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重要的会议

中共历史上重要的会议（精选6篇）

中共历史上重要的会议 篇1

中共一大（1921）：

宣告中共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３１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３号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中共二大（1922）：

民主革命纲领：反帝、反封、反军阀

中共三大（1923）：

提出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 实现

八七会议（1927）：

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目标：夺取城市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大会由陈毅主持。出席会议的代表100多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在于克服由于红四军的组织成分和长期处于艰苦的战斗环境而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遵义会议（1935）：

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的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瓦窑堡会议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而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警戒全党汲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

洛川会议

1937年8月22—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洛川县城北10公里处的红军指挥部驻地冯家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正确方向。

中共七大（1945）：

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民主和平联合政府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

集中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1949 年 3月5～13日在中国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候补委员19人。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阐明在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基本途径。

中共八大（1956）：

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

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２日至１６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１９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

七千人大会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２月７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这次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负责干部近七千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对建国以来十二年的工作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会上就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并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

彻底否定两个“凡是方针”，重新确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中共十二大（1982）：

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共十三大（1987）：

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中共十四大（1992）：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共十五大（1997）：

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中共十七大

时间：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

人物：党的十七大应出席代表2213人，特邀代表57人，共2270人。

意义：总书记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总书记指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巩固练习：

1.中共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了，“新”的主要表现在()1.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2.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方法

3.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纲领 4.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远大目标

A.123 B.234 C.134 D.124

2.1922年中共“二大”确定的中心任务是()

A.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B.明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

C.确定中国反帝反封的革命任务 D.中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出现

3.1923年，中共三大就国共合作问题决定()A.同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

B.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C.帮助国民党改组，使之成为民族资产阶级政党.D.必须坚持共产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4.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来看，八七会议()A.没彻底清除陈独秀的错误 B.没确立正确的革命方针

C.没探索出正确的革命道路D.反“右”的同时没注意反“左”

5.标志着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事件是()

A.中共而大民主革命纲领得知定 B.遵义会议的召开

C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D.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

6.中共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的会议是()A.瓦窑堡会议 B.遵义会议 C.洛川会议 D.庐山会议

7.中共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中心任务是()A.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B.国共两党亲密合作，驱逐日寇出中国

C.发动群众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D.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8.中共七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这主要是因为()

A.主张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 B.主张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C.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D.规定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9.七届二中全会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重大理论问题中最重要的是

A.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B.促进全国革命胜利的方针()C.革命胜利后党的总任务 D.党的工作作风

10.中共八大上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

A.快速发展国民经济 B.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C.更快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D.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

11.下列事件违背了八大精神的是()

1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2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3.1959年庐山会议4.八届十一中全会

A.1234 B.124 C.123 D.134

12.1962年党中央七千人大会主要体现了()

A.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 B.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C.中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D.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3.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A.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 B.实事求是

C.改革开放 D.民主集中制

14.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本质是()A.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B.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C.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D.坚持党的正确领导

15.中共八大和十三大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最重要的相似之处（）

A.国内主要矛盾是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的需要

B.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

C.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开始处于突出地位

D.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6.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三次巨变。这三次巨变是（）

1.辛亥革命 2.五四运动 3.抗战胜利

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

5.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

A.135 B.145 C.124 D.1234

叶青: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 篇2

不同于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猝然叛变对革命造成的直接危害,也不同于张国焘等人的返身而退、屈居为反革命特务而遗臭万年,曾经大名鼎鼎的革命先进任卓宣(叶青)以及郑学稼——这两人自从脱离革命后,热衷于从事所谓“三民主义”研究,以“学者”面目重新出现,并以所谓“三民主义理论家”载入史册。

尤其叶青,可谓川剧“变脸”的活样板。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组织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曾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而当他活着走出反革命的刑场之后,却开始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充当重量级打手,以至于1949年1月中共公布的第二批战犯名单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居胡适、于斌之后,位列第57,即最后一名——笔者注)。

以往我们很少“光顾”这些人物,其实,从他们多变的人生轨迹中,可以总结、疏理出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教训。

刑场上的“奇遇”:两次枪毙,“死”而复生

任卓宣(1896—1990),字启彰,后以“叶青”的笔名著称,四川南充人。

此人早年的经历合乎彼时一般革命者的共同背景:家庭生活贫苦,少年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张澜)学习,毕业后在小学教书,深受梁启超及《新青年》等影响,思想激进。1919年得张澜推荐,离川北上,考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为赴法勤工俭学作准备。

