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历史小论文

辛亥革命历史小论文（共8篇）

辛亥革命历史小论文 篇1

辛亥革命历史小论文

1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在取得巨大革命成果之后，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也为本次轰轰烈烈的革命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1、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他们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之后，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实力。外国在华投资规模急速扩张，包括扩大设厂规模和给清政府大量**贷款，而铁路、矿山的权利更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目标。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2、清末“新政”及其破产。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4年4月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

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他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使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新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

二、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失败

一九一一年清政府“铁路国有”的政策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驻军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一月之内，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十，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一九一二年三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终究被军阀势力所窃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响

1、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影响

辛亥革命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峰。其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辛亥革命期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是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观念。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制帝的复辟，如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但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做了思想的准备。

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自古以来，皇帝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连皇帝都可以被打到，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的呢？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悟，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

2、辛亥革命在经济上的影响

在经济上，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次腾飞，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引向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兴中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以申民志，而扶国宗”。进一步“民生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之后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颁布了若干提倡和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刺激了人们发展民族工商业工业的热情，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奖励华侨回国投资；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公司，鼓励民间成立实业团体。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3、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

在思想文化，辛亥革命也开创了一代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开始吹拂古老的中国大地，砸碎了“忠君尽道”的封建专制文化的枷索，人们开始用新的道德观念和新的价值观念思考问题认识社会，封建道德日益为人们所遗弃。如：以公元纪年，改用公历；下级官吏见上级官吏不再性跪拜之礼；男子以“先生”，“君”的互称取代“老爷”等称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之风迅速席卷全国等等。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为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党的崛起奠定了思想根基。辛亥革命它播撒了民主主义的种子，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不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封建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偏激思想，对文化的发展有些不良影响。

不过，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不是一次彻底的革命，后期军阀割据，相互混战，没有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和平的社会。

经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它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软弱的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却始终鼓舞着中国人民在探索救亡图存之路上继续前进。

辛亥革命历史小论文

2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问题，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失败的，也有人认为是成功的，我赞成第二种观点。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变革。它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是一场成功的革命。

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它以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民主派领导人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此之前的中国人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取代另一个朝代而结束，而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制度遭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程度的复辟，同时在此期间颁布的《临时约法》，也因袁世凯称帝而中止，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体。诚然在民国初年民主共和制没有真正贯彻实施，但它彻底击碎了帝制的政治价值观，动摇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大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使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致使 “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也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的信仰。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吴玉章曾说过：“从前皇帝自称为天子，如果有人说皇帝是强盗，可以打倒，别人一定把他看作疯子。孙中山就曾经是一个被人家看作是疯子的人。相反，在辛亥革命以后，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拥护别人做皇帝，一定也被看作疯子。”周**同志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否，不言而喻了吧。

有人认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所以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首先我认为评价重大历史事件的成败不能把眼光停留在一时的得失上，而应该站在整个历史发展的高度去评价。我认为国民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自从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那天起，孙中山领导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从未停止斗争，曾先后发动了护法战争，第二次革命，虽未能如愿，但从中吸取了教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孙中山等民主党派深深地认识到要取得一场革命的胜利，一方面，需要充分发动群众的力量；另一方面，需要建立自己的队伍。因此，后来孙中山先生创建了黄埔军校，组建了队伍，进行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国共联手发动了北伐战争，取得了北伐战争胜利，推翻了北洋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一切不正好应证了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嘱吗？

从辛亥革命的发生到国民革命的胜利，期间出现了多次失利，这正好表明了革命并非一帆风顺，具有艰巨性和曲折性。纵观古今中外历史，这样的历史事件屡见不鲜。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640年爆发至1688年“光荣革命”的胜利，才完成革命的任务，经过了近半个世纪，期间，出现了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和查理二世的复辟，难道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了吗？

其次，我也承认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但我不同意辛亥革命是失败。我认为要真正彻底完成这样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并非经过一场革命就可以达到目的的，它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何况封建制度在中国建立了两千余年，根深蒂固呢。如果据此定论亥革命失败的。那么，1861年俄国农奴制的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失败的。因为它们都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你同意吗？如果据此定论辛亥是失败的，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任务没有完成，如香港、澳门没收回；封建残余依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人”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完全实行。也没有真正完全实现民主化，只能说民主意识不断地增强了。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并非某些人认为是失败，相反是成功的。

辛亥革命历史小论文

3中国历史悠久，发生的事情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的数不清。其中最亮最亮的一颗就是辛亥革命。

在民国前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

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

而共产党虽然认为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只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没有建立共和体制，更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会革命，来达到平均地权的主张，而是在列强的压力下，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妥协，把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但同时又认可辛亥革命是个具有阶段性成就的革命，为后来进一步革命奠定基础。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辛亥革命又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然后，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

