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点大学变迁记

中国重点大学变迁记（精选8篇）

中国重点大学变迁记 篇1

一、1954年确定最早的6所重点大学

1954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中，指定以下6所学校为全国性重点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

二、1959年指定16所重点大学

195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指定以下16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大学：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

三、1959年又增加4所重点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哈军工”）

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四、1960年确定64所重点大学（16+4+44）

1960年10月22日，中央决定在原来20所（16+4）重点大学的基础上，再增加44所重点大学：

1.文理（苏式综合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 山东大学；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兰州大学。

2.工科：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 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重庆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3.专门性大学： 北京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矿业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铁道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化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吉林工业大学（并入吉林大学）、大连海运学院（大连海事大学）、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理工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东华大学）、同济大学、武汉水电学院（与武汉大学合并）、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北京农机化学院（与北京农业大学合并为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中医 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山医学院（中山医科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北京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科技大学）

五、1963年增加3所重点大学

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

六、1963年又增加1所重点大学

南京农学院

至此，全国重点高校共68所。

七、1978年确定88所全国重点大学

1978年，国务院确定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88所院校为全国重点大学。

1978年，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大学名单

重点综合大学(17所)

北京大学 内蒙古大学 新疆大学 复旦大学 武汉大学 厦门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吉林大学 兰州大学 中山大学 山东大学 湘潭大学 南开大学 西北大学 云南大学 四川大学 南京大学

重点理工院校（53所）

清华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中南工业（大学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医科大学、长沙铁道学院合并为中南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工学院 北京钢铁学院 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郑州大学 重庆建筑大学（与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重庆大学合并组建成新重庆大学）沈阳建筑大学 东南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西北轻工业学院（前身北京轻工业学院与北京商学院成立北京工商大学，咸阳部分更名为陕西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大庆石油学院（现更名为东北石油大学）天津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东北大学 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华东）华东理工大学 吉林工业大学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燕山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河海大学 同济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东华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徐州）青岛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气象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武汉）江苏理工大学（江苏理工大学已于2001年与镇江医学院、镇江师范学院合并为现在的江苏大学）合肥工业大学 华中理工大学 重庆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长春科技大学（长春科技大学于2000年6月12日与原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邮电学院合并成为新的吉林大学。长春科技大学的相关学科并入吉林大学的相关学院，原校址现称吉林大学朝阳校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武汉工业大学（2000年5月27日,武汉工业大学与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合并组建武汉理工大学。国家建材局管理干部学院（武汉工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并入北京工业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2000年8月2日，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成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湖南大学

重点农业院校（9所）

中国农业大学 山西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江西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西南农业大学（2005年7月与西南师范大学合并组建西南大学）

重点医药院校（6所）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 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中医药大学 上海医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山医科大学（2001年10月26日，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组成新的中山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重点林业院校（1所）北京林业大学

重点财经院校（1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重点艺术院校（1所）中央音乐学院

重点体育院校（1所）北京体育大学

重点民族院校（1所）中央民族大学

重点外语院校（2所）北京外国语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重点政法院校（2所）国际关系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

重点师范院校（2所）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粗体为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学校。后附其所并入的大学。改名的院校，在括号里以注明。）

八、国务院侨办直属的暨南大学、华侨大学被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高校

九、1990年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15所)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医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十、1999年特别改组成立的重点大学（1所）

1999年9月，经国务院特别批准，同处杨凌的原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陕西省林业科学院、陕西省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七所科教单位合并组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注：全国重点大学中有13所，湘潭大学、燕山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大学、江西农业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陕西科技大学、沈阳建筑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东北石油大学，由于地理和自身发展水平受限等原因没有纳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计划，仅存重点大学之名。

全国重点大学的精品—985工程院校

这些大学全部为中央直属大学，全部具有若干院士、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学科、博士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后流动站、教授任职资格审批权、研究生院，其中34所学校具有研究生招生自主划线权。

北京市（8所）：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上海市（4所）：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天津市（2所）：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江苏省（2所）：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浙江省（1所）：浙江大学

安徽省（1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黑龙江（1所）：哈尔滨工业大学

吉林省（1所）：吉林大学

辽宁省（2所）：大连理工大学 东北大学

山东省（2所）：山东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湖北省（2所）：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大学

湖南省（3所）：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福建省（1所）：厦门大学

广东省（2所）：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四川省（2所）：四川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重庆市（1所）：重庆大学

陕西省（3所）：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甘肃省（1所）：兰州大学

1998年5月4日，原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由此，中国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 “985工程”。

39所“985工程”大学分布在18个省，其中大部分属于副部级大学，不属于副部级的大学有6所：东北大学 湖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 海洋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为副大军区级，对应地方行政级别介于正部级与副部级之间。

全国重点大学的主体—211工程院校

“211工程”是中国政府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向21世纪，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百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到2000年左右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的建设工程。“211工程”是建国以来国家正式立项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投入资金最多的重点建设工程，是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工程，也是高等教育事业的系统改革工程。

北京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央音乐学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东华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大学

天津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重庆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

河北河北工业大学

山西太原理工大学

内蒙古内蒙古大学

辽宁大连理工大学 东北大学 辽宁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吉林吉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延边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江苏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苏州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河海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南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浙江浙江大学

安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福建厦门大学 福州大学 江西 南昌大学

山东山东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河南郑州大学

湖北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理工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南 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广东 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广西广西大学

四川四川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云南云南大学

贵州贵州大学

陕西西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长安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甘肃兰州大学

新疆新疆大学 石河子大学

青海青海大学

宁夏宁夏大学

西藏西藏大学

军事系统第二军医大学(上海)第四军医大学(西安)国防科技大学(长沙)

中国重点大学变迁记 篇2

一、基督教大学研究的几种流行模式及其缺

章博认为, 基督教大学研究的现有模式都或多或少都存在缺陷, 文化侵略模式用政治评价取代学术评价, 失之于肤浅, 最不利于客观研究, 现代化模式最大的问题是预设立场, 无疑会导致研究者人为地忽略许多复杂历史问题, 文化交流模式虽然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较文化侵略模式和现代化模式前进了一步, 但又忽略了其他维度和文化本身的多元性、差异性, 也难称完美。

鉴于上述问题, 章博在此书中力图作出改进, 她将基督教大学作为民间组织来考察, 同时放宽历史视野, 将之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特定历史场景之中, 着力揭示外部环境变化对基督教大学的影响, 以及基督教大学采取的调适措施和取得的效果, 进而说明制约基督教大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二、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与华中大学的创办

20世纪早期, 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 形成了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在内的完整教育体制, 对基督教传教事业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 中国自办的新式教育也在蓬勃发展, 不断挤压着基督教教育的发展空间, 对其构成了严峻挑战。1922年春, 由于在华基督教团体不断鼓吹“学校生活基督化”, 又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大、但颇为激烈的非基督教运动, 更加剧了基督教的危机感。这两个因素促使基督教差会反思在华教育事业, 推动它们走向重组。

在1905年召开的“中国教育会第三届大会”上, 总干事施特士率先提出了促进在华基督教教育机构联合的建议, 引起了传教士的普遍重视。此后, 各差会就联合办学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 截止20世纪20年代初, 已经整合出十几所水准较高的基督教大学, 如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

在联合办学趋势愈发明显的背景下, 1921年北美和英国教会组织了一个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 对三十多个县市的各级基督教学校进行了考察, 并提交了一份综合调查报告 (伯顿报告) , 认为在华基督教教育应当更加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 建议进一步整合现有的十几所基督教大学, 以避免无用的重复和资源浪费, 具体到华中地区, 可集中在武昌建设一所伟大的基督教大学。这份报告被送到华中各基督教差会, 成为创建华中大学的直接推动力。

1922年2月至8月, 华中各基督教差会连续举行了三次会议, 为华中大学的筹建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尽管仍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但在1924年秋, 由文华书院 (原属美国圣公会) 、博文书院 (原属英国循道会) 、博学书院 (原属英国伦敦会) 合并组建的华中大学终于成立开学, 标志着华中地区的基督教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中国化潮流中的华中大学

基督教大学的筹设及运作, 都是从基督教教育自身的需要出发的, “以培植一个强健的基督教社会为具体目标”, 即促使中国趋从于西方文明。然而, 由于“五四”后民族主义高涨, 这一办学宗旨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化”压力, 主要是始于1924年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1929年相继颁布《私立学校条例》和《私立学校规程》, 大幅收紧了对基督教学校的监督和管理, 并限令在1932年6月底前注册立案, 实际上对它们提出了“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要求。

在此形势下, 华中大学的领导者们清楚地意识到, 继续自外于中国公立教育系统之外是不可行的, 向中国政府注册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 他们就这一问题向各相关差会的国内总部做了大量的游说工作, 终于在1931年12月完成了注册。

华中大学注册后, 虽然在学校管理和教职工构成方面过渡到以中国人为主, 形式上实现了中国化, 但又通过设在纽约的“设立者会” (由各背景差会派出代表组成) 遥控大部分行政权力, 而且从最为重要的经费看, 也一直没有摆脱对外依赖, 这就使学校难以疏离外国教会的控制, 实现“名”与“实”相符的“中国化”。多数基督教大学的情况也与华中大学相仿。

四、适应与抗争:世俗化潮流中的华中大学

新文化运动使科学主义在中国盛行起来, 作为兼具“封建迷信”和“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特征的基督教愈加受到抨击, 与之关系密切的基督教大学也受到很大冲击, “世俗化”成为其不得不加以回应的外部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在教育领域推行“党化教育”, 使这种趋势变得愈发明显和急切。为了满足中国社会和国民党政府的要求, 基督教大学不得不加快“世俗化”进程。

