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中

诉讼中（精选7篇）

诉讼中 篇1

民诉中参与人是一大块内容，也是诉讼行为的基础，但规定只有寥寥数条，现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就一些具体的情况做个梳理总结，希望能给大家提供帮助。

1、法人的正职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的代表人；没有正职负责人的，由主持工作的副职负责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设有董事会的法人，以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没有董事长的法人，经董事会授权的负责人可作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以其主要负责人为代表人。

2、在诉讼中，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更换的，由新的法定代表人继续进行诉讼，并应向法院提交新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书。原法定代表人进行的诉讼行为有效。本条规定，适用于其他组织参加的诉讼。

3、民诉第49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

1）、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2）、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型联营企业；

3）、依法登记领取我国营业执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

4）、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登记证的社会团体；

5）、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

6）、中国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7）、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8）、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街道、村办企业；

9）、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其他组织。

4、法人非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虽依法设立，但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法人为当事人。

5、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因职务行为或授权行为发生的诉讼，该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当事人。

6、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并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在诉讼中，该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与其挂靠的集体企业为共同诉讼人。

7、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死亡，有继承人的，裁定中止诉讼。人民法院应及时通知继承人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被继承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承担诉讼的继承人有效。

8、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合伙组织雇佣的人员在进行雇佣合同规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其雇主是当事人。

9、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为当事人。有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业主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

10、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在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个人合伙有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全体合伙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被推选的代表人，应由全体合伙人出具推选书。

11、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经仲裁机构仲裁或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当事人不服仲裁或调解想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

12、法人或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即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者他人冒用法人、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者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

终止后仍以其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以直接负责人为当事人。

13、企业法人合并的，因合并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合并后的企业为当事人；企业法人分立的，因分立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分立后的企业为共同诉讼人。

14、企业法人未经清算即被撤销，有清算组织的，以该清算组织为当事人；没有清算组织的，以作出撤销决定的机构为当事人。

14、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

15、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

16、在继承遗产的诉讼中，部分继承人起诉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被通知的继承人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人民法院仍应把其列为共同原告。

17、被代理人和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为共同诉讼人。

18、共有财产权受到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应当列为共同诉讼人。

19、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诉第119条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

20、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追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

21、民诉第54和55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一般指十人以上。

22、依照民诉5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确定的，可以由全体当事人推选共同的代表人，也可以由部分当事人推选自己的代表人；推选不出代表人的当事人，在必要的共同诉讼中可由自己参加诉讼，在普通的共同诉讼中可以另行起诉。

23、依照民诉第55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不确定的，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当事人推选不出的，可以由人民法院提出人选与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的，也可以由人民法院在起诉的当事人中指定代表人。

24、民诉第54和55条规定的代表人为二至五人，每位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25、依照民诉第55条规定受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通知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登记。公告期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确定，最少不得少于三十日。

26、依照民诉第5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登记的当事人，应证明其与对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和所受到的损害。证明不了的，不予登记，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人民法院的裁判在登记的范围内执行。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人民法院认定其请求成立的，裁定适用人民法院已作出的判决、裁定。

27、依照民诉第56条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由人民法

院通知参加诉讼。

28、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出上诉。但该第三人在一审中无权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

29、在诉讼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事先没有确定监护人的，可以由有监护资格的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在他们之间指定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当事人没有民法通则第16条第一、二款或者第17条第一款规定的监护人的，可以指定该法第16条第四款或者第17条第三款规定的有关组织担任诉讼期间的法定代理人。

30、除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之外，当事人还可以委托其他公民为诉讼代理人。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可能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人以及人民法院认为不适宜作诉讼代理人的人，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

诉讼中 篇2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社会关系和社会纠纷也逐渐复杂, 法律纠纷案件越来越多。有些案件是标的额巨大, 法律关系复杂, 社会影响力大的复杂案件;有的案件则是事实清楚, 标的额较小, 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争议不大的案件。对待这两种案件时, 传统的方式就是适用同样的诉讼程序进行审理, 但是, 在实践审判中发现, 复杂案件的审判需要花费大量的物力人力, 而标的额小的简单案件因为程序的规定适用同复杂案件一样的普通程序, 一个环节, 一个步骤的进行, 造成了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浪费, 而且也将降低了法院的工作效率, 加大了法院的工作量。对标的额小的简单案件实行简便于普通程序的程序改革成为各国民事诉讼法学界的问题。日本、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不同程度地对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更在立法上确立了小额诉讼在诉讼制度中的新地位, 将民事诉讼向更方便、更经济、更快捷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

2013年1月1日全面开始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157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 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此条规定掀开了我国民事诉讼中小额诉讼制度的大门。

二、目前我国小额诉讼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 关于小额诉讼标的额范围限制的问题

我国2013年开始实施的《民事诉讼法》第162条对小额诉讼制度的法律规定为:基层人民法院和他的派出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157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 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 实行一审终审。

从法条中可以看出, 我国将小额诉讼的受案范围按照案件的标的额的多少为限制的。按照标的额的多少, 使小额诉讼案件与普通诉讼民事案件区分开。我国并没有和其他国家一样, 进行“一刀切”的方式, 直接将标的额限制成一样的, 而是根据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发展情况不同, 依据各地的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基础, 按照百分之三十的比例为限制。这样的规定, 协调了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之间在受理小额诉讼案件时的平等。

