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文化史

中国的教育文化史（精选7篇）

中国的教育文化史 篇1

从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几 年间，基本为中国的内战时期。当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不能不受到战争 的严重影响，有关的统计数字也残缺不全。因此，对这一时期的介绍从略。

（1）文化事业 新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的新闻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 期。

建国后最初7年，有步骤地进行了新闻事业的恢复、改造工作，建立起 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系。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出版署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讨论在全国 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情况下，改进新闻工作的问题。会后，各级报 纸开始以首要篇幅报道生产劳动；积极建立通讯员网络和读报组，进一步加 强报纸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注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根据会议的决定，新 华通讯社结束了战争年代各分支机构的分散状态，完成了组织上和工作上的 集中统一，逐步建成为国家通讯社。通过建立城乡广播收音网和农村广播站，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级地方广播电台的广播扩大了收听范围，人民广播 开始进入工厂、农村和部队。据统计，1957年全国有报纸364种，广播电台 61座，县广播站近1700个。

1957～1966年间，中国新闻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58～1960年，适应社 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的需要，报纸广播电台的数量有了较大增长，同时开办 了电视事业。1958年全国有报纸491种，广播电台91座，电视台2座。1961 年起，由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新闻事业随之压缩规模。1961年全国 报纸减少为 260 种，广播电视事业的规模也有所缩减。60 年代中期，1965 年报纸增加到413种，广播电台87座，电视台12座。

“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批报刊被迫停办，报刊发行量大幅度下降。据 1968年统计，全国省级以上报刊仅42种，其中全国性报刊只有4种。1971 年以后，报纸数量略有回升，但增长有限。与此同时，新华社和广播电视事 业也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效率低、效益差，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

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1979年起，报纸的种类和期刊总发行量成倍增长，收音机和电视机的社会 拥有量急剧增加。中国的新闻事业已由以报纸为主体逐渐转到通讯社、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电影、新闻摄影等多种新闻工具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新 格局。一个 136 多层次、多品种、多功能的 遍及全国的新闻宣传网已经形成。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等已经成为建 设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工具。据1987年统计，除台湾省外，全国共有登记公 开发行的报纸1482家，期总发行量为18600万份；广播电台386座，发射台 和转播台1016座，收音机、收录机社会拥有量3.3亿架，县级广播站2576 个，广播喇叭8316万只；电视台366座，发射台转播台17570座，电视机社 会拥有量1.16亿台。新华通讯社已成为国际性通讯社之一，在国内外有分社 120多个，派驻国内外的记者1100多人。以海外华侨、台港同胞和外籍华人 为对象的中国新闻社也有了很大发展。

出版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出版业的兴盛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40年来，中国的出版事业尽管经历曲折，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初步形成 了从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物资供应到教育、科研以及对外贸易等较为 完善的出版体系。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又 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 事业正在逐步形成。

1949～1956年，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型出版事业的初创阶段。1950～1956 年，出书品种和印数持续增长，共出版各类图书12.9万种，1956年当年出 书28733种，是1949年的3.6倍；7年总计印数达63.2亿册（张），1956 年的总印数为17.8亿册（张），是1949年的17倍。

这一时期，翻译出版了43个国家的各类图书15700多种。书刊印刷业也有较大发展。1949年全国书刊铅印印刷约13万令，1956 年增长到283万令；胶印印刷1949年仅7万令1956137 年达到207万令。

图书发行网点建设加快，图书发行量大幅度上升。1950年全国销售图书 2亿册，1956年增加到14.8亿册；销售金额从0.5亿元增加到3亿元。

1957～1965 年，中国出版事业取得初步发展，同时也经历了曲折的阶 段。到1965年有国营出版社87家。这一时期共出版各类图书23.1万种。总 印数148.29亿册（张）。书刊印刷生产能力不断提高：铅印印刷从283万令 增加到472万令，胶印印刷从207万令增加到444万令。1956年以后，各地 新华书店依靠供销社建立农村图书销售点，使图书发行网点遍及城乡。1965 年全国共有图书发行网点5万多处，年销售图书18.6亿册（张）。

1966～1976年，中国出版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10年。1966年“文化大 革命”开始以后，许多出版机构被撤销，出版工作者被遣散，大批图书被当 作“封、资、修毒草”付之一炬，图书出版业十分萧条。

1977～1987 年，中国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和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其表现 是：

①出版能力显著增强。到1987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471家，其中1977 年以后新建和恢复的有396家。在全国范围内，一个专业较为齐全，布局大 体合理的出版社体系基本形成。地方出版力量的增强尤为引人注目。

与之相适应的印刷生产能力也有很大提高。到1987年，承担书刊印刷任 务的企业有210家，其中千人以上的企业有45家。印刷生产能力：铅印排字 80亿字左右，铅印印刷约3000万令，胶印印刷1200万令，装订2100万令。10年内综合印刷生产138 能力增长50％左右。

②图书品种、印数稳步增长。到1983年基本解决了因“文化大革命”造 成的严重书荒，从1986年开始，整个图书出版从注重品种数量转入着重提高 质量，调整结构，建立体系的新阶段。1987年全国共出版各类图书6万多种，是1978年的3.5倍；总印数达63.09亿册（张），比1978年增长64％。

③同国外的合作出版有了良好的开端。1979～1987年，中国已同14个 国家和地区的170多家出版机构签订了360多项合作出版协议，计划合作出 版700多种书刊画册，其中已有大型《中国》《长征》画册等100多种出版。同时，中国还向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图书，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 图书，图书进出口每年都有较大幅度增长。

④图书发行体制开始进行改革。1982 年开始对图书发行体制进行改革，目标是：在全国形成一个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流 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络。改革5年，共发展集 体、个体书店1万多处，个体书摊1.7万多个。同时在新华书店推行经销、寄销、试行承包、租赁、提倡书店和出版社联营，提倡出版社自办发行。有 的出版社出版的书有一半不必经过新华书店发行。

这一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上卓有成效的时期。10年中共出版各 类图书35.7万种，总印数为574.41亿册（张）。图书出版呈现出初步繁荣 的景象。

语言文字 汉语是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属汉藏语系，是这个语系里最主要的语言。

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外，汉语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以汉语 为 母 语 的 人 大 约 有 9.4亿。汉 语 是 联 合 139 国的工作语言之一。

