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通用8篇）

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 篇1

作者： 董敏发布时间： 2007-09-12 14:49:17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七种：

（一）物证、书证；

（二）证人证言；

（三）被害人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五）鉴定结论；

（六）勘验、检查笔录；

（七）视听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实质上就是我国刑事证据的概念和法定种类划分。

关于单位证明是不是证据，以及属于哪种证据，长期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因而，单位证明的 “名分”在刑事证据中一直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境地中。然而，单位证明在刑事诉讼中一直以来所发挥着的其它证据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却是有目共睹的。

单位证明，是指有关部门以单位的名义向公安司法机关出具的证明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某些真实情况的书面材料。常见的如：关于人的自然状况、身份、资格以及历史情况的证明；关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自首和立功表现的证明；关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证人死亡、失踪的证明；关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逃的证明；关于涉案人员已作其他处理的证明；价格证明；民政部门出具的与案件有关的边界情况的证明；环保或有关部门出具的与案件相关的环境状况的说明；气象部门出具的关于案件发生时气象情况的说明；关于涉案物品性质、性能、状态的证明；关于对涉案物品进行处置的情况说明；与案件有关的声明等。笔者认为，单位证明既非证人证言，也非书证，理由是：

首先，证人证言是由除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而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之外的自然人所提供的证言。这其中，证人是以自己的感官感知案情为前提来提供证言的，而单位作为组织，不能像人那样以感官感知案情，所以，单位不能作为证人提供证人证

言。因而，单位证明作为以单位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并非证人证言。

其次，书证是以文字、符号、图画等记载的内容和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文件和其他物品。现实中，诸如书信、笔记、会计资料、有关文件、档案资料、证件、经济合同、标语、一些专用的标识等以其记载的内容和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的都属于书证范畴。书证是在诉讼开始以前或至少是在其被着手收集之前就已形成的。换言之，它不是针对诉讼活动或应诉讼的需要即时制作的。而单位证明则相反，它恰恰是在诉讼开始后，有关部门应诉讼的需要或针对诉讼活动即时制作的。因此，单位证明也自然不属于书证的范围。单位证明虽既非证人证言，也非书证，与其它几种法定证据则更无相同之处，但用《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一定义去衡量，单位证明又毫无疑问应属于一种证据。更重要的是，单位证明在刑事诉讼中所发挥着的独特证明作用，是其它证据所不能替代的。并且，这种独特证明作用在刑事诉讼中是不可或缺的。在此，我们不妨举例说明：关于与案件有关的某些情况的证明，只能由具有管辖权的政府民政部门以单位名义出具，若以个人名义提供采用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提供，则其证明力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可，因而是不合适的。同样，人的自然状况中，涉及人的姓名、出生年月等方面的证据，只能由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以单位名义出具，而以个人名义出具（指以 证人证言的形式出据）则是不合适的；关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逃的情况证明只能由负责案件办理的侦查、检察机关以办案单位的名义出具，而以证人证言或书证的形式出具若不是不合适就是根本不可能。

综上，单位证明应属于一个独立的、特殊的证据种类，应是一种独立于七种法定证据之外的特殊证据种类。

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 篇2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两方当事人就同一事实提供相反的证据, 且都无充分的凭证否定一方证据的, 审判机关应当根据案情, 确定一方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的证据证明力, 且对证明力相对较大的证据给以确认。因无法确定证明力的大小从而无法判断导致异议事件不能审定的, 审判机关应当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作出判决。”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高度盖然性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 其中证据证明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分量。案件最终判决的依据是证据具有排他性的证明力, 证明力大小是以质量来说服法官及方当事人的。因为在某些民事方面并不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 所以此标准有一定的局限区域。高度盖然性标准是由审判主体依据案情自主适用, 并无法律明确规定, 所以方便审判主体打破法律的机械性灵活适用法律解决问题。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自有它的优势。比如有利于调动法官的积极能动性, 法官作为审判主体不止具有司法人格也具有自然人人格, 法官也具有普通百姓的心理, 也会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等。高度盖然性标准赋予审判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提高了他们主动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司法审判的效率, 证据对于审判时候来讲属于过去式, 所以对于要收集证据的人来说有一定的困难, 高度盖然性本身富有弹性和相对性, 从而提高了办案的效力。一个案件的公平裁判不止要求实体公正, 最重要的是做到程序公正, 证据的证明力是保证程序公正的基石, 证明力的大小是裁判案件胜诉败诉的关键因素。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也有它的缺点。经过数百年的历史长河的洗涮与验证, 高度盖然性标准已被多个国家所认证和肯定, 但其在我国还没有形成体系。因为高度盖然性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如果法官本身因为文化层次等素养不够容易造成职权滥用现象, 容易滋生贪污腐败之风, 造成司法不公, 导致是非曲直的判断不合法的结果, 对当事人对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是比对双方的证据证明力的说服力, 具有排除合理性怀疑的证据更能说服法官。本身证据就是一种过去形式, 收集证据有一定难度, 如果双方的证据证明力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双方必须继续收集, 这种情况下势必造成人力和财力的浪费, 不利于高效解决纠纷。

既然高度盖然性有缺陷那么我们如何改善使之更加融入我国国情为我国所用呢?严格控制把握高度盖然性的尺度。高度盖然性顾名思义即某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不能适用逻辑思想来合理解决的时候人们所采用的一种根据事情发展进度的几率来辨别事件情形的一种认定方式。英美法系国家遵从盖然性标准, 基于我国国情即我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 目前今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各方面发展还不够成熟, 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所以我国采用的是一种比盖然性标准更严格的高度盖然性标。在给予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对其权利加以限制, 防止司法不公, 要求法官对自己的执行效力负责, 说明令人信服的判决的理由和依据。

大力发展法治教育, 提高审判队伍的法律修养和专业知识能力, 防止司法腐败。我国对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没有规定一定的机械性的尺度, 赋予了审判主体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基于每个地方每个地区每个审判人员的素质修养参差不齐, 这就给司法审判增加了难度, 给司法公正增添了阻碍。所以在借鉴国外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前提下我国需要建设一支有力量有素质有才能的法官队伍, 严厉惩治不良之风, 给百姓办好事办妥事儿, 让百姓信赖法律信赖执法者从而更加遵守法律。司法队伍的腐败风气不仅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而且亵渎了神圣的法律殿堂。为了防微杜渐, 把恶习之风扼杀于恶臭的摇篮之中, 我国应该加大司法队伍的党风建设, 加强人民群众对司法队伍的有力监督。在此基础上健全和完善司法机制, 不仅大力推行群众监督, 在司法内部也应该全力推进监督部门的建设和发展, 禁止官官相护。社会监督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应该增加一些方便监督的渠道, 比如公开投诉电话, 设立举报箱之类的方式加大监督的力度。司法队伍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法治建设的成果, 作为司法执行者, 法律的使者应该严以律己, 不贪污不受贿。带头树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守住道德和纪律的底线, 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用实际行动营造风清气正的司法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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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 篇3

