文化得益于经济的、力量的、智慧的聚合力，中国的则得益于礼仪的、伦理道德的聚合力，从而构成典型的具有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两类神话和文化。

关于中国、西方神话之比较，学术界的看法：有的说崇实与求知、本善与原罪、尚性意识与两性禁忌、听命与由命。有的说，中国的神话传统和西方各国神话传统都产生在不可能正确地科学地解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幼稚时期，中西神话的创造都离不开人类的生产劳动与实践，中西神话传说都反映了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共同愿望，中西神话和英雄传说都具有戏剧性的因素，中西神话传说同样有着审美与道德价值同样升华读者的精神世界，同样有着永久的魅力，并同样成为人类的共同的文学财富，有的说中国与希腊神话存在神话的不同发展阶段、神际关系、神话的系统等差别。有的说有神人同形与人兽同体、女性崇拜与男性崇拜、神本与人本、崇力与崇德等差异。众说纷纭。

三、结语

中国和西方神话因都产生于人类的初始时代，都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发展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积累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因而有相似之处。而又因为中西方的地域、自然条件、历史发展等方面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差异，形成了中西方神话的不同特色。在当今世界文化大汇集，大综合的时代，我们不仅需要挖掘研究我们自己的文化，而且要把眼光延及全世界，不仅学习借鉴世界文化的发展现状和最先进的文化知识，而且要挖根朔源，全面了解每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走向，以趋利避害，完善自己，发展自己。俗话说，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从中国古代神话与西方神话的不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在民族性格与文化思想方面的差异。对两者的比较研究，更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类文明史上的这两块瑰宝，使之在人类文明史上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四、参考文献：

《中国神话与“两希”神话比较》宗凡滟 《初探中西神话传说中的相似主题》周含 《中西神话传说中的几组共同主题》王颖

《从神话看中西文化异同———中西创世神话比较》卢沁钰 《从神话看中西古代文艺观的差异》江宁康 《中西上古神话比较研究》蔡恒

《中国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神话之比较》高红樱

《从炎黄战争和特洛伊战争神话中看中西神话的差异》李瑞仙 《简析中西神话差异》李翠萍

《略论中国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神话的差异》杨姗姗

《人的神话与神化的人——中西神话比较探析》李娅菲 《谈谈中西神话不同的思想根源》何鹏 《中西神话与中西文化传统》何文祯

希腊和中国神话的差别 篇4

由于地域等客观因素，不同国家的神话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就神的形象而言，有半人半兽的，有全兽型的，有的则人神同体。其内容更是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特点。而王玉北作家在《想并说着》中写道“神话是信仰的产物而信仰又是经验的产物，人类的经验不能到处一律，而他们所见的地形与气候，也不能到处一律。有些民族，早进于农业文化时代，于是他们的神话就呈现了农业社会的色彩……但是同时的山居而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却因经验的不同，故而有了极不同的神话。”【1】我较为赞同他的观点。因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等不同，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亦如此，无论是在神的形象上还是神话的内容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性。

(一) 性别崇拜不同

无论是希腊神话还是中国神话，他们都不约而同采用“神造人说”。在中国神话中，采用的是“女娲造人说”而希腊神话则是“普罗米修斯造人说”。与女娲造人相似，普罗米修斯所造的人是按照用泥土和水捏成人形，从动物灵魂中摄取善恶两种性格，封入泥人中，使其具有灵性，从而出现了第一代人。【2】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原始的人类还没有完全能够真正认识自己是从哪里来，从而根据他们的理解，他们是有尊敬的神创造的，体现了他们对神的，不明力量的崇拜。是原始人类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朴素认识。

但不同的是，在中国，造人的始祖，女娲，是一位女性。也就是说在中国原始社会中，对女性是崇拜的。而在希腊神话中，无论是第一代人还是之后出现的宙斯所造的第三、第四代人，均由男性所造。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中国神话出现的时间还是比较早，出现的时间应该还在母系社会时期。而希腊神话则是出现在父系社会，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因此，中国原始人相对崇拜女性而希腊先民则开始崇拜男性了。