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 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语音 汉语的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声调3部分。打头的音是声母，其余的部分是韵母，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把声调也看成音节的组成部分，是因为汉语的声调是辨义的。例如：“汤、糖、躺、烫”4 个字的声母是[t ‘]韵母都是[a■]（方括弧里是国际音标，表格里的国际音标省去括弧），只是因为声调不同，意义就不一样，在语言里分别代表4个不同的语素（最 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在书面上写成4个不同字。

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自1978年开始，中国人名 地名一律改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取代了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

语法 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手│洗│民│失）。语素和语素 可以组合成词（马＋路→马路│开＋关→开关）。有的语素本身就是词（手、洗），有的语素本身不是词，只能跟别的语素一起组成复合词（婀→婀娜│ 旮→旮旯）。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双音词都是按照上 面提到的复合方式造成的。

把汉语跟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较，可以看出汉语语法上的一些重要的特 点。汉语和印欧语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没有形态变化。这主要指以下两种情 形。第一，印欧语的动词和形容词后头可以加上一些只改变词根的语法性质（转化成名词）而不改变其词汇意义的后缀，例如英语的-ness、-ation、-ment之类，汉语没有此类后缀。第二，印欧语的动词有限定式和非限定式（不 定式，分词，动名词）的区别。汉语没有这种分别。这种差异使得汉语语法 在以下两个重要方面跟印欧语语法大异其趣。

首先，在印欧语里，词类的功能比较单纯。例如名词只能充任主语和宾 语，形容词只能充任定语和表语，定式动词只能充任谓语里的主要动词。在 汉语里，由于动词和形容词不变形，无论在什么句法位置上出现，形式都一 样。这就造成了词类多功能的现象。

其次，印欧语的句子和分句里必须有定式动词，而词组（短语）里要是 有动词的话，只能是非限定形式，不能是限定形式。因此，句子和分句是一 套构造原则，词组是另一套构造原则。汉语的动词没有限定式和非限定式的 对立，动词不管用在哪里，形式都一样，因此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 原则是一致的；从词序方面看，汉语一个重要特点是所有的修饰语都必须放 在被修饰成分的前边，所以修饰语不宜太长、太复杂。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的 时候，原文后置的修饰语都得提到前边去。如果修饰成分比较多，句子就不 太容易组织。这种时候，往往得把原来的长句拆成几个短句，使修饰语适当 分散或者转成谓语。

文字 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 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 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中国重新公布的《包括简化偏 旁类推的字》规定了2200多个简化汉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 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 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结果是汉字的总数有增无减，反而加重了学习和使用的人的负担。

关于文字拼音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从理论上说，任何自然语 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分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 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会给方言区的人带来很大的困 难。此外，由于汉字历史悠久，大量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的。一旦改弦易 辙，势必在文献的广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 能引起波动。

方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情况复杂。下边把汉语方言粗分为 官话和非官话两大类来说明。官话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和长江南岸九江与镇 江之间沿江地带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贵州4省，包括北方官话、江淮官 话、西南官话几个方言区。官话区域的面积占全国3/4，人口占全国2/3。官 话方言内部的一致程度比较高。从哈尔滨到昆明，相距3000公里，两地的人 通话没有多大困难。非官话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包括吴方言（江苏 南部，浙江大部）、赣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广西壮族自 治区北部）、粤方言（广东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闽方言（福建，台湾，广东的潮州、汕头、海南地区）、客家方言（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 西部，江西南部，台湾）。非官话区域比官话区域面积小，可是方言差别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话，甚至在同一个方言区内部（例如浙南吴方言与苏南吴方 言之间、福州话和厦门话之间），交谈都有困难。

（2）教育事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的教育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教育行政 中国教育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下分级管理的教育行政制度（见下页图示）。全国教育的最高决策机关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中央的教育行政机关原 为教育部。1985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 议决定，撤销教育部，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

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有：（1）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委员会（或教育 厅、局）；（2）市（地、州）教育委员会（或局）；（3）县（市、旗、区）教育委员会（或局）；（4）乡（镇）设管理教育的专门机构或专职干部，协 助乡（镇）政府管理所属的地方。根据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基础教育 管理权属于地方。

学制 初等教育

①普通小学，招收6～7周岁的儿童入学，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小学修 业年限5年或6年，实行一贯制。②成人初等学校，主要学习语文、算术两 科；扫盲识字班，吸收文盲、半文盲入学，以学会1500～2000个常用字为扫 盲标准。

中等教育

①普通中学，分为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两个阶段，修业年限5年或6年（初中3年，高中2～3年）。②农业中学，一般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年限 为 2～3 年。③职业学校或职业高中，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年限一般为 3 年。④技工学校，一般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年限为2～3年。⑤中等专业学 校，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年限一般为3～4年，招收高中毕业生的为2年。⑥成人中等学校，成人业余初中或高中，分别招收具有小学或初中程度的青壮年入学，修业年 限2～3年；成人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实行脱产或半脱产学习者，修业年限一般为2～3年。

高等教育

①大学和专门学院。招收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青年入学，修业年限 一般为4年，部分专业和少数重点学校为5年；部分大专院校附设短训班、专修班。②属于成人教育的高等学校。广播电视大学招收具有相当高中毕业 文化程度者入学，修业年限为4～5年；职工、农民大学修业年限一般为3～ 4 年；高等学校举办的函授和夜大学或独立函授学院，实行学年制的，修业 年限一般为5～6年，实行学分制的，修业年限不限。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 度。按学科考试合格者，发给单科成绩证明书，累积分达到专业毕业要求者，发给毕业证书。④研究生制度。由各高等院校和有关科研单位招收攻读硕士 学位或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修业年限均为2～3年；部分高等院校设有研究生 院（部）。中国现行学制图见下页。

教育发展的主要成就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4年，中国的教育工作经历了一个 曲折的发展历程。这期间虽然在工作中有不少失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曾遭到严重破坏；但是从全局来看，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①1949～1983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为国家培养了1600 多万建设人才。其中，普通高等学校由1949年的205所增加到805所；本、专科在校学生120.68万人，比1949年增加9倍多，共计培养本、专科毕业 生411.02万人，等于旧中国36年毕业生总数的19.5倍；培养了毕业研究生

4.18万人，尚有在校研究生3.71万人；派出留学生2.7万人，加上自费留 学生共有3.4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已发展到3090所，在校学生114.33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近4倍；培养了毕业生722.4万人。（包括广播电视大学、夜大学、函授大学）、成人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约500万人。以上这1700 多万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是中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局面的依靠力量，他们正在发挥着骨干的作用。