1920年,在时任四川省长张澜的资助下,任卓宣赴法,先在里昂附近一家钢铁厂当学徒,后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厂做技工。其间他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又接触到大量思想学说,思想逐渐由实业(化工)救国转到无政府主义乃至社会主义。1922年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不久,又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转为中共党员,并成为该支部负责人之一(一说为总书记),负责宣传事宜,与周恩来等办报刊(《赤光》等),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5年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同胞游行示威,声援国内五卅运动。6月21日,他带领百余名华人冲击中国驻法使馆,遭到法国当局镇压,作为谈判总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余人被捕入狱。4个月后,任卓宣被驱逐出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柏林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卓宣自幼勤于读书,又有留法、留苏经历,外语也不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曾为巴黎公社老社员担任翻译),掌握理论也很快,这都为他后来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物奠定了基础。到莫斯科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成立,任卓宣是三个负责人之一,也即中山大学支部的负责人。据说由于他曾在法国担任过中共支部负责人,有相应的工作经历,就由他依照前例,建立了支部,可是他又效仿陈独秀,在支部内实行家长制,支委俞秀松等皆形同虚设。1925年冬,王明等来到学校,矛盾自然升级,王明曾与任卓宣开展辩论(即“教务派”和“党务派”之间的辩论),任卓宣不敌王明,支部被迫解散。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返国。由于其特殊经历,很快在党内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以上是任卓宣的前半生经历。此后种种,大不同矣,其人亦以“叶青”的面目出现于世间。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叛变过程可谓极具传奇性。

1927年末,由于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任卓宣被调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并负责领导长沙一带的革命活动。是年冬天,任卓宣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某日午后,当局枪决“共党要犯”,有10人从狱中被提出,任卓宣为其中第7人。至刑场,10人依次排列,随即枪声大作,众人陆续仆地。任卓宣呢?枪声过后,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撞击在地不能动弹,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掠过耳际。倒在地上的任卓宣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没有死,补他一枪。”结果枪声响后,仍没有击中要害(一眼被击穿)。此时行刑者已撤离刑场,而任卓宣已昏死过去。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激醒,突然听到有人说:“你还没有死吗?”任答:“没死,请你补一枪吧。”那人又说:“我并非官家人,我是来‘剥鬼皮’(即剥死人身上衣服——笔者注)的,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里呢?”任卓宣忙说:“我家在四川,在长沙还有一个表妹。”说罢,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离开刑场,就近送到一个农人家中。此后,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伤的任卓宣送进长沙的湘雅医院,这所医院是外国教会开办的,虽然知道病人的来历,但为了“救死扶伤”,仍尽心医治。这就是当年国民党“清共”在长沙留下的一个奇闻:两次枪毙,有一个共产党人居然还能死里逃生。

“落水”后的灰色地带与灰色人物

在医院调养期间,正是“立三路线”大行其道的时候,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仍然在党内负责,还相继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暴动,但不久又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入狱。奇怪的是,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却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这次他彻底告别了共产党,并走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他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什么“新生”呢?在左的介绍下,任成为驻湘的川军第20师少校政治教官,专门为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历史上向来有“早(晚)死一年是好(坏)人”的俏皮话——设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场,则当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偏偏造化弄人(当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发生了剧变),此后“叶青”就以叛徒二字牢牢地钉在史册上。(历史上也有“晚死一年是好人”的例子,比如楊度。彼人系袁世凯称帝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晚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通告,揭露了“李涤生、任卓宣、符向一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也提及国民党“清共”中“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郑超麟说:“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

郑超麟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革命队伍中,如任卓宣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实有总结和警示的必要。不过,此处大有玄机的,是如何“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或者,当时之其人,是否有什么不能言说的苦衷?笔者多年查询此一关节,终于有幸在吴福辉先生《沙汀传》一书的“辛垦书店”一节中找到了答案。

晚近中国出版史上著名的“红色书店”之一辛垦书店,曾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作出过显著的贡献,1927年3月由四川共产党人杨伯恺等创办。杨同时担任中共文化支部书记。叶青当时也是该书店的成员之一,并被聘为总编辑,他的“学者”生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沙汀传》在“辛垦书店”一节中记述:“青锋(任卓宣的一个笔名,是他返回四川后使用,当时他创办《科学思想》,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笔者注)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被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

在湖南做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军队政治教官后,叶青回到故乡,“自称今后当脱离政治生活……效陶渊明之隐居,长为农夫以没世”,果真如此,倒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可是,他真耐得住寂寞么?不久,叶青到了成都,给自己的师长和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当时正在主持四川大学)做秘书(一说依靠刘湘任成都大学图书馆主任),又创办了《科学思想》旬刊,以“不再盲目的相信主义”为名,意欲“继续和完成‘戊戌’、‘五四’以来思想界底破坏和建设——思想革命到底”。也就是说,他要另起炉灶了。尽管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暧昧的了,不过在当时却可以迷惑许多人。至1930年,叶青得友人之邀,赴上海加入辛垦书店,从事编辑和著译。《沙汀传》中说,当时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得知即将加盟的“青锋”(即叶青)是中共叛徒时,都表示反对,但杨伯恺却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中共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才勉强答应。“从此,叶青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叶青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书店所在地——笔者注)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夫子’。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著,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垦’没有正式编辑,叶青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辑。”此后,由于辛垦书店不断出版了一批进步书籍(还发行了《二十世纪》、《研究与批判》等杂志,均由叶青主编),在社会上也有了一些名声。