(二) 神的形象的不同

不管是中国神话还是希腊神话，不同的神都有不同的形象。但是同一个的国家之间的神，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当然，中国的神也是具有共性的。在早期的神主要是半人半兽的结合体，例如女娲，她是蛇和人的结合体，而伏羲则是龙身人首。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神的形象越来越像人，例如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写道的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和玉母娘娘等形象，已经完全人化。不可否认，也出现了出现像孙悟空、猪八戒那种完全是以动物为形象的神。

而希腊的神，本来就是人的模样。在人类诞生那一篇中提及“普罗米修斯聪慧而睿智知道天神的种子蕴藏在泥土中，于是他捧起泥土，用河水把它沾湿调和起来，按照世界的主宰，即天神的模样，捏成人形。”也就说，他们认为神与人的样子是一样，只不过神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例如他们更加健美，更加勇敢，或者他们更加睿智。生活的地方更加舒适、食物更加丰美罢了。

中国的神话早期出现的半人半兽的神主要体现了对自然的畏惧之情和对图腾的崇拜。在原始人类认为动物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当时的先民不能够战胜的力量，于是他们开始崇拜，就把这种动物的力量寄托在神上。同时，人类也已经开始对自己有了一定的认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人兽同体的情况。例如，伏羲和女娲的形象就体现了对蛇和龙的崇拜。

而希腊神话中的神的形象都来自生活，在生活中都能够找到原型，而且他们的神反映的是社会的真实情况，这些反映了人的欲望，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当然，就如希腊上文提及的那样希腊神话出现的时间相对晚，对人已经有了相对较深的认识，但另一方面却不能解释人的欲望等问题，对自然现象依旧充满畏惧。所以希腊神话的神及具有神力，例如呼风唤雨;也具有人的情感，例如七情六欲。因此希腊的神不仅有人一样的躯干、生活习惯，七情六欲，同时也拥有了风雨雷电所拥有的力量。

(三)神的性格不同

中国的神和希腊的神的性格是很不一样的，希腊的神比较偏个人主义，而中国的神则是无欲无求的。

希腊的神，以宙斯和他的妻子赫拉为例为例，他们两是众神之首和天后。可宙斯是个不忠实的人，他经常背弃妻子，对凡人或半神的女儿滥施爱情。而赫拉又是一个善妒之神。例如有一次，宙斯在追求伊娥时不小心被赫拉发现，把伊娥变成了小母牛，因此伊娥受尽苦难才能够变成人，与宙斯结合。这主要是因为古希腊人也是按照人的形象创造神的，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也要吃喝、恋爱、生育等生活需要。众神中有的正直、勇敢，有的奸诈、胆怯。他们的个人主义相对来说

而中国的神，则是谦谦君子，无欲无求，悲天悯人，造福人类的。后期受道教的影响，中国的神一般注重修心养性。他们希望通过修心养性来提高自己的法术和道行。例如在《西游记》中的观音菩萨，她是慈悲为怀的象征，她普度众生。在民间不少人把她供奉在家里。

希腊的神，是由真实的人幻化而来的，他们是神化的人，希腊先民以神的性格、价值观来表达对自由的向往，是自我意识，原始欲望的曲折表达。

而中国的神，则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先民们希望世间能有一群这样的神。他们是理想的人的象征，当人们在苦海时，众神能够把他们救出苦海，是中国先民们精神上的寄托。

(四)神的权利不同

中国的神，具有高无上的地位，众神为首的玉皇大帝统治着天地魔三界。能够惩罚天界的神仙，地界的人类和魔界的小神。他能够主宰任何人和神的命运。而且中国的神拥有长生不老的特权，他们修炼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永远居于那个神位。

但是，与中国神不同的是，希腊的神并非至高无上的，任何神都是受到制约的，例如宙斯会害怕天母赫拉。希腊的神是由一定的法则的。例如他们信守诺言，众神只要想冥河起誓，他们就必须实现诺言，认为那是神圣的誓言，不可侵犯。例如，太阳神阿波罗因为向冥海起誓完成儿子法厄同的一个愿望时，法厄同要求乘太阳车游玩时，他因无法违背诺言而即使儿子在这过程中遇难也无能为力。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中央集权国家，人们认为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拥有支配别人的权利，而长生不老则是中国人的美好愿望的寄托。希腊早期已经是民主城邦，他们的法制意识和民主意识已经很强。因此，他们有一套法则，信守承诺、讲求自由。

