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基层国税内控机制的几点思考

关于构建基层国税内控机制的几点思考（精选7篇）

关于构建基层国税内控机制的几点思考 篇1

吴牛扬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税收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税收工作面临的内外部形势日趋复杂。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全面加强内控预防体系建设，推进税收事业科学和谐发展，成为当前各级国税机关高度关注、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下面笔者结合基层国税工作实际，就建立和完善基层国税内控机制，谈点粗浅认识。

一、强化“三个意识”

探索和实践风险机制工作，不断创新基层国税内控机制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措施，对于解决基层国税机关反腐倡廉全员性、协调性、针对性不强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务必抓紧抓好。

1、强化全员参与意识。开展“排查廉政风险，建立防控机制”工作，其基本要求是全员参与。然而，目前干部队伍中对加强廉政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领导热、职工冷”和“抓税收业务热情高、抓廉政建设忽热忽冷”的不良现象，全员参与意识不强。因此，要充分认识建立和完善廉政内控机制的重大意义，组织全体干部积极参加内控机制建设，推进基层国税机关健康发展。

2、确立领导主体意识。在风险机制建设上，基层国税的“一把手”，作为责任主体，务必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把本单位的廉政建设作为一项基本职责，同税收业务、队伍建设和国税事业和谐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同落实，真正做到“一岗双责”，把内控机制工作全面落实到位。

3、强化大局意识。干部职工要切实增强廉政风险防控人人有责的大局意识，切不可袖手旁观，在排查廉政风险时，要围绕岗位设置、职责定位，有针对性地查找个人、科（室、分局）的廉政风险，增强廉政风险排查工作的责任意识，使风险排查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二、抓好“三个分类”

基层干部处于税收管理的第一线，与成千上万的纳税人打交道，是税收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其廉政状况好与坏，反映了国税机关在党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问题。因此，在排查廉政风险时，必须紧密结合基层国税工作实际，具体地讲，应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分类排查，梳理廉政风险。要紧紧围绕税收执法权、行政管理权这两个重点，全面准确地排查廉政风险。一是围绕税收执法权，由税政科牵头，税收业务部门配合，对行政审批、税务登记、资格认定、票证管理、金税运行、行政收费、税额核定、税源管理、税收抵免、案件审理、行政处罚、纳税服务等行政行为中存在的廉政风险进行全面梳理排查，登记备案，确保无一漏网。二是围绕领导决策权，由人事科牵头，办公室、监察室配合，对党组议事、民主决策过程中潜在的廉政风险进行排查，提交党组成员民主审议。三是围绕人事管理权，由人事科牵头，机关党办、监察室配合，对干部任用、岗位轮换、工资管理、教育培训、评先表彰、奖励惩戒等环节进行排查，梳理出潜在的各类廉政风险。四是围绕财务管理权，由办公室牵头，监察室、人事科配合，对经费收支、政府采购、设备更新、基建工程、固定资产管理各环节的廉政风险进行清理排查，登记造册。五是围绕事务管理权，由办公室牵头，监审室配合，对公务接待、会务管理、车辆管理、水电管理、办公电话、房产维修、物业管理等环节存在的廉政风险进行排查，梳理归类。

2、分类管理，开展风险评估。一是将排查出来的廉政风险划分为税收执法类、领导决策类、人事管理类、财务管理类、事务管理类风险五个类别。二是成立若干个风险评估工作小组，分类收集现行政策规定和近几年来的信访举报、案件卷宗、工作通报等相关数据，结合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进行全面、系统地定性、定量分析。依据危害、危险程度，按照高、中、低三个级别评定各科室、各岗位、各环节的廉政风险。同时，各科室结合本单位权力运行机制，进行自查自省，确定重点岗位和重点人员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潜在的廉政风险。

3、分类指导，实行量身定做。一是制作廉政指导手册。采取量身定做的方法编写专题化廉政指导手册，人手一册，变单一的“大众化教育”为形式多样的“个性化分类指导”。二是重点防控廉政高风险点。时时掌控重点岗位、重点人员、重点环节的权力运行情况，确保不出现重大的不廉洁现象。三是注重防范“多发性”廉政问题。针对易发、多发的普遍性廉政问题，开展经常性的警示教育，从而使广大干部职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碰到相关问题时，能够及时反应，果断处理，自觉规避。

三、突出“三个重点”

建立廉政内控机制要立足国税工作实际，坚持理论指导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方法，必须突出领导干部、税收执法和人财物管理“三个重点”。

1、突出“领导干部”这个重点，完善民主决策机制。领导干部具有重大问题的决策权，然而，决策正确与否对国税工作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要建立领导决策的他律机制。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三重一大”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机制（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重要干部任免、大额资金使用），规范领导干部的决策动机、决策过程、决策结果，将一把手“四个不直接分管”真正落实到位，把领导决策过程中潜在的廉政高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其次，完善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机制。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洁自律若干规定，带头执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和家庭收支申报制度，忠实履行廉政承诺，管好配偶和身边服务人员，绝对不碰“高压线”，做党和群众信赖的廉政模范。

2、突出“税收执法”这个重点，完善执法监控机制。基层国税机关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属于高风险行业。一要构建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警戒线”。对行政审批、资格认定、税额核定、金税运行、行政处罚等高风险行政行为，要设置不能逾越的“警戒线”，防止脱轨运行。二要构建税收管理共同遵守的“斑马线”。强化税收管理廉政风险预警工作，对人为因素产生且影响轻微的过失，及时提醒；对人为因素产生且危害较大的，及时诫勉提醒，限期纠错；对人为因素产生且危害重大的，严肃查处，以儆效尤。三要强化日常管理权的监控。综合运用CTAIS、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出口退税预警系统、执法监察子系统等信息技术和实地巡查双重手段，探索解决信息技术与实地巡查的盲区和断层，推动内控机制设计由“注重实体”向“实体与程序”并重转变，权力制约由“单纯依赖计算机”向“计算机监控”与“实地监控”并行转变，促进税收执法公开、公平、公正。

3、突出“人财物权”这个重点，完善行政管理机制。人、财、物管理，既是热点、焦点，也是廉政高风险点。只有公开操作，透明运行，才能降低风险。一要完善干部任用、岗位轮换、工资管理、评先表模、奖励惩戒管理机制。规范选任、调配、晋级、表模、奖惩工作，激发队伍活力，促进干部全面发展。二要健全财务预算、经费审核、政府采购、设备更新、基建工程、资产管理内控机制。完善各环节操作规程和多部门联合审计制度，优化支出结构，降低财务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三要精细事务管理，完善物品购置、公务接待、车辆管理、房产维修、物业管理工作流程，倡导厉行节约，减少铺张浪费，杜绝跑冒滴漏，树立廉洁新风，提升管理水平，优化机关形象。

