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推荐8篇）
第一节什么是社会变迁
1.社会变迁：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基本形态的变异。2.内容：①社会关系的基本制度，既社会行为基本规范体
系。
②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包括组织结构、阶级结构、职业结构
③社会关系的基本面貌，即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
3.特点：①必然性；②前进性；③非直线性；④全面性 4.基本类型：
(1)按照社会变迁的发展方向，分为：社会进化和社会倒退
进化过程的特征：长期性、缓慢性、渐进性、局部性(2)按照社会变迁的性质与特点，分为：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
社会改革：使人们有意识的规划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的社会局部调整或全面改良的过程。
社会革命:是一种急剧的、对整个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社会变迁形式,其目的是为了根本变革社会制度,改变生产关系
(3)按照社会变迁的规模，分为：整体变迁和局部变迁(4)按照变迁的人为参与和控制程度，分为：自发变迁和有计划变迁
5.原因：①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以及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②社会物质需要和利益冲突
③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也是导致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④文化的发展与传播⑤意识形态的改变⑥人口状况的改变
⑦外敌侵入、环境破坏、自然灾害等因素，也可能引起社会变迁。
6.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实质上就是对社会运行过程进行干
预，对社会系统施加定向影响。
7.社会发展计划：是对社会发展总的方向、大目标、主要
步骤与重大措施的设想。
第二节社会现代化
1.概念：是社会变迁上的跃进，是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是以
经济发展为中心，涉及政治、法律、社会结构、心理、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性发展过程。
2.主要内容：①工业化，②城市化，③民主化，④管理科
层化，⑤社会结构分化，⑥人的现代化，⑦生活方式的世俗化。
3.特征：①现代化是一项社会领域的革命进程
②是一项长期的、有阶段的历史过程③是一场持续的国际竞赛。4.社会现代化理论：
①经典现代化理论；②依附理论；③世界体系理论；④
信息社会论；○
5后工业社会论 5.中国的社会现代化：
①现代化起步阶段（1840-1911）②局部现代化阶段（1912-1949）③全面现代化探索期（1949-1977）○4全面现代化发展期（1978年至今）
第三节全球化
1． 含义：一方面，全球化概念具有空间性内涵，指在全球
范围内展现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客观历史进程和趋势。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蕴涵着世界共同体的各个国家、社会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交换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以及依存性、关联性程度的不断深化。2． 特征：①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
②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
③全球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的客观要求
④全球化过程是一个不断出现矛盾和冲突的过程。
3． 四个发展阶段：萌芽阶段、开始阶段、起飞阶段、增强
阶段。
4． 主要表现：①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②交通与通讯的全球化③信息全球化④政治的多极化⑤文化多元化。○6金融全球化日益凸显
5、全球化的理论争议。
答： 1)全球化真的发生了吗？正方：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交通与通讯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问题全球化。反方：跨国投资贸易不是全球化。中南亚、非洲没有参与。
2)全球化导致社会趋同吗？正方：工业化趋同，带动政治经济文化趋同。反方：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3)全球化削弱了国家主权吗？正方：跨国公司让国家对经济发展失去控制，国际援助弱化主权。反方：各个国家越来越强，有能力应对全球化。离开各国，就不存在全球化。
4)全球化与现代性有区别吗？正方：吉登斯：现代性带来全球化。反方：全球化是文化多样性的回复。
5)全球文化正在形成吗？正方：全球村显示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反方：消费不代表文化。5．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
①经济上,我国经济同国际市场逐渐接轨,进出口贸易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外资在投资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②政治上中国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加强了与西方各国的接触融洽了曾经因冷战而冻结的关系,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称为多极中的一极
③文化上,思想解放运动为全球先进思想文化的引入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全球文化同中国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遇.6． 目前面临的挑战:
①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贸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支配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外围和边缘的地位
②政治方面，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动摇了西方霸权的地位，引起它们的恐慌
③随着中国对全球化参与程度的加深，中国的文化建设受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西方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二是西方一些腐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
④国家安全方面,目前还存在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影响世界和平的因素，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并不乐观。
7． 应对策略：
①必须明确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以此为制定全球战略的前提。
1 媒介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作为媒介决定论的鼻祖, 伊尼斯以传播媒介为轴心, 以时间和空间为基本维度, 考察了媒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1) 。伊尼斯把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国文明、中世纪与启蒙时代的兴替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技术形态联系在一起, 这一观点与人们惯常的政治、经济、文化角度来解释历史的发展相比, 显得十分独特 (2) 。
作为伊尼斯思想的传承者, 学者麦克卢汉曾提出著名的观点:媒介即讯息。这个观点的核心思想是, 从人类社会的漫长发展来看, 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 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因此,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新方式。如果人们把媒介和媒介技术理解为社会生产的重要内容, 那么媒介的进步对社会变革的巨大影响是无可否认的 (3) 。
2 语言:人类传播史的钥匙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人类的诞生开启了地球的新纪元, 人类的声音打破了自然界的沉寂, 人类语言的产生是人类传播摆脱动物状态的决定性一步。在原始社会中, 语言作为人类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传播手段, 成为开启人类传播史的钥匙。因为语言的诞生, 人类得以在互相的交流中明确对方的意图, 语言的逻辑性推动了人类智力的发展, 语言的节奏和韵律逐渐催生出诗歌和乐曲, 语言超越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能力让人类产生思想, 语言的产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开端。
口语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从人类摆脱“与狼共舞”的野蛮状态、组成原始社会开始, 一直到文字的出现 (4) 。人类语言虽然完成了人类信息体内化到体外化的突破性进展, 但口语传播存在转瞬即逝、只能依靠人脑储存信息、只能近距离传播等巨大的局限性。伴随不断突破自身局限, 人类创造了文字, 文字是人类传播发展史上第二座里程碑。若说语言使人类彻底与动物区隔开来, 那么文字的诞生则促使人类进入一个更高级的文明发展阶段。文字传播克服了口语传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的文化传承不再依赖容易误传的传说或神话, 而有了确切的资料和文献依据。
3 文字传播:更高级的文明发展阶段
文字传播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陆续问世, 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也是古代新闻信息传播活动趋于成熟的标志。回顾我国封建社会, 唐中叶以后的“进奏院状”, 宋代的邸报, 清代的京报, 都是以文字推动了信息的上传下达, 完善了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传播体制, 成为一种媒介形式而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人们用文字记录历史、记录科学, 以文字为载体的诗书画卷, 使圣贤的思想广为传播, 开卷益智, 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史。
