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制度

2024-06-10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风险投资制度(精选12篇)

风险投资制度 篇1

一、我国风险投资产生和发展的制度背景

(一) 技术创新职能和过程的人为分割阻碍了创新主体的形成和创新活动的开展

我国中央计划体制下的科技管理体制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期, 在其中技术研发与生产、销售等活动是相互分离的, 分别由处于不同环节的机构和组织履行不同的专业职能, 在不同的政策目标推动下, 依靠计划安排的资源开展工作, 由于条块分割, 机构间缺乏联系和交流。

因为技术目标的确定和资源的提供完全依赖于中央政府, 不存在市场竞争、没有相应的经营绩效标准进行考核评价, 无论是企业还是其他技术发展机构都不具备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条件, 也没有动力进行技术开发、交流、推广和商业化等创新活动。在改革的初期这普遍被认为是由于机制僵化、缺乏自主权造成的, 因而尝试利用新的运行机制来推动技术创新的发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围绕权利下放, 提高技术创新积极性来展开, 逐渐将决策权从中央部委下放到研究机构和企业, 同时提出业绩目标以强化责任。但由于技术创新过程从研发到商业化之间的一系列功能及活动被人为地分割在不同的专业组织中, 而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在增强了它们自主经营权的同时, 原计划体制下以政府指令为基础的协调机制也被大大削弱, 无法实现创新过程中不同职能及资源的整合。根据熊彼特的观点, 创新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新的资源组合方式, 因而资源整合能力对创新过程而言至关重要 (Afuah, 1998) 。即使是在同一组织内部对此进行有效的管理也不是容易的事, 在我国, 这种结合还必需打破组织和区域的分割, 因而更加困难 (White, et al, 2005) 。所以最终立足于“搞活机制”的改革措施并没能有效地提高技术创新效率。

(二) 制度环境的不完善制约了创新资源配置的改革成效

由于提高企业和机构技术创新决策权的改革措施受制于创新组织和过程分割导致的资源分隔, 我国政府开始逐渐摸索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资源配置机制。政策首先将技术市场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以技术交易推动科技成果商业化;同时采取措施鼓励国有工业企业建立研发中心, 并推动工业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并, 允许研究机构利用自身取得的技术成果从事生产经营te et al., 2005) , 由于国有企业资金困窘 (Gu, 1999) 且缺乏相关管理经验和技能 (高建, 傅家骥, 1996) , 研发机构进入企业并没能实现创新资源的整合效应。从全国来看, 尽管技术交易市场得到很大发展, 但主要作用体现在对技术咨询和服务的促进而不是科技成果的转让或合作上。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合同在各类技术合同中逐渐占到主导地位, 而技术转让合同则一直比重较低 (《中国发展报告》编委会, 1993) , 真正实现了跨组织协作的技术交易仍然十分少见。涉及的技术越接近商业化阶段, 这种情况越突出 (White et al., 2005) 。

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经济转型初始阶段的制度基础没有提供适宜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发展的土壤。当政府逐渐退出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时, 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尚未形成, 产权模糊、商业法律和司法系统不完善、知识产权政策不明确 (Verheul et al., 2002;Chilosi, 2001;Le et al., 2006) , 无法为参与技术创新的各方提供必要的保护, 高昂的交易成本制约了基于合同和信用进行创新资源整合的能力。

(三) 制度约束与潜在利润激励成为民间自发制度创新的推动力

技术市场交易制度和企业研发机构的设立因众多制度因素的约束和阻碍难于实现技术成果产业化, 同时由于改革初期制度供给的不足, 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外存在着大量的潜在利润, 这种激励促使探索新道路的自发实践活动产生。典型的例子有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兴起和株洲市电子研究所CMC-80微型电子计算机的研究和推广 (吴波尔等, 1998) 。前者是在学习美国硅谷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在中国当时条件下的技术扩散模式, 主要由中科院研究所及北大、清华等大学一批有胆识的科技人员发起, 一般是以某一项技术成果为依托, 自筹资金创办企业, 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短时期内便取得了极大的成效;后者则是经费自理、没有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 通过调查和预测微型电子计算机应用前景后将其定为本所研究方向, 贷款进行技术研发和产品推广,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二者都是由民间组织筹集资本投资于高风险高技术的产品开发与生产销售, 风险和收益自主承担, 与通过技术贸易进行技术成果商业化的制度安排相比, 成功的技术开发催生了具有技术特色的企业, 实现了创新过程和资源运用的一体化。从本质上看, 这种运作模式已经具备了风险投资的特征。

这种体制外的风险投资活动由于没有政策的明确支持, 其合法性常常受到质疑;产品市场的发展进程起步不久, 市场分割还未消除, 尚未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力量, 不利于促进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没有相应的投融资制度支持这种活动, 仅有的两个融资渠道——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都很难给予资金支持, 更无法像国际惯例那样吸纳以权益资本为主的长期资金, 所以这种探索本身具有强烈的制度需求。而政府对这类争议性活动的肯定, 说明这种自发性的制度创新自下而上推动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 风险投资的制度起源是由民间推动的。

二、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前制度化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美国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及我国民间风险投资实践促使政府在鼓励科技研究多出成果的同时, 开始考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机制。1985年风险投资正式进入政策范畴, 并由政府出资建立了我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 (李晓伟, 刘敬孝, 2007) , 正式介入该领域。从政策承继性看, 风险投资的发展沿续了科技投融资改革的思路, 风险投资更多被视为一种政府融资方式, 主要目的是为了提供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 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 推动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融资激励;从政策的设计上看, 对开设创业企业的支持先于风险投资体系的设计 (White et al., 2005) , 风险投资发展本身所需的基础条件没有得到改善, 政府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产生偏离。

通过实施国家高科技发展计划 (如:“86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 、政府出资建立风险投资公司、科研院所脱钩改制等措施, 到90年代初, 科技型创业企业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但这一时期风险投资的发展却十分缓慢, 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也不明显。1988年, 全国风险投资能力仅占科技资金筹集额的3.7%, 占财政科技拨款的7.8%Peng, 2000) 。由于政策法规不明, 市场环境多变, 因此民间资金对进入风险投资业非常谨慎 (尹国俊, 2008) 。

三、风险投资的制度化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

90年代初以后, 我国对风险投资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 政府对风险投资的认识从一种政府融资行为转变为一种支持新技术产业化所需的商业行为, 为国内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1998年“1号提案”提出后, 掀起了包括政府、公司和外国资本建立风险投资机构的热潮。风险投资逐渐从政策研究、讨论和试验的主题, 或一种鼓励新技术成果转化的政府补贴形式转变为一个制度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因政策、技术、法律等因素的变化正处于持续变化中。

从时间上来看, 我国风险投资体系的制度化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 20世纪90年代初——1998年:初期制度化阶段

这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的提出, 风险投资制度的探索也获得了发展。

1991年, 《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 ([1991]国发12号文) 发布后, 中央、地方政府纷纷成立了以政府科技管理部门为主导的风险投资机构。这些机构的突出特点在于基本上由政府直属部门出资设立, 大部分投资业务以贷款而不是股权形式进行。

在此期间, 海外风险投资基金开始逐渐进入我国, 不仅为我国带来了资金, 更重要的是为我国注入了更多的现代风险投资理念, 并起到了推动市场、培养人才的作用。高新技术产业也取得了较大发展, 特别是一批民营高技术中小企业的迅速兴起, 在现有体制中其资金需求仍是传统融资方式无法解决的。因此, 改革现行融资体制成为科技产业发展的强烈诉求。

这一阶段中, 由于未能从根本上触及所需法律、规范和制度的设立和修正, 风险投资依然地位尴尬, 风险投资公司难于按国际通行的模式展开经营。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缺失 (Peng, Luo, & Sun, 1999) 和缺乏作为风险投资主要退出渠道的权益市场 (Bruton & Ahlstrom, 2003) , 增加了风险投资过程的复杂性 (Wright et al., 2004) , 而国内官方色彩强烈的风险投资机构由于欠缺经验和合格的管理人员, 且未能突破传统机制的约束创新内部治理机制, 很难胜任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家角色。从中央到地方都尚未从建立一个新行业的角度来系统地看待风险投资, 很多人对风险投资的认识还仅止于又一种可争取的投资资金, 因而在具体制定和实施政策时脱不了浓烈的“招商引资”气息, 形成一种狭窄的地域限制思维, 风险投资的缺乏被简单地理解为资金的缺乏。故风险投资并未能像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那样, 对解决我国高科技企业的融资问题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二) 1998年至今:制度发展、调整阶段

1.系统化的风险投资机制建设思想开始形成

1998年“两会”期间, 民建中央提交了《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 (即“1号提案”) 。这不仅引起了风险投资研究的升温, 也促进了该领域多元化的实践探索。199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 极大推动了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其后, 风险投资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风险投资运作在不断向国际通行标准靠拢。

首先获得突破的是风险投资机构组织创新, 以北京市政府颁布《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和《有限合伙管理办法》以后成立的全国首家有限合伙风险投资企业为代表。2004年后制度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一系列制度措施的出台对风险投资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2004年5月, 中小企业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在深交所设立;至2005年底, 中小企业板完成全部上板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 率先解决股票全流通问题, 为创业资本最终通过资本市场退出打下了一个基础。同年11月, 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第一部国家层面的政府法令《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办法》借鉴国际惯例, 结合我国实际, 在对“创业投资”、“创业企业”和“创业投资企业”等概念作出法律界定的基础上, 从资本私募、委托管理、承诺出资制度、特别股权投资制度、业绩激励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等九个方面, 为风险投资企业提供了特别法律保护;从设立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参股支持风险投资企业设立与发展、税收政策扶持和完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等三个方面, 明确了对风险投资企业的政策扶持措施, 同时抓紧制定相关税收扶持、风险投资引导基金、拓展风险投资企业资金来源渠道等多方面的配套规章与政策。虽然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可操作性不足的问题, 但这部法律已明确地传达出我国政府对风险投资的基本指导思想开始从主要关注资金缺乏上升到行业建设的高度。

2.开始从政策导向及政策实施层面上构建本土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框架

自90年代初海外风险投资进入我国以来, 在特定制度背景下形成了我国风险投资活动的一个突出特征——外资模式和本土模式的双重结构 (张春霖等, 2009) , 两个模式之间差异明显。在外资模式中, 除了最终的经营公司外, 风险投资系统的所有部分都发生在海外 (Mackenzie, 2007) 。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通过境外注册的控股公司进行, 投入这些基金的机构投资者都来自国外;投资成功的企业都在股票市场上市, 不过上市的都不是在中国国内的实体而是境外的控股公司, 上市的交易所也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国外。这种“两头在外”的运作方式使外资风险投资绕开了国内政策在风险投资组织形式、资金筹集、管理和退出等方面的操作障碍, 行政成本极低, 报酬极为丰厚, 同时还能享受被投资企业作为中外合资企业带来的种种优惠, 因而在中国的表现远远优于本土风险投资, 并控制了中国大部分的风险投资活动。而本土模式中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中国国内, 而相对而言, 除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功个案外, 本土风险投资企业仍处于发展初期, 并受制于一系列困难 (张春霖等, 2009) 。因而, 如何从政策实施层面上构建本土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基础, 成为制度建设关注的要点。

