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感恩教育研究综述

国外感恩教育研究综述

国外感恩教育研究综述 篇1

陈秀兰

韩国的学校教育首先也是“孝道”教育,通过开设专门的礼仪课,配备以韩式家具、传统的民族服装等教育学生向长辈问候、向老人敬茶等孝亲的行为习惯。在小学,规定每个小学生胸前都佩带着“孝行牌”。牌的正面有父母的像片,背面有孝敬父母的格言与规定,学校要求学生每天对照“孝行牌”默想自己做得怎么样。

新加坡的道德教育。其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公民教育, “对小学生进行有关社会、生活准则、道德责任、种族和谐以及祖国忠于祖国 等共个德育项目,如孝顺、手足情深、尊敬老师、尊敬长辈、守法、责任感、公德心、爱校、爱国、协作精神以及种族和谐等。美韩感恩文化特征及其对我国感恩教育的启示 马祥甸

挂有“孝行牌”，“道在器中，以器传道”，让他们每天对牌反思，体会师长的辛苦，学会感恩。节日里，年轻的父母会穿上五彩服，带着孩子向长辈行大礼，送“孝道礼物”，感谢养育之恩;校园内，到处可以看到精美有力的书法和传统的山水国画，内容多是先贤关于做人的至理名言，增强青少年感恩祖国和感谢前辈的信念;寒暑假时，社区还给小学生举办讲座，向小学生宣传“忠、孝、礼”等传统伦理道德，使他们从小接受“孝道”的熏陶 德国中小学生命教育探析 王定功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里，专门喂养一些小兔、小狗、小鱼等诸如此类的小动物，孩子们在照料小动物的过程中，按照要求去细致观察小动物每天的成长发育过程，并认真做好记录，从而让学生学会细心照顾和爱护弱小的生命。不少学校还倡议学生用自己积攒的零花钱 “领养”动物园里的小动物，并常常发起募捐活动拯救濒临灭绝的动物。班级、校方乃至更大区域等不同层面还经常组织关于善待生命之类的演讲、作文比赛等活动，用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倡导善待生命的理念。在学校里，学生若虐小动物，轻则受到校方的训导，重则受到适当惩罚，甚至被送去相关机构接受专门的心理治疗。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说：“只有学会感恩，我们才能明确责任；只有学会感恩我们才能体味真情；只有学会感恩，我们才能感受幸福，享受生活。”

在国外，对于感恩教育也十分的重视。根据学者的研究，整理出以下几点：在韩国，学校通过开设专门的礼仪课，配备以韩式家具、传统的民族服装等教育学生向长辈问候、向老人敬茶等孝亲的行为习惯。在小学，规定每个小学生胸前都佩戴“孝行牌”。牌的正面有父母的像片，背面有孝敬父母的格言与规定，学校要求学生每天对照“孝行牌”默想自己做的怎样。新加坡的道德教育中有一项是公民教育“对小学生进行有关社会、生活准则、道德责任、种族和谐以及忠于祖国等德育项目教育，如孝顺、手足情深、尊敬长辈、尊敬老师、守法、责任感、公德心、爱校、爱国、协作精神以及种族和谐等。

在德国，在小学里，专门喂养一些小兔、小狗、小鱼等诸如此类的小动物，养成热爱生命，感恩自然的意识和行为习惯。班级及学校还经常组织关于善待生命、感恩自然等的演讲、作文比赛等。

邂逅美国的方老师—博客

在美国，爱国主义作为感恩教育的一部分，受到重视。小学生一入学，老师就会要求所有的学生必须学会背诵“国旗誓词”。在每次升旗时，学生齐声背诵效忠国旗誓词：“我全心全意，效忠国旗，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小学感恩敎育现状研究

杜丛颖 在日本，日本学校中对学生培养感恩之情是从点滴小事进行的，像“午餐前两掌合在一起对这饭菜鞠躬致意，以表示对饭菜和提供好饭菜的所有的人的感谢。” 中日感恩教育比较之启示

张 靖

国外感恩教育研究综述 篇2

一、教师关注阶段的相关研究

(一) 对关注内容及类型的研究

富勒于1955年在对职前师资培养的研究中意外地发现职前培训中教师关注经历着明显的变化。后来, 她与德克萨斯大学的同事在60年代对教师关注 (主要是职前教师) 进行了长期的系统研究。富勒和她的同事们通过对美国1300多名教师的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 将教师关注初步地划分为两类 (关注自己和关注学生) 共六个项目[1]:角色定位;自我胜任能力;学生是否喜欢我, 学生喜欢的是什么;学生是否在学我教的内容;学生的个体学习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如何改进教学。70年代, 富勒在对教师关注进行精细编码 (1) 和概念化的过程中, 发现“二分法”不能完全解释教师关注的差异。接着, 富勒将教师关注分化为三类, 求生关注 (R+A) , 任务关注 (T) 和学生需要关注 (N) , 编制了著名的教师关注问卷 (Teacher Concerns Statements, 简称TCS) , 建构了教师关注阶段论模型。此后有许多研究者对教师关注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究, 寇茨和瑟瑞森 (Coates&Thoresen, 1976) 、凯文尼和森科莱尔 (Keavney&Sinclai, 1978) 、帕坦尼克兹克和艾斯埃克森 (pataniczek&Isaacson, 1981) 、维恩曼 (Veenman, 1984) 等分别对教师的焦虑、教师的社会化和教师面对的“现实冲击”进行了研究, 进一步深入和细化了富勒的研究。

维恩曼对1960至1983年间关于教师教学工作中所遇到问题的近百项实证研究进行了归纳, 其研究结果显示, 60至80年代的以来初任教师所遇到的问题没有显著差异, [2]而且马舍尔 (Marshall, 1996) 、布瑞特 (Britt, 1997) 等人在90年代, 肯威 (Conway, 2003) 、卡科马克 (Melek Cakmak, 2008) 等人新近的研究也显示, 初任教师问题关注在内容类型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具体可见表1) 。

从表中可以看出, 虽然不同的研究者对教师关注类型有不同的区分, 但是差异并不大, 教师们的关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马舍尔的五分法相对全面地概括了教师关注的类型, 这些关注大都属于肯威二分法中的外部关注, 肯威教师内部关注发展模式的提出给教师关注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

(二) 对关注变化机制的研究

富勒认为教师关注发展有四个阶段 (3) , 即任教前关注阶段 (preteaching concerns) 、早期生存关注阶段 (early concerns about survival) 、关注教学情境阶段 (teaching situations concerns) 和关注学生阶段 (concerns about pupils) 。富勒对几个阶段变化的基本主张是:四个阶段是按照一定的序列发展的, 随着教师的成长, 逐渐出现成熟关注。“个人成为教师这一历程是经由关注自身、关注教学任务, 最后才关注到学生的学习以及自身对学生的影响这样的的发展阶段而逐渐递进的。”[10]每个阶段有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前一阶段的问题没有解决, 就不会向后一阶段发展, 后面的关注则不会出现。关注阶段的发展与教学经验相关。

研究者们围绕富勒的基本观点展开了验证性研究。研究结果有两种:一种是支持的或部分支持的, 另一种是不支持的。在研究倾向上也有两种:有的是实用主义的, 注重将富勒的关注问卷进行修订 (4) , 用以测量具体科目教师关注, 更多的是解释倾向的, 注重对富勒的理论和自己研究结果比较, 试图解释其中的原因。