文字传播时代虽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但略微高昂的生产和传播成本也容易造成“洛阳纸贵”的传播障碍。我国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开启了印刷传播的可能性, 节约了书籍的复制成本, 德国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印刷更加低廉便宜, 真正开启了印刷传播的时代。印刷事业的发展不仅降低了书籍的造价, 使书本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 更催生了报业的发展, 使传播从小众走向大众, 开启了大众传播的新纪元。
近代报刊因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而诞生于德国, 逐渐从书籍中脱离开来, 成为以报道新闻、评论时事为主的传播媒介, 历经资产阶级政党报刊时代、独立报刊时代, 随着社会发展催生了廉价报纸。因廉价报纸的价格低廉性和受众的广泛性, 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由此到来。如今人们不会在乎1835年第二期《太阳报》记载了哪些新闻, 但是报纸作为大众传播的载体空前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使信息在社会中流通, 以文化教化受众, 以思想点醒受众, 催生了公共领域的发展, 带动了民间知识的传递, 报纸这种传播工具本身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讯息。
在报纸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在蓬勃的方展中方兴未艾之时, 电子媒介在技术的革新中随之诞生。1838年, 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电报机;1844年, 美国开设了第一条电报线路。此后, 这种“闪电式的传播线路”迅速发展, 形成了巨大的通信网络。电报本身并不是大众传媒, 但它为大众传播提供了快速有效的通讯手段, 而作为现代重要传播媒介的通讯社, 也是在电报技术发明之后才出现和发展起来的 (5) 。电报技术的发明与大量应用提高了人类信息通讯的时效性, 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军事领域, 技术的发展再次推进了社会的变革。
4 电子媒介时代诞生与发展
若说19世纪是电子媒介时代的萌芽时期, 到了20世纪, 电子媒介则真正走向成熟。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电影、广播和电视逐渐诞生, 并迅速成为普通民众的主要娱乐方式, 进而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世纪也是传媒发展的划时代时期, 尤其是电视的发展与普及, 彻底颠覆了人类社会漫长发展中形成的既定秩序。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 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 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 (6) 。美国新闻史学家埃默里曾经这样描述了电视所带来的宏大的社会景观:“电视的经济力量是惊人的, 它对公共事件的报道也是如此。从50年代起, 电视由于报道新闻事件而拥有大量观众。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时, 约有6 000万人看到了他。……1962年, 约翰·格伦的第一次环绕地球轨道飞行吸引了1.35亿人凑近电视观看。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刺的消息传来时, 纽约市电视观众从该市人口的30%激增到了70%, 而在全国为之默哀的葬礼举行的几分钟里, 观众达到了93%。1969年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 实况转播被发回到地球上时, 有1.25亿人收看了这一广播, 据估计, 由卫星网带给全世界各地的观众有5亿人 (7) 。
在电视出现以前, 从来没有哪种媒介形式可以如同电视一般, 拥有如此众多的受众和空前的影响。电视对于受众的吸引力主要源于它的媒介特性, 电视是人类众多感官的延伸, 通过影像、字幕、音声、画面与特效等多方面传递讯息, 给受众以强烈目击感、现场感, 使受众仿佛身临其境。电视不仅可以使人们获取新闻和信息, 同时可以提供给受众丰富多彩的娱乐和文化生活。电视的普及使人们每天的媒体接触时间由过去的几分钟提高到了每天几小时, 而且对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学者格伯纳主持的“培养分析”研究表明, 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内容增大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环境危险程度 (遭遇犯罪和暴力侵害的概率) 的判断, 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 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 (8) ;同一时期, 美国学者蒂奇诺在研究儿童启蒙教育电视系列片《芝麻街》对贫富儿童的影响中发现, 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 电视并没有缩小社会贫富阶级间的知识差距, 反而使“知沟”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更有学者指出, 伴随着电视成长的一代人更容易产生一种社会病理现象——媒体依存症, 即“电视人”为被电视的感官刺激成长起来的一代, 更注重感觉而缺少理性与逻辑, “容器人”在电视的影响中内心世界类似于“罐状”的容器, 孤立而封闭。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中提出, 电视打破了儿童与成人的边界, 带走童真的同时也使成人的言行趋于幼稚, 同时电视作为一种环境结构, 制约着我们的感觉、思维和表达方式, 我们思考、感知、讨论和表现身边的世界时, 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 而是处在传播媒介的符号结构之中。 (9)
电视主导世界的几十年中, 其作为一种传播媒介, 深刻加快了人类社会变革的步伐, 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电视本身首先是一种传播工具, 本身不必然导致“社会之善”, 或者“社会之恶”, 只是由人类发明创造, 并由人类主宰其用途的传播工具。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并不仅取决于媒介的技术或形态特性, 但媒介技术本身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充足的前进动力。
5 互联网媒体的腾飞
人类的智慧继续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传媒工具的更迭也不会因电视媒体的空前辉煌而停下脚步。电视媒体的发展尚未停止, 互联网就从“润物细无声”的科技进步中诞生, 如今已席卷世界各个角落。汹涌的信息量与互联程度的加深, “内爆”使差异消失, 国界消失, 全世界在真正意义上联结成为“地球村”。互联网1.0时代, 是门户网站的全盛时期, 互联网的用户第一次品尝到自主选择媒体信息的喜悦, 而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传播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受众。从门户到搜索引擎, 信息的流通空前透明, 用户从互联网上实现了“想要什么有什么”的媒体夙愿, 但庞杂的海量信息同时对用户充斥着迷惑, 互联网的公信度永远掺杂着真假难辨的质疑。直到2002年非典在中国肆虐, 传统媒体的集体失声意外赋予了互联网媒体渴求已久的社会公信力。互联网媒体本来就拥有信息快速传递、用户自主选择信息、海量信息等天然优势, 加之社会公信力不断由传统媒体向互联网媒体的偏移, 互联网媒体如虎添翼, 真正实现了在传媒史上地位的腾飞。
在互联网2.0时代, 技术的发展真正达成了用户与媒体之间的双向传播。博客、社区、贴吧、空间陆续为大众所追捧, 用户从单纯的受众转而成为信息的生产者, 从而一跃成为传媒工具的主人。百年间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家追求的“传播权”“知晓权”“媒体接近权”突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了普通用户的手上, 新闻工作者“无冕之王”的地位黯然失色。
在互联网3.0时代, 技术的发展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变迁。随着在线支付和物流的成熟, 电子商务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 商品的价格空前程度的透明, 线下购物向线上购物的用户迁徙已经无可逆转;随着宽带的发展, 在线视频网站改变了人们的观影习惯, 用户不再死守在电视机前, 忍受漫长的广告, 苦苦寻觅心仪的电视节目, 不再为错过节目时间而懊恼。此时的互联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传媒工具, 其不仅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也成为人类大脑的体外延伸,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人类的基因中, 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牢靠地捆绑在了一起。
自2010年起, 微博的喷井式发展更是打开了互联网发展的新纪元。微博的传播方式真正代表了互联网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中, 用户可以畅所欲言, 可以与亲友深入互联, 可以与以往无法触及的偶像互动, 可以体验信息的快速流通, 可以参与各式各样新颖的活动……微博的意义也不仅限于此, 一个可以让人们畅所欲言的平台真正赋予了其用户摇旗呐喊的权利。在这个平台上, 公知可以表达思想, 行动者可以集结同伴, 受害者可以呼吁救援, 政府可以与民众对话, 民众可以集结倒逼政策的改变。在微博的蓬勃发展中,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社会的命运是无法分割的, 但技术赋权下为个体组织赋权到社会赋权提供了可能, 关键问题已然是个人如何实现自我救赎与赋权。
近年来, 随着智能手机技术的成熟和普及, 互联网用户几乎已经完整的迁移到移动互联网, 非传统互联网用户也在社会的洪流中卷入移动互联网之中。APP (Application) , 代表着移动互联网与桌面互联网时代的区隔。互联网的入口之争由来已久, 从传统的门户网站到搜索引擎, 从社会化媒体到APP, 不同的入口模式代表着不同时代用户的核心诉求。用户可以筛选符合自身的需求与爱好的APP, 将手机真正打造成一个定制化的媒介平台与生活工具。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信息与互联真正做到了随时随地满足用户需求。微信的广泛应用, 使信息的随时沟通与分享成为可能, 同时也模糊了私人空间的边界;以滴滴出行为代表的交通工具, 使人们的出行更加便利;手机地图导航的高度智能化, 使出行路线更加精准;线上支付的便捷, 使用户脱离了现金的束缚;移动端电子商务使购物变得随时随地随心所欲;视频与音乐则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满足用户的娱乐需求;O2O的发展将用户与这个世界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智能手机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工具, 更是人们与世界相连接的钥匙。人们身处在世界中, 却需要使用智能手机与世界深度互联。