关键词：短信；证据能力；证明力

中图分类号：D9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136(2009)23-0108-02

1短信概述

所谓短信是用户通过手机或其他电信终端直接发送或接收的文字或数字信息。短信是伴随数字移动通信系统而产生的一种电信业务，通过移动通信系统的信令信道和信令网，传送文字或数字短信息，属于一种非实时的、非语音的数据通信业务。

伴随着短信从手机扩展到小灵通及固定终端、从数字移动通信网扩展到固定电话网，人们对短信的认识也不再仅看作是数字手机的“专利”，业务形态在改变、网络要素在变化、信息内容在丰富，这一过程中始终不变的只有两点：一是短信的信息长度，始终是不超过160个英文或数字字符，或70个汉字，这与短信基于通信系统的信令网传送内容的机制密切相关。二是短信传递的方式——存储转发，当用户无法接收时，短信不会丢失，暂时存放在短信中心，当用户重新登录进网的时候，短信会迅速递交到用户手机上。

这些与生俱来的特点，使短信具备了传递准确可靠、迅速及时的优点，使短信具备了影响人们的习惯的基本条件。因此，短信走进法律领域也就成了一种必然。但短信能否成为证据，以及其证明力如何的问题却依然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加以论证。

2短信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

所谓证据能力，一般认为就是证据的可采性，但也有观点认为证据可采性与证据能力并非同一个概念。由于诉讼模式和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证据能力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为避免过多论述，这里只将证据能力简单地解释为能否成为证据的资格。

短信要成为证据必须具备相关性和可采性。由于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取决于具体的案件情况，不能单纯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论证。而对证据可采性的判断需要满足3个标准，即相关性、可靠性和正当性。

短信操作流程决定了短信数据存储于SP的平台时存在着数据被改编的风险。这是技术上的漏洞，但技术上的漏洞只能说明短信有被篡改的可能。换言之，被篡改只是一种可能性，只会影响该证据的证明力，而不能妨碍其可采性。在这一点上，国际社会已有立法实践：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于1996年通过的《电子商务示范法》第9条第1款除了明确数据电文可以作为一种证据外，还规定。在任何法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适用在任何方面均不得以下述任何理由否定一项数据电文作为证据的可接受性(admissibility)：①仅仅以它是一项数据电文为由；②如果它是举证人按合理预期所得到的最佳证据，以它并非原件为由。另外，加拿大1999年12月制定的《统一电子证据法》第4条规定，输出数据形式的电子记录，如果已经明显地、经常地发挥作用，并且被依靠或用来作为存储在输出数据中的信息的记录，那么它就是符合最佳证据规则的记录。

我国在这一方面也有立法实践，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电子签名法》)对数据电文的证据能力问题上就有重大突破。该法第7条规定，“数据电文不得仅因为其是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而被拒绝作为证据使用”。

因此本文认为，短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成为案件事实认定的证据。事实上，实务中也已经这样操作了，如“梁灏英诉覃军勇名誉侵权纠纷案——短信息侵犯名誉权案”。在这个案件中，原告就是利用了一条短信作为名誉侵权的证据被法院采信，从而赢得诉讼的胜利。总而言之，短信不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都有资格进人诉讼流程。

3短信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力

3.1短信当属电子证据

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的价值和功能，讨论短信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力问题，必须先解决短信属于哪种证据形式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现行法律对其的适用，也涉及到对其证明力的判断标准问题。当前学界对短信这类电子证据的归属存有很多争议，其中主要的有两种：

(1)认为电子证据是视听资料。理由是：电子证据和视听资料储存都需要借助一定的设备来反映；都是运用一定的科技手段制作、传播、识别和感知；易删改；易复制。另外，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将录音、录像、计算机存储资料等划归视听资料这一新的证据种类，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仍有许多学者支持将电子证据视为视听资料之一的主要原因。

(2)主张电子证据属于书证。根据是：电子证据和书证一样都是通过内容表达中心思想；我国证据理论和立法上都已经将书证扩大到数据电文形式；国外理论和立法也大多承认电子证据相当于书证。

本文认为，目前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短信属于电子证据，但学界对电子证据的归属存在不同看法。当前，许多人都建议将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证据，本文赞同这种观点。本文认为，电子证据在证据保全、采集、审查和开示上各需要有独特的方法以及专业人员的支持，不同于一般的传统证据。并且，2005年4月1日生效的《电子签名法》虽然不是对电子数据文件的专门立法。但是它至少说明了数据电文是有别于书证和视听资料的证据形式，具有单独成为证据形式的可行性。因此，我们不妨大胆突破现有证据的表现形式，承认电子证据为独立的证据种类。

3.2短信可以作为原始证据

短信作为电子数据文件的一种，其证明力究竟如何?本文认为，短信证据具备原始证据的资格。短信发送后经过sP平台储存并发送给接收人，只要向对方不能证明这个过程存在瑕疵，短信证据就可以被采信作为原始证据。上文论述了短信既不是书证也不是视听资料，那么我们就不能固守着书证和视听资料证据力的判断标准。目前，许多国家已经承认了电子证据原件与副本的这一特性，如加拿大《统一电子证据法》第5条规定，没有相反的证据可以认定产生或存储记录的电子记录系统的真实性。我国《电子签名法》第5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数据电文，视为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件形式要求：①能够有效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查用；②能够可靠地保证自最终形成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但是，在数据电文上增加背书以及数据交换、储存和显示过程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不影响数据电文的完整性。”因此，本文认为，只要不能证明短信本身的真实性遭到破坏，则在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前提下，就应当认定其为原始证据。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证明标准 篇4

摘要：证据问题可以说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的基础和核心，而在所有的证据理论中，证明标准又是一个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争议的问题。从英美法和大陆法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规定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或差异性主要从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三个方面得到了体现。通过对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分类、理论基础、实践价值等问题进行梳理和分 析，比较两者的差异并结合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现状，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提出了一些完善对策。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概念与实践意义

我国使用的教科书大多数都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定义为“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1]。笔者认为关于证明标准的含义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广义上，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指的是法律规定的司法人员在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要达到的尺度。在狭义上，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是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所应达到的尺度。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广义上的证明标准存在于刑事诉讼各阶段，即在立案、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审判各阶段，都要有相应的证明标准。这一点，李学宽教授等人已经明确提出了建立多层次性的证明标准观点，在此不必赘述[2]。而狭义上的证明标准仅适用于人民法院判决阶段。本文则主要讨论狭义上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证明标准的高低与否直接决定着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直接关系着被告人罪与刑的有无与轻重；另一方面，对证明主体来说，其对证明对象的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是其是否能够卸除证明责任的标志。”[3]正如英国证据法学者摩菲所言：“‘证明标准’术语，是指卸除证明责任必须达到的范围或程度。它是证据必须在事实审理者头脑中形成的确定性或盖然性的尺度；是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有权赢得诉讼前必须运用证据说服事实审理者的标准，或是他为获得有利于己的认定而对某个争议事实进行证明所应达到的标准。所以，从卸除证明责任的角度看，它是证据的质量和说服力应达到的尺度。”[4]可见，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至关重要，证明标准设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也正因为如此，诉讼法学界才会如此关注证明标准问题。