以广东省和陕西省为例, 两省的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差异, 也决定了在两省范围内对小额诉讼受案范围的不同。使得从各省整体上看, 与其他省相比,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限制金额。但是立法只是规定了以省, 自治区, 直辖市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以下, 仅仅考虑到了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发展不同, 却忽视了各省内, 自治区, 直辖市内部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以陕西省为例。陕西省2011年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39043元, 2011年, 西安市统计局公布西安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5846元, 陕南陕北地区一些落后的国家贫困县,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不及西安市的一半。在陕西省内, 不同地区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差别如此之大, 但是在省内不同地区的小额诉讼的受案范围实行的却是一个标准。使经济相对落后的县区和西安市的一些县区在受理小额诉讼时标的额是一样, 这对不同基层人民法院在受理小额诉讼案件范围是一样的。对人均收入差别大的不同地区, 实行同样的要求, 这对整体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中的一些收入并不高的当事人就是不公平的。对小额的理解和承受能力每个人是不同的。根据法律规定的小额诉讼受的案范围, 只是单纯的根据整个陕西省的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一刀切”, 这对当事人的诉讼就有了差别对待, 是不公平的, 也使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小额诉讼案件的差异明显。

(二) 关于小额诉讼的一审终审制的争议

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制, 其预设的重要价值目标在于实现案件繁简分流, 简化程序, 提高诉讼效率, 以缓减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但是从审判实践看来, 小额诉讼的目的性太强, 就是简单的为了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 缓减法院“案多人少”的问题, 没有顾及当事人的权利。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将小额诉讼的受案标的额规定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以下。举个例子。假如A省2012年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35000元, 百分之三十是10500元。如果一个案件的标的额为10500元的话, 这个案件实行小额诉讼一审终审制。当法院判决后, 当事人不服时, 当事人只能提出进行审判监督程序。但是有一个法律关系一样的案件的标的额为10501元, 那么它将不适用小额诉讼制度, 适用普通程序。当事人在不服一审判决后, 可向上一次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实行两审终审。如果当事人还不服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的话, 也还可以再提起审判监督程序。这样, 仅仅是一元之差, 却使同一个省内的当事人的, 同样法律关系的案件, 只因为1元只差, 就使当事人少了一条救济途径。而且在诉讼中, 当事人有充分的自主权, 自己可以选择上诉, 也可以选择不上诉。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制度, 不仅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 也没有为当事人提供完善的救济程序, 无法使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

三、对完善我国小额诉讼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一) 完善小额诉讼标的额限制范围的思考与建议

在英美法系中, 以美国和英国作为代表。美国国土面积广大, 各州发展水平不一样, 各州对于小额诉讼受案标的额的最高限制是不同的, 由500美元到10000美元不等, 但一般都在5000美元一下①。2008年, 英国的人均收入折合人民币307245元, 标的额的限制折合人民币为53945元, 即人均收入的17.56%是受案标的额的最高限②。在大陆法系中, 日本和德国是最典型的国家。1996年日本规定标的额的最高限为30万日元, 2003年修改为60万日元③。在德国, 2008年人均收入为42440美元, 折合人名币287276元, 标的额限制为600欧元, 折合人民币5520元, 其比例为1.92%④。在中国台湾地区, 对小额诉讼标的额的限制分为两档。在标的额为10万元以下的, 法律直接规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标的额50万元以下当事人可以书面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⑤。

从诉讼法理的角度上看, 对于小额诉讼案件受理采用明确规定数额的立法形式, 虽然有利于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的具体操作, 以及保证小额诉讼程序适用上的统一, 但是诉讼的目的是让当事人的权利在法律的帮助下得到保护, 而不是为了法院的方便, 不应该仅以标的额限制对小额诉讼立案范围的加以限制。且在诉讼实践中, 争议标的额所能确定的仅是一部分案件的难易情况, 或者说仅以争议标的额为标准不可能区分所有案件的难易程度。有的案件标的额确实很小, 但是其法律关系复杂, 不一定适用小额诉讼制度。因此要准确的判断案件的难易程度, 以便更好的发挥小额诉讼功能。我认为, 在立案时, 法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来判断案件是否可以进行小额诉讼。

(二) 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制的完善建议

审级制度, 是指一国法律规定的审判机关在纵向组织体系上的层级划分以及诉讼案件经过几级法院审理后, 其裁判立即发生法律效力的制度⑥。在我国现阶段, 《民事诉讼法》中将两审终审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来规定。在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时, 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开始二审程序。而在2013年实施的《民事诉讼法》中, 小额诉讼的规定打破了两审终审制, 实行一审终审制。小额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可以向其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基层人民法院判决后, 对判决不服的不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只可以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对于小额诉讼的判决是否可以提起上诉的问题, 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做了不同的规定。

在美国, 各州的规定是有所不同的。 (1) 准许双方上诉的。纽约州等规定, 双方当事人对判决结果不服的, 均可以提起上诉。 (2) 准许被告上诉的。在加利福尼亚州等, 规定对判决结果不服, 只许被告上诉, 原告只有在被告提起的反诉中败诉, 否则不得上诉。 (3) 禁止上诉。夏威夷州等规定小额诉讼的案件不可以上诉。 (4) 有条件上诉。有的州对上诉附加了一定的条件, 只有在符合这些条件, 才可以上诉。总的来说, 美国对小额诉讼案件实行的是有限制的上诉制度。⑦

通过对美国的小额诉讼制度的了解, 可以看出在确立有小额诉讼制度的国家或者地区, 基本上没有像我国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实行一审终审制。即使各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小额诉讼的权利救济上有所不同, 但是基本上都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上诉权, 并且严格控制再审。