(1) 消除风险投资企业设立的法律障碍

2006年1月1日, 修订后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开始正式实施, 取消了风险投资公司在法律上存在的障碍, 从组织形式、注册条件、出资方式、投资比例、募资形式和条件、上市资格等方面体现创业扶持, 为风险投资公司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当年, 新《合伙企业法》修订完毕, 并于2007年发布实施, 为有限合伙制等创新型机制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 有利于推动实现中国风险投资行业与国际的接轨。

(2) 扩大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

风险资本投入不足长期以来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 宏观统计数据表明社会上并不缺乏可供投资的资本, 然而风险资本不足与国内资金在少数行业的拥挤现象一直并存。

我国风险投资行业的潜在资金来源, 如投资基金、养老基金、银行和保险公司正在迅速成长。中国金融机构在2010年底的存款总额已超过73万亿元 (PBOC, 2011) , 发展较晚的投资基金行业至2009年底管理的资产也已为约2.7万亿元 (CSRC, 2010) , 作为不断增长的合同储蓄资金池, 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资产已经非常巨大, 2009年末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已经拥有近1.9万亿元资产 (NCSSF, 2010) , 保险公司总资产也已超过4.1 万亿元。考虑到风险投资的高风险, 如何积极稳妥地根据新的审慎规则, 允许机构投资者开始投资于本土风险投资基金, 成为影响本土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007 年7 月6 日, 财政部和科技部联合发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为政府通过直接投资风险投资企业或目标企业 (中小型高科技企业) 来支持风险投资基金提供了一个操作框架, 希望通过引导基金发挥杠杆作用, 以达到引导和推动风险投资企业对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投资的目的。

目前, 证券公司直投业务已经开始试行, 自2008年以来, 多家证券公司已获准进入风险投资 (PE) 行业。同时, 全国社保基金在一定范围也允许将风险投资 (PE) 基金纳入投资组合, 保险资金直投业务的开闸也指日可待。监管当局在这个问题上正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 逐步疏通风险投资的来源渠道。

此外, 2009年12月2日, 国务院公布了《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 在若干重要条款的设置上体现出对“外商投资有限合伙制股权基金”的关注, 从实践角度看, 这类基金管理企业的设立已无明显法律障碍。

(3) 拓展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

风险投资退出问题是影响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对退出的政策预期和政策变化总会伴随着投资趋势的波动 (王元等, 2009) 。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 拓宽了风险投资退出通道。国内资本市场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2004年深圳中小企业板和2009年创业板的推出, 加之2006年资本市场的一系列重大改革 (如股权分置改革) 给国内资本市场带来的信心和成长, 为风险投资的实现开辟了重要的国内退出渠道。

通过2005年以来的政策构建, 我国政府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风险投资的合法性问题、税收优惠的政策导向问题, 外资风险投资境内投资问题也在完善当中。不过仍然存在着有待解决的政策缺陷, 比如, 即使《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正式实施在各地掀起了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以扶持早期创业项目的浪潮, 但有效的引导机制和操作规范的缺乏, 依然没有扭转种子期资金比例逐年下降的态势, 后端投资拥挤与种子期项目融资水平不足并存;许多风险投资机构在增值服务缺位的情况下谋求控股, 很大程度上已退化为信贷投资或产业投资 (王元等, 2010, 尹国俊, 2008) ;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阻碍仍未消除, 政府和少数大型企业依然是主要的出资者;最受关注的退出机制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 导致风险投资过分关注IPO而缺乏对技术创新整合和自身综合能力提高的努力 (王元等, 2010) , 等等。

本土风险投资发展更深层的体制掣肘并没有得到解决:绝大多数本土风险投资都有政府背景, 非营利的政府目标如何与追求高额风险回报的风险投资目的统一?国资保值增值要求与风险投资估值国际惯例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些关键问题不解决, 国内风险投资企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做出的选择与国家政策的希望获得的效果依然会不一致。如前所述, 就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逻辑起点而言, 为数不少的本土风险投资机构是各级政府为了扶植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而推动开设的。遵循同样原则进行的制度改革, 也在这一框架下进行设计, 因而对这些重要问题没有触及。

四、结论

从制度起源上看, 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始于改革初期原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失衡导致的获利机会所推动的民间体制外试验, 这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需求是我国风险投资制度变迁的前提 (李晓伟、刘敬孝, 2007) 。由于风险投资在我国的产生发展也构成经济转轨的内容之一, 因而同样存在强烈的制度供给依赖。当民间的实践成果被政府认可后, 强制性制度供给便成为风险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 无论风险资本来源、机构设立或运营政府都直接介入, 形成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发展路径, 风险投资事业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 受制于政府和风险投资目标体系的不同, 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偏离严重, 导致风险投资制度供求结构持续失衡 (付蓉, 唐春勇, 2005) 。

风险投资制度 篇2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公司股权投资业务的规范化管理,建立有效的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实现基金投资综合效益最大化,根据相关法律,结合公司业务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司开展的各类投资业务均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投资原则及标准

第三条 投资原则

(一)投资策略定位于对上市前的成长优质企业和创新型优质初创企业股权进行投资,追求与被投资项目公司共同成长,并为基金投资人获得满意回报。

(二)考虑到股权投资的风险较大,在投资方向上将优先选择财务指标符合要求且具有较大增值潜力的项目进行投资,确保投资资金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

第四条 投资资金的分配

合理分配各期募集资金,以确保公司能获得持续而稳定的投资收益。第五条 投资限制

(一)不得投资于非股权投资领域(可转换债券等金融工具除外);

(二)不得投资于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三)不得为非所投资企业提供担保。所投资企业要求担保的,应按股份比例承担担保责任,且须经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同意;

(四)不得直接投资于经营性房地产业务;

(五)不得从事未经投资决策委员会(或董事会)授权的其它业务。第六条 投资标准

(一)选择投资的项目应在行业内具备核心竞争优势,例如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技术优势、新商业模式、具备稀缺资源优势或准入资格等,并至少具备以下五点:

(1)发展战略清晰、未来增长可预期;(2)清晰且经检验的有效盈利模式;(3)稳定、专业、可沟通的经营团队;(4)法人治理结构清晰;

(5)具有完整财务、税务记录,无潜在损失。

(二)有足够的安全边际,投资价格合理;

第三章 组织管理与决策程序

第七条 公司股权投资管理业务的运作部门主要包括:投资决策委员会、项目开发部、投资管理部。

第十一条 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公司投资业务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名,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由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产生。每次参加投资决策会议的委员为5名,表决投票时同意票数达到4票为通过,同意票数未达到4票为未通过。因故无法参加投资决策会议的委员可书面提交表决意见。

第十二条 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职责为:

(一)制订、修改公司的投资策略与投资政策;

(二)审核立项申请文件(提交的文件),出席投资决策委员会小组会议,独立发表评审意见并客观、公正地行使投票权;

(三)对拟投资的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和评审,作出批准或不批准投资的决定;

第八条 项目开发部是公司的项目开发、尽调和评审部门,对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项目开发报告会每个月不定时开发两次,对时间要求紧迫的立项项目,可灵活掌握。

第九条 项目开发部的职责是:

(一)对项目审核工作负有勤勉、诚信之责;

(二)对项目进行审查、评估,做出初级的筛选批准或不批准立项的决定;

(三)组织项目的审慎调查工作,对上报投资决策委员会的项目文件进行初审,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十三条 投资管理部是投资立项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机构,是公司投资管理业务运作的后台支持部门。

第十四条 综合管理部的职责为:

(一)定期、不定期组织召开项目立项会及投资决策会;

(二)管理项目资料和会议文件;

(三)其他与项目投资管理相关协调支持工作。

第四章 投资业务流程

第十五条 项目的投资业务流程主要包括:项目初审、立项管理、审慎调查、投资决策、协议的起草和执行、跟踪管理、投资退出等步骤。

第十六条 项目初审

投资经理负责收集项目方提供的《商业计划书》及其他相关信息材料,对项目进行初步筛选、评判,提出可否跟进的初审意见。

第十七条 立项管理

立项是审慎调查前的一项工作。对具有进行审慎调查价值的项目,投资经理应填写《立项申请报告表》,连同项目方提供的《商业计划书》等有关资料,报公司立项会审批。

投资经理将项目基本情况向立项委员会委员进行汇报,评审委员应对立项会所评审的项目出具书面的评审意见,经委员一致认可的项目即可开展尽职调查工作,若委员对项目最终持否定意见,则该项目终止。

对未通过立项的项目,应将资料交由综合管理部归档。第十八条 审慎调查

对经立项会批准立项并决定进行审慎调查的项目,由执行董事组织项目组进行项目的审慎调查与评估。在完成项目现场的审慎调查后,项目组应制作完成《项目审慎调查报告》及《项目投资建议书》。

第十九条 投资决策

投资决策委员会采用会议方式,全体委员均须表决。自所有投资委员接到全套评审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召开投资决策会议,并形成《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核意见表》。项目在通过决策之后的后续入资过程中,若因客观原因遇到与投资决策会议表决之时发生预设条件的重大变化,应撰写书面报告并提交投资决策委员会重新表决。

第二十条 合同的起草与执行

投资决策委员会做出项目投资决议后,由项目小组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以及公司律师起草的投资合同标准文本与拟投资企业及其原股东进行合同条款的磋商,洽谈投资协议。

在起草完项目合同后,投资经理需填写《合同审批表》,按公司合同管理制度的要求,一并逐级上报审批,并提交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合同审批表》应列明:投资金额、投资方式、违约责任条款、管理约束等项目投资的保护性条款的简要内容。

投资合同签署生效后,由投资经理负责合同的具体履行工作,其他相关部门应予以配合。

第二十一条 跟踪管理

公司对所投资项目原则上通过委派产权代表进入被投资企业董事会或监事会,并由投资经理配合进行项目投资后的管理工作。产权代表及投资经理的主要职责为:

(一)依照《投资合同》的规定,负责监管投资资金到位;

(二)督促被投资企业及时出具有效的出资证明或股权证明;

(三)监督被投资企业章程的修改和工商、税务登记手续的办理;

(四)监督被投资企业融资资金的使用,如与资金使用计划有重大变更,应及时向公司汇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五)定期将被投资企业的财务报告呈报公司,并向公司书面汇报被投资企业生产经营计划的执行情况,填写《企业季度情况报告表》;

(六)代表公司参加被投资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或监事会会议,不得缺席,并按照经批准的表决意见进行表决;

(七)向被投资企业提供增值服务;

(八)完成公司安排的其他保障公司在被投资企业内利益的工作。第二十二条 投资退出

投资经理提交《投资退出方案书》,由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批同意,并组织实施,项目退出后完成《项目总结报告》。

第五章 附 则

监狱警察执法风险制度分析 篇3

关键词:监狱警察;执法风险;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105-02

近年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法治化的推进,国家、监狱和社会公众对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水平和效能的要求日益提高,监狱警察的职业压力越来越大,给监狱工作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干警执法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处分、刑拘乃至被追究刑事责任, 监狱警察的负面情绪越积越多。监狱警察执法风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本文仅就其制度原因略做分析,以期通过制度重构来减少监狱警察的执法风险。

