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共8篇）
二、牢固树立严格执法意识，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刑事案件。各级公安机关在侦查办案工作中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全面收 集证据和充分运用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对象、范围及期限的规定执行，坚决杜绝超期羁押。对 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办案部门必须在法定时限内进行讯问和调查，发现不应当拘留、逮捕的，应当立即依法释放;对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必须在法定拘留、逮捕期限内作出变更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决定监视居住的，应当在犯罪嫌疑人的住处进行，无固定住处的，必要时可以由公安机关指定其不得离开的居所，严禁在看守所、治安拘留所、留置室等场所执行监视居住。
三、增强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识，切实担负起打击经济犯罪的职责。各级公安机关对依法应当由公安机关管辖的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依法管辖，切实履行职责。要 针对经济犯罪作案手段隐蔽、案情复杂、侦破难度大等特点，建立专门的侦查办案队伍，培养一批既懂经济知识，又有较高政策法律水平和办案能力的专门人员。要 注重研究经济犯罪的特点和规律，逐步建立健全符合打击经济犯罪内在要求的办案程序。在侦办经济犯罪案件中，要严格依照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正确区分经 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严禁插手经济纠纷，干扰正当的经济活动;同时，要防止以罚代刑，放纵犯罪分子。要从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治安秩序和保护企业职工合法权益的大局出发，在立案和采取、变更强制措施等方面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重大疑难的、有分歧的、易出问题的案件的法律审核。
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应当进行充分的案前调查，除其同时犯有杀人、抢劫等严重罪行或者有自杀、逃跑、继续犯罪等情形外，对应当立案以及 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报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决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采取不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责令其不得擅自离开企业 所在地，并保证随传随到，以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公安机关在严格控制对企业法定代表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同时，不得停止对案件的侦查和移送起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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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涉案企事业单位的资金，凡不能认定为赃款的，不得冻结。决定冻结企事业单位资金的，应当报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决定。不允许以追赃为由冻结企业的正常业务往来资金，切实避免因冻结资金而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职工群众的生活。
四、树立协作意识，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各地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对犯罪嫌疑人异地执行拘留、逮捕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对异地公安机关提出 协助调查、执行强制措施的，只要法律手续完备，协作地公安机关应积极配合，及时办理。协作中如果发现问题，应当及时向上级公安机关反映，但不得拒绝和停止 协作。禁止以任何理由向请求协作的单位索要办案经费。对不执行国家法律和有关规定或因协作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人员和领导者的责任。
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费用，凡在本通知下发前规定可以提成或实行办案提成的地方，接此通知后要立即纠正。严禁向案件当事人索取办案费，不得以任何理由接受当事人以各种名义支付的办案费用。对违反规定的，要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提高对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重要性的认识，保证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 控告，这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步骤。律师参与刑事诉讼，不仅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有利于监督和促使 公安机关提高侦查办案水平。各级公安机关要努力创造条件，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并不断总结经验，完善相关制度。对犯罪嫌疑人提出聘请律师的，看守所应当 及时将其请求转达办理案件的有关侦查部门，侦查部门应当及时向其所委托的人员或者被委托人员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转达该项请求。犯罪嫌疑人仅有聘请律师的请 求，但提不出具体对象的，侦查部门应当及时通知当地律师协会或者司法行政机关为其推荐律师。对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及时安 排。
各地公安机关接到本通知后，应当根据本地工作情况和实际需要，采取多种形式，认真安排和组织对执行刑事诉讼法、刑法的情况进行检查，发现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要坚决予以纠正。同时，要分析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
一、明代的刑事立法
《大明律》、《大明令》和《大明会典》是明代的刑事立法的核心, 其中《大明律》是进行实体审判的依据, 相当于今天法律当中的刑法典, 同时还包括了部分的管辖规定;而《大明令》和《大明会典》规定了明代司法审判的程序, 相当于今天的刑事诉讼法和组织法, 其中《大明令》规定了司法审判的级别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以及相应的皇权监督制度;《大明会典》则主要侧重在审判的组织形式, 规定何种案件采用何种形式的审判。三部立法共同构成明代的刑事立法体系, 维护着皇帝的最高统治权[1]。
《大明律》是明朝建国时就制定的刑律, 这部法律依然以《唐律疏议》和《宋刑统》为蓝本, 在立法内容上继续沿行礼法合一、刑礼并用的基本范式, 在体例上也是按照明例律开篇, 后面盗、贼、网、捕、杂、具分别规范的形式, 是一部典型的封建刑法典。只是与《唐律疏议》和《宋刑统》略有不同的就是《大明律》当中出现了篇幅较多的关于案件管辖的规定, 虽然之前的封建法典当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规定, 但是它们规定的往往都是地方的地域管辖以及中央与地方的级别管辖的问题, 而《大明律》当中出现了许多关于皇权的规定, 这样就加强了皇权对司法的直接控制, 体现了较强的皇帝的独裁统治。
《大明令》也是明代的重要法律, 虽然在内容上主要对《大明律》起到补充的作用, 但是由于它能够直接反映皇帝的需求, 因此在司法上的指导意义也更强, 影响更为直接。《大明会典》是受到《唐六典》的影响下制定的法律, 在内容上涉及了行政管理、职官权力划分以及案件审判的组织形式等等方面的内容, 可以说是一部兼具行政法典、组织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性质的法律, 其中在审判形式的规定上继承了汉代以来的“天人合一”思想, 还规定了包括“三法司会审”、“九卿会审”等重要的审判形式, 是明代刑事司法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典。
二、明代的刑事司法
明代的最高审判机关是大理院, 最高监察机关是都察院 (由唐代的御史台而来) , 最高慎刑机关是刑部, 三机关并称“三法司”。其中都察院和六部的最高长官并称为“七卿”, 再加上通政司和大理院合称为“九卿”, 连同皇帝共同构成明代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 其中皇帝统领下的“三法司”是最高的司法机构。在地方, 仍然延续着行政司法合一的行政管理格局, 地方的行政长官也兼任着该地方的最高审判权, 并且每一级都有各自的终审权, 但是重要事项的最终审判权都是由“三法司”和皇帝来行使的[2]卷214。
就管辖权来说, 《大明令》作为一部刑事诉讼法性质的法律, 它规范了明代的司法审判的管辖和主管 (由于明代行政和司法合体, 在主管方面规范较少, 主要是规范地域管辖权和级别管辖) 。根据《大明令》的规定:“凡犯罪, 六十以下, 各县断决, 八十以下, 各州断决, 一百以下, 各府断决;徒、流以下, 申闻区处。”这是对地方终审权的规定, 规定的依据是罪犯可能判处的最高刑罚, 这种规范模式和今天的法律有几分相似。除了级别管辖的规定, 在明代的法律中还规定了职务管辖, 根据不同身份的人员的犯罪情况, 由不同级别的审判机关进行审判, 比如《大明律》就规定:“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 奏闻取旨, 不许擅问。六品以下, 听分巡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问明白, 议拟闻奏区处。若府、州、县官犯罪, 所辖上司不得擅自勾问, 只许开具所犯事由, 实封奏闻。若许准推问, 依律议拟回奏, 候委官审实, 方许判决。”这一规定既规定了不同品级的人员犯罪的不同程序, 还有相应管辖和回避的规定, 规范相对严谨, 避免了地方官员相互庇护的情形, 从而能够确保司法的严谨和公正。从上述规定也可以看出, 对于级别较低, 所犯罪行较轻的犯罪, 只需要在较低级别的审判机关进行即可, 而对于那些重要官员的犯罪以及涉及粮食等重要事项的犯罪则需要中央乃至皇帝亲自审判过问, 《问刑条例》就有类似的规定:“内官、内使、小火者、阁者等犯罪, 请旨提问, 与文职运炭、纳米等项一例拟断。但受财枉法满贯, 不拟充军, 俱奏请发落。”这在事实上, 皇帝掌握了最高的司法权, 可以直接干预任何司法审判, 《明会典》当中就有皇帝干预司法的直接规定:“凡律内该载请旨发落者, 本寺具本开写犯由罪名奏闻, 取自上裁。即将奉到旨意, 于奏本年月后批写讫。就写某官批, 于下押字, 其余有奉旨意者, 亦同此例。批写讫, 回寺立案, 备云前项旨意, 于平允内开写, 回报各衙门施行。”[2]卷177明代的审判形式多而复杂, 遇到疑难的案件要经过“三司推事”、“九卿会审”甚至皇帝亲自审判的“朝审”, 不同类型的案件的审判形式也有所不同。首先, 对于死刑, 都要由皇帝下旨才能执行, 《明会典》规定:“每年在京朝市既毕, 以情真罪犯, 请旨处决, 候刑科三复奏, 得旨, 决囚官即于市曹开具囚犯名数, 奏请行刑。候旨下, 照数处决。”事实上, 死刑的复核权由皇帝进行, 一方面皇帝可以通过这一权力控制重要刑事案件的审理, 同时在大部分死刑案件当中, 皇帝都会予以减刑或者下旨处以缓刑, 这样也能向天下施以皇恩。对重大死刑案件的处决程序, 明代的规定则相对高效, “凡律该决不待时重犯, 鞠问明白, 曾经大理寺详允, 奏奉钦依处决者, 各该部院并该科, 即便复奏, 会官处决, 不必监至秋后。嘉靖二年题准, 今后处决重囚, 务在未时以前毕事”。
热审在明代法律中也有所规定, 但是明代热审也一般都是体现了“从快从轻”的原则。明成祖时就曾直接向三法司发布谕旨:“天气向热, 狱囚淹久, 令五府、六部、六科给事中协同疏决, 死罪狱成, 秋后处决, 轻罪随即决遣, 有未能决者, 令出狱听候。”还规定:“见今天气向热, 见监罪囚, 答罪无干证者, 即行释放, 徒、流以下便减等发落, 重囚情可矜疑并枷号者, 俱开写来看。”热审就是在热天进行的审判, 由于古代时没有空调设备, 关在监狱里囚犯也会遭受痛苦, 监狱管理压力也很大, 明代的这些规定倒是体现了人权。热审针对的对象一般是死刑以下刑罚, 热审的执行有太监和刑部以及大理院进行, 由皇帝批准减免后生效, 可以看出, 热审和朝审相似也是一种刑罚减免的规定。
除此之外, 明代还规定了大审, 大审相当于今天的复核审或者上诉审, 是一种皇帝派员复审录囚的恤刑制度, 只是由于当时中央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力有限, 遇到重大案件都要经过皇帝进行最终裁决, 而皇帝的精力有限只能将这些案件集中审理, 这种集中审理的形式就是“大审”, 大审的对象主要是累诉冤枉的囚犯。大审的审判形式和热审相似, 都是由刑部和大理院和太监来进行, 遇到重大疑难案件要请示皇帝决定, 可以看出大审事实上也是将最高的决定权交与了皇帝。
明代不仅存在着大量的皇帝直接参与司法的审判形式, 还存在了许多皇帝裁决的程序。比如对于一些重大案件的审理, 即使皇帝不能亲自进行仍然要亲自制定审理, 这种制定审理的形式称之为奉旨推问案件, 根据《大明会典》的规定:“两法司囚犯, 有奉旨来说者, 问拟明白, 仍具本发本寺审录奏请。若系机密重情不可泄露者, 径自开具招由奏讫, 仍发本寺审录。”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 明代的最高司法权都是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即使作为名义最高司法机关的大理院和刑部也不能妄加裁断, 皇帝是实质意义上的“最高院”[2]卷王77。