小额诉讼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制度从现在看来是更好的立足于司法审判者的角度而不是诉讼当事人的角度。它的设计过于简单, 缺乏可操作性, 强制规定一审终审制, 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严重不足, 导致了立法目的与实际运行状况的偏离。所以, 我认为在小额诉讼制度中的一审终审应该赋予当事人合意适用程序的选择权。例如, 对于具有人身属性的案件, 应该赋予当事人选择上诉的权利。当事人可以选择上诉, 也可以不上诉。如果仅仅根据标的额限制, 就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如果小额诉讼无法给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话, 则小额诉讼案件应该实行简易的二审终审。否则小额诉讼的设立就没有意义。

我认为, 我国需要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 甚至在今后的民事诉讼法修改中进一步完善该制度。例如:在受案范围的限制上, 应该适度放宽。给予办案人员的一定的自由的裁量权, 让办案人员选择是否适合小额诉讼的案件。一审终审制度则应赋予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 是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这样, 最终使小额诉讼既能方便当事人, 又可以缓减法院“案多人少”的问题, 充分发挥小额诉讼制度的优势。

摘要：小额诉讼制度在世界许多国家, 地区普遍存在。它的目的就是繁简分流, 速裁速决。我国的新《民事诉讼法》其中第162条明确规定了小额诉讼制度, 这标志着小额诉讼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但是仅用一条法律规定来构建一个制度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对小额诉讼案件标的额的限制以及实行一审终审制的规定都有失公平, 不符合我国民事审判的实际情况, 难以保障当事人的权利, 没有做到效率与公正兼顾。本文是对小额诉讼案件标的额的限制以及实行一审终审制的现状分析, 以及提出的完善意见。

关键词：小额诉讼,标的额,一审终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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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汤维建.新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M].北京:国检察出版社, 2013.

“刑事诉讼中的行政诉讼制度” 篇3

摘 要 “刑事诉讼中的行政诉讼”是陈瑞华教授在其著作《论法学研究方法》中提出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它把刑事诉讼中法院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采取的强制行为的界入审查类比为行政诉讼，因为两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都是法院居中，一方是强势的国家机关，另一方是弱小的一介草民。它是对警察权和检察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公民权利的侵犯问题提出的解决思路的概括。按照类型的不同，可以分为美国的令状主义模式、俄罗斯的司法审查模式和我国的刑事赔偿模式。这三种模式各自的优劣决定了我国在以后的选择路径上，不应单纯采用一种模式，而应该扬长避短，发挥三种模式的最大合力。

关键词 刑事诉讼 行政诉讼

一、美国的令状主义模式

1．令状主义模式概述

令状主义，是指执行侦查职能的官员在执行逮捕、搜查、扣押、监听等强制侦查行为时，原则上必须有法官或其他中立的官员签发的令状才能进行的原则①。1791年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照合理根据，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具体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被认为是美国令状主义原则确立的宪法依据。

2．令状主义模式的积极意义

一方面，令状主义具有监督执法的意义，通过令状这一法定形式督促侦查机关只有在具备足够的法定材料，有了足够的怀疑以后才开展对涉案当事人的强制侦查措施，因为只有在具备“合理根据”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批准令状。另一方面，它也具有保障人权的意义，相比由侦查机关单方面决定相对人的命运，中立第三方的法院的参与也有利于保障公民的人权，以避免侦查机关在决定有关事项时存在立场上的偏私。

3．令状主义模式的局限

令状主义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可能被“形式化”，因为案件繁多，司法资源有限，再加之实际情况被侦查机关所挟持，呈现给法官的只是书面纸质的东西，法官难免由于无法了解真相而急急作出判断。第二，签发令状这一程序只能进行事先的监督，而签发令状以后的情况法官无法掌控。第三，针对令状本身的救济制度也需完善。

二、俄罗斯的司法审查模式

1．司法审查模式的基本概况

司法审查模式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院对侦查机关“强制处分”行为的决定权。根据《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101条的规定，法院有权对包括羁押、延长羁押期限、停职、扣押财产、金钱处罚等在内的对当事人的权利具有比较严重的影响的强制处分行分作出裁定。而其它强制处分行为可由侦查机关或法院决定。二是法院受理对侦查机关人员行为的申诉②。根据第123条和125条的规定，对于侦查中“可能损害刑事诉讼参加人宪法权利和自由”的强制措施，刑事诉讼参与人可以向审前调查进行地的法院提起对这些行为的司法审查。

2．司法审查模式的积极意义

司法审查模式兼具事先救济和事中救济两种方式的特点。审前侦查过程中，它通过法院对强制处分行分的审查决定，将决策者与执行者分开，可以避免两位一体时执行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决策。这种决策采用了开庭审判的方式，从而保证了它的公开公正性。其后的申诉制度是一个非常具有独创性的制度，它保持了这样一种冷静，即它不认为经过了法院对强制处分行为的审查决定，那么理所当然地诉讼进行过程中侦查机关的司法行为便一定具有某种遗传的合法合理性。此时仍给予当事人因司法行为造成某种侵害从而享有在诉讼过程中为自己辩护、向法院请求救济的权利，无疑不是一种法律制度设计周到和宽容的考虑。

3．司法审查模式的局限所在

尽管这种司法审查模式具有事先和事中的优点，但是由于毕竟是新生事物，又属于转型时期的法律，不免带有某种残存的缺陷。第一，并不是所有的强制处分行为都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侦查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仍然十分广泛。第二，诉讼进行过程中的“申请和申诉”程序规定得过于粗略，对它在实际中真正能够起到的作用表示怀疑。第三，由于俄罗斯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司法实践并不如法典一样可以迅速从强职权主义转向当事人主义，以查明犯罪而不是保障公民人权为目的的刑事诉讼理念不可能短期立马改观，再加之俄罗斯经济处于复苏状态，对司法部门的预算不到位或不足，也可能导致对法律条文的架空③。