关于构建基层国税内控机制的几点思考 篇2

一、提高认识, 加强内部管理和案件防控长效机制建设

剖析辖区人行系统近年来开展的制度落实年活动、案件治理专项活动、制度执行力建设活动和风险隐患排查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对内部管理和案件防控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因此, 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认清形势, 认识到加强内部管理和案件防控长效机制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是从根本上解决有章不循、违规操作和屡查屡犯等问题的有效措施, 建立健全教育管理、业务管理、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机制, 是基层央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杜绝风险隐患, 正确履行职责的重要保障。各基层人民银行要根据职能转换, 对案件防控、内部管理工作机制进行及时修订、补充和完善, 逐步探索和建立一套能够自我发现、自我纠错、自我完善的工作机制, 通过合理的岗位设置, 科学的人力配置, 在保证效率的基础上, 有效地防控案件, 杜绝隐患, 确保安全, 履行好各项职责, 努力实现所辖系统资金管理零风险, 业务操作零差错, 廉政建设零案件, 金融服务零投诉, 行政执法零违规, 安全应急零失误, 努力做到在当地社会上有影响、政府中有地位, 金融机构中有形象。

二、建立完整的制度建设长效机制

各基层央行要按照人总行“谁制定、谁完善”的原则和有关要求, 对本单位现行各项规章制度进行认真梳理和审查, 对有些不切实际、难以执行的规章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通过制度建设和建立长效机制, 形成规范严密的内控管理和监督制约机制, 使每一个部门、岗位, 每一项工作、每一个操作环节都置于严格的制度约束之下, 做到有章可循, 有章必循, 违章必纠, 形成权责分明、互相牵制、共同防范的业务操作机制, 使监督检查操作程序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同时要营造学制度、用制度、监督制度执行的良好范围, 使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增强做好基层央行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提高干部职工执行意识、责任意识和防范意识, 杜绝以信任、习惯代替制度, 以人情、友情、亲情超越制度和有章不循、违章操作的行为。建立并实行制度落实事前、事中、事后控制监督体系。

三、建立有效的教育管理机制

把理想信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与业务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 形成党委统一领导, 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协调, 相关部门各负其责, 广大员工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开展经常性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教育作为干部职工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 纳入年度工作目标考核, 制定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的考核标准, 建立工作汇报、情况通报和绩效考核等制度, 把各单位领导干部落实“一岗双责”的情况纳入监督检查范围。通过有效的制度化推动, 引导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提高员工职业化水平, 增强遵纪守法和风险防范意识, 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四、建立规范的业务管理机制

一是不断完善业务管理制度, 严格执行人总行“分支机构内部控制指引”、“县支行基础业务岗位整合和合理兼岗”等有关规定, 合理设置岗位, 明确岗位操作细则, 落实岗位职责, 防止违规兼岗和违规操作。二是建立离岗授权制度, 在明确各层级管理人员职责的基础上, 建立行级领导、部门负责人和业务主管等层级的离岗书面授权制度, 增强责任约束, 不留责任空挡。三是加强风险管理, 在明确风险管理目标基础上, 积极探索和建立风险评估和风险识别系统, 按照岗位操作、部门管理和领导责任等环节把握风险分布, 做到定期有针对性地进行防范, 确保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四是加强业务协调管理机制建设, 对涉及跨部门的综合性工作, 通过相应的协调管理机制达到及时沟通信息, 避免各自为政、相互推诿等现象发生。五是建立相关监控视频管理制度, 在明确相关人员职责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科技监督的痕迹管理, 确保定期查看视频录像。

五、建立科学的监督检查工作机制

一是完善中支监督检查体系, 在不断改进和规范业务操作流程, 完善岗位管理的基础上, 形成岗位之间有效的交叉制约,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工作平台, 实现对各项业务的自我维护和有效控制。对业务部门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建立日查、旬查、月查和季查制度, 实现各个层级检查的相互协调和相互衔接, 定期通报检查情况。二是规范对县支行监督检查, 中支业务主管部门要对所辖县支行业务状况进行定期分析, 及时排查和发现因业务管理、岗位设置、人员素质、流程设计等问题而可能出现的风险点和风险隐患, 同时, 要将本级监督机制与系统监督机制相结合, 逐步探索和建立一套能够自我发现、自我纠错、自我完善的工作机制。三是加强再监督, 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对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落实本级和系统管理、监督责任的情况实施再监督。积极探索内审与纪检监察部门的协同监督机制, 整合监督资源, 发挥监督合力, 使之形成一个既对事又对人、符合基层人民银行业务与管理特点、科学有效的监督体系。

六、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

关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几点思考 篇3

关键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思考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4）03-0054-03

自我国实行村民自治、民主选举制度15年来，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主客观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一基层民主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矛盾问题屡屡出现，也引发了不少负面影响。社会各界对村民选举制度褒贬不一，特别是许多县镇身处基层一线实践的干部更是感触良多。但笔者认为这毕竟是社会的进步，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国家选择在群体素质相对较低、范围最广的社会层面即8亿多农民中率先实行最彻底、最直观的民主，使我国基层民主自治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让世人能直观这一民主政治的实施推行，彰显我国实行民主制度、加快民主建设的决心和信心。既然实行村民自治的决策是正确的，那么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困局，我认为更多的应该从我们自身的工作机制中分析查找原因，然后对症下药，积极予以解决，进而稳步推动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

一、村民自治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影响因素

（一）由于村民自治制度在设计上一步到位，一些地区实施时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民主制度的实施没有可以复制的模式，其发展往往需要历史的沉淀和积累。由于全国各地社情和干部基础千差万别，因此初期不少地方一时适应不了这种较为彻底的民主实践，尤其是在操作层面上各地良莠不齐，加上实施时试点工作准备不足，代表性不够，试点总结工作和示范推广的力度不够，因而整体推进时就碰到了很多问题。如基层干部群众在思想和法制观念等方面还跟不上民主进程的需要，实施起来容易受主观因素影响。一些干部认为能简则简，往往不按程序，三步当作两步走草草了事，有的群众不当一回事，有的则维权上访闹访，导致选举遗留问题频频出现。

（二）经济落后地区民主进程明显受阻

在许多经济困难的村级组织，集体经济紧张，各级对其人财物等诸多方面投入也不足，影响了基层民主建设推进的质量。我国各地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悬殊，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在经历风雨和阵痛之后，多数已步入正轨。而处于经济发展落后阶段的多数农村地区，集体经济是“空壳村”，村民多是留守人员，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资源配置严重缺乏，而且所在乡镇的经济也自身难保，给村干部和村委的补贴和经费也是象征性的，一些地区村干部每月300-500元的补助还不够用于协助政府搞计生、殡改、征兵、水利等行政事务的车费、电话费，更谈不上误工补贴，当然也谈不上有多少时间为群众谋发展谋福利。在这种状况下要选出好的村干部确实不易。因此一些地方往往出现村干部没人愿意干，选出来无法用心干好，甚至出现盲干、胡乱干的情况，群众看不到民主自治带来的实惠和幸福感，民主选举流于形式，没有实际意义。