通过对明代的立法和司法的解读可以看出, 明代的司法体现了统治者的政治需求, 与当时的统治特点相一致。明代皇权独大, 其他一切权力都操控在皇帝一人手中, 司法权也不例外。明代的几部立法可以看出, 皇帝借着法律的名义将最终决定权牢牢把握在手中, 并且通过各种类型的审判形式直接参与司法。对于重大的案件, 不仅地方没有最终决定权, 即使经过了“三司会审”仍然要交予皇帝最终裁决。甚至对于案件的审判过程和审讯过程, 皇帝都要亲自参与, 所以, 通过明代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可以看出, 明代的法制本质就是皇权妄图控制一切的政治需求, 是高度中央集权统治的集中反映。
参考文献
第一，以往司法解释的目的大多是为了解决具体案件如何适用刑法的问题，但是，近年来的司法解释的目的出现了转向，其中一些旨在发挥广义的刑事政策的作用，且在选择路径上存在疑问。有的司法解释以满足“民意”为目的。有的司法解释主要是为了引起下级司法机关的重视，同时通过媒体的宣传，告诫一般国民不要实施犯罪行为，从而发挥一般预防的作用。还有的司法解释的一些内容，是以应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可能带来的問题为目的。
第二，有的司法解释的内容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主要表现为：其一，存在类推解释，例如“食品安全解释”第9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行为是否符合“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构成要件？“网络犯罪解释”中“信息”网络是否属于“公共场所”？其二，出现溯及既往的内容，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时间效力解释”规定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禁止令可溯及既往。
第三，有些司法解释的具体内容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其一，混淆违法与量刑责任，或者说没有区分定罪情节与单纯的量刑情节；其二，混淆行为与结果，这种做法相当于减少了构成要件要素，属于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其三，混淆犯罪形态，故意犯罪存在既遂与未遂、中止、预备形态，形态不同明显影响量刑，甚至影响定罪，一些司法解释将未遂形态提升为犯罪既遂处罚，将犯罪预备提升为犯罪未遂处理；其四，混淆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主要表现为将“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这种量刑规则，视为加重构成，会导致罪刑不均衡；其五，存在重复评价情节。
因此，颁布司法解释并不是指导下级司法机关适用刑法的最佳选择，“两高”应当对司法解释的内容持慎重态度，并且应及时修订已有的解释。
（摘自《清华法学》，2014年第1期，第5-26页。）
第一条 人民法院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应当立案，依法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解读：【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的表述不恰当，应为“对符合起诉条件的起诉”。所谓符合起诉条件的起诉，主要是指以下四项：①所诉行政行为是可诉的行政行为(注：诉前须经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未经行政复议，不属于可诉行政行为);②起诉人与该行为有利害关系;③起诉未逾起诉期限;④诉讼请求合乎规范的要求。
【行诉诉请写作二要点】诉请是行政起诉状的核心，往往决定着受理与否及成败。规范写作行诉诉请有二个要点：一、先确定所诉案件的类型，二、再按案件类型的判决结果确定诉请。确定案件类型以及诉请的依据是：法发[]25号文即《一审行政判决书样式(试行)》和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此乃行诉秘籍，建议实务工作者熟读。
对当事人依法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一律接收起诉状。能够判断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当场登记立案;当场不能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接收起诉状后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七日内仍不能作出判断的，应当先予立案。
解读：“一律接收起诉状”的规定很 。建议行政起诉人及其代理人：①当面起诉的，索取“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②书信寄交的，写清材料清单保留好回执。(注：立案法官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是新法第51-2款规定的应有之义)
起诉状内容或者材料欠缺的，人民法院应当一次性全面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补充的材料及期限。在指定期限内补正并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当事人拒绝补正或者经补正仍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不予立案，并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
解读：未能做到一次性告知或有其他立案瑕疵的，建议立案法官及时给予立案，“恶人”让行政法官去做吧。
当事人对不予立案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第二条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
(一)请求判决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
解读：建议起诉人或原告慎提“请求变更行政行为”的诉请。应予变更的，即使是诉请撤销，法官也会判决变更。
(二)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
(三)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
(四)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
解读：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行为，建议起诉人或原告提出该种诉请：①越权。②违禁——违反法无规定即禁止的原则。③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
(五)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
(六)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
解读：建议将“行政协议”读成“行政合同”。不装比较好。
(七)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
(八)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
(九)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对本款规定，建议诸位放在法发[2004]25号文即《一审行政判决书样式(试行)》的案件类型与判决结果的语境中，进行阅读和使用。如此，才是活学活用。
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释明。
解读：本款【释明权(职责)】的规定很。未予释明的，当事人可请求二审发回重审、指令一审立案受理或继续审理。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解读：不符合第49-1项规定，是指起诉人或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第49-3项规定的“事实根据”，主要是指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证据。
起诉能满足受理即可。建议起诉人起诉时言简意赅，采后发制人之术，不在“事实与理由”处详细论证所诉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或无效。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解读：“未按照法律规定由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基本上是作为被告队友的第三人的抗辩条款。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解读：本项规定由旧解释第1-2-6项“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的规定，演变而来，更为确切。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
(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解读：本款规定符合审判实际，减少各方讼累。
第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解读：行政机关未告知诉权或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为【旧解释第41条规定的“2年”】，从该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第五条 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和副职负责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可以另行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代理人。
解读：本条规定符合实际，很。
第六条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
解读：复议机关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复议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人不服诉诸法院的，复议机关单做被告。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是指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
第七条 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原告只起诉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另一机关列为共同被告。
解读：告知行为可发生在立案或审判环节，建议法官采用填充式的文书(含起诉人或原告的意见的内容)。
第八条 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
解读：此为级别管辖中的【父随子管辖】。该种管辖将备受诟病。但复议机关为避免做共同被告，想必会慎重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加上行政复议是父审子，且程序简便——这对复议申请人有益。
行政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复议申请人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如何确定管辖法院?虽然“全国法院新行政诉讼法视频培训班”的有关讲课内容称也应【父随子管辖】，但笔者认为应以复议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
第九条 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程序的合法性。
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合法性共同承担举证责任，可以由其中一个机关实施举证行为。复议机关对复议程序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解读：本条对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的审查，规定限于【审查复议程序的合法性】。该规定严重不符合审判实践，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是重大的漏洞。因为：㈠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做共同被告的案件，司法审查对象应当是原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和复议行为是否合法，两者不可偏废、不可偷工减料。㈡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除确认原行政行为各要件全部合法的情形外，还包括改变原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或适用的法律等情形。对后种情形是否合法不予审查，违反了行诉法第6条规定的全面审查原则，让复议机关得享法外特权。第2款规定的举证责任，只能在复议机关确认原行政行为各要件全部合法的情形下适用。
建议高法及时对该条规定打上“补丁”。
第十条 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相应判决。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可以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人民法院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的，应当同时判决撤销复议决定。
原行政行为合法、复议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判决确认复议决定违法，同时判决驳回原告针对原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
