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

2024-06-10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左传》(推荐12篇)

《左传》 篇1

关键词:《左传》,作者,左丘明

一、聚焦:关于《左传》作者的争议。

关于《左传》的作者是否是左丘明的问题, 史学界众说纷纭, 至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下面列举一部分代表性观点。

(一) 历代学者对于《左传》作者问题的观点

(二) 聚焦学者争论的焦点

综合以上观点, 笔者认为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两汉时期的史学家基本都认同《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这一事实;而到了唐宋时期, 以啖助、赵匡为首的史学家开始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和否定, 并以宋代学者郑樵提出的“八明验”之说为典型。虽然之后清代时学者姚鼐提出了中和的观点, 即左氏之书非由一人所成, 但“《左传》为左丘明所著”这一观点从此不再是史学界的主流观点。那么, 《左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二、解析:《左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一) 对郑樵“八明验”的几点质疑

关于《左传》的作者问题, 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宋代郑樵提出的“八明验”之说, 但笔者解读这一段内容却发现其说法存在诸多疑点, 下面且分析之。

首先是“明验一”。“左氏纪韩、魏、智伯之事, 又举赵襄子之谥, 则是书之作, 必在赵襄子既卒之后……明验一也。”《左传》中的史实, 从隐公元年到哀公二十七年, 都是逐年逐月记载, 但今本《左传》到哀公二十七年以后, 体例突然变了, 一下子跳到“悼之四年”。从这个地方起到最末一句止, 只用一百二十九字, 就概括了自哀公二十七年起到赵襄子死为止的四十年, 因此笔者推测这一部分非原作者所作, 而是后人续上的。郑樵所说的“韩、魏、智伯之事, 赵襄子之谥。”就是在这一百二九字里面。所以, 不能根据这一点证明《左传》是战国的人写的, 充其量只能说明《左传》不全是左丘明一人所作。

其次是“明验二”。“秦至孝公立赏级之爵, 乃有不更、庶长之号, 今左传引之, 是左氏为六国时人, 在秦孝公之后, 明验二也。”从古至今, 人们给某一新生事物命名时, 都会时不时出现凭借的情况。如秦汉的“朔方郡”, 就出自《诗经》的“城彼朔方”。难道商鞅所定的二十个爵位中的“不更”“庶长”, 就不能是借自《左传》吗?怎么可以将《左传》中有“不更”“庶长”二词当成《左传》写成于秦孝公之后的证据?由此可见这一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是“明验三”。“左传云, ‘虞不腊矣’, 秦至惠王十二年始腊……今左传引之, 则左氏为六国时人, 在于秦惠王之后, 明验三也。”的确, “虞不腊矣”是《左传·宫之奇谏假道》中的一句。但《史记》中有“惠文君十二年始腊” (8) 一语, 而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对这一句所作的解释是“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 即“腊”祭早就有了, 并非始自秦惠王。所以郑樵论断的出发点就有错误。另外, 《礼记》中有“仲尼与于蜡宾” (9) 一语, “腊”“蜡”二字, 音同义同, 实际却不是一回事。可见腊祭早在孔子左丘明时代就已经有了。

接下来看“明验六”。“左氏日, ‘左师辰将以公乘马而归, 按三代时有车战无骑兵, 唯苏秦合纵六国, 始有‘车千乘, 骑万匹’之语, 今左传引之, 是左氏为六国人, 在苏秦之后, 明验六也。”的确, 在文献中确切是到战国末年才有“骑万匹”的记载。但我们以常情推断, 难道在“骑万匹”之前, 连“骑一匹”的现象也没有吗?就是因为在春秋时代骑马的人不多, 所以左师辰“乘马而归”, 《左传》的作者才将此事记载下来, 如果人们常常骑马, 就不必记载了。另外, 《诗经》有骑马的记载。《陈冈·株林》第二章的原文是:“驾我乘马, 税于株野。乘我乘驹, 朝食于株。”这里已经讲到“乘马”, 即骑马之意, 这是春秋时代有人骑马的证据。因此, 郑樵以此作为证据, 同样是不够说服力的。

最后看“明验八”。“左氏之书, 叙晋楚之争最详, 则左氏为楚人, 明验八也。”此观点乃笔者最难以理解之观点, 一个时期的在史料中的记载量大, 就能说明其作者是这个时代的人吗?《左传》叙晋楚之事最详, 原因是晋楚两国的史料丰富, 但这不足以证明左氏是晋楚楚人。

(二) 对赵匡观点的几点质疑

在郑樵提出“八验证”之前, 唐代的赵匡就在其师啖助的基础上提出了《左传》非左丘明所作的论断, 因此, 推翻“八验证”还要追溯到唐代, 推翻赵匡的观点。

赵匡认为“左丘明”乃“夫子以前贤人”,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 关于“左丘明”其人的记载就几近于无。至于后人认为其作者是“左丘明”, 是因为《传》及《国语》中多处提到“左氏”一词, 所以后人就认定《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 并提出“为什么提左氏就一定是左丘明?”的问题, 以此推翻传统关于《左传》作者是左丘明的说法。

其实, 对于一个特殊的人物, 用姓代替名字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如我们一提《吕氏春秋》、《颜氏家训》就知道其中的“吕氏”、“颜氏”是指吕不韦、颜之推。对于同姓的人, 人们总是想办法将他们区别开来, 如称程颐、程颢为大小程;称郑众、郑玄为先郑后郑。对于左丘明这个人, 假如有另外一个姓左的人写了这本书, 为了避免误会, 人们一定要用“后左”“小左”或写上全名等办法加以区别。如果不是另外一个姓左的而是左丘明写的, 当然只提左氏就可以了。这本是属于常识范围内的事情, 赵匡却在上面大做文章, 似乎不妥。

至于其师啖助, 仅仅是因为《左传》经历一个比较繁杂的传播过程就怀疑《左传》作者非左丘明, 本身就漏洞颇多。难不成一本著作经过一番折腾、一番传播, 就要怀疑这部著作的原始作者?如果这样的观点成立, 那么史学界会霎时出现许多新的争论。

(三) 对司马迁等学者观点的几点补充

前文已经提及司马迁等人对《左传》作者为左丘明这一说法表示了明确的支持态度, 笔者之所以认同他们的观点, 有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 提出这一观点者都是严谨治学的史学家。司马迁是写作态度十分严谨的史家, 他对所收集的材料都异常审慎, “精择而慎取之”, 不知道的绝不臆造。严彭祖是公羊学派的大师。因为在西汉崇尚公羊学派, 严彭祖成为汉宣帝时的博士, 是一位绝不“委屈从俗”的一代大师, 而他也采用了与前人相似的观点, 可见这一观点是具备一定真实性的。

其次, 这一观点在史学领域还有其他史学家对其进行补充论证。如《汉书》中班固也说:“仲尼思存前圣之业, 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 据行事, 仍人道, 有所褒讳贬损, 不可书见, 口授弟子, 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 以失其真, 故论本事而作传。” (10) 这一观点说明了《左传》是左丘明为孔子传《春秋》而作, 补充说明了司马迁的观点。另外, 东汉大儒班彪在《后传》中说:“定衰之间, 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传》三十篇。”由此可见, 班彪完全肯定《左传》是左丘明所撰。

三、拍案:《左传》作者是左丘明。

关于《左传》的作者问题, 史学界存在着长久的争议, 我只能依据已有的史料和观点进行综合分析得出见解。一方面, 尽管唐宋之后“《左传》作者非左丘明”的观点层出不穷, 但我在前文已经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逐一分析, 并指出了这些观点中的诸多漏洞。而另一方面, 鉴于对司马迁等史学家严谨治学态度的认同和后人的补充材料说明, 我对《左传》作者为左丘明一说表示比较大的赞同。综上所述, 我认为《左传》的作者既非他人, 亦非其他左姓之人, 而应当是左丘明。

参考文献

[1]左丘明著.舒胜利, 陈霞村注.左传.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5.

[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1982.

[3]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1962.

[4]范晔著.李贤注.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

[5]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商务印书馆, 1986.

[6]陆淳.春秋集传辨疑.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商务印书馆, 1986.

[7]刘佳男, 杨丽丽.《左传》作者管见.科学教育研究, 2007, (2) .

《左传》 篇2

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隆爱幸,赏赐累巨万。文帝尝燕饮通家,其宠如是。是时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礼。丞相奏事毕,因言曰:“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邓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坐自如,故不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既至,为文帝泣曰:“丞相几杀臣。”

嘉为丞相五岁,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晁错为内史,贵幸用事,诸法令多所请变更,议以谪罚侵削诸侯。而丞相嘉自绌①所言不用,疾错。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②。嘉闻之,欲因此以法错擅穿宗庙垣为门,奏请诛错。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景帝。至朝,丞相奏请诛内史错。景帝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罢朝,嘉谓长史曰:“吾悔不先斩错,乃先请之,为错所卖。”至舍,因欧血而死。谥为节侯。

太史公曰: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

[注]①绌:不足,此处指不满。②堧垣:宫外的墙。

1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恐天下以吾私广国 私:偏爱。

B.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 第:暂且。

C.此吾弄臣,君释之 弄臣:帝王亲近狎玩之臣。

D.晁错为内史,贵幸用事 用事:凭感情做事。

1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

A.①文帝尝燕饮通家,其宠如是 ②其意常在沛公

B.①不来,且斩通 ②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

C.①而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 ②山峦为晴雪所洗

D.①乃先请之,为错所卖 ②今其智乃反不能及

13.以下句子分别编为四组,全部表现申屠嘉“刚毅守节”的一组是()

①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②嘉为檄召邓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③(嘉)责曰:“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 ④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⑤欲因此以法错擅穿宗庙垣为门,奏请诛错。⑥因欧血而死。谥为节侯。

A.①②③ B.①③⑥ C.②④⑤ D.④⑤⑥

14.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申屠嘉早年随高帝征战,孝文帝时,旧大臣多已过世,余下的没有合适人选,孝文帝又不愿因任用窦广国而招来非议,才让申屠嘉当了丞相。

B.申屠嘉为人廉直,不畏权贵。邓通在朝廷上傲慢无礼,皇上对他宠爱有加,申屠嘉不顾皇上袒护和求情,发文叫来邓通,严加斥责,并依法斩首。

C.皇上重用晁错,而申屠嘉提出的意见却不被采用。申屠嘉就抓住晁错过失,奏请皇上惩处,皇上不同意诛杀晁错,申屠嘉后悔没有先斩了晁错,回家后吐血而死。

D.司马迁对申屠嘉做了评价,肯定了申屠嘉的刚毅守节,但又认为申屠嘉缺乏韬略学识,因此难与萧何、曹参、陈平齐名。

试题答案:

11.D

12.C

13.A

左传注释辨析二则 篇3

关键词:左传;注释体例;辨析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1—0231—02

“六经”之《春秋》作为儒家经典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传承,作为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被学者奉为圭臬,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足见该文献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汉代伊始,尤其受到中央封建王朝统治者的追捧,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立于学官,供奉博士弟子员进行专业化学习和传承。然因其作为至简,号是难读,幸赖左氏丘明创制传文,方得便宜传习。《左传》于今亦成专门之学,一如唐代大诗人韩愈对于古《尚书》的品评 [1],对现代人也已变得诘屈聱牙,不能卒读 [1]。如何更好地继承发扬这一优秀成果,组织编纂相关文本、创新体例形式、与时俱进,更好适应和满足今天读者的文化生活需要,成了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新课题。