三、我国的刑事赔偿模式

1．刑事赔偿模式的基本概况

刑事赔偿是国家赔偿的一种，是指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当事人人身权或财产权，由国家予以赔偿的制度。这是一种事后对刑事强制措施进行监督救济的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章“刑事赔偿”的规定。刑事赔偿需经过以下几个程序：第一，向赔偿义务机关请求赔偿，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之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第二，若赔偿义务机关不作决定、不予赔偿或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的，可以在30日内向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之内进行答复；第三，若复议机关不答复或当事人对复议处理不满意的，两个月内可以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第四，赔偿委员会应当在3个月内作出决定；第五，当事人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赔偿委员会申诉。

2．刑事赔偿模式的积极意义

刑事赔偿作为一种事后的赔偿救济模式，从宏观上讲，它在全社会树立了一种“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平等思想，让所有的公民都知道不论是个人犯法，还是国家犯法，都应当追究其责任，并且给予受害人赔偿。从中观上讲，刑事赔偿有助于消解社会矛盾，不论是出于历史的，还是出于现实的原因，老百姓对司法机关普遍呈现不信任的态度，“八字衙门朝南开，无钱有理莫进来”、“吃了原告吃被告”便是这种心理反映下在俗话俚语上的体现。从微观上讲，刑事赔偿在弥补当事人因非法的强制侦查行为造成的损失方面有其积极意义

3．刑事赔偿模式的局限所在

第一，刑事赔偿的范围太小，这一点可以从致害行为、侵犯的权利种类、赔偿的方式三个方面去分析。第二，刑事赔偿这种金钱赔偿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变侦查机关的作风这个需要根本改变的问题不确定。第三，刑事赔偿的程序设计不够科学。

四、世界眼光，中国思路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对侦查中的强制措施监督救济的事先－事中－事后三种模式来，美国令状主义模式是事先的监督，俄罗斯司法审查模式兼具事先和事中的特点，中国刑事赔偿模式是事后的救济。这三种方式各有优缺点，如果能博采众长，便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监督救济体系。而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具有极大的张力，以上的这三种模式按照上述的分析都属于“刑事诉讼中的行政诉讼”，所以笔者主张将三种方式都纳入到现行行政诉讼的体系中来，构建大一统的侦查强制措施监督救济途径，使行政诉讼能够进一步向对实现实质意义的“司法审查”的追求上靠拢，其内涵得以自然延伸。

1．理论上的依据

实施侦查强制措施的机关要我国要么是公安机关，要么是检察机关，特殊性质的机关鉴于涉及国家主权问题而不予考虑。警察权和检察权带有很大的命令性单方色彩，与交涉性判断性的司法权并无太多相似点，更靠近行政权。同样，在侦查强制措施的实行中，个人没有足以对抗侦查机关的力量且国家规定“若不服从即违法”，公民没有不守法的自由，个体除了服从别无选择。那么同样由价值中立的法院提供一种这样平等对话的空间，既是对当事人自愿失去的反抗自由的一种补偿，又是司法权的本质要求所在。

2．检察机关不能成为对侦查强制措施监督救济的主体

检察面关不能成为这种司法审查的主体，这一点是由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和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第一，检察机关自身还承担着一定的侦查任务，即自侦案件。即使在非自侦案件中，它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同样的目的和任务。我国的线性诉讼结构决定了公安机关的侦查始终围绕着检察机关的起诉并为其提供服务，这就注定了检察机关在对侦查强制措施的监督救济中不具有超脱的中立地位。第二，我国的侦查强制措施力度比较大，时间较长，对公民的人身权利限制强度很大，甚至还出现了审判前羁押的时间长于刑期的案例，而依照各国司法实践，只有法官才具有长期限制一个人人身自由的决定权。所以，对于侦查过程的强制措施的监督救济的任务只能由中立的法院来承担。

3．构建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行政诉讼”制度

（1）事先：建立类似审判程序的侦查强制措施的法院审批制度

我国应当建立专门的法官或者指定行政诉讼庭负责这一项事务，而负责刑事诉讼的法官不应参与进来，以避免审前介入诉讼影响审判的中立性。它包括以下几个程序：首先，由拟实行侦查强制措施的机关向法院负责的部门提出申请，提供相应证据，类似立案程序，由法院决定是否受理；其次，法院经过初步审查，如认为证据太少等很明显不符合条件的情形，可以不予受理。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受理；再次，法院如果决定受理，以书面审理为主，以开庭审理为辅。对当事人影响较为重大的强制措施，可以通知当事人到庭，双方对抗答辩；最后，法院作出裁定，事实与理由部分依照的证据不需要那么充分，心证要求程度也较低。除此之外，还应规定相应的配套制度。

（2）事中：将当事人对强制措施不服的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事前的审查救济不了在强制措施的实行过程中，侦查机关对当事人的权利侵犯的问题，合法的侦查启动并不意味着合法的侦查执行。因为侦查机关难免在追求部门利益过程中侵犯到当事人的权利，这时，有必要将对强制措施不服的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关于这一点的法理依据和实践依据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展开，这里只就具体制度安排进行分析。首先，当事人本人、法定代理人或代理人（在当事人失去人身自由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其次，按照正常的行政诉讼程序开展；最后，法院作出“责令侦查机关纠正其行为”或者“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判决，并交付强制执行。

（3）事后：进一步完善刑事赔偿制度

事后的刑事赔偿制度可以弥补当事人因刑事强制措施所遭遇的不利益，起到最后的保障作用。它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第二步的行政诉讼中，法院作出“责令侦查机关纠正其行为”的判决后，可以赋予当事人有要求侦查机关赔偿的选择权，采取强制措施这一段时间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当事人有要求赔偿的权利。第二种是传统的刑事赔偿类型。进一步完善刑事赔偿制度需要做的很多，只要我们树立起凡侵权必须赔偿，以人为本的思路，摈弃以国家利益为导向，为本位的意识，很多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注释：

①宋世杰,陈志敏.论令状主义.诉讼法论丛(第10卷).法律出版社.2005.