1932年8月,正在开展“文化围剿”的国民党当局派遣“复兴社”特务在上海大肆搜查和捣毁进步书店,压迫出版界。“北新”和“良友”等进步书店先后蒙难,杨伯恺忧惧“辛垦”也会受到查封,便对沙汀、任白戈说,想请叶青去与周佛海拉关系,但两人当即表示反对,此事遂罢。后来叶青还是到南京找过周佛海,彼时周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文化方面的事。经过周的调停,“辛垦”暂时无虞,不过书店内部却产生了矛盾:任白戈、沙汀等决定脱离“辛垦”,而当时职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扬也支持他们离去。杨伯恺一再挽留,最后建议他们与叶青谈谈。“叶青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屋子,将南充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刚到上海时阔气多了。到了约定的时间,任白戈未到。叶青见了沙汀,口若懸河,大谈书店前途,似乎‘北新’、‘开明’也不在眼里。沙汀问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却狡辩道:‘那是有人介绍(给)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现在双方通信,讨论治学,将来准备也出本《两地书》,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

以上是难得的对叛变后的叶青的文字描写,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粗浅的印象:叶青的叛变,尚不是彻底与无产阶级革命分道扬镳,其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当时的确有许多这样的人)。坊间传说,1930年10月杨开慧在长沙被捕,叶青曾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获得自由,但随即遭到杨的严词拒绝,不久杨壮烈牺牲。其实,杨开慧被捕之时,叶青业已在上海加盟“辛垦”,埋头译书,他似有“不在场”的证据。

暧昧与吊诡:号称“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叛变后的叶青,特别是他从创办《科学思想》到在上海从事文案时的表现,此前很长时间里,我们的叙述中都是说他“打着‘思想革命到底’的旗号,宣传‘托派’理论”云云。

为什么指认叶青是中国的“托派”(其同伙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吴曼君、张绚中等)?这要具体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以及此后“宏大叙事”中的特别表达来看。时至今日,“托派”案已重新解读了,换言之,且勿论“托派”的是是非非,即以叶青而论,他果真是一个“托派分子”么?真正“托派”且以此自豪的郑超麟并不把叶青视为自己人。叶青自己也否认是“托派”。抗战爆发后,在武汉有几出关于“托派”的著名诉讼案,中共长江局的王明等指认陈独秀等是“托派”、“汉奸”,把叶青也刮了进去,叶青还聘请律师登报予以澄清,后不了了之。

叶青是迟至1939年才由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和潘公展介绍重新加入国民党的,当然,这个国民党与此前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已大不一样了。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的中国思想界,叶青表现得异常活跃,在著名的哲学论战中,就有所谓“新康德主义”的张东荪与叶青之间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不过,在左翼学者看来,两人的实质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由于叶青“托派”的名声在外,辛垦书店和《二十世纪》承受不起一波接一波的压力,叶青只好退出,另与郑学稼等组成“真理出版社”,后又创办了《时代思潮》杂志。

其实,叶青之所以色彩驳杂,不外是他的“反共”与当时其他“反共”人士的著作(多系武断和粗制滥造的宣传品)不同,即他号称自己是一位“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如他后来所自言,他的“反共”“是从学术上着眼”的),形式上又是所谓“不反之反”。他号称“中国虽不需要共产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诏其所包涵的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等,仍可单独地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加以研究和运用”,并且动辄拾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加以旁征博引,不惜文章佶屈聱牙让人看了昏昏沉沉,这在人们尚不能很好地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还没有凸显之时,“叶青”在中国思想界的出现带来了一点暧昧和吊诡。就在上世纪30年代的理论热潮中,很多人还错以为他就是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者,这不仅因为他提出了许多貌似“学术”的问题(又有所“创新”),还因为他以其译著数量庞大而吓人不轻(另有《费尔巴哈论纲研究》、《论理学问题》、《为发展新哲学而战》、《救国哲学》等大批哲学著作——编者注)。

率先攻击“毛泽东主义”,延安掀起“批叶”高潮

“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叶青,到抗战时期索性成了“三民主义理论家”。

中共历史上重要的会议 篇3

1.1921年7月23日的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2.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并制定了当时党的最低和最高纲领。

3.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

4三湾改编--1927年9月29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从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建设一支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5.遵义会议--1935年1月，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是中共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6.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7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8.中共十七大：2007年10月15日-21日在北京举行大法宝（注意：以前的提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二零二零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9.918八十周年，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

10.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

总体看来这次会议公报和建议突出三个重点、一个亮点、三个新提法。科学发展是“十二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五中全会最大亮点:追求民富

