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低碳经济研究综述(推荐8篇)
[摘要]本文从战略导向、政策立法、经济调节、技术支持和资金投入等五个方面,对欧、美、日、印发展低碳经济的状况进行了阐述,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各国都意识到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要不断探索新能源,加强国际合作;但由于国情不同也存在一些差异,欧盟和日本政府对发展低碳经济的认识具有前瞻性,在方法的逻辑性与技术的先进性方面,日本更具优势;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大力发展低碳经济,走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词]低碳经济;低碳技术;经验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1)03―0062―04
[基金项目]2010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山东省低碳城市发展战略模式研究”(批准号:10BJGJ11);2010年山东泰安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低碳旅游文化名城技术支撑及对策研究”(批准号:20105006);2010年山东科技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山东省低碳城市发展战略模式研究”(批准号:YCAl00344)
一、导言
目前,全球正发生着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并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危机和挑战。英国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于2003年在《能源白皮书》中率先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指出: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而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低碳发展的过程,目标是低碳高增长,强调的是发展模式。付允等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低三高)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严峻挑战。2006年10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在《斯特恩报告:气候变化经济学》中提出,以全球每年GDP 1%的投资可以避免将来5―20%的经济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目前,为了应对全球变暖的危机和挑战,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都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发展低碳经济,一些国家也发表了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倡议书和行动计划,进行节能减排,走低碳发展之路。本文旨在对国外低碳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与比较,以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借鉴。
二、国外低碳经济发展的经验
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经验,主要包括战略导向、政策立法、经济调节、技术支持和资金投入等五个方面。
1、战略导向
欧盟制定了严格的减排目标,迫使自己改变现有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率先向低碳经济转型,要打造成为一个“绿色知识经济体”。欧盟承诺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0%~30%,到2050年减少60%至80%。英国、丹麦等国公布建设低碳示范城市。英国政府2009年7月15日发布了名为《英国低碳转换计划》的国家战略文件,其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挪威提出要建设低碳国家,到2020年减排30%~40%。
奥巴马政府认识到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希望美国能够走在新能源技术的前列,成为最大的清洁能源技术出口国,而不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美国众议院通过《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标志着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已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同时这也意味着美国已经着手“后京都时代”的国际竞争战略布局。奥巴马总统说,我的任期标志着美国在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上揭开新的篇章,美国将成为低碳经济的领袖。
日本从战略角度上充分认识到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构建和谐低碳经济社会必不可少的因素。2007年6月,日本政府确立了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充分利用能源与环境的高新技术引领全球,把日本打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低碳社会。
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兼顾经济发展与减少排放,在完成工业化的同时,使经济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印度当前从政府措施和市场机制两方面入手,致力于发展低碳经济,创造未来“绿色经济”大国。
2、政策立法
2008年1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有关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可再生能源的一揽子方案”,它的实施将为欧盟带来低碳技术领先者的优势和先发利益;就2013年以后的气候变化政策,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有立法性质的“气候变化与能源一揽子法案”。在欧盟制定协议和减排目标的同时,欧盟成员国也颁布了自己的法案政策和能源战略目标。英国在2007年推出了全球第一部《气候变化法案》,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气候变化法的国家;2009年,英国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立法约束“碳预算”的国家。
美国2005年和2007年分别通过了《能源政策法》与《低碳经济法案》。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视点出发,奥巴马政府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2009年3月提出的《2009年美国绿色能源与安全保障法》制定了详细的碳排放总量管制与交易体系。2006年,加利福尼亚洲通过了《加利福尼亚洲全球变暖解决方案法》;2007年2月,加利福尼亚洲、新墨西哥州等5州制定了《西部气候倡议》;2007年9月末,全美共691名市长在美国市长气候保护协议会议上签字,同意承诺依照“京都协议”制定的目标,到2012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削减7%。
2007年6月,日本内阁通过了《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正式将低碳社会确定为2050年的重点发展目标。2009年4月,日本又公布了名为《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改革政策草案,目的是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2009年5月,日本公布《2008年能源白皮书》,将日本的能源消费结构从以石油为主向以太阳能和核能等非化石燃料为主转变。
印度政府于2007年6月成立了由总理辛格直接领导的高级别环境顾问委员会,以协调和评估此前由各部门出台的一系列减排政策。印度新能源部的《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草案)》规定,2010年各邦发电量中的10%必须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比例提高到20%。印度环境部长称,到2011年12月,印度将颁布所有机动车的燃料效率标准;完成节能建筑条例的立法;确保在所有新建的燃煤发电设施中,有一半使用洁净煤技术。
3、经济调节
经济调节手段主要包括碳排放交易制度和相关的税制。2005年1月,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EUETS)正式启动,开始在全世界率先实施减排量交易制度(见下表)。欧盟成员国实施的税种主要是碳税、气候变化税和能源税。英国政府在“气候变化计划”中提出气候变化税,它根据使用的煤炭、天然气和电能的数量计算税收;并且创立碳信托基金,提供免费碳管理服务以帮助企业识别节能和减排潜力;对与政府自愿签署气候变化协议的企业,如果企业达到协议规定的能效或减排就可以减免80%的碳税。