最后，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

辛亥革命历史小论文 篇2

一、辛亥革命的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妄图在不改变中国封建王朝落后的社会制度前提下，单纯依靠引进先进的西方技术，妄图师夷长技以自强，最终结果只能是甲午战争的惨败。而中国也陷入了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难境地，加剧了民族危机。而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侵略，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对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十分痛恨，义和团运动由此兴起。然而，义和团既具有朴素的爱国思想，也有相当传统的忠君思想，其口号便是扶清灭洋，因此被清政府利用，成为对付帝国主义列强的工具。但随着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方法，投降帝国主义的同时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宣告失败，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群众认清了清政府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清政府此时已经是内忧外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各地群众开始自发斗争，但因缺乏组织和领导均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开始着手组织革命团体。1894年，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1904年，长沙和上海先后成立华兴会与光复会，1905年7月，孙中山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并成为了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同时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革命政纲。同盟会一方面在政治思想领域积极宣传他们的思想并同保皇派激烈辩论，以推动群众的思想觉醒，另一方面同盟会与其他的革命组织一起，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虽然都没有能够取得成功，但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1911年5月8日的立宪运动中，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引起立宪派与舆论的不满，并逐步倾向于用革命的方式推行宪政。另外，自19世纪末以来，为了进一步入侵和掠夺中国财富，帝国主义开始争夺粤汉、川汉铁路这两条重要干线的修筑权，广东、四川、湖南以及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四省的绅士商人地主甚至农民都出资认股，并于1905年从美国手中赎回了粤汉铁路和湖北省境内的川汉铁路建筑权，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实施铁路国有政策，实际上是把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公然出卖给了帝国主义，这激起了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轰轰烈烈的四省保路运动迅速展开，并因此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导火索，为辛亥革命首役武昌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100。

二、辛亥革命的经过

湖北武汉是九省通衢的水陆交通中心，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尤为严重，人民苦不堪言，在这样的情况下，1904年开始，武昌陆续出现了文学社、共进会等秘密革命组织，并深入湖北新军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在新军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至1911年已有1/3的新军士兵进入革命组织。正是在这年夏天爆发了四省保路运动，其中尤以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清政府对此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并酿成成都血案，四川各地纷纷起义，清政府急调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造成武汉的武装力量非常薄弱，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制订了10月6日的起义计划，并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但湖北当局的提防，加上同盟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黄兴等未能及时赶到武汉，起义延期。10月9日，由于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爆炸，导致俄巡捕前来搜查，并搜到革命党人的名册及起义文告等，起义一事泄密，情势相当危险，蒋翊武临时决定于当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此时武昌城内戒备森严，革命党人间无法取得联络，起义计划没有能够实行。10月10日，湖广总督瑞澄继续搜捕革命党人，紧急关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并约定当晚以枪声为号发动起义。10月10日晚上，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首先发难，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同时率领十多名革命士兵占领了楚望台，左队队官吴兆麟被推为临时总指挥。与此同时，驻守武昌新军各部纷纷起义，兵分三路开始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在天亮前占领了总督署和镇司令部，至此，起义军掌控了整个武昌，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而同盟会也组织军校学生成功阻止了准备南下镇压革命运动的清军，为革命党人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10月11日、12日汉阳和汉口也被革命党人光复。11日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为都督，并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消息传出，中国和全世界都震动了。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两个月就有湖南、广东、山西等14省先后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被推举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溥仪被迫退位，结束了清政府的统治。然而，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压力，也由于没能重新建构社会结构，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力量，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让位给袁世凯，政权被北洋军阀窃取，而中国依然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水深火热之中，辛亥革命就此失败[2]53。

参考文献

[1]马勇.皇族内阁错在哪儿——辛亥启示录之二[J].新世纪周刊, 2011 (26) .

[2]刘峰.辛亥革命与光复南京[J].档案与建设, 2011 (6) .

辛亥革命的“历史书写” 篇3

近年“历史书写”忽然成了流行名词，专业和业余表述中是否使用这一词语，常被作为入流与否的判断。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现在都被冠以“历史书写”的高名了，尽管那意思与孔子修《春秋》的“书法”不同。我自己对此新词，总感觉理解不充分。某次在学术研讨会上请教一位发言中多次使用该词的朋友，结果被其视为“别有用心”，乃正色曰：这是正式场合，是朋友也不能捣乱。其实当此“日日新”的时代，谁也不愿太落伍，我是真心想弄明白。

看了李鸿谷先生《国家的中国开始：一场革命》（下引此书只标页码）的大作，终于茅塞顿开，悟出历史确实可以“书写”。

小学时候，作文老师就提醒我们，最简单的句子就是最好的。后来学英语时，老师也这么说。乃悟此或是外来的知识，因为我们中文的“散文”，本由韵文发展而来，句子从来就短，似无须有此提醒。但文法既然西化，这一提醒便很有必要。我自己进入所谓学界后，又多少看了点逻辑书，便总欲表述得周全，不知不觉中句子就长了起来。现在想要返璞归真，常做不到。李书的特点，句中多用逗号，每一分句字数不多，有时少于四五字，多亦不过七八字，超过十字的，就是长句了。这样的书写方式，最符合“简单就好”的要求。