近人有多个《左传》文本选注的版本,如王力先生20世纪60年代主持编纂的四册本《古代汉语》[2],酌量选取了《左传》中部分篇章加以导读、诠释,长期以来,这套书籍被国内多所高校选为文科高等教材,广泛使用,泽被学人。而近人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修订本)更被认为《左传》的扛鼎之作,堪称成一家之言的上乘注本,资料宏富,多所创制发明,备受学界推崇 [3]。由胡安顺教授主编,西北多所院校集体参编的《春秋记事精选》 [4] 则是一本斟酌古今,参稽各家,融汇众长为一体的一个专门读本,不论体量大小,捃选精切,体例之创新与周备诸方面而言,均可称上乘之作。

以上所列诸本在注释上各有所长,互有所胜,但仍不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仅就以下两例作一辨识,以拾遗补缺,就教于方家:

《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系《左传》之名篇。关于郑庄公出生时的一段记载是十分有趣而耐人寻味的。

1.王力《古代汉语》采用繁体横排版,其标点注释如下[2]。

莊公寤生[4],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2]。

寤(wù)[4],通牾,逆,倒着。寤生,胎儿脚先出来(依《黄生》说,见《义府》卷二),等于说难产。

遂[2],等于说“从此就”。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采用繁体竖排版,其标点注释如下[3]。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寤生,杜注以为寤寐而生,误。寤字当属庄公言,乃「啎」之借字,寤生犹言逆生,现代谓之足先出。明 焦竑《笔乘》早已言之,即史记郑世家所谓「生之难」。应劭谓生而开目能视曰寤生,则读寤为悟,亦误。其他异说尚多,皆不足信。

3.胡安顺主编的《左传纪事精选》采用简体横排版,其标点注释如下[4]。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

寤(wù)生:难产,胎儿出生时脚先出。寤:通“”,逆,不顺。惊姜氏:使姜氏受惊。恶(wù):讨厌。

4.除了以上选本,还有管敏义先生所著《怎样标点古书》关于该文本节引所做的注释[5]:庄公寤生,惊姜氏。

作者引用这句话的半句,目的是为了说明逗号的使用方法,并未完整地使用整个文本,本人对此不敢苟同,这样引用显然不是最恰当的,但是作者关于这个文本所作的文法上的注释却十分可取,为以上诸家选本所未备。今采其注释如下:

“庄公寤生”是主谓短词组,做句子的主语。“惊”是不及物动词,做句子的谓语,后边带有宾语“姜氏”,这是使动用法,即“使姜氏惊”的意思。由词组充当主语或谓语的结构比较复杂,主语和谓语之间要用逗号隔开。不仅眉目清楚,而且不易引起误解。

此段立足文本语义解释,结合细致的语法结构分析,就更易于接受。

5.回过头来看一下杜预注孔颖达疏关于这一文本的注释: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

杜注:寐寤而庄公巳生,故惊而恶之。○寤,五故反。恶,乌路反(注同)。

孔[疏]“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正义曰:谓武姜寐时生庄公,至寤始觉其生,故杜云“寐寤而庄公巳生”[6]。无疑,杨氏的批判我们是接受的。

以上诸家关于《郑伯克段于鄢》文本的注释可以清楚地看到,做好注释工作不是轻松的事,举本例言,要想将工作做好,首先要对文本所涉及的关键字(如“寤”字)、词(如“寤生”)的音、义给出合乎情理的训诂。“寤生”这个词语义歧义很多,就中不乏唯心论的解释,惟有站在现代医学角度才能给出科学的解释。

而关于“寤”字,王、杨先生主张是“牾”的假借字,而胡先生认为通“”字,究竟哪个字形是“寤”的通假字呢?这需要厘清“牾”、“啎”、“”、“寤”四者在文字学上的关系。“寤”,寤 [wù]《广韵》五故切,去暮,疑。在其释义中采纳了通“牾”,逆,倒着的说法[7]。牾wǔ,五故切,收在明代梅膺祚的《字汇》中,汉代人文献《史记》、《汉书》已经使用这个字,但《说文解字》中没有收录这个字。该字有“违逆,不顺从”之义,《汉书·酷吏传·严延年》:“大姓 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 颜师古 注:“牾,逆也。”《资治通鉴·汉明帝永平十四年》:“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多寃,无敢牾陛下言者。”元·胡三省 注:“牾,五故翻,逆也。”可见,“牾”已经是文献中的常用字了。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忿狷》:“王司州尝乘雪往王螭许,司州言气少有牾逆于螭,便作色不夷。”《说文解字》“寐觉而有言曰寤”[8] 。啎wǔ 《广韵》五故切,去暮,疑。违逆,抵触。《文选·宋玉〈高唐赋〉》:“陬互横啎,背穴偃跖。” 李善注:“ 许慎 《淮南子注》曰:‘跖,蹈也。啎,逆也。’路有横石,逆当其前。”《后汉书·桓典传》:“贼破,还,以啎宦官赏不行。”该字做逆义有诸多文献佐证,是字的本义。“啎”、“牾”二字在经典文献的使用可以确信字形的存在。胡先生注释中所使用的“”字,现代汉语中没有。在《广韵声系》收录的整个疑母字中,只有“啎”,同忤。“”字未录,也不见“”字的踪影[9]。《说文解字》“午,啎也”,又“啎,逆也”[8] 。可见,“”、“”这两个字都不存在。因此,也就谈不上通假问题。回过头来看,杨伯峻氏的《春秋左传注释》批评杜氏关于“寤”字错误的训诂,引用文献(司马氏《史记》和明人焦竑《笔乘》)重加训诂,已经指出了这是“生之难”,当时可能还没有“难产”这样现代的称谓,但显然,“生之难”就是“难生”或“难产”的同义语。他在肯定司马氏和焦氏说法的同时,进一步批驳了应劭这样的大学者所犯的望文生义的错误,并否定其他各家异说,经过一番“辩难”,给了“寤”字一个比较中肯的说法。而胡氏《精选》在“寤”字的注释上,直截了当注为“难产”,少了许多文献的考辩,对今天读者是最省气力的了。而对于语法的注释,我以为,自然是管氏的略胜一筹。

左传隐六年: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杜解“恶之易”曰:“言恶易长”。家大人曰:杜读“易”为难易之“易”,而以长字增成其义,殆失之迂矣。案:易者,延也,谓恶之蔓延也。大雅皇矣篇:“施于孙子”。郑笺曰:施犹易也,延也。尔雅:驰,易也。郭注曰:相延易[10]。

按杜释“易”为难易之“易”,是释为形容词,故不能不增动词“长”字以足其义。王氏知其不合,故释为内动词延易之义。

这里杨先生引述“二王”观点,意在“崇王抑杜”,支持王氏见解,显然“二王”的训诂和语法分析都略高于杜氏,而《精选》却视而不见,这个注作的就不理想,没有能将“二王”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文法》和《精选》在该文本的标点符号上存在细微的差异,《文法》在“其犹可扑灭!”句尾使用的是感叹号(!),而《精选》却是用了疑问号(?)这个差异却不是表达同样的语义关系。使用疑问号是一种反义疑问的口气,也就是说,恶之蔓延如同火一样,不仅不能靠近,而且无法扑灭。比较之下似乎是疑问号比较好。仔细检索杨伯峻氏《春秋左传注释》(见于第一册第五十页)不仅对于“易”的训诂采纳了“二王”的意见,而且也使用了疑问号。问号用来表示疑问、设问或反问,叹号用来表示感叹、祈使。关于反问句后用问号还是叹号,学界存在不同意见。管敏义先生主张用反问号,当然,他也提及有些学者习惯于用叹号[8]。现引用其三个例证如下(见该书第75页):

例一: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

二例同杨氏树达先生。

三例:吴匡等素怨苗不与进同心,而又疑其与宦官通谋,乃令军中曰:“杀大将军即车骑也,吏士能为报仇乎!”

皆流涕曰:“愿致死!”

以上三例如□内所示,都使用了感叹号。本文综合以上各家意见,觉得按照句意,使用反問号较好。此外,还有一些上好选本,本文未惶征引,如《左传选》(中华书局《中国史学名著选》本),《中国史学名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伯祥《春秋左传读本》(中华书局)等。不管哪个选本,对于古籍而言,标点问题都是比较重要的一环,需要引起重视。

参考文献:

[1][唐]韩愈.进学解[M].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

[2]王力,等.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1:8.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10.

[4]胡安顺,等.春秋记事精选[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17.

[5]管敏义.怎样标点古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34.

[6][春秋]左丘明.[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Z].十三经注疏.

[7]汉语大字典电子版2.0.

[8]汉·许慎.说文解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347-716.

[9]沈兼士.广韵声系[M].北京:中华书局,2006:224.

[10]杨树达.高等国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

(责任编辑/ 魏杰)

《左传》地名研究初探 篇4

先秦文献信息处理属于中文信息处理技术与古典文献交叉研究的领域, 而地名研究属于先秦文献信息处理的子领域。其研究的必要性在于, 汉语的词与词之间没有自然的界限, 使得中文信息处理大多是先对要处理的文本进行词语切分, 而在分词阶段, 未登录词的识别成为许多分词系统发展缓慢甚而走向应用瓶颈的主要原因之一, 地名在未登录词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随着先秦文献信息处理的深入发展, 如果不做地名识别, 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分词的精度。

学界已经对先秦地名的命名原则, 选词用字, 起名来源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诸如:台湾中研院的《先秦金文简牍词汇资料库》,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整理编撰的《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等, 都提出了很好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 为我们前期分析先秦文献地名结构规则的研究提供了很好依据。目前, 命名实体识别技术在不断地发展, 各种识别模型的应用为我们的模型选用和识别实验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2. 语料考察分析

本文对先秦25本主要文献进行筛选, 最终选择《左传》作为实验语料。原因在于:作为方法探求始初, 选取的文献要具有可读性, 易提取性, 另外, 文献需要包含较多的地名。《左传》在先秦文献中, 字数最多, 词汇总量最大, 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事件、人物的描写必然和相关的地点密切联系, 以上多种因素正满足了我们实验的要求。

2.1《左传》地名统计与分析

我们选用“汉达文库”提供的《左传》 (17万字次) 作为实验语料。首先对其五分之三语料人工标注了分词和词性标记信息。参照北大分词规范, 并依据古代汉语的特点制定了先秦文献语料分词标注集, 给出了17个标记, 分别是:名词n、动词v、形容词a、数词m、量词q、代词r、介词p、连词c、助词u、副词d、语气词y、人名nr、地名ns、兼词j、方位词f、时间词t、标点w等, 我们总体上倾向于和, 而不是分。其中, 地名的标注我们遵守指称性、专门性、词汇性等命名实体特征, 对文献中出现的地名做了词频统计 (见表3-1) 。

2.2 《左传》地名特点分析及用字考察

基于以上统计分析, 我们对《左传》地名进行了分类。

按内容分, 主要包括:

自然地理实体:山 (如:泰山) 、水 (如:汉水) 、河 (如:河) 等

人文地理实体:国名 (如:秦国) 、县名 (如:温) 等等

按结构分, 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单字专名, 如:亳、郕、京

2.专名+通名, 如:泰山、清丘

3.双字专名, 如:汾隰、甘鹿

另外, 我们对《左传》进行了字频统计, 共有3300多个汉字, 其中, 地名用字共有827个字, 频率在10以上的地名用字为27个, 我们对这些频率较高的字进行了考察, 并从结构、文化等方面对《左传》地名进行细致的分析, 从而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1.方位词居多。