16世纪, 西欧各国的市场经济开始发展, 促使整个社会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 至19世纪中期工业化完成。近代大工业生产方式成为满足社会需要的主导方式, 工业文明消费模式也随之而产生。工业文明消费模式是一种“线性”消费, 经济系统将自然资源转化为产品以满足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 随之就将用过的物品当作废物而抛弃, 其基本特征是:高能耗、高排放和高污染, 从而给自然界的空气、土壤和水资源造成史无前例的污染, 使地球的支撑生命的能力严重削弱。
出于对人口持续增长、能源供给危机和环境不断恶化的关注, 国外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 兴起对人类低碳消费研究的兴趣。特别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发生, 促使国外学者们对能源和环境保护, 以及如何鼓励人们减少能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 进行了大量研究。如果早期的低碳消费研究大部分受高油价和对能源安全的关心驱动, 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相关研究则更多地受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暖的影响。纵览国外学者关于低碳消费的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如下主题。
二、对低碳消费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Barbara Ward和美国微生物学家Rene Dubos的《只有一个地球》 (1972) , 从评述传统工业文明消费对不同国家产生的影响出发, 呼吁各国人民重视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美国环保主义理论家Bill Mckiben的《自然的终结》 (1989) , 介绍了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变暖而产生的诸多后果, 并进一步指出:“环境问题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物理的或者化学的问题, 而是人口和经济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消费与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主要聚焦于食品消费、能源消费和水资源消费方面。有研究者认为:多数的环境破坏包括气候变暖都可以追溯到消费者的直接行为, 如垃圾处理和汽车的使用;或他们的间接行为, 如生产的产品必须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Rees W E., 1995;Daly H., 1996;Duchin F., 1998) 。2000年以后, 对人们消费与温室效应关系的研究逐渐多起来。Weber (2000) 用评估模型分别分析了德国、澳大利亚、荷兰、法国等国家消费者行为与生活方式因素对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影响;Kim (2002) 对1985-1995年韩国居民消费模式的变化对CO2与SO2排放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受居民生活的直接能源消费和居民对强排放消费品的需求程度的影响。以上的文献一方面反映出人类消费对资源环境的胁迫作用,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资源环境对人类消费的约束和反馈作用。2003年, 出于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忧虑, 英国政府发布了《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一个低碳经济体》白皮书, 为人类消费活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考量角度, 使“碳排放量”与所有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结合起来。此后, 国外许多学者开始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 利用“碳足迹”来研究某一产品或服务系统在其全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总量 (Druckman and Jackson, 2009) 。事实上, 经济发展是人类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 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对消费品需求的迅速扩大是加重资源环境压力的根本原因。因此, 低碳消费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更具有基础性作用和意义。
三、对低碳消费模式的研究
随着自然资源大量耗费和生态环境破坏加剧的势头不断蔓延, 国外学者开始提出要在自然资源约束下谋求新的消费模式的设想。1994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首次定义可持续消费为“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 提高生活质量, 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减少, 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 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显然, 可持续消费模式正是一种低碳消费模式。2000年以后, 对于“可持续消费”的进一步研究, 引出“弱可持续消费”和“强可持续消费”两种消费模式。消费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单位消费的资源消耗量降低, 即碳排放量的下降, 国际上许多学者将这种单纯的效率改进称为“弱可持续消费” (Spangenberg, 2002;Princen, 2003;Fuchs, 2005) 。然而, 消费效率的提高以及表面上的绿色消费偏好仍会助长消费量的反弹。因此, 仅仅提高消费效率还远不够, 改变每个消费者的消费模式, 降低消费的总物质规模和碳排放才是实现可持续消费充要条件。兼顾效率提高, 但以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为重心的消费则被称为“强可持续消费”。
与此同时, 不少学者也从其他角度展开有关低碳消费模式的研究。对于反映消费模式重要特征和内容的消费结构, Mikael和Hmo (2000) 研究认为, 环境的长期预防法则包括生产和消费模式的长期结构变动。Gert (2000) 认为在生产和消费的生态现代化中要发展有利于环境的消费导向型结构。Carmen (2003) 从消费者个人因素和关联因素两方面分析, 认为过度消费是工业化国家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必须转向生态化的消费结构。还有学者研究了消费者具体的低碳消费方式, 如循环利用、购买高能效电器、废弃物处理和绿色交通运输方式 (Geller, 2002) 。此外, 就可持续和低碳消费影响因素研究而言, Hensen和Schrader (1997) 、Heiskanen和Pantzer (1997) 、Burgess (2003) 分别从消费伦理、进化论以及社会结构等多个角度定性的研究了传统消费模式转型的主要障碍因素。
四、对低碳消费行为的研究
如何减少人们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消费模式一直以来是低碳消费研究的重点。虽然人们对低碳消费重视的原因从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供应安全逐渐转移到如今的气候环境影响, 但所有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如何使人们从高碳消费行为转变为低碳消费行为。
对于个人和家庭消费行为的研究可以追溯20世纪20年代。Ramsey (1928) 首先提出了家庭最优消费选择模型。自20世纪70年代起, 随着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凸现, 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资源、能源和环境污染问题纳入著名的家庭最优消费选择模型 (Foster, 1973;Becker, 1982;S elden and Song, 1994;Stokey, 1998) , 即把污染存量或流量作为自变量进入代表性消费者的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由于人们的低碳消费行为除经济因素外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中包括很多非理性因素, 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作用过程也非常复杂。因此, 关于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元化分析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 20世纪90年代后这股热潮在西方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成果。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看, 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内部 (态度、价值、习惯和个人规范) 和外部 (经济和规则激励, 制度限制和社会生活方式) 因素对人们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如Stern (2000) 认为个人价值、生态世界观、对价值对象的负面后果、对减少威胁的感知能力和亲环境的个人规范等五种因素决定人们的亲环境行为。由于个体处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 因此外部因素对人们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果消费者获得的信息表明他是低碳消费者, 他将会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来继续他的行为方式 (Katzev et al., 1981) 。在对118名意识到节约用电是公民责任的高用电群体的研究中, 那些知道他们的态度与实际用电量之间差距的消费者比控制组更多地减少用电 (Kantola et al., 1984) 。Synodinos等 (1990) 分析表明, 通过增加消费者对环境问题的认识, 会促使消费者对亲环境行为产生更积极的态度。