基督教大学“世俗化”, 首先体现为办学目标的改变, 从为中国基督教会培养领导人和为基督教运动服务, 调整为主要为中国社会服务。以华中大学为例, 为了适应这种改变, 对院系和课程设置都作了调整, 在文学院、理学院的基础上, 增设教育学院, 增加实用课程, 依据三民主义原则设置政治课程, 并将宗教课由必修改为选修, 宗教劳动也改为自愿参加。

但“世俗化”毕竟不是基督教大学及其赞助者心中所愿, 他们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 尽量采取措施来维系学校的基督教色彩:1、尽量保证选用基督徒为教师;2、“家庭化”办学, 通过控制学生规模, 鼓励师生通过社团组织和社交活动建立密切关系, 实行“导师制”等措施, 营造尽可能浓郁的基督教氛围;3、鼓励参与宗教活动;4、保持和提高学生中基督徒的比率。尽管采取了以上种种措施, 但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 基督教大学抵御“世俗化”的努力还是越来越困难, 最后仍不免湮没于历史潮流。

五、“国立化”潮流中的华中大学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开始推行“教育国家化”政策, 并在此指导下, 对大学教育进行规范和整理, 极大促进了公立大学的发展。面对公立大学的强势崛起, 华中大学采取了“重质不重量”的办学方针: (1) 尽量聘用海内外著名大学毕业的优秀人才担任教师; (2) 招生上“宁缺毋滥”, 并努力保持较高的师生比; (3) 实行严格的中期考核, 确保学生的培养质量。这使起步较晚的华中大学逐渐成为华中地区最好的基督教大学, 在与实力雄厚的公立大学竞争时能保持应有的地位。

六、此书的结论

章博认为, 基督教大学的命运始终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 它们因时而生、因时而变, 最终因时消亡, 这是基督教大学变迁的历史背景;20世纪以来, 基督教大学为适应中国社会的变化采取了许多调适措施, 试图在不违背基督教精神的前提下, 从西方差会和中国政府双重管理的困局中找到某种平衡, 以适应“中国化”和“世俗化”的时代要求, 为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基督教大学与西方差会的关系可归纳为经济上的依赖与管理上的疏离, 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两者注定是相互矛盾和冲突不断的, 它们就是在这种矛盾中, 磕磕绊绊地走完了在中国大陆的历程;基督教大学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可归纳为限制与反限制, “中国化”和“世俗化”是它们在外力 (主要是中国政府的压力) 逼迫下不得已而为之的, 西方差会害怕学校逐渐失去基督教色彩, 虔诚的信仰也使基督教教育者不甘“堕落”, 他们虽然迫于政府要求, 对办学宗旨作了形式上的调整, 但实际上仍然秉承“为基督教运动服务”和“培植一个强健的基督教社会”的目标, 努力维持着学校的基督教色彩;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 但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 基督教大学的调适还是越来越困难, 最后仍不免湮没于历史潮流;基督教大学的自我改革虽然由于社会变迁戛然而止, 使其能否自行实现“中国化”和“世俗化”成为一个永远也无法解答的谜, 但也因此使基督教大学更加具有思考的魅力, 有关讨论仍将继续开展并深入下去。

七、笔者对此书的几点观感

笔者认为, 章博的《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以华中大学为中心的研究》在学术上至少有三个亮点: (1) 选题比较新颖。改革开放以来, 基督教史研究虽然逐渐趋热, 但基督教大学在其中相对冷门, 相关论述不过寥寥二、三百件, 学术空间仍然很大, 此类研究可以起到拾遗捡漏的作用。 (2) 视角更为宽广和多维。基督教研究的几种传统模式, 如文化侵略模式、现代化模式、文化交流模式, 皆有其不合理之处。此书将基督教大学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中, 从学校与社会、学校与政府、学校与西方差会、学校与师生四个层面加以考察, 通过基督教大学的兴起、“中国化”、“世俗化”、“国立化”潮流中的竞争图存四个方面展现其数十年的流变, 着重阐明它们为消解外部压力、保持基督教特色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 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影响基督教大学生存、发展的主要因素, 理论较为圆满, 思路清晰, 在学术上前进了一步, 值得我们学习。 (3) 此书在论述近代基督教大学的同时, 实际上也提出了两个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问题, 即教育应否在外部约束 (来自政府与社会) 下追求自己的独立品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此一目标?

这便是相关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英国政要“中国观”变迁记 篇3

近年来，中英关系发展历程虽说不上波澜壮阔，但也出现过不少起伏，颇具戏剧性，起因不在于中国做了什么，而在于英国对中国政策的反反复复。究其根本，还是英国政要的“中国观”在不断变化。

这次李克强总理访问英国，英国政府给予了高规格礼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在温莎宫会见了李克强总理，中英双方还签订了总值300多亿美元的逾40项合作协议。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日益崛起，使得英国政要的“中国观”不断进步；另一方面，我们也仍然要有“平常心”。

“两面下注”引发危机

两年前的此时，中英关系突然跌入低谷。

2012年5月14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副首相克莱格在伦敦会见达赖。这应该是一次博取英国国内选民和右翼势力支持的政治秀。此举当然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要求英方停止纵容和支持“藏独”反华势力，以实际行动维护中英关系的发展大局。

当时的英国政客起初对来自中国的反应不以为然。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奥塔威甚至说：“我们扛住来自中国的压力是对的……我想争议会迅速消散，中英相互投资也会很快恢复的”。

这种想法显然带有投机主义色彩——一方面通过接见达赖吸引右翼支持，获得在西方世界的政界和媒体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的反应将不至于实质性地损害英国的利益，“因为中国是一个讲究实用的国家”。

然而，这种两面下注的机会主义政策遭到了的中国严厉反击，这超出了英国当初的设想。中英两国的许多官方交流被迫中断或延宕，年度总理会晤机制也被取消。此后在中国领导人相继访问欧洲的时候，这个岛国不在行程之中。

英国政要们当时显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它并不处在中英双方对外政策天平中更为有利的一边。首先，英国不是中国商贸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第二，英国并非中国提升与欧盟关系的唯一最重要的中介；第三，英国并非解决有关中国最重要双边政治争议的有效参与者。

简单地说，如果英国试图通过损害中国核心利益来谋求自己的私利，结果肯定会遭到中国的严肃对待。

“融冰之旅”扭转局面

在中英关系陷入僵局的煎熬时刻，有一个具有问鼎唐宁街潜质的英国人，率领一个大型商务代表团来到了北京。他就是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

2013年10月，约翰逊率团访问中国，到访了北京、上海和香港，这都是中国最为富裕和繁荣的城市，香港与英国更具有历史上的特殊关系。

这次访问被视为“融冰之旅”。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约翰逊的访问确实能起到这种作用。首先，非内阁高官访问中国不会给双方带来压力，而作为伦敦一市之长来访，只是比内阁官员稍微低一个级别，这种身份似乎对双方都是“刚刚好”——中国不会拒绝，而英国也不至于显得行事唐突。

生性幽默的约翰逊在中国访问一圈之后，双方都降低了“互呛”的调门，尤其是英国方面显著改变了对华姿态。2013年6月，卡梅伦下达了“一揽子禁令”，不允许任何内阁成员在英国会见达赖。同年12月，卡梅伦终于实现了自己对中国的正式访问，数位中国高层领导人会见了他。

为了给自己的中国之行“暖场”，访华前夕，他还在中国社交网络上注册了一个以“英国首相”为名的微博，他的高调访华也得到了中国媒体和网民异乎寻常的关注和报道。

自此，中英关系进入新的友好发展阶段。

2014年1月，英国元老级内阁大臣、首相贸易特使肯·克拉克展开了为期五天的对华贸易访问，在卡梅伦访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成果，在中国快速增长的医疗保健市场推销英国企业。

“中国的发展对英国是机遇而非挑战”

英国之所以在对华政策中“能屈能伸”，一方面是切实感受到了来自中国方面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也出于其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特点。

英国是一个讲究实用主义的国家，作为西方大国较早与新中国建交就是典型一例。如今，当中英关系处于低潮时，作为一个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和打击的国家，作为急需更多投资以重振其经济的国家，因意识形态分歧而长期拒中国投资于国门之外，绝非明智之举。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从其政策文件和政客言论中也可窥一斑。

2009年，时任首相戈登·布朗在其政府发布的英国首份中国政策文件中写道：“我们需要中国充分发挥与我们的伙伴关系的作用……在未来十年中，它很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能为我们的企业提供更多机会”。

更多视中国为机遇而非威胁的论点，在去年卡梅伦访华期间也得到了有力的回应——他甚至公开说英国将是中国在欧盟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众所周知，欧盟在有些问题上（比如贸易保护问题和市场经济承认问题等）对中国设置了不少障碍。值得一提的是，也是由于英国的实用主义立场，1998年英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时，欧盟没有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反华议案。

就在卡梅伦访华前夕，他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赞中国在经济发展、脱贫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释放出“中国的发展对英国是机遇而非挑战”的信息。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更是直言不讳：“对于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我认为这是机遇。我们选择接触而非隔膜、对话而非僵持、共赢而非零和博弈、伙伴关系而非保护主义。”

除此之外，中国和英国都需要实现对欧洲大陆的“平衡”。因此在合适的时间提升双边关系，对两国的地缘政治考量而言也是“双赢”的。

英国急需来自中国的“礼物”