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因复议程序违法给原告造成损失的，由复议机关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建议高法及时对上述二款规定打上“补丁”。主要理由同上。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
解读：这是行政协议即【行政合同】的定义。下款是列举，末项兜底。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二)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
(三)其他行政协议。
第十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
解读：“参照”即为依照。从此，行政诉讼开启“诉讼时效”与“起诉期限”并存的局面。
第十三条 对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案件，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
解读：所称的“民事法律规范”，主要是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
第十五条 原告主张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违法，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协议有效、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协议，并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被告无法继续履行或者继续履行已无实际意义的，判决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
原告请求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理由成立的，判决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
被告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其他法定理由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补偿。
解读：简言之，民事合同纠纷怎么审判，行政合同争议基本上也怎么审判。行政补偿理同民事赔偿，而非行政赔偿。
第十六条 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费用准用民事案件交纳标准;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诉讼费用适用行政案件交纳标准。
解读：行政合同案件的【诉讼费用】。
第十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一并审理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民事争议，应当在第一审开庭审理前提出;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出。
解读：“相关民事争议”，是指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裁决(权属)中的民事纠纷。建议起诉人要提也等立案后提。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不予准许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决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通过其他渠道主张权利：
(一)法律规定应当由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的;
(二)违反民事诉讼法专属管辖规定或者协议管辖约定的;
(三)已经申请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
(四)其他不宜一并审理的民事争议。
解读：建议法官一般以此规定决定不予一并审理民事争议。
对不予准许的决定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的，民事争议应当单独立案，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解读：行政审判庭从此变为【行政暨民事审判庭】。
审理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裁决的案件，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不另行立案。
解读：要行政法官兼做行政执法官啊。行政法官很难做了好吧。
综上，行政法官，摇身一变就成了“行政、民事审判法官兼行政执法官”，集三官于一身。行政法官大人，您准备好了吗?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在调解中对民事权益的处分，不能作为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根据。
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应当分别裁判。当事人仅对行政裁判或者民事裁判提出上诉的，未上诉的裁判在上诉期满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将全部案卷一并移送第二审人民法院，由行政审判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未上诉的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
解读：二审的【行政暨民事审判庭】从此负有审判监督的职责。上诉人似乎有了利用的空间。
第二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人民法院一并审查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第一审开庭审理前提出;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出。
解读：本条的`“规范性文件”，是指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下条亦同。审查申请的针对性要强，要具体指明条款项目。
第二十一条 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并可以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
解读：“处理建议”，即司法建议。
第二十二条 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被告违法拒绝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履行原告请求的法定职责;尚需被告调查或者裁量的，应当判决被告针对原告的请求重新作出处理。
解读：分号前的判决系自为判决。明文规定自为判决，很。下条亦为自为判决。
第二十三条 原告申请被告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的理由成立，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而拒绝或者拖延履行义务且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四)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解读：上述诸项规定，是将民诉法第205条及其相关规定抄一遍。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
(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
(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
(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解读：【当事人申请抗诉或检察建议的前提】。
人民法院基于抗诉或者检察建议作出再审判决、裁定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
第二十六条 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
解读：新法施行前起诉期限未届满的，起诉期限自动延长为“6个月”。起算点当然不变。
205月1日前尚未审结案件的审理期限，适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依照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已经完成的程序事项，仍然有效。
解读：未审结案件的程序从旧。
对年5月1日前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程序性规定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解读：对新法施行前生效的、至新法施行时未逾2年申请期限的行政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该再审申请的期限如何计算，本款并未规定。这也是重大漏洞。建议高法及时对该款规定打上“补丁”。
笔者认为该再审申请期限仍为旧解释第73-1款规定的2年;该2年的最后一日如逾2015年11月1日，则申请再审的期限截止于2015年11月1日。
第二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刑事诉讼法：规范刑事诉讼的法律，在我国指国家制定的规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刑事诉讼的法律。
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一定诉讼权利、负有一定诉讼义务的除国家专门机关工作人员以外的人。一般可分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两类。当事人：与案件的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对刑事诉讼进程发挥着较大影响作用的诉讼参与人。
其他诉讼参与人：除当事人以外，参与诉讼活动并在诉讼中享有一定诉讼权利、承担一定诉讼义务的参与人。
刑事诉讼中的管辖，是指国家专门机关依法在受理刑事案件方面的职权范围上的分工。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管辖，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等依照法律规定立案受理刑事案件以及人民法院系统内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分工制度，即立案管辖（职能管辖）和审判管辖两个部分。
立案管辖，又称职能管辖或者部门管辖，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各自直接受理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也就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之间，在直接受理刑事案件范围上的权限划分。
审判管辖，指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包括各级人民法院之间、普通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之间，以及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包括级别管辖、地域管辖、指定管辖、专门管辖。
自诉案件，指由被害人本人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即不需要经过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不通过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而由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起的诉讼直接立案和审判的刑事案件。在我国有三种类型：（1）告诉才处理的案件；（2）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3）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回避，指与案件有某种利害关系或者其他特殊关系的审判人员、检查人员和侦查人员等不得参与该案诉讼活动。有自行回避、申请回避和指令回避三种种类。
自行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针对指控进行反驳、申辩和解释的行为。
委托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委托律师或者其他公民担任辩护人，协助其进行辩护。
指令辩护，对于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人民法院在法律规定的某些特殊情况下，为被告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协助被告人进行辩护。
刑诉中的代理，指代理人接受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参加诉讼，由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的诉讼活动。分为公诉案件中的代理、自诉案件中的代理和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代理。
强制措施，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各种强制性方法。我国强制措施由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构成。