自从高考作文的评分为“公平”而细化，表述的创新，渐有些如入无人之境；标点符号也不再是拘束文字的规范，而成为表现节奏的创新利器。句子可断可不断，时断时不断，也是本书的“书写”特色之一。这从书名就可看出。所谓“国家的中国开始”，相信很多未曾跟上时代的人，是有些不知所云的。与此相类，书中也还有些“半个中国决裂清廷”一样风格的句子，大概也是对常规句法的“穿越”（借用一个时髦的词语），特别能体现我们已是怎样一个“创新型国家”。不过，以标点表现节奏，虽出于完全不同的立意，其实甚合古意，或也算是温故知新。

书背的提要说，本书是“以新闻方法写史”。作者想以本书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新闻的方法论能否对历史的发现与叙述有所贡献”。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且两者也是相通的：

历史现场有着各种驳杂的信息，后世研究者与读史人的基本功，则是返回历史现场，寻找、发现并再现其复杂甚或矛盾的各种事实。所谓史实重建，其理路亦在此。但是，重建历史现场的努力，其目标仅仅是还原现场，则远远不够。由现场入手，读史而知史，功用在于能否从现场里寻觅关键证据——促成辛亥革命成功的核心要素，由核心要素而深入，则能建立历史逻辑的框架，并据此提供历史解释。所谓的深度新闻报道，其方法即如此，历史研究又何能例外？（4—5页）

既然这就是新闻方法，与史学的确没什么两样。作者并云：用新闻手段书写历史的路径，即“回归历史现场，寻找现场里丰富而未必为人所知的细节”。针对历史作品“被讥为碎片化”的流行说法，作者明言其“就从碎片着手，去完成一个丰富性的过程”（264页）。对于这样的史学见解，个人也心有戚戚焉。尤其他指出了历史事实本是“复杂甚或矛盾的各种”，这是很多崇尚简明扼要的史家一向不重视的。

至于进一步“建立历史逻辑的框架，并据此提供历史解释”，则更是很多史学从业者渐已淡忘的要素了。而本书作者则明确了他想要“理解并为历史提供解释”（19页）。据作者说，所谓新闻方法，即“理解并解释任何事件或事实，需要三个维度里予以考察：冲突、人物与舞台”（5页），而他又特别赞赏读史的“格局”。

在作者看来，“晚清故事，跌宕起伏，恍如过山车。若无纲领性把握，各种历史事件，皆如碎片，难免散落一地，无可收拾，亦无法结构性认识”（14页）。记得杨国强兄曾慨叹清季士人的思绪，“化作了一地碎散的文辞”，不好收拾。本书的意思，若识得格局，有了纲领性的把握，就可以收拾散落一地的碎片了。这可是不低的抱负，而作者也以能识历史舞台的格局而自诩。

本书的主体是辛亥革命，作者以为，“历史事件中的各色人等种种行为，其来有自”；所谓历史舞台，“其变化没有那些戏剧性事件醒目，但却是种种事件积累而成”。重要的是“真正深入历史”，以“把握其间脉络”，才有可能“认清舞台格局”。要理解辛亥何以巨变，“必须拉开足够距离”，对晚清七十年的走向，有基本的认识。甚至“如果欲究慈禧对清一朝意味着什么，我们须再度拉开时空距离，来认识清一朝君主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权力”（6、29页）。

孟子早就说过，“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然而何为观“澜”之“术”？《文心雕龙》的提示，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后来蒙文通将此落实，以为任何学问史事，皆“百年积之”，而后“一朝偶致”，故其讨论历史事件，总是往前推一二百年以上。梁启超也主张，“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他自己研究“近三百年”的学术史，便把宋元明三代六百年作为“前头的时代”。可知这本是一些高段史家提倡的取向，惜曲高和寡，今日史学中人多就事论事，少见追随，却在新闻界还有知音，实在难得！

受钱穆影响，本书认为，“中国政治之传统，不脱人事与制度两端，而且先人事后制度”（52页）。在上述三要素中，作者对人物情有独钟。他虽也引用梁启超所谓二十四史皆“家谱”的早年说法（其实梁氏后来观念已变），但仍提出，“如果不深入家族史亦即‘家谱’，我们又如何得识中国历史之真相？问题只是，读史与述史者，有无穿越家族传奇与恩怨之能力。由人事纠缠进至制度结构，继而进入环境变迁，由三者之关联尤其是相互作用而稍得史识”（29页）。

在作者看来，历史本是“那些活生生的人创造的”。用新闻手段书写历史，最当关注的就是“在历史现场里，那些创造历史的人，在如何创造”（264页）。故本书特别强调，若失去了“促成传统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那些核心人物”，则“历史将无可论与叙”。换言之，历史必须以人为本，也只能以人为本，并尽量展现出活生生的能动状态。自从梁启超的家谱说流传以来，这样透辟的见解，在史学界已久违了。不意在新闻方法中尚存，能不让我们这些历史学人再三赞叹！

nlc202309040109

的确，这就是一本以人为本的书。全书除绪论外凡七章，其中五章的题目都以人物为核心，其余两章，看似说事，其实也是以人说事，不过是以新闻方法“记录这场冲突中的人与事”而已。作者选择的最主要人物，依次为孙中山、康有为和袁世凯。在其具体的论述中，则也侧重慈禧太后、摄政王载沣以及革命党一边的宋教仁。难得的是，一般历史学者在论述这段历史时，很少使用末代皇帝溥仪的回忆，而本书则特为引用。尽管那时宣统皇帝实在年幼，后来的回忆录也是在特殊的氛围中写出，不免说些言不由衷的话，然而有些家庭的观感，仍是别处无法得见的。