在卡梅伦首相顺利访问中国和习近平主席如期访问欧洲大陆后，李克强总理访问英国便是双方外交政策情理之中的安排。

此次李克强总理受到的高规格接待，展现了英国政府对中英关系的高度重视，也意味着英国现在急需来自中国的“礼物”——贸易和投资，以及技术。

整体而言，英国比中国更需要对方的支持，毕竟目前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投资人”还真不多，而且中国又有英国需要的核电站和高铁技术。

回顾历史，中国应该对中英关系有全面而客观的认识。中英关系如同所有大国关系一样，友谊与冲突将在双边关系中交替或同时存在，只有建立在现实主义的理念之下，以务实的、理性的、朝向双赢的视角才能将中英关系保持在合理发展的轨道之中。

中国社会变迁与宪法 篇4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年

会综述

 2012-08-03 14:09:58

来源：爱思想 2012年08月03日

【核心提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亟须宪法重塑社会价值观，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年也需要重新认识宪法的贡献。基于以上共识，10月22日至23日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年会将会议主题确定为“中国社会变迁与宪法”。此次会议由中国宪法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大学主办，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兰州大学法学院协办，于2011年10月22日至23日在古城西安召开。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三百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转型与宪法、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宪法与国家权力的结构与运作、财政立宪主义与社会保障、宪法与刑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获得了圆满成功。

现将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大会主题发言社会转型涉及各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制度的转型。我们从清末开始就一直在努力实现一个以宪法为基础的治理模式。这其中，宪法学者做出哪些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陈斯喜副主任认为，前几代宪法学者至少已经完成了以下几大任务：第一个是完成了宪法的启蒙，宪法意识在全社会得到普及；第二个是经过清末、民国、新中国的探索，已经找到适合中国的民主道路；第三个是为我国制定了一部比较好的宪法，经过长期实践，现行宪法是比较好的宪法；第四个是进行了初步的宪政实践。那么，我们这代宪法学者有什么任务？陈斯喜副主任认为，第一项任务是推动宪法的实施，第二项任务是努力形成中国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

宪政主义所具有的普适价值为越来越多的东方国家所接受和认可。在亨廷顿所称的20世纪后期第三波全球性民主化的浪潮之中，亚洲宪政主义的发展引人注目，其已经显示的路径、图景亦与西方古典宪政模式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香港大学法学院陈弘毅教授指出，难以确定在亚洲存在特殊的“亚洲式”的宪政模式或政治宪制制度，也没有足够证据显示亚洲文化与价值观与宪政主义难以兼容。恰恰相反，证据显示宪政主义能否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得以发扬光大，更多地取决于政治因素，以及战争、外国干预等历史事件的偶然影响，而不是取决于文化与价值观。陈弘毅教授认为，对于宪政主义在亚洲的前景，和它在亚洲疆域的适应能力可以提供一个审慎乐观的视野。具体到中国的宪法实施，宪政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即是宪政的建立。

1982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宪法应做出哪些回应？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认为，虽然宪法已经做出不少积极回应，例如宪法序言和相关条款的修改，也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应该做出的回应本应当更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违宪审查制度、言论自由等方面的滞后；二是经济生活已经市场化，但政治生活仍然计划化；三是立法方面的不作为；四是宪法发展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五是宪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虽有所突破，但多少脱离中国现实；六是宪法学的影响力有待拓展，不能过分拘泥于传统媒体，要重视学术网站、博客、微博等新兴交流模式；七是宪法学研究可能要面临宪法全面修改的问题，因此，必须对修宪进行系统研究。

一百多年来，我国已经颁行了14部宪法。与14部宪法相伴生的，是“立宪法易而行宪政难”的不尽感慨。“宪法”与“宪政”，虽是一字之差，却已然百年之别。武汉大学法学院周叶中教授认为，社会基础是中国从宪法走向宪政的关键环节，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加强社会基础建设：一是塑造合格的公民，这是加强社会基础的基础性工作；二是保障阶层对话为培育政治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基础；第三，以公民社会为目标构建宪政的社会基础。只有如此，才能使得宪法真正从空中走向地面，从宪法走向宪政。

关于宪法的实施。北京大学法学院王磊教授提出了“宪法法律论” 的观点，他认为宪法是法律，宪法应该具有法律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宪法的实施与普通法律的实施必然分享某些共同特征。

关于宪法权威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李树忠教授认为，宪法权威的性质应该是法权威，并且是最高法权威，它具有优于法律的优先权，即宪法优于立法机关，这是最高法权威的全部思想，同时指出宪法的权威来自人民的制定。

二、社会转型与宪法的适应性关于宪法学研究拓展的可能性。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郑军教授认为，在社会转型期间，基于国家职责精准实施与人权保障细化的要求，宪法学研究应拓展其研究视阈，关注社会性别主流化问题，确立适应变革、合理且先进的宪法学理念，缓解宪法学理论与社会生活的疏离状况，进一步彰显宪法学应有的公平、正义等象征性价值和学科生命力，以及宪法学对法学科发展、法秩序建构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信访在当下社会是一种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的特殊制度，赞成和主张彻底废除信访制度的声音皆而有之。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王书成研究员认为，信访的立法发展过程反映了其逐步制度化的法治进程，但实践中制度化进程也逐步暴露了信访在制度上的方向偏离，并没有在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信访不能起到解决纠纷的功能，信访制度的纠纷解决的立法角度是好的，但是社会效果却并不理想，因此，应该废除信访的纠纷救济角色，因为信访是机关内部的纠纷解决体制，让机关内部来解决自己的纠纷是不可行的。同时，应该将信访的救济功能取消，但不能取消其政治功能。香港城市大学林峰副教授则认为信访制度和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不冲突的，当然，信访制度对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只是补充，而不能替代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关于社会转型期间释宪机制的创新。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刘国副教授认为，转型期社会情势的复杂性与变易性使其异于常规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关系变动、社会制度变迁、利益和矛盾冲突都对释宪机制提出了异于常规社会的特殊要求。为应对转型期社会变迁对宪法解释提出的挑战，及时构建一套合理的释宪机制是攸关第二次转型成败的关键。但究竟什么样的释宪机制才能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刘国副教授指出，二元释宪机制是构建和完善转型期我国释宪机制的合理选择。其基本思路是：在保留现有释宪机制基础上，适应转型社会的特殊需要，建立一种常态释宪机制，形成常态释宪机制和原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非常态释宪机制并存的二元释宪机制格局。

社会转型对执政党权力的科学运行提出了新的要求。上海师范大学石文龙副教授认为，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执政党的权力”常常被称之为“党权”，执政权与领导权是两个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概念，两者存在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执政党的权力观不是一成不变的，法治时代执政党的权力观需要“与时俱进”。执政党的权力源之于人民，这是人民主权的基本内容之一。当前，我们需要在宪法上构筑执政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而回答在宪法领域中什么是执政为民，怎么样执政为民？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如何基于深思熟虑与自由选择以维系政府的良好运作，实现共和国公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广东商学院戴激涛副教授提出了协商宪政这一构思，认为协商宪政作为融汇中国“和合”传统与西方协商民主、宪政理念的概念模型，可以在继承“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中华传统基础上，借鉴协商民主理念、宪政制度路径吸纳共同体的力量，实现每个公民的自由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复兴。

吉林大学法学院李海平副教授则根据自己对民间组织所进行的实务研究提出社会宪政概念。他认为民间组织也需要宪政，社会宪政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宪政，也不同于所谓的“新宪政”论，它是以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为核心的宪政形式。民间组织所面临的困境是外部干扰和内部不规范，而社会组织宪政也是宪法下的宪政。

关于政党执政合法性问题。西北政法大学胡晓玲讲师认为，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对于执政者是否拥有执政合法性休戚相关。现行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方略，时下大力宣传普及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事实上对党依法执政指明了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重大要求：党要依法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必须程序化，要在加强内部自律的同时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这些基于当下的执政方略构建的初步考量，客观上为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着理论和进一步制度论证的基础。

三、财政立宪主义与社会保障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均呼唤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落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广辉教授认为，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核心是对国家税收权的制约。为此，不仅需要从宪法的意义上对“税收”的内涵进行解读，而且需要从征税权的行使、税收收入的使用、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征税权的合理划分等制度上进行建设和完善，方能在通过财政立宪推进中国宪政进程方面见到实效。在财政立宪主义的语境下，对税收权的控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征税必须得到民意代表机关的同意；二是税收的使用必须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三是政府举债也应纳入民意机关的监督之下；四是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应符合法治的精神；五是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王世涛教授认为，以不同的分析工具，对财政税收会有不同的认识。以宪政经济学为视角，宪法作为元规则是财政税收效率最大化的根本。从“个人主体性”出发，效益意味着“一致同意”，其宪法装置是议会，而对议会税收立法的宪法审查实现了帕累托改进；以产权理论为视角，税收源于产权的私有，并促进宪政的萌发，同其他财政征收方式相比，税收是效率最优选择；以博弈论为视角，税收是零和博弈，但是合作博弈的非均衡赛局；以国家和社会理论为视角，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产权与国家的分离是税收产生的基础，根据“国家补充原则”，社会私经济免受国家的不当干预，通过私经济的优先发展从而保证税源和税基；以人性论为视角，每个人都有自私的本性，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税痛”唤发公民权利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