二、当前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及其不足（改革我国证明标准的必要性）

我国传统证据法学在证明问题上一直坚持下述观点“:我国诉讼中的证明任务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或案件的真实情况。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归根结底，就是要求司法人员底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进而认为“，法院判决中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 完全一致”。简言之，即要求诉讼证明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这在《刑事诉讼法》第162条中有所体现，该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随着我国诉讼法制的不断发展，有学者开始意识到客观真实理论的不足，这一标准已经明显滞后，其理由如下:

(一)以客观真实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实质上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遗迹

“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实行裁判中心主义，起诉中实行卷证移送主义；法官在审判期日之前就对被告的犯罪事实及相关的证据已有认识。”客观真实模式的前提是法官“无所不能”，诉讼中采纳这种审判模式，所追求的即是“实体真实”再现的审判价值观念，全部诉讼活动都紧紧围绕探明事实真相。

(二)客观真实说与刑诉法规定的“疑罪处理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存在逻辑上的矛盾 刑诉法规定的“疑罪处理原则”规定的是司法机关在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此罪抑

或彼罪有疑义时，从司法公正与效率和保障人权的角度规定的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原则，以保障诉讼效率和实现司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如果坚持客观真实说，任何一个案件的事实真相都应该被司法人员所掌握。这不仅需要大量的物力，也需要大量的时间。但现代法治国家“，没有效率的公正不是公正”已成为人们所深谙的一种观念。刑事诉讼作为一种社会证明活动，必须在一定时限内终结，否则即是对人权的亵渎。

(三)从司法结果进行检讨，客观真实模式容易导致不良的司法后果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主、客观原因，当有案件无法查得水落石出，因而形成疑难案件。对这类案件在处理时候，由于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在无法做到时，就会出现久拖不决，超期羁押的现象。

三、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比较分析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以可能性或确定性的不同程度来划分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如在美国证据法则和证据理论中，证明标准不仅包括侦查机关采取重大侦查行为应当遵循的标准：怀疑，可以开始侦查。而且包括检察机构起诉的标准：可能的原因；还包括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可以说，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存在着不同的证明标准，从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证明标准在可能性或确定性程度上呈递进的态势，对被告人作有罪判决要求达到最高的证明程度——排除合理怀疑。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奉行自由心证原则，对于刑事证明标准未作类似英美法的严格划分，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将法院判决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表述为“内心确信”。

关于两大法系中刑事证明标准的划分，我们大致可作如下比较分析：其一，英美法系中的证明标准偏重于从诉讼阶段上进行划分，证明标准成为不同诉讼阶段的主导者对案件进行实体处理——逮捕、搜查、起诉、定罪等的尺度；大陆法系中的证明标准偏重于从证明对象上进行划分，在理论上不同诉讼阶段遵循不同证明标准的观念并不十分明确，证明标准的划分主要立足于审判程序。其二，从划分证明标准的依据看，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根据可能性或确定性程度的不同来进行划分；而在大陆法中，主要根据证明的方式及法官心证确信程度的不同来进行划分。其三，无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在法庭审判阶段，对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均要求达到诉讼证明标准的最高程度，尽管前者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后者表述为“内心确信”。

综合其规定，证明标准的分类可从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这三个方面出发，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略作分析：

（一）关于不同诉讼阶段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阶段可以区分出立案、批准逮捕、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审判定罪阶段的证明标准。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对立案和逮捕规定了相对较低的证明标准，而对后者作出同一的标准要求，这些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看出。可见，英美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适用呈梯状递增的证明标准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

（二）关于不同证明对象的证明标准。根据不同的证明对象可以区分为程序性事实和实体性事实的证明标准。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的证明对象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的理论和实践，实体法要求相对较高的证明标准，而程序法事实只要求相对较低的证明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未对证明对象做出明确规定，理论研究方面看，通说认为，刑事证明对象的基本部分是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实体法事实;同时，从广义上说，某些程序法事实如关于管辖、回避、强制措施、诉讼期限、违反法定程序等应当作为证明对象。《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指对案件中的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至于诉讼程序上的某些事实，立法则未作如此要求。可见，大陆法中对

不同的证明对象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原则在我国刑事证据理论中得到了承认。

（三）关于不同证明主体的证明标准。根据证明责任承担主体的不同，可以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区分为控方证明标准和辩方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原则上由控方承担，被告方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贯彻有程度上的差异。在举证责任问题上，法律关于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例外规定意味着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某种减损。但是，司法实践中有时存在着由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更为方便也更为合理的情形。比如，为了惩治腐败，在此类诉讼中颠倒举证责任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实践。在英美及日本等国家，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根据是:在某些情况下，由被告人举证更为方便。一些国家在环境犯罪中，运用推定原则来确定环境污染案件中的因果关系，从而将推翻这种推定的举证责任转移给了被告人。我国刑事证据理论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即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例外是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案件。不同证明责任承担主体适用不同的标准，在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下，显然需要对被告人举证的证明标准做出回答。

四、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建议

（一）建立不同阶段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我国的刑事诉讼标准在移送起诉、提起公诉和定罪判决三个阶段作出了互相一致的标准，违背了诉讼认识过程的规律。我国在侦查、提起公诉，审判等不同阶段都规定为同等的要求，使得律师的辩护活动和取证工作没有意义了，并且给办案人员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于是在办理案件、收集证据的过程中极易出现指供、诱供乃至刑讯逼供等违法办案现象，某些案件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取证，难以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程度，于是此类案件易出现久拖不决，超期羁押等侵犯人权现象。

（二）不同的证明对象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实，它们的证明标准也应当不同；一是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适用客观真实证明标准。二是对于量刑情节：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出发，对其不利情节的证明应适用较高的证明标准，而对其有利情节可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三是对程序法事实，如回避、强制措施、诉讼期限、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方面的事实，可适用较低的法律真实证明标准，以确保诉讼效率。

（三）不同的证明主体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对推定的事实无需证明。其证明责任在于被追诉方。我国《刑法》第395条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一个典型：只要查明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的，即可认定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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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 篇5

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争议文章可谓蔚为大观，观点的剧烈碰撞如电光火石，论据的旁征博引似织女飞梭，让我等求学之辈望而却步。然而，笔者以为，证明标准的问题，与其说是法律问题，不如说是哲学问题，或者说更多的是哲学问题，是哲学上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及“真”的问题，本文试图以笔者对哲学的一知半解，对此谈一点浅见。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讨论的刑事证明标准仅指刑事司法裁判阶段的证明标准。