拘传，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强制其到案接受询问的一种强制方法。（传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使用传票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指定的时间自行指定的地点接受讯问）
取保候审，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或者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方法。
监视居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的，命令其不得擅自离开住所或者居所并对其活动予以监视和控制的一种强制方法。
拘留，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过程中，在紧急情况下，依法临时剥夺某些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的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
逮捕，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防止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进行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或者发生社会危险性，而依法剥夺其人身自由，将其羁押起来的一种强制措施。
附带民事诉讼，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
期间，公安司法机关以及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所应当遵守的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或者个别情况下由公安司法机关指定的时间期限。分为法定期间和指定期间。期日，公安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共同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特定时间。
期间的恢复，当事人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完成应当进行的诉讼行为，在障碍消除后一定期限内，申请法院准许其继续进行应当在期满前完成的诉讼行为的一种补救措施。
送达，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专门机关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将有关诉讼文件送交收件人的一种诉讼活动。分为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角送达等方式。
刑事诉讼的中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发生某种情况或者出现某种障碍影响诉讼的正常进行而将诉讼暂时停止，待有关情况消失后或障碍消失后，再恢复诉讼的制度。有中止侦查、中止审查、中止审理等情况。
刑事诉讼的终止，在刑事诉讼法过程中，因出现某种法定情形，致使诉讼不必要或者不应当继续进行，从而结束诉讼的制度。
立案，公安司法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自首以及自诉人起诉等材料，按照各自的职能管辖范围进行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决定将其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或审判的一种诉讼活动。
侦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专门的调查工作，指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为收集证据、查明犯罪而进行的调查工作；有关强制措施，指刑事诉讼过程所规定的为收集证据、查明犯罪和查获犯罪人而采用的限制、剥夺人身自由或对人身、财产进行强制的措施。
侦查实验，为了确定与案件有关的某一事件或者事实在某种条件下能否发生或者怎样发生而按照原来的条件，将该事件或者事实加以重演或者进行实验的一种侦查活动。
侦查终结，侦查机关通过一系列侦查活动，认为案件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和应否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结束侦查，依法对案件作出处理或提出处理意见的一项诉讼活动。
补充侦查，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在原有侦查工作的基础上，就案件的部分事实、情节继续进行侦查的诉讼活动。可分别在审查逮捕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法庭审判阶段进行，分为退回补充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退回补充侦查，决定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将案件退回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
自行补充侦查，决定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自行对案件进行的补充侦查。
起诉，法定的机关或者个人，依照法律规定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控告，要求该法院对被指控的被告人进行审判并予以刑事制裁的一种诉讼活动或者程序。以主体为标准，分为公诉和自诉。
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或者侦查部门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受理后，依法对侦查部门或侦查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犯罪性质以及适用的法律等进行审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决定的一项诉讼活动。
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将犯罪嫌疑人提交人民法院，要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一项诉讼活动。
不起诉，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和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必要起诉的，依法作出不将犯罪嫌疑人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处理决定。分为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的不起诉。
法庭调查，在审判人员主持下，控辩双方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当庭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核实的诉讼活动。
评议，合议庭组成人员在已进行的法庭审理活动的基础上，对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进行讨论、分析、判断并依法对案件作出裁判的诉讼活动。
宣判，人民法院将判决书的内容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宣告，使当事人和广大群众知道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处理决定。分为当庭宣判和定期宣判。
当庭宣判，在合议庭经过评议并作出决定后，立即复庭由审判长宣告判决结果的诉讼活动。
定期宣判，合议庭休庭评议并作出决定后，或者因案情疑难、复杂、重大，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而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而另行确定日期宣告判决书的活动。
延期审理，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由于遇到了影响审判继续的进行的情况，法庭决定将案件的审理推迟，待影响审理进行的原因消失后，再继续开庭审理。
判决，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的处理决定。分为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
有罪判决，人民法院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时做出的判决。分为定罪处刑判决和定罪免刑判决。
无罪判决，人民法院做出的确认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因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和判决执行过程中，对程序性问题和部分实体问题所做的决定。
两审终审制，一个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判即告终结的制度，对于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裁定，当事人等不得再提起上诉，人民检察院不得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
第二审程序，又称上诉审程序，是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上诉人的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就第一审人民法院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进行审理时所应当遵循的步骤和方式、方法。
上诉不加刑原则，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不得以任何理由加重被告人刑罚的一项审判原则。死刑复核程序，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审核准所遵循的特别审判程序。
死刑核准权，对死刑（含死缓）判决、裁定由哪一审判机关进行复核与批准的权限。
审判监督程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依法提起并对案件进行重审的一项特别诉讼程序。
执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及其他刑罚执行机关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所确定的内容依法付诸实施及解决实施中出现的变更执行等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
缓刑，对具备法定条件、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刑罚的罪犯，在一定期间内暂缓执行刑罚，若其在暂缓执行期间未犯新罪，则原判刑罚不再执行的制度。包括拘役缓刑和有期徒刑缓刑。
执行的变更，人民法院、监狱及其他执行机关对生效裁判在交付执行或执行过程中出现法定需要改变刑罚种类或者执行方法的情形后，依照法定程序予以改变的活动。
减刑，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其刑罚的一种制度。减刑既可以减少原判刑期，也可以将原判较重的刑种改为较轻的刑种。
假释，对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犯罪在执行一定刑罚刑法后，确有悔改表现且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将其附条件地予以提前释放的制度。
控审分离原则的内容：
（1）刑事追诉权和裁判权分别由警察、检察机关和法院各自独立行使；
（2）法院的审判必须在检察机关提出合法起诉的前提下才能启动；
（3）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对象和范围必须仅限于检察官的起诉书所明确记载的对象和范围，而不得审理任何未经起诉的被告人和行为。
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
（1）法律已经推定被告人无罪，因此被告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也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2）检察官负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并且这一证明责任是不可转移的；
（3）疑罪从无，即检察官有一定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但证据并不充分时，无罪推定没有被推翻，被告人应该被宣告无罪。
公正审判原则的子原则：参与原则、中立原则、对等原则、理性原则、及时原则、终结原则
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1）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公开审理；
（2）有关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
（3）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情形：
（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
（3）经特赦令赦免除刑罚的；
（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侮辱、诽谤、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侵占）；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1）危害国家安全案件；（2）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3）外国人犯罪的形式案件。