(五)结语

每个国度的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当时人们的意识的外在表现。从中国的神话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的理想品质为仁德兼备，爱满天下，慈悲为怀的。而希腊神话的时代则是向往自由，歌颂英雄的时代。中国提倡集体主义;而早在希腊时代，西方开始注重个人意识。从神的权利，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先民已经开始信奉集权，而希腊则是喜欢民主治国。

当然，神话不仅仅只是神话，他们不仅仅代表那个时代的意识和现象，还持续地影响了后世。例如西方的民主的渊源则来自希腊，而希腊神话已经开始记叙;中国的集体意识也一直延续至今。因此，通过中西神话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民族的神话，就是对一个民族文明起源的描摹，但是神话并不止于此，正如马克思指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他的土壤。”【3】其实，中国神话亦是如此。一个民族的神话影响后世的诗歌，艺术和音乐的发展，甚至影响了一个民族的集体秉性。因此，对中国和希腊文化进行研究，能够从源头上了解中西文化存在差别的原因。

参考文献：【1】 王玉北 .想并说着. [j]华夏出版社.

【2】 施瓦布.希腊神话故事.[m]宗教文化出版社.

中国“阿甘妈妈”书写爱的神话 篇5

中国“阿甘妈妈”胡艳苹与28名智障儿写实生活的多段网络视频被百度、天涯等贴吧广泛传播，引发网民极大关注。很多网民发问：“漂亮的‘阿甘妈妈’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她为何收养素不相识的智障儿？”“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他们何以能融洽相处？”

带着疑问，记者走近“阿甘妈妈”和她的“善满家园”。

丧子之痛激发救助之心

当记者走进“善满家园”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智障孩子们争相展现自己的绝活欢迎“阿甘妈妈”：有的在屋外空地上扭秧歌，有的吹着用打火机改装的唢笛，还有的竟拍着手唱二人转……

究竟是啥原因让“阿甘妈妈”用这种方式帮助这个特殊群体？

胡艳苹含泪说，10年前，她婚后不久就怀孕了。然而，宝宝的降临非但没有给她带来初为人母的兴奋，反而带来了撕心裂肺的痛——孩子患有先天智障，短短7个月后夭亡了……

从那时起，胡艳苹开始收养智障儿。“我一看到无家可归的智障儿便想到自己的孩子，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母爱情结。智障者也有快乐生存的权利，我从心底想帮他们，也算为自己的心灵增添一丝慰藉。”

家人强烈反对

然而，胡艳苹收养智障人的行为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这些孩子刚来时，一个个浑身臭烘烘，不是随地大小便，就是砸玻璃、摔东西。更有甚者，吃饭时先把饭菜倒在地上，然后用手抓着吃。”胡艳苹的母亲于秀兰说：“那时候，我总觉得自己上辈子是不是作啥孽了？她捡回一群‘活祖宗’，还让我们活不？”

胡艳苹的丈夫说她“把智障人治好了，把正常人整智障了”；大姐扬言断绝姐妹关系；二姐夫嘲讽她“人喜欢啥的都有，就是没见过喜欢傻子的！”

爱能改变一切

“善满家园”的管理员小葛子告诉记者，智障人生活的开销真不小，每年这里要买10箱鞋子、300件衣服，用坏4台洗衣机，用掉600袋洗衣粉，吃1万斤大米、600斤豆油，甚至连洗脸洗脚用的塑料盆至少也要买100个，“往往是头天刚买，第二天就被他们踩碎了……”