一、几个概念

1．关于“事实”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的一项法律适用原则，“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认为是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然而，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个是前后两句中的“事实”一词是否为同一含义？第二个是“事实”一词的含义究竟为何？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要分两个层次来说明。第一层：“以事实为依据”中的“事实”是指“案件事实”，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语中的“案件事实”二者为同一含义，意同英文中的“case”一词，不含价值判断。第二层：“以事实为依据”一语，还包含价值判断，即刑事司法活动，还必须以“真”为价值追求，这里的 “事实”意指“真实”。

对第二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有“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之分。①“所谓‘客观真实’，是说司法活动中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完全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即符合客观标准的真实。所谓‘法律真实’，是说司法活动中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符合法律所规定和认可的真实，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是在具体案件中

②达到法律标准的真实。”关于“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的争论文章令人

目不暇接，属同一流派的观点亦有细微差别，但总的来说，“客观真实说”缺点在于要求司法证明达到“客观真实”不切实际，难以实现，缺乏可操作性有，而“法律真实说”的又似乎降低了司法证明的标准，为错误裁判和肆意裁判留下了空间，甚至导致“事实怀疑主义”倾向。

笔者认为，这里的“事实”一词，应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上去理解。发生在特定时空里的那个事件（哲学上称为“自在”或“在者”，属于“本体论”意义上的）已经逝去，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再也不能重现，因此，特定的那个事件本身是不可能拿过来作为裁判的依据的，能拿过来作为裁判依据的只能是对那个特定事件的“认识”，是特定的事或物在人脑中的“映像”，是一种被感知的“存在”，是意识界的“存在”，是思维。也正是如此，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经过主观剪裁，而只可能是被主观‘污染’了的‘客观存在’”，因而是“可谬的”。③但是，这个“认识”不应该是任意的，而是“客观见之于主观，主观符合客观”的，具有“真”的品性，达到“真实”的要求的，实现了和“意①严格说来“客观事实”与“客观真实”（同样地“法律事实”和“法律真实”）是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但“客观事实”是与“客观真实”相对应的（“法律事实”与“法律真实”相对应），为了便于叙述，本文使用“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称谓。

② 何家弘：《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③ 参见王敏远：《一个谬误、两句废话、三种学说》，王敏远主编《公法》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识外的存在”（自在）统一了的“意识界的存在”，因而可直称“存在”。也就是说，“以事实为依据”的“事实”是认识论上的事实，是“存在”，而不是“自在”。

2．关于“真”

究竟何为真？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几种不同意义上使用“真”的概念。其一，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这是真的吗？”所追问的是，“这”是否“存在”。……“真”的第一层含义，是在“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中得以成立的。……其二，“这是真的吗？”并不是在是否“存在”意义上的追问，而是对具体的“在者”的规定性的追问。……“真”的第二层含义，是在“真实的”与“虚假的”的关系中得以成立的。……其三，……“这是真的吗？”的第三层含义，则不是对“对象”的追问，而是对关于“对象”的表象和思想的追问。……即，在认识主体的表象和思想中是否符合对象本身地再现了对象。这是明确地对主体地认识提出的问题，即所谓认识论问题。……“真”的第三层含义，是在人的认识“正确的”与“错误的”的关系中成立的。……其四，“这是真的吗？”并不是对“对象”与“映象”的关系的追问，而是对作为“映象”的“表象”和“思想”的关系的追问。……这种追问，具有更为深刻的哲学认识论意义。……其五，“这是真的吗？”并不是认识结果的“真”或“假”的追问，而是对认识主体关于认识对象的评价的追问。或者说，在这种追问中，成为问题的已经不是“存在论”和“认识论”问题，而是“价值观”和“审美观”问题。④

上述文字，经简单概括后，似乎可以理解为：“真”的第一层含义是“有”与“无”的问题；“真”的第二层含义是“是”与“非”的问题；“真”的第三层含义是“对”与“错”的问题；“真”的第四层含义是关于“现象”与“本质”的问题；“真”的第五层含义是“好”与“坏”的问题。对照这个关于“真”的层次理论，可以看出，通常的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求“真”过程，至多涉及前三个层次的“真”。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对证据的质证大多属于对前述第一、二层次的“真”的求证；对整个案件事实的确认，则属于第三个层次的“真”；对刑事诉讼活动规律的探求和认识，则应该是第四个层次的求“真”；对刑事司法制度的认识和评价，才可能涉及第五个层次的“真”。顺便说一句，只有后两个层次的“真”才可能与“真理”沾边，因为真理是“关于事物的规律性的正确认识”。⑤

3．关于“标准”

人的认识是否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世界？我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同时也是有限的可知论。客观事物是可知的，但同时须知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无任多么符合客观事物本身，但总是存在着质和量的差别，人的认识只能无限接近客观事物，而不能到达全部。那么，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认为认识符合事实了，达到第三层次的“真”了呢？这就自然引出了“证明标准”问题。

标准的含义究竟为何？在技术领域，标准的定义是“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⑥，它主要是针对产品或方法的，是量化的指标或指标体系，是必须达到的最低要求。技术标准的本质是对技术先进性要求与经济性要求的一种折衷和妥协，目④ 参见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56页，相关观点均引自该著。

⑤ 同上书，第160页。关于刑事司法认知方面的文章也有关于“真理”的争论，在此顺便表明笔者的观点。

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的是为了获得最佳的社会效益，它会随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的改变而改变。而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标准就是“衡量事物的依据或准则”。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表明，所谓标准就一定是明确的、具体的、量化的、有很强操作性的指标或指标体系。如果这是一个权威的解释的话，那么可以这样理解：标准既可以是明确的、具体的、量化的、有很强操作性的指标或指标体系，也可以是相对原则或抽象的衡量准则。比如，“我们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把实践作为衡量一种理论或道理是否为真理的依据或准则。作为标准而言，‘实践’当然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具体的尺度，但是人们并不因此而否定其作为标准的资格。”⑦

因此，本人认为把“标准”理解成某种准则、依据或要求，都是可以成立的，符合人们日常使用习惯。那种，过分强调标准的可操作性，把所谓标准理解成类似天平或直尺的工具的观点是片面的，在社科领域更是不能成立的。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

根据《汉语大辞典》的解释，证明就是“据实以明真伪”。这里的“实”当然是指真实、可靠的证据材料。现实中的证明活动，一种，只能在思维中进行，即根据真实、可靠的证据材料，理性地、合乎逻辑地思维，从而得出结论；另一种，除了通过思维得出结论外，还可以通过实验或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检验。对前者的可靠性通常让人心存疑虑，如我们讨论的诉讼证明活动；对后者的可靠性人们常常确信无疑，如自然科学中大多数证明活动。其实，即使能被实验验证，也不代表结论完全正确。“在它只是假设的意义上来讲，任何物理理论总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不管多少回实验的结果和某一理论相一致，你永远