逮捕的条件：
（1）证据条件：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且为犯罪嫌疑人实施，且证明犯罪嫌疑人事实犯罪的证据查证属实；
（2）罪责条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
（3）社会危险性条件：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
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
（1）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
（2）原告必须具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能力；
（3）必须由明确的被告和具体的诉讼请求；
（4）附带民事诉讼的诉因是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物质损失。
期间恢复的条件：
（1）必须由当事人提出恢复期间的申请；
（2）期间的耽误必须是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
（3）当事人的申请应当是在障碍消除后的5日内提出；
（4）必须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期间才能恢复。
刑事诉讼终止的条件和程序：
条件：（1）刑事诉讼过程中；（2）必须具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之一，才能中止诉讼。
程序：（1）侦查阶段，撤销案件决定；（2）起诉阶段，不起诉决定；（3）审判阶段，无罪判决或者终止审理裁定。
立案的条件：
（1）有犯罪事实，即有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发生，并且该犯罪事实的存在有一定的证据证明；
（2）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即依照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应当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
（3）符合管辖的规定。
侦查阶段的律师所具有的权利及进行的活动：
（1）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2）会见犯罪嫌疑人，向其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
（3）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
（4）代理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诉和控告；
（5）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
移送审查起诉的条件：
（1）犯罪事实清楚；（2）证据确实、充分；（3）犯罪的性质和罪名认定正确；（4）法律手续完备；（5）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提起公诉的条件：
（1）犯罪嫌疑人的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
（2）对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应当符合审判管辖的规定。
不起诉的适用条件：
（1）法定不起诉（绝对不起诉）：六种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情形；
（2）酌定不起诉（相对不起诉）：a.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b.犯罪行为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法或者免除刑罚；c.不起诉比起诉确实更为有利（具体有八种情况）；
（3）证据不足不起诉：a.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b.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的；c.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d.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的。
提起自诉的条件：
（1）案件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自诉案件范围；
（2）案件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3）自诉人享有自诉权，即自诉人主体资格合法；
（4）有明确的被告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能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
（5）公诉转自诉的案件，还应当提交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书面决定。
开庭审判前的准备：
（1）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或独任庭的审判员；
（2）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前10日送达被告人；
（3）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在开庭3日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
（4）将传唤当事人和通知辩护人、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翻译人员的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3日以前送达；
（5）公开审判的案件，在开庭3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1）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
（2）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3）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4）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可能判处免予思念更是处分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排除：（1）公诉转自诉的案件；（2）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3）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4）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5）被告系盲、聋、哑人的；（6）其他不适用的情形。
转为普通程序的条件：
（1）公诉案件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
（2）公诉案件被告人应当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3）公诉案件被告人当庭翻供，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否认的；
（4）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充分的；
（5）其他依法不应当或者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
判决与裁定区别：（1）适用对象；（2）适用范围；（3）适用方式；（4）上诉、抗诉期限。
抗诉、上诉的理由：
（1）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上有错误，或者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
（2）判决、裁定在适用法律、定罪量刑上有错误；
（3）违反诉讼程序，使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受到侵犯，可能影响判决、裁定的正确性。
审判监督程序与二审程序区别：（1）审理对象；（2）提起主体；（3）提起条件；（4）有无提起的期限要求；（5）审理的法院；（6）适用刑罚有无加刑限制。
审判监督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区别：（1）适用对象；（2）审理法院；（3）作出裁判效力。
提起审判监督的材料来源：
（1）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
（2）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纠正错案议案；
（3）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
（4）司法机关通过办案或者复查案件对错案的发现；
（5）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新闻媒体等对生效裁判反映的意见。
死刑停止执行的条件：
（1）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
（2）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
（3）罪犯正在怀孕。
停止执行和暂停执行区别：（1）停止执行的原因不同；（2）停止的时间和场合不同；（3）决定停止的主体不同。
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
（1）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生活不能自理的。
弹劾式特点：1.奉行不告不理原则；2.法官消极的仲裁者；3.控辩平等；4.审判以公开、言辞辩论的方式进行；5.神示证据制度。
（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条、158条、159条、266条、341条、312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9条3款、271条2款、254条5款、257 条2款的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刑法第三十条的含义及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如何适用刑法有关规定的问题，解释如下：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对组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现予公告。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解释（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公司法修改后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对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认缴登记制的公司的适用范围问题，解释如下：
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只适用于依法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公司。现予公告。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解释（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含义及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行为如何适用刑法有关规定的问题，解释如下：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现予公告。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含义和收购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如何适用刑法有关规定的问题，解释如下：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的，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购买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明知是犯罪所得而收购的行为。现予公告。
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的解释（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关于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可以逮捕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可能判处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问题，解释如下：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于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可能判处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严重影响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可以予以逮捕。现予公告。