字频统计分析显示, 《左传》地名中, 主要的方位词及其频率是:阳33、上22、东、16、中12、南12、北、10等等。可见, 大部分方位词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 因为当时人的群居及其恶劣的生活环境, 人们在生产劳动时, 必须要辨认方向, 确定不同的地理位置。

2.存在通名现象, 常常省略通名

我国早期地名“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4], 所以古地名通名来历常常与其自然环境有关。从我们的统计数据看出, 高频字中的通名包括:丘44、城28、国24、陵20、泽16、山15、泉14、州12等等, 而且, 地名常有通名省略的情况, 例如:

汉/汉水:名词。水名。汉水。长江最大支流。[5]下同

(1) 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 (桓公八年)

(2) 楚国方城以为城, 汉水以为池, 虽众, 无所用之 (僖公四年)

3.同名异指和异名同指

《左传》地名的异名同指现象主要指在文本中同一个地名的表达形式不同, 或范围不一。例如:

汉/汉川

(1) 沿汉溯江, 将入郢。 (文公十年)

汉:水名。汉水。长江最大支流, 源出陕西宁强县, 入湖北省至武汉市入长江。

(2) 周之子孙在汉川者, 楚实尽之。 (定公四年)

汉川:汉水。此指汉水地区。

同名异指现象普遍存在于文本中, 大多是表行政区域的地名, 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地随移民”[6], 即和古代迁都, 扩都、移民等现象有关。例如:

(1) 请京, 使居之, 谓之京城大叔。 (隐公一年)

郑国地名, 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

(2) 群王子追之, 单子杀还、姑、发、弱、鬷、延、定、稠, 子朝奔京。 (昭公二十二年)

周国地名, 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南。

2.3《左传》地名与现代地名比较

以上关于《左传》地名特点的分析, 为我们今后的地名识别工作奠定了语言学基础, 现在, 我们主要从地名识别角度将《左传》地名与现代地名进行比较:

1.现代地名数量大, 新地名不断涌现, 地名标注规范较为完善, 古代地名数量有限, 从研究角度讲, 不涉及新地名的问题, 学界关于古代地名标注规范问题讨论的还不够。

2.现代地名长度无限制, 真实文本中, 还存在简称的问题。而古代文献地名, 长度较短, 主要是两个字和三个字的地名。

3.现代地名结构较为复杂, 内部相互成词, 甚至存在诸如“北京市海淀区”这样的多层复合的复杂地名。而从统计的左传地名中可以看出, 地名长度短, 结构较简单, 可总结的规则较少, 不适合采用现代地名识别研究中规则的方法[9]。

4.现代地名结尾有明显的通名, 例如:“江苏省”、“郑州市”等地名中的“省”、“市”, 《左传》地名也存在这样的通名。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实验使用条件随机场 (Condition Random Fields, CRFs) 模型, 具体采用的是Taku Kudo编写的工具包“CRF++0.51”进行训练和测试 (下载连接:http://crfpp sourceforge.net) 进行训练和测试。

命名实体识别任务实际上是序列标注任务, 根据词性标注语料考察,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采取了4词位标注集T, 即T={B, I, E, S}, 其中, B是多字词的开始词, I是多字词的中间词, E是多字词的结尾词, S是单字词。

我们分别做了四个实验:

实验一、只用字符本身作为特征, 地名标注为ns_x (x为词位标记) , 地名以外的其他词用字一律标注为O_x。

实验二、在实验一的基础上, 加入部首特征。

实验三、在实验一的基础上, 分词和词性标注 (包括地名标注) 一体化的处理, 模板同实验一。

实验四、在实验三的基础上, 加入部首特征, 模板同实验二。

实验中, 我们选用部首特征, 因为汉字中形声字居多, 形旁在词义理解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次, 在语料观察的基础上, 我们发现地名中的确存在这种现象, 例如:“右邑左阜”之说。在《左传》地名用字统计中, “耳”旁在右表“邑”的用字有27个, “耳”旁在左表“阜”的用字有个17个。例如:邯郸、郢、寻部。我们尝试部首特征是否可以提高识别率。

实验一、实验二将词性标记分为地名和非地名, 并把分类问题转化为序列标注问题, 对于地名

外其他词语的词性标为O, 而地名标为NS。 (例如:于O_S蔑ns_S) , 实验三、实验四训练语料样例分别如表4-1、表4-2所示。 (表中的**表示该字的部首不详, 标记符号是词性标记+词位标记, 例如:寘v_S表示:“寘”是个单字动词, 该标记参考现代汉语分词规范, 地名的词性标记为ns。)

根据不同的要求分别制定了模板一和模板二 (如表4-3、表4-4所示) , 表中以以上语料为例, 对各个模板做出说明。

(注:模板二在模板一的基础上加上特征列)

基于以上两个模板, 我们对《左传》五分之二语料进行开放测试, 给出三个评测指标:准确率、召回率以及调和平均值, 见公式 (1) 、 (2) 、 (3)

实验结果分析:

实验一和实验二的结果表明, 添加部首特征并没有提高识别率, 于是, 我们又进行了实验三和实验四, 加入了每个词的词性, 分词、词性一体化处理, 结果精确率与前两个实验大致相同, 召回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是, 加部首特征实验相比之下, 识别率仍然比较低。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部首特征标注不充分, 在识别过程中, 这样特征不健全的情况, 反而没有未提供部首特征的实验效果好。二是许多地名用字没有明显的部首特征, 例如许多独体字部首不确定, 这样训练和测试语料中出现大量的“**”, 此时部首特征反而成了统计中的噪声。此外, 在实验三和实验四中, 我们做的是分词和词性一体化, 但实际操作时, 我们只是计算地名的识别效果, 因此不能全面的反映所选用的特征的作用, 这也可能是影响识别精度的因素之一, 我们会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进行论证。

另外, 前两个实验的识别率较后面两个实验低, 尤其是召回率。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提供足够的上下文信息, 《左传》地名有较为工整的上下文, 不同的词性对地名有不同的影响, 而在实验一和实验二中, 地名前后的标记都是O, 于是标记同化, 信息不足, 所以取得了较差的成绩。但是, 标记同化就相当于单纯的分词, 在原始文本中识别地名, 人工代价低, 下一步, 我们会充分利用分词与词性标注信息, 挖掘文本中的其他特征, 进一步提高识别效果。

4. 未来工作展望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主要有:

(1) 进一步提高识别效果, 并用此方法对先秦其他主要文献地名进行识别。

(2) 重点放在先秦地名知识库建设方面。

(3) 构建先秦历史知识检索系统。

在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中识别将不是主要问题, 虽然电子文献还不完善, 但一些出版的古代文献中一般对专名加了标记, 如:下划线等。所以, 我们将进一步提高识别效果, 并利用此方法对先秦其他主要文献地名进行识别, 从而挖掘地名知识背景, 解决地名层级关系, 沿革问题, 同名异指和异名同指等问题。以为古汉语信息处理中其他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邓慧蓉.从中国地名透视汉族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学术交流, 2003.

[2]王际桐.论我国地名的命名原则.地球信息科学, 2001.

[3]华林甫.论先秦时期我国地名学的特点.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6.

[4]周易·系辞.

[5]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

[6]陈桥驿.论地名重合续.中国地名, 1999.

[7]闫海.浅析古地名中的“天人合一”现象.辽宁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8]陈立中.阴阳五行与中国古代地名学.文化天地年, 2005.

[9]李丽江.SVM与规则相结合的中文地名自动识别.中文信息处理学报, 2006.

[10]陈春荣.基于SVM的中文地名识别.大连理工大学, 2005.

《左传》读书心得 篇5

在〈隐公〉里面,[臧僖伯谏观鱼]中,鲁隐公要到棠地以射鱼为娱乐,大臣臧僖伯奉劝他要把精力集中到国家大事上,而不要荒怠正事,指出:“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臧僖伯虽未能阻止隐公的行动。但他的话足以训诫。这里了告诉我们,若要作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必须学会察纳善言,广纳贤言才能使自己的权威得到承认,更好的做好自己的管理工作。

在〈桓公〉篇里,[臧哀伯谏纳郜鼎]中,宋庄公为了取得鲁国的支持,把郜国的大鼎送给了鲁国作为贿赂,鲁庄公将它置于太庙中。鲁大臣臧哀伯这是明示百官可以纳贿,是国家衰败的象征。“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个道理不仅对那时的鲁国有用,即使拿到现在也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就如一个当代的管理者,如果自己不能做到以身作则的话,那么他的下属也同样这么做,那么他的管理可以说是一个失败。同样在我国现在的反腐进程中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反腐要从高层抓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治本,哪些地方的官员也就不会腐败,所以我们要做好榜样,发挥领导作用。

在〈襄公〉篇里,[子产问政]中,郑国的执政者子产遵循“爱民如子”的`原则,把政事当作农事,精心料理,表现出他一心为国的品质。从子产的作为上看出,我们的当权者应当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用群众观点去看待问题,要爱民如子,不能背弃群众为中心的倒行逆施,要勤政爱民。作为一名管理者更应如此,学会体恤下属。

读到《郑伯克段于鄢》一文,庄公,一出世即为母所恶;段,庄公之胞弟也,为其母所偏爱。先王在世,其母就有废长立幼之意;庄公即位,段又恃母爱骄纵无忌。大臣们恐酿祸患,纷纷请除之,庄公却处之泰然。庄公不是不明白段的祸心,但他的策略是,令其养痈成患,“多行不义,必自毙。”终于,段为庄公表面宽容的假象所蒙蔽,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好,机会终于成熟了,庄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伐灭段叔而免去了来自任何一方的谴责了。庄公故意放纵其胞弟的篡权之心,并为之“创造”条件、“创造”机会(当然是设置的圈套),培养之,引导之,令其事发后再予收拾,其居心可谓险毒阴深矣。难怪有人评说,郑庄公乃天下第一大毒人也。联系到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颇有感触。某些调皮顽劣的学生,不是那么愿意听取老师的批评,有的则视老师的苦心劝告为儿戏,更有的则干脆顶牛,他们对老师的教诲是那么的反感。教育者见教育不见成效,

也就有丧气、赌气的时候:算了,让他去。甚至想,平时里小打小闹敲他一下也不痛不痒,不如“穿疱”彻底整治痛快。或曰,学校管不了他,将来让社会去管他,让法律去管他吧。君不见,不是终于也有那么几个人,果真被法律“管”上了吗?

但我窃以为“做人须当讲人品,为师更应尚师德”,为师者而放弃了教育的职责,是为失德也。对于班中一些顽劣调皮的学生,尽管有时明知有些话讲了也是白讲,但作为一名老师,教育乃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同学们尤其是那些经常挨老师“训斥”的“差生”们呢,听了这段故事,难道就不生一点新的感触?难道还能高兴于老师对自己的不管不问、或曰不敢管不敢问、或曰不愿管不愿问?难道还能将老师对自己的这种听之任之作为炫耀于同伴的本领?难道还能憎恨那些敢于管教你们的师长并伺机对他们施以报复?难道竟希望教育你的老师变为郑庄公?