②普通教育也发展得相当快，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和劳动人民的科学 文化水平，做出重大贡献。据统计，到1983年，全国共有普通中学9.65万 所，在校学生达到4397.73万人，比

1949年增加41.3倍；共有小 学86.22万所，在校学生达到13578万人，比1949年增加4.6倍。学龄儿童 入学率已由解放前的20％左右增加到94％。有的地区，如上海市郊区（县）、江苏省苏州地区、山东省烟台地区、吉林省延边地区、广东省佛山地区以及 有些大中城市不仅普及了小学教育，而且正在普及初中教育。幼儿教育也发 展得很快。1983年全国共有幼儿园（包括独立设置的）13.63万所，在园 幼儿1140万人，比1950年增加87倍。

③职业教育的网络正在形成。到1983年，全国职业学校已有5481所，在校学生122万人（其中农业中学4073所，在校学生68万人）。据18个省、市统计，各地职业学校设置了近400个专业和工种。1983～1984年职业大 学发展得很快，已达60多所。技工学校和就业前的培训也有较大发展。有的 地区，如辽宁、山东、江苏、上海等省、市，一个从初级到中级（包括中等 专业学校）、高级的职业教育体系正在形成。

④建国以来成人教育得到普遍的发展，特别是1984年前后，全国城乡兴 起了以振兴中华、实现四化为目标的群众性的读书自学活动，参加自学活动 的职工达到三千多万人，成人教育的发展方兴未艾。1983年全国共有多种类 型的成人高等学校1196所（其中，广播电视大学29所，职工大学841所，农民大学4所，教育学院和教师进修学院304所，独立函授学院3所，管理 干部学院15所），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函授、夜大学的有155所，办夜大学的 有169所，同时举办函授、夜大学的有54所。成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共112.84 万人。自从1981年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以来，全国有25.9万人参加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已颁发11.38万张合格证书。1979年创办中央广播电 视大学以来，已有16万人毕业，有20万人单科结业。全国中等成人教育在 校学生有974.75万人（其中成人中等技术学校在校学生236.57万人，包括 农民200.8万人，成人中学在校学生646.52万人），各类成人学校学习时间 在一年以下的短训班、进修班在校学生527.69万人，全国成人初等学校在校 学生817.24万人。1949～1983年，全国已扫除青年文盲1.5亿人。1983 年全国约有650万人参加识字学习。

⑤建立了一支社会主义教育的教职工队伍。到1983年，全国大、中、小 学和幼儿园共有教职工1186.75万人，约占全国职工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 专任教师923.4万人。据1983年的统计，在普通高等学校的35.8万教师中，有教授5282人，副教授31782人，讲师149987人，共计187051人，相当于 1965年讲师以上人数37088人的5倍以上。中、小学教师经过近来的整顿、考核和培训，素质有新提高。1984 年起，正在采取措施，改革师范教育，把已有的197所高等师范学校、861所中等师范学校办好，并有计划发展师 范教育，以适应普及小学教育，发展中等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

⑥广泛开展了教育外事国际交流。在50年代，中国的教育国际交流主要 是在前苏联东欧等国之间进行。派出的留学人员主要是去前苏联。据统计，先后派往前苏联的留学生和进修生9106人，派往其他国家的较少。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1984年前后已向54个国家 派出了公费留学人员18500多名，已经学习结业回国的有7000余人。还有自 费留学生7000多人，正在国外学习。同时还接待了来自世界五大洲100多个 国家、地区的大批外国留学人员。1983 年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 5000 余人。其中学习2～5年的有2000多人。应28个国家的聘请在外国高等学校 任教的有120多人，主要的是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之外，尚有许多学者、专 家应聘出国短期讲学。中国教育系统参加国际学校交流的活动日益广泛，仅

1979～1982年就有370次，839人。1984年中国已有106所高等学校同外 国151所高等院校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校际联系，互换留学人员、进修教师、学者，交流资料、学报、学术论文，并进行教学、科研方面的合作。有的中、小学也同外国的同类学校建立了校际联系。通过与世界各国的教育、学习交 流，对提高中国的教学、科研水平，了解世界的教育、学术动态，起到了有 益的作用。

中国的教育，在建国后40年中，虽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存在许多 问题。“左”的思想还未完全克服，教育体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发展的需要，教育结构还不合理，管理过于集中，有一部分师资的水平不高，教育的发展缓慢，有些学校教育质量较低，还有2亿多文盲，幼儿教育落后，小学教育还有不少地方没有普及，等等。中国正在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教育 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开创社 会主义教育的新局面，努力建设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

中国的教育文化史 篇2

创造教育在中国大陆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如今经过三十多年的历程,成绩斐然。可是在中国这块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仍然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钱学森晚年曾多次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震聋发馈的疑问便是引起中国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钱学森之问”。

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这个事件再次将“钱学森之问”引以成为全国上下瞩目的焦点。信中表示:“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1] “每当想起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土地占世界十分之一的泱泱大国,迄今尚无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时,富有自尊心和责任感的中国人都不免感到心情沉重和忧虑。人们的心情之所以沉重和忧虑,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迟迟不能赢得这一世界科学的最高奖励,而在于由此意识到了我们民族创造力的欠缺和不足。” [2]

以上的一番话,不由让人想起我们的教育究竟是怎么了?一方面,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们仍然以应试教育为纲,紧抓升学率;另一方面,尽管创造教育兴起了多年,但是创造教育的实施仍然只是一个面子工程,杰出人才的培养仍然是个艰深的难题。那么究竟是什么禁锢了我们,使得我们的教育在创造的道路上不能前行?创造教育在中国的兴起时间,台湾地区大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而在祖国大陆是八十年代左右。从八十年代算起,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从中我们的确有很多地区创造教育实施得比较出色,但是同时存在着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深层次的,因此,有必要探讨创造教育背后影响其发展的原因。

2 创造教育障碍与文化概念解析

创造教育障碍,顾名思义,就是妨碍创造教育发展的因素。我们知道,阻碍创造教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细致来看,应该包含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妨碍其发展的因素。

关于文化一词的概念,不同学科不同的人至今对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从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来看,文化大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与自然物相对,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综合;狭义文化有多种说法,有的专指文化艺术,有的指精神文化成果。”“文化是包含于社会大系统之中,又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的,一个内在要素相互联系,构成统一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是一切精神活动的总和。” [3]