（三）在实施民主自治过程中对村干部的培训、教育引导、监督不到位，规章形同虚设

尽管有个别民主法治意识强的村民、村干部对有关法律规章能熟悉掌握，但更多的群众不懂如何行使民主权利，缺乏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维护自我权益的意识，有的即使当选村干部后也不知如何履职。有的村由于居住点分散，外出选民多，选举过程给人以可乘之机。有的采取流动票箱投票的形式，简单地让人代写选票，代投票，因此容易让一些为获取个人利益而参选的对象进行买票贿选，导致选举严重违法违规。这种情况下当选的村干部多数是我行我素、唯我独尊、为所欲为、凌驾于法规之上；或明目张胆，或隐蔽地损害和侵占集体和群众利益，贱卖集体资源，低价发包山林权和集体土地等等。这种情况有时要到了群众举报上访、矛盾明显暴发时上级才重视，介入处理。

（四）村两委不和谐影响基层民主建设的推进

应该说，多数村的党支部能发挥领导作用，与上级党政保持一致，落实好政策，教育引导当地干群支持村委会行使职权。有不少德高望重、公道正派的支部书记都能顺利当选兼任村委主任，他们尽职尽责，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涌现了不少大公无私，为群众呕心沥血的优秀基层干部。但也有的支书支委定位不准，越权越位的情况常有出现，搞得两委不和甚至对立。

二、对策思考

出现这些情况和问题虽然不具普遍性，但事实上已出现在不少地区，严重影响了民主进程。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从完善有关法规的角度来解决好村民自治民主建设中选举管理、监督的问题

《村委会组织法》经历15年、四届的实践，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修订，使该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如规定选民资格的唯一性：有户口常住、有户口没在村居住、没有所在村户口但在该村住一年的人员都可登记为选民，但只能在一地登记。降低了村官罢免的门槛，规定五分之一以上村民或三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提出，参加投票二个过半即可罢免村干部。完善了民主管理和监督制度，增加监督机构监事会，村委离任审计，以及两委（党支部和村委会）经费开支合法化等等。所以总体来说该法已相对趋于成熟，但还有不少可以再补充完善的地方，另外各省还应根据实际制订实施办法和操作细则。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是根据实际情况，村党支部可以向选举委员会公开提出候选人建议名单。二是村务监督机构—“监事会”的法定设立要慎重论证其利弊，其设置增加了人员经费开支，监事会单独负责理财增加与村委扯皮，导致原以宗族形式运行的村姓氏理事会在村务管理中以合法身份出现。三是要突出村民小组的地位和权责，许多村小组才是经济实体，在有关法律规定上受到淡化弱化，事实上很多村委会没有土地和其他集体资产，只是原来的乡镇派出机构管理区。

（二）增加对村级组织和农村的财政投入

经济落后村的村民自治组织要运转，村干部、村代表总不能长期勒紧裤带为村民服务，所以县级以上财政要增加对村一级的帮扶和投入，要发动各方力量支持村级发展造血型项目，增加集体经济收入，落实好扶持农民发展生产的政策性资金，增加农村公共资源配置，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三）充分发挥党组织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作用，加强对村级组织的指导、引导和有效监督

村民自治不是放任自流，更不是让其自生自灭。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因此要加强党对农村及其自治组织的领导，对不同类型的地区要分类指导，特别是要侧重对问题多、矛盾突出的村和经济落后村的帮扶，帮助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引导发展经济。加强对村干部的培养，采取容易接受的形式教育群众，通过有线电视宣传村干部、村民守法正面典型和反面案例，让群众干部有触动、有觉悟。要发挥县镇纪委和检察院对村级在日常监督和案件查处的作用，处理好“两委”关系。在干部方面，近年来各地试行“大学生村官”，镇干部到重点村支部兼职，机关干部到村挂职的办法应予推广，扶贫双到、双挂双联、双带双帮等制度也可以继续实施。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

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4-07-12（1-2）.

[2]薄芳.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探析[D].太原：山西大学，2010.

[3]齐振.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0.

（责任编辑：肖训生）

关于构建基层国税内控机制的几点思考 篇4

基层机关，特别是基层行政机关，既是党领导下的政府机关，必须也应该接受党的领导；又是政府的行政机构，直接行使公共管理、社会服务、行政执法等权力，承担着大量具体的行政事务，其事务性、专业性不言而喻。从历史角度来看，过去，我国基层行政机关，一直实行党政一体化的领导机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把手”党政一肩挑，随着时代的发展，党政“一肩挑”式的领导机制越来越不适应基层行政机关工作的开展，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和要求，目前，基层行政机关领导机制逐渐由“一肩挑”式为主演变成“双轨”制为主，即机关行政一把手抓全面工作，负总责，机关党委（支部）书记抓党建的领导模式。从实践来看，这种“双轨”制领导模式与“一肩挑”式的领导模式有其优越之处。首先，这种模式减轻了“一肩挑”模式下，单位负责人的工作压力，使其能够集中精力抓好全面工作和行政性、事务性、专业性的工作。其次，这种模式符合我国相关法律关于机关部门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规定，可以使机关部门行政职能履行的领导责任更加集中。第三，专人负责党建工作的模式使机关部门党建工作的领导力量更加集中，便于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创新式地开展党建工作。第四，这种模式可以形成有效 的权力制衡，在保证行政首长在充分独立行使行政职能的同时，加强了党组织对其权力行使和职能履行情况的监督。的确“双轨制”领导机制的形成，既有利于机关部门更好地履行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职能，又有利于机关部门党建工作的开展。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双轨制”的实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在党政协调方面，出现了将相不和，行政党建两张皮等现象，影响了工作的开展，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从现实来看，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以个方面：

一是执行标准的缺乏导致人员配备的疑忌。一个机关部门，党的机关部门除外，究竟是实行“一肩挑”还是“双轨制”并没有相应的执行标准，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究竟哪些机关部门需要另配党组织的负责人，哪些机关部门不需要另配党组织负责人，如何配备等等随意性较大。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为了平衡人事调配，为了职数而配备的现象，因此，如果当事人思想境界再不高，那么，另配党组织负责人往往被曲解为权力分化，而产生抵触情绪；对于党组织负责人而言，则产生赋闲心理，积极性得不到调动。

二是双轨并行削弱了党建工作的力度。行政机关实行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在“双轨制”下，基层机关部门党组织负责人按照领导序列来说，是通俗意义上的“二把手”，实际是党建分管负责人，因此在推进党建工作中，与“一肩挑” 模式下相比，力度有所削弱。同时，按照行政机关的组织关系来说，各科室、各下属部门以业务工作为中心，在业务上只对行政首长负责，无形中也削弱了党组织负责人的领导力。