一、当前对监狱警察执法及权利保障制度的缺失

(一)法律法规给监狱警察执法活动留下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监狱自由裁量权是指监狱在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为实现对罪犯的教育改造,根据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原则、目的、精神、范围和幅度,结合罪犯的个体情况,对罪犯的奖励、处罚、教育、组织劳动等做出具体灵活处理的权力[1]。监狱自由裁量权的广泛适用成为警察完成监狱行刑和管理工作的基本手段和重要特点,对提高监狱管理的效率和发挥监狱警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展监狱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极易损害法制的统一,形成对监狱法治的破坏。由于我国刑事执行立法滞后,许多法律规范都是原则性规定,弹性大,可操作性不强,给行刑自由裁量权留下了太大的空间。有时监狱管理机关只能根据各自理解诠释法律和政策并制定相关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往往成为监狱警察执法的直接依据,从而形成了行刑领域以地区差别为特征的“区域化”现象。如适用保外就医时判定罪犯的病情是否属于“在较短时期内有死亡危险”或“身患严重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缺乏量化指标,导致不同地域的监狱 “宽”“严”标准和程序要求都各有不同。

自由裁量的机会越多,执法各异、行刑随意的现象就越容易产生,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性就越大,监狱警察承担的执法风险也就越大。

(二)法律对罪犯抗改行为的处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

纵观我国整个法律体系,有关监狱工作的立法明显偏少,且存在立法滞后,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等缺陷。虽然《监狱法》的规定,罪犯有辱骂、殴打警察或寻衅滋事等破坏监管秩序情形的,监狱可以给予警告、记过或者禁闭三种行政处分手段,但惩戒作用较弱,对警察执法风险的保护力度有限;《刑法》中也规定在押罪犯破坏监管秩序情节严重的可以构成“破坏监管秩序罪”,但怎样才算“情节严重”却未规定,缺乏操作性,实践中对犯罪的界限很难把握。加上监狱上级管理部门对监狱狱内重新犯罪率有考核指标,监狱一般很少应用该罪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纵容了罪犯抗改行为,给警察执法带来风险隐患。

(三)对监狱警察执法权的规定不完善

现行法律对监狱警察权虽做了一些规定,但总体来讲不够完善,不成体系,操作性差。执法中,法律对监狱警察的授权不明,在可以使用武器警戒具的情形、使用武器与警戒具的程序和要求、处置突发性事件中警察的权限范围、警察在现场应履行的职责等方面,法律上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致使警察在执法中犹豫不决,导致其合法权益被侵犯且难以及时地法律救济,侵害人得不到及时的惩处。例如,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监狱警察使用警戒具必须经过审批,同时规定警戒具只能在警察面临现实危险时才能使用,而警戒具使用时的“紧急情况”,《监狱法》及相关法律的司法解释是空白。目前通用的做法是使用前要先填写《申请使用戒具审批表》,按程序上报,批准后方可使用。这造成了执法中的一个悖论:警察在遭遇突发事件需要使用武器或警戒具时,若依规定先行履行审批手续,则会错过处置时机;当手续办好后,可以使用武器和警戒具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消失,此时警察若仍使用武器或警戒具进行处置,则会因违背了法律的程序性规定而构成违法。

(四)对监狱警察的私权利保障缺位

目前很多监狱警察都认为监狱里重罪犯轻警察,监狱警察成了看似强势的弱势[2]。监狱工作中更多的是倡导警察的奉献精神,而对其权利的保护,《监狱法》的规定过于抽象和简单,不成体系,难以给监狱警察权利保障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持。对监狱警察的生活、学习培训、心理干预、休息权利也没有形成良好的保障机制。许多警察超时加班值班,超时工作情况令人担忧;有的警察精神长期高度紧张难以舒缓;有的警察父母孩子生病却无暇顾及;有的警察因公牺牲、致残但抚恤金难以维持家庭基本开支。

(五)对监狱警察执法权的法律救济途径不健全

目前,我国对监狱警察执法过程中受到的处理决定不服的法律救济途径极为单一。对警察的处分可以从警告直至开除,可以对警察限制人身自由——禁闭,可以对玩忽职守的警察处以刑罚,如此严重地影响到警察权利的行政处分和强制措施,却只在《公务员法》中规定了“公务员对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和控告”,而不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途径加以救济,这显然不符合当代法治精神。据不完全统计,自申诉控告制度实行以来,各级人事部门受理的公务申诉案件非常少,其中撤销或建议撤销原处理决定的仅占20%[3]。这说明在我国,很少有公务员选择申诉控告的途径寻求救济。

二、完善法律制度体系,合理减少执法风险

(一)规范监狱立法,减少监狱自由裁量权

完善法律、细化规则、统一标准、明确监狱警察在执法中的职权与职责,使监狱执法有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是防止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有效途径。对于在行刑实践中得到检验、足以确定其切实可行的有关某项自由裁量权的适用经验,可以以规章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现行的《人民警察法》用列举式的方式对公安机关民警的职权做了具体的规定,《监狱法》在修改时可以参照。

如有可能,应参照审判和检察工作以“两高”发布司法解释的做法,监狱行刑领域也可由有权机关颁布施行于全国的行刑指示、意见、命令等,确保行刑自由裁量权的适用依据属于全国性的、统一的规范性文件,从而使之更具法律权威。

在较高层级的法律不能在近期修改完善的情况下,司法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局可以根据监狱实际需要制定相关工作标准,为监狱执法提供统一的标准和规范,防止因缺乏规范和标准而让监狱警察置于执法危险之中。

(二)修改《刑法》相关规定,惩罚罪犯抗改行为

1.修改《刑法》中“破坏监管秩序罪”的构成条件,将其中的“情节严重”具体化,增强其可适用性。具体可以参照某些省区由司法厅、公安厅、检察院和法院联合出台相关规范,将“罪犯一年内打架3次以上”、“一年内关禁闭3次以上”等具体情形认定为破坏监管秩序“情节严重”,据此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数罪并罚。

2.制定适应监狱工作的《监狱警察单警装备管理规定》,明确规定监狱警察使用武器、警戒具、行政处罚措施的条件和程序。制定时可以参照公安机关的做法。如河南省《公安机关公安单警装备管理规定(试行)》不仅明文列举了可以使用单警装备的情形,而且还在第21条中规定:“人民警察使用公安单警装备后,应当及时向单位领导报告,使用枪支的要写出书面情况报告。”这种规定避免了前述悖论,确保了警察现场处置行为的实效性。

3.修改《监狱法》,在其中明确规定监狱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的免责条款,列举监狱人民警察执行职务时在何种情况下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可以免除法律责任,以保护监狱干警的执法权。

(三)重构监狱警察责任追究机制

目前在监狱警察的责任认定中,往往存在着一种“凡监狱内发生的事故皆存在着警察违法”的逻辑预设,动辄就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但事实上有些事故的发生,往往是众多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一定存在警察违法行为。譬如罪犯自杀,并不是每起罪犯自杀都能预防。又如罪犯打架,总是让警察承担或多或少的责任,其逻辑预设是“只要警察教育防范了,就能防止罪犯自杀或打架斗殴”,这实际上是将警察的职责义务扩大化。因此,依据法学关于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归责原则等成熟理论重构警察责任追究机制势在必行。

(四)重建监狱警察权利保障救济机制

1.将警察对监狱机关给予其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目前,西方一些先进国家对警察权利保护采取的是诉讼救济与非讼救济并轨的制度,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修改《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将监狱的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监狱警察因职务行为受到不公正的处分时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从而拓宽监狱警察合法权利的救济途径。

2.建立监狱警察维权委员会。维护监狱警察的执法权益仅靠警察个人是不够的。故有必要向公安机关学习,成立全国监狱警察维权委员会,以严惩侵害警察执法权益的行为,有效保护警察执法权。据闻,广东省监狱系统已成立监狱警察基金会,为生病、病故及牺牲干警提供帮助,这种做法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张坚.论监狱自由裁量权及其控制[J].法学评论,2007,(6).

[2]张晶.基于法治的警察权利[J].犯罪与改造研究,2007,(10).

[3]干部人事制度的重大改革——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0年综述[EB/OL].中国网,2003-08-14,http//www.china. com.cn/Chinese/2003/Aug/385224.htm.

风险投资制度 篇4

体育产业风险投资(Sports industry Venture Capital Investmmt),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是—种集金融、创新、科技管理与体育市场于—体的资金运作模式,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在世界上已经盛行了几十年,它催生了无数的体育企业,刨造了一个又一个体育企业奇迹。国外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资本投资主要有风险投资和证券市场两种渠道。当体育产业发展水平较低时,主要依赖风险投资;而当其进入较高水平的发展阶段时,则主要由证券市场来提供必要的资本支持。现在,欧美的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为体育产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大都是风险投贤,多数是一些国际或国内著名的大公司(如美国冠军娱乐公司)。近年来,国外体育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关联性趋强已成为一种趋势,体育产业从证券市场募集的资产越来越多,体育股票在许多二级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在经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以1998年6月为起点,美国证券二级市场中以经营体育产品,以及体育产业相关的产业资本,占总市值的8.12%。国外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发展的经验证明:组建股份制的俱乐部,进行资产重组,走公司化、股份化的发展道路,是加快体育产业发展的正确道路;风险投资为现代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风险投资为体育行业大重组提供了运作的平台,要实现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借助于风险投资。

二、国外发达国家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法律制度

美国是体育产业风险投资诞生的摇篮,也是世界上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最活跃的国家。美国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促进了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发展。下面,我们简要考察一下美国关于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法律制度。

1. 体育产业风险投资资金准入的法律制度

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刺激体育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美国超过25个州成立了政府出资公众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基金,以发挥示范引导作用。当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发展起来以后,政府逐渐退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生成机制。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主要来源是机构投资者,如公司资本、投资银行、保险公司、捐赠基金等。在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发展业初期,这些基金出于风险控制的原因,被禁止涉足体育产业风险投资领域。当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形成一个成熟的产业,其高额的投资回报率,以及投资组合多元化的需要,使得以文件运行为原则的机构投资者进入体育产业风险投资业。

2. 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机构的组织形式法律制度

在美同,有限合伙被认为是最适合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特点的组织形式,所谓有限合伙,是指由两个人或两以上依法设立的,且拥有一个或多个普通合伙人和一个或多个有限合伙人的合伙。其最大特征,是有限合伙人仅以出资额为限承但有限责任。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合伙企业的信誉基础—合伙人的无限连带任任。合伙人分为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是真正的投资者。通常提供占投资总额99%的资金,普通合伙人充当资金的经理人,并提供1%的资金。但在投资成功后,双方通常按照比例分配收益。

从美国有限合伙法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立法趋势;传统的立法往往把债权人的保护置于首要地位,而现在的立法倾向则转为注重鼓励人们投资。有限合伙绝不仅仅是有限合伙公司这样的封闭式公司,也不是合伙企业这样的小企业,而可能成为融资的结构复杂、有限合伙人众多、资金雄厚的开放式企业。美国的有限合伙法不仅更有利于鼓励人们投资,而且也兼顾了对善意第三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它有三个非常独特的制度(有限合伙证书制度、有限责任之否定规则,派生诉讼)来保证实现这一日的。