②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新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诉讼中管辖的总结 篇4

在事业单位考试中但凡涉及到诉讼的考题中，很多考生都分不清楚诉讼的管辖问题，所以现就诉讼中的管辖做简要的分析：

一、.知识点分析：

(一)刑事诉讼的管辖

1、职能管辖

公、检、法三机关在直接受理刑事案件上的基本分工是：

①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②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

③自诉的刑事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由于新设立了监察委员会，所以涉及贪污贿赂类案件均是由监察委员会管辖。

2、审判管辖

①、级别管辖

(1)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但是依法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除外。(2)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恐怖活动案件;违法所得没收案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

(3)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4)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②地域管辖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③专门管辖。

(1)军事法院管辖的是现役军人和军内在编职工的刑事案件;(2)铁路运输法院管辖的是铁路公安机关侦破的案件;(3)森林法院管辖的是严重危害和破坏森林，违反森林法的犯罪案件以及所辖林区职权范围内的一切刑事案件。

(二)行政诉讼的管辖

1、级别管辖

①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②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

(1)确认发明专利权的案件、海关处理的案件;(2)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3)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

(4)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③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2、地域管辖：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向两上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最先收到起诉状的人民法院管辖。

(三)民事诉讼的管辖

1、级别管辖

级别管辖

(1)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

(2)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有：

①重大涉外案件

②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③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3)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

(4)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2、地域管辖

(1)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亲子关系诉讼中证明妨碍论 篇5

【摘要】现代社会婚外生育、未婚生育现象愈发普遍，亲子关系诉讼案件日益增长。2011年出台的《婚姻法解释

（三）》第2条将证明妨碍规则引入，但该条规定过于简陋以至于存在诸多争议问题。证明妨碍法理在职权探知主义诉讼中仍然有适用之地，现实也迫切需要在亲子关系诉讼中运用证明妨碍规则。在适用证明妨碍规则时应明晰亲子鉴定的条件、正当拒绝事由，赋予当事人程序保障，并应当考量子女最佳利益之维护。

【关键词】亲子关系诉讼；亲子鉴定；证明妨碍；职权探知；子女最佳利益

一、问题之提出

亲子关系问题由来已久，它主要与非婚生子女制度密切相关。不考虑现代人工生殖技术、代孕等带来的母亲身份不确定性，根据生理学上“母卵与子宫一体”的出生分娩的事实，子女之生母是能够根据外在感官之事实确定的，也即罗马法所言“人必有确定之母”。i从各国立法上看，子女生父之确定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婚生推定，二是生父自愿认领，三是强制认领，ii强制认领方式即属于亲子关系诉讼范畴。现代随着科技的发展，亲子鉴定技术iii日益精准，尤其是DNA亲子鉴定技术，其否定亲子血缘关系存在的准确率已经达到100%，肯定亲子血缘关系存在的准确率已经达到99.99%iv，这使得亲子关系的认定几乎达到科学上的“确定”程度，亲子鉴定也就成为认定或否认亲子血缘关系的关键性证据。然而恰恰因为亲子鉴定之超高精准性，一方当事人不配合、拒绝鉴定的行为在逻辑上也就成为必然。对于此种情形，由于认识上的不同，审判实践中曾一度出现相同亲子关系诉讼案件判决结果却完全相反的状况。v有鉴于此，2011年7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5次会议通过，并于8月13日开始施行的《婚姻法解释

（三）》第2条出台弥补了我国关于亲子鉴定问题的立法上的缺失，vi迈出了重要一步。可是该条规定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绝对化，关于证明妨碍规则在亲子关系诉讼中的适用仍然存在诸多颇具争议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明晰化、具体化，本文试就该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以期促进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更好的指导审判实践。

二、证明妨碍的法理依据

证明妨碍是从司法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程序制度，是指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基于故意或过失，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妨碍诉讼证明，致使案件事实难以解明，该妨碍证明之人即被科以一定的诉讼不利益的法理和制度。vii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包括：存在妨害证明的行为，该妨害行为违反了一定的义务，妨害行为与举证困难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妨害行为在主观上具有双重可归责性以及行为人为一方当事人或特定第三人等五个要件。viii规定证明妨碍制度的法理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种依据：

（一）经验法则说

经验法则作为证明妨碍的法理依据，是人类感性认识的结果。一方当事人毁坏证据材料、隐匿证据材料拒不交出，这通常意味着该证据材料对该方当事人来讲是不利的，对该证明妨碍之人科以不利后果，我们有理由认为假使当事人提交该证据材料，事实得以证明之后也将会是该不利后果，这具有经验上的合理性。

当然，经验法则毕竟是一种带有浓厚主观性色彩的生活逻辑常识判断，这也就意味着会出现判断错误的时候，因此它仅仅构成证明妨碍法理依据的一个层面，只是从一个角度论证了作为构成证明妨碍制度的一种基本元素。ix

（二）协力义务说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为了使所主张的事实在法官内心形成确信，应当积极的就所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但是当作为证据调查对象的证据方法为对方当事人或案外的第三人所持有或支配时，就需要对方当事人或案外第三人的协助。在诉讼法理论上，对方当事人以及案外第三人协助法院调查证据的义务称为证据调查协力义务，简称证据协力义务。x按照德国学者施蒂尔纳（Sturner）的观点，证明妨碍的法理基础是对协力义务的违反。xi