现在有很多学者从文化角度分析创造教育障碍,但是多数侧重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阻碍了创造教育的发展。2011年2月15日,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出席在黑龙江亚布力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家论坛,应邀在开幕“思想原创空间”中发言时说道:创造性源于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的思维能力,但是我们的教育文化把这些给扼杀了。杨莉君认为,文化分有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代表的隐性文化系统以及知识经验和语言符号为代表的显性文化系统。她虽然提及了这些文化孕育了强大而稳定的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国独特的教育体系,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但重点还是研究中国文化自身的缺陷(重群体而轻个体、泛道德主义、重德轻器的价值观;传统的以儒家为主流的经学内容;从众、定势、对权威的敬畏的思维方式三方面)如何影响着今天的创造教育的发展[3]。

不言而喻,创造和文化的关系相当密切。难怪当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阿瑞提在《创造的秘密》一书中把文化和社会称之为“创造基因”,认为“具有创造基因的文化与潜在创造的个人”相结合才会产生创造力[4],为此他提出九个利于创造的社会文化因素:(1)文化手段的便利;(2)对文化刺激的开放;(3)注重正在生成的而不是注重已经存在的;(4)无差别地让所有人自由使用文化手段;(5)在严重压迫或专制排外之后获得的自由、或者哪怕保持着适当的差别;(6)接受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文化刺激;(7)对不同观点的容纳;(8)重要人物的互相影响;(9)对鼓励和奖励的提倡[4]。这里9个因素中就有4个是谈及文化因素方面的,这也说明文化对创造具有一定意义上的作用。阿瑞提的上述观点被认为是关于文化与创造关系理论的经典之说。借鉴阿瑞提的观点,我们是否应该从文化角度来挖掘影响创造教育发展背后的内在的因素呢? 答案是肯定的。

3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隐喻的创造性因素

对中国传统文化界定如同前面文化一说,也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是需要澄清的,中国传统文化既不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等同于封建文化,更不是本土文化。她“是中华民族先辈传承下来的历史结晶,是影响人们思想、行为和习惯的精神意识观念的总和” [3]。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消极的因素是次要的,是支流;积极的因素是主要的,是主流。探索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有助于我们解放思想,扫除创造教育道路上的障碍;探索积极因素,则有助于创造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逐一阐述,为此我们汇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做一引入分析。一般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为的指导原则,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深层发展的精神支柱。”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的内涵?张岱年指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既有主动的思想,也有主静的思想。但是,能够引导、促进文化发展的还是主动的思想。主动的思想主要见于《易传》。《易传》中有两句话,对中国过去的民族精神有决定性的影响。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这是说,那包括日月星辰的天体永远在运动,永不停息,有道德的人应效法天的“健”,努力向上,永不停息。另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载物就是包容许多物类。有道德的人就应胸怀宽大,包容各方面的人,能容纳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自强不息,永远运动,努力向上,决不停止;另一方面也要包容多样性,包容不同的方面,不要随便排斥哪一个方面。这两句话,在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引出《易传》的第三句话:“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卦》)这是说,天地相交,因而通泰。有道德的人应效法这一天地相交的大法则,裁理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自然所宜,以左右民生。“交”是通泰的象征,天地交而产生的世界万物,仿效天地交的法则而进行的各种交,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新事物[3]。天行健、地势坤、天地交聚焦了《易传》思想精华,是积极进取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典型代表,也是创造的思想之源。换句话说,创造凝聚了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核心内涵。

应该说,一直以来中国文化就具有积极创造的精神,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种积极创造的精神被经学的消极守旧思想所取代,使得“创造”没有成为文化的核心价值。关于“传统”,遵从高瑞泉分为古代传统和现代传统的说法,我们来探寻两种传统文化和创造有关的思想观念。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创造的推崇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比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表达了创新就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做新民”突出的是造就一代新人;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是周朝虽然是旧的邦国,但是它的使命在于革新。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隐含了对创造的追求。到了战国时期,《易传》里面的思想就是典型代表。《易传》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这段话的意思是生生不息,日新又新,一刻也不休止,这是最盛大的德行。在创生不已的过程中,新事物层出不穷,万象森罗,丰富繁多,这是最宏大的事业。在这个观点体系中,“生生”是核心,“日新”是精神面貌,“富有”是物质现象。其中“生生”一语,是理解整个观念体系的钥匙[5]。

4 中国现代精神传统蕴涵的创造观

然而随后由于受小农经济、专制制度、文化取向等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创造不能成为古代精神文化的旗帜,中华文化中创造的精神传统走向了边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近代中国落伍的原因之一。《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一书指出,现代传统是19世纪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发育起来了一组现代性观念所代表的精神传统”,“包括进步、竞争、创造、民主、科学、大同式的社会理想和平民化的人格理想等等” [6]。创造也包含在其中之一。直到五四时期,“创造”才备受推崇,开始有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家、思想家到教育家、文学家不约而同锁定创造一词,并且根据自己文化立场和哲学特征的不同,对创造做出不尽一致的解释。创造在中华文化中再次生根发芽。

早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他们的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创造的精神。陈独秀说:“盖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耳。”“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7]李大钊道:“文明之人,务使其环境听命于我,不使其我奴隶于环境。太上创造,其次改造,其次顺应而已矣。”他在1919年写的新年祝辞《新纪元》中说道,“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 ”[8]

五四时期的创造精神甚至深刻地的影响到了中国文化学者。梁启超从文化观的角度引出并且对创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拿价值有无作为标准来看宇宙间事物,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两系:一是自然系,二是文化系。而人类能对于自然界宣告独立开拓所谓的文化领域,全靠创造这一点。创造具有四种性质:第一,创造不必定在当时此地发生效果。第二,创造的效果不一定和创造人所期待者同其内容。第三,创造是永不会圆满的。第四,创造是不能和现境距离很远的。这里的分析显示出了他对创造哲学层次的探讨[3]。另一位学者梁漱溟认为,“创造”就是从传统儒学中“转变”出新的文化。梁漱溟受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从人生观的角度分析论证了创造的价值和意义。他在山东建设研究院对研究部的同学朝会的讲话文集《朝话》中谈及人生在创造这一主题时,从宇宙进化的创造说起,指明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创造;接着将创造分为两类:一是成己,一是成物。或者说,一是内里的创造,一是外在的创造。而内里的创造为外在创造之根本。他还专门提到了创造与教育的关系。“教育就是帮助人创造。”“可惜人类直至于今,仍然忽视创造;亦就不看重教育(还有许多不合教育的教育),人类生命的长处,全被压抑而不得发挥表现。说起来,可为伤痛叹息!”这里正表现了梁漱溟对创造教育的深思和无奈[9]。