三是工作创新不足导致行政与党建工作的脱钩。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双轨制”的实行，许多基层机关部门实际上是行政工作一条线，党建工作一条线，人为地割裂了行政工作与党建工作的联系，加上部分机关部门党建工作创新不够，工作开展因循守旧，没有能够很好地将党建工作与行政工作有机融合，在客观上形成行政工作与党建工作“两张皮”的现象。

四是沟通不善造成领导力量和精力的分散。从调研情况来看，一些机关部门的党组织负责人和行政负责人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导致沟通不善，协调不力，思想上不统一，工作上不配合，行动上有偏差，造成了各敲各的锣的现象，甚至将精力消耗在权力的争斗上，不利团结和工作的开展。

针对这些情况，要解决好基层行政机关党政协调机制问题，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明确实行“双轨制”领导机制的执行标准。根据基层行政机关部门的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进行合理科学的划分，设定明确的标准。依据规模大小来划分设定，在编在岗人数众多的实行“双轨制”领导机制，人数偏少的实行传统 的“一肩挑”领导机制；从工作性质划分设定，在工作职能复杂、工作任务繁重的机关部门中实行“双轨制”；从组织结构划分设定，组织结构单一简单的实行“一肩挑”领导机制，组织结构层次复杂，下属单位众多的实行“双轨制”领导机制。通过合理科学的划分，因情依势，充分发挥“一肩挑”精简统一和“双轨制”分职专政的不同优势，减少在确定实行何种机制上的盲目性。在实行“双轨制”领导机制的机关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的选配上，组织部门应严格把关，充分考察，审慎定夺，既要考虑到人事调配、工作需要，也要考虑到单位情况以及单位行政“一把手”与拟确定人选的匹配性。

二是加强“双轨制”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对于基层机关部门而言，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团体和一个严密的党组织结构不仅有利于党建工作的顺利推进，更加有利于党建工作与行政工作的协同发展。因此要完善基层机关党政协调机制必须要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首先应重点加强党内民主机制建设，以扩大党务公开，保障党员知情权；搭建参与载体，提高党员参与权；拓宽党员监督途径，保障党员监督权等为重点，增强党内民主，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创新开展工作，保证党组织自身的高效运转。其次要发挥科室、下属单位的节点作用，在党员发展上，重点对业务骨干、技术尖兵进行考察，对考察合格的，及时吸纳进党组织，同 时，注意在他们中培养党组织的干部，在具体行政工作推进中，彰显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组织建设上，特别是对层次关系复杂、下属单位众多的机关部门，在下属单位中不宜再采取“双轨制”领导机制，而应采取“一肩挑”的领导机制模式，保证党建工作的有力推进。

三是形成行政与党建工作的互动机制。首先要加强“双轨制”下对党建工作的重视，作为基层机关部门的行政首长掌握全局，必须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充分认识到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从物质、人员、工作开展、组织建设等方面给予关注与支持。在责任落实上加大力度，应将党建工作列入对行政机关首长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对党组织负责人进行具体考核和对行政首长进行综合考核相结合的“捆绑式”考核方法，并明确考核的标准和奖惩措施，强化行政首长在党建工作方面的责任。在工作分工上更加明确，党组织负责人要对纪、组、宣、团、工、青、妇统揽负责，增强党建工作的协同性，同时，在机制上，要将政务民主公开与党务民主公开相结合，建立相关的制度，实现党建工作与行政工作分工明确，良性互动。在工作开展上围绕中心，要围绕机关行政职能的履行，找准党建工作与行政工作的最佳结合点，将党建工作的务虚性转化为对实际工作的推动性。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党建工作的载体设计、活动组织等方面与机关部门的职 能履行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党建在思想动员、宣传鼓劲等方面的作用，实现以职能履行带动党的建设，以党的建设保证职能履行，达到紧密结合、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目的，努力防止和克服“两张皮”现象。

四是强化党组织负责人与行政负责人的沟通协调。一要明确各自的职责和关系，党组织负责人要摆正位臵，针对本单位工作实际和业务特点，认清哪些是属于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的，哪些是属于行政首长职责范围的，防止用行政会代替党委会，或以党委会代替行政会，而形成人为的相互干扰。二要加强事前沟通，特别是对重大事项的决策，行政首长不能认为行政首长负责制等于行政负责人可以说了算，要通过党委会或党政联席会进行民主讨论和决策，党组织负责人与行政负责人应对会议内容进行事先沟通，对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初步统一意见，避免会上有较大的意见分歧。三要加强过程沟通。党组织负责人要及时将党建工作的计划、动态及时向行政首长通报，同时，行政负责人在职责范围内既要大胆工作，敢于负责，不能遇事推诿，事无巨细都提到党委会上讨论，也要充分尊重党组织负责人，经常沟通业务工作开展情况，可采取单独交换，也可也在党政联席会上由行政各分管领导向党组织负责人汇报。四要加强总结沟通，应建立党建工作与行政工作的阶段性总结通报沟通制度，对机关部门重大事项的实施情况或阶段性工作的总结应定期提交党 政联席会进行讨论，充分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统一思想，做出决策。

关于构建基层国税内控机制的几点思考 篇5

一、不断充实、丰富国税系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内容，促进加强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建设

传统的经济责任审计比较关注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和廉政情况，大都集中在经济方面，对于经济责任和职责履行情况关注较少，制约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深化和作用的发挥。与经济责任相关的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各项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即资金使用绩效应当成为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内容，这对于提高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质量有重要意义，一般较为全面的经济责任审计内容应包括以下方面：

（一）审查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情况；

（二）审查专项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三）审查国有资产的管理、使用及保值增值情况；

（四）审查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情况；

（五）审查基本建设投资的决算和对外投资的经济效益情况；

（六）审查遵守国家有关财经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情况；

（七）审查项目资金管理、资产处置、债权债务、政府采购等事项的可行性论证、决策、审批、实施及效益情况；

（八）审查重大经济事项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九）审查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情况和其他需要审计的事项。

二、经济责任审计应逐步由离任审计向任中审计转变

（一）离任审计要把握好最佳时机。目前，经济责任审计原则上是在领导干部任期内进行，但当前做法基本上是以离任审计为主，因此，离任审计宜在干部重新任命前安排进行。离任审计是经济责任审计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许多情况下离任审计被经常安排在领导干部已经离任并被重新任命一段时间后才予以实施离任审计，这种审计实际上仅仅是一种事后监督，审计成效不大，弊端较多：一是当查出问题时往往这些问题已使国家、单位受到了损失，此时再追究责任已为时过晚、于事无补；二是因为领导干部已离任一段时间，审计结果一般不会影响人事部门已做出的安排，致使审计查出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难以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监督应有的作用，削弱了经济责任审计权威性；三是一旦发生已离任干部有严重经济问题并且人事部门已对其作了提拔、重用安排的情况，则会使人事部门工作陷入被动，也会从某种程度上损害党的形象；四是由于审计实施时间与审计期限不一致，会给审计取证和核实问题带来一定难度；五是由于审计滞后导致审计处理难、审计结果落实难等。