加德纳 (Gardner, 1971) 的研究发现, 教师关注得分与经验相关, 支持富勒的理论。而哈普 (Harp, 1971) 的研究结果发现, 仅没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任教第一年的关注发生变化, 但是第二年关注不变化。詹斯 (Jones, 1970) 的研究则发现, 职前教师在培训过程中关注平均水平明显上升, 但是在培训结束后, 关注水平则回落到刚开始的水平。[11]可见自70年代开始就有诸多不同的研究结论。

此后, 达德 (Dardy, 1977) 、尼科 (Nicoll, 1980) 等人的研究总体支持富勒的理论。泰姆普林 (Templin, 1978) 发现求生导向使得实习教师变得喜欢管理学生而越来越不人性化, 丰富了富勒的理论。[12]亚当马斯为期五年的追踪研究基本上支持富勒早期对教师自我关注和教学任务关注的阶段分析, 但亚当马斯同时提出, 富勒的理论中在教师的效果关注或学生关注方面可能有一些问题, 因为不同的教龄组之间在效果关注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而是—直处于较高的关注水平。[13]麦克布雷登、博格斯 (Mc Bride&Boggess, 1986) 等人用修订后的教师关注问卷研究发现在职教师关注发展确实符合富勒的阶段论, 而温迪特和拜恩 (Wendt&Bain, 1989) 的研究发现职前教师和在职教师关注不同, 在职教师对自己和学生的关注都比较低。追踪研究结果显示有经验的教师对自我的关注有所上升, 因此他们认为富勒的理论可能在预期自我关注上更有价值。[14]比赫茨 (Behets, 1990) 发现教师仅对学生的关注显著上升, 而麦科马克 (Mc Cormack, 1996) 发现实习使教师对学生、任务关注下降, 而对自己的关注则相对稳定。方 (Fung, 1993) [15]发现职前和在职的教师关注没有数据统计上的差异。米克 (Meek, 1996) [16]研究发现, 不同年级实习教师在关注方面总体上没有差异, 不支持富勒的结论。而且他认为教师关注问卷“是一个很不合适的工具”, 没有“文化敏感性”。

可见, 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 教师关注也不断地变化着。正如海尼斯·达瑟尔 (Hynes-Dusel) 所言, “时代不同、条件不同、教师也不同, 教师关注的一般化阶段理论已然过时了。”“教师发展是一个过程, 是各种综合经验驱动的内在发展过程, ”[17]不可能有一条理论能解释教师所有的关注。因此, 研究者们转而更加注重对相关研究结果进行解释。

教师关注变化是由于教师受到自身、组织和环境以及研究工具等多方因素的影响。研究者们结合自己的研究从各个方面解释这些变化。 (1) 教师关注与教学经验 (教龄) 相关。富勒的研究发现教师关注随着教学经验的增加而更加成熟。加德纳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职前还是在职, 教师关注得分与教学经验显著相关。后来康斯坦汀斯 (Constantions) 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2) 与关注是否解决有关。詹斯认为, “ (教师) 新的更高的关注水平相对容易被唤醒, 但是如果关注未能在短时间得以解决, 那么关注则回落到关注前的水平。”康斯坦汀斯研究了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师关注的变化, 也认为“对于新教师, 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帮助与支持, 将不会从任务关注发展到学生关注, 相反, 可能还会停止进步, 随着任务关注变得更加强烈,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可能导致教师回落到自我关注。”[18] (3) 教师同时具有理想的和现实的关注。比赫茨认为之所以研究的结果有矛盾之处, 是因为教师同时具有理想的和现实的关注。在问卷中教师倾向于是一种理想的关注 (idealistic concerns) , 即“应然”的关注, 而在日志中教师倾向于是一种现实关注 (realistic concerns) , 即“实然”的关注。 (4) “现实冲击”给教师关注带来影响。维恩曼认为实习教师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面对“现实的冲击”, 心中的理想的教师信念瓦解, 他们关注也就变得现实, 知识、信念、价值观都将经历“痛苦的”转变。泰姆普林认为求生导向使得教师不得不面对现实, 采取一种防卫型的策略, 通过适应学校环境来求得生存, 因此在实习过程中他们会倾向于喜欢管理学生, 变得越来越不人性化。 (5) 教师关注的文化差异。米克认为教师关注差异是文化差异造成的结果, 如他所言, “英国的研究例证了教师实习过程中的文化差异”, “要想得到更真实有效的结论, 就应开展更多的跨文化比较研究”[19]。 (6) 教师的“隐瞒”。对于教师关注问卷中学生关注得分低的现象, 海尼斯·达瑟尔认为可能是教师误解了这些问题, 教师认为是否关注学生需要是对其能力的挑战, 因而给出低关注, 以显示自己能胜任。 (7) 教师关注问卷的缺陷。一是富勒的教师关注项目仅从教师遇到的挫折性问题出发, 收集的问题难以全面 (如麦克布雷登) ;二是教师关注问卷项目过少, 涵盖面不宽 (如海尼斯·达瑟尔) ;三是教师关注问卷不适合所有的教师 (如温迪特和拜恩) ;四是结构性的教师关注问卷不能更好地反映教师关注 (如哈尔) 。另外, 也有研究者认为可能是教师误读了问卷而做出了“不真实”的回答 (如比赫茨) 。

然而, 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即使是上述的多方面的解释也并不总让人非常满意。因此, 有研究者走得更远, 提出了解释关注变化的二维的、个体与环境互相影响的观点。首先, 肯威认为, 教师关注的变化不仅仅只是富勒等所提出的外部关注, 同时也有内部关注。外部关注确实是沿着自我关注—任务关注—影响关注的变化旅程而发展的, 但教师自我关注本身又有内部发展旅程, 是沿着自我意识—自我概念—自我组织—自我发展的变化旅程发展的。因而, 肯威认为教师关注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维度, 教师被喻为是一个“杰纳斯” (Janus) (5)[20], 其关注变化有内外两个维度。其次, 教师关注变化不仅仅是发生在个体层面的, 是在与组织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发生的。伯曼 (Berman, 1984) 等人研究了影响教师关注变化的两类学校背景因素, 不容易改变的“后台环境” (如地理位置、校舍等) 和反映学校管理以及运行状况的“前台环境” (如管理方式、人员流动、制度革新) 。[21]他们重点研究了可以改变的“前台环境”, 并认为促进这些因素的积极变化才能更有助于教师关注的发展。教师关注的变化是教师个体和组织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教师关注研究的角度、方法

富勒等人主要从挫折性的“反”面的问题关注出发来进行研究, 后来有研究者意识到这样并不能全面地反映教师关注的变化, 肯威就试图通过让教师报告自己在教育教学中的“希望”和“担忧”来获得相对全面的教师关注, 据此提出了教师关注的内-外双旅程模式。阿尔梅达 (Almeida, 2005) 也提出要研究教师的担忧、疑虑、需要和期望, 以及教师的所得, 以便更加全面地勾勒出教师的关注的图景。[22]

富勒的研究是从开放式的教师关注到最终形成结构化的教师关注问卷, 但是结构化的问卷缺少开放性, 因而有研究在结构性问卷之后增加了一些开放性的问题, 如让教师写出问卷上不曾有关注, 对该研究的情感、态度等 (如麦克布雷登) 。

富勒对教师关注的研究是质化 (主要是扎根理论) 和量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 后来的研究者除了更巧妙地把二者结合起来以外, 还创造性地通过让教师绘画的方式研究教师关注, 并总结出了教师的核心关注, 如安佳·斯闻南 (Anja Swennen, 2004) 。