有关创造教育理论的,不能不提到1926年商务印刷馆出版刘经旺翻译的著作《创造教育论》,文章开篇就说到所主张的教育观的精髓是创造本位之教育观,接着围绕这一观点从其背景 、概观、原理、本质、目的、动力、方针展开叙述。原著者稻毛诅风是日本研究创造教育的一位学者。这本书很可能是一本最早引入到中国的系统阐述创造教育的理论著作。陶行知是我国较早地实施创造教育的践行者,他提出了以行动为中心的创造教育观,“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他的这种创造始于行的观点,为创造指明了实践的方向。他在《创造宣言》强调了“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更是表明了人类一切精神力量都在于创造的精神的思想真谛。

关于创造的精神文学家也不甘落后,比方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郁达夫说过: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郭沫若的成名作《女神》就是一首创造精神的赞歌,而他于1922年在《创造》季刊上发表的《创造者》、发在创刊号的头条,带有明显的宣言色彩,主旨同样是歌颂创造的精神。此外还有熊十力、方东美、张岱年等人的思想他们以《易传》为源,以创作观为核,从深层全面改造转化中国传统文化。由于篇幅原因这里不再赘述。

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创造”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凝聚成一个现代文化传统,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文化传统再次被湮灭。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式的理解,很多人迷信权威,认为创造只是少数天才人物才具有的专利,而放弃了创造的机会。改革开放以后,“创造”再次得到重视,但是由于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的感染,这一时期对“创造”的看法,更多的是将之与“创新”这样一个原本属于经济学范畴的词所等同,而对创造的研究没有从中华文化传统的深层来继承和挖掘。

与此类似,对于创造教育的理解,有的认为是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创造发明活动,有的将其等同创造学课程的学习,有的认为就是在学校中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教学原则和教育方法,甚至就是以上三种解说的综合:创造教育是通过传授创造学知识,或者运用创造学原理与方法,致力于开发受教育者创造力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的总和。笔者认为、创造教育一定是以创造为根本,包含了人生创造、人格创造和文化创造的教育。若是给创造教育下一个完整的定义的话,我想借用稻毛诅风的说法,创造教育,即为创造者之人(即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为增高全体的人类或全体的人生之价值,以其根本属性创造性为根源,以被教育者的人格创造为直接目的,以文化创造为间接目的,以人格创造为主要动力,在文化现象中,广义自觉的即有目的而有意的,有考虑的,继续的,互相交涉的创造作用;无论在个人在团体,为严格意义的生活的动力,又为其第一阶段的教育[10]。

4 结论

通过前面的梳理和分析,毋庸置疑,创造教育障碍的背后有着深层的文化因素的原因。而要扫清创造教育的障碍,就要善于发现有利于创造教育的发展的积极文化因素,那就必须建构以“创造”为核心的中国新文化。这是学理推导的结果,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更是也是创造教育障碍的反思。

中国古代,曾经一度创造精神占主导,自秦汉以后,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又有道家和释家思想作为辅助,共同组建在一起,占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重点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以仁为主导;道家重点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道法自然为主导;释家重点强调人与心灵的关系,以涅槃寂静为主导。但是这些思想有一共同的局限性,就是忽视了人的创造性,忽视人对社会和自然的创造实践。要根本改变这一缺陷,就必须使人由被动变为主动,恢复人的主体创造地位,就有必要把“创”作为一个基本范畴,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内核之中。即中国新文化的建构应以“创”为核心,以儒家的“仁”、道家的“道”、释家的“灭”为支撑,整合成创、仁、道、灭四位一体的新模式。

而以上都是基于学理的探讨,要让学理的东西让更多的人理解,必须深入大众之中,做到学理与实践的结合。如“中华文化大学堂”便是它们结合下的产物。“中华文化大学堂”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主办、安徽省图书馆等联办,结合大学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致力于中华文化普及的开放性、大众性、公益性课堂。如今在刘仲林教授的带领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项目的支持下,“中华文化大学堂”于2010年11月份顺利开学,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五次活动。大学堂秉承“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一宗旨,并结合时代需要和特点,进行创新和发展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华文化大学堂”面向的是普通大众,其学员除了科大师生外,还有各大学、军事院校、中学、机关、企业、公司、社区等各界人士。毛泽东说过“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些人群中尤其是教育界人士,从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再到一线的教师们,如果够将中华文化“创”的精神领悟运用到工作当中,在教育中以创造为根本,将创造教育融合人生创造、人格创造和文化创造的内涵,那么中国的创造教育将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当前。

参考文献

[1]十一教授联合《新安晚报》致信新任教育部部长.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N].新安晚报(2009-11-11)[2011-01-20].http://xawb.cn/xawb/html/2009-11/11/content_13750.htm

[2]司晓宏.文化、教育与民族创新——兼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创造力衰微的原因[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8):1

[3]刘仲林.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与创新[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61,63,64-65,181-182

[4]阿瑞提.创造的秘密[M].钱岗南,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388,415

[5]刘仲林.中国创造学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7,353

[6]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5

[7]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三联书店,1984:101,516

[8]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4,606

[9]梁漱溟.朝话——梁漱溟讲谈录[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88-89

中国孝文化教育的时代反思 篇3

关键词：孝文化教育；现实情况；缺失原因；教育途径

B82-092

一、引言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漫漫长河中，孝文化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直展现着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孝敬和赡养父母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也是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作为当代大学生，至少在某一领域具有一定的学习钻研能力，也会在同一问题上有各自不同的见解。

孝文化教育是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面，更是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当然，我们需要用“扬弃”的态度来看待孝道。因为每个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应当发扬孝道中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对当代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有益的积极方面，舍弃那些封建的保守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孝文化教育的现实情况

首先需要分析一下大学生这一群体，独生子女较多，自我意识也比较强。近些年来，随着西方各种事物进入中国，人们的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英美国家比较重视个性、强调个人主义，这也是我们这个群体中很多人比较“独”的原因。西式思维的灌输让我们讲求个性、注重独特的人格，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行动。