按照中办发布的《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精神和《国家税务总局系统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办法》规定，经济责任审计特别是离任审计要坚持先审计后安排的程序，这个规定程序的实质是为了使审计和任用干部统一起来，让审计很好地为任用干部提供依据，搞好服务，这也是充分发挥审计作用和利用审计成果、加大对领导干部监督力度的重要原则和有效手段。按照有关经济责任审计的规定，为了消除上述“先离任任命后实施审计”的弊端，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作用，离任审计的最佳时机是在被审计人重新任命安排前进行。具体做法是人事部门在确定调整干部后，可实行“先离任—后审计—再安排”的程序，先将领导干部免职待岗，按照“下审一级”的原则，审计职能部门按照审计程序组织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结束后，上一级党组按照审计结果和人事部门考查结果决定领导干部的安排使用，这样既有利于审计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干部的正确、公正使用。

（二）重视和加强任中审计。经济责任审计是对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全过程的审计监督，因此应逐步由离任审计向任中审计转变。任中审计是提高经济责任审计成效的有效途径,能够强化领导干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的责任意识和科学决策意识；可以防患于未然，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更好地保护干部；有利于分解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量，解决离任审计时时间紧、任务重问题，更好地提高审计质量和审计效率;有利于人事部门及时动态地掌握领导干部情况，从而准确、公正、正确地使用干部；可以有效防范经济责任审计风险。

当前，在国税系统对开展任中审计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各地基本上都从未开展过任中审计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成效。“中航油事件”中，由于主要领导者擅自进行投机性交易使偌大的公司顷刻间破产，分析其破产原因主要是领导个人权利过大，缺乏对个人权利的有效制约和监督，使得个人凌驾于制度之上，制度得不到执行造成。一个表面制度健全的内控管理体系，其在实际运行中能否有效管理风险和防止重大损失的发生，关键在于高层领导在这个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尤为重要，任中审计就是加强领导干部日常监督一种好的方法。通过对领导干部日常执行国家财经法规情况以及个人遵守廉政情况的审计，有助于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管理，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履行职责的自觉性，从而推进依法治税和依法行政，在实际工作中应结合实际情况科学安排好任中审计，将任中审计与日常财务收支审计及各项专项审计有机结合起来，强化内部控制，做好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的控制，真正提高经济责任审计成效，使任中审计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

三、提高经济责任审计质量和工作水平

（一）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发挥整体效能。经济责任审计是一项工作关联度高、程序复杂的系统性工作，需要建立有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和内部审计职能部门组成的联系会议制度，充分发挥各自职能，需要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相互支持，有效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积极作用。联席会议要定期召开，交流、通报经济责任审计情况，总结经验，研究对策，提出下一步工作意见，确保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在各个环节上的落实。

（二）审计调查要全面，审计方案要务实。搞好审前调查可以防止由于审前调查不够而使审计实施中审计重点、审计疑点确定不准的情况。审前调查可从多个方面进行，要多与被审单位沟通，要求被审单位提供各种数据，可以根据被审单位上报的各种财务、资产资料进行数字分析，寻找疑点和重点，也可以结合人民来信了解一些情况，结合以往审计情况做出初步判断，审前调查越是全面、详细、准确，越是有利于提高审计实施的效率和效果。要在审计调查基础上制定好审计方案，审计方案要务实，要紧密结合审计项目的具体实际制定，尽可能详细科学、可操作性强，能够真正指导审计实施按部就班地进行，确保顺利、圆满达到预期的审计目标。

（三）突出工作重点。经济责任审计必须抓重点，不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突出重点才能提高成效。在经济责任审计时应重点评价领导干部的五项能力。一是重大问题的决策能力；二是内部管理能力；三是经营管理能力；四是执行国家的政策能力；五是个人自我约束能力。针对不同审计对象抓不同审计重点。上面提到的五个重点是审计时必须高度重视的共性问题，同时还应重视不同审计对象的不同个性问题。例如对各级国税局局长、党组书记审计时，要重点揭示任职期间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所在单位资产变化情况，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等情况。而对所属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的审计，重点应核实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重大投资的效益性。

（四）尽可能量化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在经济责任审计中，如果没有对被审计

单位一系列指标的量化分析就难以甚至无法准确、科学地界定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和工作实绩。在我们国税系统可采取的审计评价指标有资产负债率、收入增长比率、人员经费比率、支出增长率、招待费支出比率、违规金额比率和帐务处理差错率等,在审计时要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领导干部任期目标的具体情况和所在单位的具体情况而对评价指标作具体侧重，充分利用这些指标的量化分析可在很大程度上判断领导干部的工作实绩。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绩效问题是反映其能力的重要方面，只有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才能进行准确的定性，才能准确评价干部的绩效。

（五）改进审计方法。

1.采取灵活多样的审计组织方法和技术方法。要统筹安排审计力量。充分发挥各局经济责任审计联系工作小组的作用，财务、人事、监察密切配合，统筹安排审计力量；要灵活安排审计项目。要分别轻重缓急，对拟提拔、拟调任的优先安排审计，对群众反映强烈要及时安排集中力量抓紧审，对于拟退居二线的、已经退休或准备退休的、不涉及升迁调动的可根据审计力量、审计时间适时进行审计；要重视专业技术鉴定。许多情况特别是一些重大决策情况不进行鉴定则难以下结论，因此应重视对其作技术鉴定，可外聘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审计，进行鉴定，科学准确地确定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要将审计与审计调查相结合，加强审计调查力度，以获取准确充分的证据，从而将问题查清；要加大延伸审计力度。审计中发现的许多问题的疑点和线索，要想有所突破和彻底落实就必须进行延伸审计，以查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正确评价领导干部应承担的经济责任。

2.寻求成果最大化的方法。经济责任审计要与帮促相结合。通过审计找出被审计单位内部管理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和建议，帮助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经济责任审计要与服务宏观调控相结合。及时总结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的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从宏观的角度对有关情况加以综合分析，以审计信息、审计要情、专题审计报告等形式报局党组，为局领导决策提供可靠依据；经济责任审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与完成全面或专项审计计划相结合，与完成监察部门查证落实涉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来信来访举报线索相结合，以避免重复审计或审计项目过多。

（六）将效益审计寓于经济责任审计中。在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中，以所在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为基础，既对其任职期间的财务活动审计和评价，又要在对财务活动审计的基础上，分析评价责任人在任期间经营活动的经济效益。由于效益涉及到经营管理者的决策和经营管理的能力，因此对于经济责任审计来说，效益性分析应是整个经济责任审计的关键。目前效益审计的内容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总体上效益审计的内涵和内容就是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比如国税系统经济效益审计的主要对象是财政经济活动能取得的经济效果或效率,通过对预算分配的执行、财政资金使用和基本建设效果的审查,评价经济效益的高低,并进一步发掘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和途径，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浪费行为。加大审计调查和延伸审计，以突出效益优先原则，确保审计后产生的成效。