6 结语
纵观人类传媒技术发展的史册,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 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 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同时科学技术又是与社会发展相互制约的, 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 而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破带来的都是社会发展速度的呈几何倍数的提升。而社会发展的背后, 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
诚然传播工具的更迭深刻带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但归根究底无论哪种传播工具站在历史舞台上时, 都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在操控传播。科学技术、传播工具、人类社会、国家机器, 正如环环相扣的锁链,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互相拉动前行。
参考文献
[1]程曼丽.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严景耀先生(一九○五——一九七六)，浙江省余姚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和法学专家。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政法学院教授。严先生二十年代步入学术界之初就立志从事社会学和犯罪学的研究。一九二八年即在燕京大学讲授犯罪学，一九三0年任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助理。这些初始的学术经历，令严先生善于用社会学的方法将社会问题、文化环境与犯罪现象联系起来考察。当时这个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学者，并不急于找一个体面的工作，而是设法到狱中作志愿犯人，品尝铁窗风味。虽然这对他的亲友来说不啻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笑话”，但严先生却趁机搜集了许多极有意义的个案，得益匪浅。以这些材料为基础，严先生于一九三四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成书半个世纪之后，在纪念严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我们才能读到这部著作。
犯罪是个人与社会的剧烈冲突，是社会必须对这些不协调行为的排斥和消除。由此，无论是从社会本身或是从犯罪者个人来看，犯罪着实浸透了浓郁的社会含义。本书以社会观点研究形成犯罪的过程，它的特色在于始终将犯罪搁置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赋犯罪以广泛的社会性质。犯罪社会性的最初起点基于个人的出生无一不是面临着一个具有传统文化环境和确定行为规则的社会。个人无力改变这些已经建立了的“情况”，往往只是在潜移默化中认同了固有的文化观念和社会行为规则。一旦个人的观念和行为与这些社会“情况”发生碰撞，法律便挺身而出。个人的犯罪就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对犯罪现象有不同的理解。考察这一点，便生发出犯罪社会性的另一种含义。各种不同的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并据此对个人行为作出自身的解释。这便招致同样的犯罪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意义；或是在“相同的”社会文化中，而在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意义。换言之，对任何犯罪行为的评判都受特定的社会文化观念的制约，个人毫无选择自由。对于不同文化环境中许多貌似相同的犯罪现象，必须透过它们存在的特定环境把握其不同的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
基于以上认识，作者拓宽了研究犯罪现象的社会文化意义。既然对犯罪的理解和评判不可能超越特定社会文化环境，“据此，如果不懂得发生犯罪的文化背景，我们也不会懂得犯罪。”(第3页)同时，作者认为，犯罪是对传统社会风俗习惯的背离，是这些风俗习惯的反常表现形态。要认识和理解所谓“正常”的传统、习惯和道德观念，不对这些“反常”的表现形态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对犯罪及与其有关的社会现象的单方面考察，必然招致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轻忽和淡漠。而这是不能说明犯罪的原因及其社会和法律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犯罪现象自身也成了社会文化的一个侧面，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构成一个有机体。研究犯罪现象无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化及其问题”。据以上分析，作者得出了个人、犯罪、社会、文化这几者关系的极为值得关注的结论：“如果一个人的行动只要考虑到发生行动的社会文化传统就可以得到理解和解释的原则，那么，再进一步探索一个人的个人经验，同样可以寻找到我们文化的来源和意义的原则。假使以上概念是正确的，中国的犯罪只能以中国文化来解释，另一方面，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有很大帮助。”(第5页)对犯罪现象的这种广博理解是颇有意义的。
在过去国家政权交替不止、社会制度变化无常、新旧观念处处碰撞、社会危机四处潜伏的混乱时代中，不言而喻，社会、文化、法律和个人间的互动关系往往难于寻到一个能达到协调状态的衡平点。由社会危机而招致的社会变迁，常常是把危机传递给个人。此时，个人的惶惑不适往往演化为反社会的行为。于是，犯罪现象的出现就具有了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
严先生从犯罪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这一理论前提出发，探讨了中国社会这一剧烈变迁时期的犯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是透过许多内容翔实、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来考察犯罪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的。他采用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以北平、天津、东北和上海等地区为主要对象，据个案的不同性质归纳分类，说明不同犯罪产生的特定社会背景。它使我们能在个案中洞悉社会变迁，又能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理解个案反映的社会衡平失落的种种缘由。这种极有价值的研究方法至今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运用。
作者研究了最能说明当时的社会变迁与犯罪现象关系的五类犯罪，即破坏家庭罪、侵犯财产罪、政治犯罪、杀人犯、吸鸦片犯。据严先生分析，这些犯罪现象成为显突的社会问题，是在社会危机、文化冲突这一总背景下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归纳起来，大致有几个方面。
其一，传统的与新的道德伦理观和法律观的矛盾。
婚姻家庭是社会变迁、观念革新波及的首要对象，作者首先考察破坏家庭罪其理由恐在此。依照传统，中国的法律和道德伦理最重于维护男女关系的授受不亲、妇女贞操的不可侵犯。这一传统得以延续是以妇女作为丈夫、家庭及至整个社会的附属品为前提条件的。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日渐发达，要求个人自由社交和恋爱已不可避免。“人们从农村迁入城市，旧家庭制度被破坏了，所有家庭的一切准则也无效了。”(第59页)有关男女间关系的新的道德伦理观显然正在游离于法律的首肯之外。法律对这些不祥之兆的反响必然是依仗其背后的强制力来压制之、否定之。于是，诱奸罪、性道德败坏罪等有增无减。从作者列举的个案可以看出，这类被告多是因不依父母之命，与传统抗争，追求婚姻自由而最终被判处刑罚的。
这是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道德伦理观与封建法律的必然矛盾。在这两者抗争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个有趣的插曲：清末修律时，对于和奸无夫妇女是否治罪，成为法理派和礼教派相峙不下的一个焦点。法理派力主现代伦理观，认为法律原则应该追逐西方社会的潮流，主张尊重女子之个人自由，反对混道德、教育与法律、刑罚为一谈而追究无夫奸之法律责任。礼教派则极力主张未嫁之女与寡妇的社会地位从属于父母姑翁，她们与人和奸实质上是父母姑翁们的奇耻大辱。如果官府放任不究，则不堪蒙受奇耻大辱的父母姑翁们“强者将刃，弱者将自裁，合境之民亦将哗然而不服矣”。又说，一旦“男女都可以和奸，和奸以后生下子女，又可以和奸，要是以此为家庭教育，无论什么事，杀人放火都可以教育了”。长此以往，必定是“女德之堕落如水就下。”面对这些凌厉的攻势，法理派居然以败阵告终。
由此可以窥见，传统法律和观念对封建婚姻伦理的维护极为坚决，且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传统的判断婚姻伦理的社会价值标准在于是否利于维护封建家族内的长幼秩序和男尊女卑。因之，如果封建的家族关系不改变，法律的使命亦不可能改变。新的婚姻伦理与封建法律的碰撞在此成为不可避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作者笔下找到那么多诱奸罪、性道德败坏罪的缘由。
还有另一类犯罪是封建的婚姻伦理与新法律矛盾的结果。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废除了许多封建陋习，规定重婚纳妾为罪。然而，正如勒内·达维德所说，立法者的工作虽为国家的发展所必需，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和看法。历来的中国封建传统观念并没有因这一新法律的产生而自行消散。于是，某些人便仿效那些有妻有妾的前辈，自己也要娶数妻数妾。殊不知，“革命后的法庭不同了”，许多人便因此犯重婚罪，锒铛入狱。
其二，传统的控制个人行为的方式与新的法律调整方式和新的社会生活原则之间的矛盾。
作者指出：“在中国，最近二十年的变化较之前一个世纪的变化异常显著。一个国家，长期在生活的所有的各个方面都受着传统的统治，突然在工业化、商业化的过程中急剧地失去了它的社会控制力，”(第213页)这是许多犯罪出现的直接原因。