本书对不少人物的把握，以及通过人物认识相关史事，大体不错，并时有所见。例如，书中说孙中山与留学生这一新兴团体的合流，使“革命力量得知识分子之助，由边缘而核心，超越从前”（16页），基本把握到了历史的主线——尽管当年读书人对革命党的提升主要不是什么留学生，而更多是适在日本的章太炎、刘师培一类菁英读书人。其余倾向于革命的留学生本非什么人物，他们能与当时名满天下的康、梁论战，其地位才从nobady变成了somebody，大大上了一台阶。

书中关于戊戌变法转折前“袁世凯的三十个小时”的辨析，可以说捕捉到了史学论述的新进展。在“轻易为袁世凯开脱，不智”的判断下，得出“袁世凯做了什么，目前仍是谜”的结论（84页），甚有分寸。而作者一再惋惜张之洞改革地位的被埋没（100、106、108页），尽管其所本的论述尚多误会，仍表现出难得的眼光，已超过了目前史学界流行的认知。

不过，对人物的理解和认识，有时真需要看人说话。例如，康有为本是一位学涉中西而眼观八方之人，又有过俗所谓“发神经”的经历，其感觉与常人或异，而又容易“跟着感觉走”。对这样的人，似不宜总以小算计的眼光看他。不幸这是一个“博弈”词语流行的时代，仿佛不算计一下别人就没本事；所以书中的康有为，也不时在衡断当时的权贵，而择其有权有势者亲近之。我不敢说康有为没有这一面，但这可能更多映照出今日的世风，以及作者自身所受时代的影响。观康有为一生的著述行谊，还真不像一个喜好小算计之人，更不是一个工于小算计的人。

阅读此书，触动我一个想了很久的问题，即社会的历史知识与历史专业的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念头，产生于多次与其他领域的学者进行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对话，发现很多其他学科的一流学者，其历史知识基本来自中学课本；另一些已对历史本身产生了学术兴趣的学者，也常产生一些想象力特别丰富的见解，为史学同人所不敢想不敢言。我也不时在想，那些非历史专业的人，甚至史学范围里不在同一专业的人，他们平常都看什么样的史学论著呢？

本书的作者显然看了不少与这段历史相关的书，书的最后一章似乎就是介绍他写此书时所读书籍的感触。从其正式的引用可知，作者对晚清历史的基本观念，就建塑在其所提到的三本教科书（即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以及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三位作者皆已作古）之上。其余各书提供的，大体都是一些修正和补充。作者最喜引用各书的推测、评价和感慨，颇可见其选择的眼光。

就我而言，那几十本书有的仅是多年前曾寓目，有的则从未读过。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原来世间早有这许多惊人之语，顿生大开眼界之感；亦颇叹过去读书不认真，错过了不少灼见。更发现了“阅读”本身的重要——读者对书，真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本书所言：对于历史，“你有什么样的视野与格局，便能接近多少‘真相’”（262页）。我的进一步领悟是，有些专业书籍，也像通俗读物一样打动着读者，并让有心的读者记住了这些相似之处。

本书很多精彩的见解表明，好几十年前写出的教科书，似不比现在的教科书差。如果这样，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以前的教科书写得实在好，无需怎么修订；二是我们这方面的研究没什么进展。对于前者，至少没写教科书的人或愿承认；对于后者，曾在或正在这一领域里“打拼”的人，显然不同意，而且会“不高兴”。

套用前段时间流行的话，即使“不高兴”，也且慢“说不”。还有第三种可能，即研究虽也有进展，但并未充分反映在新的教科书中。本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几十年的研究确有进展，这些新的认识还应当改写成非专业学者甚或非学者愿意也能够参考的形式。专业学者若自说自话，“躲进小楼成一统”，就怨不得一统之外仍有百舸争流。

作者是认真思考问题的，且时有所见。其最具启发的见解，是指出了孙中山的《革命方略》，在进入“宪法之治”前，有历时九年的“军法之治”和“约法之治”；而清廷的预备立宪，最初也是定为九年。过去多表扬孙中山而指责慈禧太后，然而“两相比较，对真实中国国情的理解，是否也包含在双方都选择的九年的培育期里呢”？更值得反思的是，两个九年培育期的选项，“皆被历史之轮轻轻掠过，无影无形。或赞或抑，皆无可言”（156页）。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睿见。清末民初主编《东方杂志》的杜亚泉早就指出，“改革政体、实行立宪”，本是清末革命运动的最终目标。实际的结果是，革命转换了国体，却未能实质性地改变政体；故民国建立，“革命之伟业虽成，而立宪之前途尚远”。我想，造成此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时人心目中的“宪法之治”非泛指而为特指，指向的是一种全新的外在制度；而要实施这一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新体制，没有一定时间的“预备”，确实难以成形。