⑧不可能断定下一次结果不会和它矛盾。”因此，就从这一点讲，所谓“客观真实”

说，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此外，对真实追求的成本以及与其他价值目标的平衡问题，也是“客观真实”说无法逾越的障碍。

对所谓“法律真实”说的责难也很多，在此仅举笔者认为最有说服力的一例：首先法律乃至适用法律的司法能否为确保“法律真实”提供足够的担保，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且不说法律规定的欠缺（这种欠缺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更为严重），即便是在法律规定充分的情形，在对立的纠纷和诉讼构造中，面对复杂的社会状况和案件事实，仅仅依靠法律程序和规定并不能保证接近真实；再且，案件真实的确定往往不能简单地依靠法律的定型规定，案件的变动性和诉讼过程中证据的被解释和被裁剪造成的事实的变化，都需要法官的智慧和经验、依靠司法统一体的政策和衡平力量来完成对真实的探究，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纠纷的本质和内涵。⑨

目前，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争论很多，除“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之外，还有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了彻底否定的“乌托邦”说等等。笔者认为，对某种认识进行求证，从而使“主观符合客观”，在内心形成“真”的信念，是一种经常性的，在各个领域广泛存在的思维活动，对其深入的理论探究，归根结底属于哲学“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古老话题。然而，对具体的某个认识究竟需要被证明到何种程度才可以认为是“真实”的这一技术性问题，哲学认识论⑦何家弘：《司法证明标准与乌托邦——答刘金友兼与张卫平、王敏远商榷》，《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

⑧ [英]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4月版。

⑨刘荣军：《认识与谬误 ——在裁判的目的与方法之间》

并未回答，也不可能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也只是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去认识思维与存在的一般关系，也不可能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对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而言，这一问题确非常重要且不可回避，可以说是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

让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客观真实”说的具体描述：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4.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⑩值得一提的是，这样具体化，似乎已经偏离了“客观真实”说所坚持的“必须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符合”的主张，而变得与“排除合理怀疑”高度相似了。不知是否基于这个原因，有人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是一种主客观相统一的证明标准。

对“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理解，似乎应从证明标准的分级入手更为恰当。据说，美国证据理论将证明程度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论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无法达到；第二等为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作出定罪裁决所要求，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某些司法区在死刑案件中当拒绝保释以及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时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是优势证据，作出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第五等是可能的原因，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查官起诉书，撤消缓刑和假释，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第六等是有理由的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的怀疑，足以将被告人宣布无罪；第八等是怀疑，可以开始侦察；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11由此可见：(1)美国证据理论对人的认识能力持有限乐观态度；(2)对证明程度分级，体现了量化倾向的努力；(3)对刑事案件定罪裁决，提出了最高标准的证明要求。即便如此，与我国关于刑事证明标准有诸多争论的情形相类似，英美国家对“排除合理怀疑”是否需要定义、如何界定、以及该标准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等，也颇有争议。12在此，援引一段笔者最为赞同的对“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合理怀疑是一种有理由的、建立在共同意识基础上的怀疑——是一种使一个有理性的人感到犹豫的怀疑。因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必须达到这样一种另人确信的程度：即一个有理性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最重要的事务时不会犹豫并进而据此采取行动的程度”。13这样的表述同时也表明，“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具有实质上一致性。

笔者理解，“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是从认识主体角度进行的描述，其中前者是从反面，后者是从正面，进行界定，因而可称为“主观标准”； “证据确实充分”是从认识对象角度进行的描述，通常被称为“客观标准”；然而，⑩陈一云主编：《证据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18页。也有其他表述方式，但笔者认为，除了文字描述差异，并无实质不同，如“（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已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惟一结论。”（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与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11熊秋红：《简评英美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对英美“排除合理怀疑”主义之历史透视〉导读》，王敏远主编《公法》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参见陈永生：《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在西方面临的挑战》，《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13 转引自上揭。

大部分学者对“证据确实充分”的具体表述或界定似乎已经偏离了“客观真实”，成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证明标准。正如某学者所说，“英美最终将证明标准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将证明标准表述为‘内心确信’，而我国将证明标准表述为‘证据确实充分’。不同的标准体现的思想具有一致性，即刑事诉讼要求‘最高的’证明程度。”14因此，我们不妨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表述为“最大限度的真实”。

所谓“最大限度的真实”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证明标准，其内涵具体说来就是：

（1）对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均已查清；（2）每一个事实都有相应的实据证明；

（3）每一个证据都经查证属实，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均无问题；（4）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无矛盾，且与已经查明事实亦无矛盾或能得到合理解释；

（5）根据全部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肯定性、排他性、唯一性。

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 篇6

1．收集证据的主体不同。按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有权收集公诉刑事案件证据的机关是国家侦查机关，侦查机关要全面收集证据，是站在公正的角度收集证据；附带民事诉讼证据则只是民事诉讼原告及其代理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2．收集证据的目的不同。刑事诉讼证据目的是证明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是法庭给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而民事诉讼证据是围绕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证明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害，以便通过确认这些损害而从被告处获得赔偿的目的。

3．证人作证的态度不同。对国家机关收集证据，证人一般能严肃对待，所反映的情况真实性较高；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除了法院通知证人当庭作证外，民事诉讼原告或代理人收集证据时，证人可能受其要求、利诱、威胁、恐吓等原因，所作证词的真实性就打了折扣。

4．收集证据的人对法律的认识理解不同。侦查机关侦查人员一般都经过专业学习或培训对法律的理解比较准确和全面，而原告及其代理人认识法律较偏颇，往往断章取义地理解法律，因此双方所收集的证据易产生差异。

>gt;刑事诉讼证据与附带民事诉讼证据冲突的情形

1．两者存在矛盾。即一方证据证明行为人行为构成犯罪，而另一方证据则证明不构成犯罪。

2．两者存在排斥。互相排斥的情形常出现在涉及财产的侵害案中，两种证据的排斥产生在财产损害的金额上。如王某盗窃了周某家的一台电视机。法庭上公诉人根据物价部门的价格鉴定认定盗窃金额为9600元，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某根据该电视机购买时为1．6万多元、使用不满两年以及销售公司的估价报告，认为被盗电视机仍值1．2万元。这两方面的证据不影响案件的定性，但不同的价格认定将直接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和该地区的有关规定，盗窃金额为9600元为盗窃数额较大，被告人将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盗窃金额为1．2万元则为盗窃数额巨大，被告人将被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3．两者出现差异。在某强奸案中，公诉方证据表明，曾某对幼女李某（5岁）实施了奸淫（性器官接触），但没有证据表明李某处女膜破裂。而李某的法定代理人在法庭上出示了某权威机构的证明材料，证明被害人李某处女膜破裂。除了要求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外，还要赔偿处女膜修复费1万元，由此与公诉方的证据产生差异。