确实，在没有受到外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冲击之前，中国是一个纯粹的乡土社会，村庄间、地区间的交往甚少。数千年延续下来的道德规范就足以处理好人与人间的关系，许多集体的生活原则便能有效地将种种个人越轨行为防于未然。人们不仅在观念上鄙视法律对自身生活的参与，实际上也很少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这种无法意识的长期熏陶下，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观念自然相当淡薄。随着都市经济的日渐发达，商品经济原则要求排斥乡土社会某些纯朴的集体共同生活观念和道德伦理。农村中许多控制个人行为的方式、评判个人行为的价值准则在一个逐日开化的新世界面前失灵了。结果，那些浑沌未开的昔日乡民们在介入都市生活时，还依然故我地去判断与他人交往中自身行为的社会意义。于是，在社会的变迁中，许多人对法律维护的新的社会生活原则惶惑不解，直至以身试法，沦为罪犯。
据作者列举的个案分析，传统的控制个人行为的方式与新的法律调整方式和社会生活原则之间矛盾而招致犯罪的情况有两类。
一类是，对于同一行为，传统的调整方式与新的法律调整方式不同，致使这一原来合乎社会生活原则的行为变为犯罪行为。盗窃罪最为明显。作者调查了北平郊外一个四千人的村庄。该村两年中只发现了两个外来小偷，村民们训斥一顿即告了结。父老们告诉作者，他们从未遇到过犯重罪的，两年里有了这两个小偷已经够糟的了。作者认为，乡村中的盗窃罪少“是因为家族的‘共产主义’家族制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一个人从他们家庭或家族中拿走什么东西根本算不上犯罪。他可能因此受到家人或家族传统的教训，但他不是罪犯。”(第25页)都市中的生活则不同。在那里，处处弥漫着财产所有权的观念，法律严格维护私人财产的不可侵犯。然而，许多刚刚被卷入都市生活的乡民们还是用“家族的‘共产主义’”态度来对待他人的财产，却不知法律是多么自私和冷酷，要把他们对他人财产有所染指的行为定为盗窃罪。个案39中因拿了他人两捆大葱而被控为犯偷盗罪的被告斥责警察(他不知警察为何物)干预他的行为是多管闲事，并以在他老家中可以到别人园子里吃点果子或菜来证明他的行为不为“偷”，更不为罪。法官告诉他：“这就是法律，这就是公道！”
第二类是，原来乡村间许多控制个人行为的方式失灵了。都市生活环境中充斥了招致犯罪的诱因，个人一旦不能自制，就将触犯法网。在闭塞的乡村间，长期的相互交往和共同生活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行为规则，人人都理所当然地遵循先辈们设定的生活道路。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这里，没有什么差别阻碍各人间的充分了解，人们好恶相投，连臭味都一般。许多人根本就不可能萌生为越轨行为的意识；少数人一旦表现出不稳倾向，必立即受其亲友和邻里的劝阻和斥责。“但这种融洽的社会控制和集体生活的共同负责的精神在城市里是没有的，这就很容易使人走上邪道。”(第99页)作者认为，都市社会是非个人关系的社会。个人间为求生存的竞争疏远了乡土社会那种人与人间的亲密联系。自己尚且自顾不暇，那里还能对他人的行为持关心和负责的态度呢。原来那些源于多方面的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方式荡然无存了。同时，都市洋货充斥，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与乡村社会相去甚远。金钱和享受的诱惑无处不在。这种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便是不适应都市生活的犯罪的增加。许多侵犯财产的犯罪，甚至杀人罪都是由此而生的。
其三，与社会变迁和社会危机并存的战乱和失业，把许多人抛入了贫穷困苦的深渊，犯罪成为保障生存而必须采取的方式。
“一船洋货运进中国所造成的中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破坏远较日本一艘军舰侵入中国所造成的灾难更为严重。家族主义不能提供适应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的能力。”(第69页)在土货与洋货的竞争中，农村的许多手工业经济被击得粉碎。许多人背井离乡另谋出路。乡民们离乡时满怀憧憬和期望，认定城市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好去处，但是，那时发育并不健全的中国工业经济对工人的容纳量极为有限。对于这些没有知识和一技之长的农民来说，就业机会确实不多。失业者的行列不断壮大。到城里做生意的农民们运气也不佳。他们固守纯朴的乡村道德伦理观念。在经济交往中，他们用良心信用约束自己，亦想用来约束他人。视签字画押等法律手续为多余。结果往往是屡屡受骗，倾家荡产，生活无着。就如费孝通先生说：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农民们对新生活的憧憬和期望换来的却往往是被社会抛弃的冷酷现实。社会竞争失败后的饥寒交迫促使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社会变迁把自身的危机传递给了许多不幸的人。危机与贫困并存。于是，这些被剥夺了面包的人同时也成为被剥夺了道德观念的人。贫困象一把锋利的刀，把他们从道德之树上砍了下来，他们几乎毫无选择地掉进了法律的罗网中。社会、法律和个人之间完全是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衡平点消失了。对此，作者的结论是：“个人适应在社会与个人的危机同时出现
的瞬间，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社会援助就会犯罪。”(第59页)
其四，在社会变迁中产生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严重地危及了现存的社会制度。法律想压制和消除这些矛盾，把那些反现存社会制度的行为宣布为犯罪。于是，政治犯罪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作者认为，政治犯罪不同于一般犯罪；它对社会制度的反应是主动的和有主张的，其行为和
目的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因而，对什么是政治犯，不同的统治集团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在中国封建王朝被推翻之前，倡言民主自由就是叛国；辛亥革命之后，那些顽固复辟帝制的就要被送进监狱；对于当时的南京政府来说，共产党必然受到残酷的惩治。
由此，政治犯罪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企图复辟清室王朝，另一类是要求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前一类是反动的，已逐渐失去其追随者；后一类是进步的，是对未来社会秩序的追求，这就是南京政府称之为“共匪”的信仰共产主义的犯罪。后一种政治犯罪受到特别关注。作者认为，叛逆现行社会的共产党的产生，是要求变革顽固
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制度愈顽固、愈难改革，暴力和流血就愈不可避免。这是社会变迁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不堪忍受政府苛捐杂税剥削的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与。但是，这种反对现行政府和社会秩序的犯罪威胁力愈强大，则法律的镇压愈残酷。在社会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反动与进步、落后与文明的冲突中，在先进阶层要求抛弃某些阻碍社会发展的旧有文化观念时，政府的残暴压制招致了社会、法律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严重失调。法律成为扰乱社会与个人达到新的衡平的罪恶工具。
人们在社会变迁招致的不协调面前并非无能为力。只是社会衡平的寻求和犯罪的减少与预防必须靠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法律制度的改革、社会公正和正义的保障、以不停顿的观点对文化与人的行为的各方面关系作全面考察，等等，都是这种努力的重要步骤。只是依靠法律医治(惩罚)犯罪是不行的——法律往往受人们思想论断偏见的局限。这种做法肯定“就象女仆用拖把想拖干地板，却没有把往地上漏水的水管关好一样的劳而无功。”(第208页)
一九八七年五月于北大
——访济宁市金乡县胡集镇董楼村
一、实践时间
8月8日-8月10日
二、实践地点
济宁市金乡县胡集镇董楼村
三、实践背景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们的党走过了90年艰苦奋斗的道路。2011年是中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也是我国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隆重纪念我党建党90周年，本次暑期社会实践通过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描绘90年辉煌成果，弘扬党的丰功伟绩，引导广大师生群众了解党、热爱党、拥护党；激发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投身世纪伟业。这是一次面向基层群众、师生的学习实践活动，它对于进一步增强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激发他们树立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实践目的第一，通过本次实践，首先，我们要了解党的改革发展进程，明白作为新时期的团员，应该“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了解时势动态、关心祖国发展。
第二，我们要让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现状，增强忧患意识，在已经取得的成就面前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而努力不懈地做好本职工作，因为，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
第三，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传先辈们为革命事业勇于奉献的精神，增强民众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第四，走进农民生活，了解农村建设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宣传党的“十二五”方针政策，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倡导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
第五，通过此次实践，让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领悟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了我院大学生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五、实践过程
8月8日-8月10日，我们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本次实践活动达到了预期目的，对于增强基层群众对党的深入了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磨练了该团队队员意志，促进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高社会活动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大致过程如下：
（一）传单发放