本书作者的本职工作也与当年的杜亚泉相类，在认识历史方面，新闻学的眼光确不逊色。作者曾说，新闻角度的“历史写作，史料都有，找书总是容易的”。可知在新闻视角里，写历史的书就是“史料”。由于“史料俱在”，成果众多，“按新闻从业者的角度观察，即信息已经极其丰富”，接下来的，一是“对你阅读能力的考验”，二是“如何寻找叙述结构”（264-265页）。

当然，在历史书里做新闻，正如在档案里做田野，长处在于眼光，短处亦然。当所据“史料”多为早年的教科书时，不仅“阅读能力”，其“叙述结构”也面临着考验。作者知道，“仅仅以权力争夺而观历史，过于菲薄”（19页）。本书的解决之道，一是走向细节，构建一个丰富性的过程；一是走向结构，形成框架性的历史认识。然而细节本非教科书所侧重，则结构便在无意之中成了叙述的源头活水。

nlc202309040109

几十年前，史学还洋溢着科学成就影响下的乐观和悲观。受其影响，本书也一则曰“人口与土地之关系，又为传统王朝更替之基本规律”（7页）；再则曰“土地与人口之关系，实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王朝轮回’的历史自然之演进”（33页）。在此认识基础上，书中有不少关于十八世纪中国人口在不长的时间里大量增长的描述，且皆有精准的数据支持。特别是那时人口猛增耕地还减少，给人印象特别深刻，仿佛中国人突然改成了一日一餐（作者引用的数字说，十九世纪人均耕地仅一亩八分，而租地耕种者可能留下的粮食每亩仅1.05石，则人均粮食不足2石）。

中国人生活的俭朴是举世闻名的，但可以少吃多生，还不怎么生病（否则人口也增长不了多少），总觉得与一般的“人类”太不一样。蒋廷黻曾说，中国的文人往往“多特识而少常识”。在现代学科的体制下，学者有意无意之间，又常以所学专业的“特识”来否定“常识”。与上述相类的不少“数字化思考”，便最容易征服那些崇拜“科学”的“尽信书”者；他们死记硬背了特定的书本“特识”，不仅忘却了“常识”，也不知还有其他书本的“特识”。

若从科学观史，本书所借鉴的科学史论，或更多是“社会科学”，而忽视了“自然科学”——在明代后期，即清代人口大增之前，已有番薯（红薯）、番麦（玉米）和洋芋（马铃薯）的引进。任何哺乳动物都很难在减少摄入的情形下扩大再生产，遑论成倍数的再生产；不论什么人种，若不增添这许多吃的，还能成倍数增长，稍具常识者皆难接受（或许某些“社会科学家”可以接受，正常的“自然科学家”便只能“跌破眼镜”，并对其“社会科学”同人的想象力佩服不已）。

新闻素来是偏向标新立异的，今日的新闻尤其具有穿越特色。在新闻方法中浸润久了，再加上现在人人都生怕不“科学”，或许易受这类“数字化思考”的影响。我猜作者引用这些论述，或不过是对既存科学史论略表敬意，以示新闻方法的科学性而已。好在本书不以此为重，这样的背景性疏忽，尚不至于影响全书的论断。因为作者似乎并不认为清末的鼎革有多“传统”，他特别强调了“对于清一朝，更关键的因素是环境变迁”——列强的“外部挤压”给中国造成的结构失衡，这个作者眼中的“变量”，几乎改变了一切。

在我看来，帝国主义的入侵，的确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变化。本书对此有很清楚的把握，注意到“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朝廷大臣选择，无论慈禧还是光绪，都需小心探测洋人之意”（13页）。看到权势转移的征兆，是非常敏锐的观察。不过，后面接着说庚子后“慈禧终于臣伏列强了，她决定的清廷未来之方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若论清亡，此刻已亡。之后，清廷只不过是赔偿列强的‘代理人’而已”（14页）。虽有所本，还是说得口滑了些。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确是清廷上谕的原话。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便将其翻译成“一定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巴结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与国’”。但这多少有些断章取义。王开玺先生六年前就撰文指出，此上谕针对着庚子赔款的中外谈判，从上下文看，意思是要谈判大臣“以最小的代价，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来‘结与国之欢心’”。

这一解读大体不差。其实也不必是什么“新解”，当年的读书人应皆明白，否则早已“举国哗然”了。尽管王先生也说：“本文的‘新解’并不从根本上影响史学界关于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走狗与工具的传统评价。”似乎他仍赞同上述“传统评价”，其实当然不是，否则何需写此文章？大概王先生的“新解”尚未被写进教科书，导致这一“传统评价”为本书所采纳。可知在书本里做新闻，不易。

进入“辛亥革命现场”后，本书着重论述了“三种倾覆清廷的政治力量”，即：一、“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二、“士绅集团的立宪派”；三、“袁世凯与军人集团”（5页）。这大体是延续李剑农的见解，不过李剑农对袁世凯一派的界定，始称“实力派”，更多则称“军阀官僚派”；而本书作者似更“尚武”，遂删去了“官僚”，仅剩下军人组团。这多少有些后见之明的意味，清季之人便少有这样的看法。而且，假如当年确有所谓“立宪派”，在那时很多人眼里，立宪的主要推手袁世凯就应是最重要的成员，而不是另一个“军人集团”的代表。