富勒的教师关注主要是对职前教师和入职的新教师进行研究, 后来的研究者者则将其扩展至教师整个的职业生涯, 并把教师关注与具体的教育实践联系起来 (如课程评价、信息技术的使用、特殊教育、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教育) , 如霍尔 (Hall, 1975) , 劳特 (Loretta, 2001) , 坎德斯 (Candace S., 1995) , 马舍尔等。

总之, 经过几十年的不断累积, 教师关注研究在内容上更加深入和全面, 教师关注类型由三类发展为五类;理论观点更加多元, 教师关注阶段由单一、线性的模式发展为二维、个体与环境相互影响的模式;研究角度、方法上更加多样, 由“反面”的挫折性的问题关注到全面的问题关注, 除了访谈、问卷等基本方法外还出现了日志、绘画等方法。但教师关注研究本身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三、教师关注研究的局限性

(一) 教师关注模型以教师关注的问题为主线揭

示了教师关注发展的阶段, 但是对于教师关注的变化、发展的影响因素、支持系统等未给予充分深入的研究 (Peter J.Burke., 1985, Korthagen, 1993, Findlay, Hyacinth E.2005) , 即“忽视关注问题转换的过程、转换的条件和机制”[23]。而且对于关注的发展是否与现实中教师的教学能力、专业发展提升有关, 有何关系等问题基本也是忽视的。

(二) 对教师关注的研究导致教师“个人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滋生。

布持曼、泽切娜 (Buchmann&Zeichner) 等人认为对教师关注的研究“虽然有利于帮助教师解决当前的主要问题而让教师解决了‘生存’的燃眉之急, 但是也可能会导致教师教育中个人主义、保守主义的抬头, 满足教师的个人需求而牺牲了教育的、行政的和社会的目标。”[24]

教师关注研究纵然有其所忽视和没能深入研究的地方, 但是其所得是远远大于所失的。布持曼对教师关注阶段的批判有其合理性, 但是有失中肯。事实上富勒等研究者的教师关注研究是针对当时教师教育忽视教师的现实需求而展开的, 其教师关注研究不只是满足于让教师求生更是促进教师发展。教师关注理论也不是在宣扬教师个人主义, 如霍尔等人以教师关注阶段论为蓝本开发出了“关注为本采用模式” (CBAM) , 把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课程改革的实施、评价统一起来, 有效地促进了教师成长和课程的发展。教师关注研究不仅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 我国香港地区、以及大陆的学者曾对富勒的教师关注阶段论及其CBAM模式有简要介绍, 但是未曾对教师关注阶段理论以及发展历程做过详细的梳理。本文梳理教师关注的研究成果后发现, 其对今后我们进行教师关注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启鉴。

四、教师关注研究给我们的启鉴

国外黑色旅游研究综述 篇3

[关键词]黑色旅游；黑色旅游者行为特征；黑色旅游展示和历史原真性的争议；黑色旅游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4—0092—05

一、引言

到“与死亡或苦难相关的地方”旅游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很久之前，人们就被与死亡、苦难、暴力或者灾难有联系的位址、吸引物或者事件所吸引。比如，观看古罗马角斗士的表演、中世纪的朝圣以及公众观看死刑，参观奥斯威辛一比克瑙集中营、新奥尔良的“卡特利娜飓风灾难之旅”，都是与暴力、死亡或灾难相关的旅游现象。20世纪，这种现象变得广泛化和多样化，出现了战争旅游、暴力旅游、监狱旅游、大屠杀旅游、墓地旅游等多种旅游形式。史密斯认为，与战争相关联的目的地可能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旅游吸引物类型”，但是，尽管战争旅游吸引物类型多样，也仅仅是“与死亡及其苦难”相关吸引物的一小部分。

虽然“到与死亡或者灾难相关的地方或者吸引物”旅游的现象有着长期的历史并且逐渐发展，但是直到1996年，列农和弗勒才提出黑色旅游(dark tourism)来定义这种旅游现象。2000年，他们合作出版了《黑色旅游：死亡与灾难的吸引力》一书，此后黑色旅游现象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研究以及媒体的注意(如黑色旅游的专门网站，www.dark-tourism.org.uk)，成为欧美地区旅游学界新兴的热点研究领域，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领域。文章对国外有关黑色旅游的文献进行梳理，认为黑色旅游的概念界定、黑色旅游者行为特征、黑色旅游展示和历史原真性的争议、黑色旅游的影响是国外黑色旅游研究的4大主题，并对每一个主题进行了总结。

二、黑色旅游的概念界定

国外学者相当重视对黑色旅游概念的研究，认为这涉及黑色旅游理论体系的构建，在列农和弗勒提出“黑色旅游”这个术语后，他们就普遍采用“黑色旅游(dark tourism)”这个名称来标明这种现象。但由于黑色旅游内涵的复杂性，学者们对黑色旅游概念的界定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虽然创造了“黑色旅游”这个术语，列农和弗勒却不是首先研究黑色旅游相关现象的学者。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最早是以战争旅游和暴力旅游的形式在“宽泛的遗产旅游”的背景下进行的，研究角度大多为“历史原真性与旅游展示”。厄里论述了一些战争和争端旅游目的地的“轰动而又充满感情”的历史展示，而图恩布里奇和阿什沃斯提出“不和谐遗产”的概念，并为这类遗产的管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

罗杰克首次使用“黑色景点(black-spot)”来命名商业化的大规模的或者名人的突发死亡地及墓地。如肯尼迪遭到刺杀的达拉斯。随后，他又指出普通的国家或者城市的公墓是“怀念目的地”，而灾难发生地是“轰动性事件目的地”，这两种目的地和与死亡相关的黑色景点是有区别的。布卢姆将这种“只与死亡相关的旅游现象”定义为“病态旅游(morbid tourism)”，具体包括两种旅游活动：一是迅速前往突发死亡事故发生地旅游的现象，一种是到与死亡相关的人工创造吸引物旅游的现象。

列农和弗勒将黑色旅游目的地的范围扩大到“商业化了的死亡或者灾难等的真实发生地”。正如生态旅游的出现是人们对于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关注，黑色旅游的产生是世人对于世界苦难做出的一种反应，它呼吁人们关注世界不稳定和苦难的一面，并且提出黑色旅游具有的后现代的特性，挑战了现代社会的核心秩序、理性以及进步，而死亡或者灾难事件的长久传播则需要依靠现代的高科技通信媒体。列农和弗勒限定黑色旅游的吸引物必须有依然存活的记忆使其生效、必须能够引起人们对现代社会的焦虑感，他们将黑色旅游吸引物限定为近现代发生在西方社会上的死亡或者灾难事故，并且这种旅游只是游客整体旅游行程的一小部分，游客也并非本着专门的目的参观这些地方的。瑞德指出，列农和弗勒对于黑色旅游这种时间、空间以及游客动机上的狭窄限制，不利于黑色旅游的一些本质研究。

与列农和弗勒狭窄性的定义相反，西顿提出了宽泛的“死亡旅游(thanatourism)”概念，用来指完全的或部分的、被现实的或象征性的、面对死亡的动机所驱使的旅游。他认为这种旅游有着很长的历史，可追溯到人们“思索死亡”的传统。依据旅游者的行为方式，将死亡旅游分为5种形式：①见证公共的死亡；②参观大规模或者个人的死亡地；③参观死者的拘留处或者纪念地；④参观死者的遗物或者象征性遗物；⑤观赏对死亡的模拟或者演绎。