8月8日上午9点多，我们抵达济宁市金乡县，顾不上休息片刻，马上进行了传单发放活动。我们分为两个小分队，一队在该县人流量大的中心地带进行定点传单发放，并进行建党历史，党的方针政策，十一五成果，十二五规划等内容的宣传，另一小分支深入县城，在大街小巷中进行流动宣传，同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在县城中的落实情况。在宣传过程中，队员们打开与县里百姓沟通的窗口。人们仔细地浏览宣传材料，认真了解党的光辉历程。从人们对庆祝建党90周年活动的热切关注中队员们意识到他们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我党方针政策的迫切了解的意愿。在宣传过程中，队员们发放了宣传册与宣传单500余份。经过
队员们与群众的真情交流，本团队对金乡县的政策落实方面的基本情况有了更深层次了解，同时也达到初步宣传的目的。
（二）深入调查
8月9日，我们前往金乡县董楼村，深入群众，了解民情。来到董楼村以后，根据当地的现状，我们在赶到村里的当天就从准备好的材料里抽取拟定了一份详细的问卷调查。我们走家串户的把问卷发到村民们的手中，村民们十分热情，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如实如质的填写好问卷上的每一道问题。调查涉及到的内容包括对建党历史，三农政策，十二五规划等的了解情况。在调查过程中，队员们沿线发放环保宣传单，同时收集垃圾，清洁环境，保护环境，倡导生态文明，获得了村民们的普遍赞扬，使得他们更加积极的配合队员们的调查。队员们一共发放了200张问卷，有效问卷175份，调查结果如下：大部分居民对建党90周年的一些基本情况了解，但有很多关于建党史内容需要进一步的宣传和讲解。我们在进行三农问题和十二五规划的问卷调查时，存在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有80％以上的村民对基本概念都很模糊，而且很难理解它们的意义以及中央提出一系列政策的客观目的。至于三农问题的核心及其相关政策，在受调查的人群中只有极个别的人了解。这样一种状况，我想在中国的农村中应该是普遍存在的。党和政府都非常重视农业，国家的抚农、重农、兴农政策在地方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和落实的话，这些农村问题永远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对于国家各项政策，地方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力度。
（三）政策宣传
8月9号晚，队员们结合调查结果，为推进当地新农村见建设，根据实际情况拟定了一份政策宣传材料，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意义，惠农政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等“十二五”新政策。8月10日，队员们将昨晚拟定的宣传材料打印了300份，在龙潭村挨家挨户进行发放，由于昨天队员们给村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今天的宣传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村民们都很配合我们的工作，中午时分政策材料发放完毕，政策宣传活动顺利完成。10日下午，我们寻访老党员，他们给我们讲诉当地“羊山战役”的革命故事‘诉说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这一天，团队队员与村民们共度炎夏，走过了调查宣传以及缅怀先烈之路，圆满完成计划。
六、实践成果
通过这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我们为您了解到，如今的农民再也不是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思想简单的农民，他们的观念已随改革的春风，焕然一新，与时共进。新气象、新面貌的新农村如壮丽的画卷正展现在你的面前。
（一）农村传统观念正在更新，新的思想焕发出勃勃生机。
近几年出外打工致富的人多了，恋家安守的人少了。每到春节过后，成群结队的打工者络绎不绝，如今的农村80%的青壮年都奔走在城乡之间，有不少年轻人已融入城市人的行列。“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没有了，“只生一个好”的理念得到农民的普遍认同，孩子少了，农民家里余出的资源多了，生活的质量随之成倍的提升，如今的农村居住环境更加美好，住房整齐、街道宽阔、绿树成荫。房子较以前更加宽敞，更加舒适。高档家用电器在农户家中已不新鲜。有的村庄已接入了有线电视、电讯宽带，既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又宣传了党的政策，促进
了科技兴农。在老一辈的观念中流传着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风俗，而现代的农村在经济发展增长的同时，其风俗也开始变化，婚姻自主、异域婚姻、厚养薄葬，从简办婚事思想开始盛行。新观念新思想正在深入农村，更新农民的传统观念，引导农民走上富裕之路。此外，我们还对农村的教育问题进行了相关的问卷调查，并进行了分析。总的来说，农民的素质在日益改善，农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逐步加大对教育设施的投入力度，逐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让所有的儿童可以读得起书。
（二）党的基层建设更加牢固扎实，民主制度得到落实。
现在农村的基层选举制度更加体现了“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有志者为先，有为者当前，有智者当用”，不管你是谁，只要能了引导农民致富，使农民过上富裕日子，你就上。近几年大学生当村官就是一件好事情，他们年轻有为，不怕吃苦不怕困难，来到农村他们是农村新思想的传播者，引路人，掌握先进致富理念的村官们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建设新农村做出了很大贡献，成为乡亲们的美谈。民主制度的发展为建设美好的新农村具备了充实的思想保障。
（三）党的富民政策给农村人解决了实际问题，使党的富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近几年党的富民政策得到落实，先后在农村实施了“减免农业税”“农业补贴”的政策，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得到调动，农业生产连年取得大丰收。在我们农村，记得过去喝的是井水，吃水要用„„辘辘‟‟搅，由于工业的发展，河流水受到污染，这直接影响到人畜饮水安全，现在政府又实施了„„甘露工程‟‟，自来水接到农户家，干净卫生得多了，洁净的水滋润着老百姓，人民从心底感激着政府对人民的承诺，关心和保障。“点亮工程”“道路硬化工程”的实施，如今的农村人也过上了城市人的夜生活。看着那光彩夺目，五彩斑斓的夜景，走在宽阔平坦的乡间大道，闻到那沁人心脾的丰收气息，你会深深感到农村换了人间，变化巨大。
下面是通过村干部得到的一份关于农民当前经济状况的报表。
曾记得以前过节时，村子里总免不了请杂耍、唱大戏，亲朋好友围桌打麻将，文化生活贫瘠落后。如今的新农村已经发生了改变，新农村也正与时并进，健身操，集体舞，歌舞赛，体育比赛在农村随处可见。城里的歌舞、影视、图书下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下乡了，农村人的文化生活风貌变新了。新农村的图书馆是农村人的知识文库，读书的人们多了，知识增长了，思想观念解放了，致富的眼界开阔了。如今的农村，麻将桌上的人少了，闲聊的人少了。学习文化，谈论致富经验，享受生活的人多了。新农村的精神风貌迎着党的光辉，与时并进，天天向上。
（四）党的惠民教育政策的实施，为新农村未来描绘出更加美好的蓝图。现在农村孩子继续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免去小学学费、课本费。建立从小学到高中的政府助学政策。小学至大学，国家给予一定的补助，农村孩子上学的机遇多了，技能得到提高了，农村子弟的明天有了美好的前景。不仅如此，农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也有了保障，真正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
然而，在农村发展中也存在着种种弊端，如在推进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的思想还较保守，安土重迁，还有顾虑。也有些„„房地产‟‟商为了自己的利益，只顾挣钱，不顾农民的反对，强行“铲”了农民的地，占了百姓的田，伤了百姓的心。还有的居民楼盖成了，农村人却不敢住，他们的经济收入还上不去，住楼成本高，农民只能望楼兴叹。由此可见农村的城市化建设任重道远。但我相信总会有一天的城市化会实现，大家都能安居乐业。还有的农村，文化生活比较落后，百姓娱乐场所还较少，虽然现在农民有了钱，但赌博之风却盛行了。优质的教育资源还较少，普法教育还有待普及，公共卫生设施还有待改善，农村年轻人出外打工的多了，留守的老人孩子怎么办，违法犯罪事件也在农村时有发生，还有待我们去想法解决。但我相信新农村建设将会如冉冉升起的太阳光彩夺目，一切的阴影将在太阳的光辉下消失。
总之，新农村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问题也存在不少。我认为只有进一步开放思想，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行动，一定会消除存在的弊病，我的新农村将会越来越好越新，农村也将越来越强，农村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七、实践总结
通过这几天的实践，我们要牢记中华民族那段屈辱的历史，深刻体会“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们大学生应该不断鞭策自己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培养自己自立自强的品质、报效祖国和能力，为成为祖国所需要的创新型、适用型人才而奋斗。通过庆祝党的90华诞，促进当代大学生了解党、热爱党、拥护党；在学习中强化革命传统学习、宗旨意识学习、优良学风学习和党史学习；激励自己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努力学习，积极为祖国的发展做好知识和能力储备，争做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人的一生中，学校并不是真正永远的学校，而真正的学校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引导我们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投身社会的良好形式；是促使大学生投身改革开放，向工农群众学习，培养锻炼才干的好渠道；是提升思想，修身养性，树立服务社会的思想的有效途径。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我们在校大学生更新观念，吸收新的思想与知识。社会实践加深了我与社会各阶层人的感情，拉近了我与社会的距离，也让自己在社会实践中开拓了视野，增长了才干，进一步明确了我们青年学生的成材之路与肩负的历史使命。社会才是学习和受教育的大课堂，在那片广阔的天地里，我们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为将来更加激烈的竞争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希望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从实践中得到锻炼。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将摆正心态，正确定位，发奋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适应时代的需要，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回顾近几年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归功于党的领导，正确方针的指引，在党成立90周年之际，我们深深感到党的伟大，为有这样执政为民的党感到自豪。走进新世纪，面对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我们党在瞬息万变中追求着不变，同时也在不变中追求着千变万化。又是一个七月，一个声音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这项民心工程，更让党的先进性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得到充分体现。实践证明，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中国共产党人都将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永远是时代的中流砥柱。