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解释（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的含义及被害人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能否依照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问题，解释如下：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及考验期满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的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和不起诉的决
定，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不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关于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现予公告。
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五款、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解释（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五款、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款的含义及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由哪个机关负责组织病情诊断、妊娠检查和生活不能自理的鉴别和由哪个机关对予以收监执行的罪犯送交执行刑罚的问题，解释如下：
一、新刑诉法的新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在以下几个方面强化了对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别关注和保护:
(一) 明确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在新刑诉法修改之前宪法已经对该原则作出了规定, 但这是首次在部门法中明确规定该原则。这由未成年人案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 (1) 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相对简单, 往往是临时起意, 事前预谋的较少; (2) 犯罪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主观恶性不大; (3) 他们智力、身心发育尚未成熟, 对外界事物的重新认识和对内心世界的自我评价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4) 可以说, 涉罪未成年人本身就是受害者。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同时由于他们自身的保护意识和防御能力较弱, 因此, 他们在诉讼中弱势地位非常明显。这也决定了其在诉讼中更加需要关照和保护。
(二) 明确规定了“办案人员专业化”
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1]
(三) 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
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2]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相比, 新刑事诉讼法有两个新的变化: (1) 将法律援助从审判阶段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 (2) 将义务机关扩大到公检法机关。根据规定, “没有委托辩护人”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唯一条件。换言之, 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 公安、司法机关就必须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3]
(四)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社会调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4]
这具有很好的实践意义, 意味着今后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 承办人要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 以及是否属于初犯, 归案后是否悔罪, 成长经历、一贯表现和监护教育条件等因素, 不再像以前一样, 只是以“事实为依据, 法律为准绳”定罪量刑。
(五)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格适用逮捕措施和分案处理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明确规定,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 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5]“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是指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尽量不适用逮捕措施, 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是强制性规定, 指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时, 不仅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还需要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的意见。
(六) 确立了讯问和审判未成年人时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 “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在讯问和审判时, 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 也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 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 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6]
(七) 设立了未成年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 “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 即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 侵犯财产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 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符合起诉条件, 但有悔罪表现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 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公安机关要求复议、提请复核或者被害人申诉的, 适用本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7]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刑罚化的处理原则。
(八) 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 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 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8]
二、新刑诉法对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影响
我们知道, 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对待, 是世界各国的惯例。我国新刑诉法针对未成年人设立的特别程序是给未成年人犯罪“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待遇的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此次新刑诉法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设置相对独立的特别诉讼程序, 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特殊保护。更加明确了今后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程序, 为涉罪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和回归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 该程序的确立, 在我国未成年人诉讼制度发展史上,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检察机关在新刑诉法背景下的应对措施
(一) 认真履行好检察机关的监督权
针对新法规定的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这一原则。这要求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 应当将未成年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以“少年权益最大化”为出发点, 将重心放在教育、感化、挽救上, 着力于使其迷途知返、回归社会。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二) 建立健全专业的未成年人办案组织
根据《新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检察机关应当注重设立完善的专门机构或稳定的专门人员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实践表明, 具有一定专业性、熟悉未成年人特点, 善于做未成年人工作的承办人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灵山县人民检察院针对这一情况, 成立了“青少年维权岗”, 并注重对每个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 建立档案, 关注他们犯罪的起因、家庭状况和成长的背景, 撰写出有借鉴意义的社会记录;并对犯罪较重的被羁押的未成年人, 积极运用亲情感化方针, 唤回他们迷途的心灵。
(三) 严格适用逮捕, 重视减少审前羁押
针对新刑诉法新的规定, 检察机关今后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 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在过去的实践中, 公检两家重配合, 轻监督, 存在这样一种“公安机关报过来就一定要捕”的配合思路, 这是不对的。而只有加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措施的运用, 才能进一步减少审前羁押, 进而减轻检察机关面对公安机关由于已先期羁押而提请批捕, 检察机关不予批捕的压力。
同时, 实行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 严把逮捕关。重点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确有悔罪表现, 查明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是否具备监护、帮教条件, 对外来未成年人还要提供在本地有无固定住所、工作单位、经济来源及社会关系等材料, 坚持“不捕为原则, 逮捕为例外”。[9]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遭受二次污染。
(四) 合理适用附条件不起诉
附条件不起诉, 是处理未成年人犯罪使其非犯罪化的重要制度, 是刑罚个别化理念的集中体现。在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应当明确“附条件不起诉”的两个问题:一是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是什么?二是未成年人案件既符合“相对不起诉”又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时, 适用哪个?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明确范围及适用条件。
参考文献
[1]新刑诉法:第266条第2款.
[2]新刑诉法:第267条.
[3]宋英辉.特别程序彰显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 2012-4-2.
[4]新刑诉法:第268条.
[5]新刑诉法:第269条.
[6]新刑诉法:第270条.
[7]新刑诉法:第271条.
[8]新刑诉法:第275条.
关键词：刑事司法制度 修复 被害人合法权益 恢复性司法 刑事和解
一、传统上，刑事司法制度的困惑