其实，我一向对“立宪派”的用法有些保留，因为太多的人被涵盖在这一标签之下了。本书也注意到“立宪派”其实“分国内与海外两支”，已经比很多当下的历史学者高明。但当年的立宪本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革政进程，要说国内“立宪派”的支柱，那就是从慈禧太后到摄政王的领导核心。至少慈禧太后深恨着国外“立宪派”的康、梁，其余倾向立宪的朝野臣民，对此心里也都明镜儿似的，他们恐不愿与逋逃之人化为同派（假如愿意，清廷的宽容就真为世间少有了）。

那时的人际关系相当曲折，曾为改革大员草拟奏折的梁启超，就是一位被很多后人列为“立宪派”，又被很多当时的“立宪派”所排挤的人。

附带说，本书一则曰“代表传统文人集团的‘立宪派’”，再则曰“由传统中国士绅构成的‘立宪派’”（2页）。这样的表述，在那些被倚重的教科书中似不存在，或许作者只是信手拈来，借以修饰。但有些新闻学不重视的字眼，历史学却很看重。当年的“文人”和“士人”，实不能同日而语。如果起昔人于地下，那些被我们列入此派的人知道这原是一个“传统文人集团”，相信多数人会退出。又假如“立宪派”是由“传统士绅构成”，当年不怎么传统的、现代的或趋新的“士绅”，又划在哪一派？而被不少人视为“顽固派”或“保守派”的那些士人，是不够“传统”，还是“前传统”？试学学本书的表述风格：一个或许不经意的修饰，几十年的研究付之东流。

当然，或许后面这些人不被纳入，是因为其不在本书的论述范围之中。作者的定位很清楚，既然论述革命，则“清廷”这一革命的对象就不必是重点——它已“在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不适而被抛弃”；即使对上述三力量而言，“清廷存亡与否，也都是为着应对现代化挑战的附属条件”（19页）。简言之，有了格局眼光的后见之明，被倾覆的“清廷”，只是“现场”的配角。

nlc202309040109

然而，“清廷”的界定可宽可窄，那许多宗室亲贵与百官，与这三派的关联如何？他们即使是配角，或也是故事中必不可少的。不过这确实不怪本书作者，当年的教科书，多以“革命派”为论述主线，就是“立宪派”和“军人集团”，也都仅是配角；本书将其升格为主角，已是一大突破了。

大体上，本书并非写给专业学人看的。作者的领悟力非凡，其所看之书和看书的倾向，则有些不可恭维。以其所据之书，而能有很多不凡的见解，确已难能可贵。最主要的是，作者写书的基本态度，乃是“放下斗争心态，尝试着去与历史和解”（19页）。比起那些想要“拷问”历史或至少“拷问”史料的人，真有霄壤之别。窃以为这是治史最重要的基本态度，所有习史学者都应参考，甚至学习。

学问从来都是相通的；甚至学与非学之间，也是相通的。我们实不必太看重什么新闻学与史学的区分。且两者确有一共性，即都要讲故事，还不能离真实太远。今日新闻的故事讲得如何，且待他人评说。史学本是最需要讲故事也最适合于讲故事的，但我们的很多历史著作，确实没有多少“可读性”，不能让老百姓喜欢，同时离真实也未必就有多近，还大有提高的空间。

另一方面，正所谓习惯成自然。一件事做久了，也有一些惯性的思维模式，不知不觉之间，便会显露出来。“辛亥革命何以发生”，对于作者，便只是“一个小小的疑问”。全书二十余万字，除去名为“那些人，这些书”的读书笔记，以及名为“革命的民国逻辑”实则陈述中共党史的最后一章，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大概也就十五万字。作者对于这一小小疑问“竟衍生出如此篇幅”，以及“弄清楚一段历史，实为一个漫长的过程”（指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皆颇为感慨（270页）。

这些大概都是新闻学的标准。对于史家来说，“辛亥革命何以发生”这个问题实在够大，可能几代人都难以回答。要认识辛亥革命并讲述其故事，几个月的时间，十几万字的篇幅，绝对属于超凡绝俗之流，已入言简意赅之境。套用新闻学老前辈杜亚泉的话说，辛亥鼎革，实乃“五千年以来之大变”。史家言此，常有五千年的重负在身，触处皆感桎梏；而新闻学的好处，则没有那么沉重的压力，故思想较能解放，思路也更活络。

那些连历史剧也要挑剔的史学从业者，或会对本书的严谨程度不甚满意。然而讲故事也有说事与说理之别，正如作画有写真与写意之分。前者只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后者便可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同样读那些历史教科书，本书作者展现的想象力，可谓丰富。读书当读其佳处。对于本书灵动之笔触，意会足矣。如作者所言，“弄清楚一段历史，实为一个漫长的过程”。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之路，还修远着呢。史家能自振作，写出足以让人借鉴的作品，才是学术建设的正道。