考虑到黑色旅游目的地、吸引物以及经历的广泛化以及多样化，许多学者依据黑色旅游的“黑色的强烈度”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形式。迈尔斯首次提出了“更黑色旅游(darker tourism)”以及“最黑色旅游(the darkesttourism)”。他指出，与“死亡、灾难和文明衰败”相关的目的地和“死亡、灾难和文明衰败”的真实发生地是不同的。如果去前者参观游览可以很自然的描述为黑色旅游的话，那么到后者的旅途以及朝圣则需要更深厚的情感，那么就应该叫做“更黑色旅游”。而最黑色旅游超越了区分黑色旅游和更黑色旅游的空间差异以及区分黑色旅游和更黑色旅游与历史真实之间的时间差异，网络上的互动电子媒体及其新一代的电视为最黑色旅游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通过这些游客可以体验到最接近真实的经历。斯通在此基础上更加细化了黑色旅游的不同“色度”的形式，依据旅游者的动机、旅游开发者的目的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等多种影响因素提出了从最黑色旅游到最淡黑旅游的“黑色旅游谱”(dark tourism spectrum)。

三、黑色旅游者行为特征研究

斯通认为，对于黑色旅游者的行为以及需求特征没有达到共识，黑色旅游供应开发的研究就无从谈起。学术界很重视对于游客寻求黑色旅游经历的旅游动机的研究，认为旅游者的动机是理解黑色旅游现象的关键因素。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从黑色旅游消费和旅游体验对旅游者的特征进行了研究。

1、黑色旅游者的动机研究

黑色旅游动机的研究是一个复杂多样而又困难的问题。正如丹恩所说，游客可能并不愿意表现真正的旅游动机。学者们提出了一种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从最初的病态的好奇心，到集体的认同感或者在面对伤害集体生命的重大灾难时所具有的集体生存感。丹恩对此作了总结：对鬼怪的恐惧、好奇心、怀旧情结、观看犯罪或异常的典礼仪式、基本的杀戮欲、和死亡的搏

斗。但是，他也认为，这些动机更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与具体的吸引物、目的地或者活动的联系比与个人动机的联系要更加密切。

列农和弗勒，依旅游动机的不同将黑色旅游者分为两大类，第一种是指与黑色旅游目的地本身有着情感、精神或者物质上联系的，或者是出于自身思想、经历、悲伤或者纪念目的而到旅游地的旅游者。例如，死者的亲朋好友、宗教的朝圣者、向国家或者民族英雄献出敬意的旅游者；第二种是指与目的地没有什么联系，出于娱乐、休闲、放松目的的旅游者，对于这种旅游者，泰勒认为黑色旅游只是其整个旅游经历的一个普通的组成部分。

西顿认为，死亡旅游的主要动机是去见证死亡，参观大规模的或者个人的死亡地。与此相反的，斯莱德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游客去加里波底战场是为了验证自己国家开始的时间和地点，是受到爱国主义的激励而不是面对死亡。比奇提出旅游者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因为与自己有关系而不是为了见证死亡。贝斯特认为游客参观死者墓地有时是为了临摹墓碑上特别时期的碑文、碑刻。威尔认为死亡旅游者出游的动机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学习的机会，也有怀旧、娱乐、新奇或者寻找刺激感等动机。

里奇怀特研究了死亡旅游者参观被灾难袭击的普吉岛时的旅游动机，辨别出国内(泰国)和国外游客(斯堪的纳维亚)的不同旅游动机，以及不同年龄和性别的游客的不同旅游动机。作者研究发现，对海啸后果的好奇心、想要帮助别人和安全是3大旅游动机。与西顿的研究不同，作者发现参加死亡旅游的旅游者并不是受到死亡的激励而是对自然灾难改变自然的后果的好奇心，并且它往往是国内游客的旅游动机而不是境外游客的。研究发现，20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容易对灾难后果产生好奇心而去参加旅游。

全球通信的快速发展对黑色旅游动机的形成功不可没。大量的媒体和科技报道将人类社会暴露于争端、死亡以及苦难的各种消息中。而人类个体却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这些报道而获得的相关消息，因而转向这种消息的其他消费中，于是，这种“病态的好奇心”催生了“死亡旅游”现象的扩大。

2、黑色旅游消费和体验研究

依索一阿霍拉(ho-Ahola，1982)指出，一旦旅游者有潜在的未满足需要，就会产生一系列旅游消费行为以达到满意状态。斯通从死亡、现代社会以及个体对待死亡的态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黑色旅游形成在现代社会中应对死亡机制的一种方式，并提出了一种在死亡心理视角下形成的一种黑色旅游消费行为。现代社会对于死亡持有一种忽视和隐讳的态度，于是，应对死亡以及寻找生命意义就留给了个体私下里的单独思考，即“生命思索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会造成个人对于感知死亡、理解生命的意义以及理性有序的严重的缺失。实现一种“既能探索死亡的意义”又能在“社会的公共环境中得到对这种探索的满足”的平衡成为个体的需要，而黑色旅游就是一种平衡，一种社会对死亡漠视和个人对死亡关注的平衡，解决了死亡在社会“缺失一展示”之间的矛盾。

尽管死亡旅游被认为是游客的一种高度的情感体验，却很少有人研究这种体验是什么。贝斯特以诺福克岛上的罪犯流放地及吸引物为例，以“积极情绪扩展一建构理论”为依据，研究了旅游者的情感体验，由死亡、灾难体验引起游客的生气、悲伤、恐惧、同情、骄傲及爱国主义等积极或消极情感的综合体都可以让游客形成满意的旅游体验并有助于提升旅游者的思想深度以及个人修养。

四、黑色旅游展示和历史原真性的争议

历史学家长期争论历史真相的使用与滥用。罗温索认为，历史追求真相但遗产却不是，遗产只是特定的利益群体以旅游吸引物的形式从历史真相中谋取利益的工具。旅游产业见证了死亡或者灾难目的地转变为建设的旅游吸引物的过程。但是，随着旅游的迅速发展，这些悲惨事件与它们的旅游展示之间的奇妙关系引发了专业的和伦理的探讨，主要是因为这种展示方式把休闲娱乐与悲惨事件交织在了一起。一些关注历史原真性的遗产业的评论者，如西维森、马康纳等，已经谴责对人类悲惨遭遇和困境进行展示的旅游活动是一种不恰当的或者是不道德的行为。黑色旅游的发展使得历史资源转化为遗产产品，在这个过程中，游客的需求、政府的政治利用、社会的变化以及媒体的宣传等各种因素都会产生影响。这就使得历史真相的展示不再是那么单纯。

列农和弗勒指出，黑色旅游目的地的监护人有责任对游客、对幸存的受害者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在执行的过程中那并不总是可能的，有时一个娱乐、窥阴癖和为商业或宣传的目的的开发可能会歪曲这种信息。他们进一步指出，在黑色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社会以及当今的科技和发生在目的地本身的事件一样重要。《黑色旅游：死亡与灾难的吸引力》一书就考察了几个黑色旅游地，包括它们怎样被展示的、怎样被呈现给游客的，以及历史是怎样通过媒体、政治影响和社会变迁来形成这些解释。