五、结束语
通过对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 可以发现:低碳消费是后工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下消费者消费理念与消费资料供给、利用结合的一种基于文明、科学和健康的生态化消费方式;也是当代消费者以对后代和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在消费过程中积极实现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 从而实现自身的科学发展及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但低碳消费实现的关键在于消费者从高碳消费行为转变为低碳消费行为, 这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人们消费文化和习惯等诸多因素有关。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也出现了资源供应日趋紧张和环境恶化不断加剧的严峻问题, 因此国内有关低碳消费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本文通过对国外低碳消费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以期为有关的研究做一些基础工作。
参考文献
[1]、 (美) 巴巴拉·沃德, 雷内·杜博斯著;国外公害资料编译组译.只有一个地球[M].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关键词]黑色旅游;黑色旅游者行为特征;黑色旅游展示和历史原真性的争议;黑色旅游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4—0092—05
一、引言
到“与死亡或苦难相关的地方”旅游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很久之前,人们就被与死亡、苦难、暴力或者灾难有联系的位址、吸引物或者事件所吸引。比如,观看古罗马角斗士的表演、中世纪的朝圣以及公众观看死刑,参观奥斯威辛一比克瑙集中营、新奥尔良的“卡特利娜飓风灾难之旅”,都是与暴力、死亡或灾难相关的旅游现象。20世纪,这种现象变得广泛化和多样化,出现了战争旅游、暴力旅游、监狱旅游、大屠杀旅游、墓地旅游等多种旅游形式。史密斯认为,与战争相关联的目的地可能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旅游吸引物类型”,但是,尽管战争旅游吸引物类型多样,也仅仅是“与死亡及其苦难”相关吸引物的一小部分。
虽然“到与死亡或者灾难相关的地方或者吸引物”旅游的现象有着长期的历史并且逐渐发展,但是直到1996年,列农和弗勒才提出黑色旅游(dark tourism)来定义这种旅游现象。2000年,他们合作出版了《黑色旅游:死亡与灾难的吸引力》一书,此后黑色旅游现象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研究以及媒体的注意(如黑色旅游的专门网站,www.dark-tourism.org.uk),成为欧美地区旅游学界新兴的热点研究领域,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领域。文章对国外有关黑色旅游的文献进行梳理,认为黑色旅游的概念界定、黑色旅游者行为特征、黑色旅游展示和历史原真性的争议、黑色旅游的影响是国外黑色旅游研究的4大主题,并对每一个主题进行了总结。
二、黑色旅游的概念界定
国外学者相当重视对黑色旅游概念的研究,认为这涉及黑色旅游理论体系的构建,在列农和弗勒提出“黑色旅游”这个术语后,他们就普遍采用“黑色旅游(dark tourism)”这个名称来标明这种现象。但由于黑色旅游内涵的复杂性,学者们对黑色旅游概念的界定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虽然创造了“黑色旅游”这个术语,列农和弗勒却不是首先研究黑色旅游相关现象的学者。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最早是以战争旅游和暴力旅游的形式在“宽泛的遗产旅游”的背景下进行的,研究角度大多为“历史原真性与旅游展示”。厄里论述了一些战争和争端旅游目的地的“轰动而又充满感情”的历史展示,而图恩布里奇和阿什沃斯提出“不和谐遗产”的概念,并为这类遗产的管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
罗杰克首次使用“黑色景点(black-spot)”来命名商业化的大规模的或者名人的突发死亡地及墓地。如肯尼迪遭到刺杀的达拉斯。随后,他又指出普通的国家或者城市的公墓是“怀念目的地”,而灾难发生地是“轰动性事件目的地”,这两种目的地和与死亡相关的黑色景点是有区别的。布卢姆将这种“只与死亡相关的旅游现象”定义为“病态旅游(morbid tourism)”,具体包括两种旅游活动:一是迅速前往突发死亡事故发生地旅游的现象,一种是到与死亡相关的人工创造吸引物旅游的现象。
列农和弗勒将黑色旅游目的地的范围扩大到“商业化了的死亡或者灾难等的真实发生地”。正如生态旅游的出现是人们对于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关注,黑色旅游的产生是世人对于世界苦难做出的一种反应,它呼吁人们关注世界不稳定和苦难的一面,并且提出黑色旅游具有的后现代的特性,挑战了现代社会的核心秩序、理性以及进步,而死亡或者灾难事件的长久传播则需要依靠现代的高科技通信媒体。列农和弗勒限定黑色旅游的吸引物必须有依然存活的记忆使其生效、必须能够引起人们对现代社会的焦虑感,他们将黑色旅游吸引物限定为近现代发生在西方社会上的死亡或者灾难事故,并且这种旅游只是游客整体旅游行程的一小部分,游客也并非本着专门的目的参观这些地方的。瑞德指出,列农和弗勒对于黑色旅游这种时间、空间以及游客动机上的狭窄限制,不利于黑色旅游的一些本质研究。
与列农和弗勒狭窄性的定义相反,西顿提出了宽泛的“死亡旅游(thanatourism)”概念,用来指完全的或部分的、被现实的或象征性的、面对死亡的动机所驱使的旅游。他认为这种旅游有着很长的历史,可追溯到人们“思索死亡”的传统。依据旅游者的行为方式,将死亡旅游分为5种形式:①见证公共的死亡;②参观大规模或者个人的死亡地;③参观死者的拘留处或者纪念地;④参观死者的遗物或者象征性遗物;⑤观赏对死亡的模拟或者演绎。
考虑到黑色旅游目的地、吸引物以及经历的广泛化以及多样化,许多学者依据黑色旅游的“黑色的强烈度”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形式。迈尔斯首次提出了“更黑色旅游(darker tourism)”以及“最黑色旅游(the darkesttourism)”。他指出,与“死亡、灾难和文明衰败”相关的目的地和“死亡、灾难和文明衰败”的真实发生地是不同的。如果去前者参观游览可以很自然的描述为黑色旅游的话,那么到后者的旅途以及朝圣则需要更深厚的情感,那么就应该叫做“更黑色旅游”。而最黑色旅游超越了区分黑色旅游和更黑色旅游的空间差异以及区分黑色旅游和更黑色旅游与历史真实之间的时间差异,网络上的互动电子媒体及其新一代的电视为最黑色旅游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通过这些游客可以体验到最接近真实的经历。斯通在此基础上更加细化了黑色旅游的不同“色度”的形式,依据旅游者的动机、旅游开发者的目的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等多种影响因素提出了从最黑色旅游到最淡黑旅游的“黑色旅游谱”(dark tourism spectrum)。
三、黑色旅游者行为特征研究
斯通认为,对于黑色旅游者的行为以及需求特征没有达到共识,黑色旅游供应开发的研究就无从谈起。学术界很重视对于游客寻求黑色旅游经历的旅游动机的研究,认为旅游者的动机是理解黑色旅游现象的关键因素。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从黑色旅游消费和旅游体验对旅游者的特征进行了研究。
1、黑色旅游者的动机研究
黑色旅游动机的研究是一个复杂多样而又困难的问题。正如丹恩所说,游客可能并不愿意表现真正的旅游动机。学者们提出了一种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从最初的病态的好奇心,到集体的认同感或者在面对伤害集体生命的重大灾难时所具有的集体生存感。丹恩对此作了总结:对鬼怪的恐惧、好奇心、怀旧情结、观看犯罪或异常的典礼仪式、基本的杀戮欲、和死亡的搏
斗。但是,他也认为,这些动机更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与具体的吸引物、目的地或者活动的联系比与个人动机的联系要更加密切。