从“统收统支”到“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再到分税制，我国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总体上因循了从集权走向分权的基本思路。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徐健讲师认为，财政分权的策略及其实践并未转化成稳定的法律制度。1994年确立的分税制，也仅仅是一个低层次的制度化开端。这种低层次性主要体现在宪法规范的缺失、法律规范的碎片化和低位阶性、制度化范围的局部性，以及事实行动的制度外溢等诸方面。正当的制度只能逐步建设和改进，这是制度塑成与变迁的一般规律。但在改革三十年亦跨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困顿的情况下，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配置领域的整体性制度却依然未能有效形成。

香港回归以后，由于《基本法》及《议事规则》的限制，立法会在公共财政方面虽然手握否决权，却几乎不拥有提案权，其修改权也受到很大限制。但香港大学顾瑜博士通过对1998-2010年的数据及个案分析却证实，宪制上的权力不等于真实的权力。作为民意代表机构，香港立法会的自主性和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而决定其影响力的，是议席的分布、民意的走向以及议题本身的性质，这也是一个走向民主的政治体制更加成熟的表现。因此可以预见，随着政治改革的逐步推行，立法会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许多国家的宪政史首先就是一部财政入宪史，政府的税收和公共开支政策一贯会引起法律和宪法上的争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黄建水教授提出“宪法税”这个新概念，认为宪法中关于税的条款即“宪法税”。对于我国宪法税条款的完善，黄建水教授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修改宪法第一章，总纲部分的第13条，明确税收法定原则；第二，修改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的第62条，明确人民代表大会的税立法职权，以体现税权民主；第三，修改宪法第一章，总纲部分的第13条，明确税负公平原则，在宪法修正案第22条即宪法第13条后增加一款：“赋税应依据法律规定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平等分摊”；第四，应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除依据法律规定对公民征税外，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公平补偿。”另外，从整个宪法结构来看，公民财产权和继承权规定在宪法“总纲”中，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没有公民财产权的内容，似乎有点结构不合理，将来如果修改宪法，拟调整其位置将是十分必要的。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谭波副教授从社会保障角度探讨了财政立宪。社会保障作为“社会本位”和人本主义的一大体现，和财政立宪不可分离、分立。两者的联动需要的是内在的互联而不是表面的牵强附会。他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在财政立宪主义下的缺失表现在:一是财政立宪中的社会保障外延狭隘，价值模糊；二是违反社会保障宪法规范的责任机制的缺失；三是社会保障财政监督检查的乏力。其改革进路在于：强化财政支出与社会保障之联动机制；确立宪法预算的内涵和规范机制，将宪法中的“预算”细化；确立各类预算尤其是社会保障预算的不同规范机制；强化社会保障预算宪法监督，力推宪法公开，强化宪法监督机构和责任机制；确认社会保障与财政支出的价值联动机制。湖南大学法学院肖艳辉副教授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体制性缺陷而引发的社会风险和诸多不和谐现象与财政立宪主义的基本理念发生了根本冲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收入再分配制度，可以弥补和救济第一次分配中的不正义、不公平和不合理现象。蕴含在社会保障立法精神中的生存权保障原则、抵制社会风险原则、主要政府责任原则、普遍平等原则和分配正义原则契合了财政立宪主义的内在品质，对于弥补和纠正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体制性缺陷而致的社会不和谐现象有着重要的作用。安徽财经大学金玉副教授认为，我国宪法对财政权的规定以及实践中对于国家财政权的规制，还存在下述问题；

1、在国家财政收入方面，从公民基本义务上来规定，是在国家优越的理念指导下来界定税收；我国宪法没有详细规定国家税收方面的立法限制，没有规定财政法案相应的审议程序；宪法没有明确将我国一切政府收入纳入财政预算，没有明确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2、在国家财政支出方面，财政的“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严重，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公费旅游、公车私用、公款吃喝现象普遍存在。

3、在国家财政预算审查方面，人大这一职权形同虚设，人大会议期比较短，但是需要审议并作出决定的事项过多；当选的人大代表来自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阶层，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差异较大，本职工作又很繁重，难以完成预算审议这样专业性强的工作。

4、在国家财政监督方面，只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这不利于国家权力机关有效地行使对行政机关财政权的控制和监督。

5、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方面，我国宪法没有明确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以及财政权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央、尤其是中央国家行政机关财政权力过大；同时还促使几乎垄断了税收立法权和收入归属权的中央乱收税和具有地利优势的地方乱收费。

四、央地关系与立法权力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南京审计学院程乃胜教授认为，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原因复杂、多样。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法律体现。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宪法的共同规定，旧中国的宪法和《共同纲领》对地方权力作了明确的规定；二战以后，地方自治和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成为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就连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法国也在1982年开始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改革。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王锴副教授指出，地方立法权的来源在理论上不明确，认为地方立法权应当来自地方的自治权，而且将地方立法权定位为行政权也是不妥当的。云南大学法学院沈寿文副教授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制度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际上还包含了纵的关系，而且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具有复杂性，并不是平时所说的纯粹单一制国家。沈寿文副教授指出，我国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我国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由于存在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出现矛盾的具体解决方法的规定，因此更容易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在理论上也更贴近国际意义上的地方自治的模式；二是民族区域自治，他认为这种自治并不是国际意义的地方区域自治，实际上高度集权的模式；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权力纵向配置上导致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性质，破坏了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的关系，带来不可调和的矛盾，民主集中制正好掩盖了此项矛盾。中国政法大学姚国建副教授指出，对地方立法的“不抵触原则”不能狭隘理解，认为在内涵上，“抵触”与“不一致”不相同，也与“根据”、“变通”有别。应以立法目的与规范事项两个标准确定“上位法”的范围，并且不能将宪法排除在外。抵触分为对上位法原则的抵触和规范的抵触。在判断是否与上位法原则抵触时，除应具体考量每个上位法的具体原则外，还应考量上位法意图在全国建立最高、最低标准或统一标准；在判断是否与上位法规范相抵触时，应着重考察其是否侵犯中央专有立法权、超出授权范围等方面。

关于大部制改革。汕头大学法学院邓剑光教授指出，确认、尊重和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促成全体人的人格全面发展，是宪政中国的价值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借助若干机制，其中之一便是民主机制。大部制改革的根本动因是政府对社会诉求的回应，可以视之社会回应性的自觉改革，具有民主内涵，必将促进宪政价值的实现。合理的权力配置是宪政价值实现的基础。在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一直围绕着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当下的大部制改革，实际上具有优化权力配置体系的功能，并最终有利于宪政中国目标的实现。

民国初年,湖南曾经率先制定了省宪法,成为第一个依法“自治”的省份，然而不旋踵间就在南北夹击中废宪。这一“宪政史上的奇迹”为何难逃失败的命运？郑州大学法学院侯宇副教授认为，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的失败虽然与时机不成熟有关，但主要在于宪政文化的缺失。宪政是一种宽容、妥协、诚信与合作的积极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它强调的是人类的理性自治。是由于在私人生活中秉持宽容、妥协、诚信与合作的精神，人类才能逐步认识到在公共政治领域践行它们的重要性，才能真正摒弃暴力实施宪政，自治才成为可能。宪政隐含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只有充分领略宪政的内涵，加强思想的启蒙以及制度重构，中国宪政才能跳出泥潭。

对于港澳基本法的合宪性问题。深圳大学法学院叶海波副教授认为，现行宪法第31条中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集立法机关、总括机关和主权机关三位一体的特殊机关，享有宪法权力和主权性权力，可以不同的法律形式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并不限于基本法律的形式。当全国人大以主权机关的身份作出政治决断时，应当以宪法典作为政治决断的外在法律表现形式，而不可载之以普通法律形式，否则会造成主权决断内容与形式的背离。港澳基本法是普通法律，但其承载的却是主权决断的内容，存在着主权逻辑与法律形式的背离，并在实践中以港澳基本法是否符合宪法的疑问呈现出来。对于此种矛盾的化解，只能采行促成形式与内容统一的方式，即修改现行宪法，吸纳港澳基本法中主权决断性的内容，使港澳基本法从内容到形式皆符合普通法律的要素，化解港澳基本法的合宪性危机。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 篇5

李莉 卢福营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变迁过程，获得了众多值得一提的成功经验，也积累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深刻教训。回顾与分析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过程，对于推动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面向现代：乡村治理变迁的轨迹

关于当代中国的时间界分，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本文所考察的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国乡村治理。从总体上讲，这一段时期的中国乡村治理明显呈现出向现代治理转变的轨迹。主要表现为：

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改革以前，国家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建构的乡村治理实质上是一种一元治理模式。在土地改革时期，乡村基层公共权力集中于农民协会;合作化时期主要集中于党领导下的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在人民公社体制下，高度集中于党政不分、政社合一的公社组织;“文化大革命”期间则集中 于公社和大队革命委员会。单一的治理主体统揽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其重要弊端就是容易导致乡村治理的专权，扼杀农民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突破这种一元治理模式的改革始于1983年的政社分开、撤社建乡。随后，又先后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和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制度。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村新兴民间组 织逐渐涌现，①并得到政府的承认。特别是老年人协会、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社等对农村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由此，建构了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等多个组织有机统一的乡村基层公共权力组织体系，形成了多个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的多元治理模式。

从集权管治到分权民主。一元治理模式势必导致乡村治理的高度集权，并且最终导致领导者个人的高度集权。改革以后，特别是实行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和 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乡村治理逐渐开始分权。主要表现在：(1)党政组织向经济组织和农民分权。首先，政社分开，政府下放经济管理权给经济组织。其次，家庭承包经营，把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权下放给农户和农民个人。再次，集体企业改制，通过出卖、租赁、股份化、承包等多种形式的改制，绝大多数乡镇集体企业转变了经营方式，甚至改变了经济性质，促进了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