《左传》叙事的布局谋篇 篇6

我们认为,《左传》的布局谋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生动丰满的反面人物形象增强了《左传》叙事的趣味性和完整性;第二是作者运用插叙、补叙等写作方式,并充分利用其中所包含的预言的承接作用,从而保证了其叙事的连续性;第三是记述历史事件的原因时,其选材以及切入角度上所表现出的同一性。上述三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作者整体布局谋篇的意图。

一《左传》形象生动的反面人物形象

《左传》所涉及的真实历史人物成千上万,着墨较多的重点人物如子产等也不少,但毕竟受到体例的限制,其所反映的人物总体上典型性要多于复杂性,客观反映多于主观塑造。我们可以通过《左传》的“只言片语”所反映出的生动传神的个性人物,体会其对叙事的趣味性和完整性的追求。

先看言行不一的小白脸公孙黑。公孙黑在《左传》中两次出现,这里我们只谈第一次即昭公元年的记载。公孙黑一出场所扮演的就是一个不很光彩的形象,与人争妻。《左传》所反映出的春秋时期的婚姻观及贞洁观等是比较复杂的,即有关于婚姻程序及类似“男挨女皮,女嫁不疑”(定公五年之楚嫁季芊)的介绍,更有许多关于通奸、离婚、改嫁、休妻甚至是换妻乱伦等的记录。所以公孙黑在别人已经聘为妻的前提下与人争妻,似乎倒也并非是什么涉及绝对原则的大事,我们谈他的言行不一小白脸形象,关键是基于在争妻这一过程中公孙黑的无良表现。

首先是当选择权在女方,公孙黑与公孙楚(争妻另一方)在对女方展示自己时的表现:“子皙盛饰入,布币而出”。公孙黑将自己打扮得非常华丽后进来,放下财礼后出去。在崇尚武功的春秋时代,一个男人在重要的时刻只注重外表,基本就可以定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白脸的形象。而更重要的是在争妻失败后公孙黑的表现与言行,当公孙楚成功“抱得美人归”之后,公孙黑很愤怒并要杀死公孙楚,结果反被公孙楚得知信息而“击之以戈”。最精彩的则是公孙黑受伤后所说的话:“我好见之,不知其有异志也,故伤。”意思是我很友好的去见他(公孙楚),不知道他有别的想法(指攻击之事),所以受了伤。几句话将公孙黑的虚荣、虚伪及灵魂的苍白表现的淋漓尽致!

再看睚眦必报的小人羊斟。《左传》中战争的胜败原因多种多样,但宣公二年所记的郑国同宋国的战争,宋国失败的原因则显得很可笑,失败的原因是后补入的,其关键人物是此战中宋国主帅的御者羊斟。

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

仅仅因为一顿羊肉没吃上,便在战争这样一件涉及到国之生死、民之存亡的大事上喊着号子发泄个人私愤,无怪乎其后《左传》动用君子之口说其“不像个人”并引《诗》评价其为“人中间的坏人”,这实在是个胸无大志、睚眦必报的典型小人形象。

最后简要说说玩物丧命者子臧。《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还记载了一个因衣着不合适而被杀的奇特人物子臧。从其被杀之事记录的精短及后面长长的“君子曰”并引《诗》引《夏书》对其进行评价来看,《左传》记述这一人物主要目的当是以其事来说明“想称”之礼的,但我们这里想强调的是他的死因,“好聚鹬冠”而为郑伯所恶并诱而杀之。这个子臧逃亡以后不是如重耳等人企图东山再起,而是沉迷于收集鹬毛冠,似乎是有些淡泊名利的雅趣的,却没想到招来了杀身之祸。我们说,这段文字也当是比较早的关于收藏的记录。

二补叙、插叙及预言与《左传》的“布局谋篇”

《左传》中补叙和插叙的内容很多,我们不排除其中部分补叙和插叙是作者随时有更新更好的材料而随机插入、补入的,但从《左传》文本看,更多的补叙插叙在文中所起的作用,是使故事更加的完整,为了使读者更全面的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及来龙去脉。

如文公十四年记载的楚公子燮和子仪两个人发动叛乱及被杀的事。

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乱,城郢而使贼杀子孔,不克而还。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将如商密。庐戢梨及叔麋诱之,遂杀斗克及公子燮。

初,斗克囚于秦,秦有殽之败,而使归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乱。

这两段文字要记录的中心内容是公子燮和子仪两个人发动叛乱并被杀,但如果只记录子孔等将攻舒蓼而留二人守城他们就发动叛乱,这个叛乱似乎来的太突然也缺乏根据,于是作者在后面补入了子仪在被秦国囚禁(原事见僖公二十五年)时为秦楚媾和作出贡献但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公子燮要求做令尹也没有成功的事,使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了公子燮和子仪发动叛乱的原因。

襄公二十年在所记的“蔡陈之乱”后面的补叙则是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此时当是晋楚争霸之时,陈、蔡两国内部对于该倒向争霸的哪一方颇有不同意见,导致蔡国杀了亲近晋国的公子燮,陈国的公子黄也逃亡到楚国(去申辩自己的立场)。通过补叙,我们即从蔡文侯对此事所持立场明白了亲晋还是和楚之矛盾由来已久,又从《春秋》对上述两个事件态度和作者的叙述倾向上了解了事件的大致是非,这使我们对蔡公子燮之被杀与陈公子黄的逃亡两件事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在上述补叙的最后部分还记录了公子黄在出逃前的一段预言,在补叙、插叙之中带有预言的现象在《左传》中也较多出现,所以我们把补叙、插叙及预言对《左传》布局谋篇的功用合于一处论述。而关于补叙、插叙及其中的预言对布局谋篇的作用,在前文中曾做过较详细探讨和举例,这里仅简单补举一例,不做具体分析。

原文见于僖公五年:

初,晋侯使士蒍为二公子筑蒲与屈,不慎,置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让之。士蒍稽首而对曰:“臣闻之,无丧而戚,忧必仇焉。无戎而城,仇必保焉。寇仇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忠与敬,何以事君?《诗》云:‘怀德惟宁,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焉用慎?”退而赋曰:“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

这是在晋国已经发生内乱并杀死太子申生以后的一段插叙,以筑城之事为由引出动乱地点,并借士蒍之口及所赋之诗的预言将晋诸公子之乱的事串联起来。

三《左传》叙事切入点与女色之祸

补叙与插叙的恰当运用使《左传》所叙事件更加完整并显得离奇曲折、富有悬念,同时我们说,顺叙一个事件如果选择了一个好的切入点,同样可以使整个叙事显得新颖别致、引人入胜。《左传》在顺叙事件的时候,就非常注意切入点的选择问题,使得其叙事全无转述历史的简单乏味。在《左传》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仅列几个以女色之祸为切入点的事例加以简单说明。

我们所熟知的《左传》开篇的第一个故事“郑伯克段于鄢”的起因,《左传》是这样叙述的:“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我们看到,共叔段后来之所以会发动叛乱,与其母武姜先是“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并进而在郑庄公即位后“为之请制”、“请京”,还在其发动叛乱时“将启之”这一系列行为是密不可分的。而武姜所以这样纵容公叔段,只是因为其生郑庄公的时候难产而受到了惊吓。

如果只是由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一个女人身上,就说是女色之祸,似乎把女色之祸的范围定得太宽泛了,那就看下面的随手可掬的诸多事件:

隐公四年卫国的公子州吁弑卫桓公而自立为国君的原因是其母亲的得宠并子以母贵,记述在隐公三年:“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

桓公二年所记宋华父督弑其君宋殇公及杀大臣孔父的直接诱因是因为华父督对孔父妻子美色的垂涎,记录在桓公元年及二年:“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

桓公三年所记芮伯万被其母驱逐到魏城是因为其母嫌其宠姬太多,“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庄公十四年楚国灭亡息国是由于息妫的美好,“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

闵公二年鲁闵公被共仲所弑,同闵公母亲的姐姐哀姜同共仲私通并想立共仲为国君关系也极大,“闵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齐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闵公之死也,哀姜与知之”。

文公十八年齐懿公被弑与夺人妻子有关,“齐懿公之为公子也,与邴蜀之父争田,弗胜。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蜀仆。纳阎职之妻,而使职骖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蜀以扑抶职。职怒。曰:“人夺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伤!”职曰:“与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谋弑懿公,纳诸竹中”。

其后如成公十七年的“齐国之乱”、襄公二十一年的“乐氏及晋之乱“、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被弑”都与私通相关,因私通而起,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那么,这么多的“弑君”与“国乱”事件,《左传》都将原因归咎于女色之祸,使我们无法不怀疑其记述的真实程度,有这样巧合吗?对上述事件的过程细做考察,我们发现,实际上女色之祸很多都是《左传》主观上将其作为叙事的切入点的,而并非事件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或真实原因。

如前面所说的“宋华父督弑其君并杀大臣”之事,《左传》在顺叙记录了女色之祸之后,另有“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的文字说明。我们看到,宋殇公好战,百姓不能忍受才是这次弑君的真正原因,而且,我们发现,华父督还曾经为此事做过舆论铺垫,这基本上可以定性是一件有预谋的案件。

如上我们从三个方面简要论述了《左传》叙事的布局谋篇问题,从文学演进的角度,《左传》则是横亘于上古神话与戏剧、小说之间的史传文学的奠基之作,其在叙史方法、结构选材等方面都对史传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史学之外的文学解读,是我们进行《左传》研究时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中华书局,1981.

[2]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M].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

[3]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中华书局,2004.

《左传》语言特点的探讨 篇7

《左传》原名《春秋左氏传》, 是通过对《春秋》原文进一步解释补注历史事件原委的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传统上的作者是左丘明, 目前争议较大。但无可否认的是《左传》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著作, 古人西晋时注解《左传》的杜预早就有评价:“左氏之传, 史之极也, 文采若云月, 高深若山海。”作为春秋三传之一, 它的题材范围非常广, 包括了王室, 鲁史, 诸侯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蓝本, 描述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方面的内容。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左史记言, 右史记事”的制度, 《左传》冲破传统的束缚, 采取言事相间的手法来描写史实, 这就使《左传》的语言, 表现出与《尚书》、《春秋》非常不同的特色。应该说《左传》的语言既是历史的语言, 也是散文的语言, 又夹杂着小说的语言。苏轼说:“意尽而言止者, 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 尤为极致, 如《礼记》、《左传》可见。”《左传》的叙事方法、塑造人物和纯熟精美的语言, 善于以简洁的笔触记叙复杂的历史事件, 特别是善于描写战争;善于以简约的语言描绘人物的动作细节和内心活动, 刻画人物栩栩如生。为后世史传文学、小说、诗歌、戏剧的创作提供了艺术参考, 影响较为深远。

二、凝练、朴实、含蓄、生动的叙述语言

《左传》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很大, 尤其是语言上的成就, 对后世行文语言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左传》内容十分丰富, 措辞却十分凝练, 因为该书整体语言表现出善于描写事件的特点, 能简洁精准的使用语言, 将繁琐复杂的历史事件表述的非常清晰, 并且生动传神, 极富文学色彩。尤其是对春秋的几次规模战争的描写, 将《左传》的语言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左传·庄公十年》一篇中对长勺之战的描述, 整篇文章不过二百多字, 但却是言简意赅, 将情节表述的波澜起伏。并通过细节、动作、人物对话等使事件更具有故事性。通过简洁的笔墨勾画出人物内心, 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是经过严谨清晰的叙述, 绝不孤立地描写战争事件, 使人从中得到学习和总结。又如中学课本中选用的《曹刿论战》, 叙述了春秋时代齐鲁两国在长勺的一次战争, 说明取信于民是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歌颂了曹刿的政治军事才能, 长勺之战是以弱胜强的有名战例。曹刿与庄公对话, 言辞简短, 语气铿锵, 符合当时的气氛, 在战争结束后语气变得从容, 前后环境和境遇不同, 口吻也会不同, 极为生动, 行文跌宕多姿, 语言精炼。由于大量的运用比喻等修辞, 是很多语言演变为现在的成语, 如“唇亡齿寒”、“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风马牛不相及”等都是来源于这部《左传》。