小葛子说，为了让他们更快乐，“善满家园”经常组织这些人跳秧歌、唱二人转、做游戏，还教他们种小花小草、采摘果园水果，用简单劳动培养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丰富多彩的生活让这些孩子的神智奇迹般地好转。”经常为这些智障儿做检查的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阴生国大夫说，起初连大小便都不知道的“开心”现在能生活自理了；只知道骂人、打架的“小秋”现在见人就敬礼、握手、打招呼……更令人惊讶的是，就在记者采访时，智障儿“可欣”的癫痫病发作了，胡艳苹马上对着她唱起《常回家看看》，“可欣”的抽搐竟立刻停止，也拍着手和胡艳苹一起唱起歌来。

多年来，不少网民想给胡艳苹捐钱，但她没接受过政府和个人的一分钱捐助。“大家的好心我领了，但我现在还有能力让他们吃饱穿暖、让他们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不想把这个事情做偏、做歪。”胡艳苹给博友留言道。

他们共同书写爱的神话

胡艳苹的善举感动了亲朋好友和无数网民。在她的带动下，原先竭力反对的家人回心转意，加入到爱心队伍中，她的父母甚至跟智障儿同吃、同住生活在一起，照看他们；胡艳苹的博友孙志刚为她的事迹所感动，还在上大学的他一放假就到“善满家园”，教智障儿认字、读文章。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智障人员1183万，这个特殊群体的存在，毫无疑问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创建文明社会征程中一块无法回避的伤痛。

（据新华社）

中国的励志神话寓言故事 篇6

勤劳的弟弟起早摸黑出门去做活路，他嫂嫂就在家里把好吃的东西弄来吃了，弟弟又苦又累又吃不饱，他每天跑到山上去倾诉自己的苦情。久而久之，被对面山上的一个姑娘听见了。从此，姑娘每天与他遥遥相望，有意无意地向他微笑着。

有一天，他鼓足勇气，向姑娘倾吐了自己的苦闷，姑娘就对他说：“你舍得把钢刀背在身上，把利箭握在手中，你就会获得我，就会吃不完，穿不完。”说完，姑娘不见了。第二天，他又到山上去，果然又见到了那位姑娘，随即走到姑娘身旁，姑娘对他说：“你去把山上的老虎全部打死吧，但是，身上有铜钱花的那只你不要打，那样，我就会变成今天这样，给你做媳妇。”

小伙子真的在第三天早晨背上刀，拿着箭，把山上的虎全部打死了，当他准备打死身上有铜钱花那只时，那只虎忽然变成了一位姑娘，与他这几天见到的一模一样，这姑娘流着泪对他说：“是你救了我啊，我要你做的都做到了，而今，我还不能与你成亲，因为我不是凡人，我若要变成凡人，必须跳到水塘里泡三天三夜，脱一层皮。我跳下去前，在岸边插一枝杨柳，如果杨柳青了，说明我活了;杨柳黄了，那我就死了，你就离开这里走吧。”说完插上杨柳，纵身跳入水塘，小伙子天天守在岸边，三天过去了，柳枝有些发黄，他正准备离开时，柳枝又青了，没等多久，水面上就浮起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赶紧下塘把姑娘扶起。他们双双一起走啊走，走到一个宽阔的坝子时，那姑娘就指石为基，指木为屋，进到家里，家里所用的器具一应俱全。

成亲后，夫妻二人恩恩爱爱，相敬如宾，生活过得很愉快。

中国神话故事网的故事 篇7

隐娘被带到一个大石洞里，吞下一颗药丸，和两个同龄的女孩一起学习攀岩走壁。第一年，隐娘刺猿猴而百无一失;第二年，隐娘能一剑刺中天上飞的老鹰;第三年，剑换作匕首;第四年，隐娘可用羊角匕首当街杀人而不引人注意;第五年，师父吩咐隐娘行刺某害人甚多的大官。聂隐娘技术上已经不成问题，但她见到大官在逗小孩儿玩儿，一时不忍下手，直到天黑才杀了他。师父教她：“以后遇到这种人，必须先杀了他所爱之人，再杀他。”师父还为她开后脑，把羊角匕首藏在里面，要用的时候直接从后脑抽出来，比孙悟空的金箍棒还灵光。