（三）诚实信用原则说

诚实信用原则原本是一种道德义务，民法在此基础上将其提升为一种法律义务，诚实信用原则有补充或解释法律的任务。基于诚实信用理念，由于对方当事人的不诚信行为，造成一方当事人证明困境，使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本应胜诉而未胜诉，却使不诚信之人逃匿于法律制裁之外，从该证明困境中获得利益，这是不恰当的，更是不公平的。因此证明妨碍规则便应运而生，考虑以证明妨碍规则为杠杆来开发“避免通过证明责任作出裁判”的法律技术。xii赫尔维希（Hellwig）也认为“事实上在比较古老的文献中即可发现这样的原则，即任何人均不得受益于恶意举动，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意图使得举证人陷入证明困境的，利用了证明责任法则，应遭受制裁。” xiii

三、亲子关系诉讼中证明妨碍存否论

笔者认为，对于一方当事人拒绝做亲子鉴定，法院不得对其施行直接强制手段。人身自由权与人格尊严是人民的基本宪法权利，如果实施直接强制手段无疑会侵害人民健康权与身体权。亲子鉴定中的基因遗传信息也是个人隐私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直接强制的方式实施鉴定，是对人格权的极大侵害。不可否认，亲子关系诉讼属于人事诉讼，应当采用职权探知主义，但是其毕竟关乎当事人之间的私益，不能绝对排除辩论主义的适用。其实，职权探知主义与辩论主义二者并非绝对相排斥的对立关系。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原则的情形，并不排斥辩论原则之方法的利用，法院应视情形，命双方当事人就法院收集所知的事实以及证据，为陈述意见或辩论，以避免对当事人造成意想不到的诉外裁判。xiv在职权探知主义下，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的权能依然存在，只不过当事人的责任得到了大幅度的减轻。xv根据上文对证明妨碍之法理依据的分析，关于当事人的协力义务，法院自受理当事人之间的争讼时才开始了解案件事实，并且案件事实发生于过去，法院对于真相的查明是一种历史性查明，是对过去的回复和还原，而当事人对于事实真相具有亲历性（一般情况下），因此通常情况下法院比当事人更加远离纷争事实，况且法院的人力物力财力毕竟有限，基于此，无论是辩论主义下还是职权探知主义下，当事人都负有一定程度的协力义务。

注释：

i何诘弥：“亲子关系确认诉讼的证明妨碍问题研究”，2012年4月。

ii陈爱武：“确认生父之诉若干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08年12月。

iii亲子鉴定技术有多种，目前较为常用的重要的是两种，即血液鉴定和DNA亲子鉴定。

iv刘开会：《实用法医DNA检验学》，西安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v毕玉谦：“对我国法院采用证明妨碍制度审理亲子关系纠纷案件的基本思考”，《法学论坛》2010年8月。

vi在2011年之前直接涉及亲子鉴定问题的规定只有两项，一是1987年6月15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作亲子鉴定问题的批复》，二是1991年8月19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藏海仙与黄士明离婚申诉案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

vii骆永家：“证明妨碍”，《月旦法学杂志》2001年第2期。

viii沈冠伶：“证明妨碍法理在医疗民事责任诉讼之适用”，《台大法学论丛》2009，38（1）：168

ix姜世明：《新民事证据法论》，学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03页。

x周成泓：“亲子关系诉讼中的亲子鉴定协力义务论”，《法律科学》2012年第2期第173页。

xi米夏埃尔?施蒂尔纳：《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xii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

xiii米夏埃尔?施蒂尔纳：《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xiv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上）》，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46页。

诉讼中 篇6

档案的提供利用是档案工作永恒的主题。任何类型的档案收集和整理工作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提供利用, 为企业的生产和经济建设服务。

在21世纪的今天, 随着全国人民法律意识的逐渐提高, 人们都希望通过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的方式来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给大家一个公正结论, 这已经是一种常见的方法。

我们通常讲的诉讼是指:谁主张, 谁举证。举证, 广泛的讲, 就是用证据为自己辩论或维权。作为经济建设中的主体——企业, 不管是否愿意, 不管处于主动或被动, 都可能被牵扯进诉讼中。而企业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源自日常社会活动中保存下来的、有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载体的原始记录, 它们既有时效性又有真实性, 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档案”。档案作用表现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涉及到劳动用工有异议的案子。“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又将企业的举证责任推向极限。在诉讼中, 企业只有提供有力的证据——翔实的档案, 才能在各种纠纷中据理力争, 稳操胜券, 不至于总是在败诉之后才想起档案的提供利用是多么重要。所以, 档案的提供利用在企业诉讼案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案例分析

案件一:付某等五人因陈某在同盛大酒店西侧桥梁下开车淹死一事诉集团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原告诉求赔偿其各项费用共计49万余元。档案处提供的《单位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单》《工程质量等级认证书》证明了本案所涉的立交桥——《同煤专用线K4+950 12+12M框构》于2007-11-20经过铁路设计、施工、监理部门和建设单位的验收, 安全等全部项目均符合要求, 并且煤炭工业大同矿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也出具了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的认证书, 所以, 该桥的设计、施工符合国家规范的要求, 桥梁本身不存在任何瑕疵。虽然法院最终判决集团公司承担了部分责任, 但却是基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因考虑, 认为该桥没有设置明显的警戒标志。如果没有档案处提供该桥设计、施工均符合国家规范要求的证据, 集团公司有可能被判承担全部责任。