三、人物语言贴切而丰富, 极富表现力

《左传》的特色语言的第二个方面就表现在描写人物的语言非常贴切人物所处的环境、身份以及事件的情况。《左传》人物语言成为叙事中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 通常很少进行外表的静态描写。往往会通过在事件中的言论, 丰满人物性格, 塑造人物形象。因此, 《左传》里的对话都是个性非常明显, 根据具体环境而选择不同的语言加以表达。又如:郤克伤于矢, 流血及屦, 未绝鼓音, 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 而矢贯余手及肘, 余折以御, 左轮硃殷, 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 苟有险, 余必下推车, 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 在吾旗鼓, 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 可以集事, 若之何其以病, 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 固即死也。病未及死, 吾子勉之。”左并辔, 右援桴而鼓, 马逸不能止, 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 三周华不注。对话中充分的表现了当时的情境。《左传》中所记人物语言大致可分为独白和对话两种。其中“独白”又可以分为外部言语 (对人讲的) 和内部言语 (对自己讲的、心理活动) 。《郑伯克段于鄢》:集中描述了郑庄公家庭内讧的历史。这篇散文叙述了统治阶级家庭内部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情形, 暴露了他们自私虚伪和贪婪狡诈的本质。故事脉络清晰, 人物刻划尤为鲜明生动。结构完整, 对话简洁。结合《左传》中的人物, 他们的“独白”的内容, 有一般的公事用语, 如朝聘、盟约场合的策命、辞令, 有评论性的赞语、詈语等。书中人物的“对话”更是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有卿士大夫间的娓娓交谈, 有委婉的驳难, 有针锋相对的论辩, 也有据理陈情的说辞。并且在对话中总是出现总结叙述, 对战事事件进行归纳, 口述历史, 口语化特征明显。

四、极具逻辑理性和说服力的外交辞令

《左传》里所记述的语言, 大部分是人物对白、外交辞令和谏说议论等。人物的对话具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特点, 文中通常用个性化的语言, 来塑造人物的丰满形象。例如郑庄公对话公叔段, 文中用了“多行不义必自毙, 子姑待之”, 非常贴切的将郑庄公老谋深算、虚伪阴险人物形象塑造起来, 非常立体化, 人物形象非常丰满。《左传》对描写行人辞令尤为突出, 例如宣公三年王孙满论鼎至轻重, 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对晋人征朝等等。有的篇幅委婉迂回, 有的措辞激昂, 往往都能够根据事件和人物准确的抓住主要矛盾, 逻辑清晰用语规范, 理性透彻。比如文中描写一些弱国使臣面对强国的外交辞令, 总是充满机警和智慧, 不卑不亢。文中极富文采的外交辞令, 很明显是经过作者的加工和揣摩, 论证严谨, 论据丰富而有典型, 行文更加的凝练, 非常具有感染力。《左传》善于外交辞令和议论、谏说之辞, 是历来为后世所称道的。例如书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僖公四年屈完对齐侯, 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秦师, 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 宣公三年王孙满论鼎至轻重, 成公二年国佐对郤克, 成公三年吕相绝秦, 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对晋人征朝, 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毁馆垣答士文伯等等。语言风格变化万千, 时而委曲婉转, 陈述利害, 时而辞气激切、语挟风霜。能够非常准确和紧密的抓住矛盾的中心, 从分析利害为切入, 说理透彻、逻辑清晰、语言优雅。这样的描写大部分都是经过用心凝练而成, 在形式上呈现委婉典雅、内涵上深刻犀利而又极富文采的特点, 针对性强, 论题集中, 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左传》的外交辞令行文巧妙多变, 生动富有表现力。主要表现在语言时而谦和委婉, 刚柔相济, 时而雄辩阔论, 针锋相对, 有时正话反说, 有时引经据典。如《秦晋之战》, 记述了战国时代秦晋间争夺霸权的一次大战的前后经过, 通过蹇叔哭师和秦师骄纵轻狂的描写, 指出了秦军失败的必然性。人物形象鲜明, 从人物言行中写出了生动的个性, 精心构思, 结构浑然一体, 外交辞令巧妙精美, 内涵丰富深刻。《左传》无论记事记言, 都能言简意赅, 韵味悠深。它的辞令非常优雅, 运笔灵活, 变化万千, 却理性而意蕴丰富。

五、结语

总之, 《左传》的语言艺术的特点是非常突出的, 它紧紧把握着当时的社会背景, 展现了不同环境下的求同存异, 语言凝练、朴实、富有表现力, 通过语言塑造人物和外交辞令的运用使得该部作品至今仍旧散发着恒久的魅力。

摘要:《左传》是中国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 它以其简洁、精炼的语言特色, 体现出它的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一部历史著作的语言艺术包含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 本文通过对《左传》语言背景、叙述语言、对话语言和外交辞令分析, 探讨左传的语言特点。

关键词:左传,语言,特点,凝练,外交辞令

参考文献

[1]鲁毅.左传考释[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9

[2]褚斌杰, 谭家健.先秦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3]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M]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9

[4]王叔岷.左传考校[M]北京:中华书局 2007.7

《左传》叙事手法研究——倒叙 篇8

一、以“初”领起的倒叙

根据叶绍钧《十三经索引》统计, 整部《左传》, 用“初”字领起的追叙有99例之多[3]。在这些倒叙中, 往往都是叙事学上所称的内部倒叙, 其“叙述开端时间之后的故事”[4]。并且其多数都是用来对当前叙述的某个人物或事件的前缘解析。比如《宣公二年》:

秋, 九月, 晋侯饮赵盾酒, 伏甲, 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 趋登, 曰:“臣侍君宴, 过三爵, 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 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 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初, 宣子田于首山, 舍于翳桑, 见灵辄饿, 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 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 未知母之存否, 今近焉, 请以遗之。”使尽之, 而为之箪食与肉, 置诸橐以与之。

在激烈的打斗中, 突然用倒叙的手法引出灵辄, “既而与为公介, 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使赵盾逃出晋灵公的伏击。此倒叙, 不仅舒缓了紧张的局面, 也为赵盾能逃出被击杀而给了更充分的理由, 增强了赵盾的人格魅力。

而有一些以“初”字领起的倒叙是叙事学上所谓的外部倒叙, 其“叙述的是开端时间之前的故事”[4]。比如《隐公元年》:

初, 郑武公娶于申, 曰武姜, 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 惊姜氏, 故名曰寤生, 遂恶之。爱共叔段, 欲立之。亟请于武公, 公弗许。及庄公即位, 为之请制。

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郑庄公生于郑武公十年 (公元前757年) 与《左传》的开头时间鲁隐公元年 (公元前722年) 时间倒叙了三十六年之久。这段倒叙为下面故事“郑伯克段于鄢”的开展作了很好的铺垫。同时在《左传》中, 所有用“初”字领起的段落有的学者认为并不都是倒叙, 也有“插叙”和“补叙”的功能, 但如果说都是“倒叙”也是可行的。

二、以时间副词“昔”领起的倒叙, 其多属于外部倒叙

比如《襄公十四年》:

将执戎子驹支, 范宣子亲数诸朝, 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 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寒来归我先君,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 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 盖言语漏泄, 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 尔无与焉。与, 将执女。”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 贪于土地, 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 谓我诸戎, 是四岳之裔胄也, 毋是剪弃。赐我南鄙之田, 狐狸所居, 豺狼所嗥。我诸戎除剪其荆棘, 驱其狐狸豺狼, 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 至于今不贰。昔文公与秦伐郑, 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 于是乎有殽之师。晋御其上, 戎亢其下, 秦师不复, 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 晋人角之, 诸戎掎之, 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 晋之百役, 与我诸戎相继于时, 以从执政, 犹殽志也, 岂敢离逖?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 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 贽币不通, 言语不达, 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 亦无瞢焉。”赋《青蝇》而退。宣子辞焉, 使即协会, 成恺悌也。

将“昔”字领起的几段倒叙完全地融在顺叙之中, 虽然用俗话讲有“翻小肠”之嫌, 但一场激烈的论辩却将范宣子与驹支的形象凸显出来, 也使一场外交争论在叙往事中将是非曲直道尽。范宣子的一句“来!姜戎氏!”就如同此人物在眼前般召唤。这段叙述, 能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一般感受到现场的气氛, 犹如其声在耳畔。这种倒叙就如同支持论点的论据的例子一样, 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再如《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回答宣公为何逐莒仆一段话: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 齐、圣、广、渊、明、允、笃、诚, 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忠、肃、共、懿、宣、慈、惠、和, 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 世济其美, 不陨其名。以至于尧, 尧不能举。舜臣尧, 举八恺, 使主后土, 以揆百事, 莫不时序, 地平天成。举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 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 内平外成。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 掩义隐贼, 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 是与比周, 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 毁信废忠, 崇饰恶言;靖谮庸回, 服谗搜慝, 以诬盛德, 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 不可教训, 不知话言;告之则顽, 舍之则嚚, 傲很明德, 以乱天常, 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此三族也, 世济其凶, 增其恶名, 以至于尧, 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 贪于饮食, 冒于货贿, 侵欲崇侈, 不可盈厌, 聚敛积实, 不知纪极, 不分孤寡, 不恤穷匮, 天下之民以比三凶, 谓之饕餮。舜臣尧, 宾于四门, 流四凶族, 浑敦、穷奇、梼杌、饕餮, 投诸四裔, 以御螭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 同心戴舜, 以为天子, 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 曰“慎徽五典, 五典克从”, 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 百揆时序”, 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 四门穆穆”, 无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 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 去一凶矣。于舜之功, 二十之一也, 庶几免于戾乎!

这样一段几乎是总结性的倒叙将春秋时期的理想化的事君之礼叙述了出来。笔者认为在这段叙述中, 作者本身对此事的看法也体现了出来, 就是“举十六相、去四凶也”。用一组对比的叙述“有才子”与“不有才子”道出理想的社会纲常“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 内平外成”及为恶的典范“浑敦、穷奇、梼杌、饕餮”。这段倒叙也可以讲是“寓论断于叙事”的先河, 能给人以聩耳发醒之感。这两段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也有大致记载, 也是作为一段倒叙来表现舜的才能。

三、以明显的叙事时间为排列顺序的倒叙, 其多为内部叙述

比如《隐公六年》:“五月庚申, 郑伯侵陈, 大获。往岁, 郑伯请成于陈, 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 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 郑何能为?’遂不许。”在此段中, “往岁”一词, 就倒叙出郑伯缘何侵陈的原因。

四、有些倒叙是不加任何时间上的标志而直接叙述

比如《宣公十年》:“夏, 齐惠公卒。崔杼有宠于惠公, 高、国畏其逼也, 公卒而逐之, 奔卫。”在此段叙述中, “崔杼有宠于惠公”无疑是说在惠公生前, 崔杼是很得宠的, 无人感迫害他, 而一旦惠公没了, 崔杼的倒霉日子也就到了, “逐而奔卫”。此一句倒叙就把崔杼何以被逐的前后因果关系全部写明了。再比如《襄公七年》:

郑僖公之为太子也, 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 不礼焉。又与子丰适楚, 亦不礼焉。及其元年朝于晋, 子丰欲诉诸晋而废之, 子罕止之。及将会于鄬子驷相, 又不礼焉。侍者谏, 不听;又谏, 杀之。及鄵, 子驷使贼夜弒僖公。

看此段之倒叙, 我们会很清楚地知道郑僖公为何能够被弑:为太子时不礼于晋楚;当政后, 朝于晋, 其臣子就想废掉他;而后于诸侯盟又不礼;侍者谏, 不听且杀之。这样就将僖公于国内国外都不好的人际关系用简短的几句话概括了出来, 其被废掉或杀掉是早晚的事。国内不得臣民之心, 国外又无同盟之势, 其何能为国君!