摘要：社会生活变迁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结果，不同地区社会变迁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征。海南岛作为我国第二大岛，在岛域整体层面揭示海南岛个性较强的社会变迁，对推动我国欠发达地区积极社会变迁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我对海南岛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划分通过不同阶段社会主体、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等的梳理、归纳，揭示其承接关系、演进进程和特点，以再现海南岛社会变迁历史过程。
解放后至建省前（1950~1987年）
一是社会制度和结构变迁。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设立行政区和黎族苗族自治区，但由于孤悬于海的区位条件和从属于广东的历史传承，海南一直作为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域，纳入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南岛社会变迁的独立性、自主性、开放性。198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加快海南岛社会变迁的高层驱动。1984年海南行政区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全岛区域开发和社会变迁。本阶段，由于身处海防前线的国防地位以及从属于广东省的行政建制，海南岛社会变迁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和跟随性。同时，由于孤悬南海，社会变迁又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和迟滞性。
二是经济变迁。解放初期，海南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始终是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格局。改革开放前，海南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对封闭的政策，由于地处海岛，交通闭塞，农业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海南岛经济始终处于欠发达状态。当时由于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历史条件，海南岛作为国防前哨，国家对海南投入的资金和人力很少，经济发展缓慢，并创立了一种亦城亦乡、亦农亦工、亦政亦企的特殊经济体制——海南农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经济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但由于人口、资源分布不均，经济变迁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本阶段，由于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正式确立和海南国家一级行政区建置，赋予了此间海南岛社会变迁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特征。
注：左图为海南农垦 东升菠萝蜜收割。
三是人口变迁。解放以来，人口稠密地区多为开发较早的海岛北部地区，东部沿海及南部、中部地区开发较晚，人口稀少。解放后，为了发展经济，巩固国防，政府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入，使人口呈现快速增长。随着社会经济各方面条件的改善，海南人口变化呈明显的高一低一高增长类型。民族地区分布也不均衡，其中汉族主要分布在沿海平原，黎族主要居住在山区，苗族则居深山密林。
建省后至今（1988年至今）
一是社会制度和结构变迁。1988年，海南正式建省办特区，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最大的海洋省份。特区省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使海南在对外开放的各个环节享受了许多独有的优惠政策，如落地签证、26国免签证、航权开放、离境退税等，这些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海南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此外，海南省为精简机构，还率先实施了省管县（市）的地方管理体制。2009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拉开了国家层面全面推动海南岛积极社会变迁的序幕，海南岛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试验区。
二是经济变迁。海南建省和办特区，实行特区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海南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93年以来，海南明确提出了三次产业发展的方向，初步形成了以新兴工业、热带高效农业、热带海岛旅游业为支柱的新的产业发展格局。1996年海南提出逐步建设“一省两地”，即中国沿海的新兴工业省、中国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中国南方休闲度假旅游胜地。本阶段海南经历了历史上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岛屿经济增速明显加快，产业结构逐渐优化，旅游业日益成为全省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但是省内东、中、西部还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发展差异，广大中西部县市经济水平还较落后。
注：左图为海南发展成国际旅游岛后开发的沙滩
三是人口变迁。建省后海南人口呈有序稳定增长态势，总人口上升幅度渐趋合理。城市数量明显增加，非农业人口总数及其比重逐年稳定上升，人口分布不均衡；海岛北部、东部地区人口密集，而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人口也较少；人口流动更加频繁，人口构成更加广泛；海南建省办特区和建设国际旅游岛，吸引了大量外来人才和民工涌入琼岛，极大地改变了海南人口结构，并带来不同地区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人口性别比偏高，老龄化趋势明显。此外，海南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2005年，65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为70.73万人，占8.56%。
海南岛特殊的岛屿环境和资源禀赋，决定了海南岛不同于内地的特色经济结构，必须重点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服务业，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约发展新型工业，升级发展热带特色现代农业，加快发展海洋经济。
总结：纵观两个阶段海南岛总的社会变迁特征和规律，可以看出，建国以来，海南岛经济发展和人口数量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增长。国家在政策上也逐渐向海南重点倾斜，海南岛社会生活变迁逐渐步入良性发展阶段，但由于岛屿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闭塞性，加上经济基础薄弱，农业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海南岛总体仍属于我国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特别是海南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岛经济开始飞速发展，产业结构渐趋合理，政治体制逐渐理顺，人口数量和素质也逐渐提高，海南岛社会生活变迁开始进入积极变迁阶段。
建省办特区，极大地促进了海南岛良性社会变迁；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掀起了新时期海南岛社会积极变迁与岛域全面开发共轭演进的新一轮热潮，这表明了国家层面对海南岛战略地位的重视，对推动海南岛积极社会变迁和经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当前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大背景下，海南岛必须大胆探索创新，创建独特的海岛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和积极的社会变迁模式，为国际旅游岛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真正把海南岛建成一个富强文明的和谐岛、生态岛、文明岛和旅游岛。
注：左图为建省前黎族姑娘单一的服饰。
为了为群众服务和代表他们正确地意识到的利益，先进队伍即组织必须在群众中开展自己的全部活动，毫无例外地吸收他们中间的一切优秀力量，并且要随时随地仔细客观地检查：是否同群众保持着联系，联系是否密切。这样，也只有这样，先进队伍才能教育和启发群众，代表他们的利益，教他们组织起来，使群众的全部活动沿着自觉的阶级政策的道路前进。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
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革命是要通过试验和实践来学习的，只有当千百万人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成其为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
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
在日常生活中改变党的工作方式，改造党的日常工作，使党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党不但不脱离群众，而且日益接近群众，唤起他们的革命意识，发动他们参加革命斗争，这是一件最困难但又最重要的事情。
一、社会变迁概述
从19世纪开始, 社会学家提出了许多相当于社会变迁的词语, 也流行过许多理论, 如历史循环论、社会进化论、社会均衡论、社会冲突论等, 至20世纪20年代社会变迁概念才广泛确立起来。对于什么是社会变迁, 中外学者给出了很多定义, 在此引用最常见的定义, 即社会变迁是指社会关系基本形态的变异。