三、美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法给我们的启示

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始终都是处于高风险当中,以排除风险和提高资本的运作效率为其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创造良好的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法律法规环境,以确保我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

1. 我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环境的完善

体育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法律环境。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备的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法律体系。能否借鉴美同的立法模式,直接将美国法律制度移植到我国,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在体育产业风险资金准入、风险投资机构的组织形式和创业资本退出这三个法律制度方面尤为突出。

1996年,中国第—家带有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北方五环股份有限公司在昌平成立,公司股票十月在深圳交易所上市发行,当时被称为体育概念第一股。至2003年12月底,以体育和奥运为概念的上市公司(如青岛双星等)增加到近40多家,体育产业已经成为很多上市公司和准备上市公司的题材。我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现已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总体而言,运行效果并不理想。绝大多数风险公司都背离了设立的初衷、成为普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更有一些机构由于严重违规经营和炒作房地产、证券失败而陷于困境。因此,美国的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只能供我们参考,切不可不顾国情全部照搬。笔者认为,现实的作法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逐步完善。(1)修改《公司法》中对发展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障碍条文,为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提供法律保障。《公司法》主要是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公司制应是我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机构的主要组织形式。《公司法》的有些规定限制了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行为,如第12条“公司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第144条“发起人股份在公司成立之日起3年内不得转让”等规定。(2)完善体育产业风险投资信托基金管理制度。除了公司制,还可以设立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基金机构。《信托法》中某些条款可为大力发展体育产业信托基金提供法律保护。体育产业风险投资信托基金不仅可以将众多不确定的社会闲散资金聚集起来,形成一定规模的信托财产,而且由专门的投资家进行风险投资,避免个人投资者的盲目性。特别是应注意吸引外资参与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基金。(3)进一步完善体育产业股份转让的法律制度。由于我国不可能立即设立二板市场,所以通过主板市场实现体育产业风险资本退出有一定的困难。那么,目前主要的退出方式,只有股份转让。股份回购的法律障碍,主要是《公司法〉第149条,股份协议出售,只要双方签定了书面合同就可完成。主要受《合同法》的调整,没有什么障碍。收购兼并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完成。我国《证券法》规定了上市公司的收购可以采取要约收购和协议收购两种方式。我国体育产业资产重组大部分是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的。为了提高效率,应尝试采用要约收购的方式。这就需要相应的规则来引导。

2. 完善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法律法规建设,规范投资市场

同际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发展历史表明:立法与监督是促进体育产业风险投资业健康发展的保证。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是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行业,要求政府培育良好的风险投资环境,首先要从法律上对风险投资加以支恃。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在相关法律中专门进行规定了保证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发展的条款,如美国的《小企业投资促进法》,日本的《推进创造性科学技术制度》,韩国的《中小企业创立支持法案》等,均极大地促进了本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借鉴国外发达同家的经验,我国应尽快制定完善高新技术体育产业界定(成果转让和技术入股方面的法律),这是因为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操作的起点是高新技术成果,且体育产业风险资本与风险企业结合的主要力式是股权方式,只有产权正确,合作才能顺利进行。同时应加快制定《风险投资法》,针对高科技体育风险企业的特点,尽快修订《公司法》中有关知识产权的条款和有关产权转让的一些内容。

四、结束语

21世纪是创新经济的时代,体育产业新技术,新发明及其产业化发展的周期大大缩短,体育科技进步和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推动体育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大增加。发展体育产业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渠道,为群众提供多层次、多种形式的体育产业服务,对提高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当前,有关部门应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狠抓法律制度建设,促进体育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平:论我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体育与科学,2004,(6):25~28

[2]钟霖等:我同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研究[J].体育科学,2003,23(5):21~32

风险投资制度 篇5

投资集团投资管理制度

一、总则

第一条 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为保证股东利益,促进企业投资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根据《公司章程》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投资管理旨在通过规范企业的投资行为,建立有效的投资风险约束机

制,强化对投资活动的监管,将投资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可行性研究基础之上,努力实现投资结构最优化和效益最佳化。

第三条 投资管理是指公司()对本部及所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的投资行为

从立项、论证、实施到回收投资整个过程实施的管理。

第四条 投资管理遵循保护所有权,放开经营权的基本方针,并坚持管理和服务

相结合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促进企业投资行为健康发展。

第五条 建立和完善投资项目的产权代表责任制度,是投资管理的主要形式,论

证、审议、监控是投资管理的主要内容。

第六条 111设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是111的非常设机构,其组成人员由公司董事会聘任,投资决策委员会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有权最终决定或否决公司投资。

第七条 设投资管理部,投资管理部是111实施投资管理的职能部门,其主要职

责是:参与制定111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和投资计划;负责111本部投资项目的策划、论证、实施与监管;负责所属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查、登记和监控。

二、投资

第八条 投资是指企业通过运用企业自有资产收益、企业自有资金、银行借贷以

及其他渠道融资而取得经营资产、投入新项目或扩大经营规模,谋求经济效益的经营行为。投资的方式包括:

(1)直接或间接投资

(2)资金或实物投资;

(3)资源性投资及无形资产投资。

第九条 111及所属企业应制定本企业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投资计划,所中国管理资源网:.海量管理资料免费下载

属企业的投资计划要经法定程序集体讨论、科学决策,并报111投

资管理部登记备案。

第十条 投资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高新技术和集约化经营为

手段,以企业品牌为标志,逐步形成主业突出、行业特点鲜明、多元化

发展的产业体系。

第十一条 投资必须经过可行性论证,内容包括国家产业政策分析、行业发展状

况分析、市场分析、效益分析、技术与管理分析、法律分析、风险分

析及其它方面的分析。公司本部投资可行性论证主要由111投资管理

部负责,下属公司投资可行性论证主要由项目投资单位组织进行。可

行性论证力求全面、真实、准确及可靠。

第十二条 投资必须符合国家、地区产业政策,以及111中长期发展规划。

第十三条 111所属企业,对外投资总量必须与其资产总量相适应,累计总规模

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50%。同时,为防止企业资产过度分散、管理链

条过长,应严格控制下属公司的对外投资。

第十四条 111逐步建立和完善投资信息网络系统,向所属企业定期提供国家政

策动向、市场动态、项目合作等信息资料。有条件的所属企业应建立

自己的投资信息网络系统。

三、审批

第十五条 111的投资管理实行审批制和备案制相结合的方式。实行审批制的投

资项目包括:

1.投资计划以外的的项目;

2.全资子公司投资额度在200万元(含200万元)以上的项目;

3.全资子公司的所有境外投资项目(包括办事机构);

4.111本部直接投资的项目。

其它投资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

第十六条 投资项目审批采取部门初审、111投资决策委员会或公司董事会审

定、总裁签署意见后执行。

第十七条 投资审批原则:

1、符合国家、地区产业政策以及111的长期发展规划

2、经济效益.良好;

3、资金、技术、人才、原材料有保证;

4、法律手续完善;

5、上报资料齐全、真实、可靠;

6、与企业投资能力相适应。

第十八条 按本规定必须上报审批的项目,由投资单位在未签订任何具有法律效

力的合同、协议及未进行任何实际投资之前,备齐以下资料,上报111

投资管理部:

1、项目投资申请报告或建议书;

2、投资企业对投资项目的投资决定或决议;

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4、有关合同、(协议)草案;

5、资金来源及投资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

6、有关合作单位的资信情况;

7、政府的有关许可文件;

8、项目执行人的资格及能力等。

申请报告中属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由111派出的代表签

字并盖章;其它企业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第十九条 按照投资项目下管一级的原则,111只受理所属一级全资子公司的投

资申报,其它企业的投资项目按照隶属关系,分级管理。

第二十条 111投资管理部在收到项目报批的全部资料后,应组织有关部门对该

项目进行初审,并提出初审意见。对初审予以否决的项目,在征求公

司主管领导同意后,由投资管理部将初审意见书面返回申报单位。申

报单位对初审意见有异议的,可申请复查一次。

第二十一条 经初审认为基本可行的项目,在征求主管领导意见后,由投资管理

部会商有关部门提出召集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召开投资审议会的建议。

第二十二条 投资审议会的内容是:查询项目基本情况,比较选择不同的投资方

案;对项目的疑点、隐患提出质询;评价项目执行人的资格及能

力等;提出项目最终决策、建议等。

第二十三条 总裁根据投资审议会对项目所作出的决议,签署审批意见。

第二十四条 投资管理部根据总裁的审批意见,下达书面批复文件。一般情况下,在收到投资单位的上报申请后,应在十五个工作日以内完成项目的审查与批复。

第二十五条 凡属于备案的项目,由投资单位在项目实施后十五天内向111提交

备案材料,包括可行性分析报告、合同、章程等。

四、监控

第二十六条 企业投资实行投资、经营、和监管相结合的原则。投资单位对投资

项目应实行专人专项监管,做到责权利相对称,确保项目按计划

顺利实施。

第二十七条 投资单位在项目正式立项并确定项目执行人后,应再确定一名项目

监督人,并由项目执行人、监督人与企业主管领导签定项目责任

合同书,项目执行人负直接责任,监督人负连带责任。

第二十八条 项目监督人可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经营班子成员或投资管

理部的人员担任。项目监督人的主要职责是:对项目全过程实行

跟踪监管;督促项目执行人加强项目运作管理和资金财务管理;

及时发现和汇报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

和建议。

第二十九条 项目执行人应定期将项目进展情况向企业领导或管理部门作出书

面汇报。并接受财务收支等方面的审计。

第三十条 111投资管理部对所属企业的重大投资项目投资进行跟踪检查,帮助

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五、责任

第三十一条 111派出的产权代表应按照111的审批意见,对投资项目决策表态,不得个人自行表态。对投资项目存在问题故意隐瞒不报的,一经

发现,111将追究该产权代表的行政责任,造成重大损失的,要追

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对投资项目因管理不善或用人不当致使企业资产流失、企业严重亏

损或造成其它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领导人责任;对投资项目

因决策失误或审查、把关不严,造成经济损失的,也应追究相应的责任。

第三十三条 对投资项目的主管领导、执行人、监督人或其它工作人员违反本规

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造成严重损失的要追究责任

人的行政及法律责任。111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投资项目的审计监察

工作。

第三十四条 111把所属企业贯彻执行本办法的情况作为对企业负责人及产权

代表考核内容之一。

六、其它

第三十五条 本制度适用于111本部及全资子公司,其它企业可参照执行。第三十六条 本制度由111投资管理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长签署后生效,自下发之日起

制度引发的流动性风险 篇6

2010年5月28日,据中国证券报报道,上海证券交易所27日就“06沪水务”(120607)、“08广纸债”(122999)两公司债券存在的被暂停上市风险做出提示。公告称,上海水务资产经营发展有限公司和广州造纸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2009年连续两年亏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海水务资产经营发展有限公司发行并在上证所上市的“06沪水务”(120607)和广州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并在上证所上市的“08广纸债”(122999)具有被暂停上市交易的可能。