（七）严格规避审计风险。经济责任审计风险主要来自于：一是经济活动中违法违纪行为的隐蔽性。二是由于时间紧、任务急，使得审计难以审深审透而加大审计风险。三是界定领导干部各项经济责任的复杂性。四是审计程序执行不严格造成的审计风险。五是审计手段的局限性。六是审计评价泛泛而谈，不切实际。七是审计人员的自身素质不足。

规避经济责任审计风险应抓好以下方面：第一，审计人员要充分提高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和自身素质。第二，注重分解离任审计工作量。要重视并搞好任职中经济责任审计，在日常审计中应注意为离任审计打好基础，防止大规模离任审计时间紧、任务急而导致审不深审不透的情况发生。第三，不断在工作实践中完善有关制度规定。第四，严格遵守法定的审计程序、规定的审计范围和内容，不能违反审计程序，不能随意扩大和缩小审计范

围和审计内容。第五，客观公众，一丝不苟。第六，切实做好审计评价，审计评价着重评价人的因素对相关经济活动的影响，因此，本着慎重、负责的态度对被审计人在任职期间履行职责的情况做出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第七，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审计质量控制系统。

（八）充分利用计算机审计。计算机审计在当前审计环境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可以大幅度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利用计算机辅助审计可将被审计单位的有关情况通过计算机进行定量分析后，再根据计算机程序源代码内部设定自动转化为定性分析的经济责任审计专用语言，根据审计中不同情况而自然作出不同的评价，实现审计结果定量分析和定性评价的有机结合，从而达到提高经济责任审计效率的目的。

四、充分利用好经济责任审计结果

审计结果能否正确运用和处理，是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

（一）实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发挥群众监督作用。通过经济责任审计，对领导干部经济决策、财务管理等工作要进行客观公众的评价，将审计结果予以公开，增强审计结果的透明度。

一是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审计结果。在保守国家秘密和被审单位工作机密的前提下，将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下达被审计单位的同时，有选择的抄送被审计单位的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共同对被审计单位实施有效管理和监督。

二是将审计结果公示。将在审计中发现的一些热点问题、倾向性问题、被审计单位屡纠屡犯的问题等，在审计信息上披露。

三是试行将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作为干部任前公示的内容之一的做法，使经济责任审计与干部任前公示制度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四是通过群众座谈会，公布审计结果等形式，让审计监督与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相结合，做到优势互补，从而强化审计的威慑力。

（二）将经济责任审计结果作为干部管理和使用的重要内容和依据。

一是人事部门把经济责任审计纳入干部监督使用的全过程，把审计结果作为考察干部、评价干部、兑现奖惩和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将审计结果纳入领导干部的廉政档案。

二是纪检监察部门应将审计结果作为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监督检查的重要依据,并作为领导班子巡视检查工作的一项内容，把运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结果与解决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热点问题结合起来。

三是各级党组在研究干部问题时要把经济责任审计结果作为重要参考依据，在对各单位进行效能评价时，也应将审计结果作为评价依据之一。

（三）进行动态管理，健全内部监督机制。

为保证审计结果运用落到实处，在实践中可采取以下做法：

一是由党组负总责，切实抓好审计结果运用的落实。定期对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执行规范情况进行检查通报，督促各部门认真按照规范运用审计结果。

二是建立审计结果运用情况反馈制度（即后续审计），促使有关部门及时改进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不断提高经济责任审计的工作质量和结果质量。在向被审计单位下发《审计决定书》时同时要求限期对问题进行整改，整改结果书面报送人事部门和审计部门，既有利于促进审计建议、决定和整改措施的落实，又提高经济责任审计的质量，维护审计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是了解被审计对象在新岗位的工作情况，单位和个人遵守财经法纪情况，在新岗位有无出现在原单位审计发现的问题。

构建大调解工作机制的几点思考 篇6

陈银伟

在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调解制度有着浓重的中国特色和乡土气息，被誉为“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并为各国借鉴和发展。在大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发展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调解制度也逐渐显现出新的特点，出现了新的架构，大调解机制应运而生。

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

作为一种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迅速发展与诉讼机制的不完美是息息相关的。诉讼机制本身所具有的缺憾恰恰可以由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来弥补，这正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由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特性和内在价值所决定的。

一是程序上的非正式性，即简易性和灵活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程序上，相对走诉讼程序，操作上简易、灵活。而诉讼程序的复杂性以及相应的高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诉讼机制作用的发挥。

二是在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框架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充分运用情理、公共道德、社会习俗等社会规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不必完全依据实体法，从而更利于纠纷的灵活处理。

三是具有民间化或多样化的特征。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一般包括民间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行政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和司法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而民间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占据了绝大多数，并呈现不断发展的态势。

四是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即非对抗性。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当事人能更易于达到双方利益的衡平，纠纷解决的结果也更易于得到当事人的接受与执行。这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显而易见的优势，也是人们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价值最为认同的一点。

从上述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特性和内在价值的分析中，不难看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较诉讼机制有其突出的优势，可以很好的弥补诉讼机制的不足与缺憾。正是因为如此，当前在我国各地普遍重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时代讯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适应了法治社会的需求。它的蓬勃发展是现代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法治自我更新的一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法治的生命力和创新力。但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与发展并不能解决法治的所有问题，诉讼机制同样有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所无法企及的价值，因此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良性发展绝非要取代司法诉讼，而是与诉讼机制形成积极的互动，搭建起新时期多元化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

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及大调解机制产生的背景

我国的调解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法制的不健全，调解制度进入空前的繁荣和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调解机制更多的带有政治性的色彩，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毛泽东时代的调解”。

8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一个法治与调解并存和共同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对诉讼的高度推崇使得调解制度成了落后于时代的事物，并在90年代开始逐渐遭受社会的冷落，进入停滞甚至衰退状态。

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推进，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而原有的纠纷解决机制难以适应新的调整需要出现的机制陈旧，社会纠纷解决中出现的新需求、新动向，以及法院和社会对调解制度观念的理性转变，调解制度开始融入到世界性

1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潮流中，并被越来越多的人予以积极的评价。

2002年9月，司法部制定公布了《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的性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范围、组织形式、调解行为和程序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这两部法律规范的出台，为调解制度带来了新的生机，调解制度开始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调解架构的出现正是这一阶段的典型标志。

大调解是在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利益格局的调整，城乡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日益纷繁复杂，预防、调处的难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产生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矛盾纠纷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邻里之间，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社会化的特点；矛盾纠纷争议的内容更加复杂，加剧了矛盾纠纷客体变化的复杂程度；矛盾纠纷发生的社会环境也由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时代转变为市场经济时代，开放的环境使得人们更加注重自身权利和利益的追求和抗争，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些都使得传统的调解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由此掀起了调解制度改革的浪潮。大调解机制的建立符合当前对调解制度改革和对社会纠纷解决的需要。群众上访和信访的问题绝大部分是民间纠纷，对此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通过建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加以化解和处理的，因为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同时，建构大调解机制合乎我国的国情。我国传统文化中向来推崇“和为贵”的价值理念，人们普遍存在着“厌讼”心理，而调解制度恰好是这一传统理念的继承和发扬。而且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成为许多国家认同的较好方法之一，成为各国司法改革的一种趋势。由此看来，大调解机制的建构有其深厚的现实背景。