传统的刑事司法认为，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它虽然直接侵害的是被害人的个体，但也破坏了社会的安定秩序和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危害了国家的统治秩序。因而，犯罪必须由国家负责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具体的来说，由侦查机关负责收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查获犯罪嫌疑人，实施必要的强制性措施；由检察机关负责对被告人提起诉讼，并出庭支持诉讼；由法院负责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最终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即惩罚的权力是专属于国家的。贝卡利亚 则用更明确的词汇说道：“有些人免受刑罚是因为受害者方面对于轻微犯罪表示宽大为怀，这种做法是符合仁慈和人道的，但却是违背公共福利的。受害的公民个人可以宽免侵害者的赔偿，然而难道他也可以通过他的宽恕同样取消必要的惩戒吗？惩罚的权力不属于任何单个的公民，而属于全民意愿代表的法律。某个受到侵犯的公民可以放弃其在惩罚权中的份额，但无权处分其他人的份额。”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刑事案件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后，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几乎一切都是由办案机关说了算，一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均应予避免。被害人在这种司法制度下，只能是辅助性的，甚至被完全排除在刑法制度之外的。一直以来，这种以国家意志为主导，以社会效果为目的，以惩罚为手段的刑事法制理念被认定为正义的化身。然而，19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犯罪率居高不下，暴力性、恐怖型犯罪更是层出不穷。而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与刑事犯罪斗争的形势日益严峻，虽历经多次全国性、区域性的“严打”活动，社会治安形势并未有明显好转的趋势。据统计，被全国法院给予罪犯刑事处罚的人员，2003年为730355人、2004年为752241人、2005年为829238人、2006年为873846人，呈逐年递增趋势。面对严峻的现实，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刑事司法理念是不是出了问题？
二、实践中，宽严相济政策的无奈
在2004年12月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上，贾春旺检察长明确提出对轻微犯罪要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从宽处理的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随后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中，也规定在检察工作中要进一步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这体现了在刑事司法中既要“雷霆万钧”，也要“春风化雨”；既要治标，也要治本；既要注重法律效果，也要注重社会效果。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加明确了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指出在强调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又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2007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明确规定了五类犯罪嫌疑人可依法不起诉。这些改变，反映了我国在保障犯罪人合法权益、依法治国的道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被害人的权益的却没有因此而得到有力的保障。原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谦在2006年7月由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办公室联合举办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讨会” 上说：“虽然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对人权保障问题予以高度重视，特别是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人权保障的立法理念，但是，在对被害人实体性权利保障方面，无论是认识上、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被害人被犯罪侵犯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全面、真正、有效的保护……就刑事司法实践来看，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损失，大约有80％以上被害人是无法从被告人方得到赔偿的。”这次研讨会提供的资料和数据表明，我国目前在制度上对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存在着不平衡现象：一方面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是对被害人受损权益的严重忽略。因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导致被害人及其家属到各级司法机关上访申诉的现象时有发生。
廖振华，湖南省邵阳市产塔区园艺场职工，1990年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是当地一位有名的上访户。1986年，在廖振华家前面的公路上发生了一起寻衅滋事打人致伤案，廖振华的儿子廖国辉因向公安机关提供了证据，被犯罪人曾新平怀恨在心。五年后，曾新平在刑满释放后的第七天用火枪将廖国辉打死在家中。1992年12月，曾新平被判处死刑。一命抵了一命，正义得到了伸张，但廖国辉九泉之下却难以瞑目。上有年迈的双亲，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子，廖国辉被害后，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艰苦。对于一夜间失去了顶梁柱的廖家来说，即使犯罪分子被处以极刑，也丝毫无法改变这个陷入无限悲伤和困顿的家庭的现实窘境。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时间里，廖振华数百次地找区、市、省政法单位上访，并先后30次赴京上访。 长期从事信访接待工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副厅长尹伊君说：“廖振华只是无数上访人中的一个缩影。在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被害人自身权益受到侵犯而得不到救助的情况。比如，案子破不了，罪犯抓不到，被害人找不到索赔对象；再比如，犯罪嫌疑人因证据不足被不起诉或判无罪，這种情况被害人也得不到任何救助；更多的情况是，罪犯抓到了，也判刑了，甚至法院判决其附带民事责任，但90%的犯罪人都不会赔，被害人只能拿到一张‘法律白条’。很多刑事被害人因自身权益受到侵犯又得不到救助而身陷绝境，成为诱发群体事件和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孙谦检察长也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我听到办公楼底下比较嘈杂，往楼下一看，几十个人披麻戴孝跪在院子里。后来控申处长告诉我说是上访的。上访者亲人被害，无任何人赔偿，最后抢救的过程中花了很多钱。犯罪分子被判了，但是欠下大笔债务没有人管，生活非常悲惨。类似这样的上访对我产生了很大震撼。”
三、现实中，呼唤新的刑事司法制度
实际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完全没有能力赔偿被害人的情形只是极少的部分，绝大多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有一定赔偿能力的。那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法律白条”呢？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司法机关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传统的执法理念。传统理论认为，被害人所受的伤害是由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所致，国家已经通过刑罚代行了被害人利益，所以只要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了刑事上的责任，国家就完成了打击犯罪的任务。但实际上，社会利益或国家利益在某些时候与被害人的利益并非是完全一致的，刑事法律应以解决冲突、恢复法律秩序为其价值目标，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把以犯罪人为中心的刑事法律制度、刑事政策回归到真正实现犯罪人与被害人双方的相对平衡上，切实完善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是人本主义刑事法理念的根本要求。
在一般的民事侵权纠纷中，被侵害一方哪怕是损失了几元钱都能得到赔偿；而在刑事案件里，被害人或其家属除了因国家对犯罪人施加刑罚带来精神上的抚慰之外，有时甚至得不到任何经济上的补偿。而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经常出现犯罪人及其家属因为对抗刑罚而不履行赔偿义务的情况，造成双方间的敌对态势。在一些青少年犯罪案件中，单纯的刑罚制裁甚至会引发犯罪反弹。可见，简单地对犯罪人一判了之，并没有恢复被害人和社区受到的损失，在对犯罪的矫正效果上也不佳。这种情理法的脱节，呼唤一种新的更加人性化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引入。现实要求我们的司法机关改变以打击、惩罚犯罪为目的的传统司法理念，将重心转移到矫正犯罪、修复被犯罪伤害的社会关系上来。
四、国际上，“恢复性司法”蓬勃兴起
统计数据显示，1984年，美国联邦一级监狱所关押的人数已超过了关押能力的24%，虽然司法部门对在押犯实行了各种各样的矫正措施，但都难以在促使罪犯复归社会的目标上取得成功，美国罪犯监禁释放后的再犯比例高达66%至68%，传统的监禁刑、犯罪矫正的政策陷入了濒临失败的困境。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刑罚的认识开始由单纯的制裁犯罪转变为矫正犯罪，被传统刑事司法所忽略的被害人權益开始受到关注。从1963年起，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开始对受到暴力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提供国家补偿。传统刑罚在矫正功能上的式微和人们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重视，直接促使全球刑事司法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重大转型，刑事和解、辩诉交易、行刑社会化等措施纷纷推出，刑事司法开始探索一种被害人保护和罪犯复归的平衡之路。
1974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Kitchener），发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刑事和解的案例。两个实施了一系列破坏性犯罪的年轻人，在当地缓刑机关和宗教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与22名被害人分别进行了会见，他们从被害人的陈述中切实了解到自己行为给他人造成的危害，进行了深切的忏悔，并交清了全部赔偿金。这种“被害人——犯罪人”的和解程序，被视为恢复性司法的起源。 到20世纪90年代，恢复性司法已在西欧国家、北美等数十个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恢复性司法多达1000多个。恢复性司法（刑事和解）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并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潮流。实践证明，恢复性司法不必运用国家刑罚权和高成本的监禁刑来制裁一些犯罪，节约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国际上对恢复性司法较为通行的定义是：恢复性司法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 在实践中，恢复性司法活动最为常见的形式是刑事和解，刑事和解是一种“被害人——犯罪人”和解计划，其方式是通过专门组织的工作，促使被害人和犯罪者形成对话关系，由犯罪人承担责任，修复受损关系，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
五、试探索，引导刑事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和解
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历来倡导“以和为贵”，具有“化干戈为玉帛”的文化底蕴，司法上也早就形成了调解的历史传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盛行于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办案方式”，就是一套着力于调解的司法模式。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的老百姓普遍比较厌诉，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闹上“公堂”的，对于纠纷的解决，和解比打官司更有吸引力。像邻里纠纷所引发的一些轻微伤害案件，大多是在公安机关或村治保人员的调解下“握手言和”的。有学者对山东省威海市的轻伤害案件作了统计调查，2001年到2002年有40%以上的案件是以“和解”的方式撤案。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不仅具有刑事和解的文化底蕴，而且早已存在广泛的刑事和解实践。