怀特和列农研究了立陶宛特定黑色遗产的“选择性展示”，作者认为该国的人民对国家某些特定历史的共同纪念形成一个“道德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对过去与某些特定历史无关的重要历史时期并不怀疑也不进行展示。卡罗林和迈克分析了恶魔岛和罗本岛(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两大监狱)黑色旅游展示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形成不仅在于历史监护人的转变，也是旅游者的期望以及外部利益群体的要求。旅游者先前已经接受了影片《勇闯夺命岛》中恶魔岛的形象并且希望在实际的旅游中体验到这种形象，这种旅游期望逐渐损害了岛上无惩罚的真实历史展示。最终，恶魔岛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监狱而变成了满足游客期望的故事。而罗本岛则成为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成功的一个纪念品。在南非，成功地反对种族隔离赋予了本岛一种神圣的使命，从而与此使命无关的历史都被排挤，使得罗本岛的历史失去光彩而变得狭隘。亨德森以越南战争吸引物为例讨论了战争历史展示中的相关挑战。作者介绍了越南战争吸引物及其展示方式，认为在历史展示的教育功能以及满足游客期望的娱乐功能之间存在着一种困境。

因为黑色旅游的特殊性，往往会存在受害方和行暴者。这就为黑色旅游的发展提出了一种国际人道主义的考验。在美国的公园服务部门的内部会议上，他们会专门讨论是否应该在展览会期间对那些行暴者进行谴责。最终，教育的功能战胜了情感的功能。并且，他们还会精心挑选一些有力而又能避免激起参观者仇恨情绪的信息。然而，想要做到这种定位是不容易的，尤其对于受害者而言，毕竟他们承载了太多的伤痛。

五、黑色旅游的影响

黑色旅游的出发点是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但在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效益会显现出来。黑色旅游的发展激励当地政府保存相关的遗迹遗址，并且对游客又有教育和娱乐的功能。黑色旅游的开发

是非常有意义的，到黑色旅游地去旅游，既是可怕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只要我们能够想象到他们自由的丧失，我们就会更加珍爱自由。只要对那些敏感的暴力的战争遗址开发得当，就能更好的提升人们对于人性残暴和苦难的理解，从而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布雷斯韦特和李英洛认为，正面发展的黑色旅游是一种重要的“疗法”。它不仅可以让世人永远记住那些大规模无人性的杀戮，更加重要的是可以提供一个表示悔恨和给予原谅的机会，同时让罪行的受害者和施暴者之间得到和解。他们以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山打根为例，论述了可以使用旅游帮助治疗二战的幸存者和旅游者的心理创伤(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并能够促进曾经的日本侵略者和当地居民之间和解。这种积极客观的黑色旅游展示也不是被全部的目的地所接受。在越南的战争历史展示中，越南共产党被描述成冒险拯救他们国家的英雄而敌人则应该是受到最严厉惩罚的流氓恶棍。

黑色旅游很可能会美化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黑色旅游者用来记录悲惨事件的照相机以及录像机、不断向当地居民问讯事件等做法使当地居民不得不面对过去的悲痛记忆；黑色旅游损坏旅游目的地的形象，不利于目的地形象的改善。考斯维奇和林奇研究了北爱尔兰的后政治争端社会的黑色旅游，由于其负面性这种旅游形式很少为人所知并很难得到政府、官方组织以及当地居民的支持，而且这种旅游的发展只能吸引小众市场并不能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由此作者建议北爱尔兰的黑色旅游应该更名为“复兴旅游”(phoenix tourism)，争取得到政府的认可使之成为整个区域旅游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要让当地居民参与其中。

六、结语

黑色旅游的研究时间不是很长，但相关的文献资料比较综合，研究视角也多种多样。本文对国外有关黑色旅游的文献进行梳理，认为黑色旅游的概念界定、黑色旅游者行为特征研究、黑色旅游展示和历史原真性的争议、黑色旅游的影响是国外黑色旅游研究的4大主题。

国外感恩教育研究综述 篇4

社会排斥最早是社会学中的理论,伴随着大民族排斥少数民族或是社会的主流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排斥社会弱势群体而发展起来.近年来社会排斥也成为了社会心理学中重要的`研究课题,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只要个体认为自己受到了他人的排斥,不管是真实存在或是臆想的,都会带来独特的心理变化,进而导致自我控制行为的改变.文章主要介绍国外对于社会排斥进行的较多心理学实验研究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希望更多的学者能以新的视角看待社会排斥问题,以本土的知识传统,引发理论和实践的突破.

作 者：涂薇 余嘉元 Tu Wei Yu Jiayuan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刊 名：池州师专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IZHOU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1(5) 分类号：B84 关键词：社会排斥   自我控制   认知解构  

国外感恩教育研究综述 篇5

一、 利用广告进行品牌创建的理论

正如大卫.艾格所说，品牌长期以来是以大众媒体作为工具，通过广告以实现品牌创建的目的。所以，在品牌创建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最早的品牌创建理论也是由广告人在实践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主要代表性理论是：USP理论，形象论和定位论。

(一) USP理论

USP理论是罗塞尔・瑞夫斯(Rosser Reeves，1910-1984)在从事广告工作20多年后提出的一个品牌产品的推广理论。1961年在他出版的《实效的广告》(The Reality of Advertising)书中，系统地阐述了USP(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理论。他在书中对USP做了如下阐述：

1. 每一个广告必须向顾客提出一个主张(proposition)。他指出，不只是一些文字表达，不是对产品的吹嘘，不是橱窗广告，而是一个实在的利益点。要告诉广告的读者(当时主要是报纸广告)：购买这个产品，你将得到特定的好处。

2.这个主张必须是竞争对手不能或没有提出的。它必须独一无二，是品牌的专有特点或是在特定的广告领域中没有提出过的说辞。

3.这个独特的主张必须能够打动(move)成千上万的读者，也就是说，能够把顾客吸引到你的产品上来。

所以，USP的理论核心思想非常清楚，在品牌产品推广时，必须有一个独特的销售主张，这个主张要有广泛的吸引力，并确切告诉顾客：买下它对你有什么好处(暗示不卖它就有害处)。正是这个思想，瑞夫斯被认为是强卖(hard sell)观点代表。

他特别强调消费者从广告中仅仅记住一件事，比如一个强有力的宣称，一个强有力的概念等，这是为什么在一个广告只能有一个USP的原因。此外在他的理论中认为广告应该能够抓住人们的注意，在此基础上对这个USP的观念不断地重复(repeat over and over)。这样人们才能牢牢记住。

根据瑞夫斯实践，他相信广告更多是科学和研究，而不是艺术作品。因此，瑞夫斯在品牌产品推广中，经常使用科学的证据，就如现在国内的广告中经常可以看到的宝洁公司的一些广告。由于强烈地反对广告的艺术性和形象性观点，所以，USP理论中的独特销售主张之基础是产品，是通过挖掘产品的功能性独特点找到USP。此外，USP理论认为，广告在推出产品后，在其生命周期内，其广告战略总体不应该改变，要改变的只是形式而已。可见，瑞夫斯在当时就认识到了品牌广告前后一贯的必要性。

尽管USP理论在今天仍然有市场。但是就在USP理论发表不久，由于美国大众从关注产品利益点，正在转向个性形象表达和偏向流行文化，再加上电视广告的迅猛发展，形象建设有了有效的手段。在1965年，因为公司广告业务下降，瑞夫斯退休离开了广告界。同时也标志着品牌创建的思想发生了改变，新的广告和品牌理论也同时产生。www.ciadvertising.org/student_account/spring_01/adv382j/ootvas/paper2/usp.htm