(2)国家向社会分权。村民自治的推行，是国家向社会放权的重要方式。它是继家庭承包经营下放 经济权力后，国家向农民下放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权力，由农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随着新兴民间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国家又逐渐将部分社会管理的权限分离出来，下放给特定的农村民间组织。比如，农村老年人协会、计生协会等。

从人治到法治。沿袭数千年的人治传统对中国特别是农村和农民的影响极其深刻。在改革以前的乡村治理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一言堂、“大民 主”、主观随意、个人专断、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等违背民主、法治的现象，呈现出典型的人治特征。改革以后，“依法治国”、“依制治村”得到强调，一系列关于乡村治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相继出台，尤其是农村民主建设和村民自治发展逐步纳入了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各级地方党政部门还结合本地实际，做出了不少创 新和探索。比如，浙江省的一些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众在乡村治理规范化、制度化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地方性创新。比如：武义县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新昌县的 “村务公约”(乡村典章)、嵊州市的“八郑规程”、天台县的“民主决策五步法”、柯城区的“两监督一赔偿制度”等，成为浙江乡村治理地方创新的一大特色。②国家建构：乡村治理变迁中的政府主导性

从特定意义上说，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过程，始终贯穿着政府的领导和主动推动，是一个政府主导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集中的国家中，政府在农村社会变迁过

程中往往居于主导地位，这集中表现在：

供给乡村治理及其创新的制度。任何一个时期的乡村治理均以一定的制度为依据，任何一场乡村治理的创新和变革同样也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根据。这些制度都是由政府建构的。具体地说，乡村治理及其创新的制度供给者，或者说建制主体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制度依据，首先来自全国性的制度安排，然后是地方政府的法规和政策，由此形成两个层级的乡村治理及其创新制度的基本架构

领导乡村治理变革过程。任何一场重大的乡村治理变革行动，均需要有一个领导核心和组织力量。从土地改革和农会建设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化运 动，甚至于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直至最终实行农村改革，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和村民自治，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一不是在有关政府部门及其领导人的 发动和领导下展开的。在各地的乡村治理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始终扮演着领导者的重要角色，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动员力和控制力。组织和推动乡村治理的变迁。乡村治理的变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改造工程，难免会遇到风险、困难、挑战、波折，甚至出现重大失误，因而需要一个强有力组织的推动。各地的乡村治理创新和变迁都与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密切相关。即使是由农民和村级组织自发组织的乡村治理创新工作，也需要政府的支持、总结和推 广。政府在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和变革中具有相应的强制优势、组织优势和效率优势。“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 进变迁过程。”③

尊重农民：乡村治理变迁的关键

历史发展表明，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是在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逐步推进的。乡村治理变迁既是一个国家建构和政府主导的过程，也是一个群众参与和 创造的过程。农民的自主行为推动着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④农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是乡村治理变迁的重要动力，农民群众的抗争则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乡村治 理的变迁过程。实践一再证明，尊重农民的意愿和自主性，是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关键。

乡村治理的变革必须尊重农民意愿，获得农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历史经验表明，政府的超强控制有可能损害农村基层社会最基本的活力。在政府超强控制下，当政府的决策脱离了乡村社会实际，损害了农民利益时，尽管乡村治理变革得不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无力的农民也只能无奈地接受变革，并理性地选择“生产力暴动”、“闹退社”、“投机倒把”之类自主行为，以表达不满、表示抵制。如此，有可能导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断裂”，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损害，乡村治理变迁遭遇阻碍。反之，当政府的变革决策和行为与农村社会实际相适应，符合农民意愿和利益要求时，乡村治理变革往往会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比如：土地改革、家庭承包经营、村民自治等社会变革，正是与农民群众的意愿相合，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从而获得了农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与空前支持，实现了政 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

乡村治理变革需要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充分发挥民间创造力。农民是具有自主性和创新性的积极行动者，民间力量是推动农村制度创新和乡村治理变迁的重要主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崛起、村民自治等一系列农民创举，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治理乃至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研究表明，农民的自主行为建构了问题意识，使乡村治理制度变迁具有更加客观的信息与背景，进而引发政府的自觉推动，给予政府换一种方式行事的启示与压力，促进政府改变制度选择，重新界定，或者放弃、修改原来的制度安排。同时，它以体制外的新生力量对制度变迁形成重要的结构性影响，并通过自身的绩效改变政府的认知与行为取向，助推民间创新实践上升为国家实践并发展成制度体系。⑤1949年以来的历史表明，农民的一系列自主行为程度不同地影响、改变着国家的制度选 择，推动着乡村治理制度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的自主行为是一种“创新性越轨”，这种“越轨”带来了制度创新的积极意义和行动结果。它诱致制度创新和 社会变迁，是一种“诱变性行

为”。

可见，乡村治理的变革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推动，更需要尊重农民群众的自主性、尊重农民的创造实践，充分发挥民间的创新活力。理性的政府不应当过度压制农民和农村的自主性，而要适时地总结农民日常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好做法、好经验，科学地对待农民的自主性行为，及时发现隐藏其中的创新因子。把群众制度创新与政府制度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以民意为基础的互动型制度创新机制，促进乡村治理的有序变迁。

注释

①参见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647～649页。

②参见卢福营等：《当代浙江乡村治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4～198页。

③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4页。

中国白酒帝国变迁与契机分析 篇6

中国白酒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市场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本世纪，30年的发展历程，为我们呈现了很多精彩的营销故事，但是随着国民经济发展中心的转移，原本是税收重要来源的白酒已经被其他产业所取代，而国家对于白酒宣传的限制的加强，以及从政府到法律的各种禁酒令的办法，使得中国白酒的发展出现了很多微妙的变化，未来中国白酒帝国将如何构件市场体系呢，新帝国的市场战略方向在哪里呢?在探究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中国白酒的三个重大战略时期：

一、中国白酒的三个战略阶段：

从 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10年代，我们可以将中国白酒产业划分成三个时代，在这三个时代下，中国白酒产业演绎了精彩的行业传奇故事，也造就了一批杰出的白酒品牌，在不同的宏观环境下，白酒产业作为中国最传统的经济支柱之一，一直演绎了很多精彩的传奇故事及创造了很多杰出的营销案例。

1、央视标王广告时代：90年代，知名度至上时代

年代中国的广告业正处于蓬勃发展期，企业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逐渐转向市场经济时代，市场正处于酒香不怕巷子深崩溃的边缘，因此在那个时代里，品牌的知名度建设就是企业成功营销的关键，这也让很多企业开始了广告之路，也成就了很多著名的品牌，比如说三九品牌以及草珊瑚品牌，都是在这个时代开始成名并不断发展成熟的。

而中国白酒行业在这个时期，也开启了它第一个时期，那就是央视标王广告时期，在央视广告的帮助下，众多白酒品牌曾经一度风起云涌，比如说孔府家酒、沱牌酒等，至今广告忆忧在耳，最有名的莫过于秦池了。因为它创造了奇迹，也终结了奇迹。真正成为这个时代中国白酒的标本。1996年11月18日，秦池以6666万元的最高价击败众多对手，勇夺CCTV标王。虽然一时之间让秦池走向全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品牌，但是由于营销体系及生产体系不足以保证秦池全国的销售，秦池最后倒在了征途中，成为了时代的样本。

在这个时期里，白酒行业和中国很多行业一样，正处于唤醒国民市场认知度的阶段，所以企业告诉别人我叫什么名字，而且很响亮。消费者就会簇拥而行，争相购买。那是一个消费者心智很空白的时代，任何涂鸦都能引起市场几何变化。

2、历史文化营销时代：00年代，文化认同至上年代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广告业经历了90年代的疯狂广告时代，市场正逐渐理智回归，国家法律法规的管理也越来越严格，国民经过了虚假广告的洗礼之后，也逐渐变得理智和冷静了，而且各种广告形式的出现，也让信息变得越来越缺少传播力。中国白酒行业在这个时代，也开始进行突围和新生。简单的知名度建设，已经不能满足白酒品牌市场推广的需要，也不足以吸引消费者形成品牌认同度。

因此，2000年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四川全兴为首的企业兴起了中国白酒历史文化营

销潮流，中国白酒也从低廉走向了高端市场，白酒产品从几块钱的产品，一下子在文化的包装之下，卖到了好几百块钱，这让很多人无法想象。但是，水井坊却做到，并且超越了五粮液和茅台，可以说这是时代的标本就是水井坊，因为它品牌拉开了中国白酒高端市场的序幕，并且由此开启了中国白酒文化营销历史。

所以说，2000年之后，中国白酒一路超着高端市场奏响凯歌，而中国白酒文化传播也达到了高峰期，茅台的国酒文化、剑南春的大唐文化、五粮液的窖池文化„„几乎所有的酒都都有了文化素养和历史底蕴，一夜之间酒文化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成为了酒品牌卖高价卖好价的立命之本。

这是一个贴金的时代，文化是最好的金箔纸，它让原本平凡的白酒，一时之间穿越了古今，成为一种顶礼膜拜的圣品。让缺乏文化素养和追求文化回归的消费者，找到了一种对等的华丽，所以企业只要告诉别人我的身份和地位，而且很重要和稀有，就足以让消费者痴迷。这是一种盲目追求价格标签的时代，价格成为衡量身份和价值的最直接砝码，给予不自信暴发起来的中国人，最体面的安慰。