《左传》中, 倒叙的情形很多, 其这种打破常规的叙述不仅为了弥补顺时叙述的不足, 同时也是作者对历史进行记述时, 主动参与的表现。同样的一件历史事件, 不同的剪裁、布局、谋篇以及材料的应用, 都会使读者产生不同的体验。在这种叙述中, 必然包含着作者的用意在里面, 作者的褒贬、臧否、好恶也必然存在于其中。

摘要:倒叙虽不能说起源于《左传》, 但《左传》作为最早应用此法之一的叙事作品, 还是被公认的, 其用法在《左传》中已经很成熟。《左传》中倒叙的情形很多, 其打破常规的叙述不仅为了弥补顺时叙述的不足, 同时也是作者对历史进行记述时, 主动参与的一个表现。

关键词:《左传》,叙事,倒叙

参考文献

[1][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汪依群,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37.

[2][清]王源.左传评[M].济南:齐鲁书社, 1997.

[3]叶绍钧.十三德索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3:381-383.

《左传》“好发预言”之成因辨析 篇9

一.发挥劝惩功能

《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说, 孔子针对春秋时“礼崩乐坏”的现实, 编定《春秋》, 寓说理于叙事之中, 表达出来强烈的褒善贬恶的政治倾向性。《左传》继承了这一传统, 借叙事特别是叙事中的那些繁多而又灵验的预言, 表达出作者维护宗法礼制和提倡敬德保民的政治倾向。请看例文:

例1.宣公三年, 楚庄王率部队在周朝的境内演兵示威, 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王, 楚庄王心怀叵测地询问王权象征的周鼎多大多重, 王孙满义正辞严地说:

“成王定鼎于郏鄏, 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 天所命也。周德虽衰, 天命未改, 鼎之轻重, 未可问也。” (左丘明著、李维奇等注, 左传, 岳麓书社, P243页, 以下凡引例文, 如未特别注明, 均据此书, 引用时仅注明页码)

作者纂入这则预言, 目的就是要震慑像楚庄王之类的霸主。但如果仅是“托之空言”, 乱臣贼子不一定会“惧”, 因此, 他假托了这么一个预言, 告诫那些跃跃欲试问鼎中原的诸侯们, 你们的文德、武功能否与文王、武王、周公相提并论, 能否得到上天的福佑?事实上, 整个春秋时代, 甚至延及战国中后期, 许多赫赫有名的霸主, 如齐桓、晋文, 包括后来的秦惠王, 即使称霸诸侯, 仍然要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可见, “王道之大者”当时至少在名义上还是被维护的。

例2.僖公四年:初, 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 卜之, 不吉;筮之, 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 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 攘公之羭。一薰一莸, 十年尚有臭。必不可。”弗听, 立之, 生奚齐, 其娣生卓子。 (P116)

这则预言很快应验:太子申生被谗杀, 公子重耳、夷齐被逐, 僖公九年, 公子奚齐、卓子连续被杀, 僖公二十四年, 重耳杀了晋怀公, 历经十九年的骊姬之乱方告平复。晋国公室这场自相残杀的祸乱的根源在哪里呢?在于晋献公专宠骊姬、废长立幼、听信谗言, 这都是违反封建宗法制和德教的致乱之源。作者纂入这则预言, 就是要用这场“十年尚有臭”的的惨剧从反面说明坚持礼制的重要性。

例3.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 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 其在《周易》丰之离, 弗过之矣。”间一岁, 郑人杀之。 (P249)

在这里, 王子伯廖根据郑公子曼的“开口要官”的言论、行为, 引用《周易》丰卦变离卦 (指丰卦上六) 爻辞, 预言他活不过三年, 结果应验。这则预言用意在说明贵族、官员要有德行, 要清廉爱民, 不能贪得无厌的道理。

这一类的预言在《左传》中占比最高, 都是作者为强调“尊礼、敬天、重德、保民”的政治倾向而搜罗、设立的事据, 既是对《春秋》“微言大义”劝惩功能的张扬, 也开创了战国策士、诸子百家设事论理的先河。

二.制造政治舆论

《左传》中有一部分预言如果从维护君权的角度看, 实在是有些大逆不道, 先请看例文:

例4.闵公元年:晋毕万因战功被封为魏大夫。

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 盈数也;魏, 大名也。是以始赏, 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 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 以从盈数, 其必有众。”

初, 毕万筮仕于晋, 遇屯之比。辛廖占之, 曰:“……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孙, 必复其始。” (P103)

例文围绕毕万被封发出了两个预言, 都是就毕万后人要登上大位。到公元前403年, 毕万的后人魏斯正式被周王册封为魏文侯。

例5.庄公二十二年, 陈国发生内乱, 太子御寇被杀, 陈公子完 (敬仲) 逃亡到齐国, 受到齐桓公礼遇。随后《左传》补叙了两则预言:

初, 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 曰:“吉。是谓‘凤凰于飞, 和鸣锵锵。有妫之后, 将育于姜。五世其昌, 并于正卿。八世之后, 莫之与京。’”

……敬仲。其少也, 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 陈侯使筮之, 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 利用宾于王’……其在异国……在其子孙……陈衰, 此其昌乎!” (P89)

陈完的后代田成子, 在公元前481成为齐国正卿, 封邑比齐平公还大。到公元前404年, 田和代齐称齐太公, 真的“莫之与京”了。

以上预言都是预测新兴贵族将要成为一方诸侯的。这在君权神授、君权至上的封建时代, 卿大夫觊觎君位, 不仅不合礼制, 而且也很危险。如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就是因为公叔段挑战他兄长郑庄公的权威。

既然对于君位是亲兄弟都不能相让, 为什么晋君和齐君却那么宽容有着“狼子野心”的异姓臣下在自己的“卧榻旁”“坐大”呢?其实, 这并不是他们大度, 而是因为这些预言并不是真正的事前之预, 而是事后之补。也就是说, “毕万之后必大”、“有妫之后, 莫之与京”应是在魏文侯、田成子之流势焰涨天的时候才敢放出的“狂言”, 其目的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僭越”乱扯“天道”的依据罢了。就像陈胜要起事了, 头天晚上唤人把一块写有“大楚兴, 陈胜王”的布帛放到鱼腹中, 假借“天意”一样。有人认为《左传》很偏向魏、齐, 作者可能是跟魏、齐特别有关系的吴起。其实, 晋、楚, 鲁、郑、卫等国也有类似的预言或传说。如僖公十七年晋卜招父与其子卜惠公梁赢孕曰, “将生一男一女……男为人臣, 女为人妾”, 未必真的怀公的命就那么苦, 只不过是为文公夺其位、要其命而制造出的“抹黑政敌”的舆论。因此, 很多预言我们都能感到明显偏向掌握话语权的一方的, 其实都是为新兴贵族爬上权力峰巅而作的舆论宣传。

三.丰富叙事手法

《左传》中还有些预言, 主要是为了设置悬念、丰富叙事, 前伏后应, 一线串珠。仿佛作者已经开始注意到受众的阅读心理, 有意把流水账般的历史叙事, 表达得更有条理和趣味一些。曾有人评《左传》说, “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 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 (徐江宪主编, 《中国历史未解之迷》)

例6.成公十六年: (六月, 晋楚遇于鄢陵) ……公筮之, 史曰:“吉, 其卦遇《复》, 曰, ‘南国蹙, 射其元王, 中厥目。’国蹙王伤, 不败何待?”公从之。 (P328)

鄢陵之战是《左传》着力较多的篇章之一, 战前笔者已从兵力、信心、斗志、德行、谋略等方面进行详细的铺垫, 再加上这一预言, 提示战局发展趋势。战斗进行中, 作者又加入一则“吕锜射月”的梦占预言, “瞻前而顾后”, 战斗中, 吕锜一箭射中楚共王的眼睛。结果, 楚国苦战不胜, 加之中军主帅子反军中大醉, 部队失控, 共王只好撤军回楚。

在这里, 两则预言一再强调“射王中目”, 揭示出整个战争的发展趋势和楚国失败的原因;它们还犹如“串珠之线”, 将谋划、战斗、插曲、结局等都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而且, 吕锜明知必死而依然弯弓射王、养由基一箭毙敌等, 都为浩大的战争场面增添了许多英雄的特写, 使故事情节更加丰富引人。

例7.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 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 曰:“男也, 其名曰友, 在公之右;间于两社, 为公室辅。季氏亡, 将鲁不昌。”又筮之, 遇大有之乾, 曰:“同复于父, 敬如君所。”及生, 有文在其手, 曰“友”, 遂以命之。 (P105)

这则预言说成季将成为鲁国公室的首辅, 他的家族如果不在, 鲁国就要衰弱了。围绕这一预言, 作者作了很多的铺垫和照应。

如前此的庄公三十二年, 成季为了立庄公宠爱的公子般, 用毒酒毒死了三哥叔牙。闵公二年, 大哥庆父谋弑侄儿闵公, 他又立了庄公庶子公子申为僖公, 并再逼庆父自缢。

后此的有成季受封费大夫而且当了上卿。他相僖公, 执政多年, 把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成季之后, 季孙氏日益强盛。季文子、武子、平子三人辅佐鲁国文宣成襄昭定六位国君。在僖公至哀公的191年中, 约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季氏在独专国政。昭公二十六年, 昭公为季平子威逼出奔, 三十二年, 客死于乾侯。

我们可以看到, 上例预言几乎串联起鲁国200年的历史。宋代吕大丰在《春秋五论》中说:“凡被弑之君, 必先显其无道之迹;凡战败之师, 必先露其散乱之状;凡覆亡之国, 必先表其衰腐之兆;凡显达之人, 必先扬其非凡之相, 吉凶未至, 先有了或吉或凶的预兆。”《左传》中, 经常通过预言的叙述, 设伏、照应, 起到“草蛇灰线”的作用, 为后代的史书、小说等开创了曲折叙事的范例。

四.立体刻画人物

《左传》中还经常借助预言来多方面刻画人物。

例7.昭公四年:楚子问于子产曰:“晋其许我诸侯乎?”对曰:“许君……”王曰:“诸侯其来乎?”对曰:“必来。从宋之盟, 承君之欢, 不畏大国, 何故不来?不来者, 其鲁、卫、曹、邾乎!曹畏宋, 邾畏鲁, 鲁卫逼于齐而亲于晋, 唯是不来。其余, 君之所及也, 谁敢不至?” (P527)

楚灵王想大会诸侯, 又担心诸侯们因为害怕晋国而不赴会, 于是他和陪同郑简公前来朝聘的子产发生了这番谈话。果然, “夏, 诸侯如楚, 鲁、卫、曹、邾不会”——很快印证了子产的分析。这里用预测应验的事例, 从侧面表现出他远见卓识、料事如神的智慧, 以显其“诸侯之良也”的特殊身份。

例8.宣公四年:初, 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 子文日:“必杀之。是子也, 熊虎之状, 而豺狼之声, 弗杀, 必灭若敖氏矣。”子良不可……秋七月戊戌, 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遂灭若敖氏。 (P246)