(二)品牌形象理论

与罗塞尔・瑞夫斯同时代的另一位广告人――被称谓20世纪最伟大的广告人――大卫・奥格卫(David Ogilvy，1911-)根据自己广告和品牌创建实践，提出了与USP完全不同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形象论。人们对罗塞・瑞夫斯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上，认为罗塞・瑞夫斯的USP理论是在强卖，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消费者并不喜欢他的广告，他的许多广告被认为没有顾及人们的感情，而许多消费者购买是在潜意识下完成的;另一点是否定形象，认为实在的利益才是顾客需要的。就在USP理论发表后第二年，大卫・奥格威出版了《一个广告人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Advertising Man，1962)。

大卫・奥格威在上述书中和许多别的场合提出了不少关于品牌和广告的名言或者说格言，其中蕴涵着他的形象理论。早在1955年他就对美国广告协会说: 每一个广告应该看成是对复杂的符号――即品牌形象――的贡献[]。他自己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广告人，他补充说，因为其他伟大的广告人都已经死了。不过美国一些专业机构进行过多次调查结果显示，他确实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广告人。

他认为广告对产品的销售作用巨大。他打比喻说：一个产品可能需要上百个科学家经过两年的努力才能开发成功，而我用只要30天为这个产品创造一个个性，并制定一个广告计划。如果我的工作做的足够好的话，对产品的成功来说，我的贡献不亚于百位科学家的贡献，

可见，他认为，为品牌产品建立一个个性和发起一个成功广告运动，非常重要。他认为，(企业)现在必须决定品牌要一个怎样的形象(image)，形象就是个性，一个产品就像一个人，要有自己的个性，是这个形象决定了在市场的地位：是成功还是失败。

在关于如何建立形象问题上。他认为，广告不是娱乐，而是要提供信息，促使顾客购买的不是广告的形式，而是广告的内容。这个广告内容是什么呢?按照形象理论看法，这个内容就是包含着创意(creative)的个性形象。

所以，形象论认为，一个好的广告应该不让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广告，不应该强卖，而是应该让顾客在无意识下去购买你的产品。这个思想与USP的观点完全不同。

不过就创意而言，与斯瑞夫的独特性思想是一致的。只不过一个称谓创意，创意本质上就是独特性。而独特性按照瑞夫斯的说法，就是竞争对手没有的或者没有说过的。其实从没有提出过的东西现在提出了(独特主张)就是创意。但是，由于两个理论专家的思维不同，大卫.奥格威侧重创意的艺术和形象性，而瑞夫斯主要指的是独特的产品利益点。

由于大卫奥格威的个人成功，使得品牌形象论获得广泛的认可。但是由于创意的获得非常困难，大卫・奥格威也没有提出具体创意来源，他的策略是找到最优秀的人，他们就是创意的来源。他认为在实际广告界，有真正创意的十分罕见，只有几百分之一。

因此，形象论提出了品牌形象和品牌个性的重要性，但是如何获得这个个性创意留给了广告的创意专家，依靠的是个人的天赋。所以，这个理论本质上只是一个思想，不具有实际的操作指导性。

(三)品牌定位理论

鉴于品牌形象理论事实上没有替如何构造品牌的个性形象以指导，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品牌形象论受到很多的批评。一些专家认为，品牌形象论要为许多虚假和夸大的形象宣传承担责任。到1972年两位年轻的广告人，拉・里斯 和杰克・特劳特(Al Ries &Jack Trout)提出新的理论――定位理论(positioning)。定位理论被认为是在这个传播过度的社会中解决传播问题的首先思路,也是现代营销中最重要的概念。

定位的基本思想是：要在预期客户的头脑里给产品定位，但是他们认为定位本质上不改变产品，产品的价格和包装事实上都丝毫未变，定位只是在顾客脑子里占一个有价值的地位，独树一帜。为了在客户的脑子里独树一帜，首先需要分析消费者的大脑。定位的基本假设前提是：这个社会的传播已经过度，一般的说辞已经无法进入大脑，而改变人们想法的做法更是通往广告灾难之路;人们的大脑非常简单，只会记住简单信息。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如何进军大脑，实现占位?

里斯和特劳特提出的基本方法是发现或创建心理位置，强调第一和类的独特性。如果没有第一的位置，可以通过与第一挂钩的方式，如比附定位。这样在人们记住第一的同时，还知道第二等。还有一个方法是给第一的品牌重新定位，让它让出位置，并使自己进入这个位置。例如泰诺给阿司匹林的重新定位。

在《新定位》里，特劳特和其新的合作者瑞维金，根据定位是占领心智的思想，对消费者的大脑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通过更多的例证，说明定位如何进行。其中强调不要试图去改变消费者对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不要去搞产品线的延伸，那没有效果，只会导致失去在消费者脑子有价值的位置。在该书中对通用汽车的定位，以及在特劳特新的书里[]对AT&T、Xerox试图改变消费者脑子里对品牌的观念，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完全了违背了定位的思想，因而其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定位理论事实上与前面的两个理论有着清晰的继承关系。定位中的“第一”与瑞夫斯的“独特性主张”是一致的，也与大卫.奥格威的创意非常相似，但定位论的第一强调的是在消费者脑子是第一，而不是相对于竞争者而言的独特，或者个性形象上的创意。此外，定位论也没有说这个定位点是产品性利益，还是个性形象的。从作者的著作中看，用来占位的东西，既可能是斯瑞夫的USP，也可能是大卫.奥格威的创造性形象，只要这个点还空着并且对消费来说是重要的，就可以用作定位。

定位理论认为，定位一旦成功，就会在人们头脑中形成固定思维，即一个品牌代表什么就会形成认知定势。改变往往是徒劳的，轻易放弃原来的定位通常会带来不良后果。如列维的牛仔，如GM的各个汽车品牌延伸等，就是失败做法。

当然由于环境的变化，定位理论认为必要的改变仍然不可避免。所以，在《新定位》里用了大量的篇幅来介绍如何重新定位。但同时指出，环境变化是永恒的，重新定位则是有限的和必须控制。经常的改变只会导致没有定位。

(四)简要评述

三大基于广告和沟通的品牌创建理论，基本假定――品牌或产品已经既定。在这个基础上，如何为这个产品的销售和品牌树立寻找办法。他们的开出的处方分别是：一个独特的、创造性或者第一的东西。这个东西在，USP理论中是一个产品性利益，在形象论中是一个独特的个性形象，在定位论中是一个有价值的心理位置。进入九十年代，这些理论被发现对于创建一个品牌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一些新的品牌创建理论纷纷诞生，品牌创建理论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国外隐喻研究发展综述 篇6

国外学者对隐喻的系统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00年,亚里士多德在其经典著作《诗学》(Poetics)及《修辞学》(Rhetoric)中,曾提及隐喻的构成及功能。至今,隐喻研究已经跨越两千多年历史。

根据研究范围和方法划分,国外的系统隐喻研究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20世纪30年代前的传统修辞学研究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语义学研究阶段,以及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多学科研究阶段[1]。

每个研究阶段出现的隐喻理论及研究成果,都对其后的隐喻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对三个阶段中的重要研究分别进行梳理,并总结每个阶段的研究重点及特征,以期对将来的隐喻研究有所助益。

1 传统修辞学研究阶段

从公元前300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两千多年间,是国外隐喻研究的修辞学研究阶段[1]。这期间,最为重要的三大隐喻解释理论分别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对比论”(the comparison theory of metaphor)、昆体良(Quintilianus)提出的“替代论”(theory of substitution),以及理查兹(Richards)首先在《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中提出,并由布莱克(Black)发展完善的互动理论(interaction theory)。