3、人群身份认同时代：10年代，身份认同至上年代

本世纪在前面最美好的十年光阴，中国白酒产业在疯狂的文化挖掘及历史考证中，市场进入了理智的回归期，消费者也逐渐变得越来越务实和理智，盲目的文化与虚无缥缈的历史，已经不足以让白酒身价倍增，也不足以让足见觉醒的消费者信服。

诚实品质与高尚品味，开始被企业认识也被市场认同，比如说洋河蓝色经典掀起的中国白酒市场蓝色风暴，让原本处于区域的洋河走向了全国中档市场。抛开文化的浮华，回归到消费者本身的品味，让蓝色经典一句“男人的情怀”，把喝酒的大老爷们胸怀，捧的比天高，比还阔，让男人身边的女人们也无法阻扰，当喝酒成为一种情怀时，所有的曲解和决绝就成了不识时务的怪兽，这让讲究人情世故的中国人所不齿。

这是一个品质消费的时代，也是一个品味消费时代的序幕。消费者身份的认同感，成为了下一个十年中国白酒产业的启动器。当全国都在加强酒驾处罚力度时，中国白酒的精致消费潮流也已悄然而来，过去讲究酒量的时代，必将被讲究酒品的新时代所取代。所以喝多少不重要，喝多么有品味的酒更重要。这是一个全新时代的消费密码，企业只要抓住了这样的宏观市场潮流，就能够主宰未来市场的潮流，最少不会被时代所淘汰。

在这个时代里，消费者将是白酒的主角，而不在是那一瓶瓶外表冷冰冰的白酒。企业告诉消费者自己是谁，自己有多么好，已经不足以打动已经自信起来的中国老百姓了，而启发消费者的身份认同，告诉消费者你的身份很荣耀值得尊重，才是开启高端消费潮流的关键。

二、中国白酒的两大战略契机

1、帝国重生：2010中国白酒新帝国正在建立

2010 年中国白酒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法，先是水井坊被帝亚吉欧收购成为大股东，中国白酒市场外国资本正式登陆。紧接着就是五粮液被曝光明代古窖池原来是租赁的，在窖池之争中市场形象一落千丈。然后是洋河收购双沟，正式整合苏酒进军全国白酒一线市场。接下来又有了茅台国酒地位和身份被质疑，说茅台国酒身份是没有任何论证的，只不过是茅台自言自语的虚假宣传。最后就是近期被煤老板入股的汾酒，市场正在全面上攻，以谋求更高的市场地位。可以说，中国白酒在2010 年，经历了三个重要改变，第一个考验是，外资正式进入中国高端白酒市场，并且成功主导中国高端白酒品牌。

第二区域白酒升级整合完成，区域白酒全面法力进入全国一线。第三个是白酒帝国中的霸主茅台和五粮液形象被质疑，霸主地位正在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势力所撼动。

在这样的新形式和新环境下，传统的茅、五、剑、水、泸为核心构成的中国白酒帝国正在受到冲击，未来中国白酒帝国新的格局即将建立。一线品牌势弱，形象受到冲击。二线品牌势大，全面强攻一线。使得以往的白酒格局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新的白酒帝国秩序正在悄然建立，而老的白酒格局也即将瓦解。

2、价格升级：中国白酒已经进入1000元时代

从市场发展来看，中国高端白酒经过了10年的发展，市场年年涨价产品供不应求，而且很多地方的茅台、五粮液你根本买不到珍品，这说明中国高端白酒的上升空间还很大。另外，那一瓶中国高端白酒与法国葡萄酒来对比，法国波尔多生产的一瓶随便有点品牌的都能买到2000多块钱，而中国白酒著名品牌的主流价位离 2000这个价位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从这个对比来说，中国名酒高端产品，上升的空间还很大。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不断崛起和复兴，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白酒，也将赢得世界的尊敬和爱戴。

事实上，自从进入9月份以来，茅台、五粮液等一些高端热销白酒因销量暴增出现断货现象，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在郑州市人民路丹尼斯超市，记者发现，53度飞天茅台已经涨到1160元/瓶。此前被媒体扑风捉影描绘的白酒1000元市场大关，也即将伴随这次发布会的成功举办，正式变成现实。各地高端白酒正全面超着千元大关挺进，中国高端白酒正式开启了1000元时代，因此未来中国高端白酒的竞争焦点已经不在是800元了，未来将在1000元上进行角逐。

中国重点大学变迁记 篇7

欧洲早期的贵族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来的政治走向，使得封建庄园制和采邑制度被广大的欧洲王国所效法。国王与贵族双方按照默许的，或者是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和权力，依照各自的行事范围活动，即使国王也不能超过权力的界限。然而“采邑制”对于欧洲中世纪的王权的割裂就好像制度本身对于国王所控制的名义上的全王国的领土的划分一样，国王的权威建立在大贵族的联合的妥协、效忠和教会的约束上。由此，国王和贵族特权与封建教权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息过。

16世纪对欧洲的意义不仅仅是“地理大发现”，民族主义意识也在形成，新兴的资本和产业的发展需要统一的市场和国家的保障，分裂的作坊、林立的关卡、严密的教会垄断是对于资产阶级经济的严重挑战。建立“民族国家”，推行一系列统一的法律和制度，加强国家和政府的权威，以方便海外的殖民掠夺和经营，这恰恰符合专制政权的君主加强权力，统一国家行政的需要。欧洲各国为此相继进行了加强国王权力的政治改革。在这些改革中，尤其是以17—18世纪法国的改革最具有该时代的典型性和意义。

二、首相的辉煌———影子国王的骄傲

古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欧洲政治像一盘散沙，天主教会成为凌驾欧洲的控制性力量。1303年是法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法王“美男子腓力”击败了教皇，并把其劫持到法王控制下的阿维尼翁，这宣告了世俗王权控制教权的开始。宗教战争又使得法国贵族的实力遭到了削弱，于是在战争中脱颖而出的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就开启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专制政府改革。在亨利四世死后，路易十三继承了父亲的政策，继续推进法国的改革。路易十三并没有什么杰出的政治才能，但是由于他身边赫赫有名的黎赛留首相，法国迈进了新的历史。

下级贵族出身的黎赛留在公元1624年出任路易十三的首相，黎赛留本是法国一个大主教，但他却支持国家统一，一切行为以国家利益为上，首先提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概念。在那个教廷执掌的时代，黎赛留的观念是超前的，因为他很早就明白中世纪那套教会的道德理论是愚弄人的把戏，根本不能继续作为法国的国家政策。他知道在管理上，最高层决策观念是应超前的，看不到未来，就不知道现在怎么做。因此，他在首相生涯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一切为了法国的国家利益和国王的利益”为出发点，在内政和外交上为法国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黎赛留在内政上推行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加强王权的政策，任何反对专制和集权、反对国王的人都是他的敌人。他所设立的特别法庭专门惩治反叛的贵族，他摧毁贵族的堡垒，没收贵族的领地，剥夺他们的财产，用来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制度和军队。也就是从黎赛留时代开始，法国在中央设置国王直接任命的各部部长，向各地派遣中央直接任命的总督。黎赛留采用强硬手段，为贵族们树立了“国王仆人，顺从国家，服从国家”的榜样。同时，黎赛留也是第一个以现实的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出发点的政治家，在此基础上，为避免当时的德国(其实是原神圣罗马帝国讲德语的部分，此时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在统一后成为法国的最大障碍，黎赛留几乎是无所不用其能的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加剧了德国的长期分裂，也就减少了法国东部受到的威胁。长期混乱的德意志正是稳定强大的法国走向欧洲霸权所必需的，这使得法国一举做大，控制和影响了欧洲，成就了拿破仑王朝的辉煌。但我们要注意的是，黎赛留虽然兼任红衣主教和法国首相，不可一世，但是他的动机却绝不是出于自己的私人目的。黎赛留一生致力于加强国王的权威，虽然他的过分集权使路易十三成为了他的个人影子，但当法王看到他如此巨大的成就时，也许会祈求上帝让这种局面长久维系下去。

三、法兰西的强势———太阳王的光环

一般中国人知道路易十四，多是从“朕即国家”这句名言。事实上，路易十四并未说过这样的话。他是一个聪明人，他最不愿意被人认为独断专行，他不会吹嘘自己像贵族们那样在自己的领地上称王称霸。在《回忆录》中，路易十四写道，应以“国家利益为先……国家得益，个人增光”。在他看来，对王位的掌有、对宫廷的控制都必须有法度，按规矩而行，即便贵为国王，亦不可任性妄为。事实是如此吗?