三、大调解机制的探索建立

大调解机制的建构如上所述，是由我国特殊的纠纷解决的社会需求和司法资源的供给所决定的，是我国调解制度重构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过程中的新动向。近年来，包括我们镇海区在内，全国各地相继探索建立了不同模式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以乡镇司法调解中心的出现和普及为标志的。这一模式主要是针对人民调解资源配臵的松散无序问题，主张构筑党委政府主导，融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履行职责与基层组织发挥作用为一体的社会化大调解格局。它的基本架构是由乡镇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以基层司法所为主体，吸收乡镇信访、法庭、计生、土管、民政、派出所等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常设办事机构，由乡镇分管副书记兼任主任并由司法所长兼任常务副主任。一般案件的调处方案由主任和常务副主任共同研究确定，而重要案件的调处方案则由调解中心之上的乡镇党委书记办公会集体研究确定。这一模式的出现是为了是针对一些“法院管不着、村里管不了、乡里管不好”的问题。农村的矛盾纠纷多发而复杂，而且村民与村委会干部之间的矛盾，土地林木权属争议、土地承包纠纷、计划生育引起的纠纷等日益突出，单纯依靠过去依托村、镇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这种自治性纠纷解决方式显然无法很好的达到解纷止争的最佳效果。目前，我们区基本上是采取这种模式。

另一种模式是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的推进以社区司法调解中心的出现为标志的城市社区大调解架构。基本架构是以基层司法所和信访办为组织构成，构建街道（乡镇）“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以此作为行政机关处理社会纠纷的平台

和通道。“窗口”以“立足社区、服务群众”为宗旨，集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律咨询、法制宣传、安臵帮教、信访接待、“110”公安司法联动和“12348”电话法律咨询及社区矛盾纠纷调解等功能于一体，由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与信访部门组合而成，现已形成村居委、街镇、区三级调节网络。这一模式的着力点在于提高调解人员的素质，特别是法律素质，通过属地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利用司法行政部门与审判机关领导干部交流等因素形成的良好工作关系，建立调解人员业务资质考核定级制度，向准专业化方面引导，同时通过调解实体、程序审核确认制度，最终取得审判机关谅解，解决现存的调解书效力过软问题，提高调解的权威性。

通过分析，这两种调解模式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第一，注重整合官方与民间两种纠纷解决资源，强调官方与民间纠纷解决资源的互动与合作。注重整合权力资源，各权力部门在乡镇司法调解中心的协调下，各司其职，协同配合解决各类矛盾纠纷。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调解中心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的“官方身份”，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代表乡镇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综合性、实体性的常设办事机构，或者说是由有着“官方背景”的调解人组成的综合性办事机构，这使“调解中心”看上去更象一个党政各部门联手处理民间纠纷的“俱乐部”。

第二，强调多个部门的协作和配合，致力于建立一个互动联通的协作沟通渠道。它们不仅仅局限于机构内部，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上下联通、部门协作，集合起共同的力量来致力于纠纷的调处和解决。通过构建这样一个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乡镇、街道与县区政府工作部门的联动，从而避免了相关部门在纠纷解决上的互相推委与扯皮，破除各自为政的观念，树立全局观念，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第三，强调调解程序规范化与方式多样化。目前对于大调解的性质法律并没有作出十分明确的规定，普遍性的把它归入到人民调解的范畴。相应的大调解机制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与人民调解协议一样仅仅具有一般民事合同的性质。因此为了保证调解协议的效力，为了保证调解协议能得到法院的认可，大调解架构注重制度化、规范化的建设，强调“依法调解”，在法律依据和程序上都有模仿法院调解的倾向。因此两种模式在强调依法调解和规范调解的同时，为了不使调解拘泥于刻板的条条框框从而失去生命力和灵活性，纷纷采取多样化的方式，注重情理法的结合，从而充分发挥大调解机制的优势并保证了与诉讼的衔接，成为连通诉讼与人民调解的柔韧环节。

第四，大调解机制与原有的依托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发生了一定的分化，但是大调解机制下司法调解中心的活动及其调解协议仍然称之为“人民调解”。在社会转型期的背景，原有的依托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在面对新型矛盾纠纷时，往往无法充分发挥解决纠纷的功能，甚至在一些矛盾纠纷中他们本身就是矛盾纠纷的当事人，更无法去担当解决矛盾纠纷的中立的第三人。同时由于司法调解中心所具有的权力背景，使得纠纷当事人更加信赖司法调解中心在解决纠纷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因此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司法调解中心在解决纠纷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分化。目前法律并未对大调解机制下的司法调解中心明确的定明“身份”，而它们的活动和达成的协议要想得到法院的认可，只能往“人民调解”方面挂靠。

四、建立大调解机制的思考及完善

全国各地对大调解架构的有益探索，是对当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发展。综合以上分析，笔者就建立和完善大调解机制提出自己的粗浅的看法。

（一）正确协调行政机构纠纷处理与司法审查程序的关系。大调解机制与司法审查目前在我国发展起来的大调解机制的性质基本上属于司法行政性的，它与其它行政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一样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协调行政机构纠纷处理与司法审查程序的关系。而且我国的大调解机制仍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过程中，并不能充分保证纠纷解决的质量。因此，在大调解架构下，应给当事人保留一个最终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和机会，使司法权力能对大调解机制的运作产生制衡力量，以充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保证纠纷解决的公正性以及司法的权威性；同时为了充分体现大调解这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程序利益，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分别采取实质审查和程序审查，以此来保证大调解架构下纠纷解决结果的权威性。

（二）解决大调解机制下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大调解机制与人民调解正是由于目前法律并未对大调解机制作出明确的定位，为了得到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现在大调解机制仍是以人民调解的名义存在着。实际上人民调解是一种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方式，而大调解则具有司法行政性，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且在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下，二者之间早已开始逐渐分化。因此，确定大调解机制下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调解架构下整合了一系列官方的权力资源和民间资源，官方资源与民间资源的协调配合和良好互动使得纠纷解决的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也树立了良好的公信力。大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机制有着人民调解所无法企及的优势，而赋予大调解这一行政性纠纷解决方式以高于人民调解更高的效力则是符合当前的现实需要的。这有利于纠纷解决资源的优化配臵与重构，使大调解机制作为衔接人民调解和司法诉讼的有力桥梁，从而形成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当事人有可能充分行使选择权，获得便利、经济和符合情理的纠纷解决和法律服务,更加有利于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关于构建基层国税内控机制的几点思考 篇7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思政课教师,交流机制