案件二:农民轮换工包某诉集团公司某矿劳动争议一案, 原告诉求裁决支付其解除合同补偿金、赔偿金、三项保险金共计58 686元。由于档案处及时提供了包某于2001-05领取回乡生产补助金和一次性生活补助金的花名册, 足以证明该矿在破产前已经按照国家、省、市有关农民轮换工返乡的政策和法律规定支付了其应享有的全部待遇。所以, 该案历经仲裁、一审、二审法律程序后, 均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案件三:现阶段, 就我们企业而言, 围绕土地、矿藏资源等的一系列档案, 特别是距今时间久远的有关征 (购) 地的原始文件 (或图纸) , 它们既是企业宝贵的财富和企业有形资产最有力的证明, 同时也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在企业产权交易、土地和矿藏等各种纠纷案中, 它们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档案的原始记录性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一个企业的组建和产生肯定要有建设用地, 凡是具有长远发展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单位, 肯定都会涉及到土地征用等一系列问题, 所以, 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土地征用文件, 也就是土地征用档案。

土地征用档案包括土地登记、调查和确认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等文件, 以及核准下发的土地证、协议、买卖契约等。土地征用档案是企业在征购、租赁土地等行为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最重要的原始记录。而对煤矿这一类企业而言, 与周边的县、乡镇村民发生的土地纠纷案, 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早期档案管理不科学、不规范, 造成档案提供不得力或者干脆丢失, 最终使企业没有凭据, 有口难言, 只能接受败诉的现实。

案件四:近年来, 企业被动应诉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在逐年增加, 特别是在《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后, 随着劳动争议案件在仲裁阶段不收费、法院诉讼阶段仅收10元的低廉案件受理费的规定开始实施, 降低了劳动者诉讼企业的门槛, 使得这类案件数大幅攀升。但是, 企业劳动人事档案管理不科学、不规范, 促使企业在“举证责任倒置”诉讼证据规则的制约下, 因为劳动人事档案提供不得力, 使企业纷纷败诉, 也使得这类诉讼案件数呈井喷式上升的趋势。

在确认某劳动者在企业工龄的诉讼案中, 由于企业丢失了劳动者入职时填写的参加工作时间、出生年月等个人信息原始记录, 所以, 企业尽管明知该劳动者增加了在企业的工作时间, 但是, 司法部门最后还是按照劳动者自行改动后的工龄给予判决, 判决企业向劳动者支付数目可观的经济补偿。又比如因为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工资、福利待遇、保险给付等过程中档案的缺失或不完整, 也常使企业难逃败诉的劫难。更严重的是, 如果企业有一个案件败诉, 那么, 类似的案件数量也会急剧上升, 情况愈演愈烈, 动辄几到几十人, 多则成百上千人, 将这种劳动争议案演变为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事件, 很有可能会将企业置于死地, 从此一蹶不振。

3 总结

从以上四例案件中可以看出, 科学而系统地管理档案是至关重要的, 它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存亡和发展。档案的提供利用更是重中之重, 只有提供翔实的证据 (各门类的档案) 才不会败诉, 才能更好地维护企业利益。

美国空气：在诉讼中变好 篇7

这是1996年，那场全国性的游行中，一个车厢上贴着的抗议标语——似乎全美国的露天烧烤爱好者全都愤怒了。要烧烤还是要防治PM2.5,成了个问题。

两头受气的EPA

1996年，美国环保总署的主任负责人Carol Browner提出了一项对细小微粒排放物控制的新标准，直接涉及到了全国化石燃料工业的利益。为了反击，化工巨头们出钱邀请公关公司策划，发动群众组织了一场全国大串联。而宣传标语就是“新标准让生活方式受伤”，并强调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他们的抗议被断然拒绝了，美国环保总署的理由是：据估算，新标准会使工业受损65到85亿美元，但会为国家节省510到1120亿美元的医疗费用。

第二年9月16日，美国将PM2.5纳入国家空气质量标准：将原有的10微米微粒检测标准提高到了2.5微米微粒检测标准，确立了PM2.5的年度检测标准。

迈出了这一步，经历了多年的争论。

1993年年底，美国环境保护总署能源分析学家施瓦茨与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道格拉斯?多克里等人组成的医学团队，撰写了《空气污染和六城市致死率》并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首次就PM2.5和城市非正常死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他们的研究标明，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比污染最轻城市死亡率高26%，并将微小粒子与癌症联系在一起。这篇文章在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1994年，就在各方都在观望官方的态度时，美国环保总署收到了来自美国肺脏协会的起诉传票，起诉理由是他们没有按照美国《空气清洁法》中的要求，每五年回顾一次空气污染物标准并进行修订。

很快，肺脏协会胜诉了。

“当EPA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时，美国肺脏协会有责任采取行动，要求其履职。”美国肺脏协会国家政策与支持助理副主席珍妮丝?诺伦在接受《中国周刊》邮件采访中解释道。

随后，美国癌症协会发表研究进一步证实PM2.5与致病性的关系，这成为PM2.5立法的科学依据。在各方压力下，美国环保总署根据《清洁空气法》的要求，正式起草将其纳入《国家空气质量标准》。

1996年底，征求意见书向公众发布，得到了美国老百姓热烈的响应。据统计，环保总署一共接到了1.4万个电话、4000封电子邮件和5万份书面或口头意见书。

有人欢喜有人忧，PM2.5标准出台后，最不高兴的就是运输业和工业的受益者。美国环境总署又被美国卡车协会、俄亥俄州工业组织以及佛罗里达等州政府告上了法庭。而这一次成为被告的理由是：环保总署没有对涉及科技方面的问题进行足够的质疑，造成了他们的经济损失。