路易十三，尤其是法国真正的主宰者黎赛留的死给法国带来了动乱，而路易十四就是在这样混乱的政局中成为了法国国王。直到大贵族的叛乱也就是“投石党运动”结束，路易十四才开始亲政，他重新启用马扎然，在政治秩序上进行全面的整顿，并决定永不允许这样的暴乱重现。而首相马扎然的作用就是向国王灌输“君主专制”的思想，这使得年轻的路易十四对于“独揽大权，国王要统治一切”早已是心领神会。在马扎然死后，路易十四当即宣布：“我自己就是自己的首相!”这也就终结了自路易十三以来出现的相权和王权并存的局面，为路易十四的改革和真正的大权独揽奠定了基础。

但仅此远远不够，10—15岁之间颠沛流离的生活使路易十四深深体会到，要牢固地掌握权力，就必须制服贵族，完善国家机器。因此，他亲政后就着手邀请重要的贵族离开他们的领地，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住在巴黎：有些住在他们在巴黎的行馆中，大部分住在凡尔赛宫，成为王室的贵宾，利用他们的虚荣心使其完全受制于国王亲手导演的政治戏剧。置身戏外是不可能的，具有政治家记忆力的路易十四认得所有的人，谁不在场一目了然。“某某在哪儿?”他冷不丁的发问会让所有的贵族乖乖来朝。用这种办法，可能造反的人被置于永久的监视之下。当然，在大棒之后还有胡萝卜，路易十四精心安排的大型舞会用香槟、精美的菜肴和美女使贵族成为国王的戏班子，在严密监视下的贵族失去了任何对国王不利的权力，逐渐成为了政治的风景线，他们在法国实际的政治作用也就消失了。这样，王权中央机器就在没有遭到贵族强烈反抗的情况下集中化、条理化了。当然，夺取贵族的权力是要付出经济上的代价的，在掌权期间，路易十四慷慨地用国民收入的20%包养着占人口总数2%的贵族，在使自己权力集中的同时也酝酿着一场极大的社会政治危机。

从此之后的法国贵族很少能占有行政职位，相反，路易十四从中产阶级中提拔了一些有实际才干的人来担任政府实际的职务。这些人除了国王赋予他们的权力外不会要求更多的权力，因为他们都知道，国王既然能够给予他们这些权力，当然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从他们手中拿走这些权力。因此，比起那些贵族，路易十四更加相信中产阶级。在这些人中产生了几个杰出的代表，比如财政总监柯尔伯，他是重商主义的代名词。

行政事务主要由三个会议决定，每个会议均由路易十四亲自主持，会议中包括他最亲信的政治仆人，但将王亲国戚排除在外。会议本身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策权，最终的决策权掌握在国王手里。国务会议由4—5人组成，每周集会2次，讨论国家的重要决策与行动。政务会议处理地方事务。财政会议总理税收、岁入与开支。其他的会议则处理战争、商业与宗教问题。

为了加强对外省的统治，路易十四迅速恢复了在投石党运动期间被取消的向各省派遣巡视稽查的司法、治安、财产监督官的制度。这些钦差大臣将通常由显贵或元帅担任的各省地方长官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地方政府由不负责任的贵族手中转移到皇家长官手中，地方选举亦经安排选出国王满意的首长。

除了贵族之外，巴黎高等法院也是路易十四集权的障碍。1665年，巴黎高等法院召集会议，准备讨论国王的一项敕令。按照传统，高等法院有权通过这种方式制约国王的权力。此时，身着猎装、高筒靴，手执马鞭的路易十四突然进入巴黎议会厅，对议员们说：“你们的集会所带来的不幸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命令你们解散这次集合讨论诏令的会议。主席先生，我禁止你召集此种会议，并禁止你们任何一人提出此项要求。”巴黎高等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构的功能，从此被一个皇家枢密院所取代，后者一直在国王的控制之下，凡是不顺从的法官，路易十四一概予以免职或流放。

自认为是真正天主教徒的路易十四在宗教上主张法国必须全部信仰天主教，符合他“一个国王，一种信仰，一部法律”专制理想基调，开始对新教徒施加压力。其中尤其是以1685年的《枫丹白露敕令》最为凶狠。他以此推翻了法王亨利四世1598年下的宽容的《南特赦令》。敕令下达后胡格诺派的教堂被摧毁，新教的学校被关闭，许多胡格诺派教徒被迫移居国外，大量带有技术和资金的胡格诺教派人士的离去是路易十四整肃国内宗教的一大恶果。

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路易十四还着手改革军队。17世纪欧洲的军队是一种私人财产，是贵族的一项特权，这样的军队不能保证对国王的效忠，事实上，他们为国王作战的次数和他们与国王作战的次数几乎一样多。路易十四亲政后，即任命迈克尔·勒·泰利埃为战争部部长，他死后由其子德·鲁瓦公爵继承了这一职位，泰利埃父子二人为法国建立了一支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强大的军队，他们在军队中建立了一个稳定的、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而各省贵族则解甲归田。

四、随想

中世纪后期整个欧洲表现出向强大的民族君主政体发展的政治趋势，法国率先走上这条道路，有着“国土聚合者”之称的路易十一是统一法国的奠基人，早在15世纪即竭力执行巩固王权，集中封建领地的政策，与新兴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得到市民的支持。他的事业为其后的法国国王所延续，从路易十三开始的黎赛留为之奋斗的法国君主集权制度，到了路易十四时代最后完成并且达到顶峰，终于将法国打造成为欧洲的新霸主，在文化和政治上取得了双重的霸权，建立新的政治认同———法国是欧洲政治的新领袖。也正是在路易十四的手上，法国率先建立起了现代国家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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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一民.法国通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7.

[3][英]琼斯著.杨保筠等译.剑桥插图法国史[M].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尾矿治理变迁记 篇8

数量巨大的尾矿伴随着矿山的开采不断增加，随着矿山枯竭，经年累月贮存起来的尾矿被堆放于江岸的山坡，因在技术层面缺乏有效的处理方法，只能以非安全的暴露方式，继续留存在自然界中。

可以说，尾矿如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不仅对山区造成严重的环境隐患，还将对附近的居民的生命财产和整个水系构成威胁。“十二五”期间，尾矿治理有了明确规划。

2011年11月底，国家安监总局提出到2015年尾矿库病库数量比2010年均下降10%以上，基本消除危、险尾矿库，对废弃尾矿库依法实施闭库或有效治理。到2015年三等及以上尾矿库和部分位于敏感区的尾矿库安装在线监测系统。

目标虽明确，但遗留的历史包袱以及面临的新隐患，令尾矿治理的压力不减反增。国家安监总局提供给本刊的资料显示，截止到2011年6月，尽管全国危、险、病库数量比2008年底下降了76. 6%，但仍有1151座危、险、病库有待治理，其中大部分是无主的尾矿库。此外，全国尚有674座尾矿库未确定安全度。

中国的尾矿治理究竟将以何种模式继续向前推进？本刊记者通过与各级尾矿监管部门负责人的对话，回顾并探讨了中国尾矿治理的曲折历程以及当下面对的挑战。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尾矿治理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政府监管部门在企业兴建尾矿库的过程中，既没有提出明确要求，也缺乏相应的标准。重庆秀山县环保局局长倪启才、酉阳县安监局安监一科科长冉胜等一线环保、监管干部都证实：几年前当地企业不按标准建设尾矿库，“先上车、后买票”，甚至不通知环保、监管部门的情况很常见。

“可以说，当时尾矿库如何建、按什么标准建设，全国都不知道。”倪启才说。而根据本刊记者查阅到官方资料，在全国尾矿库开始大规模兴建的2000年，当时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就曾出台专门的《尾矿库安全管理规定》。这一规定涉及了尾矿库筑坝、防汛、排渗等多方面的管理内容。只是这一管理办法在实际运用中，似乎并没为尾矿库的治理提供充分的可操作的依据。

直到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于2006年6月颁布新的《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以下简称6号令），尾矿治理获得了更有效的依据。四川省安监局副局长苏国超告诉《望东方周刊》，6号令的可操作性加强了。

从6号令开始，尾矿治理的责任明晰了。此前，经贸委的规定中，将尾矿库的设计审查交予经贸委，而将尾矿库的日常监管交予安监部门，权责不清的规定往往会造成实际上的管理松散。

6号令则规定安监部门全权负责尾矿库从设计、施工到日常监管的全部过程。四川省安监局一处处长黄志文告诉本刊记者，6号令颁布不久，四川的安监部门就正式摸底了尾矿库的安全情况，会同专家提出整改意见，加固了尾矿库的基础坝、完善了安全设施，并对尾矿库的操作人员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培训。

全国各地开始尝试尾矿规范化治理时，“许可证制度”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措施。苏国超表示，此前运行中的尾矿库，一直没有安全生产许可证，在6号令的强调下，经过重新申请、严格审查，尾矿库的安全许可证开始发放。安全许可证的审查和发放，让监管部门有了从尾矿库最初的设计环节把控安全性的可能。

襄汾事故的后效应

尾矿治理规范化的速度徒然加快是在2008年。这一年的9月8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发生特别重大溃坝事故，截至当年9月14日，确认254人死亡、34人受伤。

襄汾事故的发生，引发了国内外的震惊。中央当即下达多次通报，全国各地安监部门纷纷赶赴事故现场进行考察，各地的尾矿库业主也被大规模组织起来学习，举一反三，吸取教训。“从国家层面来讲，过去尾矿库从没发生过襄汾这么大的事故。人们从没想过尾矿库会造成这么多人死亡。”苏国超说。

襄汾事故将尾矿治理的重要性提至国家层面。2009年6月5日，国家安监总局、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共同建立了专门的协调联动机制，明确了尾矿隐患治理的原则和目标。

中央财政对尾矿隐患治理的投入力度也相应增大。根据国家安监总局向本刊提供的数据，2009年以来，中央财政共计下达了19. 93亿元资金支持尾矿库隐患综合治理。其中，国家发改委已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3. 64亿元，治理53个尾矿库隐患综合治理项目，财政部已下达中央财政资金计划15. 79亿元，治理86个政策性关闭破产有色金属矿山企业尾矿库闭库项目。