根据以上定义, 我们可以对社会变迁的内涵作如下具体解释:第一, 规定于宪法之中的有关国家的基本性质, 国家政权的组织方式等,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 我国目前的阶级结构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但组织结构及职业结构却可以仰赖于一种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不同的社会运行方式, 随着社会经济, 政治, 文化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第三, 由于组织结构及职业结构的变化, 随着人民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发生的巨大改变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产生, 将导致更多的民意与权益可以通过适当的渠道与领域加以表述与传达。
二、市民社会基本内涵
(一)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的概念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并于20世纪中叶炽盛的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 以不同的形式, 从不同的向度试图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行前所未有的干预。“为对此种猖獗的‘国家主义’做出回应, 人们开始诉诸市民社会理念, 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极度的紧张做出检讨、批判和调整, 以求透过对市民社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家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关系。”[1]我们不难发现, 市民社会理念正是在国家与社会这对范畴中加以展开的, 套用查尔斯·泰勒的话说, “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 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 并部分独立于国家。
(二) 市民社会有相对自主的社会运作形式
众所周知, 国家的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法规, 用一种相对强制性的方式加以实行, 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正是由于政治国家这种管理方式, 使得其从一开始出现便带有一种如不有效制衡就会易于膨胀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全体成员也会时刻处于被公权力侵犯的可能之中, 因此, 必须有一领域是公权力所不能涉入的, 这一领域便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社会成员根据私域的特点自发形成, 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契约型规则、自治能力和利益格局决定了市民社会采取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行方式。所以相对于政治国家的管理方式而言, 市民社会拥有其特定、相对自主的社会运作形式。
(三) 市民社会有其特殊的运作机制
简述而言, 市民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是一种相对自主的, 自下而上的运作方式。
首先, 体现这种特殊运作机制的就是它的契约型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作为商品所有者的个人必须摆脱各种社会限制和束缚, 能根据市场规律独立自主地判断和选择, 在此基础上平等地与他人进行竞争和交易。市民社会成员这种经济地位的独立性和经济行为的自主性内在地规定了市民社会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 市民社会可以看作是一个由许多相互关联的生产、交易和消费行为构成的总和, 拥有自身的内在动力和不受外界影响的规律, 从而独立于政治或国家。
其次, 这种特殊运作机制体现在市民社会的自治能力上。在市民社会中, 个人自由得到明确承认, 个人不再是社会整体的附庸, 而是作为一个理性权利人存在, 要求在自己的权利领域内, 能够自由地创造和获取财富, 独立地处理私人事务而不是由政府官员包办代替。为确保个人有能够自由地行使选择权和决定权的生存空间, 市民社会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私人生活领域, 在政治国家之外实现自治。
再次, 这种特殊运作机制体现在利益格局的变动之上。市场经济体制下, 参与市场经济的市民在运用财产权和自由权的过程中, 培养了宽容、合作和团结的精神, 形成了一种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习惯和能力, 并通过自由结社形成了一些自我组织。在这种自由结社的活动中, 这些自我组织的地位彼此独立且平等的, 社会成员的利益也完全独立与平等, 既不受政府公权力的侵犯, 也不受其他主体的干扰。各利益主体在法律的框架内自由为其利益规划, 并通过自由博弈的方式来达致各种利益格局间的平衡。
三、中国建立市民社会的必要性
(一) 市民社会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
随着我国计划经济行政包管体制的解体, 国家开始逐步减少用行政手段来钳制各种经济组织的活动。如今, 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 此种情形下, 市民社会完全可以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培育市场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任务, 在这一进程中造就一大批独立自主的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主体———现代企业。这些现代企业 (1) 的大量涌现必然使国内的市场竞争更加充分, 促进商品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使市民社会更加完善。换言之, 在国家部分退出社会经济领域以后, 市民社会一方面能防止国家政府权威的过渡缺失, 另一方面市民社会还通过政治权力的社会监督, 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权力持有者滥用公共权力来谋取个人私利等扰乱正常经济秩序的行为, 为自身的经营打下经济基础。正是在这种“双赢”的良性循环之中, 市民社会之于市场经济的作用更会突显。
(二) 市民社会更能有效促进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
法治政府意味着公共权力是受到制约的政府, 要想使公共权力受到有效制约, 需要在公共权力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完善制约性的机制和力量。而今天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推行的依然是自上而下的运作模式。我们知道, 作为一种公权力, 它天然带有一种向外的扩张性。自政府公权力诞生之日起, 便开始逐日向外扩张, 更确切地说, 是向社会成员的私人领域扩张。我们现在要建设法治政府,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要求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退出一定的公共领域, 政府不应该是无所不能的政府, 而应该是专职管理特定领域的政府。如果仅仅依靠政府来自觉限制自己的权力, 这在终极意义上就好比一个人想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 显然是不现实的。若政府无法保证能有效自我制约, 我们就必须寻找一种可持续、可依赖的存于法治政府之外的建设力量。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独立自主的力量, 正好能够成为这种权威向专职退回的“最后堡垒”。
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一个社会仅仅只有国家是不够的, 还应该有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沟通、互动。即社会之中, 除了存在具有系统组织并配备了有效资源的国家机器和政府机关之外, 还应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比如, 我们的市民社会。通过市民社会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总和, 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变革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这也正是最近几年在法学领域所被大力提倡的“以权利制约权力”理论的真正意义所在。市民社会正是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和培育多元自治的结社组织的形式, 一方面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 另一方面又使市民社会的发展成为必然。
(三) 市民社会为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保险和控制机制
市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契约性规则、自治能力和利益格局已形成市民社会的运作机制, 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 一方面可以形成自由平等且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 在这些群体中, 社会成员的利益完全由其自身所决定, 各种利益集体间可以达成一种理想的博弈效果, 这对社会稳定起到一定的保险作用;另一方面, 假若由于政府控制不力, 导致社会出现某些程度的混乱时, 市民社会可以通过其特有的运作机制对社会局势进行有效的控制。由于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非政治化, 政治上的变动对社会这些领域产生的连带反应会大大减弱。
四、中国建立市民社会的途径