根据群体的特点，可以看出目前传统孝文化教育中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1. 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观念差别较大。很多人从农村走向城市，逐渐适应了城市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因此在很多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和父母之间产生差异，于是在许多方面和父母产生了冲突。2. 子女承担多重角色，尽孝道的方式也出现了偏离。在这个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时代，一个人承担着许多角色。会有多个角色，比如老师、丈夫，需要赡养四位父母，还要面对这个社会剧烈的竞争，全方位考虑家庭里里外外的各个方面。有时候不得不面对事业角色和子女角色的冲突。因而会容易因为工作的压力而忽视父母的需求。3. 生存方式的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人都住上了楼房，越来越重视私人生活空间。子女和父母不住在同一屋檐。

三、孝文化教育在这个时代缺失的原因

通過分析和论证，可以得出孝文化教育缺失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时代特点。在这个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时代，人们的功利性太强、过于看重经济效益。社会竞争的加剧和流动性的增强，也影响了人们的孝意识。使得我们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孝文化教育，对于孝文化的宣传力度也远远不够。2. 教育体制。中国目前的应试教育体制，不可否认，为不同社会阶层的学子们提供了一个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但也正因为过于看重考试成绩，造成了学生只重视数学、英语等容易提升考试成绩的科目，而忽视了道德层面的提升；也造成了学校对于道德层面的教育是不够，很多知识流于形式、流于表面。3. 独生子女政策。这一政策虽然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但却使得子女在家中唯我独尊，家长难以管控，缺乏家庭孝教育。同时，由于各方面条件太过容易满足，导致他们缺乏感恩之心，不懂得回报，对父母不尊重，孝意识更是不强。4. 舆论导向。当今社会，我们了解知识的途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以前的电视、报纸，网络媒介、各种社交媒体所发布的信息都是我们获取知识，对我们思想和行为产生冲击的手段。诸如新浪、腾讯这样的网络媒体，更多关注的是娱乐信息，注重如何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缺乏对像孝道这样的社会正能量的传播。

四、当代进行孝文化教育的途径

孝文化的教育仅凭一己之力很难去弘扬和提升，社会各个层面必须给予足够重视才可以有所提升。

1. 国家政策。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我们党和政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应该弘扬像孝文化这样的社会正能量。党和国家所领导的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提升像孝文化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思想层面的地位，旗帜鲜明地倡导孝道。2. 学校教育。从学校的角度而言，学校的课堂教学应该是进行传统孝文化教育的主渠道。从基础阶段教育、高等教育再到研究生阶段的教育都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弘扬传统孝文化，高等学校应该作为主阵地。对于我们研究生来说，学校应该在思想教育中国增加孝道的相关内容，把“孝”的教育纳入学校的德育教育体系，激发学生们内心深处对于孝道的重视。同时，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孝道教育，增加课堂的趣味性。3. 网络传播。网络作为当今社会一种非常强大的传播媒介，对信息的传播占有举足轻重的的地位，它以其快捷性、方便性、开放性、生动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特别是我们青年学生。我们要努力利用网络。比如：建设与孝文化有关的专门网站，让广大青年学生和网民受到孝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要抵制和克服落后的孝文化，去粗取精，增强孝文化的吸引力、亲和力、感染力和在网络中的生存能力、竞争能力。

4. 每个人从自身做起。作为父母，要孝敬孩子们的祖辈，为他们树立榜样。作为子女本身，要懂得体谅父母为家庭这么多年来所做的事情，尽孝是一个人做人的起码准则。每一代不断去传承孝道。

五、结语

总而言之，孝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面对目前中国孝文化一定程度上缺失的现象，我们应当去正视这一问题，从社会不同层面去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党和国家、学校、社会以及个人自身都应该去思索解决之道，让我们把这一传统文化继续弘扬下去。我们应当重视孝文化教育，让这种文化滋养我们青年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参考书目

[1]黄南永，2009，对当代大学生进行孝文化教育的思考[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

[2]李伟，2000，《以孝树人：孝与教育》[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3]卢智增，2006，论传统孝道及其现代意义，《湖北社会科学》 [J]。

[4]许刚，2011，《中国孝文化十讲》[M]，北京：凤凰出版社。

中国的教育文化史 篇4

程方平

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进入21世纪，在全球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本土传统文化的价值进一步凸现，成为构建各国教育特色的重要基础。此时适逢中国近代教育走过百年历程，如何传承与发展本土文化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相关的理论争鸣与各类尝试风起云涌，对此需要认真思考和积极探索来规范和引领未来的教育发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教育体系，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奠定重要的历史基础。

中国教育尊重传统，不仅在思想和精神领域重视“道统”，各行各业的人才培养和标准规范都非常关注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然而，自百年前开始，在西方模式和标准的影响下，我们的教育缺少自信，我们以往用于反思和自省的自我批评变成了盲目和全盘自我否定的依据。历经13探索实践的科举制度，就有许多可资借鉴的遗产。国外的研究与实践非常认同中国的科举对文官制度的影响，认为这是中国在制度文明上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体现了人才评价选拔方面最公平合理的实践探索。再从中小学的语文、数学教学来看，中国的传统教育在形式、内容、方法、观念和评价等方面，相对于源自西方的各类教学法，许多方面更适合于中国学生及中国知识的具体情况。百年来的教育实践证明，中国的传统教育绝非可以简单地用机械灌输来概括，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亦是与中国教育的传统息息相关。

在中国教育传统的思想与实践中，不仅有“有教无类”、“教学相长”、“因材施教”、“知行合一”、“活到老，学到老”等与西方教育源流和现代教育理念相似、相通的原创教育思想，也有独具特色的家学、书院、师徒制、耕读习俗、学术争鸣、树立思想流派的传统等。中国教育传统中永恒的、富有创新潜力的价值早已受到国外思想家、教育家的深切关注，不仅数百年前影响了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近年来创立“多元智能”理论的哈佛教授加德纳也多次强调他的思想曾借鉴了中国的教育传统。可见，中国教育传统的精髓需要国人认真反思、汲取和弘扬，全面否定和浅尝辄止均是对历史、民族与未来不负责任、缺乏基本文化素养的表现。需要铭记的是，一个不知道尊重自己传统的民族难以受到其他民族尊重，也难以真正自信、自强。

传承和弘扬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并非机械地重复和照搬，更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经典的死记硬背。容纳、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不仅在其“形”，更重要的是其“神”，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思维方式和笃行实践。每个时代都应有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认真审视和深远思考，并以此来指引实践，找到更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

(节选自7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有改动)

1.下列关于“传统文化”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A.传统文化由民族的文明演化汇集而成，是其历史上各种思想、观念的总体表征。