中央对尾矿库的大力整治，带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和尾矿库企业的积极性。据统计，2009年和2010年，地方各级政府和尾矿库企业共计投入81. 2亿元资金治理尾矿库隐患，其中，企业投入资金60. 1亿元。

尾矿治理有了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投入上。苏国超认为，襄汾事故后，国家对尾矿库安全管理的规范越来越严格，其中一个关键的变化是制定“尾矿库下游多远可以有人居住”的标准。

政府决心与企业承受力

襄汾溃坝对下游居民造成的严重危害，令监管部门意识到尾矿库下游有人居住的一定要搬迁，但“迁到多远才算是安全距离”，此前在尾矿库设计指导标准里，未有过明确的规定，四川省为了制定相应的规范，与山西、湖南等地的尾矿设计单位上演了多番辩论。

争论背后是尾矿治理理念的艰难转变。“四川的设计单位认为尾矿库下游有人的一定要搬迁。但是到底要保持500米还是1公里内没有标准。在组织讨论的时候，长沙的设计单位认为500米甚至300米内都可以有人，尾矿库不会轻易垮塌。太原的设计单位认为不需要标准，设计的尾矿库只要不向下游排放矿渣就可以。”黄志文告诉本刊记者。

直到2009年，对于尾矿库下游的安全影响问题，四川省先于国家正式规范公布前，有了结论。针对四川地形狭长的特殊情况，提出尾矿库下游深沟河谷地带3公里以内居住的居民要搬迁；空旷平缓地带500米以内的居民要求搬迁。

地方规定甫一出台，就体现出尾矿隐患整治的决心，要求安全系数差的尾矿库，务必要按规定完成下游居民的搬迁任务。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政府的决心遇到企业的阻力。

四川尾矿库多为历史较长的老库，且下游多有居民区，短时间内，要求尾矿库企业将下游居民全部搬迁完，企业虽没有直接抵制搬迁，但行动迟缓。

攀枝花米易县有一座金矿尾矿库，库容量在100多万方，尾矿库下游有将近四五十户居民，这家尾矿库的业主表示，自己这座五等库一年的金矿产量也就三万吨，挣不了多少钱，企业按规范搬迁，很难。

“问题主要发生在私营的尾矿库企业，而四川境内多数尾矿库目前基本都属于私企性质。”苏国超说，这些尾矿库规模相当有限，多为四等库、五等库的小库容，盈利也相对少。提出按照标准要求搬迁后，下游居民的搬迁费用常常出现水涨船高的情况，一些企业直言负担不起。

考虑到企业的承受力，“全部搬迁”的方式只能有所转换，只有对安全系数极差、对下游居民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尾矿库“坚决执行搬迁”；其他的尾矿库则采取“逐步搬迁”的方式。

虽然在策略上作出了暂时的妥协，但是在逐步搬迁的过程中，为了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四川省对采取“逐步搬迁”的企业提出了一些特殊的要求，包括安装在线监控系统、汛期停产、完善排洪系统以及出现隐患时用高音喇叭对周边居民发出通知。“希望这些补救措施能在全部搬迁之前发挥作用。”黄志文说。

新隐患能否归结为天灾

伴随着治理的推进，近几年来频繁威胁尾矿库安全的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国家安监总局向本刊披露的资料显示，受地震、暴雨、泥石流等影响，一些地区尾矿库尤其是四、五等尾矿库，发生决口、漫坝等事故或遇险的现象时有发生。譬如，2010年8月7日和8月12日，甘肃省甘南、陇南等市州发生特大强降雨，结果出现了9座尾矿库决口、10座尾矿库漫坝、112座尾矿库遇险。

在汶川大地震期间，这种威胁得到了最初的关注。震后第二天，国家安监总局调查组空降四川，紧急排查尾矿库隐患，当年5月14日调查发现，核心地震带上的4个尾矿库，只有江油雁门硫铁矿损失惨重，尾矿库完全垮塌，所幸尾矿库下游没多少人居住。

“国家对四川灾后尾矿库隐患排查之所以重视，因为四川尾矿都集中在山区，而地震带恰恰又分布在这些山区。”苏国超告诉本刊记者，四川全省境内有165座尾矿库，60%以上都在攀西地区，这些地区本身就是地震带。可以说，四川尾矿库96%都分布在六度以上地震带。地震虽然没有对四川尾矿库直接造成大的影响，但是地质的改变、山体的松动，还是产生了一些潜在的威胁。

2011年7月20日，松潘县岷江电解锰厂尾矿溃坝，3万方带有金属锰的尾矿被卷走近1万方，冲入岷江，下游支流涪江被污染。几天之内，地方政府领导、专家和有关建设方负责人聚集事故现场，得出的结论是：因百年一遇的特大泥石流，造成了溃坝事故。

天灾之外似乎还有着更深层的缘由。对上述事故的缘由，黄志文解释说岷江电解锰厂的尾矿严格来说是渣场，虽有坝，但不符合标准，而且没有调洪池等安全设施。更重要的是该尾矿地处阿坝州高山、峡谷的交接地带，地质本身就不适合建尾矿库，一旦泥石流发生，排洪系统很容易堵塞或废掉。

事故过后，四川省安监局发文要求对尾矿库选址方面需要更加重视：尾矿库设计时，若上游存在泥石流崩塌可能性、下游有重要基础设施的，原则上不再允许建设尾矿库。

松潘事故再次敲响了警钟。四川省境内尾矿库中，绝大多数是像松潘这样规模小的尾矿库，“岷江电解锰厂尾矿整个库容量也就几十万方，下泄量最多十多万方，但就是这种规模小的尾矿库最容易出事。”黄志文说。

从全国范围来看，小型尾矿库的安全基础仍然十分脆弱。国家安监总局监管一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截止到2011年6月底，四、五等库尾矿库约占全国总数的 93. 8%，这些小型库普遍存在安全管理水平不高、隐患排查不彻底的问题。

“近两年尾矿事故有 ‘百年不遇’等极端恶劣天气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在于人的管理。有些泥石流高发地区，尾矿库如果做好安全防范，也不会造成很大损失。”苏国超认为，治理这些小型的尾矿库安全隐患，企业管理是第一位的，政府监督、引导作用也须同步。

薄弱的尾矿监管力量背后，其实是一些软肋：专业人才缺乏、装备水平较差。黄志文说，对尾矿监管的传统做法，就是用肉眼看，凭经验和感觉，但尾矿库监管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原有的做法有局限。此外，受编制限制，一个县通常只有两三个人员，要深入几十、上百公里的山区里检查，难以时时到位。

针对这些问题，中央仍在持续投入，在国家安监总局的支持下，2011年包括四川在内的多个省份，在尾矿四周配备了摄像录像、GPS定位等等工具系统。

无主尾矿库治理，谁来埋单

正在生产运行的尾矿库受制于越发严格的政策管理，而那些早已废弃的尾矿库（渣场），却成为治理中遗留的包袱。

一些矿产资源较丰富的省份，曾经依靠矿山企业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如今一些企业留下的矿山尾矿堆积如山。

四川省固体废物管理中心总工程师毕朝文告诉《望东方周刊》，四川省石棉矿开采历史悠久，目前基本停止生产。这些企业留下的数千万吨石棉尾矿却没有得到安全处理。这些数量巨大的尾矿大多沿着原来的矿山斜坡自然堆放，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在暴雨、洪水冲刷下，极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重大次生地质灾害。特别严重的是部分尾矿就堆积在大渡河附近，如果尾矿产生滑坡冲入大渡河内，极可能造成河道堵塞，污染水体，甚至可能造成长江水质受到污染。

国家安监总局监管一司提供的资料显示，由于企业破产解散、改制或企业经济效益不佳等原因，全国现已形成了752座废弃的尾矿库。这些废弃库，目前正以闭库的治理方式，防止对环境造成污染。2011年7月实施的《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明确了“尾矿库的闭库及闭库后的管理由原生产经营单位负责。”

但很多尾矿的业主都是私营企业，安全投入通常受到盈利的影响，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形下，很难对闭库投入相应的经费。更糟糕的是，很多业主通常做几年就转手，矿山开采结束后，一些尾矿很容易陷入无主经营状况。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随着一些地区的矿山枯竭，很可能会出现大批废弃尾矿无主经营的情况，结果还是政府给尾矿买单。”苏国超说。

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承担起废弃库的治理成本。苏国超对此深有体会，2006年，他介入了大洪沟尾矿库的闭库工作，这原本是属于监狱系统的国有尾矿库，监狱搬到绵阳后，这家遗留下来的石棉尾矿库成了重大隐患。在一次溃坝后政府投入了800万元实施闭库，但是闭库不是一次性能完成的，第二次闭库又投入将近1000多万元。闭库资金，最终全部是由政府买单，出大头的是省政府，所在市县也出了少部分资金。

该尾矿库尽管前后共投入近两千万闭库，但还是不能彻底治理完毕。现在，每年仍需要花费近30万左右做管理维护，一旦遇到特殊情况比如地震，则要增加几百万的治理费用。

为此，四川省做了一些尝试，向尾矿库企业事先征收一些费用，用于未来尾矿闭库的资金投入。但由于这种收费无法可依，现实层面难持续执行。

对于尾矿库数量巨大的河北、山西、辽宁等省份，无主尾矿库的治理负担，将更加繁重。目前河北省有2702座尾矿库、山西省有1745座尾矿库、辽宁省有1203座尾矿库，虽然短时间内，尾矿库的闭库还是少数，但在几十年内，随着矿山开采的结束，无主尾矿库将为政府在尾矿治理上带来不可小觑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