这是一个典型的以貌取人的预言, 即根据人物的形状、像貌、声音等预测人物的命运。虽然它的可信度很低, 特别是当被测者还是一个没有任何社会阅历的婴儿, 就断定其未来的命运, 很有点天方夜谈。但《左传》开始尝试由表及里全方位刻画人物, 为后世文人叙事写人, 甚至是相面知人作了有益的探索。

例9.哀公十七年:卫侯梦于北宫, 见人登昆吾之观, 披发北面而噪曰:“……余为浑良夫, 叫天无辜。”……卫侯贞卜, 其繇曰:“如鱼赪尾, 衡流而方羊, 裔焉大国, 灭之将亡。阖门塞窦, 及自后逾。”

此前, 卫庄公因建成一座刻有虎兽纹的小木屋, 要寻找一位有好名誉的人和他在里边吃第一顿饭。于是找到浑良夫, 但因他没有解下佩剑就吃饭, 太子就杀死了他。这个预测是因梦而占, 很快应验。十一月, 卫庄公因国卿发难, 逃到戎州被己氏杀了。

通过梦兆预测, 揭示卫侯作恶之后“心生暗鬼”的抑郁心理和“作恶之人必有余殃”的道理, 这应是比较早的一例无意识心理活动分析的案例吧。

五.夸耀专业技能

“好发预言”, 从某种程度上说, 是我国卜史职官的一个特点。他们掌握前朝或当代的许多典籍, 了解当前形势和宫帏秘事, 占领信息高地, 又担负着拾遗补阙、卜筮决疑的重任。那么, 评价历史得失, 预测未来发展, 是他们的份内之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表明他著《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又因为, 古代很多预言都要借助卜筮这种“天人感应”的方式作出, 而卜筮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我国古代的史官、卜官, 往往都是父子相继, 有家学渊源, 一般人很难染指。为维护他们的职业地位以及在君上心目中的价值, 他们往往也很乐意于故作高人之论, 显示自己鉴往知来的能力。

例10.昭公九年:夏四月, 陈灾。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 封五十二年而遂亡。” (P556)

考之陈亡复封的历史, 基本吻合这一预言。这当然不是说, 裨灶的预言多么灵验, 这“实为后代史家所撰” (李维奇等注《左传》, P556) 。那么, 作者纂入的意图是什么?除了为田氏在齐得政、楚灭陈作伏应外, 还有一点就是炫耀他们的专业知识, 邀君上宠信。

例11.昭公十年春: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 戊子, 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 姜氏、任氏, 实守其地, 居其维首, 而有妖星焉, 告邑姜也。邑姜, 晋之妣也。天以七纪, 戊子, 逢公以登, 星斯于是乎出, 吾是以讥之。” (P557)

又是这个裨灶。果然, “戊子, 晋平公卒。”这是根据星座运行或特殊气象、风物来设预的一种方式, 古人似乎经常玩这游戏, 《三国演义》中还经常有“夜观星象”的描写。通过观天象, 能够算出晋平公死在哪一天?就是现在最权威的大夫, 利用最先进的仪器, 针对晚期的癌症病人, 都不能准确判断。作者采用这样的材料, 无疑是职业的偏爱, 故意“神乎其技”而已。

当然, 也不是说他们所有的预言都毫无道理, 有时, 因为他们的信息优势, 也能作出一些很合逻辑的判断。如僖公二十五年卜偃卜筮晋侯勤王, 他的断词与谋臣狐偃不谋而合, 很有可能他的断词也是基于对形势的理性分析。

以上, 我们着重从五个方面分面分析了左氏“好为预言”的原因和作用。针对左氏预言, 后人的评价有褒有贬。欣赏者以为, “工侔造化, 思涉鬼神, 著述罕闻, 古今卓绝” (唐刘知己《史通·杂说上》) 。批评者说, “左氏艳而富, 其失也巫” (晋范宁《谷梁传序》) 。我们应该客观分析, 力图尽可能地对其作出正确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周晶纯.《左传》人物祸福预言类型考论[J].龙岩学院学报:2008, 26 (5) , 70-74.

[2].薛亚军.《左传》梦占预言述论[J].阴山学刊:2001, 14 (1) , 14-20.

[3].金景芳.周易讲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春秋左传读本》标点勘误一则 篇10

王伯祥先生所著《春秋左传读本》是研读春秋史的入门书籍, 近读“宣公十七年·韩厥梦子舆”一节, 描述齐晋鞍之战的场景。其中有“綦毋张丧车, 从韩厥曰‘请寓乘, 从左右’。皆肘之, 使立于后”几句, 从史实背景、语法结构和逻辑关系三方面分析, 此处断句不当。

公元前592年, 晋景公命郤克出使齐国, 恰逢鲁、卫、曹三国使节同时访齐, 而他们四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齐顷公却为博得母亲一笑, 派残疾人为四人驾车以奚落之, 是为“登台笑客”。以郤克为首的四国使臣自此怨齐, 相约报仇。三年后, 即公元前589年, 齐军攻鲁, 执掌晋国的郤克为一雪前耻, 率栾书、韩厥引兵车八百乘, 协同卫国援魯, 晋、鲁、卫联军与齐军会战于鞌之地。

韩厥为晋之司马, 鞌之战晋军重要将领之一。临战前夜,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境中:韩厥已经去世的父韩子舆托梦于他, 告知明日交战之际, 切不可站于战车的左、右两侧。春秋时期的车战规则是:“自非元帅, 御者皆在中, 将在左”[1]。韩厥作为将领, 本当立于车左, 利用弓箭射杀敌人, 指挥战车进退。但因父亲在梦中示警, 临战之际, 韩厥不敢再立于战车的左、右, 而是居中充当御者。鞌之战打响后, 韩厥驾车追击敌人齐顷公。战斗中, 齐顷公的御者邴夏发现:韩厥所乘战车的人员配置不同寻常, 车左并非将领, 反而驾车的御者韩厥才是晋军将领。邴夏告于齐顷公射杀居中驾车的韩厥。顷公以为不义, 仅仅射杀了韩厥的车左与车右, 遂暗合子舆梦中所言。恰逢晋国大夫綦毋张失去了自己的战车, 请求搭乘韩厥的战车。

《春秋左传读本》的断句方法是:

綦毋张丧车, 从韩厥曰:“请寓乘, 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韩厥俛定其右。

在传世较早的南宋庆元六年绍兴府刻《春秋左传正义》中, 上述文字记为:

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2]

笔者认为, 王伯祥的断句方法有待商榷。此处, 王误将“从左右”认作綦毋张所说的话。正确的断句方法是, 应将此句与下文的“皆肘之”, “使立于后”相连, 改为“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 皆肘之, 使立于后。”

首先, 从史实背景分析。若“从左右”出自綦毋张之口, 实为冗语。车战是以战车配合三名兵卒进行作战, 一人为车左 (甲首) , 以弓射敌;一人为车右 (戎右) , 持矛戈等长柄武器杀敌, 兼搬挪障碍物;御者居中驾驭;可谓各司其职。西周以来, 周王室确立了各项礼乐制度, 乘坐兵车亦有礼可循:主帅所乘之战车, “驭者在左, 戎右在右, 将帅居中”;士卒所乘之车, “左人持弓, 右人持矛, 中人御。”[3]齐顷公射杀了韩厥的甲首和戎右, 韩厥的战车上既无控弩之士, 亦失操矛之人, 空留御者, 当何以图敌?故綦毋张登车之后, 不是作为甲首, 就是充当戎右, 不存在第三种可能性, 故不必在登车之前事先声明。

其次, 从语法结构分析。将“从左右”理解为綦毋张之语, 会造成“皆肘之”、“使立于后”两句的主语指代不明。按王的方法断句后, 文意变为:“綦毋张失去战车后, 请求登上韩厥之车, 立于他左右。都用肘击之。使站在他的后面。”如此一来, 致使“皆肘之”, “使立于后”两句的主语不清:既不知道“肘”这一动作的发起人是谁?也不清楚受到肘击的人是谁?更不清楚使谁“立于后”?造成逻辑混乱。

下面尝试将两句的主语复原:

第一种可能, 假设主语承前省。

(綦毋张) 从韩厥曰:‘请寓乘, 从左右。’ (綦毋张) 皆肘之, 使立于后。

然而, 战车之上仅有二人, 韩厥居中驾车, 綦毋张立于其侧, 此间再无第三者, 綦毋张以肘击谁?行文不通。

第二种可能, 假设主语为韩厥。

(綦毋张) 从韩厥曰:‘请寓乘, 从左右。’ (韩厥) 皆肘之, 使立于后。

缺乏上下文联系, 无法解释韩厥为什么用肘部击打綦毋张, 行文亦不通。

第三种可能, 将“从左右”看做綦毋张的一个动作, 而不是他所说的话。

(綦毋张) 从韩厥曰:‘请寓乘。’ (綦毋张) 从 (韩厥) 左右, (韩厥) 皆肘之, 使立于后。

如此标点, 主语承前省是韩厥;同时, 又解释了韩厥以肘击綦毋张的原因:他站立的位置容易受到攻击。斯文乃通。

最后, 从逻辑推理分析。“从左右”与“皆肘之”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不可割裂。正是由于綦毋张登车后立于韩厥左右, 韩厥出于保护他的目的, 方才“肘之”, 以免綦毋张被齐顷公所射杀。王伯祥的断句, 割裂了因果关系, 使读者不明白韩厥肘击綦毋张所为何来。

综上所述, 《春秋左传读本》中“从韩厥曰:‘请寓乘, 从左右’。皆肘之, 使立于后”几句标点有误, 应改为“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 皆肘之, 使立于后。”

参考文献

[1]《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八《成公》, 南宋庆元六年绍兴府刻 (宋元递修本) , 第12页

[2]《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八《成公》, 南宋庆元六年绍兴府刻 (宋元递修本) , 第13页

《春秋左传》的“礼—仪”之辨 篇11

关键词:春秋左传;礼;仪;仁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082-02

《春秋》纪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3年),终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左传》更续至二十七年。这一段时间正是周文凋弊,礼乐制度逐渐崩溃的时代。据孟子所言,孔子作《春秋》,乃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春秋》的微言大义似乎是要复兴礼乐。然而《春秋》经文本身并没有直接阐发礼的文字,所以只能通过《三传》来看出一些消息。由于《左传》纪事翔实,本文将据此来了解春秋时期士大夫对于礼的理解以及其与当时人们的俗常之礼和后来孔子之礼的比较。

一、俗常之礼

“礼”的起源有很多说法,然而周公制礼作乐的传说则显示了周代礼乐制度的发达。礼作为调节各阶层政治秩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王国维通过对甲骨文的考证认为礼字最早指以器皿盛两串玉献祭神灵,后来也兼指以酒献祭神灵,又后来则以礼指一切祭祀神灵之事。而杨宽在《冠礼新探》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礼的起源很早,远在原始氏族公社中,人们已经惯于把重要行动加上特殊的礼仪……这些礼仪,不仅长期成为社会生活的传统习惯,而且常被用作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社会组织和加强部落之间联系的手段。进入阶级社会后,许多礼仪还被大家沿用着,其中部分礼仪往往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和改变,作为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1]262

王国维的考证说明了后来的礼的日常仪式来自于祭祀所需要的仪式固定性,杨宽则认为不单单是祭祀,只要是重要的行为,那么伴随行为本身的还有附加其上的特殊礼仪,而这些礼仪一般固定为一系列的象征性动作。这就是说礼仪或者仪式本身具有一种规范性,这种规范性由于其固定性,就作为阶层、权位、身份等的象征,最后则表现在它能使人们各安其分,各守其职。