（《国家的中国开始：一场革命》，李鸿谷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一二年版，29.00元）

高中历史辛亥革命教案 篇4

1.知识与能力：知道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兴中会创立、中国同盟会及其纲领、“三民主义”、武昌首义、中华民国建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等基础知识;概括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归纳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2.过程与方法：阅读教材，掌握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了解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以及革命党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斗的史实，树立刻苦学习、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和与时俱进、追求真理、百折不饶的奋斗精神。

【教学要点】

重点：1.通过同盟会成立过程及其纲领，正确理解辛亥革命的性质;

2.掌握中华民国建立前前后后的斗争历程，正确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3. 掌握中华民国建立前前后后的斗争历程，正确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难点：正确理解 “三民主义”的含义;辛亥革命既然己“打倒”了皇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却为什么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辛亥革命既然己“打倒”了皇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却为什么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请学生说出生活中用“中山”命名的地名街道或物品。中山市、中山路、中山装、中山公园、中山大学……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孙中山以及他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

新课探究

一、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1、孙中山简介 2、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

3、孙中山早期创立的革命组织

名称 成立时间 地点 领导者 目标或纲领 刊物 性质或地位 兴中会 1894年 檀香山 孙中山 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同盟会 19 日本

东京 孙中山(总理) 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三民主义” 《民报》 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4、“三民主义”

内容：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民族主义就是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民权主义就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的核心是“平均地权”。

评价：三民主义是当时中国最完整、最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是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局限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任务。

二、辛亥革命

1、武昌首义

论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篇5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最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却一直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

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当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它失败了，但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开始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2000字 篇6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有人说，辛亥革命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

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

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但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

辛亥革命历史小论文 篇7

关键词：革命历史电视剧,历史叙事

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倾向于通过有一定容量的叙事文本来传达一种历史感, 早期的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篇幅一般较短, 剧集通常不超过20集, 但是这些电视剧也常常通过在有限的篇幅内尽量容纳更多的历史内容进而增强自身的历史纵深感。比如《上党战役》只有7集, 但是在描述战争的同时还平行展现了毛泽东一行赴重庆谈判的历史活动, 通过纵向空间的拓展加重了历史“厚重感”, 而不是“为了战争而战争”。新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更是动辄长达三、四十集的篇幅, 在历史的长度与厚度方面都有了非常丰富性的镜像呈现。比如《中国命运的决战》“把中国命运的选择放在世界格局上来表现, 以三国 (中、美、苏) 四方 (共产党、国民党、美国、苏联) 的分分合合、联合与较量作为故事的核心, 全剧主要写谋略、斗智, 反映‘三国四方’特别是两个统帅在重大事件中如何决策。电视剧涉及了大量的历史档案、文件以及许多当事人的回忆, 内容深广、气势恢宏。”[1]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之所以惯于组织“有一定长度”的历史, 是因为这样的“历史”更能揭示出某种历史规律, 而细小的、单独的事件由于见不出它与其他事件之间的联系, 也就不可能具有规律性。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 诗之所以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 更严肃的艺术”, 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 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 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诗如何“表现带普遍性的事”?即通过“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来表现, 诗的结构相对封闭与完整, 在这样的结构中, 创作者便于组织事件并控制事件的发展, 进而揭示出历史的“可然或必然”。国内学者黄子平对此表述得更为清楚:“这种叙事形式相信自身有机地‘再现’世界的能力, 现实中孤立分散的事件被作家以造物主般的天才之手彼此协调地组织起来, 在一个自足的作品世界中获得一种整体意义、普遍联系和等级秩序, 历史借此被赋予了虚假的但却似真的时间向度和目的性, 作家对历史的理解转换为一种普遍意义, 经由这种叙事形式合法地强加给读者和世界。”[2]黄子平对革命历史小说的论断也同样适用于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现状。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者 (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革命历史剧主创群体) 在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他们总是希望通过对某段革命历史的“全息展示”, 拨云见日般地揭示出相应的历史规律。比如电视剧《长征》通过叙述中国红军从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到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历史过程, 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与激烈严酷的革命斗争中艺术地再现了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 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不畏艰险、知难而上的奋斗精神, 并将其上升为一种具有极强社会凝聚力的“长征精神”, 于无声处诉说着这样一种道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 就是因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队伍承续了“蒸不熟、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的铜豌豆精神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其注入了现代性革命理想与激情, 从而发展出了一种崭新的革命信仰价值体系;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正是靠着这样一种精神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垮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进而建立了新中国, 那么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同样能够凭着这样一种精神创造新的历史奇迹。《八路军》“以在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的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在山西境内及其周边地区的活动为主视角, 以中日双方民族矛盾为主线, 立足于华北抗战, 全方位、史诗性地再现了八年抗战的辉煌历程, 突出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解放》“剧情展现了从1946年6月底, 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 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开始, 一直讲述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全景式展现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通过对中原突围、延安保卫战、孟良崮战役、三大战役直至渡江战役等的重点描写, 真实、艺术地再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解放军和人民群众,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战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腐败政府和军队的曲折过程。”[3]而《开国领袖毛泽东》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的一系列影响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表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时期为创建与发展新中国所创造的丰功伟绩。这些电视剧与其他相类似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叙事时间沿着历史纵线次第展开, 共同构成了一部形象化的共和国历史, 揭示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历史的选择”的“历史总趋势”。