亚里士多德在其经典著作《诗学》以及《修辞学》中,多次提及隐喻的构成方式及修辞功能。他认为,隐喻是用一个词代替另一个词,而表达同样意义的语言手段,属于一种隐含的对比关系,其本质与明喻一致,主要功能是起修饰作用[2]。同时,他也提醒人们警惕隐喻固有的模棱两可,因为真实的陈述与隐喻之间,是有绝对的界线[3]。

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公元1世纪的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提出“替代论”,即隐喻是用一个词去替代另一个词的修辞现象[1]。与“对比论”相似,“替代论”认为隐喻的功能是附加的修饰,是为了增添诗歌和修辞的想象力[4]。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似,昆体良也认为隐喻偏离了正常的语言使用惯例[3]。

理查兹于1936年发表《修辞哲学》并提出,当人们使用隐喻时,头脑中有两个概念被一个词同时激活,而这是互动的结果[5]。后来,布莱克在其基础上,完善发展了互动理论,而使之成为继亚里士多德“对比论”和昆体良“替代论”之后,最具影响力的第三种隐喻理论。布莱克认为,隐喻有的时候,能够作为认知工具,给人们提供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是他也宣称,我们不可能找到辨别隐喻的有效标准[6]。

这一阶段的隐喻研究,多局限在修辞学范畴内,认为隐喻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主要在文学作品中起修饰作用。

2 语义学研究阶段

20世纪30年代后,隐喻研究进入到语义学研究阶段[1]。这期间涌现出大量隐喻研究,或从语义学角度、或从语用学角度、或从认知角度,分别回答了两大核心研究问题:什么是隐喻(探讨隐喻的本质)、为什么使用隐喻(探讨隐喻的用法和功能)[3]。

从语义学角度进行隐喻研究的学者多探讨隐喻的本质,即回答什么是隐喻的问题。作为语义观的支持者之一,科恩(Cohen)认为,语义学理论可以完全解释隐喻的本质,而不需要语用学理论;他坚持认为,当人们违反了一系列语义规则时,隐喻就出现了,所以他致力于整理出这样一套系统的语义规则[7]。斯腾伯格等人(Sternberg,Tourangeau and Nigro)同样也从语义学角度进行隐喻研究。他们用“语义特征空间”(semantic feature space)来解释隐喻的产生,即成功的隐喻,是利用两个区域(region)达成的,这两个区域分别处于相距甚远的两个概念空间(conceptual space)中,却在各自的概念空间占据相似的位置;他们还相信,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能够传达出字面意义所无法表达的内涵[7]。而与上述坚定支持语义学方向的学者不同,莱文(Levin)虽然赞同采用语义学理论对文学作品中的隐喻进行研究,但他同时也认为语用学观点能够更好地分析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隐喻,因为字面意义与说话者意图是相互分离的[7]。

与科恩等人支持的语义学观点不同,瑟尔(Searle)等人倡导采用语用学理论进行隐喻研究,并更多关注隐喻的理解机制。作为语用学观点的支持者,瑟尔认为,隐喻的理解机制与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解机制非常相似,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在使用间接言语行为时,说话者试图传达句子意义和间接意义,但在使用隐喻时,说话者只是想要传达间接意义[7]。摩根(Morgan)在隐喻的理解机制上,认同瑟尔的观点,即必须认真区分句子意义和话语意义,才能够理解隐喻[7]。同样作为语用学观点的支持者,格鲁兹堡(Glucksberg)和凯伊萨(Keysar)提出“范畴涵括模型”(class-inclusion model)理论,认为隐喻的实质就如其表面看上去一样,是关于范畴涵括的陈述(class-inclusion statement);而关于隐喻的理解,他们认为,在语言使用中,字面意义并不比隐喻享有更高地位,两者在理解机制上遵循着一致的过程[7]。

除了支持语义学观点以及语用学观点的学者,还有学者采用第三种角度研究隐喻的本质及功能,即认知角度,或者叫做建构主义观。在建构主义观点中,意义是被建构而来,不是被感知而来的。建构主义学者强调隐喻在语言以及思想中的重要性,认为隐喻是认知的基础,为人们提供了看待事物的新方式。作为建构主义学者,萨多克(Sadock)强烈质疑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之间的划分,认为隐喻是语言使用的一个特征,而不是语言本身的特征[7]。鲁梅尔哈特(Rumelhart)持有相似的观点,也不同意将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割裂开来研究;同时,他认为隐喻的本质并不是背离正常语言使用惯例,而是语言习得中的重要部分,也是自然而正常的语言现象,所以理解隐喻的过程与理解字面意义的过程是一样的,并不需要专门的理解机制[7]。萨多克和鲁梅尔哈特的建构主义观在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莱考夫和约翰逊在书中提出“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理论,其主要观点是,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重要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其本质是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隐喻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思维与行动:通过隐喻,人们可以借助更具体的概念(如空间、实体等)去理解更抽象的概念(如情感、思维等)[4]。吉布斯(Gibbs)非常认同莱考夫的“概念隐喻”理论,他认为,人们的经验已经以隐喻性的方式被概念化了,所以理解隐喻以及其他比喻修辞,对人们来说都是毫不费力的;他同样也不赞同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的划分[7]。除了上述学者,博伊德(Boyd)、根特纳和叶兹欧斯基(Gentner and Jeziorski)、迈耶(Mayer)、格林(Green)、司迪特(Sticht)等人也都认同建构主义观点,认为字面意义并不比隐喻更优越,不仅如此,隐喻还为人们提供看待世界的新方式[7]。

3 多学科研究阶段

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语义学研究阶段中的隐喻研究为其后的更多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隐喻研究成果日新月异。来自各学科的学者,针对隐喻的本质、理解机制以及功能应用等方面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研究涉及多个学科,并且有越来越多的隐喻研究表明,隐喻在抽象思维以及人类情感经验中处于重要位置;隐喻不仅是语言中的修饰性元素,更是人们认知世界与自我的重要方式[8]。

对于隐喻的本质,自80年代提出“概念隐喻”理论后,莱考夫和约翰逊各自有了新的研究成果。基于脑科学领域的新证据,莱考夫于2009年提出“神经隐喻理论”(the neural theory of metaphor),认为大脑与身体之间的联结(links)是理解隐喻本质的关键所在[8]。这一理论为其他学者展示了利用神经理论进行隐喻研究的新视角。而与莱考夫不同,约翰逊更倾向于探索隐喻在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他认为哲学家应该承认隐喻的重要性,因为哲学思辨很多时候需要借助于简单或复杂的隐喻表达[8]。

关于隐喻的理解机制,不同学者也从认知语言学、计算机学及心理语言学等角度给出了解释。福柯尼耶和特纳(Fauconnier and Turner)完善发展了“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of metaphor)以解释隐喻思维及隐喻意义。他们认为,隐喻的理解涉及详尽的整合网络以及构建专门网络的不同技巧,如压缩(compression)、层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及取样(sampling)等等[8]。金茨(Kintsch)则使用“潜在语义分析”(latent semantic analysis)技术开展了一项基于语料库的隐喻研究,发现了一套隐喻理解的计算机理论,即简单的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的理解机制是相同的,两者都能通过基于字义表征的一套人类知识模型进行理解[8]。同样,乔拉(Giora)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也表明,理解隐喻与字面意义所涉及的心理过程是相同的,隐喻并不需要特殊的理解机制;理解话语意义的速度取决于其突显程度,而并不取决于它是字面意义还是隐喻意义[8]。