列农和弗勒,依旅游动机的不同将黑色旅游者分为两大类,第一种是指与黑色旅游目的地本身有着情感、精神或者物质上联系的,或者是出于自身思想、经历、悲伤或者纪念目的而到旅游地的旅游者。例如,死者的亲朋好友、宗教的朝圣者、向国家或者民族英雄献出敬意的旅游者;第二种是指与目的地没有什么联系,出于娱乐、休闲、放松目的的旅游者,对于这种旅游者,泰勒认为黑色旅游只是其整个旅游经历的一个普通的组成部分。
西顿认为,死亡旅游的主要动机是去见证死亡,参观大规模的或者个人的死亡地。与此相反的,斯莱德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游客去加里波底战场是为了验证自己国家开始的时间和地点,是受到爱国主义的激励而不是面对死亡。比奇提出旅游者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因为与自己有关系而不是为了见证死亡。贝斯特认为游客参观死者墓地有时是为了临摹墓碑上特别时期的碑文、碑刻。威尔认为死亡旅游者出游的动机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学习的机会,也有怀旧、娱乐、新奇或者寻找刺激感等动机。
里奇怀特研究了死亡旅游者参观被灾难袭击的普吉岛时的旅游动机,辨别出国内(泰国)和国外游客(斯堪的纳维亚)的不同旅游动机,以及不同年龄和性别的游客的不同旅游动机。作者研究发现,对海啸后果的好奇心、想要帮助别人和安全是3大旅游动机。与西顿的研究不同,作者发现参加死亡旅游的旅游者并不是受到死亡的激励而是对自然灾难改变自然的后果的好奇心,并且它往往是国内游客的旅游动机而不是境外游客的。研究发现,20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容易对灾难后果产生好奇心而去参加旅游。
全球通信的快速发展对黑色旅游动机的形成功不可没。大量的媒体和科技报道将人类社会暴露于争端、死亡以及苦难的各种消息中。而人类个体却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这些报道而获得的相关消息,因而转向这种消息的其他消费中,于是,这种“病态的好奇心”催生了“死亡旅游”现象的扩大。
2、黑色旅游消费和体验研究
依索一阿霍拉(ho-Ahola,1982)指出,一旦旅游者有潜在的未满足需要,就会产生一系列旅游消费行为以达到满意状态。斯通从死亡、现代社会以及个体对待死亡的态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黑色旅游形成在现代社会中应对死亡机制的一种方式,并提出了一种在死亡心理视角下形成的一种黑色旅游消费行为。现代社会对于死亡持有一种忽视和隐讳的态度,于是,应对死亡以及寻找生命意义就留给了个体私下里的单独思考,即“生命思索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会造成个人对于感知死亡、理解生命的意义以及理性有序的严重的缺失。实现一种“既能探索死亡的意义”又能在“社会的公共环境中得到对这种探索的满足”的平衡成为个体的需要,而黑色旅游就是一种平衡,一种社会对死亡漠视和个人对死亡关注的平衡,解决了死亡在社会“缺失一展示”之间的矛盾。
尽管死亡旅游被认为是游客的一种高度的情感体验,却很少有人研究这种体验是什么。贝斯特以诺福克岛上的罪犯流放地及吸引物为例,以“积极情绪扩展一建构理论”为依据,研究了旅游者的情感体验,由死亡、灾难体验引起游客的生气、悲伤、恐惧、同情、骄傲及爱国主义等积极或消极情感的综合体都可以让游客形成满意的旅游体验并有助于提升旅游者的思想深度以及个人修养。
四、黑色旅游展示和历史原真性的争议
历史学家长期争论历史真相的使用与滥用。罗温索认为,历史追求真相但遗产却不是,遗产只是特定的利益群体以旅游吸引物的形式从历史真相中谋取利益的工具。旅游产业见证了死亡或者灾难目的地转变为建设的旅游吸引物的过程。但是,随着旅游的迅速发展,这些悲惨事件与它们的旅游展示之间的奇妙关系引发了专业的和伦理的探讨,主要是因为这种展示方式把休闲娱乐与悲惨事件交织在了一起。一些关注历史原真性的遗产业的评论者,如西维森、马康纳等,已经谴责对人类悲惨遭遇和困境进行展示的旅游活动是一种不恰当的或者是不道德的行为。黑色旅游的发展使得历史资源转化为遗产产品,在这个过程中,游客的需求、政府的政治利用、社会的变化以及媒体的宣传等各种因素都会产生影响。这就使得历史真相的展示不再是那么单纯。
列农和弗勒指出,黑色旅游目的地的监护人有责任对游客、对幸存的受害者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在执行的过程中那并不总是可能的,有时一个娱乐、窥阴癖和为商业或宣传的目的的开发可能会歪曲这种信息。他们进一步指出,在黑色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社会以及当今的科技和发生在目的地本身的事件一样重要。《黑色旅游:死亡与灾难的吸引力》一书就考察了几个黑色旅游地,包括它们怎样被展示的、怎样被呈现给游客的,以及历史是怎样通过媒体、政治影响和社会变迁来形成这些解释。
怀特和列农研究了立陶宛特定黑色遗产的“选择性展示”,作者认为该国的人民对国家某些特定历史的共同纪念形成一个“道德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对过去与某些特定历史无关的重要历史时期并不怀疑也不进行展示。卡罗林和迈克分析了恶魔岛和罗本岛(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两大监狱)黑色旅游展示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形成不仅在于历史监护人的转变,也是旅游者的期望以及外部利益群体的要求。旅游者先前已经接受了影片《勇闯夺命岛》中恶魔岛的形象并且希望在实际的旅游中体验到这种形象,这种旅游期望逐渐损害了岛上无惩罚的真实历史展示。最终,恶魔岛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监狱而变成了满足游客期望的故事。而罗本岛则成为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成功的一个纪念品。在南非,成功地反对种族隔离赋予了本岛一种神圣的使命,从而与此使命无关的历史都被排挤,使得罗本岛的历史失去光彩而变得狭隘。亨德森以越南战争吸引物为例讨论了战争历史展示中的相关挑战。作者介绍了越南战争吸引物及其展示方式,认为在历史展示的教育功能以及满足游客期望的娱乐功能之间存在着一种困境。
因为黑色旅游的特殊性,往往会存在受害方和行暴者。这就为黑色旅游的发展提出了一种国际人道主义的考验。在美国的公园服务部门的内部会议上,他们会专门讨论是否应该在展览会期间对那些行暴者进行谴责。最终,教育的功能战胜了情感的功能。并且,他们还会精心挑选一些有力而又能避免激起参观者仇恨情绪的信息。然而,想要做到这种定位是不容易的,尤其对于受害者而言,毕竟他们承载了太多的伤痛。
五、黑色旅游的影响
黑色旅游的出发点是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但在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效益会显现出来。黑色旅游的发展激励当地政府保存相关的遗迹遗址,并且对游客又有教育和娱乐的功能。黑色旅游的开发
是非常有意义的,到黑色旅游地去旅游,既是可怕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只要我们能够想象到他们自由的丧失,我们就会更加珍爱自由。只要对那些敏感的暴力的战争遗址开发得当,就能更好的提升人们对于人性残暴和苦难的理解,从而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布雷斯韦特和李英洛认为,正面发展的黑色旅游是一种重要的“疗法”。它不仅可以让世人永远记住那些大规模无人性的杀戮,更加重要的是可以提供一个表示悔恨和给予原谅的机会,同时让罪行的受害者和施暴者之间得到和解。他们以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山打根为例,论述了可以使用旅游帮助治疗二战的幸存者和旅游者的心理创伤(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并能够促进曾经的日本侵略者和当地居民之间和解。这种积极客观的黑色旅游展示也不是被全部的目的地所接受。在越南的战争历史展示中,越南共产党被描述成冒险拯救他们国家的英雄而敌人则应该是受到最严厉惩罚的流氓恶棍。
黑色旅游很可能会美化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黑色旅游者用来记录悲惨事件的照相机以及录像机、不断向当地居民问讯事件等做法使当地居民不得不面对过去的悲痛记忆;黑色旅游损坏旅游目的地的形象,不利于目的地形象的改善。考斯维奇和林奇研究了北爱尔兰的后政治争端社会的黑色旅游,由于其负面性这种旅游形式很少为人所知并很难得到政府、官方组织以及当地居民的支持,而且这种旅游的发展只能吸引小众市场并不能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由此作者建议北爱尔兰的黑色旅游应该更名为“复兴旅游”(phoenix tourism),争取得到政府的认可使之成为整个区域旅游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要让当地居民参与其中。
六、结语
黑色旅游的研究时间不是很长,但相关的文献资料比较综合,研究视角也多种多样。本文对国外有关黑色旅游的文献进行梳理,认为黑色旅游的概念界定、黑色旅游者行为特征研究、黑色旅游展示和历史原真性的争议、黑色旅游的影响是国外黑色旅游研究的4大主题。
论文摘要: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经历了博雅教育、近代理性人文主义和现代科学人文主义等阶段,以人为本的核心渗透了现代教育思想,语言教学也不例外。二十世纪是人文语言教学法发展的重要时期,教学思想从教师为中心转向了以学生为中心,涌现出大批的人文主义教学法,具体教学方式有所不同,但教育的核心都指向学生的自我实现。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 教学流派 外语教学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内涵与发展