由以上综述可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法治政府建设脚步的加快, 在中国构建市民社会不仅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而且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政府的建设创设良好的大环境。因为市民社会建立的主旨皆在于通过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建立与国家公权力相平衡的社会体系。社会成员进入“公域”本就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 只有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 民主法治才会成为现实。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及现代化启动的特殊方式, 其间夹杂着许多不利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因素, 而这恰恰需要社会成员进入“公域”对公权力进行纠正与控制, 同时, 社会成员进入“公域”能集思广益, 能防止国家的决策错误, 使国家决策更加科学化。正如邓正来先生所说, 建立中国市民社会应采取理性、渐进的两步走的办法, 主张“两个阶段发展论”。第一阶段为形成阶段, 其间有国家和市民社会成员并存:国家在从上至下策动进一步改革的同时, 加速变更政府职能, 主动地、逐渐地撤出不应干涉的社会经济领域;社会成员则充分利用改革的有利条件和契机, 有意识地、理性地由下至上推动市民社会硬件。这一阶段的活动主要集中和反映在经济领域。第二阶段为成熟阶段, 其间社会成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同时, 逐渐进入“公域”, 参与和影响国家的决策, 并与国家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五、结论
正处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 面对着社会变迁的必然历史趋势已无多少选择可言。市民社会以其独特的运行机制与优势, 将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必然之路, 这一内容也将必然是我国社会学界以及国家决策者所共同关注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参考文献
《谁统治美国》无情地戳破了这些神话。威廉·多姆霍夫在这本历经多次修订的著作中始终如一地指出：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着自己的统治阶层，这些上层阶级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组成一个密切交叉的无形网络，犹如一只巨大而无形的手，操控着这个国家的运作，对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施加着巨大的影响。如果说美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并不在于它没有统治阶层，而在于这一阶层运用自己权力和影响力的方式。
构筑网络
乍一看，这种论调很有几分阴谋论的味道：一小撮金融寡头之类的人物，通过秘密的社会网络，隐秘而无形地操纵着他所在世界的运行。但这一次并非空穴来风——多姆霍夫所指出的企业共同体(庞大的董事网络及其结构性的联盟复合体)在美国确属一个突出的社会现实，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了社交俱乐部和阶级认同对一个上层阶级网络构成和自我凝聚所起到的微妙而巨大的作用。
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时，许多政治观察家都指出，两位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和约翰·克里都出身于新英格兰老牌的贵族世家，都进入常春藤大学就读，在校时甚至都参加过一个极端隐秘的上层阶级内部精英组织——骷髅会。加入这个组织的人都要经受严格的遴选，遵守一系列纪律，毕业后常常互相予以秘密的支持。这种社交俱乐部性质的小型精英网络，在美国上层阶级中广泛存在，本书中所分析的“波西米亚丛林”就是这样一个网络。
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的国家结构一直相对软弱、分权化且分散化，而社会力量则盘根错节极为强大。因此，国家有效地贯彻其意志而不遭到社会反抗的强国家形象，在美国历史上根本是一种极端罕见乃至不存在的特例。相反，美国政府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都是一个分裂的政府，完全向各种外部势力开放，由此，资产阶级的代表可以十分容易地向国家机构中渗透，国家权力也就容易受选举过程中宰制关系、企业共同体和政策研制网络的任命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统治力量隐藏在社会力量庞大和复杂的网络之中。美国更接近于新马克思主义的强国家概念，即拥有一个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非常强势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其国家组织能够很好地服务于这一阶级的利益——在这一点上，美国几乎是一个典型。
正因为长期以来社会大于国家，美国的资产阶级一直分裂为多种狭隘的利益阵线并接受和鼓吹一种反国家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他们也向来受益于这种状态。J.P.Nettl在其开创性研究中曾指出，英美两国都可以排除在“必须以武力推翻的国家清单之外，因为(这两国)根本没有这样的国家机器可供推翻”。其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的国家政治权力结构已经完全为社会力量所渗透，美国的国家行为主体身份是不充分的，实际上常常受到社会集团通过各种途径来施加对政治和社会过程的影响。
这样说来，由一个社会学家来讨论“谁统治美国”的问题确实比一个政治学家更适合。因为要追溯美国的权力、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必须特别留意组成国家机器结构的各种正式组织、非正式网络以及共同规范，尤其是各领域的社会网络如何通过不断发展的横向联系网络，不断地相互促进和强化，最终完成对国家权力的掌控。
这其中的一个绝佳案例便是书中所提到的企业共同体之中的连锁董事会。多姆霍夫以清晰的网状结构图描绘出美国一些大公司董事之间形成的相互交叉、密切联系的内核圈，这种横向联系之强足以抵挡任何外来冲击，最终造成一种结构性的经济力量，牢不可破。2000年，美国前500家企业占全美企业57％的利润，因此中小企业根本无法构成一种制衡力量。而在这个共同体的董事之中，90％以上都是男性白人，他们所在的企业为整个美国提供了大多数的商品和服务，他们才真正掌握着这个国家的财富和影响力。
和蜘蛛织网一样，这一上层阶级的网络也是通过长时间精心编织起来的。如作者所言，“通过在各个董事会里的碰面，那些相互兼职的董事们培育出了一种社会凝聚力以及与他们经济权力相配的共同视角”，这样，当出现某些政治或社会事件时，他们便会倾向于持有相同或接近的立场，并自发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促成自己的观点占据上风。此外，他们通过空间上的隔离来保持自己的特殊阶层认同：他们远离已被低收入移民“污染”的老城区，迁移到郊外的上流社区。而俱乐部则培养他们骄傲的排斥态度和一种内部团体感。
中国的古话常说“官官相护”，那么，在美国给人的印象则是“上层阶级之间相护”，他们所结成的网络常常施加非正式的、但却强大的影响力，这种网络同样可能造成社会的不平等，但却远比“官官相护”更加难以打破。并非只有中国才讲“关系”，也有美国特色的“社会关系(social network)”——申请学校、就业、做生意、政治游说等处处可见这一网络的强大而隐含的力量。父母是常春藤大学校友或捐助者的学生，同样进入常春藤院校的几率要高得多，否则，以当初小布什的学习成绩，是根本进不了耶鲁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的科举或高考制度还比美国要平等一些。
在这样一个网络面前，基本上无人可以对抗，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新来者，最明智的、或许也是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入到“老同学网络”(old-boy network)中去，而他们的妻子被上层阶级的社交活动接纳也是其丈夫事业的一部分，这样有“贵人相助”，他们才能继续获得成功。表面上，他通过加入某个俱乐部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在事实上，通过这一过程，为双方都带来了增率缓慢而长期的收益，他获得了一种社会资产(social capital)。这样一个社会网络没有任何中心，因此，看起来似乎并不存在某个中心在操控美国，但正因为它没有中心，它也就不可能通过摧毁中心的方式来加以颠覆。
一起来统治美国
自去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变化：奥巴马总统在“变革”的口号之下，获得前所未有的支持，其“刺激方案”中大笔增加各级政府提供的穷人医保及联邦政府公共医疗卫生开支，力图将整个中下层阶级纳入利益分配中来。在过去几
十年里，共和党曾成功地将民主党描绘为劫中产阶级之富、济下层阶级之贫的政党，但长期来看，民主党现有的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将会把中产阶级绑在民主党的投票机器之上，使得共和党数十年内难以翻身。而共和党自去年大选败北之后，已日益显示成为一个与基督教右翼联盟的极端保守派组成的权力精英集团，排挤党内温和倾向的人士。
如果奥巴马能成功，则势必极大地扩展和巩固民主党选民的基本盘，激发更多中下层阶层的参政议政热情。美国的中产阶级长期以来持有这样一种理念：权力由全体人民所拥有，并经由他们同意，委托给政府去行使。这种“信托责任制”，如本书所言，在现实中遭到了挑战。虽然没有哪个集团和阶级公开地拥有权力，但他们实际上拥有着影响力。这一点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一个有着广泛人际网络的亿万富翁必然拥有比一个穷人更强大的社会资本和影响力，并更能运用这种影响力来达成自己的目标。正如中国现今的许多商业领袖也常常利用自己在读EMBA时所结识的“圈子”来相互增强力量，以获得一种彼此促进的长期收益。
然而从现实来说，一个社会必须使更多、更广泛的阶级一起参与到整个政治和社会进程中来，直至所有公民，否则都是令人不安的。确实，美国的政策研制网络和公共舆论也常常掌握在权力精英的手中，但至少一些备具争议的社会议题通过广泛的传播，能使得尽量多的公民参与进来，它们包括堕胎、同性恋婚姻、死刑、枪支管制、学校祈祷以及色情业。在这个议题上，不同的民间团体、社会组织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奥巴马政府兼济下层阶级的策略虽然有着政党利益的考虑(赢得这部分选民的支持)，但客观上也会增强这部分民众参与这一议题的积极性(因为关涉他们切身利益)，从更远的时期看来，也会使得这些相对底层的民众更深地参与进“统治美国”的议程中来。
在美国，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和民间组织通过政策研制、公共舆论和政治游说的方式来施加影响，发出自己的声音，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另一本著作《在华盛顿代表上帝》中曾集中讨论宗教团体在美国政治游说中的力量，虽然美国宪法严格坚持政教分离，但事实上宗教团体对堕胎、同性恋婚姻、死刑等重要议题上的观点都具备极大的影响力，宗教社团也是美国“最大的非精英团体”。总体而言，美国社会推崇个人奋斗的价值观(所谓“美国梦”)，虽然宪法保护结社自由，但劳工组织等中下阶层的社会网络却不如一些欧洲国家强大，而资产阶级的垄断性却远甚于欧洲，这也是美国权力精英网络能牢不可破的重要原因。
因此，美国普通民众以往很难与社会性的权力网络相抗衡，他们既缺乏阶级认同，也很难在一种极端分散的状态下形成统一的政策主张；而且，由于许多政策研制和民意塑造工具都掌握在精英手中，人们常常发现自己无法公开反对权威人士的观点。但现在网络提供了一个意见公开交流的平台，使普通民众也能够在大范围的讨论中形成自己的清晰主张，而要影响他们的观点则与以往相比更为困难了。正如作者多姆霍夫所言，也许下一次社会变迁将以预想不到的方式，在意想不到的时机发生，这也是他自1967年以来40年反复修订本书达5次之多的原因，因为这样才能确切地追踪和描述美国政治社会背后那只无形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