B.传统文化属于一种民族文化，它集中反映了这个民族的特质和风貌。

C.传统文化是世界各国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构建自己教育特色的重要基础。

D.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不能重复和照搬，也不能死记硬背经典，而是要容纳继承弘扬其内在精神、思维方式和笃行实践。

2.下列各项，对“中国教育传统”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中国教育在思想和精神领域重视“道统”，在人才培养和标准规范方面也非常关注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B. 从中国的中小学的语文、数学教学看，源于西方的各类教学法在形式、内容、方法、观念和评价等方面并不适合于中国学生及中国知识的具体情况。

C. 中国教育传统的思想和实践不仅有与西方教育源流和现代教育理念相似、相通之处,也有本土化和特色化的传统。

D. 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现象说明中国传统教育有利于人才的培养,绝非可以简单地用机械灌输来概括。

3.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A.有关传承与发展本土文化的思考和积极探索可以规范和引领未来的教育发展, 奠定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基础。

B. 科举制度在评价选拔人才方面是最公平合理的，是中国在制度文明上对世界的重大贡献，需要我们借鉴、继承和发扬光大。

C.由于西方模式和标准的影响，中国的近代教育缺少自信，用于反思和自省的自我批评变成了盲目和全盘自我否定。

D.中国教育传统中永恒的、富有创新潜力的价值影响了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哈佛教授加德纳也是借鉴中国的教育传统创立了“多元智能”理论。

1.D 错在“不能死记硬背经典”，原文是“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经典的死记硬背”。

2.B原文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在形式、内容、方法、观念和评价等方面，相对于源自西方的各类教学法，许多方面更适合中国学生及中国知识的具体情况”。并不能推出“源于西方的各类教学法不适合中国学生及中国知识的具体情况”。

小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总结 篇5

一、思想上高度重视，大力宣传活动的意义。

领导在思想上重视，利用教师例会、教研会向全体教师和学生宣传学习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制定相关制度，促进传统文化教育工作顺利开展。

1、组织健全，职责明确

我校成立了领导小组，由校长郭总责，教导主任具体抓，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全体班主任和各科教师为主要成员。

2、大力宣传，营造氛围。

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大力宣传传统文化，让全体教师、学生及家长充分认识开展这项活动的重要意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传统文化活动的良好氛围。

三、明确目标、落实活动方案

1、明确活动目标

通过开展经典诵读、戏曲进校园等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开阔视野，增长知识，陶冶情操，传承并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学校人文化发展，提高办学品位和办学特色。

2、灵活安排，确保诵读时间。

利用每天上午早读前10分钟，开展经典诵读活动，由语文教师组织并指导学生诵读，帮助学生尽快进入学习状态。

3、组织比赛，隆重颁奖

组织了各班级的诵读和书法比赛，比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全校学生均参与其中。

4、学校全面开展书法大练兵活动。由校内书法教师梁宗让进行指导，定期为学生上书法课，全校上下形成了大练书法的良好局面。

5、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每年组织师生集中观看戏曲表演，积极引导学生收看中央综艺和戏剧频道。

6、在全校师生中开展武术操的习练。武术操作为中华传统之瑰宝，一方面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同时可以修身养性。为强化学习，以比赛的形式促进学生和教职工练习。

四、取得的成果

1、丰富了学校的德育内涵。

活动的开展，丰富了学校的德育内涵，推动了学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德育工作的发展。师生的精神面貌得到较大的改观，良好的校风、学风、班风逐步形成。

2、提高了学生思想道德品质。

传统文化教育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培养学生初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情操。

3、全面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一是形成了诵读的良好氛围。二是开拓了学生的视野。三是锻炼了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4、提高了教师的文化底蕴和职业道德操守

开展经典诵读和戏曲进校园活动，学校教师主动参与，广泛融入，极大的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底蕴。

中国的教育文化史 篇6

一、引言

外语教育的本质是一种人文教育, 一种跨文化素质教育。“教语言亦教文化”已是当今外语教育界普遍认同的观点。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已是不争的事实,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作为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重要渠道, 外语教育的文化使命也日益凸显。而在各种文化和我国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碰撞中西方文化无疑是影响我国大学生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近些年来不少青少年热衷于看好莱坞影片、过情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 却对自己的优秀的民族文化知之甚少或了解不深, 民族自信心不足, 因此我们必须把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作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

二、文化认同理论及相关研究

文化认同是近年来文学、翻译、跨文化交际和应用语言学等学科密切关注的一个课题。“认同”是个多维度的概念。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认同是指个体对自我的认识是人们对自我身份的“确认”, 即回答和解决“我是谁”这一问题。在现代社会, 文化与认同常结合起来形成特定的文化认同作为个人或群体界定自我、区分他者、加强彼此同一感、拥有共同文化内涵的群体标志。本文中的文化认同主要指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学生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同, 尤指他们在认知和情感上对我们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可与接纳。

语言活动具有社会行为的属性, 它是文化认同因素之一。外语教育是语言的教育, 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认同建构活动。当一种文化遇到另一种文化时, 首先遇到的就是“认同”问题, 而且“认同”需要一个建构的过程。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 (2002) 认为文化认同对于整个国家及民族的认同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对文化认同的研究较晚, 北京大学高一虹教授是较早开始关注文化认同和外语教学关系的。高一虹、周燕 (2008) 通过对英语学习与自我认同的跟踪调查, 发现英语学习者的自我认同呈现明显的削减型双语变化 (即对外语掌握的同时接受和融入了外语文化, 由此导致了母语文化的陌生化) 。陈新仁 (2008) 认为“我们需要从全球化的角度关注汉语语言、文学、文化对塑造中国身份或中国形象中的作用。需要从全球化的高度审视当前中国外语教育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带来的影响。需要从宏观方面考量全球化经济、文化的影响的同时, 也要从微观方面体会全民族文化认同的形成与变化。”可见, 在文化全球的背景下, 要让世界了解中国, 让中国走向世界, 必须要强化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 提高学生中国文化的素养和表达能力, 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

三、软实力与高校外语教育的人文教育

“软实力” (soft power) 这个概念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提出来的。“软实力”是指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认同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 是一种影响他国自愿地按你的意图做事的力量。当前, 软实力越来越被视为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核心成分。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文化教学和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对软实力的研究也日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软实力建设战略的提出, 无疑为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机遇和更为广阔的前景。众所周知, 语言作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 其在文化认同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Phillipson (2000) 从语言传播的角度指出英语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不仅便利了交流, 还有文化渗透的作用。他将此称为“语言帝国主义”, 并警示大家要充分注意英语教育对于母语文化的侵略。由此, 我们必须充分重视高校的文化功能。高校作为培养新时代人才的重要阵地, 理应担负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职责。而高校的外语教育, 作为一门人文学科, 在全球化和高校国际化的背景下, 如何坚定其文化立场, 使之从容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与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 是当前外语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外语教育中提升大学生中国文化认同的对策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 塑造和传播中国文化, 增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提升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增强文化竞争力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具体来说, 在外语教育中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