>gt;解决冲突的途径

为了有效打击犯罪，维护被害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必须解决刑事诉讼证据与附带民事诉讼证据的冲突。笔者认为合理合法解决这种冲突的途径有以下几条：

1．认真审查刑事诉讼证据。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认真审查公诉证据，根据需要可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自行收集补充证据，防止与附带民事诉讼证据发生冲突。

2．详细交待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公诉机关在受理案件三日内告知被害人的权利。笔者认为同时也应详细告知法律规定的相关义务，防止被害人或代理人为达到个人目的，制造伪证造成刑事诉讼证据与附带民事诉讼证据的冲突。

3．认真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对于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正确意见要及时调查落实；对于他们的无理要求要有理有据依法向他们说明，以便在庭审时协调一致，更好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

4．庭前核实刑事诉讼证据与附带民事诉讼证据的冲突。庭审前最好先了解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及其代理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对有冲突的证据及时核实。必要时可以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及其代理人交换意见，以便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顺利审理。

>gt;[案例]关于交通肇事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案情〕：

公诉机关民权县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启田，男，1950年10月18日生，汉族，农民，小学文化程度，住民权县顺河乡帅庄村委卞庄村。本案被害人伏秀荣之丈夫。

被告人郭海亭，男，1971年6月3日出生于河南省新密市，汉族，农民，初中文化程度，住河南省新密市城关镇梁沟村纪垛24号。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于2004年5月23日被民权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8日被逮捕。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郭海群，男，1965年3月8日生，汉族，农民，初中文化程度，住河南省新密市城关镇梁沟村纪垛25号。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河南亚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联运输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袁

建国，该公司经理。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郭海亭于2004年5月23日上午8时许，驾驶豫A51158号东风大货车，由西向东行驶至民权县顺河集十字路口时，因靠左侧行驶将在此处卖水果的顺河乡帅庄村民伏秀荣当场轧死；郭海亭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案发后，郭海亭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事故发生的经过。认为被告人郭海亭的行为已构成交通

肇事罪，请求对被告人郭海亭依法惩处。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启田诉称，其妻伏秀荣于2004年5月23日被郭海亭驾驶的豫A51158号东风货车轧死，司机郭海亭是为郭海群所雇往民权顺河运煤，肇事车行车证登记车主为亚联运输公司，请求判令郭海亭、郭海群和亚联运输公司共同连带赔偿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丧葬事宜交通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10万元，并表示获赔依法应得赔偿款后不再要求追究肇事司机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郭海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愿依法足额赔偿给被害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辩称系投案自首，且已预缴事故赔偿金，请求从轻处罚；认为自己在承担刑事责任后，应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郭海群辩称，其安排郭海亭驾驶豫A51158号货车去民权顺河运煤途中造成交通事故属实，但不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司机亦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亚联运输公司辩称，豫A51158号东风货车是由郭海群以分期付款方式向其公司出资购买，公司依合同约定在郭海群付清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但公司不收取豫A51158号货车任何利润费用，公司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对其公司的诉讼请求。

〔审判〕：

民权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相同。另查明，郭海亭是为郭海群驾驶豫A51158号货车，郭海群每月给付郭海亭工资1000元；豫A51158号东风货车系由郭海群采取分期付款方式向亚联运输公司购买，亚联运输公司依合同约定在郭海群付清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代豫A51158号货车办理各种规费手续，车辆由郭海群自主支配经营，亚联运输公司不享有运营利润。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海亭驾车靠左侧通行，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郭海亭交通肇事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郭海亭认罪态度较好，且预缴了事故赔偿金，可酌情从轻处罚。郭海亭根据郭海群安排驾车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郭海群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郭海亭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亚联运输公司不享有豫A51158号货车营运利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等符合法律规定，但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等规定，判决：

一、被告人郭海亭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郭海群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启田丧葬费5374.5元、死亡赔偿金44713.6元、交通费520元，合计50608.1元，郭海亭对上述赔偿款负连带赔偿责任。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启田其他诉讼请求；

三、河南亚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是一起因交通肇事犯罪而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各方当事人对犯罪事实无争议，争执焦点在民事赔偿方面，主要有三点：一是应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二是肇事司机即本案刑事被告人郭海亭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三是亚联运输公司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一、关于应否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明确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于2004年5月1日生效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新《人身损害解释》）之前，除《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通常被认为是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解释》）第九条明文规定为：“致人死亡的精神抚慰金形式为死亡赔偿金”；新《人身损害解释》为了使受害人的近亲属获得相对公正的司法救济，在不改变现行刑事案件受害人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现有模式下，以“继承丧失说”为理论依据，在第二十九条明文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从而明确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赔偿的是“假如死者正常生存未来二十年创造的财富”，即物质赔偿，而非对受害人亲属的精神抚慰金。根据新《人身损害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关于该解释时效的规定，上述《精神损害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应视为已被废止；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第一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规定的“刑事案件被害人不得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仍然继续有效。所以，自2004年5月1日后，受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主张赔偿死亡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若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则仍于法无据。本案是民权县人民法院于2004年5月1日后新受理的一起因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法院判令被告人郭海亭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判决支持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启田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而驳回其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新《人身损害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的规定，在非刑事案件中，受害人近亲属因遭受精神痛苦仍可依据《精神损害解释》之规定，要求赔偿义务人赔付适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不能再称呼为“死亡赔偿金”）。

二、关于肇事司机即本案刑事被告人郭海亭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肇事司机——被告人郭海亭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当事人均不持异议。关于被告人郭海亭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郭海群主张自己不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肇事司机亦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从案情中可知，郭海亭驾驶豫A51158号东风货车，郭海群按月给付郭海亭报酬，郭海群与郭海亭之间是雇佣关系，郭海群是雇主，郭海亭是雇员。关于雇员致人损害如何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通则》未作规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开放，在经济领域和社会的其它方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雇佣劳动形式，因而雇主的赔偿责任也就客观存在。新《人身损害解释》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在第九条明文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结合本案情况，雇主郭海群应依法承担因雇员郭海亭执行其安排的任务途中造成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但雇员郭海亭作为司机，违反交通常规而靠左侧通行致事故的发生，显属重大过失，法院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判令司机郭海亭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与雇主郭海群一起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是正确的。当然，雇主郭海群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雇员郭海亭追偿。

三、关于亚联运输公司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启田主张亚联运输公司是肇事车行车证登记车主，应与肇事司机郭海亭及雇主郭海群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亚联运输公司则主张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肇事车辆豫A51158号货车，是由郭海群以分期付款方式向亚联运输公司购买，双方约定在车款付清前由亚联运输公司保留车辆所有权。从表面上看，亚联运输公司是行车证登记车主，似应承担因“自己的车辆”肇事应负的赔偿责任。但实际上肇事车辆是由郭海群自主支配运营并享有全部运营利润。故亚联运输公司仅是行车证登记的名义车主，郭海群则是实际车主。对这类车辆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该由谁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0年11月21日第1143次会议通过的答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复中明确指出：“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方在购买方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的，购买方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该车运输时，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出卖方不承担民事责任”。据此规定，法院判决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亚联运输公司不承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是合法的，也是公平合理的。