2007年6月12日下午，江西省宜黄县黄陂镇大源村村民黄金兰因为家庭琐事被婆婆骂了一顿后，怀疑是邻居余某和李某说了她的坏话，心里愤愤不平，当晚便乘着天黑将半瓶农药倒入余某和李某家的猪圈食槽中，使二被害人家中分别有一头生猪中毒，共计造成经济损失2064元。案发后，因黄尚在哺乳期，公安机关对其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黄某更加怨恨二被害人，发誓就是坐牢也不赔钱，被害人因此也气愤不已，强烈要求公安机关对黄某进行处理。公安机关于是以黄某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将其报请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县检察院经过审查案卷和调查走访，了解到黄某年纪尚小，思想上单纯无知，平时并无不良恶习，此次不过是一时愤恨，钻了牛角尖。基于此，检察干警们专程驱车40余公里，来到大源村，对黄某进行了苦口婆心的法制教育，并对被害人也进行了说服。黄某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赔礼道歉并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被害人也表示平素与黄某并无仇怨，此次是黄某的“一时糊涂”之举，只要得到经济赔偿，便愿意原谅黄某。于是在检察干警的主持下，双方进行了和解，黄某向二被害人赔礼道歉并赔偿了经济损失，二被害人也对黄某表示谅解，双方还签订了和解协议。最后在检察机关的建议下，公安机关作出了撤案处理。
我们多年来工作中体会最深的是：很多犯罪人在受到刑法处罚后都会不同程度产生悔罪心理，有的甚至痛哭流涕，深悔自己的犯罪行为给他人、给社会、给国家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对于这样的犯罪人，单一的靠国家起诉为标志的现代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现代刑罚结构，不能完全达到教育、挽救、改造犯罪人的根本目的，在某种情况下，还会使犯罪人带来消极思想，甚至有的犯罪人会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导致重新犯罪，而被害方也几乎得不到应有的物质和精神补偿，相反还会担心犯罪人刑满出狱后又加报复，由此导致社会效果不很理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违于刑法改造罪犯的根本立法愿意。对于这样的情况，只有恢复性司法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因为司法正义是一种矫正正义，犯罪损害了他人、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司法程序就应当修复这种损害。以刑事和解为代表的恢复性司法在维护成文法权威的前提下，融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刑事司法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进步，是法律与道德情感的最佳结合，符合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和当下社会的和谐理念。它不仅保护了被害人权益，使其在接受犯罪人的道歉和补偿中得到慰藉；还有利于矫正犯罪，使青少年等主观过错不大的犯罪人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会。它不仅以替代性方式进行了司法分流，在审判之外以协商的方式很好地化解了纠纷，节约司法资源；而且鼓励被害人和农村、社区成员都积极地参与司法程序，有助于消除误解和潜在的犯罪诱因，重建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
六、强规范，明确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
对恢复性司法（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应当稳妥地选择。因为恢复性司法作为一项替代性司法模式，由于它的前提必须是行为首先已构成犯罪，因此所有对这种制度的适用必须有严格的限定条件和规范手段，不能过分地夸大其效力或适用范围。它不可能取代正式的普通的刑事诉讼程序，它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情形下、发挥一定的补充和替代功能。正如南京师范大学的李建明教授曾指出的：“在适用刑事和解这个问题上，需要担心的不是将来适用不足，而是应该担心适用的范围过大、条件过宽。不该和解的适用了和解措施，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一是瓦解了社会对犯罪的认识评价体系。尽管我们的观念要变革，要与时俱进，但如果和解广泛适用以后，是与非、善与恶就可能在一片和解声中模糊掉了。一个社会，如果一旦善与恶、是与非、罪与非罪的界限过于模糊，很可能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行为规范体系都会发生变化。第二，范围过广会牺牲法治的权威。树立法律的权威、树立法治的权威也是我们的重大任务。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是法治的一个原则，而同样的案件有的适用了和解有的没有适用，或者和解的程度不同，可能会得到明显不同的处理结果。容易让人产生‘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的印象。第三，可能影响长久的和谐。在个案中我们往往着眼的和谐是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和谐，一旦适用范围太宽以后，会忽略了社会利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些地方实行和解以后犯罪率下降了，但是大规模推开以后，刑事犯罪率最终究竟怎么样，特别是一般预防效果如何，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实践的数据。我认为适用范围过宽会影响犯罪的一般预防，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从长久来看会产生不和谐的因素。”
应当如何限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北京大学的陈兴良教授指出，从法益侵害的角度来看，犯罪可分为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和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对这三种犯罪的刑事处理应该有所不同。 我们认为，刑事和解应该主要适用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主要是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及轻伤害案件等主要侵犯公民个人人身或财产的轻微刑事案件，而其他案件则仍应按照普通的刑事诉讼程序处理。具体来讲，以刑事和解为代表的恢复性司法可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成年人犯罪中的初犯、偶犯、过失犯、还有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亲属、邻里、同事、同学等特殊关系的犯罪人的案件。而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对累犯不能适用刑事和解，无论是一般累犯还是特殊累犯。
此外，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应扩大刑事和解的适用。对未成年人实施的轻微犯罪和部分严重犯罪都存在适用的空间，理由是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展尚不健全，其犯罪的主觀恶性、客观行为所表现的恶劣程度往往小于成年人，犯罪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性与成年人相比也有较大的差别。如果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将所有涉重罪的未成年人案件排除在刑事和解之外，这是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不理解，也是对未成年人犯罪特殊性的忽视。
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坚持以下适用原则：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刑事和解的适用基础，否则，犯罪人很可能在种种压力之下，违心表达意愿，接受对其不利的调解结果。另外从逻辑上说，如果不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也就很难确定是否发生了刑事案件。二、加害人做有罪供述，认罪态度良好。刑事和解的初衷是为被害人提供疏通情感的渠道，如果没有加害人有罪供述的先决条件，也就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三、加害人的主观恶性不大，主要表现为过失犯罪、从犯、胁从犯等。
七、严程序，以刑事和解促进社会和谐
在明确规定了什么性质的犯罪才准予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之后，其次要规范的就是严格限定执行恢复性司法调解的主体资格，必须由专业人士充当中立的第三者调解，当事人有要求调解人回避的权利。而犯罪人和被害人在调解过程中，必须坚持权利、地位必须平等的原则，不能因犯罪人的行为而随意向犯罪人漫天要价，调解结果必须公正合理。
有这样一个案例：2007年10月，江西省宜黄县二都镇一个17岁的青年刘某，刚从温州打工回村，发现路旁有一辆摩托车未拔出钥匙，就起了贪念，先偷偷的把车钥匙拿走，过了一会觉得没被人发现，便又返回想把摩托车推走，结果被车主方某当场抓获。方某正欲扭送刘某去派出所时，刘父赶到现场，请求方某“私了”，方某便提出要刘某赔偿5000元损失。刘父在交付5000元后，立即到公安机关控告方某敲诈勒索。公安机关在调查时，方某及其家人非常委屈，认为自己被害反成“被告”，很丢面子，同村的群众也议论纷纷，甚至有不明事理者准备组织集体上访。县检察院闻讯后，主动提前介入了案件。经过调查了解，检察机关认为双方是同村村民，平时关系不错，如果依据刑法简单地对双方进行处理，便会导致两个家庭的破裂，也必然导致双方反目成仇，更可能会引起群体性上访事件，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于是便分头做双方的思想工作。通过宣讲法律、政策，让双方心平气和的进行交流沟通，使双方都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相互表示谅解。最后，刘某向方某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方某也主动退回了向刘某索要的5000元钱，并原谅了刘某的年轻和冲动，双方在检察与公安人员的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握手言和，皆大欢喜，公安机关也作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这事在当地村民中反响强烈，群众们都拍手叫好，把这种解决矛盾的方法称为“和谐阳光下的私了”。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整个刑事和解的程序中，需要强调的是双方自愿的原则。不论犯罪人还是被害人都必须是自愿参加，不能强迫或诱使被害人或犯罪人参加这一程序。犯罪人的悔罪和赔偿必须是出于自己的自愿，必须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真诚表示歉意；被害人接受对话形式而放弃对犯罪人的追究，也必须是自己的真实意愿下的自主选择，没有外力施压或强迫。被害人的个体独立地位应得到程序应有的重视，应充分地考虑被害人的具体需要，使他们有机会叙述其被害体验，因为对于被害人而言，只有在自愿参与的情形之下，他们才会感到这一制度的公平和周到。同样，犯罪人也只有在自愿参与程序的情形下，刑事和解才能对其发挥积极的影响，这时的犯罪人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与被害人的对话过程，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而且这里的自愿表现在不仅是自愿参加、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思进行对话、合作，而且包含了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对话的过程反悔了，他们也可以随时终止这一程序，而且这也不能成为以后刑事司法程序中加重处罚的理由。
为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必须有相应的配套制度：第一，双方当事人必须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协商。这样的对话、合作才可能是真实与自愿的，否则就仅仅成为压制的代名词。第二，双方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犯罪人与被害人只有在律师的帮助下，通过找律师咨询，了解这一制度的有关的事项，才能保障他们的选择是真实和自愿的。第三，和解过程必须有司法机关的介入。为了保障结果的公正性和过程的公正性，整个和解的过程，应该有司法机关的介入，这也正是刑事和解与“私了”的区别。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司法机关在和解过程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被害人与犯罪人对话、交涉的过程，而是对双方地位和权利让渡的真实性、自愿性进行审查，防止犯罪人以钱买法或被害人被威慑不敢主张权利的现象出现。司法机关还必须对和解的结果加以审查、确认，如果认为该和解协议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的合法利益，即应该对和解协议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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