五中全会公报的三个新提法：

第一，“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

第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第三、“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如果用数字表示，此次会议重点掌握：一个坚持、两个时期、三个重点、四个更加、三个五---五个坚持、五个要、五种意识。

一个坚持--科学发展

两个时期---全面建设小康不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三个重点--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

四个更加--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个坚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五个要--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新农村建设；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区域发展战略；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共历史上重要的会议 篇4

1、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党的生日为7月1日）上海内容：①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中心工作是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

②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2、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 上海

内容：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最高纲领是建设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意义： “二大”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3、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

内容：决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4、“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汉口

内容：①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②通过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③决定发动秋收起义。

意义：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转折点。

5、遵义会议 ——1935年 遵义

内容：①解决博古等人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

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意义：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6、瓦窑堡会议 ——1935年瓦窑堡

内容：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7、洛川会议 ——1937年洛川

内容：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决定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8、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延安

内容：①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报告，提出废除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②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意义：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实现中国的光明前途准备了条件。

9、全国土地会议——1947年

内容：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10、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内容：①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开始城市领导乡村时期；

②指出党的总任务是迅速恢复发展生产，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③告诫共产党人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

意义：解决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重大问题。

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北平

参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的代表。

内容：①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性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②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

③确定了国旗（五星红旗）、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首都（北京）、纪年方法（公元纪年）。④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12、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4年北京

内容：①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②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13、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北京

内容：①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②提出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③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

意义：为我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4、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北京

内容：①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②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全面纠正“左”倾错误，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③讨论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

④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

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15、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北京

大会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国内形势，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力，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确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针；

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党对于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没有能够在后来的实践中坚持下去。

16、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北京

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全会取得一系列具有决定意义的成果：

恢复和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

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

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

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提出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方针。

意义：这次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7、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9月北京

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断。党的十二大对全面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18、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87年10月北京

大会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完整地概括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大会规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２０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２１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大会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新道路的历史经验作了初步概括，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19、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92年10月 北京

大会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江泽民在报告中回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１４年来的实践，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实现祖国统一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大会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四大和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20、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97年9月北京

大会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２１世纪为主题，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称谓，并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

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大会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并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及其相互关系。大会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断。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明确规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党的十五大是在世纪之交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２１世纪的大会。

21、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2002年

党的十六大召开，这次大会是我们党新世纪乘胜前进，规划制新世纪中国发展重大战略的会议，也是与时俱进，为指导思想增添理论新成果的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把“三个代表”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实现了我们党承前启后，完成整体性新老交替的任务。

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22、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2003年10月在北京举行。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并决定提交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是“五个统筹”：（1）统筹城乡发展；（2）统筹区域发展；（3）统筹经济社会发展；（4）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5）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23、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６日至１９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要点解析：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三个关系”）。

党执政五十五年的主要经验（“六条基本经验”）：“第一，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第二，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第三，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第四，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五，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第六，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四个‘执政党’”）：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五种能力”）：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24、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05年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共分十部分（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快科技教育发展。

25、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2006年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全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以下原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全会指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全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党的十七大于200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

26、中共十七大：2007年10月15日

一、过去五年的工作

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五、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六、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八、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九、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十、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十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十二、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多平反 篇5

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多平反

人民网 2014-02-25 08:07 跟贴 1298条

郭德宏：评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

作者现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组党史党建学科小组（学科评审组）成员。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这些人既有非共产党人，但更多的是共产党人；既有一般的干部、党员甚至群众，也有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既有入党不久的新党员，也有20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既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也有党、政、军、公安、政法等领域的人员；既有已经被平反的，也有结论至今未变的。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因为很敏感，至今没有人系统研究过。下面，就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对这个问题作一点探讨。

一、“反党集团”概况

按历史时期划分，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延安整风时期：“反党集团”开始出现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共党内的斗争虽然很激烈，很多人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打成形形色色的所谓“集团”，例如“AB团”[1]、“社会民主党”[2]、“改组派”、“第三党”[3]、“托派”[4]等等，但一直没有使用“反党集团”的名称。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打成“反党集团”的，应该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即陈传钢)与中央妇委的王里(即王汝琪)、中央研究院的潘方(即潘蕙田)与宗铮(郭箴一）两对夫妇，与王实味之间本来只是同志或同学的关系，但因为在毛泽东发出整风的号召以后，成全向毛泽东写过—封信，提出要“整顿人风”，即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王里和潘方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前后发表过一些与王类似的看法，在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后，他们便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5]

（二）1955－1956年：“反党集团”扩展到高层和其他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始在中央高层和其他领域打“反党集团”。由于这方面的材料开放很少，下面主要根据《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加以介绍。

从《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看，建国后最早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高岗、饶漱石集团。不过当时的名字不叫“反党集团”，而叫“反党联盟”。在195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被揭露出来。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发表的《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社论，第一次公开宣布他们是“高饶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后来也称为“高岗反党集团”[6]，并扩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7]。这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高层打成的“反党集团”。