除了研究隐喻的本质及理解机制,也有不少学者尝试探索隐喻在教学、文学、数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功能和应用。洛(Low)检验了隐喻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并鼓励教育者们将隐喻运用到课堂教学中[8]。瑟米诺和司迪恩(Semino and Steen)研究文学作品中的隐喻发现,有一些文学隐喻是基于现实生活经验,有一些则独特存在于文学作品中[28]。邦登(Barnden)阐述了隐喻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性[8]。努涅斯(Núñez)指出,对于许多复杂数学概念的产生与维护,隐喻起到重要作用[8]。温特(Winter)研究发现,历史上与现代的许多法律理论都是由隐喻概念化构建起来的[8]。博布利(Borbely)的研究表明,隐喻在心理分析理论及实践中均起到重要作用[8]。

在非文字领域,也有学者开展了关于隐喻的研究。肯尼迪(Kennedy)探讨了隐喻在艺术作品如油画中的体现[8]。福塞维尔(Forceville)讨论了电影、广告以及其他多模态素材中的隐喻[8]。辛基和穆勒(Cienki and Müller)认为,对手势的研究能够为解释隐喻的本质提供灵感[8]。茨柏克沃斯基(Zbikowski)则开展了一项关于隐喻与音乐的调查[8]。

4 结束语

国外隐喻研究由亚里士多德始,经过传统修辞学研究阶段、语义学研究阶段及多学科研究阶段三个重要发展时期,至今已经成为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新领域,也逐渐发展为多学科的研究新热点。除了文中提到的隐喻研究两大核心研究问题:什么是隐喻、为什么使用隐喻之外,很多问题仍有待国内外学者们更深入的研究探讨: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划分、理解隐喻是否需要不同于理解字面意义的特殊机制、应该用语言学理论还是认知理论来解释隐喻等等。

参考文献

[1]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3.

[2]Aristotle.Rhetoric and Poetics[M].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1954.

[3]Ortony A.Metaphor,language and thought[C]//Ortony A(ed).Metaphor and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3:1-16.

[4]Lakoff G,Johnson 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5]Richards A.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M].Lond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36.

[6]Black M.Metaphor[C]//Black M.Models and Metaphors.New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2.

[7]Ortony A.Metaphor and Thought[C].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3.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综述 篇7

关键词：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研究综述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是对当代国外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和流派进行研究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世界性现象，因此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我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和发展创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和思想材料。借助各国学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的较为深入的和系统的研究，已取得的丰富研究成果，将大大推动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一、主要流派

1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20世纪2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植根于西欧大陆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研究，其中主要包括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和现代性批判思想以及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等。

卢卡奇是重新发现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影响的主要思想家。他的主要贡献就在于重新发现和解释了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他是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家之一。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使每一个事物都变成客体，而不是主体。于是他以历史性对存在类型进行了划分，以现实感阐述了社会存在的涵义，以劳动为本体确立了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本命题”。

葛兰西是是西方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先驱者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解和对西方革命发展战略的探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葛兰西的主要观点包括强调文化及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权；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他认为不同民族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应是不同的，突出强调要通过理论批判与政治实践活动的结合，把自发地改造现实社会的主体变成自觉的历史主体。

2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悲观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宣称自己的观点是“批判理论”，并把“社会批判理论”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名词。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宣扬理性主义和工业，而理性主义和工业却并非给人们带来好处。社会出现了技术危机，人们愈来愈受到科技异化的控制，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的价值。法兰克福学派把技术理性批判进一步引向了意识形态批判，这为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代表人物有德国的马克斯。霍克海默，美籍德国犹太人艾里克，弗洛姆等。

3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该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批判，通过重新解读自然的观念，力图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并以这样理解的自然和文化概念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以此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并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生态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安德列·高兹和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詹姆斯·奥康纳等”。

4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最有影响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之一，它企图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按照存在主义的精神解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特是致力于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典型，他认为存在主义有独特之处，即恢复认识论的辩证法，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薄弱环节。其代表人物除法国人让·保罗·萨特外还有法国的列斐伏尔等。

5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西欧，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想体系，其产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48年欧洲革命以前，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想的混杂。民主社会主义是世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所信奉的政治理论。而这些党派在二战以后，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为战后重建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基本理念和追求的基本价值是自由、平等公正、合作互助；他们的目的是建设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并推进国际民主的“社会主义”，形成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即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加上社会福利国家建设；他们实现的政治手段是民主。代表人物有德国的爱德华，伯恩施坦，俄国的麦德维杰夫等。

6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或模式的理论，它试图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主义。它是西方大约一个多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思想理论，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由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首次系统阐述，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在西方左翼学者提出的种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影响较大的是英国学者戴维。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美国学者约翰·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美国学者戴维，施威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除此之外，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管理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流派丰富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可以更为深入的和系统的进行。

二、研究特点

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是一种引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人们从他们创立的理论出发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提出的新理论。它的基本特征是都同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继承关系，但又都提出了与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新理论。在此基础上，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日益深入使这个学科又呈现出以下特点：

1研究队伍迅速扩大

在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及加拿大，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流派与团体，如德国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所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国的约翰，罗默，乔，爱尔斯特等为代表的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国的安德列，高兹和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等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这些新涌现的流派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呈现越来越深入与广泛的趋势，许多流派的研究者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呈现了其积极活跃的研究活动。

2学术活动丰富

自1995年法国“国际马克思大会”首次召开以来，大型国际性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讨会频频举行。以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为契机，西方很多国家的左翼都举行了各种纪念集会与学术研讨会。在南美

巴西阿雷格里港发起的“世界社会论坛”，以及继之响应的“欧洲社会论坛”、“非洲社会论坛”和“亚洲社会论坛”等成为了“老百姓的论坛”，完全是左派倾向的论坛”。

3局限于哲学领域

马克思主义不仅涉及哲学，而且还涉及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诸多领域，但现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成果却主要局限于哲学。从各地学者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其主要局限于哲学的原因与之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部分与所在国的共产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这些党在20年代后期大都属于斯大林体系，不被允许对重大的政治事件进行讨论或持异议，这就堵塞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相联系的渠道。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如果想进行反对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的运动，就必须与所在国的共产党保持联系，因为这些共产党是他们所在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组织者和倡导者，但是同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政治上又是从属或追随于俄国(苏联)共产党的，因此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俄国(苏联)共产党持不同意见是不被允许的，这迫使这些代表人物只能用晦涩难懂的哲学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不同政治见解，从而使他们的成果大多限于哲学领域。

三、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曲折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当今世界已经并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苏东剧变后，世界历史前进的脚步并未停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站在世界的战略全局，进一步阐明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

1研究重心转移

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领域开始由西欧大陆向英美转移。早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植根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之前的西欧大陆，目的在于探索一条不同于俄国的在西方资奉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既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又批评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随后相关研究开始走向衰落，与此同时，英美却不断涌现新的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逐渐取代西欧大陆成为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心领域。

2研究领域扩大，注重与实践结合

现当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与所在国的共产党联系较远，且大都是各个学科的知名学者，他们的研究不再受到过多的政治限制，领域也不再局限于哲学，而是扩展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众多领域。

而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的不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不仅在角度上有所扩展，而且不断用新兴出现的思潮来解释、重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性。他们理解到，理论是不变的，而现实却是在日新月异的变化着的，如果不重新用当代的实践来补充、发展理论，那么理论就迟早会变得不合时宜，应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例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研究都是以当时社会思潮的发展与已存在的理论进行结合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