在古希腊,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身心平衡发展而健全的人。古罗马继承并发扬了古希腊的文明,在教育上着重于利用文化来陶冶一个健康的人的理念。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兴趣原则”、“亲身经历”、“适应个性”和“社会竞争”等教学理念和方法对后世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维多里诺及荷兰的伊拉斯谟等教育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提倡自由教育,倡导博雅教育,尊重学生个性,关心学生身心和谐发展,充分体现了教育的人文关怀。
近代人文教育思想伴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而发展,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理性的人。20世纪下半叶盛行于美国的“人本化教育”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基础,主张教育应培养整体的、自我实现的和创造型的人。人本化教育家主张“课程人本化”,“强调学校应该创造自由的心理气氛”,提出“学校为学生而设,教师为学生而教”的学生中心理论。
在“人本化教育”逐渐走向极端并受到社会舆论质疑的时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了“科学人道主义”的概念:“科学人道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它的目的是关心人及其福利;它又是科学的,因为它的人道主义内容要通过科学对人与世界的知识领域继续不断地做出新贡献而加以规定和实现[1]。
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人文主义思想带有显著的时代特征,但“以人为本”的核心没有变。目前,中国提倡素质教育,正是人本主义的`体现。
二、人文主义语言教学法
1、人文主义与语言教学结合的基础――认知与情感的需求
语言教学与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正如亨特所言,“人文主义跟英语教学的关系由来已久”[2]。16世纪著名的英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阿卡姆就在语言教学中溶入了人文思想。他认为,教育中的人文主义就是用文学去铸成人的心智[3]。在阿卡姆看来,拉丁文学中的一些经典著作凝聚了人类思想精华,而且语言风格优美典雅,是铸造儿童心灵的最好的材料。
当代科学研究更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科学依据。认知是情感发生的前提,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心理学界较为一致的肯定。实证研究表明,诸如记忆、思维等人类认知加工过程都受到各种情感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约翰・舒曼,情感和认知是可区分但不可分割的[2]。神经生物学家安东尼・戴马西也断言: “我们的情感生活是理智机器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 所以,语言学习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极易受情感因素的影响。语言教师要把学生当作有智力和情感需求的完整的人来对待,既要扩展学生语言知识,也要加强情商的培养。
人文主义心理学强调人际关系和个人情感因素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习得的影响,认为在语言学习中,最重要的是学习环境和气氛,学习者只有在放松和协调的状态下才能最有效地学习和掌握语言知识。这从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语言活动中认知与情感紧密结合的必要性。
正是基于对认知结构的科学和心理的研究,现代语言学家积极推动人文思想与语言教学的结合,产生了不少人文主义教学流派。
2、人文主义语言教学流派
人文主义教学思想认为,课堂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学生全身心的参与来提高外语教学水平。罗杰斯在1969年就于《学习的自由》一书中概括出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要素:人类具有天然的学习潜能,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学习只发生在所学内容具有个人相关性和学习者主动参与之势[4]。 较明确的人文主义外语教学法出现在二十世纪60-70年代。6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接受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论,开创了听说法。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外语教学中学生本身因素起着很大作用,强调外语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最典型的教学流派是美国心理学家卡特罗的“沉默法”,美国的教育家库兰的“集体语言学习法”,保加利亚人罗扎诺夫的“暗示法”等。虽然他们所提倡的教学形式和课堂活动全然不同,但共同点是将学生看成既有智慧又有情感的完整个体,重视学生自我意识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常被统称为“人文主义流派”。从80年代起,教育从传授知识转向培养学生能力,90年代则以提高学生素质为目标。在这一背景下,人文主义心理学、人文主义外语教学法便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根据教授观点的差异,人文主义教学流派又可以分为浪漫人文主义和实用人文主义。
浪漫人文主义认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鼓励学生发展自我。课堂教学应主要关注学生情感,经历和观点。学生要学的东西就在他们自身,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即是所有的教学活动的目标,无论是语法练习,考试和翻译,都是基于学生的经验。但当教学过于关注学生个人经验,学生接触到的语域和语体相当有限,所以这一教学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
斯戴威克是实用人文主义的代表。他认为教师要了解学生的思想和学习态度,调整自己教学方法。教师应让学生发展和展示创新与合作能力, 学会表现的自我和批判的自我的协调。在斯戴威克最近的著作中强调了教师对学生需要的关注。另一方面,斯戴威克还认为,过分强调人文方法会带来负面影响。在关注学生自我发展的目标的前提下,教师决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即对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技巧的掌握。除了情感因素外,学生最重要的还应发展语言能力、记忆、动机和认知能力。
现代外语教学实践中,人文思想已经渗透在教学过程中。除以上所述的人文流派外,许多教学流派也反映了人文思想,如认知教学法,交际法,任务型教学法等。这些教学法具体操作各不相同,但都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从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斯戴威克的实用人文主义思想,是人文教育思想更理性化的表现。
三、人文主义语言教育对国内外语教学的启示
多年以来我过大学英语一直以大班为主,课堂教学多数以教师为中心。教学以考试为目标,尤其是全国性的
四、六级考试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风向标。这造成了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标准过于理性化,教学过程重知识传授,轻学生需求,尤其是个体发展的需求。这与人文思想与素质教育的目标相距甚远。外语教学中提倡人文教学势在必行。
加强课堂教学的人文性有助于打破英语教学的瓶颈,真正走上素质教育的道路。加强人文性,要注意:
(1)正确理解人文教学法的含义。人性化不等于自由化。以学生为中心不等于放任自流。教师的指导作用必不可少,课程目标不能取消。人性化与语言教学不是格格不入的。语言技能的培养是在个体主观意志的调动下积极地语言习得。
(2)明确外语教育的目的。教师应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鼓励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在语言教学中融入人文观,指导学生意识到个体发展的需求,既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又能顺利完成教学目标。
(3)恰当组织课堂教学。教师要勇于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学会提问,变被动为主动。课堂形式要多样化,促使学生动手又动脑,充分发挥学生的智商和情商。要营造生动活泼的教学气氛,让学生得到表现自己、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机会。帮助学生形成探索创新的心理愿望和性格特征。
参考文献:
[1] Edgar Faure et alLearning to Be [C] Paris: Unes
co, 1972.26。
[2] 范琳,试论人文主义外语教学法. [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58-62。
[3] 朱镜人, 阿卡姆人文主义教学思想初探[J].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4):103-106。
一、 利用广告进行品牌创建的理论