案件在各方声音的呼吁下足足拖了2年。1999年6月，华盛顿地方法院三位法官做出判决：认定环保总署违宪，“不正当地使用了国会赋予的职权”。

一边是咄咄逼人的工业团体，一边是不依不饶的NGO组织，环境总署被夹在中间，两头不讨好。

打不完的官司

1999年6月，美国环保总署联合美国司法部申请重审此案。

可他们遭到了华盛顿地方法院的拒绝。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没想到腹背受敌，美国癌症协会几乎在同一时间状告环保总署“行政不作为”。随后，曾和环保总署对簿公堂的肺脏协会，转而选择了支持EPA的立场。

“EPA面临的挑战是，标准是否仅仅考虑公众的健康，而不考虑经济问题。”珍妮丝?诺伦说，“但我们认为，根据《清洁空气法》，新标准不需要考虑成本的花费。”她形容双方当时的关系为“法庭上短暂的朋友”。

环保总署的起诉获得最高法院的通过，PM2.5的标准继续在各州落实。

2001年2月27日，联邦最高法院合议庭一致通过了终审判决：环保局的标准没有违反宪法，其做出的决定也没有超出国会赋予的职权范围，制定的标准“非常适合美国社会的国情”。

面对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时任美国环境总署署长克里斯蒂?惠特曼女士曾评价说：“环保总署做出的标准，是基于科学事实和公众健康的，不必看着哪个公司的财务报表行事。它保护的是1.3亿美国人民，包括3500万因空气污染导致的哮喘和其他呼吸疾病儿童的健康。”

2002年3月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做出了裁定，美国环保总署1997年关于细颗粒物和地面臭氧的标准有效。至此，美国工业界将必须强制执行这一标准。

至今，美国逐步建立一套相对完整的PM2.5监测网络：除各州及地方的监测点外，全国空气质量监测站共有1080个，分布各地关键部位，与最高浓度和人口密度高的地区为重点，而城市监测点按最坏质量计算。

但诉讼案件数量却不降反升，环保总署依然不断地站在被告席上。

2003年，美国14个州、多个城市以及环保组织起诉环境总署，因为其修改《清洁空气法》中关于“安装费用高昂的环保设备”的方案。此前，布什政府曾希望允许炼油厂等企业以“修修补补的方式”控制污染。原告获得了胜利。

2006年年底，加利福尼亚、康涅狄格、新泽西等12个州和美国肺脏协会、美国农场联合会、美国环保协会等组织联合起诉环保总署，控告其仍按照1997年标准评价PM2.5的年均浓度。环保总署败诉，废除了PM10的年度平均值，并确立了PM2.5的日均值标准。

过了五年，因为环境总署未能按时总结研究成果并发布新标准，肺脏协会又一次起诉了对方。“这一次，年度和24小时标准都需要加强。”珍妮丝?诺伦说道。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戴维?佩蒂特律师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邮件采访时介绍，这些年美国环保总署至少面临过上千起团体或个人类似的诉讼。

共识因何而生

在美国各环保组织屡战屡胜的同时，他们也开始了严密的盯梢行动：一只眼睛盯着污染源企业，一只眼睛盯着政府。

尽管现在仍有部分地区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达标，但美国社会已经达成共识，形成一套体系：污染者和监测者都无法做“空气质量假账”。

尊重科学的精神为此提供了保障。

美国癌症协会、美国公众健康协会以及各大环保组织，不断提出对PM2.5新的研究数据。美国肺脏协会连续十多年公布《美国年度空气环境》年报。2000年，他们曾强调烟雾可能导致近1亿3200万名美国人的健康受到威胁。而2012年的年报显示，十年来各种空气微粒污染至少下降了四分之一。

这些数据不仅为美国，更为日本、欧洲多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有效参考。

而美国的学术机构相对独立，即使经费来源EPA，只要EPA的行为有违科学，也可以直言批评。

“我们有支持或反对的权利，有在听证会上发表评论的权利，有全程参与法律法规修订的权利。”珍妮丝?诺伦在回复《中国周刊》的邮件中写道。

公众的参与和表达也有着畅通的渠道。

在《清洁空气法》中规定了“第三方矫正”原则，数据不仅要公开，还要允许非盈利组织和公众的质疑和挑战——如果觉得实施不力或信息不准，均可以起诉企业和地方政府。

美国环保总署和各地方州政府均设立了专门的新闻发布部门和渠道，以及投诉热线、信箱和电子邮箱。如果有市民举报违规行为或提出质疑，哪怕仅仅是一封邮件，也必在核实后做出书面回复。此外，政府部门还要定期举行公众听证会，邀请企业、环保组织和公民代表坐在一起讨论。目前，环保总署正在优先增设能提供公众最希望了解的信息的监测点。

当矛盾无法调和，需要法庭上见的时候，司法独立将是保底措施。

为促使污染企业进行开发有效的保护方法和设备，《清洁空气法》第109条制定了空气质量保护标准的中各个重点因素。尽管达标标准非常严苛，但是司法机构采取支持“保护公众健康”的态度。

例如，美国用铅工业企业曾联合控诉环保总署，认为其制定了完全没有必要的“首要国家空气质量标准”，严重影响了众多用铅工业企业的生产。但联邦最高法院予以驳回：即使对于尚未有百分之百科学依据的潜在危险物质，环保总署可以制定相应的准则，防患于未然。

就此，“经济的合理性”已经彻底出局，它们不再是制定空气质量标准的考虑因素。

（感谢董良杰先生、美国环保总署、美国肺脏协会提供的宝贵资料）