高岗、饶漱石被打成“反党联盟”不久，接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胡风等人。胡风，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因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还为此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8]。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各地逮捕路翎、牛汉等92人。从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打成的第一个全国范围的、牵连广泛的“反党集团”[9]。

在这个时期，基层也开始打“反党集团”。例如河北省武清县，1955年县委派工作组整顿县社供销时，将刘旭中、徐洪儒、陈巨元、阎永会等人视为“反党集团”，并让他们停职检查。[10]

（三）1957－1958：打“反党集团”进入高潮，“反党集团”遍及全国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一大批在“整风”运动中曾发言甚至根本没有发言的人，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还被打成“反党集团”。

当时打“反党集团”最多的似乎是文艺界。早在1955年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将著名作家丁玲、陈企霞定为 “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明。[11]1958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作了《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处理意见的报告》，将对丁玲等人的处理有不同意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黎辛等打成“反党集团”。7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个报告。定案结论中说：“这个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主要是以阴谋手段推翻中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以及否定肃反运动，执行保护坏人、打击积极分子的恶毒政策。”[12]

在反右派斗争中，很多地方都在文艺界中打了一批“反党集团”。例如在河北省文联，有以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艺亭为首的“反党集团” [13]。在辽宁，有沈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市文联主任王化南、《芒种》主编郭墟、《芒种》副主编吴山组成的“反党集团” [14]。在吉林，有以导演沙蒙、郭维、吕班等为中心的长影“小白楼反党集团”[15]，以及长影乐团“反党集团”[16]。在安徽，有文联党组委员王影，《江淮文学》副主编、文联党组委员石青和《江淮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共产党员钱锋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17]，以安徽省文联主席、中共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省委文教部副部长戴岳为首的“文联右派反党集团”[18]，省文化局有以陈仲、张熙才、佘建民为主要成员的“反党集团”[19]。在浙江，有以黄源为首的文艺界“反党集团”[20]。在广东，有以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音乐协会广州分会主席、中共音协分会临时党组书记李鹰航为首的“潜伏在音乐、美术界的反党集团”[21]。在广西，有民进广西省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省文联副主席胡明树，民盟广西省委委员、省文联副主席、广西师范学院语文系主任林焕平，民革广西省委委员、桂林市文联副主席李文钊结成的“反党集团”[22]。在四川，有以《星星》编辑石天河为首，包括流沙河、白航、丘原、储一天、陈谦、遥攀、白堤、晓枫、徐航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的“反党集团” [23]。

在新闻出版界，当时也打了一些“反党集团”。例如人民铁道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范四夫为首的“反党集团”[24]；通俗读物出版社打了以蓝珏、于干等为首组成的“右派反党集团”[25]；在《鞍山日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李惠众为首的“反党集团”[26]。

在高校，当时也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中央美术学院的“江丰反党集团”[27]；东北工学院以右派分子、民盟支部委员陈尚炯、岳从风和王裕生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以九三学社成员、工艺系教授许冶同为首的“反党集团”[28]；浙江大学由吴隆延、包德炜、李德进、史孝成、朱文伟等五人组成的 “‘春雷’反党集团”[29]；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董时光、罗容梓反党集团”[30]。

在民主党派中，除了最著名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外，还有“陈铭枢反党集团”[31]。在各省的民主党派中，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例如在江西，不仅有中国民主同盟江西省主委许德瑗、副主委刘九峰等组成的“许、刘反党集团”，还有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漆裕元组织的“反党集团”。[32]在广东省农工民主党内，有包括云应霖、丘哲、李洁之、陈卓凡、廖嗣兰、杨飘棠、黄大锵等七人的“右派反党集团”。[33]

在中央机关中，这时也打了不少“反党集团”。例如司法部有以副处长王左平（共产党员）为首的“反党集团”[34]，监察部有以王翰为首的“反党集团”[35]。

各个地方打的“反党集团”就更多了。例如在安徽，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 “右派反党集团”[36]；在广东，有“云应霖反党集团”[37]、“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38] ；在广西，有以民主促进会的成员胡明树（省文联副主席）、刘牧、秦黛、陈宪章为核心的“反党集团》[39]，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前省委常委王梦周，前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40]；在四川省水利厅，有以农工党员叶嘉禾为首的九名“反党集团”[41]；在云南，有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42]；在贵州金沙县，有以副书记李乃蔚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43]；在甘肃，有以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陈成义，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44]，以及“陈时伟、杨子恒、蒋云台等反党集团”[45]。

（四）1959－1965：在“反右倾”等运动中继续打了很多“反党集团”