具体涉及到的法律和法规有以下三条,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级最高,属于国家的法律,所以无法轻易更改。如果任何监管部门或机关单位有不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那么它的行为将有可能被视为违法行为,萁性质与金融圈里常见的违规行为有本质上的区别。其中,第六十条便规定:公司债券上市交易后,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公司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发行公司债券所募集的资金不按照核准的用途使用、未按照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履行义务以及公司最近二年连续亏损情形之一的,由证券交易所决定暂停其公司债券上市交易。

不仅如此,还有属于部级的法规的各交易所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则。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第62条就规定:债券上市交易后,发行人若出现公司重大违法行为、公司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符合债券上市条件、发行公司债券所募集的资金不按照核准的用途使用、未按照债券募集办法履行义务及公司最近二年连续亏损情形之一的,该债券将被停牌,交易昕并将在7个交易日内决定是否暂停其上市交易。《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第64条亦有类似规定。

如此之下,退市就会造成信用风险吗?当然不会。其实,这次退市事件主要的原因是在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时,撰写人未全面考虑到债券信用风险的多层性。在考量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中,我们应该主要考察信用框架中的三层偿还能力,即常规经营中产生的现金流、流动性资产和可变卖资产及外界再融资能力。

而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只考虑到对第一种偿还能力的审核。实际上。这次将强行退市的丽个债都有中国五大银行作全权担保。其中“06沪水务(120607)”的担保人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而“08广纸债(122999)”的担保人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公司。从担保和再融资的角度看这两个AAA债券,它们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信用风险。但是由于法律的狭隘性,所以有关监管部门也是无能为力。

除此两大债券,目前存在被暂停上市的风险的债券还包括:06沪水务(120607),08广纸债(122999),09豫投债(122969),06豫投债(111029),08湘有色(111043),*ST钒债(115001)。

风险投资制度 篇7

第一, 良好的退出机制是保持风险投资流动性、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内在要求。风险资本是一种需要承担更高风险的权益资本, 其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通过创业企业的高成长可能带来的高回报。但高回报的实现不仅需要找到“准确的入口”, 即真正高成长性、有价值的企业, 同时还依赖于找到一个“有效的出口”, 即实现高回报的退出机制。

第二, 良好的退出机制可以为风险资本提供增值和解套的机会, 从而促进其迅速发展扩张。良好的退出机制是实现创业资本增值的重要条件。在各种退出机制中, 最能实现风险资本增值的是首次公开上市。

第三, 良好的退出机制可以为风险资本建立一个有效的评估和筛选机制。风险企业只有在风险资本退出后进入市场才能通过市场的信息机制检验和评估其内在价值, 最终将真正有价值的企业筛选出来。所以, 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意义不仅是为了风险投资家取得高回报, 更重要的是, 这一机制越完善, 就越能将真正有价值的企业筛选出来。

二、美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中的相关法律规定

(一) 股份上市的标准及主要过程

公开上市发行股票 (IPO即Initial Public Offering) 是风险投资公司通过所投资企业的股票发行来出售其所持有的股份, 退出风险企业, 实现投资回报的一种退出方式, 是美国风险投资退出的主要方式。风险企业的上市场所可以是主板市场, 但多半是二板市场。由于二板市场上市的要求很低, 为规避由此引发的风险, 必须有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因此, 美国对风险企业在二板市场上市有严格的法律控制, 其一是对中介机构的管理, 风险企业决定上市后, 需要聘请律师、会计师和股票承销商等协助公司上市。因此加强对中介机构的引导和监管是非常必要的。其二是申请发行和注册上市期间的公司信息披露机制。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是最重要的法律文件, 其中的任何有关资料的省略或错误的陈述都可能影响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度, 因此, 招股说明书必须准确和详细。

(二) 股权回购实施的条件及回购协议

风险企业回购, 是指由风险企业的创办人 (创业家) 、管理层或者员工等以现金、票据等有价证券买断风险投资家所持有的风险企业的股份, 注销或按比例分配给风险企业的其他人员, 从而使风险投资家实现投资收益的一种退出方式。股份回购的主要方式有:风险企业的创办人回购、管理层回购和员工回购三种。如果风险企业在度过了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 成长为一个有发展潜力的中型企业后, 仍然达不到公开上市的条件, 它们一般会选择股权回购的方式来实现退出。风险股份回购要求在引入风险资本时就已由投资双方签订了关于在一定期限后回购股份的协议。在协议中风险投资家可以要求创业家列出其所拥有的资产权益、资产负债等各种证明文件, 同时约定今后股份的回购条款。在回购条款中, 可以是给予风险投资家一定的卖股期权, 或者是给予创业家买股期权。通过卖股期权, 风险投资家可以在公司经营状态不利或发展不明时, 及时退出风险企业。通过买股期权, 创业企业家则可在必要的时候收回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股份, 实现对风险企业的控制。

(三) 兼并和收购过程中的法律问题

企业的兼并和收购是指通过由另外一家 (或几家) 企业或风险投资公司购并被投资的风险企业, 从而使风险投资家实现投资收益的一种退出方式。兼并和收购也是美国风险投资退出的一个重要方式, 由于兼并和收购关系一个或数个企业的存亡, 因此, 在进行兼并和收购的过程中要遵循严格的程序:首先是拟定风险企业的出售方案, 由风险企业召开董事会通过公司出售的决议草案, 然后提交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其次是风险企业的出售决议需由有效的股东大会会议做出, 并经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多数通过;再次是公告债权人。由并购双方签订并购协议并编制公司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自并购决议生效之日起10日通知公司的所有债权人, 并在30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 债权人自接到公告之日起30日内或第一次公告之日起90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否则并购协议无效;最后是公司产权的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 并购后按照法定的法律程序向有关部门办理各种所有权权证的过户变更手续, 并交纳有关的税费和手续费。

三、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中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 修订《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相应条款, 保障风险资本的自由退出

1.《公司法》关于股份转让与股份回购限制的规定

风险投资的特性决定了风险投资必须能根据市场信息和投资者的判断自由进出。新的《公司法》删除了旧《公司法》第22条、第35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自由转让出资的条款, 为资本的退出提供了一定的自由。但新《公司法》第142条规定发起人持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并且新《公司法》还新增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这些规定使风险投资一旦进入就难以转让方式自由退出。同时, 《公司法》第143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是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是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是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四是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 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很显然, 按照这条规定, 风险投资者无法要求风险企业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2.《证券法》关于股份上市的规定

我国2005年的新《证券法》对公司股份上市的规定也作了修改, 将公司股本总额的规定由5000万改为3000万;将社会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降低至10%;取消了“公司最近三年连续盈利”以及“公司预期利润率可达银行存款利率”的规定, 这些条件相对于2005年之前有了很多的改革与创新, 为风险投资的顺利退出创造了一定的法制环境。但是, 这些条件对大部分的风险企业而言也是望尘莫及的。由于目前我国的二板市场还没有建立, 风险资本的上市方式退出只能选择主板市场。

因此, 我们应从高科技风险企业的实际情况考虑, 对风险企业的上市、风险投资的转让以及风险企业回购资本给予更为宽松的条件。应借鉴美国经验, 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 对我国的《公司法》和《证券法》进行适当修改。

(二) 制定专门的《企业购并法》, 保障企业购并有序、合法、公正地进行

由于我国的二板市场在短期内未能设立, 而风险企业在主板市场上退出又相对困难, 因此, 企业购并被专家们认为是我国风险投资公司可以采取的一种较为可能的退出方式, 在实践中发生也较多。但是在我国, 还没有专门的《企业购并法》, 其相关规定散见于《公司法》、《证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理》、《股份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办法》等。这些法律、法规不仅规定的零散, 而且相互之间存在很多冲突, 法律条款缺乏可操作性, 难以满足企业购并的需要。因此, 应尽快制订专门的《企业购并法》, 对企业购并的行为, 购并的程序及有关的法律文件进行具体全面的规定。

(三) 尽快建立二板市场, 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美国风险投资模式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具有一个发达的股票市场用于风险资本的退出, 同时法律对退出过程中风险企业的信息公开作了详细的规定。二板市场的设立是风险投资通过首次公开发行方式退出的关键所在, 同时也是风险投资在以后源源不断地获取资金的重要保证。二板市场的建立对于我国风险资金的退出尤其重要, 二板市场不仅是风险投资最为重要的退出渠道, 而且它也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渠道。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是今后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特别是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发展, 有利于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 我国应借鉴美国经验积极推进我国二板市场的建立, 并为其制定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制度来保障二板市场的运行。

参考文献

[1]成思危, 约翰.沃尔.风险投资在中国[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0.

[2]刘健钧.完善我国创业投资法律体系的对策探讨[J].宏观经济管理, 2004 (6) .

风险投资制度 篇8

一、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结余的现状

(一)医疗保险起步晚,期初统筹基金结余率偏高。

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实行“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政府部门在制定医保政策时遵循谨慎性原则,为了确保基金不出险,制度改革初期药费的报销比例保持在较低范围。笔者所在的县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与2001年3月正式启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初期参保人群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当时的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处于基金积累阶段,因此当年统筹基金的结余率高达73%,随着政策的逐步调整,统筹基金当年的高结余趋势得到一定控制,具体数字见下表:

(二)片面的以基金的累计结余数作为政策调整的依据。

较高的基金累计结余给社会层面带来的错觉是:一方面医疗保险基金大量结余,另一方面老百姓的医疗待遇偏低,个人负担较重。由于基金的累计结余数一般通过行业报表获得,而行业报表中所反映的累计结余数应是正常收支形成的结余和一次性补缴收入形成的结余,报表所反映的数字往往偏高。因此仅凭医疗保险累计结余数判断基金结余的高低相对片面。截止至2009年底,笔者所在的地区十年间统筹基金已形成累计结余1.46亿。面对较高的基金结余,迫于政府、审计部门及社会舆论的压力,2007年至今,笔者所在地区的医疗保险政策每年都进行了不同幅度的调整。一方面,退休人员可报销费用的报销比例高达98%;另一方面,政策已无上调的空间,高报销政策打破了收支平衡,给基金的支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当“非典”来袭、SARS病毒大肆传染时,给医疗保险基金敲响了防风险的警钟一一作为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部门,必须要具备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医疗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是老百姓的保命钱,它到底有多大的抗风险能力?有多强的支撑能力?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如何在确保基金长久平稳运行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提高参保人员的待遇?