(一) 外语教材内容适度本土化

在跨文化交际中英语语言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 其实质是双方思想和文化的交流。因此如果只是一味地吸收外来文化, 无法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 这种交流的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就大学英语教学为例, 目前使用广泛的《新编大学英语》《新视野大学英语》《全新版大学英语》等教材中极少涉及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相反, 教材语料过于集中于体现英美国家文化和价值观, 出现了单一价值观过分强势的局面。教师授课中只注重目的语文化的单向输入, 而忽视了本族语文化输入的教学势必造成我们培养的大学生今后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对中国本土文化了解不深, 难以得体地输出中国文化, 从而导致交际失败或低效。因此, 从事外语教育的中国工作者应肩负起文化双向交流和文化双向建构的使命。在今后的教材编写中应增加本土化的反映中国文化精华的优秀英语文章, 使学生在学习和掌握英语的同时, 将中国特有的文化内容置于英语教学中, 加深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表达, 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

(二) 注重文化比较教学

比较法是跨文化教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文化知识的学习是语言学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提高学生应用语言的能力, 实现语言的交际功能, 外语学习不应是单纯的语言形式的学习, 在掌握一定的词汇和语音知识外, 还应熟悉和理解其语言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教师在教学中应有意识地渗透这方面的知识, 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结合起来, 注重两种文化的讲解, 通过对比中西文化差异, 增强学生对中西文化的敏感性和辨别力、减少文化失误和文化冲突, 促进有效的国际交流;同时使其理解本民族的文化模式, 加深对自己的本土文化的反思, 保持跨文化交往中的主体地位。

(三) 加强翻译教学

外语教育还注重其发展、促进、弘扬中国文化, 并最终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的文化使命。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前司长李宇明就曾明确提出, “中国的外文杂志少而又少, 中华文献的外语翻译更是薄弱, 数量少, 语种少, 质量也参差不齐。这与国家走出去的战略十分不相称”。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也说, 中国的好作家好作品多的是, 但好的翻译太少了。为此, 外语工作者应具有高度的文化使命感。一方面, 要不断提高自身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 要积极参与到宣传介绍中国文化的重大课题中去, 通过理论研究, 科学有效地指导文化教学实践, 在外语教育实践中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意识, 强化翻译技能的训练的同时兼顾西方文化输入和中国文化输出的英语表达, 使学生将来肩负起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使命, 成为引领中国主流文化的先行者。

(四) 拓展课外文化实践活动

受英语教学中课堂教学时间的限制为了在英语学习中更有效地输入中国文化, 教师必须通过多种渠道去鼓励学生获取信息。而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实践活动是对学生进行中国文化教育的一个有效途径。例如可广泛开展一些人文科学的专题讲座, 聘请一些专家学者对学生进行英美文化背景, 风俗习惯和中国文化的课程教育、还可通过远程教育手段分享这方面的优秀精品课;通过校园广播以及其他校园媒体传播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也可通过增设中国文化选修课和举行中国文化英语演讲竞赛等活动来增强学生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另外, 教师还可以鼓励和引导学生在课外阅读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英文作品、英文电影等。总之, 通过以上各种活动充分营造有中华民族文化特点的校园文化环境, 有意识地传播优秀的民族文化。

五、结语

综上所述, 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 在高等教育已然走进大众的今天, 中国的高等学校要如何加强跨文化人才的培养力度, 加强大学生文化自觉性培养, 突显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认同建构在英语教育领域的日益重要地位是新时期大学英语教学的新要求。为此, 外语教学肩负着神圣的文化使命, 我们应站在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 以紧迫的时代感、树立学生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意识, 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做出积极的努力。在大学里要形成一种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历史文化的传统和风气, 只有具有这种文化自觉, 我国的高等学校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对外文化传播工作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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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仁.2008.全球化语境下的外语教育与民族认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Raymond Williams.1989.Culture is Ordinary[C]//Resources of Hope.London:Verso.

中国的教育文化史 篇7

戚万学在2009年第10期《教育研究》撰文指出,文化定位、文化选择、文化取向乃至文化重建的焦虑一直都是作为自觉自为的学校道德教育所面临的深层意义上的困惑,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社会转型加剧的背景下,这种来自文化层面的焦虑和困惑愈来愈显著。具体表现为:文化路向的迷失、文化传统的断裂、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和文化殖民的压力等等。文化路向的叩问旨在展示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应该确立的主导性的文化追求和文化使命;文化传统的追索旨在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审视学校道德教育的文化根基;多元文化碰撞的辨析是从现实文化生态的角度来分析学校道德教育的文化选择的困惑及可能存在的问题;文化殖民压力的揭示是从全球化的角度和弱势文化的立场来探讨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和道德教育正在遭遇的困惑。道德教育应该成为文化的检视者与开拓者,应该以自己特有的姿态回应文化上的难题,承担起自己应有的历史使命。

蔡秀梅:从“知行不一”看学校道德教育的有限性

蔡秀梅在《思想理论教育》2009年第24期撰文指出,学校德育不应也不能为生活中的知行不一现象承担主要责任,因为,德育的作用是有限的。面对知行不一的社会道德失范局面,一味抱怨学校德育的失效是无力的,这一观点只是看到了学校德育的重要性,而没有看到学校德育能力的有限性。从生活的角度来说,知行不一的事实是生活的原貌,是人之常情,这一点德育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从理论上来说,学校德育也不能在“道德之知”与“道德之行”之间建立一个必然的桥梁。因为,道德之知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教的,在个体复杂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个体道德行为也是不确定的。面对“重知轻行”的指责,学校德育也在进行改革,努力使教育与生活联系起来,不断加强社会实践,但学校德育永远也无法摆脱其计划性、规范性和系统性。理性规划与充满偶然和不确定因素的现实生活之间永远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就注定了学校德育作用的有限性。由此看来,学校德育的改革确实应该转变路径,而不是简单的如何“加强”的问题了。

傅淳华:学校时间制度的德性困境及其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