在1958年8月于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打成 “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46]后，很多机关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水利电力部党组打了“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47]；外交部打了“张闻天反党集团”[48]；福建在“反右倾”中把省长江一真、副省长魏金水打成了“反党集团”；1959年10－11月，中共正定县委打了以杨才魁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49]。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反党集团”的罪名更多了。例如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被诬蔑为“反毛泽东思想”，被打成 “反党宗派集团”，撤销了他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50]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51]；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张闻天等因为提出预告尊重价值规律等问题，被打成“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52]；提出重庆市萧泽宽、李止舟、廖世俊（廖伯康），因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53]。

（五）“文革”时期：打“反党集团”进入第二个高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彭真、罗瑞卿、陆定

一、杨尚昆就被打成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54]。接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因写《三家村札记》，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55]。不久，整个中共北京市委被打成“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56]。在这之后，各地打成“反党集团”的就更多了。

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来把无数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党集团”[57]和“江青反党集团”[58]。

二、“反党集团”的结局

历史上被打成的那些“反党集团”，最后的结局大体上分为三类：

（一）彻底平反

这一类最多，绝大部分的“反党集团”都已经得到彻底平反。例如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为听渭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平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国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59]

又如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的“习仲勋反党集团”，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习仲勋等同志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以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应予以彻底昭雪平反。[60]1980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认为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提法，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一概推倒。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认为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61]

再如关于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水利电力部打的“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水利电力部党组在1979年作出《关于对“李锐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明确指出：“当时部党组对上述同志是以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集团’来进行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的。这些同志被错误定为‘反党集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他们对水利建设、水电建设和三峡规划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技术课题的不同意见，视为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把他们之间的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视为非组织活动的‘集团’，以致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其结果，不仅使这些同志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使水利电力事业(主要是水电建设)受到不应有的损失……”[62]

又如广东打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1979年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还附去省委《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明确指出： “1957年至1958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省委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63]中共中央1979年10月19日对广东省委的请示作了批复，认为“广东省委通知中对过去反地方主义的分析意见是正确的”[64]。1982年4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又向中央纪委并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建议中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原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65]，从而为他们彻底平反。

对于由毛泽东亲自定性、牵连甚广的“胡风反党集团”，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后来也逐步平反。1978年底，有关部门撤销对胡风关于无期徒刑的原判，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认为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人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牵连的，要彻底纠正。[66]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室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说有关部门近年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作了复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意复查结论，对其文艺思想、宗派等问题作了澄清和说明。[67]这样，“胡风反党集团”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文艺思想等方面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二）作为“反革命集团”已经平反，但对其中的主要分子没有彻底平反

属于这种情况的，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1982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于作出《关于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全文如下：

郭德宏：评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2)

潘方、宗铮、阵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因与王实味来往较多，他们对党内某些现象、某些同志有过一些议论，被认为是“五人反党集团”，受到批判和审查。1945年、1946年中央社会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别对潘方、宗铮和陈传钢、王汝琪四同志做了甄别结论，否定了一些政治问题。但仍有不实之词。

毛主席J950年7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方、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对因他们的问题受株连的亲属子女，一律发出通知，以消除影响。

这个决定回避了王实味本人的问题，但明确说明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从而为“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68]

关于王实味的问题，李维汉虽然在1980年就提出要把他的问题搞清楚，“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仍然要平反”[69]，但迟迟没有平反。1986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对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王实味作注释时说：“关于他是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70]这实际上非正式地为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问题平反。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其中指出：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一九三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71]

这个复查决定，虽然对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平了反，但可以看出仍然认为王实味是有政治错误的，定王实味为托派分子似乎也有根据，说明对他的平反并不彻底。

（三）仍维持原结论的

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有三个，即“高饶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反党集团”。

对于“高饶反党集团”，除了高岗、饶漱石两人以外的其他主要成员虽然很快就安排了工作，实际上为他们平了反，但对于“高饶反党集团”及高岗、饶漱石两人始终没有平反。

对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也一直维持原来的结论，并于1981年对其主要成员进行公开审判，除摔死的以外，都判了刑。

三、关于“反党集团”的几点思考

从上述情况来看，中共历史上打的“反党集团”是很多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于什么是“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党纪规定或法律的界定。按理来说，要打“反党集团”，首先应该对“反党集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或法律的界定，达到了这样的标准才能叫做“反党集团”。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反党集团”的规定或界定。既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或界定，那就没有限制了，只要领导人认为什么人与自己看法或行动不一致，就可以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从而把无数根本不是什么“反党集团”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

从实际情况来看，那些已经平反的“反党集团”，毫无疑问都不是真正的“反党集团”。即使有的仍维持原结论的“反党集团”，严格来说也不能叫做“反党集团”。例如“高饶反党集团”，作为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真的会反对中国共产党吗？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他们还能谋取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吗？实际上，他们的活动不过是为了谋取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并不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高岗、饶漱石也没有多少组织上的联系，很难说他们是一个“集团”。因此，还不如说他们是进行非组织活动或阴谋活动更好。