二、建立风险储备金制度,加大基金抗风险能力

面对医疗保险基金的结余现状,建立储备金制度已势在必行。事实上,笔者所在地区目前为止还未落实具体的风险储备金制度。如何建立风险储备金制度:

(一)明确界定统筹基金累计结余的水平。

建立风险储备金制度首先要对统筹地区的基金结余处于何种状态做到心中有数。

目前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结余率水平的衡量标准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09]67号)的有关规定:除一次性预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外,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原则上应控制在6-9个月平均支付水平,累计结余超过15个月平均支付水平的,为结余过多状态,累计结余低于3个月平均支付水平的,为结余不足状态。

上述指导意见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的难度。1、医疗保险基金的核算采取的是收付实现制,当年收入与不足年限一次性补缴的收入包含在当年收入中,最终形成的累计结余难以区分当年收入与历年补缴收入。2、月平均支付水平的基数如何界定?以上月支出数还是以测算期前12个月的平均支出数作为基数,各地在实际操作中做法也不统一。

笔者建议在具体实务操作时可分步进行:首先,结合业务软件,在统筹基金累计结余中剔除一次性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在行业报表中增加附注栏,专门用于妻儿老小基金累计结余的构成情况。其次,以前一个月的统筹基金支出数作为基数测算平均支付水平。最后,根据计算结果结合《指导意见》确定所在统筹地区的基金结余状态。

(二)建立医疗保险基金风险储备金机制

笔者认为,《工伤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了工伤保险基金实行储备金制度,医疗保险基金也可以参照建立储备金机制。在保证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根据年度参保人以及未来参保人员的实际生活水平、参保人员的发病率及医疗费用的增幅等指标,确定结余率的控制的范围。

实际操作中,如果统筹地区基金的结余水平为正常或过多状态的,可提取风险储备金。通过建立风险储备金,合理控制医疗保险基金的结余率。

三、结束语

浅析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 篇9

一、我国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的现状

我国《合同法》规定: 除非当事人之间有明确约定和法律有特殊的规定, 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以交付时间为界, 标的物交付前风险由卖方承担, 交付之后风险由买方承担。由此可见我国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分为一般规定 ( 即交付主义) 和特殊规定两种, 两者共同构成了我国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制度。

( 一) 动产和不动产买卖合同风险负担适用于交付主义制度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动产物权的变动除当事人达成意思一致外要履行交付的公示程序, 所有权才从卖方转移至买方, 所以我国动产买卖合同风险转移和所有权转移都是在标的物交付时从卖方转移至买方。笔者认为应以交付主义作为不动产买卖合同风险负担的规则。原因如下: 首先, 在不动产标的物未变更登记交给买受人时, 买受人虽未获得不动产所有权, 但其已实际上占有了标的物, 所以应该承担风险。其次, 我国法律对不动产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并没有特殊规定, 那么不动产买卖的风险负担规则也理应适用交付主义。

( 二) 在途货物运输合同风险负担规则

《合同法》第144 条规定: 路货买卖在合同成立时风险发生转移。因此对于在途货物的买卖, 风险转移的时间为合同成立之时, 除了当事人之间有合同约定外, 风险负担应从合同订立时其由出卖人转移给买受人; 出卖人已经对在途的货物购买了保险并且将保险单交付给买受人的, 风险从货物交付给承运人时起移转给买受人。订立合同时, 如果出卖人明知标的物已经毁损、灭失却故意不告知善意买受人的, 那么风险仍然由出卖方承担。

( 三) 没有约定交货地点或约定不明且货物需要运输的合同风险负担规则

《合同法》规定: 当事人对于交货地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并且货物又需要运输的, 货交第一承运人时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即发生转移。因为标的物在卖方交付给第一承运人时, 买方即取得了对货物的间接占有, 在货物受损后, 买方可以通过保险单向保险人求偿。

( 四) 当事人违约的风险负担规则

《合同法》规定, 根据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 标的物的风险由买受人负担的, 并不影响因为出卖人履行债务违约, 买受人要求其承担责任的权利。据此, 即使标的物损毁、灭失的风险已经转移给了买受人, 但如果此时出卖人出现了违约的情况, 承担风险责任的买受人依然可以依据此规定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 五)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规则

《合同法》规定: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 当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时, 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这一规定方便控制风险的发生, 所以应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 六) 试用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规则

试用买卖合同中, 标的物由买受人占有, 所以在试用期内发生风险负担问题, 应由买受人承担。当然, 当事人也可以以押金的形式约定标的物在试用期间内发生毁损灭失的风险, 由买受人应以所支付的押金为限承担风险责任; 针对未约定买受人支付押金而得以试用的情形, 试用期间内标的物风险应由出卖人双方负担。

二、完善我国现行风险负担制度的建议

( 一) 风险负担的法律规定应作相应调整

我国《合同法》上的风险负担的规定理应做出相应的调整, 对不动产买卖合同、没有约定交货地点或约定不明且货物需要运输的合同、试用买卖合同等合同的风险负担原则作出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 避免纠纷的产生。

( 二) 对完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的建议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 买卖双方对标的物占有的份额随着价金的支付是不断变化的, 因此买卖双方承担的风险比例应随着价金的支付而不断变化, 当买受人支付全部价金时, 标的物的所有权和风险一并归属于买受人。

( 三) 试用合同风险负担制度的处理意见

试用买卖合同中, 只有当买受人认可标的物后, 风险才移转至买受人, 否则风险应属于出卖人。如若买受人不予认可, 因为合同自始至终并没有发生效力, 所以由出卖人承担合同风险。这样的风险负担方式符合试用合同的目的。

( 四) 违约情况下风险负担制度的建议

违约情况下, 因为出卖人瑕疵履行, 买受人要求解除合同; 虽然此时买受人占有标的物, 但因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那么买受人并非利益的获得者。由“风险与利益一致性”原则不难得出, 违约情况下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应由出卖人承担。

三、结论

买卖合同风险如何分配, 应当依据效率和安全平衡的原则, 根据合同的性质来具体确定适合各自的风险负担规则。风险负担的规定应是任意性的, 应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 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摘要: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制度直接涉及合同双方当事人最切身的利益, 处理不妥必然会产生纠纷, 因此必须根据合同的性质来具体确定适合的风险负担规则。

关键词:合同法,买卖合同,风险负担

参考文献

[1]王利明.风险负担问题探讨[J].合同法评论, 2004:4-5.

[2]郭毅.我国买卖合同风险负担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 2015.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建议 篇10

2000年我国首次明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 至今已整整十年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最新发布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称, 中国经济总体上已到了对外投资大规模增长的阶段, 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565.3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1.1%。2010年1~10月份, 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119个国家和地区的2, 57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 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05.4亿美元, 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输出大国, 而且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对外投资的条件。

1、人民币升值是我国进行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条件。

我国从2005年7月汇改以来已累计升值幅度达20%, 同时人民币升值并非快速激烈升值, 而是一个缓慢上行的变化, 而美元对世界各主要货币贬值, 这就相应增强了中国企业拥有的等值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很多商品、资产的价格较之过去显得比较便宜, 这对我国经济顺应汇率变化进行调整提供了适应过渡期, 可更从容地制定扩大对外投资的规划, 抓住人民币升值中的机遇和时机, 使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

2、为实现基本工业化, 中国迫切需要从外界获取优质资源。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大国, 国内自有资源难以满足我国日益扩大的能源需求。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能源战略的基本构想》显示, 到2020年, 中国的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近40亿吨标准煤, 这个数字比2000年保守估计也要高出152%。到2020年, 中国的石油需求量的下限为4.5亿吨, 上限为6.1亿吨。而预计届时国内的产量只有1.8亿~2亿吨, 这就意味着中国石油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至少将达到55%以上, 与目前美国58%的对外依存度大体相当。能源紧缺的现状使我们不得不迫切寻求一个合理可行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 寻找新的投资渠道, 加大力度推进国内企业在能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3、贸易摩擦促使我国寻求对外直接投资出路。

当前, 我国与一些国家的贸易摩擦已经进入了高峰期。仅2010年1~8月份, 就有17个国家 (地区) 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 (其中, 反倾销50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3起、特保7起) , 涉案总额约100.35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纺织品、服装、自行车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始终排在世界第一位。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国家必然在政策上做出种种限制, 尤其是在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今天, 各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动更甚。随着中国产品在世界的流行, 我国已成为“世界工厂”, 超过德国已成为世界出口第一大国。我们可以把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作为摆脱困境的方式, 把一些受到贸易摩擦困扰较严重的产业转移至国外,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日益严重的贸易摩擦和壁垒。我们必须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4、当前全球资产贬值和收购成本的降低使我国加快对外直接投资。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 全球股市巨跌, 资产大范围贬值, 企业现金流枯竭, 许多国家当前正面临资金严重缺乏的困境, 形成了对外来资本的深度需求, 众多企业纷纷到中国寻找买家, 而且出价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世界大多国家为维持其支柱企业, 提高市场现金流量, 对某些行业的惜售心理降低, 鼓励对外投资者对其非敏感行业的并购交易且收购价格低廉, 此时正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对外实体资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问题

我国经济持续稳步的增长, 政府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支持, 人民币的走强, 都加快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但是, 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 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 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均面临着各种挑战和风险。

1、对外投资整体布局混乱。

在宏观层面, 对外投资整体表现出盲目性、无序性和随意性。由于我国缺少对外投资的统一管理部门和规制法律, 这就造成了我们在宏观层面上出现了对外投资缺乏整体规划, 具体表现在投资的盲目性、无序性和随意性, 在同一地区交叉重复投资, 恶性竞争、短期行为事件屡屡发生, 严重损害了我国对外投资利益。

2、企业投资决策对风险认识不足。

在微观层面, 一些企业在不了解国外相关制度和法律环境的情况下, 在投资决策盲目决定, 欠缺充分研究论证, 甚至违规操作招致风险, 最终造成投资效益不佳、乃至亏损的局面。据商务部粗略统计, 我国企业的对外并购成功率不足30%, 同时商务部研究院的一项数据表明, 中国在对外投资的企业65%是亏损的。民营企业投资失败固然令人扼腕叹息, 而国有企业的投资失败, 则直接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 后果更为严重。

3、对外企业发展缺乏战略思考。

我国大多数跨国经营的企业在投资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没有一套科学的企业策略管理体系, 在投资项目、环境分析、地址选择、合作伙伴选择、人力资源管理、经营策略的制定与执行等方面, 往往缺乏认真论证, 因而造成很大失利。如, 我国某旅游集团贷款3, 000万美元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投资创办“锦绣中华园”和某集团在法国巴黎建“中国城”等项目的失败, 均与盲目投资有关。另外, 对外中资企业的建立以及对国外公司收购都必须送交国内多个政府部门审批, 审批时间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 这不仅不利于对外投资企业的发展, 也有可能失去发展机会, 这些都表明我国对外投资不仅政策配套不完善, 而且缺乏科学的战略思考。

4、资源领域对外投资仍以国有企业为主导。

在我国对外投资中, 资源领域仍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导, 这似乎是我国目前实施国际市场方面的资源战略的主要思路。国家在对外投资中涉及的仍是以获取自然资源为目的的投资, 这是国有石油和矿业企业的主要投资动机, 典型的如中石油和中石化。对于民营企业, 主要基于纯粹的商业驱动, 其目的主要是获得新的技术和管理, 以及国内高度竞争的压力。政府对于推动国内行业领先的企业的发展, 以及获取自然资源, 有着更广泛的政治动机, 包括以能源安全为核心的民族经济、地缘政治和国际间竞争。这种差异性使得民营企业在自然资源领域的投资没有得到国家充分地重视和保护。

5、政治阻力和金融风险加大。

由于个别大国视我国为战略竞争者, 对我国向其国内经济的敏感领域进行投资进行了诸多限制, 并在近年有增强趋势。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已纷纷加强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的审查, 如澳大利亚出台的新政策, 可以看出主要是针对我国, 而美国、英国也曾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我国企业的并购申请。回顾近年来的并购行动, 从联想到海尔, 再到中海油, 凡是稍微上点规模的并购项目, 只要并购方是中国企业, 就一定会触动一些美国政客的“国家安全”神经, 而遏制中国和禁止中国企业染指美国重要产业, 依然压倒了美国政府一向倡导的所谓市场经济公平原则。同时, 我国企业的对外并购往往引起国际资本狙击, 引发国际金融机构套取中间溢价, 使我方不得不支付更大的收购成本。