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 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一支重要力量, 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 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我认为, 为了达到育人目的, 培养合格人才, 高校迫切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辅导员队伍与思政课教师队伍的长效交流机制。

一、构建辅导员队伍与思政课教师队伍交流机制的现实必要性

1. 有利于形成合力, 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辅导员队伍和思政课教师可以说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两支最基本力量, 一个负责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一个负责日常思想政治教育, 两者互为依存、互为补充, 不可或缺。然而在现实中两者各自为政, 思政课教师负责理论教授, 学生听没听进去是另外一回事;辅导员一方面很多不是思政出身, 另一方面疲于学生的日常管理, 没有时间也没有相关知识去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如果能够建立科学、合理的辅导员队伍与思政课教师队伍长效的交流机制, 那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两支重要力量将会形成合力, “1+1>2”, 从而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2.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互动,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身具有较强的学科实践性, 学科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完备上, 应当在解决实际问题、推进学科运用上展示其特有的育人功能。另一方面, 辅导员也需要找到一定的学术平台, 运用学科支撑, 增强工作的理论指导, 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更有针对性、实效性。

科学、合理的长效交流机制有利于创造一定平台, 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实体性内容通过两支队伍的合理交流, 从而有针对性地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的良好互动会呈现出两者相辅相成的局面, 一方面,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通过介入辅导员培养与培训工作、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能更好地实现理论指导实践的功能, 拓展自己的辐射空间, 有针对性地纠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务工作相脱节的倾向。另一方面, 辅导员队伍建设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理论支撑和学科平台, 可以加快辅导员队伍建设向科学化、专业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的速度, 对于优化当代大学生思想与行为特征的研究, 提高辅导员开展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具有重要意义。

3. 有利于优势互补, 推进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两支队伍的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优势是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观察、探索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 对现实问题具有丰富的学理性思考, 但是与学生的生活实际具有一定的距离, 对学生个体缺乏细节了解。辅导员的优势在于了解大学生日常生活, 能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 容易与大学生成为知心朋友, 不足之处体现在难以对大学生的思想困惑给予富有学理性的解释并进行深层次的解疑释惑。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提升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摸索创新, 同时也得益于专业建设和学科研究水平的整体进步。简言之, 只有整合了两支队伍的优势, 形成互补态势, 思政课教师才能掌握第一手的学生思想和行为动态, 从而提高教学质量;辅导员才能具有较好的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政治觉悟, 从而推进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二、辅导员队伍与思政课教师队伍建立交流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辅导员的工作量将会有较大增加, 学生管理与教学、科研难以平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辅导员队伍建立正常的交流机制之后, 原来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能既要授课又要担任辅导员工作、参加相关学生管理会议, 而辅导员工作是一项非常细致、复杂、琐碎的工作, 涉及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劳动、社会实践、文体娱乐、人际关系、就业创业等各方面, 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学生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而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 专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很难做到两者兼顾, 用于教学与科研的时间比打通两支队伍之前势必减少, 这自然会影响教学和科研质量的提高。

2. 辅导员由于自身的专业背景, 可能会出现不能较快胜任两支队伍真正建立交流机制后所承担的一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

从学科依托方面来看, 辅导员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有很多吻合之处, 但由于很多辅导员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 因此, 在两支队伍真正建立交流机制之后, 许多辅导员可能对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热情并不高, 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规律的认识和教学方法难以深入研究, 从而不能较快胜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 也会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

3. 由于长期不同的工作环境和角色隔膜, 两支队伍的融合面临很多困难。

高校普遍设有专职辅导员和专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两种不同性质的队伍, 在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辅导员联动机制之后, 两支队伍整合为一, 淡化了角色上的差异。但是, 长期以来辅导员在高校属于学生事务工作者的形象却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因此, 大多数专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自己既是教师又是辅导员的身份, 加上工作量大大增加, 原来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打通两支队伍的做法大多持有不同看法, 带有较强的抵触情绪。对于辅导员而言, 整合两支队伍的做法虽然有助于他们拓宽自身的发展方向, 提升思想政治理论修养, 但由于今后必须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任务, 这对大多非思政专业出身的辅导员而言, 无疑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因此, 一些辅导员对打通两支队伍的做法也自然会产生畏难或抵触情绪。

三、构建辅导员队伍与思政课教师队伍交流机制的思考

构建两支队伍的交流机制目的是打造高素质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 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因此构建两支队伍的交流机制要有创新意识, 大胆探索, 切实找到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长效交流机制。

1. 探索专兼职结合、立交式流动的科学化模式。

专兼职有机结合, 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形势、新情况, 高校应当积极鼓励思政课骨干教师, 尤其是优秀的青年骨干教师兼职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如兼职担任学生政治辅导员或学生班主任, 同时使他们在辅导员或班主任岗位上得到锻炼和提高;应当坚持从优秀应届毕业生中选拔德才兼备的硕士甚至博士充实辅导员队伍, 确保这支队伍有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梯队。

2. 严把辅导员入口关, 优先选拔思政教育等相关专业毕业生。

为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辅导员两支队伍的顺利融合, 学校要严把辅导员入口关。在选拔辅导员时, 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结合实际, 设置辅导员的从业标准, 从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的内涵建设方面全面考核他们的任用资格, 尽可能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学、心理学、法学等专业领域内挑选。

3. 加强对两支队伍的培养、培训。

为了加快两支队伍的融合, 让两支队伍尽快适应建立交流机制后的新形势, 学校要从实际出发, 科学制订培养、培训计划。对非思政专业的辅导员来说既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水平培训, 又要对他们进行学生日常思政管理能力培训;对思政专业的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来说主要是对他们进行学生日常管理方面的培训, 提高学生管理水平。同时也要加大力度提供有利条件帮助他们提高水平, 如定期、不定期把两支队伍送出去进行短期培训, 有条件的学校可进行半年左右的进修。

4. 创新管理模式, 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及辅导员的发展空间。

学校要统筹规划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及辅导员队伍建设。一是要鼓励和支持一批热心、有志于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员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 向职业化、专家型方向发展;二是要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队伍作为党政后备干部培养和选拔的重要资源, 优先推荐他们竞聘校内教育和行政领导岗位;三是根据工作需要, 鼓励和支持一部分长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政教师和辅导员报考校内外处级、科级领导干部岗位。通过这些办法促使他们“工作安心, 学习用心, 生活开心, 发展顺心”, 吸引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及辅导员队伍中来, 服务于学生成长成才的第一线。

参考文献

[1]张坚.关于整合思政教师与辅导员队伍做法的思考[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10, (6) .

[2]贾少英.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浅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8, (6) .

[3]马福运.高校“双肩挑”辅导员队伍建设现状及构想[J].思想教育研究, 2010, (4) .

[4]王建国.找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着力点[J].高校理论战线, 2006, (9) .

[5]蒋占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辅导员的几点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8,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