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 篇7

被告人陈某与被害人同为某银行职员。2004年11月1日中午, 陈某与被害人在本单位举办的宴请活动结束后, 随其余同事一道进入单位预定的酒店房间收拾活动礼品准备离去。被害人也打电话让男友接送。陈某闻听被害人男友有事不能即刻前来之后, 乘其余同事离去之机, 产生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念头, 并不顾被害人的哀求与挣扎, 强行剥扯其衣服, 与其发生性关系。当日下午13时36分许, 被害人男友与服务员进入房间后, 陈某逃离了作案现场。被害人男友征得被害人同意后报警, 将陈某抓获。

一审法院以强奸罪对陈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判认定陈某采用暴力手段对被害人实施强奸的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裁定撤销原判, 发回重审, 最后判决上诉人陈某无罪。 (1)

案例二

2011年8月21日23时许, 被告人刘某、蔡某与被害人易某在某市区游玩结束后, 以开车送被害人回家为借口, 擅自将其带至某市农业示范园区里的偏僻路口, 在提出性要求遭到拒绝后, 两名被告人强行脱去被害人易某的衣裤, 先后在车内强行与易某发生性关系。后两名被告人将被害人送至家, 被害人易某下车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将两被告人抓获。

一审法院以强奸罪 (轮奸情节) 对刘某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对蔡某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 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裁定维持原判。

以上二个案例的犯罪事实看似基本相同, 但最终的判决结果却是截然不同, 从中我们可以窥斑见豹:证据, 尤其是强奸罪中的对于证据采信以及证明力的问题, 决定了整个案件的命运, 如果不结合案件本身的语境状态来分析, 会导致真相的埋没和公正的沦丧, 所以强化对强奸案件的证据意识、提高分析运用证据的能力、重视对言词证据、间接证据的收集、加强证据审核综合审查判断全案证据等方面, 是对我们每一个公诉人的基本要求。

强奸案件的证据具有特殊性, 即直接证明强奸行为是否成立的直接证据往往只有被告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在这种“一对一”的情况下, 简单地采信被害人陈述或被告人供述都是不正确的, 容易放纵犯罪或者冤枉无辜。虽然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遇到的强奸案件有着百变的“外衣”, 但如果我们擦亮我们的法眼, 利用证据体系的审查, 就能抽丝剥茧般地洞察到其深藏的“内核”, 从而正确认定罪与非罪, 那么我们下面就以上述两个真实案例的为分析着力点, 以窥斑见豹的模式来阐述对于强奸罪证据分析的一点启示。

两案件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度, 但掩藏在这些表面相似度的背后却存在着导致最终结果大相径庭的许多方面: (1) 嫌疑人的口供与被害人均存在矛盾之处:嫌疑人均称被害人是自愿的, 自己并没有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 而被害人均称自己当时是被强迫的, 且在现场和被害人的现场衣物均没有被强迫的痕迹存在, 或虽有细微痕迹但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并没有强迫的强烈的客观外在表现, 从痕迹上来看与被害人的口供是有点矛盾与出入的; (2) 嫌疑人均有合理的抗辩理由:案1的嫌疑人辩解自己和被害人同个单位, 原先就有暧昧关系的, 且在当天以及单位以往的活动上, 双方均举止较为亲密的 (有视频资料为证) , 且中途有单位其他同事进房间拿东西, 看到被害人坐在床上, 而开门的嫌疑人则面露尴尬, 当时并没有像被害人所说的有反抗迹象, 故辩解被害人当时与自己发生性关系是自愿的, 只不过是被害人男朋友找到宾馆房间后发现两人裸身同在床上, 被害人出于情面问题才指证嫌疑人是强奸;案2的嫌疑人则称当时在发生性关系前就已和被害人商量好, 发生性关系的前提就是嫌疑人会买个手机给被害人, 所以辩解被害人是知道有偿交易下的自愿发生性关系的, 且在整个性交过程中被害人也没有反抗的表现, 后因为目的没满足, 所以才报案指证嫌疑人强奸;两案的嫌疑人均有提出有利于自己且合理的辩解; (3) 案发后被害人在报案时间上均很及时。

两案的不同点: (1) 客观环境不同:案1的时间是在单位活动结束后的下午且在单位预定的房间内, 时间地点上都处于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 且如果被害人想反抗的话, 是有足够施救的可能性;相反案2的时间是在晚23点左右, 且地点是在一个农业示范园区内的一个偏僻根本不会有人车经过的地方, 反抗成功得到救助的概率与机会是极其渺小的; (2) 被害人与嫌疑人的感情基础不同:案1中的双方系同一单位的同事, 且平时的关系也较为亲密, 有一定的感情基础;而案2中的嫌疑人蔡某与被害人是在KTV认识, 案发前只见过一面, 连基本的朋友都算不上, 而嫌疑人刘某与被害人更是素昧平生, 案发前没有见过面, 两人甚至不知道被害人的真实姓名, 更没有约过会, 也没有私交, 可见两嫌疑人与被害人均无感情基础, 按照常理, 不会随便发生性关系; (3) 案发时被害人的表现:案例一的被害人的衣物除裙子拉链脱开外, 其他暴力行为过程中极易损坏的物件如胸花、领结、文胸等物品均完好无损且整齐摆放在床头柜, 这些迹象与被告人采用暴力手段行为很不相称, 且在案发过程中被害人对可以求救、逃离的机会却不予利用;案例二的被害人提及在恐惧心理中不敢反抗或者反抗不明显, 且嫌疑人也称当时有注意到被害人脸色比较难看, 且有手推的动作但不是很明显, 但双方明确的是在此过程中被害人有哭过。

综合对比两案, 被告人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事实, 各证据证明指向完全一致, 可以认定。两案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发生性关系是自愿还是被告人采取暴力手段强迫所致。有关这方面的证据, 直接证据仅有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 往往在强奸罪不认罪的案件中, 被害人陈述的证明指向为被告人采用暴力手段, 而被告人的证明往往称被害人系自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供述上呈现1:1态势, 因此, 对被告人、被害人陈述证明力的分析、判断, 乃是强奸案件证据审查的重中之重。那如何较为准确地审查该类证据呢?笔者结合办案经验作如下的建议:

一、内部横向比对

因强奸罪的特殊性在于隐私性, 案件原委只能从嫌疑人与被害人的言辞证据中加以甄别、分析, 才能最大程度的还原案件, 故在案件的内部核心关系即双方当事人之间展开言辞证据方面的比对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 从受害人角度审查:重点审查其此前与加害人是否熟悉, 是否有恋爱关系、是否有既往性关系史?在有性行为发生的前提下, 再审查该行为是否违背妇女意志, 该妇女是否具备反抗的条件, 考察妇女是否能够反抗, 是否知道反抗, 是否敢于反抗等情况;另外是报案情况分析, 是案发后及时报案亦或是其他;第二, 从嫌疑人角度审查:重点审查是否使用一定的手段, 即是否使用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是否强行与受害妇女发生了性交行为;第三, 就是综合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性行为是在何种情况下发生的、报案当天是否发生了特殊事情、嫌疑人的辩解等进行详细审查, 逐一分析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陈述的每一句话和每个细节, 透过现象看本质, 最后准确定案。

二、外围纵向比对

在多数强奸案例中, 被害人案发后出于无助又涉及隐私问题, 往往会由其亲属及朋友支持陪同去公安机关报案, 故对于强奸案来说, 这些证人证言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佐证, 但鉴于其所处的角色特殊性, 也可能存在着帮被害人说话、或夸大其辞的现象, 当然也需要对证人等外围证言的真伪性作分析甄别, 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我们既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强奸案中被害人都是弱者, 也不能只听嫌疑人的辩解, 要结合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与客观性进行辨析真伪, 真正做到“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另外一方面也可从现场遗留的某些重要外围物证和鉴定结论, 比如案发现场遗留的物证, 如或可证明有性行为发生的场物品类证据, 如遗留有嫌疑人、受害人精斑、血迹、毛发或者体液混合物的避孕套、床单、被套、枕巾、枕套、纸巾等物品, 这类物证一般需要结合鉴定结论予以印证;另外被害人可能遭受暴力的物品类证据, 如被撕扯破的衣物、衣扣等;遗留的刀具、棍棒等凶器等、受害人可能遭受性侵害且遗留有加害人体液的内裤、衣服等物品、现场遗留的饮料、水杯、针管、针剂或者酒瓶、酒杯中等其他物证, 上述物证也需要结合鉴定结论等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分析比对, 予以印证。

摘要：证据是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恰当裁量刑罚的基础, 是保证案件质量的“生命线”。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证据确实、充分, 是指案件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共同犯罪中, 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根据证据推断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 由证据得出的结论唯一。证据是办案的基础, 定罪的前提, 是完成刑事诉讼任务的保证。比如强奸案件, 由于其本身的私隐性等特点, 决定了此类案件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呈现证据单一、客观证据少、书证少、直接证据少, 相反的间接证据多、言词证据多等状态, 故对与强奸罪的证据如何认定以及标准等问题就更值得我们探讨与研究。

关键词：强奸,证据,判决

注释

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 篇8

关键词：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内心确信；盖然性占优势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66-01

一、我国证明标准的现状

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颁布了《民事证据规定》，其中第73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当时时任最高院的法官曾解释说此条款标志着我国高度盖然性的确立，但是也有许多学者反对。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民诉法解释》，第108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应认定该事实的存在。此条即确定了我国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学者对此也表示认可，笔者认为该《解释》是对证据规定的进一步明确，从本证和反正得角度出发，用盖然性的表达术语加以阐释，明确规定了使法官内心确信的本证应达到“高度”的可能性来完成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因此，无论《证据规定》的73条是否确立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民诉法解释》第108条都可作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的确立的依据。

二、民事证明标准的域外考察

（一）德国法上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采用的是“内心确信”，法官按照自己的内心确信自由裁量，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在20世纪前期，证明标准在德国还未受到太多的关注，直到20世纪中后期，证据证明标准才受到德国法学界的关注，其开端是有学者引进英美法系的“盖然性”，此后，学者们对证据的证明标准进行了大讨论，最富有争议的就是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的具体条件是什么？对于此，有学者说要确立一个证明标准，这样法官在处理同类案件时才会使用同一种标准，那么问题又出现在法官采取这种标准时，何时能够达到这种标准，又是由其自身确定，这是否是一个矛盾呢？德国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悖论，在德国，法定的证明标准处于下风，而自由心证占据了绝对的上风；法定的证明标准在实际的运用中存在着极其模糊的特征，这也使得自由心证主义更具优势。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形成了“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而“盖然性”只是对法官内心确信起到了一个辅助的作用，这与英美法系“盖然性占优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英美法上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确立的证明标准是与大陆法的证明标准是截然不同的，产生这种反差最主要的原因是英美法系的审判组织的独特性，法官和陪审团分别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做出评议，而在陪审团做出评议之前，法官必须向陪审团示明有关法律问题的证明标准。这个证明标准需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一个清晰、明确、妥当的标准。在英美法系国家，有学者提出存在一种介于刑事和民事之间的一种证明标准——灵活性证明标准，这种提法并没有被太多学者接受，2008年英国上议院一天做出两个判决，明确否定了灵活性证明标准，也因此，在许多英美法系国家看来，灵活性证明标准也是昙花一现而已。

三、我国民事证明标准的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要达到何种程度，我国法律尚未规定。德国学者以刻度盘的方式区分了不同的盖然性标准，其中51%-74%为大致可能，75%-99%为非常可能，那么如果达到75%则应认为待证事实为真，低于75%则认定事实为假，最高院亦采取了德国学者的分法。由此推之，我国的证明标准所达到的程度，至少为75%，这种证明标准是否过高？在中国，受到传统的司法模式的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普遍坚持求真，有些情况下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这与英美法系的平等对抗不一样。然而，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证明标准过高。例如《民诉法解释》第109条：当事人对欺诈┈┈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该认定该事实的存在。该条款将刑诉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吸收到民诉中，笔者认为，实属不当，这极大地提高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举证当事人的要求更加严格，不利于对该当事人的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多数学者认为在高度盖然性的基础上，应该降低证明标准，现有的立法及司法解释设定的证明标准也趋于降低。我们应该顺应立法中已经产生的降低标准的势头，正确理解证明标准的走向。从某些立法上，试图通过提高证明标准来获得一劳永逸的效果，是不符合法治进步的，是逆时代的表现。目前，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提高证明标准，而是应该顺应立法方向，降低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同时严格要求使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四、结语

我国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是充分借鉴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并结合我国的审判模式等多方面原因形成的符合我国证明标准的产物，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确定，避免了法官在形成心证前没有一个确信的标准，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提高了法院的工作效率。但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也应该得到灵活的应用，法官在对待不同案件时，应根据其内心确信适用证明标准，将高度盖然性作为一种引导。

参考文献：

[1]吴泽勇“正义标尺”还是“乌托邦”---比较视野中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法学家。

[2]蒙晓毅.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类型化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3]吴泽勇.中国法上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清华法学。

[4]霍海红.提高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论反思.中国法学。

作者简介：

陈宝鹏（1991—），男，满族，四川省成都市人，法学硕士，单位：西南民族大学，研究方向：诉讼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