正如大卫.艾格所说,品牌长期以来是以大众媒体作为工具,通过广告以实现品牌创建的目的。所以,在品牌创建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最早的品牌创建理论也是由广告人在实践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主要代表性理论是:USP理论,形象论和定位论。
(一) USP理论
USP理论是罗塞尔・瑞夫斯(Rosser Reeves,1910-1984)在从事广告工作20多年后提出的一个品牌产品的推广理论。1961年在他出版的《实效的广告》(The Reality of Advertising)书中,系统地阐述了USP(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理论。他在书中对USP做了如下阐述:
1. 每一个广告必须向顾客提出一个主张(proposition)。他指出,不只是一些文字表达,不是对产品的吹嘘,不是橱窗广告,而是一个实在的利益点。要告诉广告的读者(当时主要是报纸广告):购买这个产品,你将得到特定的好处。
2.这个主张必须是竞争对手不能或没有提出的。它必须独一无二,是品牌的专有特点或是在特定的广告领域中没有提出过的说辞。
3.这个独特的主张必须能够打动(move)成千上万的读者,也就是说,能够把顾客吸引到你的产品上来。
所以,USP的理论核心思想非常清楚,在品牌产品推广时,必须有一个独特的销售主张,这个主张要有广泛的吸引力,并确切告诉顾客:买下它对你有什么好处(暗示不卖它就有害处)。正是这个思想,瑞夫斯被认为是强卖(hard sell)观点代表。
他特别强调消费者从广告中仅仅记住一件事,比如一个强有力的宣称,一个强有力的概念等,这是为什么在一个广告只能有一个USP的原因。此外在他的理论中认为广告应该能够抓住人们的注意,在此基础上对这个USP的观念不断地重复(repeat over and over)。这样人们才能牢牢记住。
根据瑞夫斯实践,他相信广告更多是科学和研究,而不是艺术作品。因此,瑞夫斯在品牌产品推广中,经常使用科学的证据,就如现在国内的广告中经常可以看到的宝洁公司的一些广告。由于强烈地反对广告的艺术性和形象性观点,所以,USP理论中的独特销售主张之基础是产品,是通过挖掘产品的功能性独特点找到USP。此外,USP理论认为,广告在推出产品后,在其生命周期内,其广告战略总体不应该改变,要改变的只是形式而已。可见,瑞夫斯在当时就认识到了品牌广告前后一贯的必要性。
尽管USP理论在今天仍然有市场。但是就在USP理论发表不久,由于美国大众从关注产品利益点,正在转向个性形象表达和偏向流行文化,再加上电视广告的迅猛发展,形象建设有了有效的手段。在1965年,因为公司广告业务下降,瑞夫斯退休离开了广告界。同时也标志着品牌创建的思想发生了改变,新的广告和品牌理论也同时产生。www.ciadvertising.org/student_account/spring_01/adv382j/ootvas/paper2/usp.htm
(二)品牌形象理论
与罗塞尔・瑞夫斯同时代的另一位广告人――被称谓20世纪最伟大的广告人――大卫・奥格卫(David Ogilvy,1911-)根据自己广告和品牌创建实践,提出了与USP完全不同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形象论。人们对罗塞・瑞夫斯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上,认为罗塞・瑞夫斯的USP理论是在强卖,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消费者并不喜欢他的广告,他的许多广告被认为没有顾及人们的感情,而许多消费者购买是在潜意识下完成的;另一点是否定形象,认为实在的利益才是顾客需要的。就在USP理论发表后第二年,大卫・奥格威出版了《一个广告人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Advertising Man,1962)。
大卫・奥格威在上述书中和许多别的场合提出了不少关于品牌和广告的名言或者说格言,其中蕴涵着他的形象理论。早在1955年他就对美国广告协会说: 每一个广告应该看成是对复杂的符号――即品牌形象――的贡献[]。他自己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广告人,他补充说,因为其他伟大的广告人都已经死了。不过美国一些专业机构进行过多次调查结果显示,他确实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广告人。
他认为广告对产品的销售作用巨大。他打比喻说:一个产品可能需要上百个科学家经过两年的努力才能开发成功,而我用只要30天为这个产品创造一个个性,并制定一个广告计划。如果我的工作做的足够好的话,对产品的成功来说,我的贡献不亚于百位科学家的贡献,
可见,他认为,为品牌产品建立一个个性和发起一个成功广告运动,非常重要。他认为,(企业)现在必须决定品牌要一个怎样的形象(image),形象就是个性,一个产品就像一个人,要有自己的个性,是这个形象决定了在市场的地位:是成功还是失败。
在关于如何建立形象问题上。他认为,广告不是娱乐,而是要提供信息,促使顾客购买的不是广告的形式,而是广告的内容。这个广告内容是什么呢?按照形象理论看法,这个内容就是包含着创意(creative)的个性形象。
所以,形象论认为,一个好的广告应该不让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广告,不应该强卖,而是应该让顾客在无意识下去购买你的产品。这个思想与USP的观点完全不同。
不过就创意而言,与斯瑞夫的独特性思想是一致的。只不过一个称谓创意,创意本质上就是独特性。而独特性按照瑞夫斯的说法,就是竞争对手没有的或者没有说过的。其实从没有提出过的东西现在提出了(独特主张)就是创意。但是,由于两个理论专家的思维不同,大卫.奥格威侧重创意的艺术和形象性,而瑞夫斯主要指的是独特的产品利益点。
由于大卫奥格威的个人成功,使得品牌形象论获得广泛的认可。但是由于创意的获得非常困难,大卫・奥格威也没有提出具体创意来源,他的策略是找到最优秀的人,他们就是创意的来源。他认为在实际广告界,有真正创意的十分罕见,只有几百分之一。
因此,形象论提出了品牌形象和品牌个性的重要性,但是如何获得这个个性创意留给了广告的创意专家,依靠的是个人的天赋。所以,这个理论本质上只是一个思想,不具有实际的操作指导性。
(三)品牌定位理论
鉴于品牌形象理论事实上没有替如何构造品牌的个性形象以指导,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品牌形象论受到很多的批评。一些专家认为,品牌形象论要为许多虚假和夸大的形象宣传承担责任。到1972年两位年轻的广告人,拉・里斯 和杰克・特劳特(Al Ries &Jack Trout)提出新的理论――定位理论(positioning)。定位理论被认为是在这个传播过度的社会中解决传播问题的首先思路,也是现代营销中最重要的概念。
定位的基本思想是:要在预期客户的头脑里给产品定位,但是他们认为定位本质上不改变产品,产品的价格和包装事实上都丝毫未变,定位只是在顾客脑子里占一个有价值的地位,独树一帜。为了在客户的脑子里独树一帜,首先需要分析消费者的大脑。定位的基本假设前提是:这个社会的传播已经过度,一般的说辞已经无法进入大脑,而改变人们想法的做法更是通往广告灾难之路;人们的大脑非常简单,只会记住简单信息。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如何进军大脑,实现占位?
里斯和特劳特提出的基本方法是发现或创建心理位置,强调第一和类的独特性。如果没有第一的位置,可以通过与第一挂钩的方式,如比附定位。这样在人们记住第一的同时,还知道第二等。还有一个方法是给第一的品牌重新定位,让它让出位置,并使自己进入这个位置。例如泰诺给阿司匹林的重新定位。
在《新定位》里,特劳特和其新的合作者瑞维金,根据定位是占领心智的思想,对消费者的大脑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通过更多的例证,说明定位如何进行。其中强调不要试图去改变消费者对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不要去搞产品线的延伸,那没有效果,只会导致失去在消费者脑子有价值的位置。在该书中对通用汽车的定位,以及在特劳特新的书里[]对AT&T、Xerox试图改变消费者脑子里对品牌的观念,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完全了违背了定位的思想,因而其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定位理论事实上与前面的两个理论有着清晰的继承关系。定位中的“第一”与瑞夫斯的“独特性主张”是一致的,也与大卫.奥格威的创意非常相似,但定位论的第一强调的是在消费者脑子是第一,而不是相对于竞争者而言的独特,或者个性形象上的创意。此外,定位论也没有说这个定位点是产品性利益,还是个性形象的。从作者的著作中看,用来占位的东西,既可能是斯瑞夫的USP,也可能是大卫.奥格威的创造性形象,只要这个点还空着并且对消费来说是重要的,就可以用作定位。
定位理论认为,定位一旦成功,就会在人们头脑中形成固定思维,即一个品牌代表什么就会形成认知定势。改变往往是徒劳的,轻易放弃原来的定位通常会带来不良后果。如列维的牛仔,如GM的各个汽车品牌延伸等,就是失败做法。
当然由于环境的变化,定位理论认为必要的改变仍然不可避免。所以,在《新定位》里用了大量的篇幅来介绍如何重新定位。但同时指出,环境变化是永恒的,重新定位则是有限的和必须控制。经常的改变只会导致没有定位。
(四)简要评述