至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两个集团完全是由一批野心家、阴谋家等组成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恶累累，犯下了滔天罪行，给国家、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造成深重的灾难，称他们为“反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并不能准确反映出他们不可饶恕的罪行。

第二，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按理来说，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即只有掌握这种权限的人或机关才有这样的权力。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或机关打的。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员会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部门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打的，有中国共产党的省委、县委打的，有国家机关或党组打的，有群众团体的党组打的，还有很多说不清是什么人、什么机关打的。既然什么人、什么机关都可以打“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无法控制了。

第三，对于要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按理来说，要打“反党集团”，只有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根据其确切的罪行才能确定，不能什么人、什么机关不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随随便便地将别人打成“反党集团”。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只有“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但对他们的审判，都是在他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很多年之后才进行的，那只不过是对他们罪名的法律认定而已。既然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就可以随便把别人打成“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就无法控制了。

第四，中国共产党打“反党集团”，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深刻影响。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大搞肃反扩大化，打了很多“反党集团”。其中比较早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党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又打了以皮达克夫、拉狄克为首的“反苏托洛袄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前国防副人民委员图哈切夫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主席李可夫为首的“右派一托派反苏联盟”，由叶戈罗夫等苏军元帅组成的“平行的军事中心”，由科西奥尔等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平行的布哈林中心”等。这次运动混淆了敌我关系，错杀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于部和知识分子。[72]到l 938年底，联共十七大中央委员中有2／3(83人)被捕和处决，l 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遭到逮捕或关或杀或流放。[73]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又把苏共中央领导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苏联共产党的这种做法，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反“托派”的斗争，就是直接受苏联“肃托”斗争的影响开展起来的。

除了“反党集团”外，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打“反党集团”是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出现的历史现象。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多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这是社会的进步。愿这样的历史现象以后不再重演。

2010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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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成立后仅三个月就宣告解体。后来，中央苏区领导人怀疑敌人的一些破坏活动是“AB团”所为，从1930年夏天开始在在党政机关和红军中广泛开展肃清“AB团”的运动，据有的材料说，当时被错杀的有７万人。

[2]反所谓“社会民主党”坏死在闽西苏区进行的。因为红十二军在开会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时有人喊错了口号，部分领导人便认为闽西存在“社会民主党”，于是开始大规模的肃反。结果，被错杀６２００人，连闽西苏维埃政府中近半数的执行委员，也被当作“社会民主党”杀掉了。

[3] “改组派”是汪精卫、陈公博等在国民党内组织的反蒋派别，标榜重新改组国民党，被称为“改组派”。“第三党”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在第一次大规模失败后组织的，主张是进行“平民革命”，推翻南京政府的统治，建立“平民政权”的国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但他们也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因而被称为“第三党”。从１９３１年开始，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等苏区怀疑“改组派”、“第三党”混入了苏区党政机关和军队，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改组派”、“第三党”的运动，２万多人被错杀。

[4] “托派”是“托洛斯基派”的简称，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怀疑“托派分子”渗入了解放区，于是开展了“肃托”运动，使很多人被错杀。其中最典型的是山东“湖西事件”和“泰山事件”，分别有３００多人和２４０人被错杀。

[5]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226页。

[6] 《烧毁高岗反党集团的招魂幡——评反动影片<红河激浪>》，《人民日报》1968年4月14日。

[7] 《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普照祖国西南边疆 西藏自治区和拉萨市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人民日报》 1968年9月7日。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75页。

[9] 《人民日报》刊登的舒芜《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中，已称为“胡风反党集团”，见《人民日报》 1955年5月13日。

[10] 中共武清县党史大事记编辑委员会编：《中共武清县党史大事记 1949-1998.》，中共武清县党史大事记编辑委员会1999年印，第221-222页。

[11] 何载《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12] 李向东、王增如 《文人之痛：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13] 《河北省反右派斗争扩展到各行各业 中间人士同右派划清思想界限积极投入斗争》，《人民日报》 1957年9月8日。

[14] 《毒草丛生的“芒种”被摧毁王化南郭墟反党集团崩溃》，《人民日报》 1957年9月3日。

[15] 《长影“小白楼”反党集团穷凶极恶 沙蒙郭维吕班率队向党冲锋》，《人民日报》 1957年9月3日。

[16] 《钟惦棐在党内里应外合放起右派向党进攻的第一把火》，《人民日报》 1957年8月5日。

[17] 《妄图取消党的领导要党对修正主义投降 安徽文联反党集团阴谋败露》，《人民日报》 1957年7月26日。

[18] 《指挥一些叛徒、流氓、胡风分子等到处点火 戴岳是安徽文联反党集团的主帅》，《人民日报》 1957年12月5日。

[19] 《近万人投入反右派斗争 群众觉悟不断提高 安徽省级机关展开大论战》，《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3日。