在具体叙述某一次历史事件与描述某一位革命历史人物时, 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通常倾向于选择“暂时的失利 (低谷) ——取得胜利——展望更大的胜利”的叙事模式。比如电视剧《上党战役》剧情初始, 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将领史泽波所部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率先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发难, 攻占了数座城镇与革命据点, 给八路军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是随后, 八路军在陈赓的率领下强势还击, 迅速收复了失地并在潜入敌军的内线策应下, 引诱敌军出城对其形成合围之势, 一举歼灭了史泽波整部。在电视剧结尾处, 陈赓草草会见了被俘的史泽波, 留下一句“本来想和你长谈一次, 可惜来不及了, 我还要立即赶到同蒲县, 和胡宗南打交道”便匆匆上马、绝尘而去, 投入了另一场更大的战斗, 由于胡宗南军职更高, 但同样失败的历史事实, 这下一场战斗无疑也可以展望为更大的胜利。电视剧《长征》也是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及初期在李德、博古指挥下所遭受的重创写起, 遵义会议后, 红军在长征途中的战斗开始逐步转败为胜, 并最终到达陕甘宁, 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但是, 剧末的解说词“从此, 这支伟大的军队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肩负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使命, 建立了新中国。”则意味着电视剧结尾的胜利并非终点, 而是新的起点, 还需要争取更大的胜利。《八路军》则是从国共两党决定合作、共同抗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被整编为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写起, 电视剧正面展现了这一“整编场面”, 在“脱帽、换装”的口令中, 中国红军通过军服制式的改变在形式上变成了八路军, 但是整编过程并非整齐划一、一蹴而就, 以赵栓柱为代表的部分红军战士对整编不理解, 怀有抵触情绪并对国民党进行了声泪俱下的控诉与责难。随后朱德对大家进行了开导, 尽管朱德将换装提升到“是苦难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层次, 但换装在实际上更多“是形势的需要”, 因为此时的中国红军还势单力薄, 在抗日大局下只能暂时“屈尊委身”于国民党军队, 而朱德那句“我们摘下红星, 不是不要它, 而是要从帽子上拿下来放到心里”也预示着八路军必将成长壮大。在接下来的情节中, 八路军从策应配合国名党正面战场的辅助位置逐步成长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在事实上逸出了国民党“一个集团军”的军事建制, 完成了军事实力的大反转, 也为接下来解放战争的胜利预设了伏笔。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事件顺序上采取先抑后扬的叙事结构, 开篇处的“失利”“表明即使是现代革命,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它始终充满了各种坎坷与艰难, 革命应该是一个永不放弃的过程”[4], 从而使受众在对革命艰难困苦的体认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产生敬畏精神, 并将其主动投射到对当下政权的情感认同中;而结尾处“展望更大的胜利”的设置“则把革命推向未来, 革命既成为一种未来的状态, 也意味着革命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不断延续的过程”[5], 它召唤的是受众进一步的情感依归。

参考文献

[1]吴保和.中国电视剧史教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2]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3]百度百科介绍。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历史人物 篇8

（1900-1928），大埔西河下黄砂村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6月，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军事。次年6月返广东，任广东区团委书记。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海、陆丰地委书记。1927年后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策划了三次海陆丰农民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10月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参加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当选广东省委常委、军委主任。同年4月在海陆丰领导东江武装暴动中被捕，惨遭杀害，时年28岁。

罗明

（1901-1987），大埔平原岩霞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闽粤赣省委书记等职。1932年春闽粤赣省委改为福建省委，任福建省委书记。在王明左倾路线时期被撤销省委书记的职务。参加长征途中，被派遣留在贵阳，后多次被捕。出狱后回乡任百侯中学代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常务委员等职。

贺遵道

（1900-1931），大埔古野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任中共汕头市委秘书。1927年8月参与领导大埔高陂暴动后任中共大埔县委书记。1929年6月任东江特委常委。1930年调中共广东省委任巡视员。1931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英勇就义。

罗欣然

（1903-1931），古野培美村宫前人。1925年弃学从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参加领导高陂暴动，参与组织七县秋收年关斗争和丰顺大暴动。1930年5月，当选为东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军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东江）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8岁。

张恨秋

（1905-1935），大埔西河人，1927年秋从马来亚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大埔县西河区委书记。1929年后先后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第二纵队政委兼纵委书记等职。1933年任中共上海市区委书记。1935年被日军杀害，牺牲时年仅30岁。

丘宗海

（1906-1931），大埔洲瑞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工农革命军第16团党代表。1930年曾先后任中共大埔县委、饶和埔县委书记、闽粤赣边区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委员。1931年3月牺牲。

李明光

（1906-1933），古野鹤山（古西）人。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参加中共大埔县委的领导工作，后进入中央苏区闽西，任中共闽西特委等职。1932年春，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任连城县委书记。1933年5月在保卫连城的战斗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