隐娘后来嫁给了一个磨镜少年。婚后不久，大帅魏博高薪聘请聂隐娘去暗杀刘昌裔。刘是聪明人，算准她的行踪，派部下去北边城门口等隐娘夫妇，隐娘索性就为刘做保镖了。一个月后，魏博派精精儿来杀刘昌裔。半夜里，两条红白长巾凌空而降，隐娘飞檐走壁，不一会儿，就把精精儿给杀了。魏博又派空空儿刺杀刘昌裔，聂隐娘自知打不过，便变作一只小虫躲进刘的肠中，又让刘戴着和田古玉睡觉。到了三更时分，刘昌裔听到脖子传来铿铿一声，隐娘从刘的口中跳出来向刘贺喜：“刘大人您安全了，妙手空空儿一向自负甚高，准备妥当后攻击竟然没有得手对他来说是一种耻辱，所以他已经离开老远了。”刘昌裔低头一看，赫然发现玉佩上有一道很深的割痕。

中国男人和西方女人的性神话 篇8

人类对于性的误解以及在这些误解基础上形成的性神话，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被打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一对特殊的男女关系中，始终充满了大量的、形形色色的性神话，这对特殊的关系就是中国男人和西方女人之间的性关系。今天，我们通过对有中国男人伴侣的西方女人、有西方女人伴侣的中国男人的研究，可以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不但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而且，我们更有突破性的发现。尤为重要的是，这一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不但可以有助于中国男人，同时也可以帮助中国女人。首先，我们将这些形形色色的性神话以及产生这些神话的原因进行归纳和总结神话一：中国男人的阴茎太小。无法满足女人，尤其是无法满足西方女人这是一个流传非常广的有关中国男人的性神话，几乎所有的西方女性受访者都承认，她们听说过这样的传言，她们也告诉我们，这个传言在西方国家的确很盛行。比如，一个美国的受访者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笑话为了遏制非洲艾滋病的传染，世界卫生组织请日本某公司生产一批避孕套。避孕套运到非洲之后，却很快就被退回来了。日本人很奇怪，为什么把我们的避孕套退回来?难道是质量不好吗?对方回答说，不是质量问题，而是太小了。一个法国的受访者告诉我们，她每次回法国，都有人请她证实，中国男人的阴茎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那样小?那么，中国男人的生殖器到底是不是比西方男人的短小?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我们只要看一下相关的统计结果就可以知道。据统计，全球男士生殖器勃起时平均长度为14厘米；法国人的平均长度位居第一，达到16厘米，意大利人长度为15厘米，排第二位。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则分别为14.9厘米和14厘米，美国人则为12.9厘米。其中韩国男士最短小，平均为9.6厘米，印度人排行倒数第二，平均为10.2厘米。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数据，据统计，在中国的主要工业区，中国青壮年男性勃起之后，阴茎的平均长度非常接近全球的平均值，为13.07+1.12厘米；最短8.60厘米，最长17.43厘米，平均正常范围为10.87-15.27厘米。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男性的平均长度比不上法国人与意大利人，但还是要大于美国人的平均值。事实上，女性在性方面的满足程度与男性生殖器官的大小并无直接的关系，我们的调查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神话二：中国男人持续时间太短男人持续时间的长短和阴茎尺寸大小以及长短虽说都涉及男人的性能力问题。不过实际上这两者是存在区别的，男性的尺寸大小通常并不影响女性的性快感程度，而时间长短会。有趣的是，与第一个神话不同的是，制造这个神话的似乎更多的是中国人自己。我们采访过一个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女留学生就曾直率地表示，由于性方面的原因，她今后不会再考虑找中国男朋友。她举例说，中国男人在床上持续时间太短，她以前的一个中国男朋友就只能持续四十分钟。实际上，四十分钟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已经足够让女性达到高潮。性生活并不是时间越长越好，时间太长对男女双方只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神话三：中国男人对性不感兴趣好莱坞电影中，中国男人的形象极少，即使偶然出现(包括那些著名的功夫明星)，也都表现出不近女色。同时，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中国自己的电影在表现男女爱情上也很含蓄，中国人在爱情上同样含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给不含蓄的西方人以中国男人对性不感兴趣的印象。