[20] 《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

一、彭瑞林、孙章录党籍的决议》，《人民日报》 1957年12月27日。

[21]林里《“音乐城”的魔影》，《人民日报》 1957年9月24日。

[22] 《在反右派斗争战线上广西文艺界揭露一批右派分子》，《人民日报》 1957年8月8日。

[23]姚丹《在“草木篇”的背后》，《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6日。

[24] 《铁道部反右派向纵深发展 原来隐蔽很深的右派分子不断被揭发出来》，《人民日报》 1957年9月5日。

[25] 《不容右派分子篡夺人民出版事业领导权 文化部负责人谈首都出版界反右派斗争经过》，《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4日。

[26] 《批判右倾思想克服温情主义 鞍山反右派斗争扩展到基层》，《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6日。

[27]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捷报频传 江丰反党集团败露》，《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5日。

[28] 《沈阳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深入 一批反党小集团被揭发出来》，《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3日。

[29] 《浙江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搞得好 右派骨干显露原形，积极分子受到表扬》，《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3日。

[30] 《“特殊盟员”》，《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0日。

[31] 《在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上陈仰之陆侃如等受到尖锐驳斥》，《人民日报》 1957年10月10日。

[32] 《挖掉章罗联盟在江西的巢穴 许德瑗刘九峰右派集团崩溃》，《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1日。

[33]黄向青《云应霖的丑恶活动是掩饰不住的》，《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5日。

[34] 《司法部反右派斗争大有进展揭露出四个右派小集团右派分子被驳得哑口无言》，《人民日报》 1957年9月20日。

[35] 《人民日报》 1957 年12月5日。

[36] 《 安徽反右倾思想大辩论大胜利肃清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从李世农反党集团手中夺回了专政职能的刀把子》，《人民日报》 1958年3月10日。

[37] 《在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右派分子被驳得抬不起头来》，《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日。

[38]区梦觉《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的胜利》，《人民日报》 1958年6月6日。

[39] 《制定行动纲领阴谋篡夺领导 广西文艺界揭露一个反党集团》，《人民日报》 1957年8月4日。

[40] 《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 彻底扫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垃圾 广西党代表大会开除陈再励右派集团的分子出党》，《人民日报》 1958年7月15日。

[41] 《叶嘉禾组织反动集团拒不交代四川水利厅职工同他坚决斗争》，《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5日。

[42] 《云南省委揭露一个反党集团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被开除出党》，《人民日报》 1958年5月26日。

[43]赵广玉《放得透 鸣得深辩得清 改得狠》，《人民日报》 1958年6月17日。

[44]张仲良《要革自然的命，必先革思想的命》，《人民日报》 1958年5月17日。

[45] 《反右派斗争形成一条广阔的战线 甘肃千余右派分子陷入群众重围》，《人民日报》 1957年8月5日。

[46]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1959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1967年8月16日。

[47] 宋晓梦著《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48]程中原著《张闻天传》（修订版），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428页。

[49] 中共正定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正定县历史大事记 1949．10-1966．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50] 董宝训、丁龙嘉《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51]张宏儒《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710页。

[52] 《刘国光文集》第１０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6页。

[53]林雪《我向中央讲实情——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向继东编选《2007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42页。

[54]张宏儒、长弓、筱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 1949－1988》，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55]鲁天明《“三家村”反动面目的大暴露》，《人民日报》 1966年5月22日。

[56]安徽省批判反动小说《风雷》战斗组《反动小说<风雷>出笼前后》，《人民日报》 1968年7月10日。

[57] 思化、军红《林彪反党集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革命大批判文章选辑《林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耻叛徒 》，江苏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7页。

[58]刘吉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1921-199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1页。

[5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60] 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496页。

[61] 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页。

[62] 宋晓梦著《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63]《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编《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64]《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编《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

[65]中共海南区党委党史办公室编《冯白驹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0页。

[66]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16页。

[67]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40页。

[68] 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254页

[69] 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炎黄春秋》1992年第4期。

[70]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0页。

[71] 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72] 赵德水主编《社会主义知识辞典》，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9页。

中共历史上重要的会议 篇6

由于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毛泽东逝世后的评价高度至今无人超越。今天，对毛泽东最常用的评价来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其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评价最具分量。这一评价在共产党人内心的分量之重，从毛泽东的话语中便可看出。

在由埃德加·斯诺执笔的《毛泽东自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至今，获得“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的领导人均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又有五种不同表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刘少奇、李大钊、董必武、任弼时、瞿秋白是中共90年历史上（注：本文发表于2011年）的9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9人中，前5人在中共发展或新中国的建设上长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党内的地位广受认可。

除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外，陈云独自享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他独享的另一称号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亦可见他在当代中国历史和党内的特殊地位。

此外，叶剑英、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王震、徐向前等人都被称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富春和曾在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为总书记）的张闻天被称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1987年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无其他修饰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