三、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建议

对外投资的成功关乎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 实现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以及与外部世界各国的政治关系。而母国和东道国政府的政策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中国的跨国公司认为本国政府的政策是他们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我们宜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 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维护我国在全球利益和影响的高度出发, 冷静看待我国的对外投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加强统筹、协调和规划, 推动其健康有序、又好又快地发展。

1、加快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

我国的对外投资其实正处于一个发展和变动时期, 实践急剧变动的当前, 显然不是制定系统化的对外投资法律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在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今天, 各国对对外投资的管控十分敏感, 且国际经济形势中不确定因素很多, 市场瞬息万变, 一步到位地将中国的对外投资制度定死反而可能揠苗助长, 危害其健康成长。因此, 应循序渐进地针对目前对外投资发展形势先出台专门法律规定, 待系统完善、经验丰富后再制定成熟法律。可以继续采取当前分项制定单行法规的方式, 但前提是必须确保对外投资整体思路的统一性、连贯性, 在适当情况下应建立一个专门的对外投资管理机构, 即形成“多部法规, 一头管理”的管理体系。

2、强化对外投资战略选择。

我国对外投资战略应发挥第二产业的优势, 对第一和第三产业则适当选择性投资。因为我国有大量比较成熟的工业化技术, 有不少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这是我国以工业化技术进入国际市场的现实基础;我国的许多传统技术和工艺受世界市场的欢迎, 应把对外投资作为我国向发展中国家实行产业梯度转移的一种有效手段;我国企业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工艺设备以及机电、小规模制造业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应适时地将这些产业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相同或低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这样不仅可以为剩余的生产能力找到出路, 还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 如生物工程、材料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都具有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 对国内的辐射效应强, 也有能力到发达国家投资经营。

3、鼓励和帮助民营企业对外投资。

鼓励和放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允许和引导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等业务。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建厂和参与境外资源开发合作。重点鼓励和支持具有产业比较优势的民营企业以对外投资的方式拉动商品、设备和劳务出口。同时, 考虑到中国民营企业规模小和资金少、缺少国际投资经验的现况, 应该鼓励与帮助中小企业实施“集群式”走出去, 将相关产业链的企业联合在一起, 大家一起“走出去”, 可以在短时间建立上下游产业配套, 有利于每个企业的境外发展。

4、建立对外投资保险制度。

境外投资保险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做法, 主要防范的是不可预见的风险, 比如投资目的地的法律法规发生了变化, 等等。目前, 我国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 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设立了境外投资保险制度。我们鼓励各类保险机构开发更多、更好的保险产品, 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 解决企业的实际困难。为了减少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鼓励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 加快我国的对外投资保险立法已势在必行。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和资本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强, 新的海外投资浪潮正在蓬勃兴起, 积极地鼓励本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已日益成为各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如何紧紧抓住当前这一战略机遇, 推动对外投资的健康发展, 应是我国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步。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现状的考察, 分析法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对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的海外投资制度作一探讨。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摩擦,战略选择

参考文献

[1]吴勤学.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实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6.

[2]史晓丽.国际投资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6.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相关解析 篇11

为全面、准确、及时地反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全貌,为国家分析境外投资发展趋势,监测宏观运行,制定促进导向政策和实施监督管理,以及建立我国资本项目预警机制提供依据,商务部联合国家统计局修订并发布了现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商合发[2004]645号)。

2.统计原则

本制度执行国际非统一体系,即仅统计境内投资主体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完成的直接投资活动。

(1)国家(地区)的统计原则

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地区)按直接东道国/直接投资国体系(国际上称为非统一体系)确定直接投资的流出/流入国家(地区)。即按对外直接投资的子公司、联营公司、分支机构所在国家(地区)统计。

(2)境内投资主体与境外企业的行业分类及确定的原则

境内投资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按销售收入份额最大的产品的所属行业确定其行业类别。

境外企业分类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执行。

(3)货币转换和计价原则

境内投资主体调查表,填报的内容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其余报表的金额单位均以美元作为统一货币单位。以非美元计价的,须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各种货币对美元内部统一折算率表》规定的折算率折合为美元。

经营活动有关指标(如:营业收入、出口总值、进口总值等)按实际交易价即以市场价值作为计价基础;资产、负债、权益等存量指标按帐面价值计算。

(4)报告年份原则

本制度各项统计报表数据均按日历年度上报;以财政年度反映的境外企业的数据须调整为日历年度或按最近一期财政年度报表的数据填报,并在报表中加以说明。

(5)其他统计原则

①凡境内投资主体在境外企业中拥有或控制10%或以上的投票权(对公司型企业)或其他等价利益(对非公司型企业)的投资,均计入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②为承担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而设立的项目公司或代表处计入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③子公司获得由境内直接投资主体担保的借款,不计入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④参加国际组织的投资不计入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⑤以提供技术并收取管理费的跨境服务不计入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⑥境外企业若被其他国家企业收、并购,记作境内投资主体对外投资的减少。

⑦若境外企业中有多家境内投资主体,以境外企业中占有最大投资份额或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境内投资主体作为统计上报单位。

⑧境外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投资控股比例大于或等于10%不计入反向投资。

3.统计范围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的范围主要包括境内投资主体通过直接投资在境外设立的各类公司型企业和非公司型企业

境外企业按设立的方式主要分为境外子公司、联营公司和分支机构。

4.对外直接投资统计的主要内容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的内容主要包括:境内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境外企业的基本情况;境内投资主体与境外企业间的投资、收益分配情况;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货物进出口情况;境外企业核准情况。

5.对外直接投资统计的主要指标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的指标主要包括:协议投资额;实际投资额;对外直接投资额;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股本;利润再投资;反向投资额;汇回利润;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实收资本;销售(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年末从业人数;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出口额;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口额等。

6.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报表报送渠道:

(1)境内投资主体为中央企业、团体的直接向商务部报送统计报表。

(2)其他境内投资主体向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报送统计报表。

(3)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汇总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资料并上报商务部,同时抄送同级统计部门。

(4)商务部汇总全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资料后报国家统计局。

7.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的公布与调整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采取定期公布制度。年度统计数据由商务部、国家统计局于次年9月30日前以统计公报形式对外公布,月度统计数据由商务部于次月15日前对外公布,并自公布之日起10日内报国家统计局备案。

8.《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中相关概念、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

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我国企业、团体等(以下简称境内投资主体) 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投资,并以控制国(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一经济体通过投资于另一经济体而实现其持久利益的目标。

直接投资企业:指境内投资主体直接拥有或控制10%或以上投票权(对公司型企业)或其他等价利益的境外企业。境外企业按设立方式主要分为子公司、联营公司和分支机构。

(1) 子公司:境内投资主体拥有该境外企业50%以上的股东或成员表决权,并具有该境外企业行政、管理或监督机构主要成员的任命权或罢免权。(2)联营公司:境内投资主体拥有该境外企业10%~50%的股东或成员表决权。(3)分支机构:即境内投资主体在国(境)外的非公司型企业。境内投资主体在国(境)外的常设机构或办事处、代表处视同分支机构。

对外直接投资额:指境内投资主体在报告期内直接向其境外企业实现的投资,包括股本投资部分、利润再投资部分以及与公司之间债务交易有关的其他投资部分。(1)股本投资:指境内投资主体在其境外分支机构的股本金,或在其境外子公司和联营公司的股份。(2)利润再投资:指境外子公司或联营公司未作为红利分配但应归属于境内投资主体的利润部分,以及境外分支机构未汇给境内投资主体的的利润部分。(3)其他投资:指境内投资主体和境外子公司、分支机构以及联营公司之间的债务交易等,包括境内投资主体向境外子公司提供的贷款和境外子公司向境内投资主体提供的贷款。

反向投资额:指境外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持股比例低于10%的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指境内投资主体对外直接投资额中扣除反向投资额后的净额。

协议投资额:指经商务主管部门核准的根据境外企业的合同或章程规定,各投资主体应缴付的出资额。根据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投资批准证书》中所列中方协议投资额填报。

实际投资额:指境内投资主体根据直接投资企业的合同或章程规定实际缴付的出资额。包括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的股本投资(包括分支机构的股本金),在子公司和联营公司的股份,以及其他形式的资本;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的股份、债务凭据、设备、生产权等现金及非现金收购等。

股本:等于报告年度末境外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股本”项乘以中方所占投资份额(或股权比重)。

新增股本:等于报告年度境外企业股本增加额乘以中方股权份额,其中包括境内投资主体当年实际缴付的股本和由投资收益转增的股本。股本增加额为该企业年末、年初资产负债表“股本”项目相减之差。

当期利润再投资:等于报告年度境外企业资产负债表中按中方股权比例计算的未分配利润期末数与期初数的差额。

利润再投资:等于报告年度境外企业资产负债表中按中方股权比例计算的未分配利润期末数。

当期对外直接投资额:等于报告期境外企业新增股本加上当期利润再投资,加上对境内投资主体的新增负债(指当期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提供贷款)。

当期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等于报告期境外企业新增股本加上当期利润再投资,加上对境内投资主体的新增负债(指当期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提供贷款),减去当期境外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的反向投资。

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等于报告期境外企业资产负债表中按中方投资比例计算的股本期末数加上按中方投资比例计算的未分配利润期末数,加上期末对境内投资主体的负债(指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提供贷款)。

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等于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去境外企业累计对境内投资主体的反向投资。

对境内投资主体分配的投资收益: 指境外企业依据境内投资主体直接投资占有的权益份额分派给境内投资主体的收益部分,包括红利、利润再投资、利息等。

对境外企业分配的投资收益:指报告年度境内投资主体依据境外直接投资企业反向投资所占的权益份额对境外企业分派的投资收益。

资产总额:指企业拥有的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投资、在建工程、其他资产等用货币计量的价值总和。

负债总额:反映报告期末企业承担的能够以货币计量、需要以资产或者劳务偿付的债务,包括流动负债、长期负债和其他负债。

所有者权益:指所有者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其金额为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包括实收资本(或者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

实收资本:指投资者按照企业章程,或合同、协议的约定,实际投入企业的资本。

销售(营业)收入: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等经营业务中实现的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是企业在报告期的经营成果,包括营业利润、投资净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

年末从业人员数:指报告年度末在境(内)外企业从事一定的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数。

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货物出口总值:指通过境外企业在报告年度内出口的各种货物价值的总和。

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货物进口总值:指通过境外企业在报告年度内进口的各种货物价值的总和。

对所在国上缴税金总额:指境外企业按照投资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实际缴纳的各项税金之和。

实际汇回利润:指报告期内汇回境内投资主体的当期利润及以前年度利润的总和。

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分析 篇12

一、存款保险制度概念及发展史

1. 存款保险制度概念

存款保险制度是一个国家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维护国家的金融秩序稳定, 通过法律形式建立的一种对银行因意外事故破产进行债务清偿的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一种以信用保障为主要特征的应付风险与危机的救助机制, 它使金融风险在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补救三方面都有可靠的物质保障及相应的法规措施。