三大基于广告和沟通的品牌创建理论,基本假定――品牌或产品已经既定。在这个基础上,如何为这个产品的销售和品牌树立寻找办法。他们的开出的处方分别是:一个独特的、创造性或者第一的东西。这个东西在,USP理论中是一个产品性利益,在形象论中是一个独特的个性形象,在定位论中是一个有价值的心理位置。进入九十年代,这些理论被发现对于创建一个品牌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一些新的品牌创建理论纷纷诞生,品牌创建理论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国外研究状况:一些国内外学者早就对观光农业生态园的规划作出了研究。曾早在19世纪法国学者Noel就指出,可以把旅游业看成是农村就业的主要途径,并认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消除分散性、改善农村居民的服务、通过旅游发展致富;19世纪中期国外学者也指出,观光农业的发展对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鉴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观光农业的发展和农业息息相关,可以说农业发展就是它的命脉所在。要发展好观光农业就必须把农业技术提上去,让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艺术相结合。中国式一个农业大国,发展好农业对中国的劳动人民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把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是中国的国策,这使得农业的发展有着比往日更深刻的含义。我国学者倪川硕士指出,以农业生态园作为乡村生态旅游,对农业生态园规划进行设计是中国农业研究的价值所在,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当代农民不仅可以在旅客们旅游的过程中收取费用,还可以在收获农产品时取得收入,从而可以大大的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是使得中国的农业日益走向多元化,经济化和风景化。国内学者高士莘指出,观光农业在全球发展迅速,它是农业和旅游业合二为一的新兴产业,是以农业为载体的旅游业。它不仅有效利用农业资源和旅游资源,而且能够协调两大产业与环境间矛盾。它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促进丘陵地区农业腾飞的新路。丘陵地区经济发展不快,有些地区甚至还未脱贫,发展观光农业可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土地由低效种植向高度集成和综合利用方向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增长。综上所述,观光农业生态园的规划在中国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
1 医疗旅游研究概况和研究方法分析
笔者于2015年5月,以“medical”与“tourism”、“travel”、“tourists”为组合检索词,在Elsiver、Jusor等外文数据库近十年(2006-2015)的文献进行并列搜索,经筛选,共获得相关外文文献72篇。将文献进行年份、来源、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统计分析。
1.1 医疗旅游研究概况分析
1.1.1 期刊论文按年份统计
从表1和图1中发现,2006年到2015年,医疗旅游发展不稳定,呈波浪上升趋势。2007年到2009年篇数较少,2010年后发展迅速,但最多是14篇。由此看出,国外对医疗旅游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研究成果并不丰富,亟需更多学者丰富和完善。
1.1.2 期刊文献按文献来源统计
由于外文文献来源较为广泛,笔者主要对主流杂志进行统计,占篇数较少的期刊统一用其他来源表示。文献大部分发表在质量上乘的期刊,但总体数量较少,未来需要在数量上继续加强(见表2)。
1.1.3期刊文献按研究主题统计
外文文献的研究主题较为广泛,一篇文章有时包含多个主题,主题间会有重复。为保证总数量统一,将包含多主体的文献统一归纳为综合研究。医疗旅游的综合研究、驱动因素、医疗手术等研究较广泛,而监管、成本、口碑、供应链研究却涉足较少(见表3)。这为学者们未来的研究提供思路和方向。
1.2 医疗旅游研究方法
国外较多采用描述性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包括线上和线下的调查)和实证研究法等,也有个别学者采用关键路径分析法,对引文进行信息跟踪。Yousra采用Netnography数据分析方法,分析网上收集的资料,这是一种新的定性方法[1]。部分学者利用模型统计,例如采用Superdecision软件,建立ANP模型,也有学者采用自回归滞后模型框架对数据进行分析(见表4)。
2 医疗旅游研究内容
2.1 医疗旅游的概念
医疗旅游在20世纪后期出现并迅速崛起,于90年代末发生爆炸性的增长[2]。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医疗旅游是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休养为主题的旅游服务。国外学者对医疗旅游概念从旅游形式、目的等方面探讨(见表5)。
目前,医疗旅游的概念缺乏科学、统一的定义,大多数学者仅从医疗旅游的某一个方面阐述。通过整理,笔者主要将医疗旅游的概念分三类:1.目的说:为了达到某种医疗目的进行医疗旅游,例如获得治疗、寻求身体解放等;2.优势说:由于医疗旅游的种种优势而诱使人们跨国寻找医疗,例如成本低、易获得等优点;3.过程说:寻求医疗治疗过程中,享受度假、观光。
2.2 医疗旅游的特征
医疗旅游是融合医学治疗与旅游观光的独特旅游方式,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2.2.1 反向流动特征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反全球化”态势已经形成。为了医疗保健,发达国家的患者旅行到欠发达国家,涉及成本、可接触的治疗等原因,揭示了保健领域的内隐观念[2]。Sammita认为这批反向流向的患者,是为了规避他们自己国家的健康护理服务———它们是难以接触的、不受欢迎的、伴有负担过重的公共卫生系统和长时间的等待[11]。
2.2.2 短距离流动特征
欧洲、泰国、印度等国家的患者跨越国界,到有类似的(或补充)设施和文化的邻近国家,并且旅行成本最小化[2]。John认为医疗旅游不是乘坐航运从北方国家到南方国家,它是相对短距离的、区域的、交叉边界的、离散的(不跨越文化的界限)和有限的吸引力[12]。
2.2.3 移民返回特征
许多医疗游客是海外移民,特别是美国的墨西哥人、印度和中东的移民。同样,第二代海外移民,包括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为了医疗护理迁移到“合适”的文化环境里[2]。他们是为了在熟悉的文化背景里寻求更便宜的医疗护理[12]。
2.3 医疗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
2.3.1 医疗旅游发展的驱动因素
Laura等认为价格是吸引患者最主要的因素,并对部分国家的医疗服务成本进行描述(见图2)[3]。宗教研究较少,但是重要性不容忽视.Shahzad通过对沙特阿拉伯地区的研究,发现许多拥有宗教信仰的穆斯林到神圣场所进行精神活动和愈合过程。许多终末期疾病患者或有老年问题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愿意呆在神圣的地方[9]。具体的学者研究如下(见表6)。
2.3.2 医疗旅游发展的阻碍因素
地理和文化影响流动性,语言障碍、财政限制和信息缺乏限制游玩的意愿[2]。Vincent以香港为例,认为政府的支持力度小、政策法规的限制、法律和监管的约束等是阻碍地区医疗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17]。事故、伤害和与健康相关的风险,会对游客的体验或感知产生不利影响,反过来负面影响医疗旅游的需求[18]。印度是个多种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各种族因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语言和宗教信仰等问题,骚扰与屠杀事件不断,教派纷争也没停止过,对医疗旅游产生不利影响[19]。伦理约束越来越重要,某些手术在客源国是禁止的(例如堕胎等)。还有种最极端的旅行形式———患者旅游到其他国家寻求安乐死,这在法律和道德方面都是不允许的[13]。
2.4 医疗旅游的正负效益
2.4.1 医疗旅游的正效益
医疗旅游的前景广阔,带来许多经济和社会效益。据益普索民意调查,涉及24个国家的成年人,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称对医疗旅游服务感兴趣[20]。全球每年超过3700万个与健康相关的旅行,产生超过330亿英镑的价值,带来100亿美元收入,并稳步增长[9]。医疗旅游的成长对目的地国家的旅游业和医疗卫生行业注入了繁荣[8]。整个旅游业的基础设施从这个商机里获得相当多的利益[2]。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到发达国家寻求新的技术和技能,提升了个人和医院的素质[9]。Ufuk等认为外汇收入会导致卫生保健市场的扩张,新的就业机会将减少失业问题,还使国家之间的信息和技术转让[21]。
2.4.2 医疗旅游的负效益
医疗旅游在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带来负效益。Thomas认为医疗旅游会削弱贫富之间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性[8]。外国病人受益于成熟的民营医院,而当地人只能获得基本的卫生设施[4]。在印度,,许多医生和护士移民海外,去赚更多的钱,导致人才流失[13]。在服务质量方面也会出现负效益。首先,事故风险会更大,许多国家没有针对医疗事故的严格法律,出现医疗事故有较少的法律追诉权。其次,国外医院有质量认可的较少,护理的质量缺乏保证[22]。目的地国家也缺乏对后续护理的关注。手术后可能出现并发症,病人一旦返回家中,可能会造成不良后果[4]。他们对于高水平的医疗和护理服务的需求和渴望,也使得本国的医疗体系负担过重。同时,治疗后产生的并发症或感染、康复治疗产生的费用都转嫁到客源国的医疗体系[23]。每年返回英国的医疗游客的后续治疗,花费大概1000万英镑至1600万英镑[24]。王颖认为,部分特殊的医疗项目(如器官移植等)仅在某些国家合法,但其科学性和伦理性却备受争议[25]。
2.5 医疗旅游的区域
医疗旅游的实践广泛,学者们对医疗旅游的研究有一定突破。Sammita等认为亚洲是最具潜力的医疗旅游的世界领袖。凭借价格、国际认可、卫生设施良好等优势,印度、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在宣传自己是“医疗旅游的主要目的地”[11]。但医疗旅游为需要保健旅游的人带来健康和快乐以及很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存在资格认证、人身安全等风险[26]。