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谓:“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2]1194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是仪式本身所带来的作用,它体现了伴随着礼仪的宗法政治秩序。这种秩序的可能乃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的礼乐氛围的基础上,以及其所带来的价值认同和自觉遵守。由于礼仪的繁复,使得每个人都纳入仪式的视野中,并在仪式中体验/体现自身的价值。这种留有上古祭祀遗迹的仪式本身,在没有遭到巨大破坏之前,有其自身的牢固性。

然而,在这一套制度实行几百年之后,人们对它的认同越来越低。因为随着时代的前进,有一部分仪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其进行不断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或者说损益是合情合理的,以至于很难说是对礼制本身的破坏或变革。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调整,使得礼制变得并非牢不可破,而僭礼行为也越来越多。固然僭礼的行为一般并非是礼制自身调整的结果,而是由于背后的政治秩序发生改变,同时又牵涉经济生产的变化等等。但这种因应时势的礼制调整仍不免会成为一种口实,最后导致礼乐秩序的崩坏。

那些固守礼制而不懂变通的人,倒成了形式主义的代表。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2]397

这个故事很清楚地显示了礼制的崩溃,这种崩溃不在于由于遵守礼仪而战败,而在于礼制内部本身出现了冲撞,即大礼与小礼,大节与小节的冲突。宋襄公的失败在于他明知这种遵礼行为会导致战败,甚至会“亡国”,然而却依然振振有词,因为他自认为遵守了礼仪。这当然是一种形式主义,然而却并没有违背礼制。宋襄公之所以成为嘲弄的对象,一方面是礼制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是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开始有了新的观念和想法。

这就是为什么春秋时候一部分士大夫对“礼”产生新的认识,因为完全的仪式本身在没有全体遵守的氛围下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最后只能从现实的政治效用出发,将“礼”作为政治秩序原则,使“知礼”与“善政”联系在一起。

二、《左传》之礼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当时的一部分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其中的“礼-仪”之辨,显示出他们对于礼有着与以往不同的看法。

《左传·昭公五年》记载: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2]1266。

鲁昭公在访问晋国的各种仪典之上,其进退应对都能合于礼数,没有什么失礼的地方,但是晋臣女叔齐却批评昭公不懂“礼”。显然这里的“礼”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仪式礼数了,而是出现了一些变化,也就是“礼”与“仪”的不同之处。在女叔齐看来,“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也就是说,应当从国家政治秩序的建立来判断是否合乎“礼”。一个知礼的君主治理下的国家应当是秩序井然的,作为国君对于礼不再仅仅是进退有度的仪式,而更要“知其然”,即知“礼”之政治效用,并能够付诸实施。这种对“礼”的认识,是在当时礼崩乐坏的情形下对俗常之礼的转向。

无独有偶,郑国的子大叔也有类似的看法。《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2]1457

在这段子大叔论礼的讲话中,更是将“礼”上升为天地经义,其与“仪”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礼的要义是上下之纪、人伦之则,而不是仪节度数,并且把礼的合法性奠定在天地的自然法则的基础上,显示了一种天人相应的可能。不过这种对应关系仍显粗糙和简单,其自然根据与孔子的内在根据以及后来的孟子的天性根据,还不尽相同。但其试图从根本上,尤其是政治原则和天地法则,来诠释“礼”,显示了春秋时代士大夫对礼的重新认识。

三、孔子之礼

虽然《左传》里讲到孔子的地方不多,共有三四十条左右,我们仍可以从中窥见孔子当时的形象。这种形象与《论语》中的孔子未免有些出入,但是对于孔子知礼方面则是一致的。《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孟僖子病不能襄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2]1296这是通过孟僖子的话来烘托出孔子的形象,可见当时孔子以知礼而闻名。那么是在什么意义上说孔子知礼,如果仅仅只是熟悉礼仪制度似乎不足令人如此钦佩以至于临终托付。

事实上,孔子对礼显然有自己的看法,由于孔子并不希望抛弃礼乐制度,所以这种看法是在春秋礼崩乐坏背景下又需要维护礼的权威而产生的,然而又必须对旧礼进行新的诠释。因为《左传》所记录的士大夫对礼的新认识,已经在不断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孔子则进一步提升了其内在根据。这一点,牟宗三将其概况为“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他认为“仁这个观念提出来,就使礼乐真实化,使它有生命,有客观的有效性”[3]49。

这是牟宗三的讲法,从《论语》来看,孔子以仁释礼,把礼的基础奠定在仁德之上,使礼更具内在的丰富性。《论语·阳货》:“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4]388《论语·八佾》:“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4]43这些直接反映了孔子将仁作为礼的基本条件的观念,缺乏仁的内在根据,礼就简单化为仪式,徒具形式,而丧失其根本意义。

鲁成公二年,卫孙桓子为答谢仲叔于奚,许之“曲县、繁缨以朝”,孔子就此评论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2]788这里的“礼以行义”和《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4]339几乎完全一致。这种“义内礼外”的思想表明其与《左传》中士大夫对礼的看法的不同,如果说《左传》中士大夫们由于对礼仪的形式主义的批判而转向礼的实际政治功能,那么孔子则是从外在的礼转向礼的内在根据。他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礼作为一种维护政治秩序的手段,而且是礼作为人所必须守护的内在价值。这大概就是牟宗三所说的使礼更具生命化。

礼与仁的关系,当然并不是孔子的首创。《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孔子在评价楚灵王时就引用了古志“克己复礼,仁也”[2]1341。但是,把仁作为礼的内在根据,则是孔子的发明。至此,孔子往往用仁与不仁来评价一个人的德行。《左传·文公二年》记载:臧文仲“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孔子评价说:“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2]525《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2]1192

这样的评价比用是否合乎礼来评价一个人显得更为深刻。而实际上,孔子除了仁之外,还包括义、忠等比“礼”更具内在价值的来评价。《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公为与其嬖僮汪锜乘,皆死,皆殡。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孔子曰:“义也。”[2]1660《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仲尼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曰:“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又闻其命贾辛也,以为忠[2]1496。

这样孔子就尝试以仁来解释礼,使得礼作为有了可能,其内在源泉永不枯竭。所以尽管实际上的礼已经崩溃,而作为人内心的礼/仁则永远鲜活。

参考文献:

[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陈开先.论语心读精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春秋雅言”与《左传》叙事语言 篇12

“雅言”作为一个语词,最早见于《论语》,虽然后人对《论语》中“雅言”的理解存在分歧,但雅言作为一种古代“共同语”的代名词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辞海中解释雅言:“古代的‘共同语’,与‘方言’相对。”用“雅言”来指称民族“共同语”,大致是在周代,但雅言所指称的古代民族“共同语”却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在把雅言作为古代民族“共同语”代名词的背景下,雅言当形成于夏朝,发展于商朝,成熟于周朝。从语言发展史的角度看,雅言是我们汉民族(或华夏民族)共同语的发端,包括官方标准口语与共同的书面语。历代主要以京畿语为基础方言或标准语结合其他的地方话所构成,几乎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普通话。同时,雅言是官方标准口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也就是说,雅言作为汉民族的共同语,不仅是口语与方言相对,书面语词的运用也同样与方言相对。而且,雅言的传承并非主要靠口耳相授,更重要的途径是书面材料。《论语·述而篇》:“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发端,不仅为汉语言的统一、规范树立了标尺,使汉语言的发展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而且对提高汉民族的凝聚力、推进汉民族文明的进程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春秋雅言”在《左传》中的体现

《左传》的叙事语言就是在这种雅言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是历代文人学者所推崇的典范。如刘知己在《史通·叙事》上说:“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辩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升。”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也说:“《左传》起言简而要,起事详而博。余谓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烦而不整,俗而不典,书不实录,赏罚不中,文不胜质,史家谓之五难。评左氏者借是说以反观之,亦可知其众美兼擅矣。”在《左传》文本中,主要体现于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

(一)叙述语言

《左传》的叙述语言的基本特点就是“言简而要”,它能精当、确切地表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示事物的性质和风貌,表达人物的形象、精神面貌以及对复杂事件的最简化的处理。最能体现这点有就是《左传》在表述战争时所用的基本词汇,象“战、伐、侵、讨、袭、击、入、取、围、灭”等,这些有着细微差别词汇的应用,准确精当地将战争的性质及情况表达了出来。还有像对人物行动等的准确地描述,如《桓公四年》:“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一句“目逆而送之”就活化出了宋华父督的好色本质。另外叙述语言的简练还体现在《左传》中对各种俗语、成语以及引语的精当的使用,尤其是对《诗经》中的诗的大量应用。实际上,《左传》交际辞令翔实地保存了当时《诗》的传播运用状况,《诗》在春秋时代,成为列国君卿直接使用的工具。在交际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利用赋诗可以告企求,可以呢燕好。可以责备,可以劝戒,可以讥讽等,既可微寿相感,含蓄委婉。又可加强说服的力量,常能起到一般叙述语言所起不到的作用,对后人研究《诗》的传播状况是有史料价值的。

(二)人物语言

《左传》中丰富灵动的人物形象与他们的语言是分不开的。人物的语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一般性的人物对话,尤其是一些外交的辞令、谏说和议论。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云:“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扬厉,变其本而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这说明游说各国的纵横家的说辞是由春秋行人辞令嬗变而来。比如《成公二年》,齐国被晋国打败后,派国佐去与晋讲和,晋国提出条件,要齐侯的母亲做人质,齐国境内的田地还要东西行。国佐当即反驳了晋的无理要求,最后表明如果晋国坚持,齐国只好“收合余烬,背城借一”。不卑不亢,婉转陈辞,而又字挟风雷,终于折服晋国;还有像烛之武退秦师的一段(《僖公三十年》);《左传》的《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无不简而精,曲而达,婉而有致,罕譬而喻,富于个性化和形象性对战国纵横家论辩时铺张扬厉及先纵后擒的方法有着很大影响,如战国时秦国的《诅楚文》,就是以《吕相绝秦》为蓝本。《子产坏晋馆垣》所体现的那种处危局气镇言闲,变害为利的风采对《鸿门宴》中刘邦的巧言辩解,化解危难的语言技巧就大有影响。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左氏载诸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2)大量地引用经典、谚语和民间口语的对话。比如《宣公二年》晋灵公与赵盾的对话:“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用《诗经》中的章句及其他的古语来劝解灵公。再比如《宣公十二年》隋武子与彘子曰的对话:“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在隋武子的叙述中,分别引用了仲虺、《汋》、《武》中的语言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这样的表述在《左传》中大量的应用着,不仅体现着人物的形象,而同时也体现着作者对人物的把握与对当时语言的熟练的运用。还有对谚语应用,比如《隐公十一年》:“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又《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等,无不准确、精当。(3)人物的内心独白。如《宣公二年》:“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鉏麑内心的独白充分的表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在《左传》中的人物语言即体现着人物的智慧同时也体现着作者的智慧。

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的语言都体现着《左传》叙事语言的成熟,也是春秋以来所形成的雅言在那段历史时期的精华的展现,不仅是信史的内在要求其做到准确、简练、明快,也是作者驾驭语言能力的最佳的展现。

参考文献

[1]桑士显,吴琦,董煊,点校.史通.文史通义[M].长沙:岳麓书社,1993.

[2][清]刘熙载.艺概.文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沈玉成.左传译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清]章学诚.文史通史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汉]班固撰.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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