在国外，一位学者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不过一问完，他马上就意识到了：“我刚才是不是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否则中国怎么会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当然，在节育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人口数量和性趣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但是，这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男人对性不感兴趣”这一刻板印象的错误。另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男女授受不亲”，所以中国人对男女关系特别敏感，而由于同性恋的缘故，西方人对同性关系更注意一些。在海外的中国人，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差异，也很容易给人留下“对性不感兴趣”的印象。比如，一个中国女留学生的男友在另外一个城市，每次来看她，都借宿于当地另外一个中国男留学生的宿舍。中国留学生之间这种相互帮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时间一长，那个中国留学生的外国同屋们就在悄悄议论“那个中国人是个同性恋，因为我们经常发现他和另外一个中国男人睡在一张床上。”神话四：中国男人由于没有胸毛，所以不性感体毛少，这个曾经被中国人骄傲地解释为“从猴子进化成人的时间比较早”的特征，今天同样尴尬地成为不性感、不够男人味的缺点。的确，由于中国人不容易老，许多三四十岁的中国人，还可能被西方人误以为未成年，这个“优点”反过来对于中国的男性来说，确实会成为一个“缺点”——显得不够成熟。但是，性感与体毛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的调查发现，欧洲人比如意大利人，可能认为男人敞开的衬衫中露出一些体毛是一种性感，但并不是整个西方世界都持类似的审美标准。反过来，有许多西方男士为体毛过多而烦恼。另一方面，在中国人中间同样也广泛流传着一些有关西方女人的性神话神话一：西方女人有艾滋病中国男人总体对西方女人不够了解，加上来自大众传媒对西方女人的开放报道，许多中国男人形成了西方女人有艾滋病的错误概念。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向西方女人提到这一点时，西方女人的反应惊人地相似：先是表示不可思议、不敢相信，接着指出西方国家由于比较重视艾滋病的预防，艾滋病的得病率已经很低了，之后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才值得关注。顺带提一句，目前的有些宣传，不恰当地夸大了两性之间传染艾滋病的可能性，似乎只要跟病毒携带者性交一次，就必然100％地被传染上艾滋病。实际上，通过男女的性交方式传染艾滋病的概率是很低的。有研究表明，与艾滋病感染女性发生性关系，即使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男性感染艾滋病的概率也只有0.03％－0.09％，如果使用避孕套，感染概率则降低为十万分之一，它低于全世界十年之内的飞机失事概率。神话二：西方女人个个都是色狼恐怕很难找到一部好莱坞的电影中没有男欢女爱的镜头，而且电影中的男女通常一见面就上床，这就不知不觉中给中国男人一个错误印象，西方女人个个好似色狼，遇到男人急不可耐地要上床。真的是这样吗?美国学者最新的一项研究为我们寻找事实的真相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许多丈夫不明白，只要自己不主动提出来，为什么妻子可以长达～两个月不需要性生活。另外一项研究更有趣，这项研究是由美国消费品公司Unilever(联合利华)进行的。他们询问了一千位女性，问她们愿不愿意为了交换满满一柜子新衣服而选择在十五个月内不要性生活。调查显示，多数女人认为这笔交易太划算了。许多女人还愿意多做几笔这样的交易呢，甚至2％的女性愿意为此禁欲三年。神话三：西方女人的阴道太松弛，中国男人的生殖器放进去就会滑出据说，这个说法的始作俑者是李敖，他说中国男人和西方女人尺寸不合，如同捣蒜。从解剖的角度看，女性阴道是一个伸缩性极强的特殊通道，发育正常的成年女性，阴道天生上端比下端宽。阴道壁由富有高弹力的肌肉组织组成，会收缩，还有皱襞及弹力纤维，具有较大伸展性，所以，阴道能扩大而不会变大。已婚女性之所以阴道有宽大变化，是因为生育、生理和年龄增长等因素，阴道上皮细胞和神经受损退化，阴道内管状皱褶肌层的肌肉张力降低所致。但是，阴道的松紧对性感受并不是决定性的，性学专家指出，采用某些体位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