Ioannis等人分析了希腊的资源、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酒店高管对医疗旅游业的投资意愿,认为医疗旅游业前景广阔,对希腊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10]。Anahi等人发现阿根廷利用互联网营销它的独特性,通过将原欧洲国家提供的独特自然美景与顶级医学美容的特殊复杂性相结合,并将探戈意象部署成一个强大的广告工具,融入整容旅游的术前和术后过程中[27]。
Ji和Tae通过对韩国济州岛的日本游客、韩国游客、中国游客的偏好研究发现,日本游客展示了旅游集中偏好,对审美治疗和大手术有着双向需求,重视医疗和保健服务以及信息和保险。中国游客呈现出以治疗为重点的特征,对小手术、审美治疗和医疗保健服务有着高需求。韩国游客表现出旅游经验偏好,专注与信息、保险和医疗保健服务相关的元素[15]。Murat等人通过对土耳其的坎加尔鱼泉的优势和顾客感知的调查,为坎加尔鱼泉的营销和未来发展提供建议[28]。
Farhad等对在伊斯法罕的不孕不育夫妇的问卷调查时发现,成本、距离、法律和道德限制以及宗教伦理等问题影响目的地选择[29]。而Laura[3]、Neil[30]等学者关注医疗旅游的研究缺陷问题,主要集中在数据和关键指标的缺乏等。
3 结论与展望
从以上分析初步得出:从2006年到2015年,医疗旅游发展不稳定,研究数量呈波浪上升的趋势,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医疗旅游文献来源较为广泛,大部分发表在质量较高的期刊上,但研究数量较少;医疗旅游的综合研究、驱动因素、医疗手术等研究比重较大,而其他方面涉及较少;研究多采用描述性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包括线上和线下的调查)、实证研究法等方法;医疗旅游的概念还未形成统一;医疗旅游的特征主要包括反向流动、短距离流动、移民返回;在影响因素方面,成本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等待时间长短、发展中国家优质的服务等是影响医疗旅游的驱动因素;语言障碍、财政和法律的限制等是重要的阻碍因素;医疗旅游对社会和经济产生正效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负效益;区域研究也有一定的深入,为推动区域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经过以上对国外医疗旅游研究的总结发现,研究成果有了一定的发展,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注重对数据的调查和挖掘,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国外医疗旅游研究的进程。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1.对医疗旅游的概念研究不少,但还未达成统一意见。未来可以在理论方面进一步探索;2.研究集中于医疗旅游知识整合的基础上,偏向于理论梳理,缺乏医疗旅游具体的数据和指标,尤其是医疗服务对进出口国的经济影响,研究缺乏一定科学性;3.跨学科的研究较少,主要利用市场营销学、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综合性较差。可适当运用信息处理学、社会语言学等多学科理论成果,并加强心理研究机制的运用等,可为旅游地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理论指导。结合医疗旅游目的地与第三方合作、医疗旅游的价值等方向,进行分类研究。
【关键词】研究综述 教学风格 研究成果
一、教学风格定义
国外学者在教学风格的研究上起步早,成果颇丰。对于外国教学风格的成果综述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在这方面研究方向,对于国内学者的研究和借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在教学领域关于教学风格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被大家所公认的概念。依据笔者所查的文献来看,教学风格具有的共性如下:
第一,教学风格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教师的自我风格的漫长的形成过程,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产生并逐步发展成长起来的;第二,教学风格是教师自身的一个个性化结果,与教师的性格特征、个人素养、思维意识等等是密切相连的,即体现出其教学行为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第三,教学风格是教师的教学方式与方法,以及教师的教学的思想和理念集中的综合素质的体现和反应,是教学艺术进入一种高境界的表现和标志。
综上,笔者认为教学风格是在教学的反反复复的实践中,教师精湛的教学艺术所表现出的教学特色和教学风度,由于年龄差异,环境变化,思想修养,知识水平,个性特征以及专业知识等方面的不同使得教师在教学中的行为规范、专业用语、调控方式、精神气质等方面具有独特而稳定的教学风范,这也是教师综合能力、教学理念和性格差异出现多样性和综合性表现的原因。
二、国外对教学风格的研究综述
对教学风格的研究和探讨已经成为一个时兴的研究方向,正在引起国内外研究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对教学风格的研究会逐步增多,并且会更趋于完善和成熟。从微观上来看,依据各个研究结论的先后顺序和影响程度作出以下的研究阐述。
方法论:在教学风格发展之初,Joseph· Renzulli和Linda H·Smith (1979)就提出并认为:教学风格就是教师们在实际的课堂上所偏爱使用的教学方法,它不大会因为教学内容、教学对象的变化而随之发生变化,它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也会表现教师个人的鲜明的个性特征
要素观:Dunn(1983)认为,教学风格可以被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它们分别是教学方法、学生分组、教学组织、教学管理、课掌环境布置、教学设计、评价技术和教育思想组成。这些不同的教育要素可以任意组合或者分离,最后在教师身上的不同组合就构成了教师个性化的风格。
课堂行为观:Conti(1990)认为,教育价值观念以及教育理念要转变为实际的课堂行为必须得通过教师个性化的和独特的教学风格这一中介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其可以被看成是教师的一系列行为的叠加,而这一系列行为是在一定的教育价值系统的影响下所形成的(谭顶良,1999)。
范型决策观:Muska Mosston(2012) 在其作品中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教师为了在学习者的行为与教学行为的相互作用中作出最合理的选择,必须对已经存在的各种决策范型进行决定,了解各范型之间的关系以及每种范型中存在的特殊决策。而這种范型决策就可以被称作教学风格。
互动观:这种观点认为教学风格是学生、教师与课程这三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并且这三者之中任何两者发生了改变,都会影响到教学活动的进行。这一观点强调教学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特质观:这一观点认为教学风格是教师的人格特质在教学行为过程中的反应和体现。这种特质包含了教师对教学的相关观点,如教师对教学方法、学科专业知识、师生互动之间存在的差异等方面,这些方面都会影响教师的计划与评估,有时甚至会影响教学过程。
三、总结与建议
综上所述,一个教师要想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并非易事,所以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教师要做有心人,要做实干者,在形成自身的独特风格还需要从以下方面出发。
1.在学校方面,校方领导应该更新领导观念,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教师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发现每一个优秀教师良好的风格苗头,因势利导,民主管理。
2.在教师方面,每位教师必须深刻认知到教学风格的重要性,教师应该把教学当成一种艺术的事业,积极形成自己的风格应是每个教师的自觉追求。教学是一种艺术,教师要能享受到创造的无穷乐趣,而且要让这种乐趣强化教师对教学艺术事业的追求。教学风格决不仅是形式问题。它还与教师的修养密切相关。其次,教师要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必须具备良好的个人素养,同时还要注意自己教学风格的实际教育效果。教师只有这样,教师才有可能在教学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参考文献:
[1]Conti,G. J.(1990)Identify your teaching style[C].In .M.W.Galbraith(Ed.), Adult learning methods: A guide to effective instruction. Malabar, FL:Krieger.
[2]Dunn,R., & Dunn, K.(1983).Situational leadership for principals: The school administrator in ac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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