2. 存款保险制度的由来及发展情况

现代意义上的存款保险制度创建于大危机过后的美国。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 许多银行因资金周转不灵而被迫关闭, 由此引发了挤兑风潮。在此背景下, 为了恢复公众对银行的信心, 保护存款者利益, 美国于1933年创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现代存款保险制度的雏形由此出现。大体上看, 存款保险制度有隐性和显性两种形式。隐性存款保险制度是指金融 (银行) 体系是由国家对存款安全性进行担保, 国家承担银行倒闭代偿存款的责任。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建立特定的非赢利性存款保险机构, 由存款保险机构收取保费并负责金融 (银行) 机构倒闭代偿存款的风险。纵观全球, 目前各国都偏向于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对于很多国家 (包括我国) 来说,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实际上是要实行从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向显性存款保险制度转变。因此, 深入研究存款保险制度的风险, 适时推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模型论证存款保险制度隐含的道德风险及其具体表现

1. 存款保险制度中隐藏着严重的道德风险

保险市场上的道德风险是指投保人在投保后, 降低对所投保标的的预防措施, 从而使损失发生的概率上升, 给保险公司带来损失的同时降低了保险市场的效率。道德风险的概念首先由ArrowDebreu (1962) 在研究保险问题时提出, 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 道德风险是发生在事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是信息不对称的集中体现和必然后果。

理论上存款保险制度具有保护存款人、稳定银行体系等功能, 但是,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存款保险制度也不是完美的。从保险学的角度来说, 存款保险实质上是一款保险合约, 该合约的直接当事人为投保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 存款人作为该制度的保护对象可被视为合约的间接当事人, 也就是说构成存款保险的基本当事人涉及到三方:存款人、投保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 存款人、投保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三者之间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使得道德风险成为存款保险与生俱来的体制弊病。

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初宗是为了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出现银行挤兑的概率, 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但是存款保险本身存在的道德风险又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风险。

2. 效用模型论证道德风险的存在性

如果存款保险机构为银行进行全额保险, 因为有存款保险机构要为其破产清偿债务, 银行将进行高风险投资。下面将以一个简单的数理模型证明全额存款保险机制将使得银行投入更多资金进行风险投资:

(1) 前提假设

(1) 设银行现有自有资产A和存款D (A

(2) 在第二期 (t=2) , 假设有两种极端情形发生:

借款人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 (假设利率为r) , 则归还总额为 (1+r) xD, 设概率为p;

贷款成为不良贷款, 本金和利息都无法归还, 发生的概率为1-p。另设rp> (1-p) 。

(3) 银行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 (w) (w为银行的净价值即所有者权益, 等于资产减去负债) 。当w<0时, u (w) <0;w>0时, u (w) >0。设银行是风险厌恶的, (w) >0, (w) <0, 当w趋近于0时, (w) 趋近于无穷。

求解银行期望效用最大化时的x值。

(2) 模型求解

分两种情况, 即存在和不存在存款保险制度时, 分别求解x值。

第一种情况:不存在存款保险制度

在t=2时, 若第一种情况发生, 则银行的净价值为:W1=A+rxD, 概率为p;若第二种情况发生, 则银行净价值为:W2=A-xD, 概率为1-p。银行的期望效用为Eu (w) =p.u (A+rxD) + (1-p) .u (A-xD)

求银行期望效用最大化的x值, 就是在无约束条件下求解函数的极值问题, 即求在一阶导数为0时的x值。写成公式:

Max Eu (w) =p.u (A+rxD) + (1-p) .u (A-xD)

求其一阶导数并推导如下:

所以g (x) 在[0, 1]上为严格单调减函数, 那么在 (0, ) 内存在x*, 满足, 即, 即x*<1

从以上分析可见, 在不存在存款保险制度的情况下, 银行不会将其全部存款进行风险投资

第二种情况:存在全额存款保险制度, 即有专门机构替银行偿还不良贷款造成的全部损失。设保费为Q

当t=2时, 若第一种情况发生, 则银行的期望净价值为:W1=A+rxD-Q, 概率为p;若第二种情况发生, 则银行的期望净价值为:W2=A-Q, 概率为1-p。最大化银行的期望效用, 即:

MaxEu (w) =p.u (A+rxD-Q) + (1-p) .u (A-Q)

对x求一阶导数:

设h (x) =E[u (w) ], 则h (x) 在 (0, 1) 上为单调增函数, 那么当x=1时, h (x) 取最大值。即银行会将全部存款贷放出去。

(3) 检验结果及分析

从以上推导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在全额存款保险制度存在的情况下, 由于银行存有“赚了归自己, 赔了赔别人”的念头, 所以会将资产完全投入有风险的项目。但是这一结论的成立依赖于上述所有假设的成立, 而其中的一些条件 (如:在本模型中银行并不必须留有存款准备金, 而在现实中, 必须留有法定存款准备金;银行的效用函数不仅是关于净资产的函数, 应该是关于风险等因素的复合函数, 等等。) 并不符合真实情况, 因此模型在现实中的意义还有待考证。

3. 存款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具体表现

前面已经在数理上论证了道德风险的存在性, 以下是用图文形式具体分析存款保险制度三方当事人所隐藏的道德风险

在这里, 建立一条存款保险合约的信息链 (如图) 来分析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具体表现。

图1存款人、投保机构以及存款保脸机构的关系

从图1中可以看出, 存款保险使原有模式下存款人与银行之间的简单博弈过程, 变为存款人、投保银行、存款保险机构三者之间的复杂博弈。在整个信息链中, 存款人将其相对于银行所处的信息弱势地位通过存款保险转嫁给了存款保险机构, 并由其承担了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所带来的风险。具体来说, 存款保险制度至少在三个方面造成了道德风险。

(1) 存款人的道德风险。在没有存款保险的情况下, 存款人与银行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 (图1一1所示) 。存款人出于自我保护意识, 必然会审慎地选择稳健经营的银行, 主动监督银行的经营状况, 以确保自己的银行存款的安全。而存款保险制度为存款人的存款提供了保护, 使得存款人除对较高的利率感兴趣外, 再无积极性去关心银行的经营业绩和安全性, 存款人也不再会理性的选择银行。在存入存款后, 存款人也无需对银行的业务和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 对存款银行的风险情况会掉以轻心, 甚至缺乏积极性将其存款从有潜在破产风险的银行中取出。因此, 政府提供的存款保险反而降低了存款人监督银行的自我保护激励。

(2) 投保机构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改变了原有的存款人与银行之间的双向激励约束机制, 使得存款人、投保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三者形成了一种单向制约机制 (图1一2所示) 。其结果造成了对投保银行的激励和约束分别来自存款人和存款保险机构, 这很容易导致投保银行所受的激励与约束不对称, 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在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时, 为了不让存款流失, 银行必然会担负起维护存款人信心的责任, 尽量减少进行高风险投资的倾向和冲动。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银行从事高风险投资的作用, 降低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 银行在制定其经营管理策略时就倾向于依赖存款保险制度, 向存款人承诺较高的存款利率, 并为弥补较高的存款成本而冒更大的风险。更有甚者, 由于从事高风险投资的利润往往十分丰厚, 一旦成功则归银行所有, 失败却由存款人 (主要是存款保险机构) 承担大部分损失, 银行仅仅损失少量自有资本, 这种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性自然会加大银行道德风险发生的几率.

(3) 金融监管机构的道德风险。金融监管机关工作的重心在于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 而安全稳定最明显的标志是不发生银行倒闭事件。存款保险制度由于防止挤兑而使银行不会因为市场的惩戒作用而倒闭, 同时存款保险机构对处于危机的银行进行的救助也使银行难以倒闭, 因此容易造成监管机关对存款保险制度的依赖。监管机关过于依赖存款保险制度的结果是放松监管的职责, 表现为:一是对银行过度承担风险的失察;二是对银行冒险的纵容或者容忍, 甚至掩盖问题。

三、防范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一些建议

针对本文的模型结果及道德风险的具体表现, 为了克服存款保险制度对市场纪律的削弱作用和导致的道德风险, 我建议做好以下几点:

1. 加强对公众存款风险意识的宣传及金融机构的监管

通过各种可行渠道, 向广大的公众存款人宣传银行行为的风险, 提高公众对自身存款安全性的关注度。金融监管方面应采用实地检查报表稽核等各种手段对金融机构进行综合监管。加大新闻媒体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行为的报道, 发挥公众监督体系的力量。同时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加以控制, 严防高风险资产量的增加。督促金融机构提高资本充足比率, 增加经营的稳健性, 从而防止金融机构为追逐高收益而承担过高风险。既通过公众监督, 又加强金融监管双重力量削弱存款人及银行双方隐藏的道德风险。

2. 对银行存款进行非全额保险

在文中效用模型中已经论证了当保险公司对银行进行全额保险时, 必然出现银行的投机性行为剧增。因此保险公司应该对银行存款进行部分保险, 使银行、存款者及保险人三方共同承担一定的风险。Ralph A.Winter在《存在道德风险时的最优保险》中认为:对道德风险的解决办法是留有一部分未保风险由风险规避的个体承担而非全部转移给保险人。防范措施边际改变的一部分后果由个体承担或分享可以对个人产生激励。最优合约将使较多保险情况下风险分担的好处与较少保险情况下的激励作用达到平衡。

3. 根据金融机构经营的风险程度, 确定不同的保费存款比率

存款保险的价格对应的是银行存款经营的风险, 具体到某家金融机构收取多少保费还要对风险进行更全面细致的衡量。我们应该试图建立一个以风险费率为核心, 民间风险评级为辅佐, 市场价格调节为机制的灵活务实和高效的存款保险定价体系。经营越稳健则保费比率越低, 差别保费的设置可使金融机构增加高风险资产成本加大, 从而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

4. 针对存款人保险赔偿的标准不宜过高, 以降低存款人的道德风险

可采用在一个比较小的额度内全额赔偿, 超过这一额度则按比例赔付的办法, 在采用存款实名制的情况下, 应对每人的赔款额限定最高额度。这样既可使存款者的利益受到保护, 又可使存款者加强对金融机构的选择和制约, 以促使金融机构加强经营的稳健性, 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

5. 加强金融法制框架的建设和完善, 提高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

应保证存款保险机构的独立性, 要从法律上明确存款保险机构的地位, 并对其功能和运作程序进行严格界定。存款保险制度需要一整套相应的法律框架作为保障, 只有高效完善的法律框架, 才能发挥出存款保险制度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在我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目前经济转轨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够完善, 各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普遍存在, 所以必须保持存款保险机构的独立性, 防止由于政府过度干预造成对存款人和纳税人利益的损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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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志颖:《论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

[4]陈珑:《美国存款保险改革—一个道德风险视角》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5]Ralph A.Winter, 存在道德风险时的最优保险, 保险经济学前沿问题研究[M]Georges Dionne主编朱铭来等译校

[6]王媛:《存款保险:呼声背后的思考》黑龙江对外经贸[J]2005年第8期:69—70

[7]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二版。

[8]项卫星, 李宏瑾:《中国是否应该引入存款保险制度》, 国际经济评论[J]2002年9月: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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